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永汉的青年时代，大多是在日本度过的。由于父母不在身边，他很小就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凡事自己做主。1945年9月，恰好二战结束，他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在校期间，他表现积极，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形势给予了极大关注。当时的日本言论管制基本解除，学生运动蓬勃开展，他与法政大学经济教授薄信一君共同组织了"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在他的提议下，这个研究会主要调查了在战火烧后的废墟、临时搭建木板屋居住的空袭受害者的实际情况和社会舆论反应。这是日本战后第一次进行的实态调查和舆论调查，是反映日本国内情况的第一手材料，是一个大胆的创意。当邱永汉把一篇题为《壕舍生活者实况及舆论调查》的论文资料送到报社后，三大报纸都刊登了这次消息。
邱永汉作为跨越中、日及台、港地区的投资家，他的经商动机最早开始于1946年。当年2月，由于载送复员和返回日本者的船要开往台湾，他决定离开东京而返回故乡。当时二战刚刚结束，受战争破坏物质缺乏的日本本土与外地的交通基本断绝，粮食严重不足，尤其是砂糖等贵重物品。而砂糖的产地台湾虽大量生产砂糖，但由于空袭和潜水艇的攻击，无法运到海外。供求的极度失衡，使偷运砂糖成为非常赚钱的行业。他也受到引诱人伙，但祸不单行的是他的偷运史只有三次，可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最终使他变成了穷光蛋。手里没钱，他的生计受到威胁，为了生活，他在一位东京大学学长的帮助下找到了银行的工作。开头6个月是以研究员的身份上班，后6个月的职位是调查课长。这一年期间，是他半生来惟一的受薪时代。
1948年12月，迫于台湾的政治气氛，邱永汉被逼搭机飞往香港，其后6年时间，他一直在香港生活。初到香港，他过着寄人篱下般的生活，语言不通，没有朋友，也找不到工作。可后来发生的一件很偶然的事件，揭开了他的赚钱生涯，也奠定了他作为投资家的原始资本积累基础。一天，他寄居的家里来了一位住在日本的台湾人，这位台湾人买通了一艘货轮的船长以船员身份到香港来购买盘尼西林和链霉素以及糖精，这些物品在日本极其稀缺，价钱通常都高于香港地区的七至八倍。走私无疑可赚巨额暴利，但需要许多装货卸货的技巧，以避免美国宪兵检查，况且大量走私也不是个人行为。当时盟军司令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允许外国人寄救济品给日本人或住在日本的外国人，一次寄得太多，或多到足以做生意的分量时，海关就不能通过，但如果各种东西的分量少的话，包裹是可以收到的。邱永汉受到一种启发，通过包裹邮寄物品，可以称得上"合法私运"，虽数量少，但安全可靠。如果每月寄出50个，甚至100个1万～2万日元的小包，那么每月就有百万日元的收入。于是邱永汉立即给住在东京的姐姐和弟弟，以及学生时代的同学写信，让他们代为销售，然后让信任可靠的人把钱带回来，这种情形维持了两年，他变成了小富翁。纵观邱永汉的一生，其成名的根源在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他敏锐的经济头脑，而包裹邮寄生意正反映了其思维过人的一面，同时创下的财富为邱永汉后来开展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了一大笔钱握在手中，他尝到了真正赚钱的甜头。
邱永汉的婚礼是在香港举行的，内人是香港颇为知名的名门之女，婚后大约一年半，长女出生，取名约瑟芬。这孩子出生后一个月，脖子的红病渐渐长大，不久破裂长脓，经多方救治，仍不见效。为了到东京找专家治好女儿的病，他一家决定移住东京。
在此之前，邱永汉在文学创作上已表现出了自己的天赋。本来在学生时代，他就对散文和诗歌感兴趣，也撰写过类似小说之类的东西，对文学有了一定的基础。加之随着时间的推移，维持了两年的包裹生意因时事变动已经做不下去了，写作赚钱成了实际上的需要。他的处女作做渡者手记》经前怕湾口日新报烊艺部长西｝！；满氏的推荐，在长谷川先生处的读书会代读，结果全场一致决定在《大众文艺》杂志刊载。当时长谷川伸先生任《大众文艺》杂志主编，他集合了几个弟子组织了“新鹰会”。会员定期举行集会，主要就大家未经发表的作品加以批评或发表感想。无疑，处女作受到欣赏的他，兴奋地盼望着自己能成为小说家，并正式启用笔名“邱永汉”取其硬汉、好汉等男性化名字之意。
1954年4月15日，他们一家人搭乘法国邮轮"越南号"抵达横滨港，而后取道东京。治疗他女儿的病的地方，选择在国立第二病院，也就是战＃的海军医院，在驹泽附近。不过，据医生说治疗期至少需要1年，这样他就要在日本长期地住下去。最后他们在医院附近的九品佛一带租了一栋六席、八席、四席半的长条形独院房子，租金是16000日元。在经济上，这一段时期邱永汉基本上依靠出租香港的楼房收入和有限的稿费维持生活，日子过得相对贫困，但平静、祥和的日子促使他静下心来埋首写作。半年之内就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向成为成功作家的道路上迈出了最为坚实的一步。可由于没有名气，这个时期所写的作品，后来虽全部卖给了杂志社，当时却没有地方发表。
位众文艺》杂志的岛源四郎氏是这期间他的最佳顾问，真正使他在日本文学界扬名的则是擅一雄先生，擅先生是当时大众传媒有威力的人物之一，曾以新进作家身份被提名逐鹿齐川奖，能得到植～雄氏的提携，几乎是每个文学青年的梦想，邱永汉也不例外。记得当时邱永汉写了一篇小说《浊水溪》，故事内容类似于郭德馄先生回台湾后的命运（郭先生是台北高校及东大高两年级的学长，和檀先生交往甚厚）。在交由岛氏第一期刊出后，他写了一张明信片夹在杂志中，寄给植先生。谁知两天后，岛先生打电话来，告诉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植先生喜欢这篇小说，并要求协助出版，以此为契机，邱永汉得到檀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于1956年成为真正的小说作家。
可在日本文学界，邱永汉的文学地位的确立还是在他以小说《香港》荣获日本最高文学奖直木奖之后，他是第一个获此奖项的外国人。小说《香港》描写了一个难民厌倦了穷苦的贫民生活，企图欺骗，把预备运往卡萨布兰卡的茶叶里面装入石子，侵占100万美元而逃往日本的故事。在1955年时，尚没有人写这种方式的小说。在投票评选阶段，8位评审委员会中的5位投了赞成票，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作品能够获此奖项，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都说明作者在创作领域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邱永汉的作家梦终于实现了。
做任何事，局外人往往容易被事件本身的光华所迷惑，一旦进人角色，许多事情都不会像想像中那般完美，在写了大量的剧情小说之后，邱永汉面临同样的困惑，因为只有月刊杂志来邀稿，没有一家报章来约他写连载，这样他不仅不能成为百万日元作家，而且户已的文学前途也受到限制。以往他所写的小说，都是发生于日本读者陌生的环境中的故事，故事本身在吸引读者的同时很难达到心理的默契与沟通，生命力自然不会持久。况且在日本，日本人只接受日本的人情义理，对自己所熟悉的事物和环绕于身边的事物感兴趣，如果想在文学上有更深造诣，文章本身必须触及日本的文明或日本人较为关心的事，或许在文学界能引起轰动。
受此启发，他决定以局外人的身份“第三只眼”看日本。首先他到中央公论社拜访社长屿中鹏二先生，明确表示打算以“武土日本”为题写日本人封闭性的生活，面对这样一个大胆的构想，屿中先生似乎有些吃惊，但最终还是答应了他的文明批评集《武士日本》的连载，成为以后《疯狂日本》等一连串专栏连载的契机。
然而，邱永汉作为小说家的最大转变是把目光转向金钱。一方面，他得到《妇女公论》编辑主任的支持，开始连载《金钱读本》；另一方面，缘于对日本经济界新动向的观察与思考。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战后日本经济开始复苏，人民生活比较富裕，日常用品的购买已非常普遍，而高档耐用消费品的不断涌现，刺激着人们努力增加收入。但日本人大多数是受薪阶级，靠固定的收入生活，短时期内使存款增加，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在股票市场繁荣的日本，显然投资股票是最快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