吴晓波
一
马云最终决定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来目睹本书的创作。
在他的承诺下，作者郑作时被允许接触历年来所有的公司档案和资料（不包括那些受商业契约条款而限制的合同，比如我们始终不知道当年高盛的种子投资到底占了阿里巴巴多少比例的股份），他可以自由采访阿里巴巴的任何一位员工，他在书中所表达的任何观点都不受到任何的制约。与传统中国公司所完全不同的、互联网公司的“阳光特性”在本次创作中凸现无遗。
终于有一天很晚了，郑作时打电话给我，他显然正深陷在激荡的创作热情中，他说，“看来马云讲的那些话都是真的。”
说实在的，就在蓝狮子财经创意中心委请郑作时担纲创作阿里巴巴成长史时，他和我们一样担心那些已知数据的准确性，比如阿里巴巴声称有600万的会员，比如马云宣告2005年每天可以赚100万元。
富有戏剧性的是，本次成长史创作历时数月，其间阿里巴巴收购雅虎中国，爆出中国互联网史上最大的一起购并案，作者目击了这个事件的酝酿、角力和发生。从访谈的一开始马云就在暗示，即将有一个大事件要发生，“它的爆炸性超过联想收购IBM的PC事业部。”郑作时将猜测此事当成了创作期间最大的乐趣，他隔两天就会跟我讨论一种可能性，ebay、微软MSN、巴菲特、亚马逊、新浪等等，每一种排列组合都让人对未来的网络势力充满了想象空间。直到8月上旬，也就是收购新闻发布的十天前，种种迹象渐渐指向雅虎：马云去美国见杨致远，中国雅虎的周鸿玮（衣字边旁）去职，百度在纳斯达克上市诱发中文搜索引擎领域的全盘重组……
对郑作时，对蓝狮子来说，关于阿里巴巴的这次零距离关注，让我们有机会领略了互联网世界中的中国智慧。
二
互联网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有时候想来，竟会让人有宿命的感觉。
尽管上苍令中国这头巨狮沉睡了很久，但它还是怜悯的。它让这个国家在1949年结束了漫长而残酷的战乱，然后举全民之力开始了一场颇有点军事色彩的农业和重化工业建设，在1978年以后，它又让国家的成长主题从主义之争重新回到经济发展的轨道上。于是，在10年之后，当互联网这个幽灵从美国东海岸的实验室里蹿将出来，搅乱整个商业世界的游戏规则时，已经初步完成了体制和观念转轨、特别是形成了一定的民间资本力量的中国正好踩在了这个转型点上。你很难想象，如果中国的经济改革再迟10年，或互联网的浪潮提前10年到来，中国的今天和未来将会是一番怎样的格局。
从互联网的角度来看，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崛起也许真是一场命定的事件。
恰如美国战略家加里·哈梅尔在《竞争未来》一书中所描述的，随着互联网世代的到来，放松管制、全球化、私有化以及新技术正在使产业边界变得毫无意义，国与国竞争、企业之间竞争的假设边界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任何商业体的生存疆域显得动荡而不可测。他像先知一样地宣称，“当下正是改写游戏规则的千载良机。”
我们宁愿相信哈梅尔是对的。在互联网诞生之前的所有产业中，后发的中国公司都已经没有了“创造未知”的可能性，在每一个制造业领域，我们都处在产业的末端，以能源消耗、环境破坏、劳动力盘剥为特征的“世界工厂”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冰冷地设定在中国发展的道路前方。只有在互联网的世界里，中国公司找到了打破疆域和重建游戏规则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尽管极其的微小，但是，它确乎是存在的。
今天，阿里巴巴的意义就在于这里，马云和他的团队试图证明这种可能性真的存在。
三
阿里巴巴常常让我想起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公司，瀛海威。
1998年6月，张树新黯然离开她一手创办的瀛海威公司，中国互联网的第一个领跑者出局了。张树新说，“现在回过头看，瀛海威不幸生得太早。”
而就在那时，马云正打算从北京回杭州创办他的阿里巴巴。
瀛海威是第一家将互联网价值定位于为中国中小企业服务的公司，它所面对的用户与马云日后的用户有很大的重叠性。更有趣的是，当年瀛海威在北京中关村曾经树起过一块很有名的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而郑作时找到一张当年马云的名片，竟跟瀛海威的这句广告词非常的相似。现在看来，他同样很可能跟张树新那样，成为那只被鸟吃掉的早起的虫儿。
“将互联网作为一个窗口，让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中小公司从这里出发，与世界对接。”
这应该是当时中国IT人共同的一个梦想，这也正是张树新创办瀛海威和马云创办阿里巴巴的共同起点。直到今天，阿里巴巴依然将此作为阿里巴巴的战略目标，他创意的推广词――“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便最直接地表达了这个理念。这个愿景无疑是现实的，无非操作者的策略不同而造成了不同的命运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