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9年9月，美国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黄金操纵案。多头投机家古尔德和菲斯科精心组织了一个黄金囤积计划，他们一度控制了数倍于纽约黄金市场供应量的黄金合同，黄金价格扶摇直上，“面对他们的对手，多头们得意洋洋”……
（1869——1873）
*华尔街新生代投机家古尔德和菲斯科在这个时期的所作所为是前无古人，也是后无来者的：他们试图操纵黄金市场。
*刚刚结束南北战争后的美国，还没有实施金本位制，金币和绿钞同时可以流通，但是由于“劣币驱除良币”，人们很自然地选择使用劣币——绿钞，而黄金几乎立刻从流通领域彻底消失。而在纽约的黄金交易室里，黄金的投机活动正如火如荼。在当时的黄金市场上，只需要交纳少量保证金就可以购买数额很大的黄金，这种杠杆效应使得黄金投机成为了最危险，但同时也是回报最为丰厚的投机活动。古尔德的计划是买断纽约黄金市场的所有黄金供应。如果他能成功，那么，所有黄金的购买者，尤其是那些为实现套期保值而卖空黄金的国际贸易商，将在绝望中眼睁睁地看着古尔德操纵的黄金价格飙升到天价而无能为力。
*为了实现这个美妙的计划，古尔德必须要保证做到一件事情：避免联邦政府的干预。如果联邦政府觉察到他的操纵计划而决定干预黄金市场的话，那么，政府国库中储存的大量黄金就可以随时进入市场，黄金价格将会一落千丈，古尔德的计划也就会被彻底粉碎。于是，他小心翼翼地编造了一张关系网，设法结识了当时的总统格兰特，并使这位南北战争中的英雄，但对金融却一窍不通的总统相信：政府应该让黄金市场自由运行而不得进行任何干预。
*万事俱备之后，古尔德和菲斯科开始了他们的囤积操作，他们成功地控制了数倍于纽约黄金供应量的黄金合同，黄金的价格扶摇直上。古尔德和菲斯科与他们的对手的殊死搏斗吸引了从波士顿到旧金山所有美国人的关注，因为古尔德集团正在囤积的东西不是普通的证券或其他商品，而是黄金——全世界通行的法定货币，财富本身的象征。
*如梦初醒的格兰特总统最终意识到自己被古尔德彻底愚弄了，他下令干涉黄金市场，但是，他的命令来得晚了——这场金融噩梦却刚刚以戏剧性的方式结束了。（尽管，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格兰特的个人金融噩梦还没有开始）。在给美国经济和华尔街带来巨大混乱的同时，这场黄金恐慌迫使美国的政策制订者意识到，只要存在黄金绿钞复本位制，那么，黄金价格的投机就具有无法阻挡的诱惑。在这场黄金囤积案的十年后，美国最终回归到金本位制。
*黄金投机战后三年，陷于一场复杂感情纠葛中的菲斯科，也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随着华尔街新生代投机家离开历史舞台，一直是华尔街标志的西部拓荒式的野蛮色彩也开始渐渐褪去。第二年，在南北战争中为联邦政府成功发行债券的银行家库克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危机中，直接引发了一次波及欧洲市场的美国股市大崩溃，从而彻底结束了南北战争后美国这一短暂的经济和股市繁荣期。
由于当时黄金在世界金融市场的地位，如同太阳系中的太阳，所以在1869年9月份古尔德和菲斯科在纽约市场上主导的黄金投机案无疑是华尔街历史上最大胆的一幕。即使在当时，华尔街上最苛刻的批评家也无不佩服他们的胆量。“在所有的金融投机中，”亨利亚当斯在1871年写道，“操纵黄金市场是最辉煌的，但也是最危险的，也许正是这种辉煌和危险，使得古尔德先生对其极为着迷。”
在中世纪，黄金是世界上每一个大国的法定货币。从1812年开始，英格兰银行就采用了金本位制，而大不列颠王国此时正处在鼎盛时期。当时，英国的GDP占全世界的1/4，这个份额比现在美国在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还要稍高一些，英国同时还主宰着世界贸易。英国在世界金融市场中的主导地位决定了英镑和先令是国际贸易的基准货币，英格兰银行实际上充当了世界中央银行的角色。
但是，由于南北战争的影响，美国此时还没有实施金本位制。尽管随着1865年北方军队的胜利，绿钞和黄金之间的价差已经大大减少，但还没有完全消除。而且，在美国法律中，有一条关于绿钞的条款含糊不清，它就像在战场上一颗还没有引爆的炸弹，时时刻刻都有爆炸的危险。1862年，美国第一次发行绿钞时，国会通过的法案中有一个条款规定流通中的绿钞与黄金等值。但是立法者很快就发现，根据“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这一条款导致了黄金立刻从流通领域中消失，它们被悄悄地藏进了千家万户的床垫下和保险箱里。
国会很快废除了这一条款，但他们并没有废除另外一项条款，那项条款规定：对于那些必须用黄金履约的合同，也可以用等价的绿钞来履行。这项条款在实际生活中是根本做不到的，所以，对于这样一个条款，从来都无人理睬，但它的存在却构成了古尔德操纵计划的第一个前提。
到1869年时，在黄金交易室里进行的黄金交易已经达到了平均每天7000万美元的交易量，而且大部分是投机性的。事实上，由于只有很少的保证金要求，在黄金交易室里进行黄金投机操作，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有可能使人在几分钟之内暴富或者一贫如洗。
第二年，当詹姆斯J加菲尔德（JamesJ.Garfield，他后来成为美国总统）领导一个国会委员会负责调查已经过去了的黄金恐慌时，黄金兑换银行的查尔斯J奥斯本（CharlesJ.Osborne）作证说：“只要有1000美元，一个人就可以买价值500万美元的黄金合同。”而古尔德的估计比这稍微保守一点，他认为10万美元能够买到价值2000万美元的黄金合同。身为伊利铁路总裁的古尔德手上掌管着远远超过10万美元的现金，他也估计纽约市场上在任何时点都没有价值2000万美元的真实黄金供应。当他第二年在国会作证时，他的估计是：市场上有大约价值1400万美元的黄金券（goldcertificate）和300万~400万美元的金币。
市场上真正的黄金供应量的稀缺也是古尔德敢于大胆实施他的计划的另一个前提。而第三个前提是，虽然黄金交易室里进行黄金交易的都是投机商，但黄金也在每天重要的商业活动中用作支付手段。黄金是国际贸易中的支付手段，贸易商们向海外出口的商品是以黄金收款的。在贸易合同签订和黄金交割之间有一个时间差，如果在这段时间中，黄金相对于绿钞的价格下跌，那么贸易商就会蒙受由此带来的损失。为了防止这样的损失发生，出口商习惯性地在黄金交易室卖空他们未来将要收取的等值黄金。这样的话，如果黄金价格下跌，他们就可以用在黄金卖空操作中获得的利润来弥补因合同而造成的损失，反之亦然，这就叫套期保值，而套期保值也正是所有商品市场最主要的功能。尽管这些国际贸易的大商人拥有的财产远远多于那些在黄金交易室进行投机的乌合之众，并且他们都是社会名流，但是他们在古尔德这样的江洋大盗面前还是有点不堪一击。
古尔德看到了他的机会并决定抓住它。只要用相对来说很少的钱，他就可以买到价值超过整个纽约市场上黄金总量的黄金合同。将要败在他手下的人中，有很多是纽约市最大的贸易商，他们由于商业的原因不得不在市场上卖空黄金-如果古尔德的计划成功，他们将被挤压得很惨。那些古尔德在黄金交易室里签定的黄金合同-尽管指明要用黄金交割，但在法律上都没有强制力①。而如果事情的进展并没有按照古尔德计划的那样顺利的话，在必要的时候，古尔德可以很轻松地就拒绝用黄金支付。菲斯科在晚些时候参与到古尔德的计划中，用他的话说，他们的这次行动，“除了声誉，什么也丢不了”。
当然，他们还有一个大问题：联邦国库中储藏着超过美国整个国家一半的黄金，仅仅在华尔街的分库中就储藏着价值100万美元的随时可以动用的黄金。因此任何想垄断黄金的企图都会随着华盛顿一份电报的来临而被击得粉碎。为了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古尔德必须买通美国政府，要保证它最起码要“友善地”不采取任何行动。
虽然古尔德不认识格兰特总统，但是他要安排一次与总统的会面是很容易的。古尔德精心培育了与埃布尔拉什伯恩科尔宾（AbelRathboneCorbin）的友谊，后者既是投机商也是律师，在前一年刚刚迎娶了格兰特总统已近中年仍待字闺中的妹妹，于是理所当然地成为总统家族的一名准成员。为了保证科尔宾的忠诚，古尔德给科尔宾买了面值150万美元的黄金合同，而没有要他出一分钱。这就意味着只要黄金价格每上涨一美元，科尔宾就可以在没有任何风险的情况下坐收1.5万美元。（当然这样一份合同也没有花古尔德多少钱，因为他可以通过支付很少的保证金购得）。科尔宾立刻爽快地接受了古尔德的馈赠，只是要求把这笔黄金记在他妻子的名下。
在早夏时节，总统和他妻子前往马萨诸塞州的福尔里弗，他们途经纽约时，古尔德在科尔宾的寓所见到了总统，并护送总统到码头，在那里停泊着总统去福尔里弗将要乘坐的蒸汽船。这艘船的主人就是菲斯科，他正在那里等着他们。古尔德、菲斯科和纽约的其他几个商人，陪同总统一起前往福尔里弗。在途中，古尔德想方设法想从总统嘴里套出他关于黄金市场的看法，但是总统似乎并不是很乐意合作。在整个夏季旅行中，古尔德几次都设法出现在总统的身边，有一次是在一座剧院-一座菲斯科拥有的剧院里，他成功地使他不离总统左右的形象被广泛地注意到。
当纽约财政总管助理的职位出现空缺的时候，古尔德和科尔宾设法说服总统，让他任命丹尼尔巴特菲尔德（DanielButterfield）将军担任了这个职位。财政总管助理管理着联邦国库的纽约分库，任何卖出黄金的指令都必须由他亲自下达。在这个职位上有一个听命于古尔德的人对他计划的成功至关重要。
巴特菲尔德家族拥有巴特菲尔德快递公司，这是美国运通公司的前身。他参加过南北战争，并且获得了国会荣誉奖章，他也因为谱写了军队的熄灯号曲而留名至今，他的雕像现在还依然屹立在纽约的河滨大道，毗邻格兰特的坟墓。在巴特菲尔德刚上任不久，古尔德就给了他一笔1万美元不需要抵押的贷款，而且给他开了个不需要支付保证金的黄金账户。
古尔德和他的集团整个夏季都在购买黄金，夏季过去之后，农作物被出口到国外，商人们开始在黄金交易室卖空黄金来进行套期保值。在这种卖空的压力下，在7月27日还高达140美元的黄金价格在8月21日已经跌到了131.625美元。古尔德置若罔闻，继续增仓，编织他的陷阱。他还设法让《纽约时报》刊登一篇科尔宾写的评论，读上去似乎是一条官方将要允许黄金价格自由上涨的声明。9月2日，当格兰特和他的妻子在从纽波特前往萨拉托加的途中再次经过纽约的时候，科尔宾和总统共进早餐，他又一次让总统相信政府不应该干预黄金的价格。格兰特总统是一个非常诚实，但有时也有点幼稚的人，他答应科尔宾，没有他的指示，财政部不能进行任何非常规的黄金出售。
而总统并不知道，古尔德躲在大厅的后面偷听了餐桌上的这次谈话。
到9月中，古尔德集团已经持有了价值超过9000万美元的黄金合同，只要财政部不售出它的黄金，这个数目是纽约市场上黄金供应的数倍。古尔德，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是一个公共关系的大师，此时他开始散布流言，让人们相信整个华盛顿都参与到了这桩交易中。第二年，黄金交易室仲裁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负责仲裁黄金交易室里的各种争端）的主席在作证时说道：“进行黄金市场操纵的投机商与华盛顿官方的每个人都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上至格兰特总统，下至国会山的守门人，这是一件妇孺皆知的事。”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当时的美国，腐败是多么彻底，“美国政府也是黄金囤积阴谋的参与者”这样的流言能够轻易地被大众接受。
到9月15号，黄金的价格已经涨到了138美元，这时候，那些不得不因此而交纳更多保证金的卖空者感到万分痛苦。古尔德担心，这些实力雄厚的人可能会影响财政部长乔治S鲍特韦尔（GeorgeS.Boutwell），让他下令卖出财政部的黄金来降低黄金价格。在一次罕见的误判中，古尔德做过了头。他让科尔宾给他的总统姐夫写信，再次详细阐述了为什么要让市场决定黄金的价格（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就是让古尔德来决定黄金的价格）。
古尔德让他的私人信使把信送到了当时正在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州附近度假的总统手里。在当时，从纽约到达那里需要一天的旅程。非常天真的总统甚至是乘坐着古尔德给他提供的伊利火车专列前去度假的。信使把信件交给了经常随同总统的军务大臣贺瑞斯波特将军（GeneralHoracePorter），然后由他递给了总统。总统看完信后说，他没有回信。好奇的波特将军问总统这个信使是谁，总统愣了一下，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位从纽约来的专程送信的信使，他以为这个人是当地的一名邮差，只是想抓住这个送邮件的机会见见他而已。
但是，当波特明白无误地告诉总统，信使是专程从纽约远道而来的时候，格兰特终于恍然大悟，他被科尔宾愚弄了。因为他知道科尔宾绝不可能雇用一个私人信使长途跋涉来递送这样一篇关于经济学的陈词滥调的演讲稿。总统夫人此时正在给科尔宾夫人写信，总统立刻让他的夫人在信中写道：“告诉你的丈夫，我的丈夫对他的投机买卖非常愤怒，他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停止这一切。”
而此时的古尔德，刚刚收到了信使发来的电报：“信已送达，一切正常。”于是，他认为一切都已经在他的掌控之中了，并说服菲斯科积极地参与到这个投机操作中来。他并不是需要菲斯科的钱，而是需要他天才的表演能力。从一开始，菲斯科就认为这项投机操作太危险了，所以他一直谨慎小心，未敢贸然进入。当古尔德使他确信总统也参与其中以后，“他立刻就加入了行动之中”，正如第二年加菲尔德在众议院的听证会后所描述的那样，“菲斯科的巨大影响力和有煽动性的狂热给投机活动火上浇油。当菲斯科冲进黄金交易室公然挑衅华尔街和财政部的时候，他带给华尔街的恶毒影响可与罗马政客和阴谋家凯蒂林①带给放任的罗马青年的毒害媲美。”
根据菲斯科事后的证词（尽管我们可以肯定这不能作为非常可靠的历史资料），到那周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持有了价值5000万~6000万美元的黄金合同，并且还组织了他自己单独的经纪人团队，在必要时这些经纪人可以立刻为他效力。持续买进的效果已初步显露，9月20日，星期一，黄金价格为137.375美元。第二天微涨到了137.5美元。但是，星期三，当菲斯科第一次出现在黄金交易室里的时候，黄金价格立刻就暴涨到141.5美元。
这天下午，科尔宾的妻子收到了总统夫人的来信。对于科尔宾来说，他所有的资本就是他和总统的亲戚关系。这一下，他被吓坏了，想退出古尔德的行动。古尔德许诺给他10万美元，要他缄口不言，不把这封信的内容透露出去。夹在总统和古尔德两个实力人物之间的科尔宾束手无策。但古尔德意识到这场游戏已经结束，他现在必须以最快速度收尾。
此时的菲斯科还在通过他的鼓动和公开购买行动来推动黄金价格的上涨，而古尔德已经悄悄售出他的黄金了。但是，一些原来比较谨慎的卖空商（包括了华尔街上几乎所有的经纪行），这时已经支撑不住，他们开始购买黄金，准备平仓，所以黄金价格依然上涨到了143.375美元。黄金交易量激增。一般情况下，黄金交易量只有7000万美元，但在9月23日，星期三，这一天，黄金兑换银行的黄金清算量超过了2.39亿美元。
第二天清晨，早在黄金交易室10点开盘之前，纽约的金融区就已经熙熙攘攘了。古尔德和菲斯科在他们的经纪行威廉奚斯公司设有一个指挥点。当市场开盘的时候，菲斯科指示他的主要经纪人买下市场上所有售出的黄金。10点半，巴特菲尔德将军电告华盛顿黄金价格已经达到了150美元，而且还在继续攀升。黄金交易室里挤满了狂热的人群，第二天的《先驱报》报道说：“这里是两个赌博集团的一场殊死搏斗，他们的大脑在飞速地转动，不停策划着各种阴谋，他们冷酷无情，贪心在极度地膨胀。金子，金子，金子，喊声一片。”挤满了越来越绝望的人们的黄金交易室，就像是充满喊叫声的疯人院。像时钟一样指示每时每刻黄金价格的指针，神经质似地上下颤动，力图跟上黄金价格的变化，而在这个国家大大小小的其他城市里，许多黄金价格指示器的指针都失灵了。加菲尔德解释说：“这些指针是由与黄金交易室连接的电报线中的电流通过复杂的装置推动的。很显然，这种时候，电报报务员们忙不迭地发送市场消息，使得这些电线因超载而溶化或被烧断。”
在遥远的城市里，从波士顿到旧金山，商人们停止了所有的商业活动，聚集在黄金价格指示器前。在疯狂的两个小时里，黄金交易室里的交易几乎是整个国家惟一的金融活动。货币本身被操纵-古尔德和他的同伙正在试图垄断的不是猪肉，不是大麦，也不是棉花，而是黄金，全世界通行的法定货币，财富的象征。
一个亲眼目睹了当时景象的人，几年以后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百老汇大街上“到处都挤满了人，他们衣冠不整，有的衣服上没有了领子，有的帽子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们疯狂地冲到大街上，仿佛精神病院失去了控制。人们大喊、尖叫，搓着双手无能为力，而黄金价格稳步上升。”
11点半，巴特菲尔德给华盛顿拍电报，报告说黄金价格已经涨到了158美元，一群卖空投机商奔向威廉奚斯公司的办公室，想赶在黄金价格进一步上涨之前平仓。
著名的华尔街诗人斯特德曼，在他的诗中记述了这段异乎寻常的历史，在所有关于华尔街的诗中堪称经典杰作。
哎呀！黄金价格是如何扶摇直上的啊，穿过华尔街，威廉街，宽街！
美国的所有金子都被掌握在一个巨手指挥的操纵集团之中-它愿意支付数百万美元，甚至更多，它准备充当刽子手亲手杀死华尔街。
在黄金交易所的地狱的上方，不谙世事的喷泉依然有升有落但黄金竞价的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响，面对他们的对手，多头们得意洋洋。
就好像撒旦亲自插手一样，推高黄金的价格-每一分钟上涨百分之一。
这是华尔街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买方大恐慌，一直过着优裕生活的华尔街人突然面临灭顶之灾，因为他们卖空了一种价格似乎正在无限上涨的商品。但是，此时黄金价格继续上涨的原因，已经不是因为市场上还有巨大的购买需求，而是因为市场上几乎没有卖家了。虽然古尔德和他的同伙正在尽力悄悄地出货，但菲斯科还在虚张声势，制造他们还在全力买进黄金的假象。
11点40分，巴特菲尔特又给华盛顿发电，报告财政部黄金价格已经涨到了160美元。但是，此时巴特菲尔特肯定已经知道华盛顿要准备行动了，因为他的经纪人约瑟夫塞利格曼（JosephSeligman）已经开始卖出黄金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他只有得到了确凿的内部信息才会做出这一举动。
在这一时刻，11点40分，菲斯科的一个经纪人艾伯特斯派尔斯（AlbertSpeyers）喊道，他愿以160美元的价格购买500万美元的黄金，但是没有人接单。他一遍又一遍地喊着他的出价，突然，詹姆斯布朗（JamesBrown），一个德高望重的经纪人坚定地喊了一句：“我卖！”
那一瞬间，就像脸上被狠狠地扇了一巴掌一样，市场立刻恢复了理智，恐慌瞬间停止了-几秒钟内黄金价格降到了140美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此刻，巴特菲尔德被授权出售国库价值400万美元的黄金来阻止这场恐慌，但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布朗作出这一举动，在当时的市场情况下是冒着非常可怕的风险的。很显然，是愤怒促使他这样做的，在第二年的作证中，他说：“我们从133美元开始参与，从那时起就一直被迫付出高价，该死的价格涨到了144美元，我们不得不问自己，难道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吗？难道我们就这样无所作为而甘心被这群无耻之徒掠夺吗？”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整个华尔街就像“刚刚经过一场大火或劫难”，《纽约先驱报》在第二天写道：“一场突如其来的平静降临整个华尔街，因为这一天早些时候一直高声喊叫而嗓音沙哑的经纪人们，此时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核对着自己的交易记录，用压低了的声音相互交谈着。每几分钟主持人就敲一下小锤让大家下单，就这样，黄金交易有条不紊地进行，那些亏欠的空头或多头账户开始平仓。”
这场黄金恐慌带来的金融乱局可能永远都无法理清，只是多多少少被掩盖了起来。甚至古尔德和菲斯科到底有没有赚钱也没有人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但《纽约先驱报》确信他们赚了钱，第二天它写道：“撒旦得意洋洋地坐在肮脏的战利品上。”直到1877年，古尔德才得以了结这场黄金恐慌所带给他的最后一场官司，那已经是整整8年以后了。在国会听证会上，当被问及他们赚的钱在哪里，菲斯科轻松地回答说，它们已经“化为乌有了”，这句话立刻激起了所有美国人的猜测。
黄金恐慌仅仅只是买方恐慌，因此对华尔街的影响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那一天是星期五，所以这次黄金恐慌随即被称为“黑色星期五”。只有那些诸如1837年和1857年发生的卖方大恐慌才真正改变了华尔街的性质。相比于对华尔街的影响，这场恐慌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更大些。加菲尔德清楚地知道黄金恐慌是如何产生的，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才能阻止它再次发生。“只要我们国家存在着法定的黄金绿钞复本位制，”他在给国会的报告中写道，“并且相互之间的比价可以改变的话，那么黄金投机就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换句话说，为了阻止“黑色星期五”卷土重来，美国就必须回到金本位制。此后，整整用了10年时间，美国才完全回归到金本位制。如果不是古尔德给美国上了这么生动的一堂课，它无疑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一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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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北战争的刺激下，各种需求猛增，美国经济在战争期间迅速扩张，在战后这一步伐也没有减缓。1865年至1873年，铁路的总长度翻了一番，铁路的投资是原先的3倍多。小麦产量在这个期间也翻了一番。农场主和铁路建造者是当时资金的主要需求者，所以资金成本的上升会对他们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而且，由战争和大量发行绿钞而引起的通货膨胀此时逐步消退了，使得19世纪经济标志性的通货紧缩又重新抬头了。例如，铁路建设中最重要的材料-钢轨的价格在战后的8年中下降了将近14%.随着价格和工资同时下降，生产厂商被迫扩大生产规模来保持较高的现金流量平衡。这就给美国经济披上了一层人造繁荣的假相，而事实上经济发展的基础在被一点一点地侵蚀。
越来越恶劣的政治丑闻加快了经济衰败的速度。黄金恐慌发生后，人们普遍认为让格兰特政府加盟是任何商业活动成功的先决条件，而所谓的特威德①集团在纽约更是营造了一种“要想办任何事首先必须贿赂我”的气氛，特威德是坦慕尼派俱乐部-长达一个世纪里民主党在纽约的主要俱乐部会所的“酋长”，但他本人从来未能成为20世纪前半个世纪里在很多美国城市中出现的那种势力强大到能影响一切的城市大佬。借助天才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ThomasNast）之笔，他成为了政府腐败的象征。臭名昭著的“特威德法院”（TweedCourthouse）实际上就是纽约郡法院，现在依然座落在纽约市政大厅的北面，当年它的造价竟然高达1400万美元。只要将它和在它之前20年建成的英国议会大厦稍作比较，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这其中有多少资金被贪污了。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国家①的议会大厦-威斯敏斯特宫（PalaceofWestminster）恢宏壮观，举世无双，占地面积达2.4公顷，造价也只有1000万美元。
但在当时最大的丑闻还是动产信贷公司事件②。1865年，联邦政府授权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建造一条穿过中西部地区的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线。政府将铁路沿线数百公顷的土地作为该公司建造铁路的补贴，这些土地未来将会因为铁路线的通达而大幅升值。为了中饱私囊，联合太平洋公司的管理层成立了一个建筑公司并给它起了一个时髦的法国名字-动产信贷公司，然后雇用这个公司来建设这条铁路线。动产信贷公司向联合太平洋铁路疯狂索取天价的建设费，榨干了联合太平洋铁路和它的股东们，而养肥了动产信贷公司的股东们，也就是联合太平洋公司的管理层。为了确保华盛顿方面不会干涉，管理层贿赂了格兰特政府的许多成员（甚至包括第一副总统）和国会，行贿的方式不是送给他们现金，而是在私下里给这些官员一份厚礼：允许他们“购买”动产信贷公司的股票，并用这些股票未来的巨额股息来支付。
现在，在主板③（BigBoard，我们终于可以这样称呼它了，因为现在它的交易量终于使“主板”这个名字名副其实了）单只股票一天的交易量经常可以达到5万股，而市场总交易量达到10万股是司空见惯的事了。虽然此时，经纪人占主导地位的纽约股票交易所对市场有越来越大的约束力，但对于一个毫无经验的人来说，华尔街还是一个充满风险、动荡不安的地方，因为巨大的财富会在分秒之间易手。有一位名叫奥尔登斯托克韦尔（AldenStockwell）的西部人控制了太平洋邮递公司（PacificMailSteamshipCompany），他通过贿赂华盛顿的官员，拿到了利润丰厚的邮递合同，并以此大发横财。但在短短的两年之后，他就被杰古尔德击败而一贫如洗。斯托克韦尔财富尽失，却不失幽默。他不无幽默地向记者这样描述他的华尔街经历：当我刚来到华尔街，几百股几百股地购买股票时，大家叫我“斯托克韦尔”。当我买的股票越来越多时，大家称我为“斯托克韦尔先生”。到我几千股几千股地批量交易时，我被尊称为“斯托克韦尔队长”。当市场传说我控制了太平洋邮递公司，我被提升为“斯托克韦尔准将”。当古尔德开始攻击我，并把我彻底击败，他们对我的称呼只剩下“那个来自西部的红头发的狗崽子”了。
古尔德和菲斯科依然控制着伊利铁路，司的总部位于西23大街的大剧院GrandOperaHouse）
公（的办公楼里，就是在这个大剧院里，菲斯科后来上演了他的人生戏剧。1868年，纽约股票交易所实行的新规则大大限制了伊利管理层在华尔街市场上操纵伊利股票的能力，而且，此时大部分的伊利股票也已经被英国人买下了。但是古尔德和菲斯科仍然保持着伊利公司的控制权，他们的做法是，拒绝将新股东名下的股票交给他们，从而剥夺了这些股东的投票权。当然，他们豢养的法官们会确保纽约法庭永远站在他们一边。
同时，他们继续与连接西部的其他主干线大打价格战。1870年5月，范德比尔特把从布法罗到纽约市运送牛的运费从每车厢的120美元降低到100美元，接着又降到40美元。伊利铁路也不甘示弱，在6月25日把每车厢的费用降到了纯属象征意义的1美元。无疑，范德比尔特自认为可以比伊利铁路更能承受这种自杀性的降价，于是也如法炮制。
但当新价格开始实施之后，人们发现，范德比尔特的中央铁路线上奔忙着运牛车，而伊利铁路上一辆也没有。范德比尔特很快查明了原委。原来，古尔德和菲斯科已经将布法罗牛市上所有的牛买下，然后通过几乎是免费的中央铁路将这些牛运输到纽约，又发了一笔横财。“船长”对自己如此轻易地被对手击败而感到耻辱和愤怒，他发誓“再也不跟这帮骗子打任何交道”。
虽然受了点小侮辱，范德比尔特这段时间过得还是很愉快。他认识了两位出色的女士-维多利亚伍德哈尔（VictoriaWoodhull）和她的妹妹田纳西克拉芬（TennesseeClafin）。她们的一些举动在当时正处于维多利亚中期的美国社会激起了轩然大波，这包括出版报纸，鼓吹“唯灵论”（spiritualism），伍德哈尔甚至参与竞选美国总统。范德比尔特新近丧偶，他向美丽的田纳西克拉芬求婚，但因为田纳西有一个名存实亡的丈夫而不能接受。她长期无视他的存在，甚至从来没有觉得有离婚的必要-无疑她为此感到非常遗憾。
当维多利亚伍德哈尔向“船长”求助，向他贷款在华尔街上开办一间经纪行时，极具幽默感（这一点鲜为人知）的范德比尔特很爽快地答应了。在今天，我们很难想像当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听到女经纪人这个名词的时候，该是多么震惊和难以接受。在那个时代，很少有女性从事诸如法律和医生这样的职业，即使有也是寥寥无几，而华尔街更被认为是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根本不适合女性参与。
姐妹俩在宽街44号开了间经纪行，生意看来很兴隆，这得益于“船长”，也得益于媒体的关注-他们实在无法想像女人买卖股票和债券是怎么回事。这为姐妹俩带来的游客多于顾客，以至于她们不得不在办公室门口贴了一个启事，上面写道：“如果你来谈业务，请进；否则，闲人免进。”但克拉芬姐妹毕竟不是真正的女权改革先锋，她们很快就对华尔街上日复一日单调不变的事务感到厌倦。她们的业务被华尔街上其他的经纪商看成一场笑话，实际情况也基本如此。这个经纪行最终没能在1873年的大恐慌中生存下来，而女性第一次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拥有一个席位是在100年之后。
詹姆斯菲斯科开始因为参与到华尔街以外的一些活动而受到公众的关注。他曾经担任纽约民兵第九团的陆军上尉，他出钱为他们（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制作了漂亮的新军服和最好的黄铜镶边。
他也在一些重大事件中有出色的表现，在芝加哥1871年大火之后，他组织了一次当时主要的救援活动，他派遣一辆火车把救灾物资运送到这个刚刚被洗劫过的城市，并下令伊利铁路的所有其他车辆为这辆专列让道。当时全美国的人都被这一行为深深打动。
但最让菲斯科出名的事还是他的恋爱事件，或许这是菲斯科惟一一次不情愿的出名。虽然菲斯科当时已经结婚，而且以一个特有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成功的婚姻，但大部分时间他和他的妻子分居两地。他在纽约有套豪宅，毗邻他在大剧院的办公楼，而他的妻子则住在他为她在波士顿购置的大房子中。在纽约，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菲斯科陪同着美丽得近乎是在炫耀的女郎们。对他来说，不幸的是，他爱上了其中一个名叫乔西曼斯菲尔德（JosieMansfield）的黑头发的女人，她的高大身材在那个时代比现在要受欢迎得多。菲斯科被她迷得神魂颠倒，完全丧失了他平日的精明，以至于没有看出这个女人和他在一起完全是为了他的钱。
菲斯科在大剧院的大街上给曼斯菲尔德买了套房子，很快他就搬进去与她同居了。他的妻子，一向对他的所作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依然住在波士顿。但要命的是，曼斯菲尔德很快爱上了菲斯科的生意伙伴-埃德温斯托克斯（EdwinStocks），斯托克斯风流倜傥，但有点神经质。斯托克斯家族19世纪初乘船从英国迁到美国，斯托克斯的叔叔过着非常舒适体面的生活，住在此时刚刚开始衰退的上流社区麦迪逊广场附近。虽然斯托克斯有足够的钱过优裕的生活，但他的家人深知他的缺陷，一直对他严加看护。
1870年，曼斯菲尔德命令菲斯科搬出他为她买的房子，菲斯科只好照办。他依然很迷恋她，继续给她支付生活费用达数月之久，希望能让她回心转意。与此同时，菲斯科开始调查斯托克斯侵吞他们合办的布鲁克林炼油厂款项的情况。于是，一连串的诉讼开始了，记者们全部涌到法庭上，参加无休止的听证会。在其中的一场听证会上，曼斯菲尔德就她和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作证，于是整个事件肮脏混乱的内幕在报纸上炸开了。
最后，1872年1月，斯托克斯精神崩溃了。他来到大剧院要和菲斯科面对面地解决问题，但得知菲斯科已经离开了大剧院，去拜访一位住在中央大酒店（GrandCentralHotel）的朋友。中央大酒店位于第三街和百老汇大街的交界处，是当时纽约的购物中心。于是斯托克斯赶到了中央大酒店，而菲斯科还没到。当菲斯科来到酒店正准备上楼的时候，斯托克斯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掏出手枪向他连射两枪。第一颗子弹击中了菲斯科的大肚子，菲斯科立刻从楼梯上栽了下去，但他马上又站了起来，紧接着斯托克斯的第二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胳膊，于是他又倒了下去。
菲斯科挣扎着站起来爬上了楼梯，酒店工作人员把他带到了附近的会客厅，并且立刻叫来了医生。而斯托克斯根本没有想逃跑，他很快就被警方逮捕，并被带到纽约市一个令人生畏的监狱，这个监狱有着一个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绰号-“坟墓”。一开始，菲斯科受的伤似乎并不是很重，但是他死后的尸体解剖表明，第一颗子弹把他的肠子打穿了4个洞，引发了腹膜炎，这在当时是致命的。
如果你想体会这样一次刺杀在1872年产生的轰动，你不妨想像一下唐纳德特朗普①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②的大厅里被洛克菲洛家族的一名年轻成员开枪打死，会在媒体激起怎样的轩然大波。在一个小时之内，报童们就在大街小巷高声叫喊：“菲斯科被刺杀了！”大批人聚集在中央大酒店的外面，警察局长增派了250多名警察看护“坟墓”监狱，因为有谣言说一群下决心要绞死凶手的暴徒正在朝监狱赶来。
与此同时，经纪商涌进了位于麦迪逊广场的第五大道酒店，很快一个非正式的伊利股票“交易会”自发形成了。虽然经纪商们“对于菲斯科在盛年之时被人冷血刺杀表示了一点同情”，《纽约先驱报》报道说，但他们还是一群最冷酷无情的人，报纸引用他们中的某个人的话说，“伊利股票肯定要涨”。事实确实如他所料，星期一早晨一开市，伊利股票价格就涨到了35.25美元。
虽然经纪商们对菲斯科的悲剧表现得很冷漠，但当时的普通大众却不是这样，这使得这个国家的卫道士们非常震惊，因为他们只看到了菲斯科古怪的生活方式和混乱的感情纠葛，而大众则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人们记得他出身贫寒，但一直努力奋斗，他的成功完全是汗水换来的。”《纽约先驱报》在第二天报道说，“在通向成功的道路上，虽然他也用了不少华而不实或者半野蛮的手段，但在他灵魂深处有追求自由的信念和慷慨大方的精神，这使得他的那些缺点无关紧要了。”
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菲斯科总是非常大方，在伊利公司的办公室里，总有川流不息的人群来向他请求免费乘车，或者借钱购买杂货或煤，通常他们的要求都会得到满足。而他那天现身于中央大酒店，正是为了去看望他的一位已故朋友年轻的遗孀和孩子，他一直在悄悄地支付他们的生活费用。
虽然菲斯科仅仅在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小歌剧①的演出中穿过军服，但在纽约民兵第九团的组织下，菲斯科的葬礼是19世纪纽约市最宏大的军队葬礼，只有林肯和格兰特的葬礼超过了这个规模。在葬礼队伍行进的时候，有10万人出来为他送行，当天夜晚，他的尸体被运送回家乡布莱特博罗（Braffleboro）埋葬，人们三五成群，在1月凛冽的寒风中站在铁道两旁，默默致哀。几年以前，他曾经慷慨地出钱把公墓用铁栏杆围起来，他当时开玩笑地说，他也不知道这些铁栏杆有什么用处：“现在已经在里面的家伙，是不可能出来了，在外面的人当然也不想进去。”
菲斯科的伙伴杰古尔德也将在那年的春天失去对伊利铁路的控制权，主要是因为前一年夏天《纽约时报》不停地刊发特威德集团大量贪污受贿的证据，最终导致特威德集团的解散。那些一直在袒护伊利铁路的法官现在自身难保，他们中的大部分最终还是被弹劾了。古尔德在由于他退出伊利铁路而引起的伊利股票大幅上涨中大发横财，这并不出人意料。在此后的日子里，他继续在西部联合公司、南太平洋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的运作中扩大他的财富，直到1892年因肺结核去世，享年5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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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北战争开始到菲斯科被刺杀，这非同寻常的10年标志着华尔街作为一个主要的金融市场正式登上了世界舞台。随着华尔街最显赫的大玩家突然去世，多少年来一直是华尔街标志的西部拓荒色彩也开始渐渐褪去，但是1873年的大恐慌才真正标志着这个时代的结束。
杰库克曾经因为帮助联邦政府成功发行债券，为南北战争筹资而成为了最负盛名的银行家。
战后，虽然他依然在美国享有很高的声誉，但他自己的银行-杰库克银行却没有那么兴旺。他依然在政府债券市场中拥有较大的份额，还拥有几家铁路的股权，其中一条叫北太平洋的铁路是最让他头疼的。尽管他为了资助这条铁路的建设已经发行了价值1亿美元的债券，但是这笔钱还是在铁路完工之前就花完了。1870年，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对这条铁路线的建设给予额外的财政补助，并授权库克全权代理。于是，库克又在欧洲市场上发行了更多的债券，铁路沿线的北达科他州甚至把它的首府命名为俾斯麦①，以吸引更多的德国投资者来参与这个铁路项目。库克试图用他在推销战争债券时的成功手法来推销北太平洋铁路的债券，但收效甚微。铁路建设困难重重，大桥坍塌，路基被冲垮，到1873年初，公司已经发不出工资了，只能向工人打白条，并且公司在银行的账户也已严重透支。《费城纪事》（PhiladelphiaLedger）把它与18世纪初发生在英国的南海泡沫相提并论，后者是一个由骗局和期望同时构筑的金融投资计划，它使得千家万户都遭受了巨大损失。
这个时候，库克正和JP摩根共同承销新发行的3亿美元的政府债券，这一次他们又选择了欧洲作为主要的市场。虽然实际的承销费用仅仅只有15万美元，但是承销所得全部收入可以推迟到1873年底再交给政府。假如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售完所有的债券，他们就可以有一年的时间免费使用这笔资金。摩根，此时正和费城的一个银行家安东尼德雷克塞尔（AnthonyDrexel）合伙经营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Drexel，MorganandCompany），他并不急需这笔钱，而库克不顾一切地想拿到这笔钱。令人遗憾的是，销售进展缓慢。（有人曾指责摩根想蓄意“摧毁”库克，但直到今天，也没有人知道，债券销售进展缓慢，究竟是摩根的蓄意所为，还是市场条件所致）。
9月份，库克最终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困境中。一直紧张的资金供应在秋天来临之际接近枯竭，欧洲市场显然对美国证券越来越没有兴趣，更多的铁路陷入了财务困境，政府丑闻相继爆出，这一切迹象都表明华尔街正在一步一步接近灾难的边缘。
灾难最终降临了。9月13日，星期六，凯恩-考克斯公司（Kenyon，CoxandCompany，这是丹尼尔德鲁的公司）宣布破产，停止营业。第二周的星期一和星期二，恐慌还没有发生。但是到了星期三，股市开始下跌，交易量放大，卖空行为也明显增多。内幕人似乎正在离场，而且他们的行动似乎恰逢其时。第二天，9月18日，星期四，上午11点钟，库克在纽约的合作伙伴范斯托克（H.C.Fahnstock），宣布库克银行的纽约支行暂停营业，很快在费城的库克银行总部也被迫宣布停止营业。于是，美国此时最显赫的银行破产了。
这条消息就像炸弹一样在华尔街炸开了，“一匹脱缰野马”呼啸着冲上了华尔街。当消息传到了交易大厅时，“人群中爆发了一声惊叫，这声响似乎要冲垮经纪商所在的整个大楼，”《论坛报》写道，而在交易所之外，“恐惧似乎抓住了每个人的心。”
第二天，各种谣言传遍了华尔街，甚至有谣言说“船长”也濒临破产。这显然是无稽之谈，因为范德比尔特没有以保证金的方式买股票，而且他的股票是相对安全的。但是无数与他合作的经纪商和银行却被迫停止营业，甚至很多经营良好、利润丰厚的公司，它们的股价也遭到了重创。9月20日，星期六早晨，西部联合公司的股票价格从75美元骤跌到了54.5美元。
华尔街的恐惧通过大西洋的海底电缆迅速传给了欧洲，欧洲市场也应声崩溃。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华尔街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力正在与日俱增。《纽约先驱报》认为这种疯狂和歇斯底里完全可以把各个帝国摧毁。一个经纪商称这次崩溃为“自从黑死病以来最大的世界性灾难”。
星期六上午11点钟，纽约股票交易所宣布无限期休市，这在其历史上是第一次。格兰特总统、财政部长和其他政府高级官员一起从华盛顿来到纽约，与纽约金融巨头一起商讨解决的办法。范德比尔特告诉他们这次崩溃的原因在于铁路的过度扩张，而这种扩张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发行联邦债券，他对媒体说：“用公众的钱修建一条从一个无名小镇通向另一个无名小镇的铁路，这无异于公然犯罪。”
由于此时还没有中央银行，联邦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受到很大地限制，它决定从星期一开始，在公开市场上买入联邦债券，以此向金融市场注入新的资金。股票交易所禁止其会员在交易所之外交易股票，但大部分会员对于这项禁令不予理睬，继续进行场外交易。随着崩溃的恐慌消退，股票交易所宣布它将于9月30日（星期二）重新开市，股票市场终于慢慢恢复了元气。但是，这次大崩溃给整个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南北战争后的繁荣景象完全消失了。六年之后，这次衰退才最终结束，美国经济才逐步恢复过来。到那个时候，华尔街将大大地成熟了。
同一时代的西方和东方在这个时代……
1866年大西洋海底电缆开始运行。同年，JP摩根因牵头签订了“海盗协议”而在华尔街声名鹊起。
1868年格兰特当选为美国总统。
1870年华尔街发生古尔德黄金投机案。
1873年由股市崩溃为导火索，美国开始了长达6年的经济萧条期。
也在这个时代……
1870年清政府设立北洋通商大臣一职。
1871年俄军攻占伊犁。中日议定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
1872年第一批清朝留学生赴美。
1872年清政府设立轮船招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