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要回到1907年10月了，我买了一艘游艇，做好了所有的准备要离开纽约去南部海域游一圈。我实在是太迷钓鱼了，这次有了游艇，我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随时随地只要我喜欢就可以去。所有的工作都准备好了。我已在股票上大赚了一笔，可到了最后关头，玉米市场把我拉了回来。
我必须解释一下，在那次带给我第一个一百万的货币恐慌之前，我已在芝加哥做谷物期货。我做了一千万蒲式耳小麦，一千万蒲式耳玉米的空头。我对谷物市场研究了很长时间，正如股票头寸一样，我在玉米、小麦上也做空的。
它们都开始下跌，而当小麦一直暴跌时，一位芝加哥最大的炒家，我叫他斯特雷登好了，突然想垄断玉米，当我将股票全部清盘，准备乘着游艇去南部时，我发现在小麦我有很大的浮动利润，而因为斯特雷登抬高了玉米的价格，我承受着效大的浮动亏损。
我知道玉米的储量很大。供求原则和往常一样奏效。但主要是斯特雷登在需求，因为交通问题玉米运不过来，供给缺乏。我曾祈祷靠魔法。使农民可以将玉米送进市场，可惜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就是这样的，我正等着踏上欢乐的钓鱼旅程，玉米上的损失却牵制了我。市场处于这种情况下，我是不能走的。当然，斯特雷登知道我是大空头。他知道我在他手心里。我也知道这一点，但是，正如我所说，我寄希望于天气，可以邦我。当我发现天气也好，其他人也好，都邦不了我的。我开始研究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渡过难关。
尽管利润很高，我还是平了小麦的头寸。但玉米问题却无限困难，如果我可以以当时的价位将我的一千万蒲式耳平仓，但损失太大，但是，当然了，只要我一开始买入玉米，斯特雷登就会象个榨汁机一样干起来。我不愿自己拿刀划开自己的喉咙。
玉米行情虽然很强，而我钓鱼的欲望更强，所以我必须马上想个办法。我必须进行策略性的反击。我必须买回我做空头的那一千万蒲式耳，并且尽可能将我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很凑巧的是那时斯特雷登还做了大量的燕麦，将市场严密地垄断。我是收集了谷物新闻和小道消息，紧跟所有谷物市场的轨迹。我听说势力很大的阿墨尔对斯特雷登不甚友好，我当然清楚斯特雷登不准备让我得到玉米，除非我按他的价格买入。但我一听到有关阿墨尔与斯特雷登做对的传闻，立刻想到我可以去找他寻求帮助。他们只有一个办法能邦我，那就是卖给我斯特雷登不肯卖的玉米，剩下的就好办了。
首先，我发出订单，每下降八分之一，就买入五十万蒲式耳玉米。当这些订单生效后，我又给四个经纪商每人发出一张订单，让它们同时往市场上各抛出五万蒲式耳燕麦。我了解这些交易商的思想，他们一定会马上认为阿墨尔的矛头已对准了斯特雷登。而当他们发现是拿燕麦开刀的，他们很合逻辑地会得出结论，下一个就轮到玉米了，所以他们就会抛出玉米，一旦玉米的垄断被粉碎了。赚头可就大了。
我对芝加哥的交易商玩的心理战术正确极了，当他们发现燕麦出了问题，他们立刻跳向玉米，激动地开始抛出，十分钟我就买入了六百万蒲式耳的玉米。当我发现他们停止抛出玉米时，我就又在市场上买入了四百万薄式耳。当然这就使得价格再次上涨。而我这次行动的真正结果在于在“抛出风”中，我以极好的价位将整个一千万蒲式耳头寸平仓。而我用以引发交易商们抛玉米而抛出的二十万薄式耳燕麦，只给我带来了三千美元的损失。这个诱饵真是便宜极了。而我在小麦上赚的钱又弥补了大部分玉米上的亏损，这样我在谷物上的交易仅仅损失了两万五千美元。而后玉米就涨到了每薄耳两角五分。这下斯特雷登就转而在我的手心中了。假如不计价位买入一千万蒲式耳玉米，我的代价可就难说了。
一个人不能在同一件事上花几年功夫，还形不成正确的做事态度，正是这一点将专业人士与业余人士区分开来。正是看待事物的方法使得人在市场上赚钱或亏钱。一般大众对自已的努力都有一种很外行的观点。往往自以为是因而思考往往不深入彻底。而专业人士注重的是力求行事正确，而不只是赚钱，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做好每一件事，利润自己会产生的。一个交易商应该象一个职业大玩家那样做，也就是说，他应该高瞻运瞩而不是只注重眼前利益。
我记得我听说过一个关于安迪生·卡马克的故事，这是很好的例证。根据我所听说过的，我认为卡马克最华尔街最能干的股票交易商之一，他并非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总爱做空头，但他确实喜欢做空头交易。老人们都说他最大的利润都是在牛市中赚的，因而很明显他做交易没有偏见，只看环境，他是个出类拨萃的交易商。有一次牛市快结束的时候，卡马克已看空了，一个名叫J·奥瑟·乔瑟夫的金融记者，也是一个爱传话的人知道了，但是市场不仅很强而且仍在上涨，这完全是由多头陈营上的刺激和报纸的乐观报道造成的。乔瑟夫知道象卡马克这样的人，利谈消息会起到什么作用。因而有一天他带着些消息冲进了卡马克的办公室。
“卡马克先生，我有一个好朋友在圣·保罗办事处做过户部职员，他刚告诉了我一些事情，我觉得你应该知道。”
“什么事？”卡马克无精打采地问。
“你已经转向了，是不是？你现在做空吗？”为了弄清楚，乔瑟夫问如果卡马克不感兴趣，否则他就用不着浪费宝贵的情报了。
“是的，你的好消息到底是什么？”
“我今天去了圣·保罗办事处，每周我都去两三次采集新闻，我那个朋友告诉我，老家伙在抛股票，他是指威廉·洛克非勒，真的吗，吉米？”我问，他回答说：“是的，每升八分之三点，他就抛出一千五百股。这两天他一直在过户股票！我可是一点也没耽搁，直接跑来告诉你的。”
卡马克可不是容易激动的人，而且，他已经习惯于各种各样的人冲进办公室带给他各种各样的新闻，闲言碎语，谣传，小道消息，谎话，他也变得压根就不信任他们，他只是说：“你肯定你听的没错吗，乔瑟夫？”
“我肯定！当然肯定！你以为我聋吗？”乔瑟夫说。“你敢保证你的朋友吗？”
“没错！”乔瑟夫宣称，“我认识他好多年了，他从不对我说谎，他不会的！毫无疑问!我相信他绝对可靠，我可以把命系在他跟我说的话上，他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了解的人，可比你认识我这么多年对我的了解深得多。”“保证，是吗？”卡马克又看了看乔瑟夫，然后他说，“好了，你应该知道。”他叫来了他的经纪人，W·B·威勒尔，乔瑟夫想着他会下令至少抛出五万股圣·保罗。威廉·洛克非勒正在抛出在圣·保罗所持的股票，他想利用市场的力量，到底那是投资的持票还是投机股价是无所谓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洛克菲勤想退出圣·保罗，一个普通人听到这样一个具有可靠来源的消息会怎么做呢？不用问了。
但是卡马克，那个年代最好的空头操作家，那时正好看空，对他的经纪人说：“比利，去交易所，每涨八分之三就买入一万五千股圣·保罗。”那时股票价是九十多点。
“你是说抛出去吧？”乔瑟夫插了一句，他并不是初到华尔街，但他还是以新闻人士，也就是普通大众的角度考虑市场的，由于内幕人士的抛出，价格当然应该会下跌，而没有比威廉·洛克菲勒更厉害的卖家了。标准石油在卖出，而卡马克却买入！这是不可能的！
“不，”卡马克说，“我说的是买入。”
“你不相信我？”
“不，我信。”
“你不信我的信息？”
“我信。”
“你现在正看跌吧？”
“是的。”
“那你在干什么？”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买入，现在听我说：你去和你那个可靠的朋友保持联系，只要洛克菲勒一停止卖出就通知我，快去！懂了吗？”
“是的。”乔瑟夫说着，走了。自己也不肯定是不是已经领悟了卡马克买入的目的。正是卡马克正看跌这一事实使得他的行为难以解释。但是，乔瑟夫还是去见了他那个做股票过户的朋友，让他当老家伙一抛完就通知他，乔一天给他的朋友打两次电话询问。
一天他的朋友告诉他：“老家伙没卖了。”乔瑟夫谢过他，就带着这条信息跑进了卡马克的办公室。
卡马克专心地听着，转向威勒尔问：“比利，咱们现在有多少圣·保罗？”威勒尔查了一下，报告说他们积聚了大约六万股。
卡马克，一直是空头，在他开始买入圣·保罗时，他已经抛出了许多种其它的股票，因而他现在在整个市场上的大空头。他立刻让威勒尔抛出他们买进的六万股圣·保罗，他用圣·保罗股票作为打压整个市场的筹码。这对他的操作非常有利。
圣·保罗一直跌到了四十四才停止，卡马克赚了一大笔。他以超群的技艺出牌。我觉得关键在于他对于交易的习惯性看法。他本能地发现了比单独在那支股票上的蠃利更重要的东西。他看出他非常幸运地得到了一个机会展开他全面空头操作。圣·保罗的消息让他买入而不抛出是因为他一下看出这给了他一个最佳的积累筹码的机会。
又该说我自己了。我平了小麦、玉米头寸，乘游艇去了南部。我在弗罗里达水域游玩，过得非常愉快。鱼钓得很顺利，所有的事都那么可爱，我用不着考虑世界上任何事，也不想寻求什么。
一天我去了帕姆海滩的岸上，我遇到了许多华尔街的朋友，他们都在谈论一个独特的棉花交易机商。来自纽约的消息说帕西·托马斯亏得一分不剩。这是棉花市场上的滑铁卢。
我对于他总是很钦佩。我第一次听说过他是在西尔顿·托马斯公司投机失败的报道上，那时，托马斯想试图垄断棉花市场，西尔顿不如他的合伙人那么有远见和勇气，在成功的边缘胆怯了。至少，那时整个华街都这么说。总之，他们没赚到大钱反而遭到了多年以来最大的失败。我忘记了他们到底损失了几百万美元。公司破产，托马斯与西尔顿分开了。他全身心地投入棉花交易中，不久就成功了。他连本带利还清了所有债，有些债也并不是法律规定必须还的，还给自己剩了一百万。他在棉花市场的重新崛起。托马斯的勇气和头脑使我对他非常钦佩。棕榈海滩的每个人都在谈论托马斯在三月棉花期货上的失败。你知道他们如何越传越神。我就曾经看到过一个关于我自己的谣言是如何扩大起来，以至于当一天之内当它传回到制造者的身边时他也认不出了。它已充斥了崭新生动的细节。
帕西·托马斯最近的恶运使我改变主意不再钓鱼，回到了棉花市场，我弄了一堆交易记录文件，想弄清楚情况。回到纽约后，我投身于研究市场，所有的人都在做空，都在抛七月棉花约。你知道人们是什么样的，我认为这是一种传染病。一个人做某件事是由于他周围每个人都在做那件事。也许这就是群体意识的代名词。无论情况如何，许多人都认为卖空七月棉花合约是英明的而且安全的！交易商们只看到市场的一面和巨大的潜在利润，他们当然盼着价格崩溃。我当然也看到了这些，这使我知道做空头的人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平仓。我越深入地研究形势，对这一点就看得越清楚，最后我决定买入七月棉花。我投入工作，很快地买入了十万包。这没什么困难，因为卖的人多得很。
那是在五月下旬，我一直在买入，他们一直在抛出，直到我将所有抛出的合约全买进了，总共十二万包棉花。我停止买入后过了两天，开始上涨了，市场发展得很好一天上涨四五十点。
在一个星期六，那是我开始行动大约十天后，价格的涨速慢了下来。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人想卖出，因而我一直等到最后的十分钟，那时，我知道这的那些空头入市的时间，而如果收盘于高位他们就套牢了。因而我发出四张买单各于是把价推高了三十点，那些空头手忙脚乱。市场收在高位。记住我所做的就是买入最后两万包棉花。买入五千包。
第二天是星期天，到了星期一的时候，利物浦市场纽约市场高开二十点影响。高开了五十点。这就意味着利物浦超过我们一百个百分点。市场上涨与我无关。这种情形表明了我的推论是有道理的，而且我正顺着最小阻力线交易。同时，我不会勿略这一样一个事实，我手上的多头头寸巨大。市场可以暴涨，也可以慢慢上升，但是市场容易是有限的。
利物浦传来的消息使我们的市场狂飙。但是，我却注意到升的愈高，七月份棉花似乎成交越少。我打算一点也不抛出。总之，这个星期一对于做空头的投机商来说，可谓是悲伤的一天。不过，我看不出任何卖空的人有什么惊慌失措的迹象，我手中掌握十四万包，得为此寻求出路。
星期二早晨去上班的时候，在大楼门口碰见一个朋友。他笑着说：“今天早晨的《世界》报上登了一则惊人的消息。”
“什么消息?”我问道。
“什么消息?你意思是说你还没看过报纸?”
“咳，说的是你呢!说你把七月份的棉花市场给垄断了。”
“我还没看报呢，”我回了他一句就是了。我不知道他信不信我的话。可能他还在想，不对他讲真话我真太不够意思了。
到了办公室，我要了一份《世界报》对了，就在报纸的头版上用大字标题写道：
七月份棉花期货市场被拉里·利文斯顿垄断。
当然，我立即意识到这篇文章会把整个市场扰乱。要是我认真地研究怎样抛出我那十四万包棉花，就不会偶然想到一个良策了。根本不会想到的，此时此刻，全美国正从《世界报》上或其他转载这篇文章的报纸上谈到这则消息。而且，这则消息早已传到欧洲去了，它对利物浦的价格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市场简直失控了，有了这则消息，形势如此，不足为奇。
当然，我也清楚纽约市场会怎么变化，以及我应采取什么措施。
这儿的市场十点钟开盘，十点十分的时候我手头就不再拥有一包棉花了。我让别人拥有了我那十四万股股票。我的大部分头寸都成交于当天的最高价。交易商们为我造就了市场。实际我所做的就是寻找到一个天赐良机，抛出我拥有的棉花。我抓住了这个机会，因为不能让它溜掉，不这样干，又怎么干呢?
当初费了很大的心思企图解决的难题就这样因为一个偶然机会解决了。要是《世界报》不登出这篇文章，一抛出我的头寸就会损失大部分浮动利润。卖出十四万包七月棉花股票而不压低市价，这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不管怎样，《世界报》上的这则消息还是恰到好处地帮了我的忙。我搞不清楚《世界报》报为什么登出这条消息。我也想弄清楚。我猜想发这条消息的记者是从棉花市场上的几个朋友那儿得到这个消息，他认为自己抢到了一条独家新闻呢。我没有见过这个记者，也没有见过《世界报》的任何职员。我是那天早晨九点多钟才知道报上登这条消息的；而且，要不是那位朋友提醒的话，到那时还蒙在鼓里呢。如果没有这条消息，就没有足够大的市场抛出我的头寸。交易量太大是最令人头痛的事情。当平仓的时候，不能如愿地退出。你经营常无法在想平仓的时候出场，你得在你能平仓的时候出场。错过了退出的良机就会陪上许多钱。不能犹豫不决，如果不当机立断，就输定了。拉高出货不是好主意。因为可能会因此削弱买气。我还想说把握准机会并不象说起来那么容易。一定要十分敏捷，只要机会一露头就抓住它。
当然，并不是人人都知道我走鸿运了。在华尔街——其他地方也一样——任何人偶然发大财，都会让人起疑心。当这偶然导致亏损的，人们绝不会认为其偶然，而是被看作自私贪婪和自高自大的必然结果。但是一旦有利可图，人们就把这偶然视作非份之物，就会认为世道怎么这么无耻，这么无章法。
不但是那些，因自己粗心大意，失利而痛苦不堪的空头们指责我蓄谋作乱，其他人也有同感。一两天之后，世界棉花市场的一个大交易碰见了我，他说：“利温斯顿，这是你做的最精明的交易。我当时还在想当你抛出头寸时，你会损失多少。你知道当时的市场并不够大，市场是不能容纳多于五六十万包的，我当时就对你卖出了多于这个数目的头寸而又没有损失自己的浮动利润的技巧感兴趣了，想不到你会有这么一手，确实不错。”
“这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诚肯地说。可他只是重复说：“老兄，真聪明，太绝了!不必太谦虚!”
就在这笔交易做成之后，一些报纸称我为棉花之王，但是，在我看来，我真不配戴这顶桂冠。不必说你也知道，在美国，人们是不可能有足够的钱把纽约的《世界报》栏目买下，也没有哪个人有如此大的力量促成报纸刊登一则这种消息。可在当时《世界报》确实给了我一个非份之名。但是，我讲这个故事并不是为那些不配冠以这种荣誉的交易商找托词，也不是为了强调，抓住机会的重要性。我讲这故事的目的只是要说明那些报导致成了我在七月份棉花市场上的那笔交易，要是没有这些报导，我也就绝不可能和大名鼎鼎的珀西·托马斯会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