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特·牛顿脱去外套，靠在办公桌前，拿起电话，
以一副专业人员的气派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收到了
“第一批电话。这些电话是打给交易商与基金经理的，
不是提醒他们注意开市前经纪公司可能会推荐些什
么，就是交易商分析的公司股票会有新排名。还有直
接来自交易大厅的电话。这些电话能让人在开市前几
分钟感受一下市场气氛。马特早就盼着这些电话来，
因为要是能在华尔街开市之前察觉到某些情况，就能
争取主动。
马特从这些电话中获取他想要的信息。一大早，
他就在电脑里输入了一个价值4亿美元的投资组合，
一开市就会自动投入运行，不需他的干预。虽然马特
仍能监控程序运行，改变某些参数，但已不费多少事
了。
马特在头号交易商手下工作，接电话，冲咖啡、
关注电脑屏幂上的信息流动，什么都干。差不多他想
知道的所有问题，都能从电脑屏幕中找到答案。要是
马特不这么干，他的饭碗就保不长。干这行的人多的
是。马特工作的公司是斯库德—史蒂文森—克拉克基
金公司，这是一个拥有1000亿美元的共同投资基金。
马特工作的城市是世界上最富竞争性的城市——纽
约。他很清楚，他必须一直是最棒的，一直是最优秀
的交易商。
90年代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应是多方交易商的倔起。他们用尖端科技赚取大量利润，他们的努力不断创造奇迹。证券交易正处于一场大的变革之中。随着多方力量不断壮大，他们改变着市场，塑造着它的未来。
让我们来看看事情的起因。美国退休基金及共同投资基金的发展是惊人的。从40至50年代起，这些基金就在发展，但直到1974年，由于通过了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基金才有了长足的发展。该法令允许公民开设自己的个人退休账户。另一个大的飞跃出现在1978年，那时出台了401K雇员(公司)退休计划。从此以后，共同投资基金及退休基金越来越受到公众欢迎。1996年底，共同投资基金资产达3．5万亿，个人退休基金达3万亿美元，政府退休基金为1．7万亿美元。在英国，信托及投资公司资产达2000亿美元，退休基金也达到了7000亿美元。
为什么共同投资基金会成为个人的主要投资方式?穆里尔·赛伯特女士道出了其中的原因：
公众现在意识到柱会保险不再是个人永久性退休
基金了。在他们的相父和父辈时期，情况可能如此。
中等收入家庭的住房贷款已全部偿清，如果卖掉房
子，这些家庭可在弗罗里达、亚里桑那或加州另买一
幢住宅。这些州气候宜人，物价较低，很有吸引力。
这样一来，这些家庭还可以从卖房中赚进5至6石美
元。有杜金保障体系，再加上退休基金，曰子就会过
得更好。对于二战后生育高峰出生的中年人而言，杜
会保障是不够用的。80年代，人们购买房子，还搞
装修，因为随着通货膨胀，这些东西也在增值。若房
子在两年内升值30％，他们就金卖掉房子。现在不
会再有这种情况了，因为房地产市场较为低迷，通货
膨胀也得到了控制。人们面临的情况已是今非昔比。
于是这些入直接把钱投入共同投资基金。很多人都把
这种投资当作首选投资方式。
随着大萧条的阴影离人们越来越远，1987年股市暴跌的痛苦记忆更是越来越淡漠，人们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富有进攻性，眼界越来越短视，也更愿意冒险。人们的观念与偏好变了，经济受损的记忆及痛苦的感觉对个人来讲已不复存在。这代人比起他们的父辈更胆大。父辈在个人经济问题上表现出的谨慎小心是这辈人没有的。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人以及现在的年青人更愿超前消费、贷款消费，把钱投入市场赚钱，而不是存进100％保险的银行。这批人将“风险”这一概念与“储蓄”混为一体，这种观念极大地推进了共同投资基金的发展。
大型喷气式飞机及彩电的出现，让人们感受到了科技的突飞猛进，对于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来说，科技进步改变了他们对未来的态度与处事方式。短期行为比比皆是，长期行为也被改装得符合短期行为的需要。对于时间的态度的转变——时间被大大缩短了——使得人们更容易接受高速运动、动荡和变化。他们认为这些都是正常的，而不是什么令人恐惧的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代人大且投资共同投资基金，为退休作准备，这意味着他们认为共同基金是安全的投资，同时也接受了市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动荡、风险更大这一事实——有时市场甚至是无法控制的。
老一代的业内人士对这种趋势甚感担忧。他们的焦虑是：大多数入市者都太年青，还从未遇到过一个不景气的市场。而且从老观点来看，这些人对市场的判断天真得可怕。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有可能血本无归。我们这一代人是无可奈何地接受风险。经验与知识告诉我们，在70年代，你得等上差不多10年才能看到你的投资升值。1987年股灾后，等待时间缩短了。我们能等，我们还很年青。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平静地接受风险的同时，我们完全清楚我们也赔得起。
下面的数据能让人看到资金是如何越来越快地流入共同投资基金与退休基金的。40年代，全美的基金不到80家，总资产为5亿美元。60年代资产上升到170亿，80年代达1350亿，到了1996年，资产就跃升到了3．5万亿。
再来看看成交额的增长。多方机构占了整个成交量的最大比例。基金经理们买进卖出股票——并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随着基金经理们手头可调用的资金越来越多，新的竞争对手也越来越多。全美基金数同基金掌握的资金量一样令人眩目。1987年，投资者只能在2000多家基金中选择，今天，选择范围已扩大到7000多家。这意味着基金管理的竞争也更为激烈，更趋白热化。各家基金只能花大钱打广告，搞宣传。纽约的英斯汀网络公司的人告诉我：
经营得最好的基金经理与次好的经理在5年经营
期间的业绩差距仅为30个基准点，这好比奥运会水
平的游泳选手之间的差别。这些选手竭尽全力，仅是
为了比对手抢先百分之一秒。今天的资金管理者的情
况与此完全一样。
经营业绩每月都要检查，有时甚至频繁，这就给共同投资基金的经理们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迫使他们都想以最快的速度把自己的排名摆在竞争对手的前面。排名的高低将决定他们能给基金吸引来多少资金。由于基金经理在夹缝中求生存，他们的注意力也就不仅局限于买的股票比别人好，竞争扩大到了交易本身，就是说，他们要在实际交易中也要多挣一点业绩分。在这一点上，多方交易商的作用举足轻重，他不仅要注重短期效益，这跟他的经理一样，还要注意降低交易成本位赢利增加。
退休基金或共同投资基金的经理负责将巨额资金导入市场，他们做出购买决定，多方交易商则负责在何地、用何种方法向谁购买股票。
多方交易商与空方交易商从来就相差甚远。多方依赖空方——大银行及大的经纪公司——为他们的买卖提供服务。有时把大宗买卖分成小额合同以不引人注意，有时又干脆一次性大量购进。出于双方最后的不同目的，他们吸引并需要两类迥然不同的人在他们的交易桌前工作。空方交易商很容易被想保成宇宙主宰。干这行需要勇气与意志，要富于进取心。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锋芒毕露。这些交易商被看成是光彩夺目的明星，他们敢于冒险，用大笔钞票承接多方的大宗股票。他们必须聪明过人——特别是那些业主交易商，这些人用公司的钱而非委托人的钱自主决定购买什么股票。
对一般的空方交易商来说，在他们看来似乎虚张声势的交易下面，隐藏着复杂的综合技能。他们是在公司与客户之间走钢丝绳，两边都要求他们尽全力，双方的目的又是背道而驰。这需要强硬的手腕，不妥协的执着，才能胜出对手。还需要得体圆滑的为人处事技巧，才能赢得公司同事的支持与尊敬。
一个优秀的空方交易商背后有一大批幕后人员。空方交易商需要分析研究人员，以取得最佳信息；需要前台交易商与他们一道工作；需要倾听他人的建议；需要大厅里赚钱的合同。空方交易商总在冒险，他面临日益增加的压力，要为公司日进斗金。从整体上来看，空方交易商也是挣大钱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利益完全同他们创造的利润紧密挂钩。干得好的话，每年能挣数百万美元。这一点也是其工作中最诱人的一面。
然而多方交易商也在奋起直追。他们的观念与技能要求与空方交易商明显不同。这里没有空方所面临的高压。多方是主宰，是资金流向的关键媒介。随着共同投资基金及退休基金的惊人发展，多方交易商逐渐取得了曾属于空方的生杀大权。
惟一尚不能反映多方势力增大的是两者的薪水。尽管薪水一直在涨，但大多数多方交易商仍挣得比空方少。在纽约，一流多方交易商的年薪大概在10万至60万美元之间，但一流空方交易商的奖金一项就令多方交易商垂涎三尺。在伦敦，一流多方交易商的年薪大约为10万至18万美元。多方交易商代表全球个人投资者的利益。这些投资者把本打算存进银行的钱投进了共同投资基金。交易商对投资者有中世纪武士般的忠诚，为他们赚取最大的利润。对于基金而言，若这些交易商善于压低佣金，在开市前抢先从空方处获取消息，也能增加收入。他们在市场上有自己的直接情报来源，这些情报反馈到基金后，就能在战略上推陈出新。若多方交易商们在市场的纷繁混乱中看准方向，就算是一把好手。他们中的佼佼者还用最新科技使自己领先一步。
马特·牛顿的上司彼得·杰金斯是斯库德—史蒂文森—克拉克基金国际业务部主管，他还是证券交易商协会机构委员会主席。被得与多方交易商霍利·斯达克这位多尔顿一格赖纳一哈特曼一马厄公司的副总裁，一道推动着市场演变，在投资基金的爆炸性增长中让金融界刮目相看。他们还是促进市场规则变化的先驱。这两个人都涉足政治，都是有影响的人物。两人连同投资者研究公司的哈罗德·布莱德雷，时常在证监会游说，起草各种文件，发表讲演，让公众意识到多方力量的壮大，意识到他们的新要求。所有这一切都能改变游戏规则。在多方看来，这些规则以前都是偏向空方的。
今天的多方交易商手里掌握着庞大的资金，因而他们得看准大买卖。10年前，多方的头寸不过几千上万股，如今则是数百万股。这就造成了一个寻找流动性的问题。钱很多，但流动性不够。这么说有没有道理?大机构认为英雄所见略同。他们一古脑儿都想同时买IBM的股票，然而却找不到有足够多的票的空方。
这样一来，每天早上多方交易商都要坐下来解决这个难题。他们要决定在哪个市场去买卖证券。以前只有纽约证券交易所这个中心市场可供选择，现在有了为小公司服务的NAS—DAQ，于是他的选择多了一个。当非证交会成员的公司也开始买卖股票时，他们的选择增加为3个。于是这些多方交易商可从“第三方”购买。
大的经纪公司提供一种被称为“楼上”的服务，为多方提供大额合同。戈德曼·萨克斯公司，摩根·斯坦利公司和所罗门兄弟公司，都开始运用手头的资金与多方迅速达成交易，为市场提供流动性。在实际操作中，多方会在他们需要时跟任何一方做买卖，只要成交额较大，价钱划算就成。他们最看中的是流动性。他们想立即获得流动性，立即成交。如果英斯汀网络有他们需要的股票，‘他们就去那儿购买；如果机构交易投资系统(POSIT)有流动性，他们就去机构交易投资系统进行交易；若交易大厅有流动性，就去交易大厅做生意；若需经纪人来做一笔大买卖，就去找经纪人。多方交易商的选择越来越多。
选择多方一方面是件好事，另一方面又让多方交易商的日子更难过——他们必须决定选择对象，同时还得密切注视所有可能的选择对象的动态。市场细分能使事情变得更复杂。随着机构交易投资系统、英斯汀网络交易系统以及布鲁伯格这类的交易体系的出现，交易商能通过电脑直接操作。交易商身处纽约证交所大厅，当他注意到英斯汀网络交易系统上成交股票比市场上的价钱更划算，他就会取消纽约的订单，掉头转向后者。电话十分重要，交易商手边的电话不计其数，一条电话线就是一条生命线。这样，不仅多方的选择在增加，市场运行速度也在加快，市场也更富有变化。交易商们随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捕捉到机会，抓住就不放手。
当然，采取哪种操作方式取决于你的交易策略。不同的交易商的交易方式可能大不相同。要是某交易商想用高存椒，他就会找纽约的投资技术集团公司(1TG)，请那里的“量子们“设计一个程序，自动根据投资组合的参数交易。用最简单的话讲，你得让程序清楚什么时候进行交易，如何操作这些交易。程序可以设计得来满足人的需要，实现攻守兼备，自动运行。它能同时处理100种甚至1500种股票。通过Unix操作系统，高效迅速地进行计算，接收信息，处理信息，形成交易单，处理交易单并发送给交易大厅。这种程序还具有特殊功能：比方说在卖单涌出时暂时不买，一旦卖单枯竭时就大口吃进。
若搞人工交易，想买30万股，你就打电话给经纪人。经纪人清楚怎么应付大厅里的情况。要是他发现卖家太多，就会稍等片刻，待价格回落再出手。
如果你是个大基金交易商，想买几百万元的股票，同时也想卖几百万元的债券，你就不可能亲自观察各股的情况。你不得不使用电子系统。你可以通过超点阵(SuperDot)系统把订单发给纽约证券交易所。你还能使用别的电子交易系统，如英斯汀网络交易系统或机构交易投资系统来办这件事。
随着资金象雪崩一样压向他们的交易桌，多方交易商不得不辟新路。有的就用“一篮子交易”方式来应付。这是一种系统交易方法，同时买进卖出好几种股票与证券，成交额可达数亿美元。交易商之所以要用这种方法是想让股票迅速出手，以便为新的买卖筹资；或是新入市的资金必须立即投入运行；或是想重新组合投资。由于能高速度完成买卖，交易商就能更快地从市场中调出资金，另行他用，或是满足客户对套现的需要。如果没有高科技手段帮助他们分析风险，分析流动性和动荡程度这些“一篮子交易”的基本特点，也就不会有“一篮子交易。”运用电子交易系统，两家机构能直接交易，只支付一笔服务费。彼得、霍利及哈罗德都是电子交易系统的热衷拥护者，因为这样有利于掩盖他们的身份。由于这些人成交量巨大，要是哪个经纪人知道是这些公司在做买卖，他就会先发制人。因为一笔大额买单将抬高市场价格，这不仅会使交易商的经营业绩受损，最终还会让个体投资者蒙受损失。走漏风声或是让经纪人猜到他们的动向都是麻烦事。搞大买卖的人如果不隐姓埋名，大机构就无法以最合算的价格成交。1996年由证券交易商协会国际委员会进行的一项调查中，78％的受调查的多方交易商经常使用电子交易系统，如英斯汀网络交易系统等。彼得这样讲：
科技的进步使得多方交易商距交易现场更近。通
过英斯覆网络交易系统以及布鲁伯格电子交易系统，
我就能入市报价。我的报价在瞬间摆在了千万名交易
商面前，只要这些人有英斯汀网绢交易系统。我能直
接入市买进，这对于多方交易商来说是如虎添翼。我
的英斯汀网络交易系统系统就是我的经纪人。我有我
的方法，不需谁告诉我该怎么做。同时纽约证券交易
所也令电子输入订单更为容易。交易大厅做了很多努
刀使订单操作更为简便，助多方一臂之力。
’
由于多方的钱大量流进流出，市场的起浮更快，市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加动荡。交易商必须紧盯行情，运筹帷幄。1997年1月发生的事就是个例子，这个月小投资者投给了共同投资基金24亿美元，是1996年12月的两倍。水涨船高。浪高不仅意味着多方的大量购进能拾高价格，人们也能预料实际成交量的上升。
交易商也紧盯那些大炒家的动向。他们能在电脑显示屏上捕捉到不同寻常的成交量变化，以及异样的交易行为。要是一家金融机构察觉到另一家机构在大量买进卖出，它可能也会效仿——当然有时也可能先按兵不动。例如，若一些“重量级”投资者或交易商明显地在某个股上做文章，市场异常动荡，交易商就会坐到他的电脑面前调查分析。他不仅能立即查到可疑的成交量、成交价、交易记录的具体情况，还能立即从证监会档案中查出买主是谁。
从买主名单中．交易商能迅速判断这些人是不是那些市场风云人物。若答案是肯定的，他得更加关注该股。这时，这个交易商就会被迫立即做出决定：是“随波逐流”，还是反向操作，还是坐等着这些人操纵股票。若这位交易商手头持有这种股票，而大炒家又令行情看跌，他就大难临头了。
一旦大炒家看准某个股，决定抛售时，其效应是成倍的，50元一股的股票可在一天之内跌至7元一股。共同投资基金的交易商会不会趁低价买进呢?也许不会，因为第二天还可能跌到3元，亏去一半。当大炒家在某个股上做文章时，散户们就好比是聚光灯下的兔子，惊恐万状，不知所措。从另一角度来看，若散户仔细研究大户走向，猜测正确的话，他们就可以乘风破浪而不是葬身鱼腹。
由于科技发展及资本扩大，多方势力大增，空方不再像以前那么走俏了。霍利对我讲，他只在迫不得已时才同空方打交道：
我们并不象空方想像的那样依靠他们。空方争辩
说他们提供了资金，给交易提供了便利。然而就今天
机构的头寸而言，一个经纪人是不太可能有足够的资
金来满足其需要的。
于是你需要经纪人来帮助你物色成交对手。空方
干这个并不十分在行，因为他们不愿付出太多的劳
动。有时，你会找错了对象，价格也会受到不利影
响。于是你干脆亲自出马找卖家。这种方法是最理想
的。你若不想暴露身份的话，就用英斯汀网络交易系
统。
是否是空方明星正渐渐暗淡呢?鲍勃·施瓦茨这位纽约大学的金融教授的见解如下：
多方是大赢家，空方不输也不赢。这完全是出于
科技进步。你不能为生产马鞭、马车的人感到忧伤。
你怎么可能有让这些人在一个汽车时代仍然欢天喜地
呢r问题在于随着共同投资基金的发展及成交量的猛
增，经纪人所需的临时成交资金也急剧膨胀。过去的
风云人物古斯·李斯和杰伊·佩里斯可能会对他们的公
司时下的头寸实力惊叹不已。
彼得说：
交易流向偏离了空方。空方之所以能在过去垄断
市场是因为他们手头的资金。要知道，他们用这些资
金来为多方的购买提供便利。现在假设我有350万股
股票，不管是买是卖，我要做的都是向我的股票要成
效的地方打电话，告诉我的成交方。这点正是多方的
威力所在。经纪人如今没有那么大的资金保证成交。
要是他们真的大量买进，这会在空方的账户上构成大头寸，筑成大风险。
另外还有一些原因令多方更为强大。1975年5月1日是多空双方力量变化的分界线。游戏规则变了，固定佣金制被取消了，佣金从40美分一股跌到了15美分，现在大约仅为5美分。从那天起，买方不断压低交易费用，造成空方盈利下降。多方之所之如此注重降低交易成本，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转变：今天的世界已是一个人人都能获取信息的世界了。透明——没有阴影，无秘密可言——这意味着单个交易商在信息方面的优势也消失了。于是，他就不得不另辟路径来提高自己的经营业绩。
对于空方而言，这无疑是个重创。有保障的佣金一去不复返，交易的内涵今非昔比。空方正积极努力想方设法减少损失。克里斯·安德森指出，在1972年有23家次一级的投资银行，4年后只剩下3家了。
这好比是有人在盒子里扔了一枚炸弹，受伤的多
为合伙性银行。3年来事情就是这样的。过去受固定
佣金保护，这种好赚的钱让他们忘记了究竟附加价值
是什么?
尽管作用变了，但空方仍然认为多方需要空方。埃里克·森伯格是这样回应霍利的评论的：
他们需要空方的原因在于，若戈德曼·萨克斯要
在拉尔夫·勒伦股上做一笔买卖，投资组合经理就会
对手下的交易商说：“我要这个股票，20万股。”这
就是为什么多方需要我们的原因。试问，多方到哪儿
去弄这么多股票?这也正是为什么新股发行特别重要
的原因，这是空方业务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英斯汀
网络交易系统也不是万能的。这种电子交易系统只会
在交易一方已存在的情况下才有用。若没有这一方，
除了等之外你毫无办法。你不能通过电子系统逼别人
干他不想干的事。
由于买卖双方不可能总是配对成双，你就需要中间人。这个中间人就是空方。福特基金会的琳达也看好空方．她说：
就我们而言，我们通过空方做成了好一些买卖。
但我们仍得同华尔街保持友好，才能获得分析报告。
我们并不是股市中的宠儿，为了吸引注意，我们得善
待空方，空方也一报还一报。
在伦敦，多方交易商更为主动，声势也更浩大。英美差距颇大，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伦敦比起纽约来是小巫见大巫。纽约云集了数以千计的基金，竞争激烈，资金雄厚。让我们先来比比两个城市的规模。以美林银行这家美国公司为例，在私人客户一个部门，其雇员就多达三万八干人，包括销售人员与后勤人员。这比整个伦敦私人客户业的从业人员加起来都还要多。美林银行的私人客户有7500亿美元的资金，这是英格兰银行储备的两倍。
尽管规模与资金差异很大，伦敦多方的变化象镜子一样反射出美国多方的演变。阿伦·内利是伦敦外国与殖民公司的首席交易商，就是一个空方改行当多方的例子：
我在一家经纪公司工作了6年，我的薪水与收益
紧密挂钩。在我改行当多方时，大部分交易商在很大
程度上仅是接收订单。现在情况已大有改观，多方越
来越强。薪水在涨，我们在公司里的地位也在上升，
这一点可从许多多方交易商已成为部门王管上得到印
证。阿伦认为伦敦多方交易商的变化源于美式交易法
的影响。
在他看来，这是因为咨询专家说服了公司建立评估机制衡量交易商业绩的结果，这种机制推动着美式交易法的发展。这样一来，一家机构就能同其竞争对手有所比较。这当然会加大压力，压力促使空方的作用从中介转变为增值。阿伦还为行业增值工作。1994年3月，他成立了机构交易商集团，该集团同政府部门及证交所举行会谈，反映交易商意见与市场可能出现的变化。亚伦还是伦敦国际金融信息交换委员会的主席。该组织是个信息库，活跃于行业论坛，研讨交易电子化及计算机化。阿伦相信，同他的美国同行一样，电子科技也会促进伦敦证券业的发展：
伦敦的股票交易发生了变化，我们引入了股票交
易电子服务系统。这是一个由订单启动的系统。比起
1986年的‘大革新”，这项改革将对市场运作方式产
生更为深刻的影响。交易涉及的中间人越多，成本越
高。一端最终用户需要尽快找到另一端最终用户，这
样才能尽可能地降低成本。电子交易能给我们提供这
种不需中介的服务。在键盘上敲击几下后，你就能在
报价范围之内很快找到成交方。电子交易能使你的买
卖不受市场影响。尽管电子交易系统并非万能，但我
确信我们会越来越离不开它。
行业内将会有更能干的人。这些人懂电脑，能用
结构性的定量方法分析风险。人们必须清楚伦敦买方
交易商也在转变观念以及交易的方式，因为若这些人
不能只按市场的现状来预测将来，否则他们就大错特
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