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的第一桶金”
1923年5月10日，霍英东出生在香港一户水上人家的小船上。父母给他起名叫“官带”，“英东”这个名字是上学时才取的。他们家从祖父或更早时候起，就长年生活在木船里，被人称为“民”，意思是像蛋壳一般在海上漂流。
1920年夏季的一天，台风袭击粤海，霍英东家的小船被飓风掀翻，巨浪夺走了他两个哥哥的生命。霍英东的母亲被一位叔叔救起，他的父亲正在岸上养病。当时霍英东尚未出世。几年后，父亲患淋巴癌离开了人间。母亲为了不让留下的三个孩子重蹈哥哥的覆辙，决定上岸寻找生路。那年霍英东七岁，他的姐九岁，妹妹五岁。在日本占领香港期间，霍英东做过轮船烧火的添煤工、太古糖厂的学徒、修建启德机场的苦力，以及杂货店的小掌柜。1950年5月，朝鲜战争爆发。为扼杀志愿军，美英等国对新中国实行绝对禁运。在美国的压力下，港英当局也开始实施一系列禁止出口法令，其中大部分为战略物资，如军火、石油、炸药，亦有普通商品，如汽车和钢铁产品等。
霍英东最初为中国抗美援朝运送“禁运”物资，完全是生活所迫，在商言商。抗战胜利后，香港经济一直不景气。霍英东平日帮母亲做驳运生意，同时在筲箕湾经营一座规模很小的修船厂——玉记船厂。他有天天读报的习惯，看到港英当局对香港的石油产品销售进行控制，内地紧缺的许多战略物资行情迅速上扬，而澳门许多家公司大量收购汽油、煤油、柴油及五金、麻包等物资，认为这是一个赚钱的大好机会。于是霍英东和几个朋友合伙，开始从事用风帆船向澳门运输柴油的生意。
葡萄牙澳门政府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持“中立”立场，获益颇多。所以朝鲜战争爆发后，葡萄牙政府没有参加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基本上持一种观望的态度。正因如此，澳门成为新中国突破美英“禁运”的前沿阵地及运送战略物资的中转站。霍英东正是利用了这一有利条件，从1950年开始了从香港到澳门的“禁运”物资运输。澳门收购汽油、柴油的公司很多，霍英东进行比较，看哪家给的钱多。南光公司是中共设在澳门的贸易机构，在何贤、马万祺等爱国人士的协助下，此时正大力筹措中国人民志愿军急需的战略物资，出的价格相对比其他商行高。霍英东虽不明底细，但他和南光公司有了数十次、上百次的业务联络后，自然建立起互相信赖的关系。南光公司负责人看霍英东有良好的信誉，也开始重视他了。
胆大心细的指挥官
霍英东在抗美援朝的第一年，主要往澳门运送“禁运”物资。自1951年春节后，就全部改运到深圳的蛇口码头。此时的霍英东已从与人合作改为自主经营，并扩展业务，买了15艘旧船，拥有二百多员工，组织起自己专事运输“禁运”物资的庞大船队。这些船只，部分为美英在香港拍卖剩余军事物资时买到的，另外的几艘是从陈济棠的儿子破产的渔业公司买来的。霍英东懂船，懂机器，曾取得正规的轮机手、船长证书，他把买来的船装上两部或三部发动机，这十多艘船经他精心修理和改造，总吨位达一千吨以上，在海上运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霍英东将他的“指挥部”设在酒店里。因为酒店交通便捷，安排同事吃饭、议事，通讯联络等，都很方便，最重要的则是能避开香港警署和工商署对他家的监视。不过在酒店，他也曾多次遇到麻烦，遭到警察的搜查。为躲避警署、工商署的监视，霍英东有时一天换三家酒店。由于指挥官就他一个人，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成了“指挥部”。他在“指挥部”里同经纪人接头，听取各船船长关于运输情况的报告。船长们一面向他交上昨日收货人签字的单据，一面领取新的运输任务。在接到提货单后第二天，他们就要将货物运到蛇口。霍英东在同他们见面后，还要接听各侦察艇从各处打来的电话，根据他们侦察到的警署和工商署船只的动向，安排晚上的装货和发船等事宜。
霍英东手下有十只小船负责侦察警署和工商署的巡逻艇的位置。他们还利用收音机收听英国海军、警署和工商署的电报讯号。香港维多利亚港湾海岸线总长不过三四十公里，十只侦察船分段侦察，一有情况，就近打电话报告分管侦察的霍锦图，由他汇总后再报告给霍英东。霍英东在听完各处侦察结果的电话后，即赶到货仓指挥装货。在驱车到货仓的途中，他总是绕香港岛和九龙的主要街道，再察看一下警署和工商署的动静。装货结束后，他还要亲自坐上小船，在维多利亚港湾侦察一遍。直到确定警署、工商署及海军巡逻船只的位置，未发现可疑情况，他才在维多利亚港湾靠近鲤鱼门的地方，指挥货船通过鲤鱼门，驶向公海，开往蛇口。在从事海上运输的两年多时间里，霍英东的船队不分昼夜，发船千艘次，其中没有一船货不是他亲自经手的。当维多利亚港湾晨曦微露的时候，霍英东才进入梦乡。而早晨八九点钟，那一阵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又会将他惊醒，他便又开始了新一天的紧张工作。抗美援朝时期的这段生活，使霍英东形成了他的一套生活方式。至今霍英东仍有凌晨三四点进食的习惯，而通常情况下他是没有正式早餐的。现在他早晨只是吃水果，中午也多是吃蔬菜和水果。他的正餐是晚餐及凌晨的加餐。
充满风险的三年
霍英东向大陆运送“禁运”物资，冒着很大的风险。1950年冬季的一天，霍英东往澳门运送钢管。他们驶到了公海，自以为到了安全区域，但很快便有一艘机动船向他们快速驶来，射出的子弹击中了他们船舱。一伙人上了霍英东的船只，将全船的货物搜去。不久，霍英东发现有一些人正在出卖钢管等货物，这正是自己被抢的那一船货。他上前去理论，突然，感到一个冷冰冰的家伙顶在了自己的后脑勺：“再嚷就毙了你。”原来，这是一伙国民党的残兵败将，拥有国民党海军的一些舰艇和武器，流落到澳门海域，成了无恶不作的海盗。霍英东气不过，跑到澳门警署报案，但澳门警察也不敢管。
港英当局对霍英东的船只，更是展开了武力追捕。1952年11月20日凌晨4时许，水警署经过精心策划，出动了三艘快艇在鲤鱼门海域截击霍英东的“黑猫号”运输船，结果船被撞毁，两名船员淹死了，另有八名落水员工被救起后，送到法庭受审。霍英东聘请大律师张奥维作辩护，八位船员被拘留两周，交了一些罚款，才了结此案。
运输船队通常要经过英国海军重点把守的鲤鱼门海峡，驶往澳门和深圳蛇口，这一运输路线是霍英东经过缜密分析后确定的。船出香港维多利亚港湾，有东西两个通道。东边鲤鱼门海峡狭窄，最窄处不到五百米，港英海军把守，一夫当关，万夫莫过；西边海域宽阔，表面上看危险性小，但港英海军在这儿的舰船多，要通过此处风险并不小。霍英东经过比较，最终还是选择了经鲤鱼门海峡驶往澳门、蛇口的路线。因为这里离公海比较近，只要冲出鲤鱼门，港英海军就不敢管了。
英国海军舰艇都配备有大口径的火炮，一百来米长的巡洋舰横在鲤鱼门海峡，好似已将鲤鱼门堵死。如何避开海军这一关，曾使霍英东大伤脑筋。他部署船员三班倒，一连数天二十四小时日夜不停地在鲤鱼门附近海面监视英国海军的动向。船员们详细记录了每天在这里巡逻的船只、巡逻的路线及时间。霍英东也坐着小船在夜间来到这里，整夜观察英国海军巡逻的情况。经过许多天的观察，他们终于有了重要的发现：一是英国海军不爱管“闲事”，对许多过往的小船不屑一顾；二是每天夜间在这里巡逻的舰船，到了凌晨两三点就停止巡逻，舰上的官兵统统睡大觉去了。据此，霍英东安排了开船的时间。通常的情况是上半夜装船，装完后于凌晨驶往距鲤鱼门较近处等候。这时，一批船员开着另一艘大船佯装出海，以吸引跟踪监视的密探。然后，霍英东乘小船到鲤鱼门海峡一带观察动向，当发现英海军舰船已停止巡逻，即发出信号，通知开船。就是这样，一连数百天，霍英东的船队，满载着各种各样的禁运物资，千百次地闯过了这一险关。后来霍英东的船队不仅利用深夜英国海军停止巡逻的时间偷越鲤鱼门，更在白天大模大样地从这些舰船旁驶出鲤鱼门。霍英东说：“这叫胆搏胆。”即胆量与胆量的较量，因为船坚炮利的英国海军是不相信有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运输禁运物资的。其在白天的巡逻不过是例行公事，对过往的船只很少理睬。事实证明，霍英东选择的这一出维多利亚港湾的路线是成功的，“黑猫号”被巡逻船撞沉是惟一的一次例外。但即使遇到这种风险，也始终未能动摇霍英东运输禁运物资的决心。
据霍英东回忆，在朝鲜战争期间，他们连续抢运过大量的黑铁皮，橡胶和轮胎也是他们船队的大宗生意之一，此外还有五金、药品、医疗器械等。这些黑铁皮是用来做汽油桶的。当年解放军总后勤部杨立三等写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提出：“油料供应上目前最大问题就是汽油桶无来源，既无铁皮制桶，又不能买到较大量空桶。故一二月份原计划前运16万桶，因无桶装，只能先给10万桶。因此要求中财委分给我们的1951年的制桶铁皮14000吨迅速进口。如在1月20日前不能进口三分之一，即无法接济上，从而二月下半月前方所需汽油因无桶前运，便会发生恐慌。”1951年7月东北军区后勤部发给志愿军的电报也说：“后方油桶极为严重，有油亦无法送。”为了缓解油桶缺乏的难题，从1951年下半年起，志愿军开始了回收空桶的工作，并将此提高到了执行军纪的高度，“领油时不交空桶不发给油料”。而装运黑铁皮是十分辛劳的事。一件黑铁皮重约一吨，搬运时无法整件装船，为了方便和迅速，霍英东决定把这些铁皮先改装成二百斤左右的小件，使搬运工能扛起上船。因搬铁皮工人肩膀和后背容易磨破，二百斤的分量已压得搬运工直不起腰来，因此霍英东付出的搬运费比搬运其他货物多。而运输费是按货物价格的一定百分比确定的，运黑铁皮的成本无疑要比其他货物高得多。
抗美援朝时期，橡胶被视为重要的军事战略物资。建国初期，我国只有零星种植的橡胶树，橡胶工业更是极其薄弱，只能生产胶鞋、自行车胎等民用品。汽车轮胎和工业、军事上用的高性能的橡胶制品，完全依赖进口。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和斯大林曾相互通信，研究橡胶树的种植问题。中共中央责成陈云负责筹建橡胶园工作，并由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挂帅，在广州成立了华南垦殖局，叶剑英兼局长。但橡胶树须七八年后才能割胶，此时仍只能进口橡胶和轮胎。所以运输橡胶和轮胎也成为霍英东船队的大宗生意，数量仅次于黑铁皮。
霍英东在近三年的朝鲜战争中赚得的“第一桶金”，究竟有多少钱？这可以从他最初涉足香港房地产业购买使馆大厦中得到印证。1953年下半年，霍英东购买香港富豪利氏家族的使馆大厦，以280万港元成交。霍英东为此向汇丰银行贷款150万元，他说自己当时几乎用去了全部资本。这样算来，霍英东从事海上运输近三年间，积累资金约一百多万港元，他已成为香港巨富。这以后，霍英东投身于房地产，用他的话说，开始了“卖楼花收钱”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