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社会是个网状链条型体系，那么，地狱里绝对不止购房者一个人，跟随他们一起痛苦的，还有城市。我们之所以感受到购房者在地狱，而忽略掉其他同样被房地产拉下地狱的苦难者，那是因为购房者发出了呻吟，而其他的连呻吟的力气都没有了,但这不代表他们不存在。
不同民族、不同人的价值取向可能千差万别，向社会索取的环境要求也各不相同。譬如说深圳,大多都是激情创业移民的人士，和内地城市相比，深圳必须为这些人士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包括浅层次的政策鼓励与支持，以及深层次的社会对创业者的机会考虑。如果这样做，暂时会损害一些符合城市生活特色的休闲环境，居民们恐怕都不会有太多的抱怨。因此所有城市的管理机构，都必须为自己的居民提供符合城市特色的相应环境，只有这样，21世纪最宝贵的人才才会对城市打个满分，经济才能发展，否则人心散了，队伍将不好带。
但无论不同城市人口之间的价值取向有多大差异，城市都必须满足他们一个基本的生活底线，这是及格分，其他的诸如创业环境、休闲环境、学习环境，才是对不同城市政府的加分考试。这个及格分，就是生活环境，检查一个城市是否及格，有一个简单的指标，那就是看居民对该城市的生活是否具有幸福感。
今天大多并非土生土长的城市居民们，其实对幸福的要求一点儿也不高。他们离开家乡，来配合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这一点很类似于他们的父辈，上世纪50年代离开繁华的大都市，去西部、三线参与拓荒建设。姑且抛开爱国心和知识青年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壮志不说，其接待者们一定会客气地给他们一个可以安身和落脚之地，以便让奔波的身躯有一个舒展的私人空间，让盆盆碗碗有一个摆开的地方，并尽量想办法给他们做一个简单的篮球架或者员工活动中心，好让他们的业余生活觉得充实满足。当这两点达到以后，那些甚至留过洋获得博士学位的才俊们，就会心满意足地在偏远的山沟里扎根一生。
与20世纪50年代的“飘一代”不同，今天21世纪的“飘一代”离开了熟悉的故土家乡，基本上无人提供落脚的地方，还需要自己去寻找精神的快乐。将两个“飘一代”的幸与不幸相比，50年代的“飘一代”虽然离开城市到山村，但尚可获得大有作为的舞台，去实现人生的满足，物质上有所不幸，但精神也是幸福的。而21世纪的“飘一代”们，大多数没有超越落脚之处和业余生活的束缚，连人生理想还没有展开，就被房子等初级问题彻底搞蔫菜了。
来到城市寻找安身落脚之处，就遇到了“政治化”的房地产时代，从而将自己整个人生旅程全部改写，这也许将是生活在21世纪初的整整一代人悲剧的根源。
不论主角们贱贵贫富，让我们先看看正常的人生，其幸福要素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1）必须要有一个落脚安身之处。富豪们住别墅，平民们住筒子楼，年轻人住公寓，农民们住自建房。
（2）一个惬意的朋友圈子。富豪们和精英们聊天，平民们扎堆打麻将，年轻人聚众跳迪斯科，农民们在村口的槐树下摆龙门阵。
（3）一个和伴侣组成的家庭。富豪们可以暗地里三妻四妾，平民们有个不下堂的糟糠妻，年轻人自由恋爱找个对象，农民们则千辛万苦娶个婆姨。
（4）一个实现人生理想的岗位。富豪们拥有的是公司，平民们照着机床或者卖货，年轻人根据兴趣能力找份工作，农民们则在一亩三分田上种瓜种豆。
只要实现了这四点，钱财其实就是身外之物了，只要每个人进入这些相应的要素里安居乐业，就算是幸福生活。当然，不同人士要素点里面的内容是不同的，所以这个社会才显得丰富多彩。富人们奔驰宝马一掷千金，而农民们稀饭干菜勤俭持家，生活虽然千差万别，但幸福感都是一样的。如果不同圈子里的人角色互换，譬如穷人生活圈的人进入富人生活圈，由于其系统的冲突和不兼容性，一定会出现许多哀怨故事，这些故事写下来，就是琼瑶的伤感小说，而富人圈子里的人跳到穷人生活圈，可能就是一部发人深省的落魄史。
可是，如今21世纪“飘一代”的人，因为落脚之处的丧失，可能连这些最简单的人生幸福都享受不到了。且看房子是怎么样阻断他们一生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