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王晓野是留学归来的“海龟”，与此对应，张北凌便成了“土鳖”，他是北大的博士，从未留洋，典型土生土长的“鳖”，但这“龟”和“鳖”却一直气味相投。所以王晓野和张北凌的每次相遇都被他们自己做成了一场精神盛宴。
王晓野以为，人们可以信奉同一个宗教，但却彼此打得一塌糊涂，因为人对教主和经典的理解大相径庭，故为此大打出手，于是同一宗教内也可派系林立，东西方的宗教皆如是。但两个活在不同宗教和文化系统的人，只要对真理悟到一定境界，却可以谈笑甚欢，惺惺相惜。因为真理是相通的，天下的悟道之人悟到的是同一个真理，而真理也一定是开放、圆融的。真理一旦被狭隘地宗教化、仪式化，便封闭了自己，纷争便开始，战争亦由此而起。
“咱们是不是别谈中国的股市算了,越谈越憋火。少点匡济天下，多点独善其身，日子更好过。比如我吃素，搞定自己就行了，一想到每天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我就偷着乐。”王晓野说。
“实际上我受你影响，平时已经以吃素为主。人们以为你吃素是因为受国外影响太大，可海归里头也没几个吃素的，你根本就是个异类！唉！顺便问问，目前回国的海归越来越多，你怎么看？”
“这说明中国开始步入杂交、优化的良性循环。出国的人想折腾的就会回来，甘于舒适生活的人就不愿回，通常男人比女人更愿意回,因为女人更喜欢舒适。也有些人在出国前已被折磨得伤痕累累，根本不愿回来。不过即使不回来的人对祖国也有贡献！至少为国内同事腾出了房子和职称，省了为此明争暗斗！”
张北凌说，“早期出国的人，几个不被祖国折腾得死去活来？记得有句话特逗，面对死不放人的单位领导，人干脆放下一切尊严说:头儿，您就只当我是个屁，把我放出去算了！”俩人都乐了!
王晓野接着说，“在纽约工作时，我的英国老板查尔斯问我对美国的感受。我说美国好像是上帝特选了让各国人来开眼和避难的，其宪法就是中国人崇尚的中庸之道的绝妙体现，‘纲举目张’里的‘纲’举了，‘目’自然张。不过美国的公路铺完了，电话装完了，政体和民生都很稳定，总之该办的事都办得差不多了，和我没太大关系。中国却正相反，到处都在修公路、盖房子、装电话、搞改革，全国就像个大工地，我怎么觉得那儿的事样样都和我有关系啊？”
“你怎么没跟他说，那儿挣钱的机会也多多了，而且你满口洋文也显得牛逼多了！中国人就崇洋媚外啊！”张北凌故意逗他。
“查尔斯一听真来了神！那时香港因为九七回归而导致股市大跌，可公司在香港有个合资企业，港方股东因为对九七回归毫无信心而决定撤资。所以公司面临三种选择：跟着一起撤、或者再找一个股东，或买下对方的股份。”
“那你给公司的结论呢？”张北凌问。
“当然是买下对方的股份。我不仅理论上如此认为，而且身体力行地要求离开美国，马上到香港工作！”
张北凌说，“我还想到美国去看看呢！最好在那儿工作几年。而你们却一个个都回来了。”
“可这一点儿也不矛盾啊！没去的接着去，去了的回来，互通有无才正常嘛！就跟那没结婚的在忙结婚，结了婚的忙离婚一样。人不就忙这么点事儿吗！”王晓野笑着说，“顺便问一下，听说你们北大要搞百年校庆，那你觉得北大该庆贺什么？”
张北凌苦笑着说，“不是说爱国主义么？据说这就是北大的传统。现在北大早就与时俱进，不仅是名牌大学，而且是一个以行政和后勤为主导的政府单位！但愿蔡元培时代的香火还没完全断掉。至少我还算个北大的种吧!你看我是不是还有点批判精神？”
“可你又有多少批判的自由呢？”王晓野说，“说到自由，其前提肯定是独立思考。可我们一生所受的教育，是无穷尽的背诵、考试和服从,所以我早已习惯了思想阳痿！法国那么自由，可萨特还说：我们和学校的惟一关系，就是砸烂它！但从另一方面看，我们也挺幸福的，因为我们自以为拿到文凭就成了知识分子。”
“这得看如何定义知识分子。依我看，只要失去了独立批判和创造精神，便不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顶多只是个知识工匠，在市场上倒买倒卖道听途说的观念，用学到的技能谋生而已。如果只顾谋生而不追求真理，还能叫知识分子吗？比如在某一领域拼命考试，学一种老百姓不明白的规则，便成了所谓专业人士。我们现在干的就是这档子营生？”张北凌又开始尖刻。
“问题是，不这么干就没饭吃啊！法国人班达好像对知识分子的定义表达得更有意思，他的大意是，知识分子在本质上不追求实用目的，只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的领域中寻找乐趣。简而言之，就是在务虚中找乐。可我一天到晚都在拼命务实，看来只能挣到知识匠人的那点实惠了。怪不得我怎么折腾也不快乐，肉欲的快乐赶不上女人，形而上的快乐又赶不上艺术家，更赶不上古人，咱们连追逐快乐的时间都没了，只剩下压抑自己和压抑别人的单调重复了，还美其名曰：务实！”王晓野开始自嘲。
“你要不是银行家，倒挺像知识分子。萨依德就把知识分子划分为‘流亡者，边缘人，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你业余够格，可惜不够边缘，因为你毕竟是商人，商人是天生的妥协主义者，其利益永远大于原则，而知识分子以追求真理为惟一目标，是永远的反对者，甚至不惜为反对而反对。”张北凌在思辨上残忍的风格依旧。
“有意思！怎么听起来像阴阳之道啊！阴阳因彼此对立才有意义，而且处于动态的平衡，如同生死一样。不过按照萨依德的定义，商人想当知识分子是没戏了，哪怕‘儒商’也没戏，因为他们的角色首先是商人，首先要获利。”
张北凌笑着说，“咱们俩一个从商，一个从政，都不敢对权势反抗，看来都没戏，还是趁早抛弃当知识分子的幻觉为妙！”
“所以真正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毕竟是少数。不过，如果知识分子是唱反调的主角，咱们是否可以当个知识分子的票友呢？唱反调的人在中国太孤独了，得有人捧场、起哄、喝彩呀！”王晓野激动地说。
“唉！这词不错，知识分子的票友！哪怕是热心的观众也好啊！你看京剧为什么衰败？因为那角儿、那票友和观众都没了，互动不起来啊！不过论起自由，你还是比我强多了！我在机关里只要一独立思考就有麻烦。人云亦云我也试过，可我的基因好像与此不兼容。有几个哥们后来实在无法忍受机关，就先后下海经商去了，所以我连神侃的对象都不多了，多惨!而你呢，至少可以自由出入美国，所获的资讯比我们土鳖丰富得多！”
“说到美国，我倒想问你，为什么许多中国人那么恨美国，但同时又那么向往美国！这种‘美国情结’是如何形成的呢？”
“也许是信息不对称的结果，而这又与宣传有关，但本质上还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异。你看日本是美国二战的仇敌，而中国是美国的盟友，套句俗话，中美有‘用鲜血凝成的友谊’。可战后美国宁愿与其仇敌结盟来对抗中国。说穿了，美国固然恨日本，但它更加痛恨共产主义，这是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分歧。所以它不断批评中国，我们就说它干涉内政。当年为支持中国的抗战，美国在中国牺牲了几千名飞行员，并击落了几千架日本飞机，击毙了六万多名日军，不少中国人为了营救美国飞行员也献出了生命，这真是用鲜血凝成的友谊。如果抛开意识形态的争议，中美一直很友好。美国投资创办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医科大学等机构对中国的贡献是可想而知的。”
王晓野笑曰，“这么说中国最牛逼的清华、北大、协和等几所大学都有美国人的贡献咯？因为连北大也是美国教会办的燕京大学和老北大合并而成的，现在的北大校园实际上是燕京大学的。如果把北京的辅仁大学和美国在全国各地办的大中小学和医院都算上，会发现美国人干的全是希望工程啊！”
“但也有人说这是文化侵略，美国的自由、民主、法制这些东西不符合中国国情。所以我们还是要相信朝鲜和越南这些老朋友啊！”
王晓野更乐了，就说，“所以我一直对美国总统和政策口诛笔伐。建议政府干脆禁止让美国的思想、音乐和电影进来，这都是毒草啊！不过，美国宪法咱们可以借鉴，因为我发现中国人崇尚的中庸之道在美国宪法中体现得很好，让财富、权力和信息分布较合理、中庸。”
“有意思！中国文化一向强调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并称之为中庸之道，还老批判西方发展的片面和极端。让你一说怎么全反了？反而是他们中庸？”张北凌问。
“事实的确如此。在美国呆了几年我才发现，中国人根本不了解美国，尤其不了解其灵魂和信仰，这才是其文明的核心。由此而生的自由和法制显然是务虚的软件，而中国人喜欢务实的硬件，所以不符合国情！不过美国至少有一条值得我们学：他们的歧视较少，比日本和欧洲都少，当然比中国人更少。相对而言，中国的歧视较严重，我们不仅歧视亚非拉，而且歧视本国少数民族，当然更歧视农民，只因为他们穷，所以常常无故被打、被关，在本国领土上还得用‘暂住证’。连中国人骂人都说：你他妈真像个农民！”
张北凌说，“你这观点让爱国主义者听到，非把你剁碎了不可！这种主义，你知道吗？就是‘说不’！不过，满清不也说过‘不’吗？结果让人家的炮火把门打开了，还是说了‘行’，但从此我们就将一切不幸的根源都推到外国了，好像我们在外国人来之前都在大清帝国的乐园里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一样！”
王晓野说，“连基本自由是什么都不明白的人民，怎么能过上幸福生活？所以中国来个倡导个性解放的‘启蒙运动’比修建三峡大坝更有必要。要真讲爱国主义，就先让本国的人活得有尊严。日本和韩国人够爱国的吧？可这两国至今还有美军驻扎，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改革开放，结果他们的传统比我们保持得更好，正因为他们比我们更开放！我们一直没有建立一个正常的市民社会，所以不断培养出一批批流氓无产阶级，现在又多了许多流氓资产阶级和流氓知识分子。”
张北凌说，“所以流氓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更虚伪。其实在古代，对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根本不存在爱不爱国这个问题，因为那时根本没有‘国’，而只有‘家’的概念，比如汉朝是刘家的，明朝是朱家的。不管是同族人还是异族人统治，他们都只是奴才。只有当国家真正成为其子民利益的保护者，承认人的尊严与个人权利时，国才会在人心中出现。当年清军入关，以数十万军队就征服了中国，今天看起来不可思议，其中当然有种种原因，但老百姓已不爱明朝帝国是个重要因素，后来老百姓也不爱大清帝国了。中国不断有被异族统治的朝代，可现在谁也没把他们当外人嘛！谁打败了你，谁就成了你的兄弟民族。”
王晓野说，“我们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中曾把‘三元里抗英’作为爱国主义的例子。其实‘三元里抗英’的起因是因为有一小股英军到村里抢东西，侵害了村民利益。现在一查历史资料才发现，当时广东的居民特喜欢和英军做生意，卖水、卖菜给他们，因为英军讲信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像清政府赖账不付。”
张北凌说:“我们家是军人世家，老少三代共有六个军人，按理说民族主义情绪一直很高。我爸是老八路，解放后又参加过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可我们以前一提这两场战争就吵。后来我哥哥参加对越自卫反击牺牲后，他伤心了很久，等他跟我姐移民去了澳洲，一看人家资本主义的福利那么好，傻了！他不再缅怀‘激情燃烧的岁月’！大家心照不宣。”
王晓野说，“我爸这老革命更逗，本来去美国的赌城只打算呆一天，因为他以为那是个乌烟瘴气的地方，结果呆了三天。老头参加革命前的‘赌徒’本色原形毕露。不过他没大赌，而是把赌城里里外外的花样参观了个遍，该试的他都试了一把，连脱衣舞表演也没放过。”
张北凌一听乐了，“嘿，你可够开放的啊！这不是拉你爸下水吗？他有那么开放吗？”
“其实我爸天生就开放，解放东北的时候他就和日本女人犯下了作风错误，后来抗美援朝他又和朝鲜女人有了军民鱼水情，整个一革命的情种！老革命也是人嘛！最后他的总结是，中美双方国情不同，但各有千秋，美国消灭了贫下中农，而中国消灭了地主富农。但如果要评‘五讲四美’文明城市，拉斯维加斯准得是头几名。”
张北凌说，“看来你爸准是被美国人给和平演变过去了。”
“嘿嘿！说到这儿，中国人对美国意见可大了，其中一条意见是：办美国签证太难了！因为是中国而不是美国急着要演变，美国嫌来参观学习的人太多，所以不想多给签证！在我所认识的人对子女出国留学的第一选择都是美国。而那些去英国和澳洲留学的主要是因为拿不到美国签证。”
“美国的确太霸道了！凭什么满世界都由它指手画脚？只许你登月旅行、搞核武器，干嘛不许别人搞？至于自由、人权，咱中国、朝鲜和伊拉克人民都没那劳什子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问得好！凭什么？咱们当然可以说‘不’，跟清朝一样牛逼！我就是不改革开放，没谁拦你。只要这种体制让人更自由，让教育、科技更发达，当然牛逼啊！问题是，有戏吗？公家的田农民种好了吗？教育搞上去了吗？最后不还是得改革开放吗？这一堆全是自己的问题，哪关外国的事？有本事跟自己说不！”
张北凌说，“看来大家不是不明白，而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所以就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理想和既得利益之间取舍，痛苦啊！还是尼克松那老头一语道破：权力使人永葆青春！跟鸦片一样，抽得过瘾啊！我们俩可是革命后代啊，也是典型的既得利益者，可我们现在还有马克思那样的批判精神吗？”
王晓野叹了口气说，“嗨！人间的事儿，都因为有比较才有对与错，才有伟大与渺小，所以不能太认真！实际上此世的一切都是完美的，神不会让不完美发生。”
“你这家伙怎么突然又出世、超脱起来了？”张北凌瞪着眼问。
王晓野说，“那是从神的角度去看，而神和人的角度不同。如果从投资银行家的角度看，世界就像个股市，国家就像公司，每个人都是股民，国家的命运就是其股民意志的合力，如同股市走向。”
“嘿！有道理！社会走向还真的与股市走向有异曲同工之妙。看上去它取决于一系列人间和自然的偶然，但所有的偶然之力的合力必定指向一种必然。不过你的理论太异端了，幸亏反右那会儿你还没出生，否则你就跟储安平一样，连尸骨都不知上哪儿去找！”
王晓野就说，“尸骨迟早会归于尘土，但生命是永恒的！没准我会先坐牢，因为总有种坐牢的渴望，说不定你会成为我的牢友呢！”
“那可又是一种新的体验！可牢里没女人怎么办？”张北凌笑问。
“的确，tobeornottobe？坐牢还是不坐牢，这是个问题？”王晓野像哈姆雷特一样来回踱步，若有所思。
这时有人敲门，原来是陈邦华，他亲自来请他们俩去吃饭。两人这才意识到务虚的愉悦须暂停，现在得进入务实的戏。
可人生实际上虚实难分啊！王晓野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