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大鳄索罗斯：不为人所知的投资思维
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总是不完善的。o在其后来才畅销一时的《点石成金》（TheAlchemy
OfFinance)一书中，索罗斯第一次就其在投资活动中所凭借的基本构架大发宏论，他暗示，在其只靠大脑挣钱吃饭的生涯中，这本着实令人晦涩难懂的书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索罗斯一再声称，《点石成金》一书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当所有一切看起来都无可救药的时候，思想就成了其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了。
索罗斯耗尽心血所构思的那些想法使得每一个人都大感困惑不解，实际上，他的主题思想就在于，我们对于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的理解从根深蒂固的层面上看，是相当不全面的。为了做出决策而需要了解的局势，实际上又是受到这些决策潜移默化的影响的，在参与某些事件的人的期望值与这些事件的实际结果之间，存在着不可改变的差异。有时，这类差异过于微不足道，人们几乎可以视而不见；然而，在其他情况下，这种差异却又是如此之大，以致于能够成为确定事件过程的关键因素。在索罗斯看来，他的这种想法可不是那样能轻易地加以表述的。
索罗斯宣称，要总结他那些貌似深奥的想法，用几个词——确切他说，就两个词——就已绰绰有余，即：不完全理解（英文：Imperfect
Understanding）。后来，索罗斯在其传记中曾说过，其实，即使是这两个单词也还不足以真正表白他的全部想法，因为，非完全性不仅涉及到人们的理解能力，也还事关人们身处其中的事件的动态以及所努力寻求弄个水落石出的现实世界。索罗斯似乎有点故弄玄虚，他扬言，现实可是一个让人捉摸不定的靶子，人们的理解过程本身也会对它产生影响。
一方面，现实可以在人们的思维领域得到某种反映一一一这是人类认识事物的机能；另一方面，人们还会做出可能会对现实产生影响的决策。这些决策倒也并非基于现实，而是建立在人们对于现实的理解基础之上一一一这一点索罗斯将其称之为人的参与机能。这两种机能相互对立，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又能相互影响，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采取了双向反馈的机制形式。
索罗斯显然是借用了法国语言的文法特色。他采取了反身动词的结构，这种动词的主语和宾语都是同一个词，其中“反射”这种说法和“反映”一语也有点关联，但却不能与生理意义上的反射混为一谈。
《点石成金》一书涵盖了索罗斯那些让人百恩不得其解的思想的全部，他有理由认为，该书是其思想领域中一项最了不起的成就，因为“我试图表达了反映的想法，这对于我进行市场行为分析来说是极其重要的。”然而，索罗斯也承认，他这种反映理论的陈述也是不完全的。
《点石成金》一书最初几乎没有销路，令出版公司一筹莫展，索罗斯将这种状况的原因归结为“没有几个人弄得懂我正在试图说些什么”。当然，索罗斯也获得了某些意料不到的收获，“多少能够让我心满意足了一番。”例如，他与斯但莱·德鲁肯米勒的邂逅，就是后者在拜读完这本书之后找到他的；还有保罗·根德·琼斯，此翁就曾三令五申，谁要替他做事，就得首先阅读完此书，并且还得弄明白索罗斯说了一些什么东西。
然而，索罗斯终究给他的那部宏论带来了好运气。当他在美国家喻户晓之时，《点石成金》一书还真被当成一回事了。居然成为当时美国的畅销书之一，各大传媒纷纷炒作，一些学术团体还专门举办各种研讨会。在出版公司的仓库里，原来堆积如山，几乎形同废纸的《点石成金》一夜之间价值连城，各书店之订购单雪片般飞来，令公司头头们大喜过望，眉开眼笑。
索罗斯从知识界获得了某种反馈，暴露了一些存在于他的那套理论中的不足之处。“眼下，我终于意识到了在使用某些字词，甚至于‘反映’这一术语过程中，很不严谨的举措比比皆是。我既用它去描述存在有深思熟虑的参与者的事件的架构，也用它去描述某些特别事例。其中，双向反馈机制是一种导致失衡的方式，既中断了事件的程序，又破坏了参与者的观点。”
索罗斯认为，其理论的第一要义就在于观察事物的方式，一种普通理论总有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有效性。第二要义则是一种仅仅只是偶尔间歇才会发生的现象，然而，当它出现时，却能创造历史。
就索罗斯普通意义上的反映论而言，本质上，它与有头脑，明察秋毫的参与者的角色相关联，当然，也涉及到他的思考与他所参与事件的关系。索罗斯相信，一个深思熟虑的参与者实际上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因为他需要去理解局势，不幸的是，他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个角色。从传统角度来看，人们把理解这一行为看成是本质上十分被动的一个角色，而具体参与则是一个积极角色。事实上，这两个角色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就使得参与者不太可能在纯粹或完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任何决策。
古典的经济学理论假设，市场参与者是依照充分完全理解事物的基础而从事活动的。这个假设在索罗斯那里是站不住脚的。参与者的思考影响着他们参与的市场，而市场行为也反过来影响着参与者的思考。这些人不可能得到对于市场全部的知识，因为他们的思维永远影响着市场，市场反馈也会永远波及他们的思维。这就会使得对于市场行为的分析比起如果能够全盘了解的假设站得住脚的那种情况，要难得多。
索罗斯惯于向美国的经济学界发出各种挑战，他扬言，“经济学理论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再思考，”因为在经济运作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在很大程度上仍元人间津的不确定成分，没有任何门类的社会科学能够指望获得与自然科学相提并论的无可非议的结果，经济学也不例外。所以，索罗斯宣称，对于思维在影响事件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人们必须采取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索罗斯的理论认为，人们习惯于将事件看成是一连串的事实；一个系列伴随着一个系列，永无止境，没完没了。当有头脑会思考的参与者进入局势之中，事物的环节并不会将事实直接联系上事实，而是将事实与参与者的思索连为一体，然后又将参与者的思索引向下一系列的事实。
要了解参与者扮演的角色，索罗斯宣称，必须首先弄清楚，参与者的思路不能深陷于具体事物当中而不能自拔，参与者也还得考虑其他人和他自己的思考。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一些捉摸不定的因素。换言之，此时参与者的思考就不再与事实保持一致，但却可以在影响和塑造事实方面起到某种作用。思考和事实不仅有所出入，而且参与者的认知力和实际情况之间也会存在差距，更不用说参与者的盘算和实际结果之间的误差了。索罗斯认为，这种误差正是了解历史过程以及金融市场动力的关键所在，他宣称，错误观念和举止失误在人间万事方面所起的作用，一如变异在生物学领域所起的作用。
索罗斯十分着重他的那套反映理论，并极力加以宣扬，上述想法就是他自我标榜的核心概念。他承认，这种概念所产生的影响非同寻常，而这些影响对于旁人未必重要，对他却意味深长，他的一切都来源于此。
索罗斯觉察到他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观点，与芸芸众生所持的流行看法，在许多方面都大相径庭。
其中一个的广为流传的看法是，金融市场始终处于均衡状态之中，只是其中存在有各种差异，事物的结症就在于市场并非天衣元缝，其性质有如随机扩散一样，到头来还会受到其他随机事件的影响。索罗斯曾对这种看法口诛笔伐，认为看法错误的来源就在于错误地套用了牛顿物理学中的原理。
索罗斯认为，出现差异本源自不完整的理论，金融市场的实质之一就是市场参与者的认知力与实际情况存在多重隔阂，有时这种差异尚可视而不见，但有时人们却必须考虑到这种差异，只有这样，人们才会弄明白事情到底是怎样发生的。
在金融市场中，这种状况可谓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它们通常都以大起大落的顺序呈现在人们眼前，虽然，并非永远都是这样。索罗斯所提及的这种大起大落不是均衡对称。加速的过程是渐迸式的，随后才以灾难性的逆转到达事物的高潮。在《点石成金》一书中，索罗斯提及过一些事例，其中包括20世纪60年代的企业集团化浪潮；堪称经典案例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问题；源自70年代，后终触发1982年墨西哥危机的国际借贷浪潮，等等。索罗斯不甘寂寞，一夜之间就炮制了一套关于外汇汇率自由波动的理论，外汇汇率易于狂升狂跌，但总算还能相互抵销。索罗斯在书中也还讨论过一些并不单纯的情况，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席卷全球的收购企业大风暴。在这些例子中，风行一时的偏见和盛极一时的趋势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反馈的作用机制。当然，这些事例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经过特殊挑选过的，在任何连续的事件中，都有很长一段时期，相互之间的交互作用相对而言是微不足道的。
这一点，索罗斯在其《点石成金》一书中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表述。他用“反射”这种表述方式来说明双面性的交互作用，以及存在着这种交互作用的事件的结构。索罗斯虽然意识到了他所借用的“反映”一词给他所带来的诸多不便，但是他却不敢抛弃这种说法，因为那有可能会导致其整个引以为豪的理论解体与崩溃。
在所谓的通常情形下，思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别并不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其间也有别的力量在起作用，能够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其中部分原因是人们能够从经验当中获益菲浅，另一原因则是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变或塑造社会。这就是索罗斯惯称的准平衡状况。
然而有时人们的想法和现实距离很近，只是不会最终完全合二为一，索罗斯将此称为极不平衡状况。这种状况又可以分成两类，其一是所谓动态失衡。当动态失衡的状况发生时，广为流传的偏见和占据主导地位的潮流相互强化，直到两者之间的差异扩大到足以导致一场灾难性大崩溃的地步；其二是所谓的静态失衡，其特点在于极端僵化、极端教条化的思考方式，加上极其僵化的社会局势，但双方都不会出现变化，因此各种陈规教条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一直都很大。假如社会出现了变革的迹像，而各种教条却不相应地进行调整，那么，即使这些变革的速度十分缓慢，思维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也会愈来愈大。这种局面可以延续很长时间，为人们所耳熟能详的事例就是前苏联。相形之下，前苏联解体则可视为一个动态不平衡的实例。
索罗斯把动态失衡和静态失衡视为两个极端，而准平衡则是介乎两者之间的一种状况，索罗斯喜欢把三种状态比拟为物质的三种物理状态：气态、固态和液态。这三态性质相差泅异。以水为例，水在这三种状态中都有不同的特点。相同的原则在市场参与者的思考方面也可适用，在正常状态下，索罗斯认为，他所称谓“反射”的双向反馈机制并非必不可少，相反，倒是可以置之不理的。然而，当这些人趋近或达到所谓极度失衡状态时，反射就变得重要了，大起大落的场面就会接匠而至。
索罗斯认为，区别准平衡和极度失衡两种状况，对于投资者来说极其重要。然而，索罗斯又说，两者之间的分野十分模糊，常常有一些力量和势力，将人们投入到极端失衡的状态中。尽管存在有某种抗衙力量与之对抗，而且抗衡力量一般都能如愿以偿，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抗衡力量也会抵挡不住，于是就会发生改朝换代或革命流血之类的变化。生性好斗的索罗斯对这类情况自然深感兴趣盎然，但是，他又承认这并不能说明他已经掌握足以清晰地解释或预测这种情形的成熟理论，他还只是处于摸索阶段。
金融大鳄索罗斯：我假定市场总是错误的
问：这些日子以来，在华尔街有一个故事正在广为流传，就在举世闻名的拉西莫尔峰的对面，又出现了另外一座丰碑，以献给世界上最了不起的金融大亨。有两个人物已被雕塑进了那种丰碑的正面，一个是沃伦·巴菲特，另一个就是你自己了。
答：你不可能再去找到两个如此不相同的人物了。
问：你认为你值得被看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金融家之一吗？
答：这是一个恰到好处的问题，我不得不承认我——事实上就是如此一一一呆在那上面。然而。在那儿我会呆多久却是另外一回事。
问：如今，你在金融管理方面已不如过去那样生龙活虎，底气十足。
答：这恐怕就是我有幸呆在那儿的原因吧。
问：量子基金会已成为了有史以来足为成功、最引人注目的投资者实体之一，如果其中的红利被加以重复投资的话，那么，在1996年投入的l000美元如今就已经升值超过200万美元。对于量子基金会来说，有什么十分特别的吗？使得量子基金会如此出类效率，这在具体架构上是否有众多的与众不同呢？
答：是的，量子基金会的结构的确不同一般，因为我们拥有自己的杠杆装置。我们将基金会定位于把握更大的潮流与趋势的位置上——我们称之为宏观投入（Macro～investing）——在那些令人限花眩乱的市场行情中，我们也还先择股票和股票组群，因此，实际上，我们是在众多的层面上施展自己的身手。如果你把一张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有价证券一览表看作是某种平面或二维的东西，就如其名称本身所提示的那样，那么，我认为这是最为快捷的一种方式。我们的有价证券一览表更像一座建筑物，它有其结构，还有其龙骨，将我们的证券资本作为基础，我们就会构造出一座三维的高校大厦，主要证券的各种附加值就足以便它稳如磐石。我不能肯定它是否已让我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清晰可辨。可以这样来看，我们掏腰包去购置股票，其中50％我们用现金支付，另外50％我们则赊帐。相对于有价证券，我们可以借贷更多，用l000美元我们可以购买至少价值50000
美元的长期有价证券。我们也能将股票或证券卖空：“我们借用证券，然后再将它们抛售出去，并不指望过一阵子再以更便宜的价格将它买回来。于是，我们就能在货币或金融指教的交易中据有一席之地面无论其时期之长短。这些形形色色的阵地彼此配合，相互强化，以创造这一利润风险井存的三维立体构架。通常只需两天的时间一一，一天在上，一天在下一一一就足以明示我们这笔基金究竟位居何处。
问：这样看来在你的基金与一张普通的有价证券一览表之间存在有一些差别，其一就是你使用了所谓的杠杆（leverage）；其二，是你在众多不同的资产层面上进行了投入，比如，除了金融资产以外，你还在货币领域不惜血本；其三，除了买空卖空以外，你在那些各不相同的资产行当上还打算进行持久的作战，对不对？
答：是这样的。
问：你坚信，你所处的各种各样的阵地赋予了你的有价证券表以一付准备承担风险的轮廓，它能够反映出你所指出所谓“宏观”看法。
答：正是这么回事。
问：各种派生物也起作用吗？你怎么看？
答：，实际上，其作用不如人们想像的那样强，我们的确采纳了交易指数的方式，有时是出于套头交易的目的（所谓套头交易，即在交易所中买进现货卖出期货或反之以避免损失），有时则是要么在长期方要么就在短期方赢得市场曝光率。我们并不玩命地耍弄选择买卖的特权，因为我们不清楚如何将它们融合进为我们所甘愿承当的风险之中，当你赢得了选择买卖的特权，你就在向那些行家里手支付高昂的奖励基金，因为他们向你提供了一种杠杆，使自己能够从中获益菲浅。应当承认的是，在股票交易中立有一席之地并且能够将股票交换回来，其中所承担的风险比起去赢得选择买卖的特权来，要大得多，但是当我们面对实际的风险时，比起用有买卖的主动权来。我们还是可以更好地克服掉这些麻烦。当你转手出买卖的特权时，你会为承担风险而得到补偿。这可是一件有利可目的事情。只是它通常与一份可加以操纵的有价证券一览表中的内在风险并不相容，因此我们很少有机会认同各种买卖特权，它还无法适应我们那座三维架构的建筑——类似于一根伸出窗户，危及整个房屋的大梁柱，这恐怕就是我们相对较少过问买卖特权的缘由了。
问：在量子基金会仍处在成长阶段时，你承担的金融风险是否比现在要小？
答：不，我得说现在从本质上看，我们承担的风险要小些，而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却常常得为生存而战。
问：那是什么意思？比如，为了获取一亿美元，平均起来你得借纳多少？
答：数据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投在财政证券上的一亿美元，比起投在为期30年的有价证券上的一亿美元，具有一个非常不同的风险因素。我们可以试着把事情绪弄简单点。在我们手中并没有一套度量风险的实用或科学的方法。那些置身于各种派生行当的人们通常都有微妙精细的风险考虑，我们都是门外汉，我们都还生活在石器时代。想一想还真是如此。
问：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在度量投资帐目的风险方面已取得了不小进展。为什么你没有采纳这些量化的科学手段呢？
答：很简单，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相信，它们通常是构筑在市场充足理论这一假说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一理论本身与我的不完全理解论和自反律（ref1exivity）背道而驰，我想，在99%的时间里，这些方法能够大行其道。然而，在剩下的1％的时间里却会狗屁不通。我就是更为关注那l％的时间。我发现了某个系统性的风险，它并不能为那些假设市场是连续的理论所节略。对于非连续性，我尤其感到兴趣，于是，我发现那些被捧为至宝的度量方式对我毫无用处。
然而，我们的确是在努力把问题加以简化而非复杂化。例如，当我们处理利润率的事情时，我们就把所有的一切都等同于一张为期30年的有价证券。因此我们甚至还把一张时间表兑换成为一张等同于为期30年有价证券之类的东西。我们心甘情愿地沿着三大轴心投入我们的资金，即股票、利率与货币。沿着每一轴心，我们的身影在正负100％之间闪动。然而，其中某些风险彼此兴风作浪，相互对应，因此我们几乎不愿沿着任何一条轴线，将我们证券的100％置于风雨飘摇之中。
偶尔，还会出现第四根轴心，因为我们时不时地要在商品交易中抛头露面。最近，我们还增加了第五个层面。我创立了一个新的基金会，名日：“量子实业保股基金会(
QuantumindustriaIHoldings），目的在于进行产业投资。该基金会将其资产的20％保留作与量子基金会相同种类的宏观投资，并且那20％的资产已足以为涵盖整个基金会的宏观构架提供支撑或购买力，其余的则保留作为工业资本。至于该基金会非动用的部分，换而言之，那笔被保留作为工业投资但是却并不实际花费的钱，暂时被投放在量子集团的股份当中，这是全新的概念，有可能导致比量子基金本身更能充足有效地使用金钱的结局。
问：很显然，某种杠杆装置对于你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你不曾动用这种杠杆，l000美元会变成多少呢？换句话来说，这些年来，量子基金会有多大的收益已彼归功于这种杠杆装置呢？
答：（神秘的一笑）这是又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该基金会本应该是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经济动物，因为我们之所以采取许多行动只是在于我们动用了某种杠杆，才变得实际可行。如果不能通过某种杠杆加以调节，我们是不会心甘情愿地进行某种特定投资的。比起只拥有一份二维的股票一览表就自行其事来，杠杆装置赋予我们大得多的灵活性。如果证券商们对利率持积极态度的话，他们是可能将他们所持有股票的期限延长至——最大可到一15年的。然而，当他们持有的是消极态度的话，他们可能就会使得股票平均期限非常之短。我们则有大得多的自由度可以纵横掸阎，游刃有余。当我们身处熊市时，我们就能清仓卖空：当我们身处牛市时，我们倒也不必购置长期证券；我们可以购进短期证券，但是却手中又不闲着，可以使用众多的手段。
问：那会更为有效吗？
答：可能是这样的吧。我给你举新近的一个事例：在1995年年初，如果你在利率上面看涨，牛气十足，就如同我们一样，或者说，如果你相信联邦中央银行（即美国联邦储蓄署）会停止紧缩银根的政策，你就可以在短期证券上大发横财，而在长期证券上收获就会相对较少，因为短期证券要运作得比长期证券出色得多。
问：因为产出曲线发生了变故。
答：是的，我们的确时常进行这种所谓“产出曲线式的交易”（a
yieldcarvetrade），即使得长期证券与短期证券相互配合相得益彰，这一点已为众多力图缩小其风险的华尔街因内高手所做到。但是，我们并不从事过多的产出曲线式的交易，因为我们通常关注于利率的大方向，倘样于其中的证券市场的目的只是一道配莱。相比之下，许多大内高手无所事事，只是以一类证券去与另一类相交易。
问：在分析金融管理家的成功之道方面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可以确定的是，资产分配管理至少可以对股票证券结果的80％加以解释，股票选择和其他因素仅占大约20％，你对资产分配有何看法吗？
答：没有，我想你所说的或许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是在“宏观”中挣得了我们大部分资产的，而“宏观”就是资产分配的三维等同物。它能够更为有效，因为在一纸有价证览表上，你只能分配出符合某种特定投资理念的一部分证券，而按照我们的宏观观点，我们通常能分配超出我们资产的证券。
问：使得量子基金会如此与众不同，出类拔萃并且使其鹏程万里，还有其他方面吗？
答：噢，我们对于投资者的理解与其他的金融管理业者并不敢苛同。我们可是一个多劳多得、论功行赏的基金会，换句话说，我们主要是按照利润比例的大小而获益的，而非依据我们运作的资金的数量。绝大多数基金管理者旨在吸纳尽可能多的资金，然后，再对这些资金进行体面的管理，以使得投资者不会大失所望，拂袖而去。也就是说，他们试图将其资金规模膨胀到最大限度，因为他们正是依照他所能掌握的资金的总量而图谋生计的。我们则试图让基金会的利润膨胀到最大限度，因为我们能够从利润当中获取某种份额的收益。而且，这种利润是以绝对条件来度量的，而非相对于某种指数。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主要差异：在基金会，我们拥有自己的资金，而我则是该基金会中一个重要的股东。由于我们能将论功行赏所挣资金重新投入基金会里，那么，基金会存在得赵长久，其业绩越是成功，管理阶层所拥有的资金份额就会越大。这就意味着我们务必荣辱与共，同舟共济，因此不言而喻对于我们的投资者的理解应该是，他们是由我们驾驶的汽车里的乘客，我们的目的地是一致的，这种说不出来的契约关系的本质应是一种伙伴关系，而下是一种托付的责任。当然，我们还得履行我们的信用义务。
问：使得量子基金会鹤立鸡群的明显特征是什么呢？现在有大量的基金会都在群起效尤，纷纷模仿，然而，你依然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开拓者。
答：真有意思，实际上，并没有哪家基金会的的确类似于我们，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嘛。不过，眼下倒冒出了一个所谓的“套头交易基金”（Hedge
Flind旬的基金会族群。就“套头基金”这一名称而言，确实包揽了多种多样的运作活动。我觉得，将所有的套头基金都放进同一蓝子总会是一个错吧，别的咱们勿论，众多的套基金组织不屑于采用宏观投资方略，或在采取这些技巧时，其方法与我们大相径庭，而仅仅只是采取宏观手段。但是却不愿意面对某种特定股票的套头基金会，还是为数不少的。相比之下，运用三维的方法，我们就能在名种层次上一展身手，游刃有余，使我们能在千变万化的商机面前，从容不迫地做出决策。当然，这是一种宏观决策，是本基金采取的某种姿态。在那种宏观举措中，包括有买进或卖出股票的终极裁断，也还有究竟应采取何种方法的战略部署。一般而言。如果能用一种宏观手段去执行某项宏观决策，我们就会选择这样做，而不是通过更为具体的投资举措来达到目的。
问：你指的是什么？
答：我可以给你举出一个事例，假如某一股票基金会证券行情看涨，当时，它或许就会套进公益股票。我们则不会这样做。当然，我们也可能买进公益股票，但是这只会是在我们热衷于某种特定的公益股票的情况下，否则我们买进股票，只是因为这能给我们带来更为直接的市场曝光率。
问：你提到过存在着一个宏观套头基金组织的族群，那么，使得量子基金组织有别于其他宏观基金组的特点又是什么呢？
答：啊……，这都是一些更为隐秘的特征，并且还是特定的态度和方式崭露头角的用武之地。
问：你又如何来描述你特定的投资风格呢？
答：我的爱好就在于我并没有某种特定的，一陈不变的投资风格，更准确他说，我得努力使自己的投资方式随机应便。如果你查阅一下该基金会的历史，就会发现，它的特征己技改变了许多次。在创业初始的前10年，基金会实际上并没有运用宏观手段。后来，宏观投资才成为压倒性的主旋律。最近，我们又开始在工业资产方面倾泄资本。或许，我应该这样说我并非依照某一套指定的规则来施展拳脚，相反，我要在这种游戏的规则中寻找某种富有活力的变通。
问：你曾经说过，在你那辉煌耀眼的投资业绩中，直觉是至关重要的，现在不妨来讨论一下这种直觉，当你说你将直觉作为一种投资工具时，你所指的又是什么呢？
答：我做啥事都得有某种假设，我会对事件的预期结果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然后，我会将事件的实际过程与我的理论进行全方位比较，这样，我就能获得某种标准，用它我就可以评估我们的假设了。
这自然包含有一定的直觉的成分，然而，却无法肯定直觉的作用能非常之大。因为我也还怀揣着一套理论上的框架。在我的投资生涯中，我倾向于挑选那种能与这套框架相兼容的局面。我会寻找不均衡的状况。它们能够发出某种激活我的动力的信号。实际上，我的决策就是理论与直觉的混合体，如果你愿意，你干脆就称之为直觉好了。
问：通常，人们认为金融管理家兼具想像力和分析力，如果将所有的投资技巧归纳为这样两类，那么，哪一类你特别在行呢一想像力还是分析力？
答：，哈哈哈，我党得自己的分析能力是比较欠缺的，但是，我又的确具有很大的钻牛角尖以及吹毛求疵的本事。唉，我倒并不是一个专业级的证券分析高手。我宁愿将我自己称为不安份的分析家。
问：这是一番挑逗性的陈辞，你是指什么呢？
答：我意识到或许我会出锗，这就让我有点不自在。我的不安全感促使我卧薪尝胆，枕戈待旦，随时准备去纠正我的错误。我能在两个层面上做到这一点。在抽象深奥的层面上，我已将自己易于犯锗的念头转变成了一整套深恩熟虑的思维皙学的奠基之磐石：在个人微妙的层面上，我就成了一只苛刻、不留情面的动物，专好自寻麻烦，就如同于眷长给别人挑刺一样。嗅，尽管我十分热衷于盘根究底，但是，我也相当宽大为怀、饶人之处且饶人吧。如果我不能原谅自己，恐怕我就会无从意识到自己所犯的一系列错误。对于其他人而言，犯错是耻辱的来源：对于我，认识到错误则是一件可以引以为豪的事情了。只要我认识到有缺陷的对于事物的认识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伴侣，就不会因为错误百出而倍感伤心丢脸，然而，如果不能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而在曾经跌倒过的地方再度绊倒，这恐怕就有点叫人难为清了。
问：你曾这样评述过自己，你比别人能更敏锐地意识到错误。这听起来似乎是投资生旅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优秀品性。那么，如果你出了差错，你指望的又是什么呢？
答：正如前面我告过你的那样，我干活得凭借一些投资假设，我得在意事件的实际过程是否与我的期望值不谋而合。如果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我就得承认自己肯定撞见厉鬼了。
间但是，有时候事情只是暂时出现了一点乱子，随后又能恢复到正轨上去。你怎样才能知道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这恐怕就得依靠天才了。
答：（扮作了一个鬼脸）在我的预期设想与事件的实际运作轨迹有所出入时，并不意味我就得一古脑儿地将手中的股票抛售一空。我会重新检验自己的理论，试图弄明白什么玩意儿出错了。我会修正我的看法，或者我会去冈箱倒柜地找出某种闯入其中的外来因素。我会实际上卷上重来，东山再起，我要去强化我的地位而不是拂袖而去，临阵脱逃。我肯定不会呆在原地坐以待毙，也不会对于那些该死的出入视而不见。我会进行一次歇斯底里的盘查。通常，我对见风识舵、人云亦云，抱有重重顾虑，尽管我并不能完全拒绝。
问：你曾提及过“逆潮流而动的乐趣”，那么，你要遇到什么样的讯号才能确定反潮流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呢？
答：咳——，由于我这个人有点好钻牛角尖，通常都要彼此上一顶社会叛逆者的帽子。但是，实际上，与社会大潮流分庭抗礼时，我总是十分谨慎小心，要知道，我可易于被众人踩倒在地。依照我对最初尚能修养生息，最终却落个弄巧成拙的结局的看法，其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大潮可以成为你的良师益友。那些赶大潮的人只是在转折关头才会落身遭创，而正是在这种转折关头，潮流发生了逆转。至于我，大多时间里都是一个潮流追随者，但在所有的时间里，我都会意识到自己浪迹于姜姜草民之中，我要时刻提防转折关头的不期而至。
眼下有一句广为流传、家喻户晓的谚语，说什么市场总是对的。我就持相对立的观点，我能假定市场总是错误的。即使我的假设偶尔也会误人歧途。我还是将它作为一个行之有效的前提来加以使唤。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要永远与流行的趋势力敌，相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市场的大行情会占据主导地位，其中的错误能得以纠正只是偶尔才会有的情况。也只是在那些具体的情形中，一个人才应该逆潮流而为。这种推理的方式使得我惯于在各种投资理论中专门找岔。当我将这些弊端一一刨将出来，那种不安全感才会稍稍有所平息。这并不会使得我抛弃这些理论，相反，运用起来我还会信心倍增，因为我知道这些理论出了什么问题而市场却没有。这样，我就能站在市场变化的前面。我会警觉地搜寻某种市场行情行将但旗息鼓的蛛丝马迹，随后，设法逃离苔姜众生，重新寻找不同的投资方略。或者，如果我认为市场上的行情已处于被弄得十分过份的境地，我就会起而与之相抗争。如果我们选择了与市场为敌的道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将遭受到惩罚，只有在转折关头。我们才会侥幸收获颇丰。
问：除了逆潮流而动以外，你曾提过，常常抚玩于手中的一个技巧就是让自己脱身于具体过程之外。你究竟指的是什么呢？你怎样才能让自己挤身圈外呢？
答：我就置身于圈外。我还是一个有头脑的参与者。我的头脑整天都在盘算着逃离你在加以思考着的主题之外的手段。相对于其他的人而言，对于我这或许会来得轻松点，原因就在于我善长抽象思维，确实乐于看到各种从外界舶来的事物，其中就包括我自己。
问：你以善长自我控制和自我超脱而闻名于世，你认为这些都是必要条件吗？
答：自我超脱，嗅，的确是一种条件；自我控制却不是的。在钱场之上损失修重时，它使得我伤心落泪：而大发横财，时来运转时，我又变得其乐无穷。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忽视你的情感更具自我毁灭力的了。一旦你感知到了你的情感的存在，或许你会觉得无需将它们公之与众。然而有时，特别是在你处于非常大的压力的情形之中时，有意隐藏这类情绪就会使得你所面临的压力将无法容忍。我还记得在我早期的运作生涯中，当我的个人帐户实际上已被席卷一空时，我却仍在继续手中的活，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这种压力变得再也无法忍受了。午餐后，我几乎不能使自己挣扎着回到办公室里去。这就是我要鼓励同事们有难同担的缘由吧；如果这帮人愿意承认他们自己遇到了各种麻烦的话，我本来是十分乐于助人的。
问：乔治，在你目前的运作方式中，辨析有所帮助的人士是十分重要的，无论是在圈内还是当你选拔金融管理人员时都是如此。你能对在分辨那些有可能在投资活动中大获成功的人士——既能做为你会将资金投入其中的某个基金会的管理者，又能成为你的班子中的一员——就你所要期盼的某类特征，发表任何意见吗？
答：令人惊异的是，最重要的方面居然是人的性格特征。我可能会相信某种人，他们应该是我想要与之成为合作伙伴的那类人。有些人在挣钱方面简直就是天才，然而，他们太不可思议了，我根本就不能相信；要他们作为我的合作伙伴，我才不愿意呢！当米切尔·米尔肯洗手退出商界时，在旧货股票的行当中就徒然出现了一个真空。这几乎又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喜讯，弄得我神魂颠倒。恨不得立即就能将那一真空填补掉，在那里可以大大地发一笔呢！我与好几个曾在米尔肯集团里干过事的人进行了面对面的交谈，他们应该都是些潜在的外围管理者或合作伙伴。然而，我却发现他们不约而同的持有某种不道德的态度，——当然，这是米尔肯集团交易机构（明显有别于投资银行机构）的明显胎记。很显然，他们都是一些勤奋上进，聪慧能干，才华横溢，与众不同的人。然而，就是这种不道德的工作态度提醒借贷者务必多加小心，我可不屈意充当这帮人的借贷者，我就是感到忐忑不安。
问：一次，J．P。摩根的儿子被要求描述一下在借钱给某个人之前，他所期待的这个人所应具有的特征，在他看来，性格特征是再重要不过的了。“如果我不信任一个人，那么，我连一分钱都不愿借给他，既使他能搬出基督教世界所有的担保物品。”
答：啊，我可没有他那么虔诚与纯洁，然而另一方面，我却并没有从事借贷这一行当。
问：显而易见的是，投资要求承担很大的风险。我们不妨谈论一下在非道德的方式与负责任的、富有进取意识的且极具高风险的方式之间的差异。
答：（满脸的苦笑）可以说什么呢？承担风险自然是令人痛苦不安的。要么你愿意亲自忍受这种苦楚，要么你就试图将它转嫁给其他的人。任何人冒险从事金融活动，然而却又不能面对结局，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问：你认为是什么造就了一个素质良好的投资者？智力因素怎么样？它在塑遗一个优秀的投资者方面起到了何种作用？
答：具有相同智力的人在性格方面恐怕会相去甚远。某些人来到山崖边，但却永远也跨不过去；其他的人面对悬崖时，只是偶尔才能克服这一障碍。这是十分难以确认的事情了。但是，我却不想让任何替我卖命的人去跨越那道崖悬。
问：你想要驱使人们走向悬崖吗？
答：我是一个过去偶尔也去悬崖边光顾一番的人。但是，我将所有经年累月积蓄下的财富都放置在火山的边缘。我可不愿让其他的人由于我的那堆钱而去出生人死，赴汤蹈火。从前，我曾有一个天才的金融交易人，然而，他却瞒着我去承担了一起巨大的金融货币冒险活动。尽管这笔交易利润丰厚，但是我却立即与他分道扬镳了，因为上帝在警告我：如果遭遇不同，除了自己以外，我将无人可以拿去开刀问罪。
问：有些人认为，干金融这一行当的人恐怕是太聪明了，而最聪明的人绝少能够成为最成功的投资家的。
答：（笑）我希望是你错了。
问：这使我想起了在你的早期著作中曾经出现过的一些东西，现在不妨牵强附会地用在这里；即你对于自己的看法。曾几何时，你曾说过你怀有一种救世主式的憎绪，这能成为你大获全胜的缘由吗？它是不是一种由性格、智力以及某种我们未曹涉及的事物，再加上某种你先前提及且与悬崖边缘概念直接相关的某种无所畏惧，相互混合而成的产物？
答：（哈哈哈!在投资方面，我肯定没有救世主式的念头。我将自己救世主式的奇恩异想只是沉溺于施舍我已挣得的钱财之中，但是，我却不敢在挣钱方面怀揣这种危险的悬念。我会试图控制自己莫名奇妙的异想天开。在挣钱上不会有任何善施的事情。然而，诉诸于边缘战略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它还是蛮管用的呢。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能像危机局势那样能够挑战人的心召了。我的确需要那种与承担风险相关的激越之憎，以使得我思路清晰，逻辑严谨。这是我的思维能力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了。对于我来说，承担风险是思维敏锐不可或缺的成分。
问：你是由于对这种游戏憎有独钟，还是由于其惊心动魄，从而获得你所需要的刺激的呢？
答：是由于其独有的危险性，正是它刺激得我心里直痒痒的。冈，请千万不要对我刚才所言有任何误解：我不喜欢任何危机四伏，我希望能敬而远之，永不沾身，这就能使我财运亨通，扶摇直上。
问：你又是如何在这种游戏里飞黄腾达的呢？
答：正如我所述叙的那样，我惯于在每一种投资理论中寻找任何细小错误的蛛丝马迹，一旦发现了这些毛病，我就会感到获取了某种保证，如果我所看到的仅仅只是事物的积极面，我就会六神元主、忐忑不安。再说一次，千万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不是那种好大喜功的人，我惯于居安思危，我不会拒绝某种投资策略，正因为我没有发现其消极面，我仍会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另一方面，我又特别关注那些不为市场所接纳的投资学说，如果不出意外，它们通常都是最具说服力的，有这样一句谚语：“无市不优”（The
marketclimbsonawallofworry)
问：OK，精益求精的思考是一个重要因素，其他你以为十分重要的事项又是什么呢？
答：有关投资令人眼花燎乱事情就是做某种事的门道可谓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我们这类人可以被称为冲击型的投资者（mo-mentum
investors），但是，也还有出类拔革的价值型投资者（value
in-vestors）。在我们这一行当，价值型投资者做得并不那么出色，因为他们没有谈得开的人。我与我的一个投资顾问P。c。查特约就有一段十分有意思的经历。他的基本理念是把技术公司视为资产雄厚的公司，在那里，顾客就被认为一笔资产。如果某家公司在顾客当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既使其管理无方，缺乏产出，它也可能价值不菲。查特约觉得，只需稍作努力，这些价值就能开启。这被证明是一个站得住脚的想法，例如，他在巴拉岱套进了一笔大买卖。我与他一道前往视察这家公司，而当我得知他们问题成堆，举步维艰时，我大失所望，跌跌撞撞地走了出来，弄不清究竟为什么我们要去弄这种股票，届时又将如何得以脱身。然而，就在几个星期的时间内，AT＆T以我们双倍价钱买走了这家公司，他对于在顾客中打下坚实基础的价值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他看待公司的方式却与我的不同。
我还可以举出另外一个例子：市场跌宕起伏，紊乱异常的时期屡见不鲜，而我的投资手段已坏得不能再坏。在套进市场之前，我坚持要求形成某种前提假设。但是，为了替市场上一种显而易见的动向寻找一条论据却要劳神耗时。有时，就在我们努力规划出某种看好市场行情的理论时，市场却突然逆转，如果反反复复地捣腾几阵，其结果将是毁灭性的。我所善长的是拨弄市场浪潮，而不是游泳池中的涟畸。20世纪80年代之初，曾经一度，市场上风平浪静，只有少许涟清浮过。我发现了一名商品基金会的管理人员，维克多·李那得赫夫（Victor
Niedethoffer），他就有一套追赶涟崎的手段，以随机步行理论的观点来看，他的方法有根有据，他把市场看成一个大赌场，市场上的人都是赌棍，他们的行为可通过研究赌徒来加以诠释。例如，赌徒们在星期一的行为方式就有别于他们在星期五的行为方式，在上午的行为方式就有别于下午的行为方式，如此等等。依靠这种理论，他能有规律地赚上一小笔钱。于是，我将一部分资金交由他去运作，他则回敬以良好的回报率。尽管如此，他的方法始终存在着一个缺陷，只有在莫衷一是、风平浪静的市场中，他的方法才会奏效，如果出现了某种实实在在的涌动，某种动向，那么这些纯粹由投机行为所导致的小波小浪转瞬之间就会无形元踪，他将遭受可怕的重创，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一套合适的自我拯救的机制，我之所以提及他，是因为他的方法与我的大相径庭，相去甚远。当然，也还有他的方法大行其道的时机，对待正确的方法，我已经学会了心胸开阔，坦荡无私。只要我还能依赖于他们的正直与诚实，我就心甘情愿地使用不同类型的人，采纳不同类型的手段，这就叫博百家之长，攻一家之短嘛。
问：维克多·李那得赫夫怎样了？
答：在整个市场像一只元头苍蝇囚处乱擅的时期，他大发板财，可谓春风得意，风光无限。但是，后来他却不断地开始流血。我们站在市场上引人注目，几乎没有几个商品交易商能做到这一点。
问：最近一段时间他又进展如何？
答：他干得还不赖。
间你现在还拨付资金给他吗？
答：不了。
问：当你与某个人交谈时，你还期盼有其他的特征吗？
答：我对人的性格特征一向捉摸不准。我在股票方面是一个狐吼叫的行家里手，对于历史的见地也非同一般，但是，在判断一个人的性格方面却一直在心里发毛。要知道，我已经犯下了许多错误，搜拢这帮管理队伍耗费了我5年的时间，其中的风风雨雨真是一言难尽。令人兴慰的是，最终还是找到了他们，无论如何，我现在不能夸口说，我在选拔我们工作班子方面与我实际处理金融事物一样大获全胜。
我在想，作为一个高级合作伙伴，或者说作为一个老板，我是十分称职的，因为我对那帮基金管理人员所面对的毫无头绪的重重困难深有所悟，过去我就是这样干出来的，毕竟是同病相伶吧。当他们遇到麻烦时，我就会跳将出来，拔刀相助。我就觉得，这会有助于在公司上下创造一种良好的工作氛围。但是，唉，我却并不那么扛长于扰选他们。
问：在你的诸多能力中，有多大的份额来源于选准市场而不是投资活动？
答：这可说不准，其中既有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某一特定股票中的经历。也有我瞄准市场或市场板块的经历。上面我就说过，我不依赖于一成不变的规则来玩这种游戏，我要在游戏的规则中寻找蛛丝马达的变化。
问：如果你要在游戏的规则当中寻找任何一类的细微变化，那么，在你职业生涯的漫漫长河中肯定就会冷不防地出现生死存亡的关头。若是你专心致志地埋头于某一持续的基础，恐怕你就不会意识到这些至关重要的时刻。你与我的一个重要差别之一就在于你似乎能够明察秋毫，及时辨认出这些特殊的时机。
答：在我职业生涯之初，当我还是在与位于伦敦的股票交易所对面的交易房中的办事员的时候，我有一个老板，柯乐尔·波葛茨基，他就是一个连鸡毛蒜皮的事都要躬身亲问的人。他每天一大早就会像一只小鸟一样早早地抛头露面，然后，坐在办公室里用小刀将他的铅笔削得尖尖的。他曾训导过我，如果元事可做，那么，当你离开时，铅笔尖就应当与刚进来时一样尖尖的。我不会忘记他给我的这一善意的指教。
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运作一份有价证券一览表并不是那种普普通通的文字活。它是另有所指的，它不要承担风险，你所需要完成的工作量是与你的成功保持一种反比关系的。这就是说。如果你干的是一份寻常恬，你是一位推销员或手艺人，那么，你的成功就与投入的工作总量保持正比关系。你越是工作勤奋，你的付出也就越多；你造访的顾答赵多，你所收到的订单可能也就越多；其中存在着比较直接的联系。在你承担风险时，如果你判断准确，深思远虑，明察秋毫，你倒无需役日没夜地加班加点地干活，若是你出了差错，在你的假设与事件的实际过程之间有了出入，你就需要真正地劳神费心一番，刨根究底地查出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你越是干得不成功，你就越得有必要扭转局势。如果一览表的活干得不差，你就可以轻松一些了，这其间存在着反比关系哩！
问：嗅，事情果真如此吗？难道你会自我取笑吗？·有时，当一切都看起来风调雨顺的时候，实际上，事情却在无可挽回地走向灾难的边缘。当看起来万事大吉时，难道你不会时不时地干些前期性的工作，以防止发生可能出现的意外？
答：当然啦，应该怎样就怎样，但是我却不屑于拼死拼活的傻干。要做出一项决策，我只做必需的绝对意义上的最少的活。许多人对于活可谓一往情深，他们惯于汇集一大堆杂乱元章的信息，远远超过了为做出某项决策所必需的量。他们对于某些投资牵肠挂肚，念念不忘，因为他们对这些项目太了解了。我就不同，我会专心于至关重要的事情，当非得由我亲自出马时，我也会发疯似地大干一场，因为我害怕我还会揽上更多的事：当我役必要工作时。我就不去于，悠哉游哉，好不快活。这就是我们工作方式中一个本质性的因素，如果我弄明白了会出什么样的差错，我就会拿出两手来，阻止它！但是，事情的发展可就不是这样，我们得面对它；在单个的股票管理者的业绩中，既有走大运的记录，也有倒霉运的结局，他们将事情弄得条理顺畅，他们就会干得相当不坏，随后他们或许就会变得目中无人，自以为天下老子第一，结果该他们倾家荡产的时候就到了。这些事情我也并不例外，真可谓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生意一切顺畅无阻时，我就感到恰然自得，但随后就开始出乱子。生意场上的事情转瞬即变，千变万化，不可捉摸。要么我去控制局势，要么就让局势控制我。这恐怕就是一个人永远也不要丧失不安全感的缘由了。经验教导我，通常我能将损失控制在20%的限度内。回过头去看看我的兴衰成败史，在一年里，有关某一特定运作我能损失到20,随后我能亡羊补牢，奋起直追，结果，一年到头结果依旧菲然，这种情况倒是屡见不鲜。
问：你是否采纳了一套正式的程序去减少各种损失呢？
答：并非完全如此，如果某件事出了差错，我又能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事实上，我会认为起初的看法仍然是站得住脚的，损失则是由外界不可知的缘由造成的，我会宁愿选择买进而不是抛空的方式，我需要弄明白为什么我被放了一次血。
问：当事情出了差错时，你又是如何找到罪魁祸首的呢？
答：我会感觉到痛（哈哈哈)。我太依赖于动物的直觉了。当我窜上窜下地运作量子基金会时，我的背会让我痛不堪言，我会将这种钻心似的疼痛的最初发作看成一种信号，暗示我的股票行当中又出现了什么乱子，当然，背痛不会告诉你究竟是什么出了差错——你知道的。后背是短期股，左肩是货币，哈哈哈！——然而，当我舍此就元他法之时，它却在极力怂恿我打着灯笼就寻找那些走迷的乱子，这可不是运作股票证券最为科学的方法，对吧？哈哈哈！
问：然而，你已不再接手量子基金会的管理工作了。
答：如果我还弄那事，恐怕我已元暇与你在此谈天说地。长期以来，我单枪匹马卓有成效地管理着基金会，我是这艘大船的头儿，同时又是铲着煤往火里扔的司炉。当我爬上舰桥，摇响了铃，大喊：“左满舵”，随后我就立即钻进机房，实际执行命令。在此期间，我会稍作停顿，气喘嘘嘘，我算一下要买进何种股票，等等，这些日子终于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我有了一个组织，甚至我已将船长一职托付给了别人，我只是扮作董事会的主席，处理些战略性的大问题。
问：你能告诉我，你只是船上的一名乘客吗？
答：啊，我得说我还不仅仅于此吧，我像是这条船的主人。
问：你会闯进驾驶室，然后接管控制权吗？
答：我会去拜访船长，但我却不会去夺权。因为这是一项事关重大的工作，如果我妨碍了那种责任，那就将是十分有害的。
问：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从实际的金融管理事务中退出来的？
答：1989年我已经深深地卷人到东欧正在发生的那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中了。你知道，东欧正是我期盼早日恢复其昔时之光彩的第一故乡，我无法继续料理我的日常事务，不可能再继续守候在电话机旁，我已有点心猿意马。于是，我将金融控制权交给了由斯但菜·德鲁肯米勒牵头的一组年轻有力的金融家。
问：然而，你仍然在1992年对英镑挣下了10亿美元的战役中担当了重要角色，——这还是在你将金融控制权移交给了斯但莱之后。他应当由此而名声显赫吗？
答：是的，我从未为此而过功请赏，我参与了那一事件的过程，作为一名督查者，我对他说，这将是一次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承担风险就会财源滚滚，无限风光在险境嘛，我们应当比平常的规模还要大一点，来一次真格的。他接受了我的建议。
问：你对量子基金集团杠杆作用的程度负有全责。然而，在英镑上走短期的最初想法却是他的，对不对？
答：是的，他专门槽询过我，但是，最终是由他作出的决定。
问：如果没有你的谆谆教诲，他恐怕将永元出头之日，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公正？你难道没有驱使他将自己的潜能全部发挥出来吗？
答：我曾建议他打蛇就要打七寸，如果没有我，他倒也或许做到了这一点。事实上，我们所采用的手段并非
总是那样神奇，不可战胜，因为我们只有一些证券在担当风险，或者稍稍多出一些什么吧。
间这就是你所获得的一个重大成就。在过去的岁月里，量子基金会也对货币的走势做出过某些判断，只是效果不尽如人意。你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呢？
答：与我在英镑大战中的角色并无出入。1994年我们在日元问题上碰了一同大钉子，当时我们所遭受损失的程度被极大暄染了一番，外界纷纷扬扬地散播谣言，说我们损失了10亿美元，但是，事实却并非
如此。1994年2月，我们损失了6亿美元，但是到年末岁初，我们也将本捞了回来。毫无疑问，这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走霉运，我是整个决策程序的一部分，因此，我得承担起责任，就如同我在英镑大战中那样。在确定我们在何处弄糟了事情方面，我也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关注于美国两国在贸易问题上的徐徐拉开的序幕。当时，支持日元强劲的还有更为深层次的原因，而这一点当时我们并未意识到。
问：你现在在纽约花的时间也不像从前那样多了，你主要潜形于东欧，从事你的基金活动。
答：再也不那样了，我现在耗在东欧的时间就比过去的5年要少。
问：当你浪迹天涯，你又如何频繁地就商务上的事情与在纽约的办公机构进行沟通的呢？
答：只要电话联系畅通无阻，我就每天与办公室聊聊天。
问：你会与斯但莱说几句吗？
答：是的，还有其他的一些人。
问：斯但莱还向你征询意见吗？你与他进行沟通是具有一定的方向性，还是你们之间的交谈只是就事论事？
答：他负责全盘运作基金会，我不会将任何东西强加到他的头上。在许多方面，斯但莱在40岁时比起我在那个年纪要强一此
问：这是不是量子基金会继续取得成功的原因呢？
答：这只是部分原因，斯但菜是一个十分出色并且心胸开阔的人，因此，就凭他也能使得公司尽纳天下之贤士。基金会因此更加名声大振，在英镑危机过后更是如此。我们可以让最棒的年轻一代加入到我们的公司队伍里来，现在我们的金融管理蒸蒸日上，这一点我们过去从未做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