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伍德罗威尔逊中学里，巴菲特既不是一个态度冷漠的人，也不令人讨厌，只是一个独来独往者，有点不太合群。“在班里我不是最受欢迎的人，但也不是最不受欢迎的人。我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
巴菲特曾写信给格雷斯卡特小姐，她也是威尔逊中学的一位老师。在信中他写道：“尽管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在威尔逊中学读书的那些日子，但是，坦诚地说，当时我并不是个遵守纪律、行为检点的好学生。如果你也将经历这个叛逆性阶段的话，我认为早点把它从你的生活中消除掉不失为一个好主意。顺便提一句，从你的地址上，我留意到你就住在距西切斯特公寓大楼仅几个街区的地方，那曾经是我通过投递报纸开始我金融生涯的地方……”
还在他上初中的那段时间里，他就开始追求奥马哈的卡罗林•福克，后来成为皮特•基威特父子公司集团老板的沃尔特•斯科特也在追求她，并和她结了婚。“不幸的是，最优秀的人赢得了美人心。”巴菲特说。
如果巴菲特依旧想在初中时就试图立足于商业的话，那么在商界，他可能早已经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了。
1947年，16岁的巴菲特从高中毕业。在他对股票市场研究还处在“绘制股市行情图”的阶段时，就已经积聚了一笔大约6000美元的财富，其中大部分来源于他的投递报纸所得。这个年轻人赚的钱比他的老师的薪水还多。
尽管他有能力支付他的大学费用，但是，他没有那样做。他的父母负担起了他上大学的费用，让巴菲特用自己的钱进行投资。到1950年巴菲特已拥有9800美元。
他父亲费了很大劲才说服巴菲特继续读大学，而不是继续他的商业经营工作。在他父亲的力劝之下，巴菲特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华顿商学院读书，在学校里，他是年轻的共和党人俱乐部的主席，而且要抽出时间安排租用一头大象，准备骑着参加共和党人的胜利游行。但是，杜鲁门让杜威感到不安，最后这一计划被迫取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巴菲特学会了打桥牌。大学一年级时，他加入了“阿尔法西格马联谊会的兄弟会。”1947年-1949年间，他住在宾夕法尼亚，在他大学三年级时转到了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商业管理学院，并于1950年在此获取了他的理学士学位。他非常轻松地读完了这两所大学，并且在短短三年的时间内拿到了学位。即使在他撰写毕业论文时，他依旧打桥牌，所学课程得A。巴菲特仍能挤出时间找一些赚钱的机会。
在宾夕法尼亚时，他和哈里•贝沙成了朋友。“他们两个学习都很勤奋，但是，巴沙不会没有注意到在学习中他要比巴菲特用功得多。”与此同时，巴菲特还和贝沙的室友，一个来自布鲁克林区的学生成了朋友。他很快就认定巴菲特是个“天才”。
“我没有觉得我学到了那么多的知识，”当他谈到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的那段经历时，他这样说。
在内布拉斯加大学，他担任《林肯》杂志发行部的营业部主任，负责60个报童在6个农村地区的投递工作。同时，他还挤时间去彭尼连锁店工作。他在宾夕法尼亚读书时，还利用暑假和圣诞节假日在奥马哈市的彭尼连锁店工作过，卖过男式衬衫，一个小时的薪水是75美分，他自己开玩笑说：“我成了最低工资法案的权威人士。”但是，这份工作带给他的收获是，他掌握了企业运行的第一手资料。
大约就是在这段时间，他收集了220打高尔夫球并把它们以120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杰尔•奥瑞斯。
1950年夏天，19岁的巴菲特用一年的时间完成14门课程的学习，从内布拉斯加大学毕业，然后向哈佛商学院提出申请。
他经常去奥马哈公共图书馆借阅有关商业方面的图书，并掌握了一切能查找到的有关会计学和保险业的知识。
他乘火车前往芝加哥，在那儿一个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男士接见了他。多年以后，巴菲特告诉卡罗尔•卢米斯说，当时哈佛代表对他的印象是“19岁，由于身材消瘦，看起来像只有16岁的样子，相当于一个12岁少年的体重。”
当两个人的会面结束后，他进入哈佛大学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了。哈佛大学招生办公室绝无失误的工作神话，从此也就告一段落了。
“在芝加哥双方的会面大约持续了10分钟，然后又把我打入失望的深渊，”巴菲特说。哈佛大学的人说他的年龄太小，还不能进入哈佛学习，让他过一两年之后再报考。
巴菲特在给他的朋友杰尔•奥瑞斯的信中写道：“哈佛那些家伙太自命不凡了，他们认为，我只有19岁，太年轻了，不能被录取，并建议我再等一两年。所以，说我现在面临着一个严酷的事实，因为我已经在此吃住有四个星期了。我父亲希望我能到某个研究生院继续学习。但是，我却很不喜欢这个主意。”
两个星期之后，巴菲特再次写信来说：“说实在话，当我收到哈佛大学的来信时，我有点被打垮了。此后不久，我又等待着哥伦比亚大学的空白申请书。他们大学有个非常好的经济系。至少他们有几个教授普通股票估价课程的大人物，像格雷厄姆和多德。”
被哈佛大学拒之门外给他带来了很大的痛苦，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对他来讲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他很快就意识到，教授商业课的权威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巴菲特向哥伦比亚商学院提出申请，并且很快就收到了接受他入学的通知。他于1951年6月毕业于该校。
1934年，格雷厄姆把他讲义编辑成一本735页的书，并出版了，书名为《证券分析》。在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中惨遭失败后，他研究出了价值分析法。1949年，他撰写了另一本书《聪明的投资者》。“和戴维•多德合著的《证券分析》，第一次的销售额就达到1万美元以上，次年下半年，签名售书的销售额为2万美元，接近于20世纪任何一本非文学作品的销售额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