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分高兴被认为是一个没有成功的哲学家。
第一节失败的哲学家
是什么动机在驱使乔治·索罗斯呢？
金钱？极少有朋友和助手这样认为。“如果让他再赚10亿美元，”他的挚友柏荣·文说，“也不见得使他很开心。第一次赚到10亿美元就并没有让他特别高兴。”
当然，金钱会给他带来快乐，不过不是很多。乔治·索罗斯这个人太复杂，他的思维不仅仅局限在这一空间。不管有多少钱财源源不断地流进他的银行账号，他也不会像一个贪图安返的人那样对此心满意足。从这种意义上说，他和90年代其他许多富豪一样。
对前几代人，非常富有就意味可以自由地打发时间。他们样霍时间，无所事事。但是，正如英国作家安东尼·萨普霖所指出的：“富人不再追求生活安逸，工作已成为他们社会形象的一个极为主要的部分。”
至于他们所喜爱的社会形象的象征——豪华宾馆的套间、快艇和私人飞机已经取代了别出心栽的房屋、花园和公园。但是，新生富豪与前代富豪的最大区别在于流动性。除了生活的安逸外，索罗斯还追求其他东西，他觉得坐飞机比乘快艇要舒服得多，宾馆套间比巨大的宅第更适用，全球环游比坐在池塘旁更能赚钱。
索罗斯区别于当代富豪的一个明显之处在于：在一定意义上说，他过的是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除了卡尔·波普的著作外，对索罗斯产生最大影响的还有两本书，这两本书深奥难懂但让人折服，一本是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写的《Godel，Escher，Bach》，另一本是格利高里·贝特森写的《走向精神的个体生态学》。索罗斯不仅仅把自己看作一个投资家，而且自认为是一个哲学家。或者这样说更准确，一个偶然成了投资家的失败的哲学家。1992年秋。在牛津大学，当他被接纳为司法院的捐助委员会董事时，他要求被列为“一个金融和哲学领域的探索者”。“我确实很喜欢被看作实践性的哲学家，”索罗斯曾经说过，“不过。我十分高兴被认为是一个没有成功的哲学家。”
到叨年代，不管怎样，他已经是一个亿万富翁——不管他在金融界之外做了些什么，他通常被人认为是“匈牙利企业家”、“经营管理专家”、“亿万富翁投机家”，甚至有一次被当作“全球金融业的坏男孩”（《华尔街日报》，1994年6月1日）。他力图不让人贴上边个标鉴。纽约的索罗斯基金会向新闻界推出的一篇文章称他为“国际慈善家”。他自己却认为：“如果我不能称为一个哲学家，那么，至少不要把我当作一个金融家。
他做得更多的是谋求别人的尊重——通过自己的精神，通过自己的理论观点，通过自己对慈善事业的努力而达到的对社会的贡献。如果他把自己称为一个哲学家，而没有做其他什么事情。人们可能不会多说什么。他不止一次他说过，在华尔街地区的成功，使自己成了被议论的对象，对他的严厉指责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索罗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具有欧洲传统的知识分子。华尔街管区是一个非常适合赚钱的地方。但是，除了索罗斯办公室附近小范围的人以外，这里的居民对他毫无兴趣。“我不愿意花很多时间和股票市场的人们在一起，”他向新闻记者唐·多福门吐露，“我觉得他们讨厌。”他说，和知识分子在一起比和商人在一起感觉要舒服得多。
如果停止投资活动，专职进行哲学研究，或许他会非常高兴，但这根本不可能。在华尔街地区，他曾为此失去太多。如果赚钱不会自行结束，这倒可以给坐在象牙塔中的哲学家们提供实践的机会。
固然，赚钱对索罗斯来说是容易的，但是，起初他不能接受自己竟选择了这样一个职业，而不是学术性或理智性的工作。不过，他逐渐地习惯了。“很多年我都拒绝把它作为我的职业。它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现在，我很乐意去接受——事实上，这就是我一辈子的事业。”80年代初，有人间他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金融经营家感觉如何，他承认“感觉非常良好”。
在华尔街地区，不管他怎样地因为经营良好而感到满意，索罗斯在任何一种意义上都不快乐。陷入到一天接一天的投资决策，这使他极度苦闷。“我完全投入这一工作，但这确实是非常痛苦的经历。一方面，无论什么时候我在市场中如果作出了错误决策，我得忍受非常巨大的精神折磨。另一方面，我确实不愿意为了成功而把赚钱作为必需的手段。为了找出支配我进行金融决策的规则，我否认我已经成功。”
投资问题之所以让人如此痛苦，索罗斯有一次作过解释，这就是因为它带来损失。而且，正如他所指出的，想赚钱而又不想承担亏损的风险这是不可能的。80年代初他经历的“个性转型期”，就是他认为赚这么多钱并不是生活的全部这一观念导致的结果。
正如思想家们所经常担心的一样，索罗斯担心财富的积累可能会对他产生坏的影响，使人颓废堕落，而且，人们关注他是否仅仅因为他拥有如此多的钱财。“我不得不接受我的成功所带来的力量和影响……我最大的危险在于：因为我拥有巨额资产，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成了有权力和影响的人。”个性转型期差不多是一个解救办法。
第二节享受人生
他享受着美好的生活。他有四处上好的寓所：一处在曼哈顿，一处在长岛的南安普顿，一处在纽约的伯德福德，还有一处在伦敦。然而，和其他大富豪相比，他是很节俭的，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似乎对大吃大喝也不感兴趣。
埃德加·埃斯特是他在伦敦的合作伙伴，他经常在办公室之外看到索罗斯。索罗斯的情趣爱好并不是故作高雅，他说他喜欢戏剧、音乐，但不喜欢收藏。他有几件匈牙利艺术品。他喜爱服装，每次出门穿着都十分得体。
“我过去喜欢收藏，但确实没有很大的实用价值，”1993年他对一位记者说，“我喜欢舒适，不过，实实在在地，我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每次去国外参观慈善机构，特别是在80年代和叨年代初，索罗斯都避开司机或保镖。参观大学校园时，有时他呆在学生宿舍里，有时候他乘出租汽车，有时候在一个城市他步行走完几条街道，有时候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索罗斯拒绝过一个亿万富翁的生活，给许多朋友留下一些趣谈。泰帕·威姆是一个匈牙利知识分子，负责索罗斯在布达佩斯的慈善机构。有一次，他们坐在匈牙利社科院的大楼里。
“我怎么样可以到那所大学？”索罗斯间。
“你可以乘出租车。”威姆告诉他。
“为什么不乘有轨电车？”索罗斯严肃地问。索罗斯并不是吝啬，成姆解释说，他很务实。在那时，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坐有轨电车是最快的方式，那为什么不坐呢？
索罗斯在南安普顿的房子是一栋石灰粉刷的，盖着西班牙式瓦片的别墅，带有游泳池和网球场。19oo年索罗斯在这里举行了庆祝他的寿辰的舞会。有一个客人说，彼邀请的5oo个客人都是很重要的商业巨头和“匈牙利的百万富翁”。
索罗斯试图给人一种生活节俭印象，不过，这有时候让人产生一点误解。从南安普顿到曼哈顿他的四处寓所之间，有水上飞机，但是没有快艇、也没有劳斯·莱斯汽车。索罗斯旅行时，一般乘商业航班（商业阶层）．较少用私人飞机。有一次，索罗斯很想买一架飞机，这样从纽约到欧洲来来往往就更方便。他问柏荣·文对此怎么看。“这个想法不好，”文告诉他，“如果你有了一架飞机，你就会知道，只有驾驶员想用飞机的时候，你才能用飞机。”文建议他什么时候需要就租用一架飞机，索罗斯采纳了他的建议。
一些人认为，索罗斯特别腼腆，不过他喜欢人们伴他左右。文说：“他喜欢生活在根舒适的地方。乔治不会带你到处看他的房子并对你说：‘瞧、这一口钟，或者这尊塑象，或者这幅油画。’他槽得物质享受，喜欢平静安逸的生活。他喜欢把人带到家里，为他们提供美味佳肴，为他们提供帮助与方便。”
他经常举行舞会。有时候他会在最后一分钟打电话给苏栅要邀请一些朋友共进晚餐“多少人？”苏姆马上会间。“哦，可能50或者75，”索罗斯会作出反应。然后，苏栅就亲自为70个持不同意见的俄罗斯人及其伙伴准备晚餐。
每年的除夕之夜，他会在纽约的公寓里举行一个晚会。夏天，每个星期六的晚上，索罗斯都会在甫安普顿消近，对他来说，这些晚会和商业会议、社会活动一样重要。文参加过一些这样的晚会，他观察到索罗斯人缘很好。他跟每个人打招呼，能够记住他们的姓名。参加晚会的人有的来自艺术界，有的是打冈球的伙伴，有的是政府官员。那里人很多，让他应接不暇。通过这些活动，他往往能有所得。不过，更重要的是人们可以彼此接触。
正因为具有爱好社交活动的天性，索罗斯不喜欢定居一地的生活。他希望处于流动之中，去看看世界的其他地方，使自己保持敏捷的思维，和那些正从事重要事情的人相互交往。总之，他想去实际上也正在热切地寻求机会，在生活中冒险。这也就无怪乎他讨厌商人，也讨厌处理家务了。
第三节自命不凡
他认为，自己是一种特殊的人，是一种对生活赋予了特别目的的人。我们会记起，这就是那个在小时候认为自己是上帝的人。
作为一个成年人，他似乎懂得这种思想会使自己陷入困境。例如，人们会把他当作一个“自我狂”。1987年他在日记中写道：“唯一能使我受到伤害的是，我的成功使我回忆起孩童时代万能的幻想——但是，如果我继续从事金融市场活动，这种幻想似乎不可能变成现实，因为它们不断地提醒我自己的局限。
金融活动也让他回忆起，他与新闻界的接触——他并不是不会犯错。1985年，正当他沉浸在投资最成功的一年的喜悦中，新闻记者唐·多福门问他，如果让他再活一次，他准备去做什么。“这基本上是件不可能再发生的事，”他说，“但是以我的角度来看确实是可以再发生的事件。”这名话的意思是，对于乔治·索罗斯来说，即使是不可能再发生的事件也能再发生。
如果他能使不可能再发生的事件再发生，还有什么能阻止他以同样的方式运用自己的智力呢？还有什么能阻止他对人类的认识作出一些伟大的贡献呢？但在50年代，他碰到了绊脚石，于是放弃了做一个学者和做一个哲学家的计划。今天，他赚的钱越多，他就越自信，或许有可能返回到知识王国。
正因为有这些想法，他发明了理论——关于认识论，关于历史，关于金融市场一一一他慢慢地相信自己的观点有价值。他声称他的“发现”，即考虑到个体参与者的偏见在对人类知识的探索中所起的作用，是一把理解全部历史过程的钥匙，这个历史过程包含了有思维能力的参与者。“这正如基因变异是理解生物进化的钥匙。
索罗斯认为自己是一种极不寻常的人，因此，和那些他认为是没有天赋的人在一起，他觉得十分难以忍受，毕竟，他相信自己能看透事物的本质而其他人不能做到。例如，凭他的能力可以理解金融市场，他写道：“我认为我确实懂得了即将发生的这个过程，这个革命性的过程。我比大多数人强，因为我有理论，一套理性的框架，可以运用它。这是我的特别之处，很实在，因为我在金融市场遇到过相同的过程。”
至于其他那些试图探索市场的人，“我对那些职业化的投资者的才智，评价非常低。我认为，他们的决策越有影响，他们作出正确决策的能力越差。”
在80年代中期，吉米·马龟兹在与索罗斯共事时，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这种观点深入骨髓，认为自己了解情况的能力要比别人强。我们经常发生争论，这倒不是因为他要把思想从匈牙利语转换成英语，而是因为他总是想教导你。
“他很清楚，他不能很快让你接受他的教导，他有这种感觉，一旦他了解了什么事情，他就好像是在和上帝谈话。对某事的发生他是如此的自信，当事情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时，他可能感到极为惊奇。而如果事情是按他的设想发生的话，那就只不过是本来应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