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界采访华尔街只为一个目的：煽情。无论《华
尔街日报》抑或《金融时报》，只要煽情就好卖。在你能
写这个人的坏事时，为啥一定要写这个人的好的一面?
——埃里克·森伯格
进入80年代，证券交易业火爆起来。从业人员也十分有钱。年轻的证券交易商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十分投新闻媒体的口味。他们抽雪茄，穿红色吊带裤，挥霍摆阔。这是他们的形象。于是，新闻界对投资银行业的兴趣大增。哪伯事情并非如此，他们也不惜笔墨大肆杜撰。交易商们也就照着记者们描述的那样一发不可收拾。
80年代是一个疯狂的时代。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人们用种种笨拙的方式赚钱。我所认识的一些年轻交易商做得实在
太过火，花钱如流水。连伦敦也难幸免。查尔斯·斯坦利公司的菲尔·内森说：
当“雅皮土。这个词流行起来后，我以为这个城市
就糟透了。它拈污了交易商的形象。但有些交易商说
话大声武气，在酒吧狂啜乱饮，手上还捏着手提电话大
叫大嚷。
80年代中，交易商们受人崇拜的形象还持续了好几年。人们都希望交易商的形象能被磨砺得更加完美。这是一场镜子游戏。它养育了一种强悍的精神本性。而这种本性在以往一直被局限在某个界限以内。里根的演说撰稿人佩格·努南曾说过，在这个社会里，我们这些人越来越像演员，老是从媒体那儿获得采取行动的启发。随着金融媒体的实力增大，对国家的影响也水涨船高。它对交易商的形象的成型也起了极大的作用。据支持迈克尔·米尔肯的格伦·亚果说，迈克尔·米尔肯在未被判定有罪以前，新闻界便把他描绘成了罪犯。斯坦利·肖普科恩当时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工作，他认为新闻界是影响华尔街形象的重要力量。他同意“无冕之王”一说：
任何一个行业在发展时都会遇上那么一批人，他
们不顾事实，杜撰出电影制片与小说作家才喜欢的那
绯闻软事来。硬币的另一面是，如果你的生意取得了
成功，或者你挣的钱比记者或作家想像的多，闲言碎
语、飞长流短就来了。“你绝对发的是不义之财。”于
是，他们在顷刻之间被说成污秽不堪。
我极少接受记者采访。能用公正的态度对待你的
谈话内容的记者实在太少。他们的兴趣是编故事。这
一宗旨从来就没有改变过。电影《华尔街》中的那个人
物实在少见。他对证交行的看法也实属罕见。任何人
都能把自己的微观生活拍成他想拍的那种影片，但这
绝不等于说，别人的生活就一定是那个样子。
这样说并非是指新闻界就毫无可取之处。伊万·布依斯基就极善于把新闻界的注意力，引向他认为他的最辉煌的成就上。他宣称的“贪婪可取论”便广为流传。《华尔街日报》这类报纸报道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不过，光靠阅读报纸就以为懂得了市场，也是天大的误会。
EASDAQ(布鲁塞尔的泛欧股票市场，上市公司多为新兴的高成长公司——译注)的董事长斯坦尼斯拉斯·亚苏科维奇告诉我，他的看法是：
伦敦的金融新闻界的质量每况愈下。原因是它无
法吸引一流人土的注意。“列克士。栏目更是不堪入
目，他们把什么都搞错了。他们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
证券交易。我想，是不是因为经济栏目太多，他们的实
力不够，无法应付之故?
不暴露隐私、不接受采访、不与作家交谈，已成为金融界的行为准则。每家公司目前都设立了一个预算不菲的专职公共关系部门，以防卫的态势来对付传媒。一位著名的交易商非正式地对我说：
我们不想通过媒体扬名。这有何用?我们要操心的事多得很。除非有助于公司的发展，我们都不想与新闻界的人打交道。
比尔·西蒙以前曾是所罗门兄弟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在公司负责政府与城市债券部门，后来当上了美国的财政部长。他说：
有人在私营部门工作了一生，赚了一些钱，取得了
成功，这本是公平合理的事，然而新闻界的一些人就会
觉得，你肯定做了惊天动地的坏事，否则你怎么能有
钱?今天，新闻媒体的好故事，就是整倒一个人。
他继续写道：
新闻界似乎为其本质的黑暗面所驱使，他们对失
败情有独钟，幸灾乐祸。他们想法设法让人难堪。
近些年来，交易商受到新闻界的另一种礼遇，那就是在美国生活电视节目中播出有关交易商的情景喜剧。且听《交易商》杂志所作的评论：
《交易商》这部连续剧，描述了一群恶魔，使得筹集
资金的过程从来没有这么臭不可闻。让我们还是保留
一点幽默吧。这部加拿大生产的拙劣闹剧，是一种侮
辱，是对证券交易这种科学与艺术的污蔑。加拿大《多
伦多太阳生活》报的股票交易部主任桑德拉·麦克唐纳
说：“我只看了第一部，心已被难堪与恐惧撕碎。它至
少违背了20条交易规则，洗涮了20个证券管理委员
会。嘿，不过不要担心，它毕竟是一部闹剧……
金融新闻电视台对证券市场及其从业者的报道，则又完全是另一回事。究其原因，是因为这家电视台已成为这一行业的组成部分。金融电视将企业领导变成名流，煽起了人们对交易与投资的热情。1981年金融新闻电视台诞生，是这一行业的标志性成就。现在，成立于1989年的CNBC电视台，在这一行业担纲。它向全美国的6200万户家庭播放新闻，在全世界收看它的人还更多。cNN的金融新闻也覆盖了800万户家庭。你经常发现，当某一个公司的老总接受了某一家电视网络的采访，公司的股票价格就会出现波动。有些时候，价格虽然没有变化，但人们仍然要关注它，生伯出现变化时自己没有抓住机会。因此，电视网络以自己的方式对证券市场产生着直接的影响。
大多数交易商都以先看CNBC或CNN电视节目，或者收看布鲁伯格财经新闻开始自己一天的工作。他们首先要了解昨天夜晚发生什么事。纽约证交所辟出专门的地点以便让电视台进驻。这些电视记者如同一尊俄国雕像，蹲在房间的角落窥视着交易活动。在交易大厅的每一个交易亭上，在每一间经理办公室里，都装有电视屏幕。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只要卫星讯号能够到达，收看金融新闻便成了那里的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
让金融界的人在工作时打开电视始于海湾战争。在过去的日子里，零星投资者一天要给自己的家人打几次电话报告股票行情。现在，他们只需打开电视，就能对全部交易情况了然于心。
金融新闻似乎是美国的特有产品。财经电视新闻在欧洲的观众并不很多，因而那里的交易商，一般从布鲁伯格公司或者路透社收看他们想看的新闻。
由于电视新闻几乎是同时传播给全世界的，因而它对世界市场的影响也是立竿见影。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挥作用，迫使交易商们立即作出各种决定。他们在电视上的所见所闻，是否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影响市场?他们是否应该马上采取某种行动，还是等15分钟再做出反应?
现在的问题是，金融新闻频道对播出的新闻是否经过编辑加工?假定有一些编辑成分在里面，那么是否准确地反映出了事件的真实性?一般来讲，不搀杂的新闻是难以看见的。如果是如此，那么观众藉此得出的结论或者与人讨论的那种影响，是不是该得出的结论或该产生的影响?
假如上述的推理正确，那么它就必然对投资行为带来影响。多方交易商霍利·斯塔克发现金融电视节目对交易市场产生的效应十分明显：
日本神户大地震及中东油田大爆炸这类事件，对于股市造成的损害是十分直观的。专业交易商都能得出直接的结论。但是，他们仍然要观看金融电视节目，以便看看世界其他地方的人财这些事件的反应。交易商离不开资讯。资讯不一定只能从电视、报纸和收音机中才能获得，还可以从电脑屏幕中得到，而且不间断地对自己的头脑产生撞击。他们可以从数据库中取出发生在10年前的金融事件，也可以得到10分钟前的事情。金融新闻电视在揭发新闻的同时还穿插评论，没有重大事件出现一般不会中断节目。于是交易桌上的电脑屏幕就成了一切事件的汇集点。
显然，这是我们时代的最重大的一个变革。在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人们获取的有助于交易的资讯少得可怜，因此谣言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谣言要经过一两天才能被验证。现在，是否是谣言只消几分钟就可到得证实。于是也就剥夺了一些人优于其他交易商的交易优势。今天，每个人都在同时拥有同样的资讯，资讯是公开的，不能随意隐瞒。
80年代，贪婪是交易商的形象。它不光表现在金融界，而且以种种方式展现在这个时代的普遍文化中。里根主义与撤切萨主义对“求财观”即财富是可以获得的的形成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过于追财逐利便成为一种谬误。伦敦城与纽约城的经历相似，这两个交易市场的人员相互感染。隐密的事实是，在证交界工作的人挣的钱多得骇人听闻。但他们也慷慨施舍，一边挣大钱，一边大花钱。
过去，在伦敦证交所的车易大厅，要定期举行为慈善事业筹款的活动。查尔斯·斯坦利公司的首席交易商菲尔·内森当时就在交易大厅从事交易活动，他清楚地记得有些时候，人们把一加仑的威士忌酒，放在交易柜台上进行拍卖。今天，筹集善款主要是个人活动。内森是“英格兰之狮”的领头人物。有时，他每天都要花一些时间到处打电话，为他以为值得一做的事业募捐。交易商们个个都极善于用电话办事。1996年，他就帮伦敦城弄到一大笔钱援助克罗地亚。他和他的妻子率领40人，开着一队卡车，给克罗地亚的难民营送去了10万个包裹。1997年，他领导的团体搞来18个小孩在英国接受手术治疗。他还在同年访问波斯尼亚，监督那里援建的一座儿童医院的工程进展情况。用一周的工作日搞交易，在周末则搞募捐活动资助慈善事业。内森说，他的公司的人对他的这种活动充分表示理解。在伦敦金融界，慈善募捐晚会及体育义赛是经常节目，这些活动同时也给参加者带来了极大的愉悦。
纽约华尔街积极支持为公众喜爱的机构筹款的活动。这些机构包括纽约公共图书馆、都市艺术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等。我所看到的纽约与伦敦的区别只有一点，那就是纽约所募集的资金，较之伦敦的要多得多。许多套利基金同时也管理着一些慈善基金。朱利安·罗伯逊的老虎基金就经管着为城区公益事业服务的慈善基金会。保罗·图德·琼斯也为城区的公益事业募捐。
扎根纽约的乔治·索罗斯也是一位闻名遐迩的慈善家。他已从个人资产中捐出10亿美元给东欧，培训教师，资助知识分子，创办大学以及援助波斯尼亚。从1991年起，他用大量的援助款购置复印机、电动打字机、印刷机、电视摄像机和电脑，交给需要这些设备的人，促进资讯的自由流动。索罗斯的基金会单在1996年一年，就捐出了3．6亿美元。索罗斯的家人也积极地资助纽约市的各种慈善团体与文化机构，花费时间帮助它们解决各种问题。
搞慈善是华尔街的传统。曾任戈德曼·萨克斯公司老总、颇具传奇色彩的交易商古斯·李维，就是一个著名的慈善家。埃里克·森伯格说，古斯·李维会把人叫去，开口对人说，请赞助一点。他的请求一般都不会遭到拒绝。森伯格担任纽约警察体育协会的主席，他本人也经常从他的合作伙伴，包括古斯那儿得到慷慨资助，支持他的慈善活动。
迈克尔·米尔肯在36岁时，与人一起组建了米尔肯家族基金会。这是美国最大的私家基金会之一。这个基金会赞助教育与卫生事业。尤其帮助城里和少数民族的教育与卫生机构。1965年，他谈起打破个人之间的壁垒，人与人应该消除隔阂。他之所以产生这个念头，是因为他和他的父亲在洛杉玑参加一次橄榄球赛时受到的启发：
当时瓦茨暴动(瓦茨为洛杉矶地区一小镇，曾发生
过一次黑人暴动——译注)刚刚平息，大街上满是装甲
车，上面架着机关枪巡逻。我清楚地认识到，这儿发生
过极其错误的事。如果我们没有强大的社会与文明，
到头来就没有强大的私人企业制度。
球赛后，他便专注地把自己的时间与金钱，用于帮助居住在贫民区的人。在公众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竟给城里的穷苦人家的孩子，开了整整20年的数学课。现在，人们都清楚这件事的重要性了。最近，他又把攻克癌症列入了他的资助计划。他捐出2500万美元，成立了前列腺癌症治疗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从全球招揽第一流的研究者、思想家、医生和实验人员来工作。他还找来不少的制药公司支持这项事业，以期早日找到根治癌症的有效方法。
比尔·西蒙将其慈善观，实践到大街上。他不光是认捐．还亲自抽时间去做善事。他和他的家人定期去几个贫民窟访贫问苦，坚持了好几年。他们还带着孩子去一家汤菜馆，下厨煮食，把饭食分发给穷苦人家。他们还给穷孩子们发放圣诞礼品。
西蒙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与圣餐牧师，经常给纽约医院的病人送圣餐。他常常花几个小时访问东哈莱姆的库克红衣主教中心，关怀爱滋病患者。1993年，他接受了一次记者采访，谈起了他对捐助的看法：
我深信安德鲁·卡内基在《财富的福音》一书中对
我们的忠告。有钱人应当把自己看成是财富的受托
者，应该把财富用于全社会的福利。我们必须把自己
的钱用来创造机会与工作，把它们放在楼梯上，让往上
攀爬的孩子伸手就能得到它们。
发迹于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交易商迈克尔·布鲁伯格，称得上是金融界的科林·鲍威尔(海湾战争期间的美国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译注)，他在其著作《布鲁伯格论布鲁伯格》一书里，不借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告诫企业界的人要不计成本地用各种方法参加捐赠活动。作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董会主席，他本人就拿出了6500万美元，资助医药科研、公共卫生及护理，还办诊所医院。他还给钱给联合黑人基金会等机构。单是1994年，他便将价值260万美元的终端设备，赠给联合黑人大学基金会，使学生能遨游信息高速公路，学习各种技能，以便他们能在华尔街找到工作。在华尔街工作的非洲籍美国黑人如凤毛磷角。
当我问他对捐赠的看法时，他回答说：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相信有钱的人跟我一
样都觉得，当你给博物馆买一幅画，给学校修一间教
室，建一座医学试验室，给穷孩子设一个奖学金，应该
与你购买其他东西没有两样，你应该问自己的是，你买
一辆“奔驰”车得到的快乐大，还是帮助疗救癌症病人
得到的愉悦大。
可惜的是，我以为有钱人捐赠的钱还是太少。许
多人只是说说而已，口惠而实不至，十分吝固。请记
住，纽特·金里奇，比尔·克林顿或罗纳德·里根之流，经
常在我们面前大谈慈善高调，据我所知，他们出手都十
分吝窗。克林顿无非是把内衣、内裤钱省下来搞慈善
而已。
斯坦利·肖普科恩组织了一群人给圣裘德医院筹款。头一年，他只筹到几万美元。到了1996年，他们就搞到了200万美元，修了一座新实验室。斯坦利经常抽时间到圣裘德医院以及其它慈善团体工作。他的女友过去也是一名交易商，若干年来一直利用周末上午陪伴残障儿。他的高风亮节也打动了其他人。有人这样对我说：
无论你信教还是不信教，许多人只想获得。其实，
只问耕耘才是最好的因果报应。只有耕耘才会有收
获。我是从我的一位最好的朋友那儿懂得这个道理
的。如果你不同意这个观点，你就很难理解我们。总
之，我们都慷慨好施。
当上贝尔·斯特恩斯公司的最高执行官的“英雄”格林伯格，过去也曾是交易商。他被视为纽约的联合犹太人吁请会的最大个人赞助者。他在公司定下一个规矩，每一个常务董事，必须把工资与奖金的4％捐赠给慈善事业。
缪里尔·西伯特则用的是另一种方法，她建立了一个西伯特企业家慈善计划。公司凡承销新股，其收益的一半，须交给慈善团体。成立的第一年，她就捐出了3l万美元。现在，她一共捐出了400万美元。“这是我们的捐赠方法。我们将把90年代建成正派的十年。”
这些事例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有人会说，他们搞捐赠，无非想让自己的巨额财富，获得一种税收优惠而已。然而有些人出的钱，却超过他们付税金额的几百万。他们每周为慈善事所开的会，所打的电话，所做的计划，他们个人为此付出的时候，却是用税收无法抵消的。这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也许，这是从他们对工作的双重观点不输就赢中派生出的生活方式。他们过这种生活的时间已经够长了，因此他们很可能习惯于把这种方式，看成他们生活的一个方面，因此他们的平衡，则更易于向另一边倾斜。当然，也可能与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出身有某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