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证明的论断或许只有两种。它可能是公理，能够自我验证，本身即包含着自己的证据，例如“任何三角形的角度之和等于两个直角的角度之和；”它也可能是不值得过多考虑的闲话。我曾在前文必要的时候指出，任何商业图表的最大作用都是记录资料，其预测能力很差。但是这个命题至少需要部分地加以证明，因为最近的也是最科学的商业记录显示出一种预测的功能，它就是哈佛大学经济研究委员会的成果。后者的指数图表的确为预测商业状况提供了一种方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采用了股市晴雨表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华尔街日报》及其联合出版物二十年的使用过程中一直都很成功。
比基本运动更大的运动
但是平均指数还给出了一个暗示，它在今天尤其重要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我们知道，在私人所有的时候铁路股票有一个自由的市场，随着市场的基本运动一起发展；我们还知道l909年结束了一次牛市，第二年出现了熊市，然后一次很有限的波动的牛市(铁路股票尤其如此)持续到1912年下半年，最后另一次熊市在股票交易所重新开业时立刻结束了，那是在战争爆发18个星期之后的1914年12月。
从1906年到1921年6月，铁路股票价格的总体趋势是下降的，这是一个显著的历史事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和警示。这次运动不仅大于基本运动，甚至比我们前面讨论的任何周期都要长——它持续了近16年。铁路股票在即将到来的1922年将会普遍得到改善，这不仅仅是可能的，而且几乎是人类事务中最确定的，但是有一个极端的原因却使它们无法在短期内恢复到原来的自由和活泼的状态，那是詹姆斯·J·希尔和爱德华·H·哈里曼这些伟大的铁路创建者在后期享受到的情况。铁路公司近来一直面对的条件不仅使铁路股票丧失了大部分投机价值，还丧失了大部分永久价值。它阉割了铁路公司，使后者丧失了创造性的生殖能力。
图表及预测
熟悉哈佛大学经济研究委员会的人都知道，它在自己的商业图表中使用了三条线——投机线、银行线和商业线。它并不勉为其难地试图证明“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相等。”它成立于战后，但是它发表了一个1903—1914年间的商业图表，后者为我们一直讨论的股市晴雨表提供了最好的证据。在这12年里，它的投机线总是排在商业线和银行线之前；换句话说，投机活动预见到商业的发展趋势，这正是本书希望验证的问题。
哈佛经济研究委员会把股市平均价格作为自己的投机线，它注意到战争使许多计算都变得杂乱无章(因为它破坏了计算赖以存在的基础)，因此并末发表任何关于战争时期的图表。回顾自己在当时的记录和新闻评论，我发现关于股市运动及其与商业的关系的结论几乎都是根据同样的原因而得出的。我们已经看到，当政府以担保形式接管铁路公司之后，工业股票仍然保持着投机性运动，却没有任何相应的铁路股票的反应对它进行检验和印证。在分析被哈佛委员会故意放弃的战争时期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发现股票市场以一种非常可贵的方式尽心尽力地在公众面前显示出发生战争的可能性。1917年的熊市就是很好的证明，而且它还以一条抛售线提前3个月预见了战争的爆发。
比基本运动更大的运动
但是平均指数还给出了一个暗示，它在今天尤其重要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我们知道，在私人所有的时候铁路股票有一个自由的市场，随着市场的基本运动一起发展；我们还知道1909年结束了一次牛市，第二年出现了熊市，然后一次很有限的波动的牛市(铁路股票尤其如此)持续到1912年下半年，最后另一次熊市在股票交易所重新开业时立刻结束了，那是在战争爆发18个星期之后的1914年12月。
从1906年到1921年6月，铁路股票价格的总体趋势是下降的，这是一个显著的历史事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和警示。这次运动不仅大于基本运动，甚至比我们前面讨论的任何周期都要长——它持续了近16年。铁路股票在即将到来的1922年将会普遍得到改善，这不仅仅是可能的，而且几乎是人类事务中最确定的，但是有一个极端的原因却使它们无法在短期内恢复到原来的自由和活泼的状态，那是詹姆斯·J·希尔和爱德华·H．哈里曼这些伟大的铁路创建者在后期享受到的情况。铁路公司近来一直面对的条件不仅使铁路股票丧失了大部分投机价值，还丧失了大部分永久价值。它阉割了铁路公司，使后者丧失了创造性的生殖能力。
罗斯福与铁路公司
如果西奥多·罗斯福能预见到自己对铁路公司的攻击所带来的致命后果；如果他能意识到自己为惩治少数滥用权力的人(成功者必然会逐渐得到权力)而实施的政策(从逻辑上推理是这样)不是对暂时的罪恶进行暂时的制裁，而是让铁路公司在未知的岁月里(或许是永远)变成了残废，我们相信他肯定会选择另一种方式。在过去的14年里，公众的改革力量被误导为一种破坏力。铁路的发展在过去不仅与人口的增长相伴随，而且至少在这个大陆上是超前进行的，但是今天的铁路已经奄奄一息甚至死亡了。落后地区急需铁路的扩张却找不到新的资本，想建设大一些的终点站就更不用提了。交通线是文明的动脉，但是罗斯福理论(或更可能是其理论的误解，把他从来没有过的思想归结到他身上)的应用造成这些动脉硬化，使通过它们输送血液的中央心脏的功能受到削弱。
受到制约的发展
我们可以通过美国铁路里程每十年的统计资料发现这个事实。我国在1910年拥有240，830公里的铁路，比1900年增长了将近25％，是1880年的两倍多，如
果保持这种势头，我们将会发现1920年的铁路里程比1910年增长9万公里之多。然而实际的数字还不及它的1／6。铁路里程的增长小足1．5力公里，仅达到了保持铁路运转的最低限度。“害怕出现巨人”的思想统治着我们的政治家们，他们使我国最重要的行业的增长陷人瘫痪境地，却不允许少数聪明的人在用伟大的思想满足人们巨大的需要时致富。哈里曼和希尔在去世时都很富有，我认识他们，也知道他们的财富几乎是偶然得来的。他们富有是因为，如果他们不能取得金融上的独立地位，就无法完成任何创造性的工作。但是哈里曼从未控制过他管理的任何一家铁路公司的股票，股东信任他是理所当然的。他从未取得南方太平洋铁路公司、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甚至芝加哥＆埃尔顿铁路公司的多数投票权。他和希尔为几百万素未谋面的美国人带来了舒适、能力和富裕，在此过程中也使自己富裕起来。铁路从1897年(重建时代的结束)到1907年(破坏时代的开始)期间的发展可以在晴雨表的记录和图表中得到清楚的体现，从总体上看，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成功也最具创造性的时期。
人类犯错误的周期
我们已经看到并验证了道氏价格运动理论的正确性，并且认识到市场同时存在着基本的上升或下降运动、次级下跌或反弹以及日常波动。但是我们的研究是否已经足以让我们建立自己的周期理论呢?当然这个周期与前文讨论的周期完全不同，虽然后者列出的恐慌日期很壮观也很有启发性。哈佛大学的图表在这方面进行了很有见地的尝试，它的周期排列为“萧条、复兴、繁荣、紧缩和危机，”并没有对每个阶段设定绝对的时间长度，甚至认为“紧缩和危机”、“危机和恐慌”、或“紧缩与恐慌”有时是相伴随出现的。然而我们可以从平均指数的记录中得出另一个周期，几乎可以被称为人类犯错误的周期。它只能出现在我们这样一个民主的国家，因为拥有自治权的民众总是太急于行使和误解这种民主中最大的特权——犯错误的权力。
考克西的失业请愿团
我的意思是不难理解的。1890年是共和党总统和共和党国会当权的时期，美国到处充斥着不确定性和地方主义思想；立法总免不了要有一定程度的妥协性，但是当时的立法却成了一种不道德的妥协。一个真正的政治家能够在不改变根本原则的情况下就次要问题成功地进行妥协，然而《谢尔曼白银收购法案》却牺牲了根本的原则性并导致了最严重的后果，因为它向我国金融系统的血液中掺人了水分。如果不是我国在1892年获得巨大的小麦丰收，并且唯一的国际竞争者俄国又恰好全面歉收，通货膨胀和过度投机行为很可能会在那一年导致一次不可避免的大恐慌。这次恐慌最终出现于1893年。
此后四年中，到处出现了今天非常流行的这种平民主义思想。1894年，考克西的失业请愿团从俄亥俄的马西隆出发，一直走到了华盛顿，考克西的主要观点——不兑换货币能够使繁荣重新出现——也随之传遍全国。中西部地区受到的毒害最深。威廉·艾伦·怀特在其著名的社论《堪萨斯怎么了？》中记录了这次浪潮。在那段恐怖的岁月里，铁路公司的经理们处于灾难的最深处。除了少数几个实力强大、经营良好的公司之外，几乎所有的铁路公司都破产了。1896年，全国近87％的铁路处于破产监管状态。直到麦金利第一次当选为总统之后，情况才逐渐转人正常和轻松的状态。
繁荣的十年
摆脱平民主义的误区(银币自由流通等)之后，人们才发现这种思想会把国家引入破产的深渊。政治家们对自己鲁莽行动造成的后果感到害怕，此后十年(1897—1907年)罪恶的政治从美国商业中消失了。我们从未遇到过如此繁荣的时期，此前没有，此后也没有。铁路以前所未有的势头飞快地发展着，出现了最大的、最获利的工业集团，美国钢铁公司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段时期的生活成本很低，只是在后期略有提高；当时的工资也很不错，这不仅表现在以美元和美分表示的工资数量上，还表现在它们的购买力上。
“养胖后一脚踢开”
然而，“等到他养胖后再一脚踢开”。是否民主承受不了繁荣?还是我们不必做出这么宽的假设?我们已经看到，工资上涨的压力达到顶蜂不是出现在工会软弱无力或者不存在的困难时期，而是出在工资水平较高，工会领导人可支配的钱超过其合理支出的繁荣时期。太多的人把商业萧条归罪于工资压力，然而真正的原因却在于我们在国家养胖以后把它一脚踢开了。平民主义在19世纪90年代给我们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但是其危险的基础在此前就已经存在了。我们现在似乎正在步人这样一个平民主义时代，当然战争已经把一切不正常的“周期”抛弃了，但是反对个人财富的思潮在公众敏感的大脑中撒下的罪恶肥料，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结出不道德的果实。
公众观点中的二次思维
如果我试图根据人们犯错误的周期性进行预测，将会超出股市晴雨表的目的和本书的正常范围。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真正繁荣的金色十年距我们有多么遥远。我们可以指出它的顶点，见到过它在1907年突然而猛烈的崩溃。由战争引发的火热的生产活动并不是一次公正的考验，正如它不能成为分析的合理基础一样。难道在另一次像1897—19叮年这样的时期到来之前，美国还必须经历这样一个时期：它最后不是问自己“堪萨斯怎么了?”而是“美国怎么了?”如果我不相信美国人民的判断力会在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找到答案，那么我就真是一个可怜的美国人了。认为公众观点永远正确是民主的一个最大的缺陷。这取决于你怎样看待“公众观点”这个概念。最噪杂的声音所代表的观点最初基本上是锗的，或者是正确地进行了错误的分析，然而历史表明，伟大的美国人民的二次思维通常都是正确的。
罢免林肯
我们每年都会相互传讼葛底斯堡演讲中的伟大篇章。林肯认为自己在那里说的话——请记住他当时还没被视为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主要发言人——与自己在那里的行动相比是不值得人们牢记的。他以特有的谦虚降低了一个伟大的思想所表现出的不朽性。几百万美国人几乎不了解战斗的状况，不知道哪一方将获胜，只是假设不朽的联邦将依然挺立，但是他们都记住了林肯在1863年的葛底斯堡演讲。然而如果当时的联邦法律允许“罢免”由联邦大选产生的政府官员，林肯的命运极有可能是被罢免，而不是再次当选为总统。他连任总统的事实直到第二年才被确定下来，我相信年长的读者一定还记得1863年道德败坏的情况以及它对公众观念的影响。
政府干预的代价
从这个例子中可以发现，美国人民的二次思维是正确的，而最初的表现很可能是错误的。让我们看看非党派联盟煽动的中西部倩绪吧，看看其中有多少正确的因素，又包含着多少骗子和江湖术士的伎俩。难道我们敢说自己的系统已经摆脱了这种毒药吗?就在一周以前，国会还险些通过一项以某种借口创造数十亿美元不兑换货币的提案。
如果说过去十年中有一个教训值得公众牢记，那就是当政府干预私人事务的时候，即使它的目的是发展公用事业，也会造成数不尽的灾难。我们才是为这个国家铺设铁路并开发出自然资源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铁路所有权比国会更具有代表性，它包括储蓄银行的每一位存款者和保险单据的每一位持有者，只要国债利息是依靠铁路公司的税收支付。
让每个人都贫穷的立法
我们必须承认，平均指数的作用在本章中更多地是以记录而不是晴雨表的形式出现的。但是如果我们出于显而易见的心理原因，为避免本书篇幅过长而忽略了这个记录给出的最重要的教训，那么我们的讨论将是不完善的。看看铁路平均指数在25年图表中走过的路吧。16年前，20种活跃的铁路股票在1906年1月22日达到了最高点(138．36点)；这个数值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1909年8月的指数仅比它低4点(134．46点)；下一次最高点出现在1912年10月(124．35点)——比它低了14点以上；差距还在增加，1914年1月30日的最高点只有109．43点；既使战后第一次牛市也只把平均指数抬高到112．28点(1916年10月4日)；由于我们前面分析过的原因，铁路平均指数并没有享受到1919年的牛市。
目前的铁路平均指数比这一记录低50点，仅比1898年7月25日的指数高出不到14点，而那已经是23年以前的事了。16年足以使哈佛大学经济研究委员会的简单周期出现两次以上，比我们两次最严重恐慌(1857年和1873年)的间隔还要长，比杰文斯的十年周期足足高出60％。让我们分析一下这段时期内的稳步下降趋势，看看某些著名的商业图表所提出的国民财富增长的中间线在这条稳步下降的价值线面前是多么可笑和无用。难道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有能力让它的政治家们如此稳健而愚蠢地把它最大的投资和最大的行业领入毁灭的境界中去吗?难道我们可以认为毁掉铁路公司的股东会使其他人更富有、更幸福，从而可以抛弃父辈创造的财富或者允许政治家们挥霍它吗?我们知道也应该知道，我们不能通过立法使得人人都富有；但是这个例子和俄国的情况都表明，通过立法使每个人都变得贫穷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