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我们正进入充满巨大变化和机遇的时代，对于一些人，这将是最好的时代，而对于另一些人，这将是最差的时代，只是在于你的选择和努力。股市是活泼的，是流动不息的。一切都成为可能，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灰姑娘遇到王子，在股市中不是童话，而是现实。
有时候一个偶然的事件会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佛教讲缘份，俗人讲机遇。现在的基因学说还试图证明，一个人的基因排列早已决定了这个人的人生轨迹，荣辱喜哀，以及什么时候发财，什么时候倒霉，甚至什么时候会自杀。如果真的是这样，孙老师的基因可真值得好好研究一番，他这个研究房地产经济学的学者却因一件临时的工作开始，改行搞了证券，这是不是一种因缘呢?
那还是在1984年8月，孙老师在内地一家社科院工作，从事房地产经济研究，搞住宅商品化、住宅合作社，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这个行业内还颇有名气。这一天上面交来一个任务，要编辑一本股票的书。大家注意，这可是在1984年，那时谁知道股票是什么玩意呀!但这个任务是胡德平交待下来的。胡德平是中指驻省整党指导小组副组长，这个头衔并不炫目，但他的老子是当时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哎呀呀，这就厉害了，大太子下的指令，地方官员奉承还来不及，于是省委书记交待给宣传部长，宣传部长交待给社科院院长，院长交待给研究所所长，所长传不下去了，只得临时把几个研究人员召集起来，其中就有孙老师，大家分头行动，先编章目，再找资料，各自抄写。
抄写这二个字一点也不委屈孙老师，因为那个时候，孙老师对股票确实一无所知，也就是东看看、西抄抄，边写边学。当时神州大地发股票、搞股份制的，可以说是寥若晨星。81年佛山有搞股份制；83年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发行股金证；号称“中国第一股”的上海飞乐公司，1984年11月才发行股票，还在孙老师编书之前。资料缺乏，理论不成熟给写作带来很大困难，期间胡德平来参加过几次定稿会，要说这位先生真是一个绝对思想超前的人，每次他结结巴巴(他口吃得厉害)要说上一堆，什么自由、民主、人性、人权的字眼不断从他口里涌出，听得孙老师及同仁们个个兴奋不已，又惊喜又恐惧。孙老师至今不明白胡德平怎么会想到要编股票的书，但是他对事物的敏锐性和前瞻性，是孙老师永远不会忘记的。后来书编出来了，名字叫《股票的基本知识与实践》，严格说，此书实战性不强，但内容倒充实广泛，观点鲜明，迄今翻看，仍有相当参考价值。原指望胡德平写序，但可惜的是他已调回北京，因为其父胡耀邦已因自由化问题，1986年下了台。
孙老师虽然编了新中国第一本股票专业书，却没有什么荣耀，这本是“奉命文学”，说实话，社科院“奉命文学”太多，既无稿费，又无补助，还不能署名，只是孙老师因此而对股票理论有了一些认识，为他以后的命运改变冥冥中埋下了伏笔。转眼到了90年，孙老师已调到深圳一家民营科研机构，这天市里召开一个股份制研讨会，孙老师也报名参加，会上无什么新鲜事，无非来自全国的一些专家学者谈一谈、议一议，奇怪的是会务组通知孙老师晚上去迎宾馆，说张副市长要召见。“还有谁呢?”“没有啦，市里就你一个”。孙老师左思右想不得其解，不知何因能受到市长的垂注。下午6时去了迎宾馆，找到房间一看，原来是一桌宴席，人还没有来，孙老师轻手轻脚探头探脑环视一周，每个座位前都放有字牌，牌上写有姓名，孙老师大名也环列其内，这才心有所安，看来自己的确是被请对象。忽然有人一声招呼：“来了。”回头一看，旁边沙发上正躺着一个人，一幅疲倦神情，自报身份是市接待办的科长，又问孙老师叫什么名字，孙老师赶忙说出自己的姓名、单位，那人马上露出诧异的神色，“你是本市的人呀”，“对呀”，孙老师是何等乖巧的人，马上知道这其中肯定有什么疏漏，说：“我是不是不参加了?”“那怎么行，不能无缘无故少一个人”，科长把孙老师死死拉住。正在此时，张副市长谈笑风生走进来，又拥进来几个人，孙老师一看，马上明白，原来张副市长是要宴请入会的几位北京学者，接待办鬼使神差将孙老师单位错当成北京，于是孙老师也被请来了。
这场宴请自然丰盛，一盘盘菜端上来端下去，孙老师低着头，只吃不说，浑身不自在，恨不得地上有缝钻进去，张副市长一一询问姓名，问到孙老师时脸上也露出诧异，但也不露声色，孙老师看到上上下下皆将错就错，忐忑之心才略有所安。席间话题扯到香港股市正冲破6000点，市长突然问起这股票的作用，筹资性与市场性的关系，北京来的那几个学者面面相觑，支吾其词，张副市长把目光转向孙老师，孙老师到底是编过股票书的，一二三四简明扼要介绍其大概。有的读者看到这里，恐怕会说作者在胡编乱造，难道市长和学者连股票的作用也不清楚吗?的确如此，要知道那是90年呀!89风波刚过，股票姓资姓社的问题还没解决呢!左的思想使学者对此避之不及，唯恐沾了火星，那时理论界讨论的是通货膨胀、储蓄笼中虎、区域经济、中心城市……，没多少人去关心研究股票。哪象现在这么热门，连八十岁的老太婆都知道高抛低吸，连三年级小学生都知道股票可以筹集资金……。这餐饭孙老师吃得十分不自在，等酒宴一结束，马上跳起就溜出门，刚准备下楼，被一个人喊住，原来是张副市长的秘书，说：张市长请你明天下午到他办公室谈一谈股票。孙老师受宠若惊，连声应承。回到家，思前想后，思绪大发，针对当时深圳股市之状况写就一篇文章：“发展股票市场，促进基础设施建设”，作为谈话的见面礼。
后面的故事就简单了，张副市长批转了这篇文章，又在市政府内参上发表。孙老师也开始有了一点名气，他写了一系列证券市场的文章，当然不是象那本书里一些空洞的理论。他也积极参与了深圳市一系列证券市场改革的方案研究和实施，如放开价格、取消涨停板限制、政府托市等等。孙老师的单位也在不断变化，先是调到市体改委、后是证管办，又是交易所，最后成为一家基金的老总。世事沧桑，如今孙老师谈吐之间已经有了几份狡黠和油滑，但读书人儒雅，执着的本份却没有变化。
98年，孙老师又接到通知，有北京的首长到深圳进行证券调研，召开一个有各方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孙老师有幸参加。这天他来到麒麟山庄1号楼，这回场面大了，有省委书记、省长、市长、副市长……，会议室坐满了70余人，各方人士却只有9人，孙老师尽管这些年走南闯北，见了不少世面，但这种场面还是第一次，于是埋头规坐不敢多言。会议临近结束，只听见首长讲：“我要问问大家，股票市场是不是一些人赚了钱，而另一些人必然亏钱呢?……”众人皆纷纷点头。孙老师又实在忍不住，高声说：“不对，股票市场赚的钱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差价收入，一部分是分红收益。不能把股市投资中的赢亏理解为仅仅是投资者之间的利益转换，这容易使投资者忽视投资的目的……”，会议室突然沉寂下来，不知是在思考孙老师的话，还是在震惊孙老师的大胆。首长沉吟片刻又说：“那么，哪个方面的收益大呢?”“现阶段当然是差价收入大。”孙老师回答。“我说吧!股民主要还是看重二级市场的收益嘛!分红派息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嘛……”首长哈哈大笑，似乎没有怪罪孙老师的意思，于是会议室一片嗡嗡之声，又活络起来。孙老师把头埋得低低的，再也没有抬起来。
散会之后，有一个工作人员找到孙老师，要他把发言和建议写成书面材料。孙老师回到家，拿起笔，半天写不出东西，想一想就把84年写的那本书寄去北京交差。
2000年到了，各大报刊都在纪念证券市场成立十周年。孙老师心潮起伏，回想证券市场的发展历程及自己的成长和转行，颇有感慨，于是提笔写了一篇短文，记叙了三次与有关领导的对话和自己的感受，拟了个题目叫：证券市场马前卒。寄给有关报纸，可是不知怎的，报纸没有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