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汗如雨下，抬起头看着墙上的报价荧幕，查看我的部位状况。我受够了，我得轧平这个部位，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我可能会把一切都输光了，所有努力工作的成果都将化成泡影。我会把一切都给搞砸。每个人都站在我的四周，不断地叫喊。“来嘛!舒华兹，别放弃这大好的机会啊!”“是啊，来嘛，舒华兹，进场玩玩嘛!扣下板机吧。”“对嘛，舒华兹，别站在那儿发呆嘛!”“采取行动吧，你这个懦夫。懦夫!”“咕……咕……咕……。”
我一刻也不愿再等下去。我站在线上准备好，看着尤基那张又肥又黑，上面有着一个大鼻子的脸庞。我向他打出手势。拥挤的人群逼使尤基的身体一下子靠左、一下子靠右、一下子又被挤下走道、然后又斜靠在墙上。我在空中挥舞着我的拳头。我做到了，轧平了我的部位。控制权又再度回到我的手中。
交换棒球卡是我接触赌博的开始
和别人交换棒球明星卡是我接触赌博的开始。我会在星期六的早晨起床后，从车库中把脚踏车骑出来，然后在我家附近收集汽水瓶，一个十二盎司的瓶子值二分钱，而一个三十二盎司的则值五分钱。到了中午，在我的小车上就有价值四到五毛钱的瓶子在叮口当作响，这对一九五三年时的孩子来说可以算是一笔大钱了。我会把瓶子拿到街上的杂货店去，用他们来换取一包包的棒球明星卡。
每一包卡片都值五分钱，里面装有五张棒球明星片。我扯开其中一包，拿出里面的口香糖。没有人会去吃那个口香糖。它的味道吃起来像是墙上的壁纸，口感简直就像是制皮鞋用的牛皮，只有很小的小孩子才会笨到去吃它。接下来我会把卡片外面那层粉红色的包装纸拿掉，仔细检视每张卡片，找出我已经拥有的，期待着能找到一张曼多(Mantle)或是李兹都(Rizzuto)的卡片，同时又祷告我不要拿到像匹兹堡海盗队和华盛顿参议员队(华盛顿：最先卷入战争，最先知道和平的消息，但是在美国联盟却是最后一名)那些烂队球员的卡片。最后，我和朋友们会找个地方对着墙壁玩丢纸牌的游戏。
我这里提供一则教条：想要成为赢家，你必须遵守规则，然后果断行动。
当我十岁、十一岁、十二岁的时候，我已经大到可以靠铲雪来打工了。暴风雪会从加拿大直吹而下，学校会因而停课，而我则抓着我的铁铲出门。我会铲一个早上的雪，每条走道收费一美元，每条车道收费二五美元。那可是很吃力的工作，而且常常当我以为完工时，铲雪车一经过又把雪给推回原位。我不断地努力铲雪，到了中午时我的口袋里就大概有个七八块钱了，这在一九五七年可真是一笔大钱了。铲完雪后我就直冲到艾迪·柯汉(EddieCohen)家的地下室去玩牌。我们通常会玩一种名叫“大逆转”的牌戏，这是一种六张牌的牌戏。有时候我一个下午玩下来可以赚进十或十二块钱，这比起铲雪来说当然是好太多啦!
等我到了十五岁时，我们也从大逆转改成玩扑克牌了。在星期六的早晨我会去当外祖父的杆弟。虽然外祖父的高尔夫球打得并不高明，可是他的小费可是给得很大方。他会递给我一张十美元的钞票，这在一九六年时也还是一笔大钱。然后我还是会直奔艾迪·柯汉家的地下室，在那里我和几个老哥儿们见面。其中一个家伙是唐尼(DonnyK)，他的父亲在西海文(WestHaven)经营一家汽水分销公司。我喜欢和唐尼玩牌，因为他总是输钱。他的父亲开了一部凯迪拉克轿车并且也是木桥乡村俱乐部的会员，但是唐尼显然不是一个多么聪明的人。他永远搞不清“不要拆掉对子来凑顺子”这个基本原则。我藉着修理唐尼得到不少乐趣，因为当我和比我有钱的人对抗时，就会有一种亢奋的情绪在心中激荡。
我的父母似乎对此赌博行为并不怎么在意，这可能是因为我从中赢了很多钱的缘故，但是当外祖父知道我用他的钱干了什么好事之后，他简直气疯了。他向我的母亲抱怨：“希尔达，你怎么可以让他去玩牌，还赌成这个样子呢?要是他现在染上了赌瘾的话，这辈子就毁了!”
我的确是沉迷于赌博当中，但是我并不打算毁了自己的一生。我跑到水道(Aqueduct)赛马场去混。在我拿到汽车驾照后，我会带着五十美元开车到那里去，试着在回家时能够赢个一百美元或更多钱回家。有很多次，我的确办到了。就像我玩牌的时候一样，我发现我对于赌马很有一套。而且到赛马场纯为做生意，我到那儿不是去吃喝或是搞社交活动的，是去那儿赚钱的。我会研究马的跑步姿势，研究马的训练师，把骑师的状况制表研究，并且深入了解马场里跑道的状况。我会注意马匹的血统是否纯正，以及它最近的比赛结果如何，希望从中找出一些线索。我会翻阅每日赛马快报(DailyRacingForm)之中的评等报告，来衡量哪一匹马在哪天的哪一场比赛中最有可能胜出。我也计算每匹马的速度，用来决定要下注在哪匹马身上。最后，我会仔细审查总数计算器，找出其中异于平常的状况，确认下注的机会，等到最后一分钟，然后下注。
我喜欢水道赛马场。那里环境清洁绿草如茵，那些马匹是那么地美丽，而且没有人会在意我父亲的烂工作、我的犹太后裔身份，或是我没有钱加入木桥乡村俱乐部的事。如果你想要进入水道赛马场的俱乐部会馆，只需要多付点钱就好了。
另一则教条：事前的充分准备绝对可以让你得到回报。比其他玩家知道得更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在安赫斯特学院读书时，我下课后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跑到赛马场去。我通常都是独自前往。虽然杰佛瑞领主(LordJeffrey)的画像大部分都是马背上的形象，但是在一九六三年时安赫斯特并没有太多学生会去赌马。在星期五的足球训练结束后，我会徒步走到位于校园书店旁的车站，搭上巴士，直接赶到位于新罕普夏州欣斯贷尔市(Hinsdale,NewHampshire)的小型跑马场去。当巴士开过美丽的新英格兰区农场时，我看着窗外秋天的树木，心中想着如果我能够在将来拥有一个种着黄橙色的槭树、盖着暗红色的谷仓、围着白色围篱、放着一捆捆绿色牧草，并且养着属于自己的好马的农场该有多好。当我在夜晚的回程中，我会坐在巴士的最后一排座位上，数着我赢得的钱，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大赢家。
敢于作梦。真正重要的不是你现在在哪里，而是你要往哪里去。
或者就像我祖父说的：“如果你连梦都没有，哪儿来的美梦让你成真?”
欧洲赌博之旅
在一九六七年的夏天，父母给了我一千美元作为赴欧洲旅行之用，五年前当我哥哥从西那库斯大学(Syracuse)毕业时，我父母也给了他同样一笔钱。这趟旅行是和我在安赫斯特的前任室友拉瑞·林肯(LarryLincoln)以及他的弟弟史提夫一起去的。我计划了一个长达十一周、从六月中一直玩到八月底的行程。父母认为这趟行程可以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在那年秋天开始哥伦比亚商学研究所的课程前去吸收一些欧陆文化。
当拉瑞和史提夫在博物馆和大教堂游览之际，我却是在各大赌场痛快的赌钱。这些赌场都是相当古老而华丽的巴洛克式建筑，有着拱形的屋顶、水晶的吊灯、天鹅绒的厚窗帘，而里面的每个人都穿着正式的服装，打着领带。我最喜欢的赌场位于法国的笛翁(Divone)。当我们停留在日内瓦时，我开着拉瑞和史提夫的老爸要他们买了带回美国的宾士轿车，穿过瑞士的边界，前往笛翁。
我记得当我们要通过边界时，我拿出护照以及驾驶执照。边界的守卫问我：“先生，你们准备到法国做什么呀?”
“我要好好赌几把。”我回答。
“啊!那祝你好运啦!先生。”
“谢谢你的好意。”我说不了太多，谁叫我的法语实在不怎么灵光。
我从远处看到了灯光，然后开着那部宾士轿车停在赌场的前面，觉得自己好像“皇家赌场”(CasinoRoyale)电影里的詹姆士·庞德(JamesBond,七系列的主角)。像庞德一样，我使用复杂的级数系统来赌轮盘。我等着轮盘出现连续四或五次黑色，四或五次红色或其他颜色的情形。我会站在桌旁把轮盘的结果登记下来。我并不认为轮盘赌博里的轮盘结果是完全随机的，或者每个颜色出现的机率是一定的。我要建立一个系统。在我能从中找出一种规律之前，我不喜欢做任何决定。谁知道哪天晚上会不会有哪部轮盘机出现偏差呢?
我在欧洲待了十天之后，赚到的钱已经比花的钱还要多了。这真是一件令人感到兴奋的事。我开始希望能从赌博当中赚到足够的钱，让我在假期结束时能够把父母给我的一千美元还给他们。我想这真是个棒极了的主意。
在我们停留在欧洲大陆的这段期间中，我一直都处于持续获利的状况下，但是当我们到达行程中的最后一站——伦敦时，我太急着要进赌场玩，竟然连一点休息的机会都不给自己。你在赌博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让自己得到充分的休息。就像你在参加赛跑时一样，如果没有把自己的体能调整到最佳状况的话，你注定要输。但是当我们从盖特维克(Gatwick)上岸后，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我所能找得到的第一家赌场去。
那时是晚上稍早的时刻，大约在八点或九点左右，当我找到一家赌场时，那个地方几乎像是荒废了似的。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伦敦地区的赌场都是要很晚才开始营业。我想去玩骰子，我想和其他玩家赌，但是现场并没有其他的赌客可以一起玩。所以我决定要掷骰子和自己对赌。我自己曾设定了一个严格的规定，限制自己不能让同一个玩家连续赢我两次，如果这种状况发生时，我就会收手，等待下一个玩家出现再上场。但是在这里，下一个玩家就是我自己。我当时一定是神智不清了，在对手是自己的状况下连赢了七场。“太厉害了!”赌场经理赞叹地说：“我不相信有人能掷得像你一样好。”
当天晚上回到旅馆房间后，我写道：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今天晚上，我希望能从这个学费高昂的一课中学到一些东西，而且希望从财务观点上来看，我所学到的能比我所付出的代价来得高。今天晚上，我赌输了四百美元，这对一个年纪比我大的人来说都不是一笔小数字，对一个刚满二十二岁而且没工作的人来说更是一个严重的损失。我在情绪仍未平复的状况下写下这篇日记，或许更该说我现在感到很冷，因为今天晚上我所学到的事情，应该让我据此而设下一些在余生当中都不可以打破的戒条：
(1)绝不再用太大的金额下注赌博。靠自己努力工作来赚钱，再也不要妄想去捞那种不劳而获的钱，因为世界上根本没这么好的事。
(2)绝不在度假期间做大金额的赌博。如果忍不住要赌的话，也只能拿一些小钱来赌，而且如果缺乏自我戒律的话，就不要带太多钱出门。事实上，只该带你输得起的钱去赌场，而这笔钱的金额也应该非常小。
(3)拿大把票投入赌场或是赛马场是件很荒唐的事。以后只要拿小小的赌资去赌一下职业比赛的结果就好了。
今天晚上学到的教训将在日后显现出它真正的价值，那时就可以证明今晚付出的代价，如果换来的是我下半辈子能够记取教训的话，到底是昂贵还是便宜?该是让自己跳出这种疯狂行径的时候了，我该回到从前相信努力工作才是追求成功和快乐的信念当中。我只应该从具生产性的成就当中得到满足。我必须在为时已晚之前学到这一课。
为了帮助我消除个性中的弱点，我认为必须在就读研究所期间加倍用功，以减清这种好赌的习性。
当然，我写的这些都是狗屁。我才不想放弃赌博呢!第二天我就重回赌桌旁了。而且在我离开伦敦之前，也赢回不少先前输掉的钱，只不过最后剩下的钱并不够还给我的爸妈就是了。
不要违背自己的原则。如果你拥有一个有效的计划，就坚持到底吧!
拉斯维加斯
瑞奇把我带到另外一个层次。在一九七年的冬天，当时我刚从商学研究所毕业并且开始为昆恩·劳伯(KuhnLoeb)公司工作。我也从位于纽海文的陆战队机动运输补给部，调到位于布鲁克林的俄罗斯侦察部，担任后备军官的职务，平日照常上班，定期回部队去开会或是接受训练。瑞奇是我所属单位中的一名征召人员。他是像美国短篇作家蓝扬(Runyon)那种类型的人，简直可说是嗜赌成性。由于当时在布鲁克林实在没有什么俄罗斯人好调查的，所以我们把大部分空闲的时间用来玩牌，并且讨论有关赌博的话题。
当我们在执行为期两周，位于加州潘达顿(Pendleton)的训练任务时，有一整个周末没事做，瑞奇就对我说：“嘿，中尉，你想要去拉斯维加斯吗?”
我从来没去过拉斯维加斯，所以我很自然回答他说：“Conyetchna,duroch!”
“你说什么?”
“Conyetchna,duroch!翻译过来就是：‘当然好啦，你这个傻瓜!’。”
很自然地，我单位中大部分的征召人员都和我一起开车到洛杉矶，然后搭飞机到拉斯维加斯去了。那时是八月初，天气仍然十分炎热，而且沙漠中仍然不时会吹起沙暴。我们像小猫一样被塞在一个像烘干机似的小飞机上，驾驶员甚至不确定我们到底能否顺利降落。他总共试了三次才顺利把飞机降落下来。我当时还以为我们真的会机毁人亡呢!当我们终于走进沙城饭店时，我看到了吃角子老虎、牌桌、饮料、食物、招待小姐以及各种赌戏，觉得自己好像又活了过来，成为一个重获新生的赌徒似的。
我们住进饭店，服务生告诉我们：“你们这些小伙子需要什么，尽管告诉服务台。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需要‘任何’服务，只要打电话给我们就可以了。”我还没有打几通电话要求服务，拉斯维加斯就已经成为世界上我最喜爱的地方了。我下楼赌博、回到房间、打电话给服务台、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再度下楼，继续赌博。对于一个有良好工作的单身汉来说，拉斯维加斯简直就是天堂。
从那时候开始，我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回拉斯维加斯去玩一趟。我曾经因为和西岸的一些公司来往密切而发展出一个旅游路线。在星期三的晚上，我曾从纽约飞到盐湖城，然后在周四整天和位于盐湖城的公司会谈。周四傍晚，飞到拉斯维加斯，住进凯撒宫饭店，然后整夜赌博。星期五早晨，飞到凤凰城去拜访几家公司，然后在星期五的傍晚又回到凯撒宫去。我整个周末都在赌桌上度过，最后在星期日晚上红着双眼回到纽约。星期一的早上，回到我的办公室去写公司访谈报告，并吹嘘我在赌桌上的战果。
对一个纯粹的赌徒而言，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比得上拉斯维加斯。
水道赛马场
那年秋天，我们在布鲁克林的部队开了一次会，瑞奇要我帮他鉴定一下他的足球明星卡。他说他想要打电话给他的马票商(以赌马和开赌盘为生的人)卡迈因(Carmine)。我告诉他：“真巧呢！我也想要找一个马票商和我合作。”
马票商是不随便和人配合的，得有人替你担保才行，所以瑞奇就帮我和卡迈因安排了一次面谈。我们在位于杨克斯(Yonkers)的阿瓜维特(AquaVitae)餐厅见面。卡迈因是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矮小而又鬼鬼祟祟的西西里人，他的领子总是拉得高高的，而帽沿又总是去得低低的，而且他还不停地回头张望。我想我大概看起来不像个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因为不一会儿的功夫卡迈因已经开始和我说起行话来了。例如想要下注五百美元的话就是“五分钱”，而一百美元的赌注则是以“一毛钱”来代表。他给了我几个电话号码，让我在需要的时候能找到地方下注，最后他对我说：“马提，你需要一个代号。瑞奇有时候会住在佛蒙州，你是瑞奇的朋友，那我们就叫你槭树(Maple)好了，代表槭(枫)糖浆。”
马提·舒华兹，又名槭糖浆。我喜欢这个主意，所以槭树就成了我的代号。我会在星期日的早晨出门找一具公共电话，拉高我的衣领并且压低我的帽子，鬼鬼祟祟的四处张望，然后打电话给卡迈因。“我是槭树，”我会对着电话小声地说：“巨人队的赌盘如河？底特律的比分八·五吗？好，我喜欢这个赌盘，帮我在狮子队上面买个五分钱(五百美元)。”
卡迈因不接受支票或是信用卡，所以我开始在公寓里找一个好地方来藏钱。所有赌徒都有他们自己怪异的藏钱地点。我终于选定了一本我在读研究所时买的有关联邦税制的书作为藏钱的地方。我发觉那本书是任何人都不会注意到的目标，而且我喜欢把赌资藏在这本书中所显露出来的讽刺意味。
“槭树”在体育活动方面赌得还算是蛮顺利的，但是在篮球季中，他有那么一点失去控制。如果槭树在那个时候曾经去看过精神科医生的话，他就会知道赌博可能是一种和异性建立稳定关系的替代品。只要槭树的社交状况变得愈糟，他就愈会有进场赌博的渴望，而更糟的是在一九七二年年初时，他不但没有任何稳定的异性关系，同时也正处于不断输钱的状况中。
我曾经在佛蒙州的糖枫林(Sugarbush,Vermont)参加一个滑雪俱乐部，但还是没办法因而和异性建立什么特别的关系，在二月初时我已经在卡迈因那里输了二千美元了，这对我来说可是一笔天文数字。某个星期五的晚上，我正开着小轿车上山到那个滑雪俱乐部去，那时我已经差不多要宣告破产了。我在那周稍早时曾经南下到路易斯维尔和一家公司的总裁开会。
卡迈因有一种很奇特的赌法，叫做“如果反转就加倍”(Doubleifthenreversal)赌法，在这种赌法里，你可以在四种结果中任一种出现时赢钱，你有机会以五百美元赚回四千美元。我一直用我记录赛马、骑师，以及轮盘的方法来记录美国大学篮球赛的比赛结果。而且在那一季接近尾声时，我已经有了很清楚的想法，知道谁会赢得各场胜利，谁会赢得连续的胜利，或者谁只会赢得主场胜利。我挑出四场比赛来玩这种“如果反转就加倍”的赌法。我在第四场比赛赌路易斯维尔会赢曼菲斯三·五分。因为我在路易斯维尔开会期间，每个人都在谈论主教队，而我对路易斯维尔的感觉也很棒。所以我打电话给卡迈因下注。
星期六下午到晚上我开着车在山路里绕来绕去，调整收音机，想要调出最清楚的收讯，听一听比赛结果。当时正在下雪，我的手冻得不得了，收音机也被静电严重干扰，但过了午夜后我很确定我赢了第一场和第三场比赛的赌局。只要路易斯维尔能赢四分，我就能够脱离困境，大赚一票。我好像听到中场休息前路易斯维尔落后十一分，或者七分，但不管他们落后多少分，听来似乎都不大妙。
我快要发疯了。我得要知道路易斯维尔有没有后来居上。时间已经是清晨一点，我还把车停在滑雪俱乐部的屋外，调整着收音机。我收听到盐湖城的摩门教堂唱诗班、魁北克的冰上曲棍球比数、渥斯堡(FortWorth)的牲口价格以及拉斯维加斯的拳赛结果。但是并没有听到路易斯维尔或曼菲斯的球赛结果报导。每个人都在俱乐部里参加派对。这也难怪我没有办法和异性发展稳定的关系了。
到了清晨二点，我的汽油用光了。我放弃希望，回屋里睡觉。第二天早上除了我之外，每个人都去滑雪。我坐上车，开进城里，买了一份纽约时报。路易斯维尔最后绝地大反攻，从落后十五分急起直追，最后以七五比七一大获全胜。
我赢了这场赌局了。我赢得了四千美元！我完全脱离困境了。
当我回到城里时，我打电话给卡迈因，问他该约在哪里见面付钱。通常每周的赌局在星期日结束后，赌金的支付日都是下个星期二。卡迈因告诉我他下个星期二下班后会在第八十六街和第三街的交叉口和我见面，就在电影院的门前。我对于要去拿四千美元的现金感到很紧张。在纽约街头有很多人会为了四十美元割断你的咽喉。我可不敢想像他们为了四千美元会对我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当时“教父”这部电影才刚上演，排队买票的长龙绕过了街角。当卡迈因拉高衣领、压低帽沿走过来时，我正站在戏院的屋檐下。他推开排队的人群走上前来，塞了四十张百元大钞在我的手心里。每个人都盯着我们看。我就站在大幅的电影海报旁，从一个叫卡迈因的马票商手中接过一大叠现金。我开始想像在我到家前会有一个身材魁梧的彪形大汉来抢劫我，甚至把我给干掉。我禁不住汗流浃背，直到把那四千美元放进那本联邦税制的书中时才安下心来。
瑞奇有一个朋友名叫比利，他是在汉兹(HHentz&Co)公司工作的一名营业员。比利总是有不少的花样好搞。在一九七一年的八月，我们三个人开车到沙拉多加(Saratoga)去玩。比利说他认识一个宣称可以控制比赛结果的赛马训练师。我怀疑这个事情的真实性，但是基本上不管你是在赌马还是在市场上操作，其实都一样，每个人都梦想能在事情发生前先知道结果。“比利，”我说：“如果那个家伙有什么动作的话，让我知道一下。”
到了下个月我们开会时，瑞奇把我拉到一旁去。“中尉，比利说他的朋友回又报出了一场比赛的明牌。有一匹马星期四会在水道赛马场跑第六场比赛，它的名字叫‘我的旋律’(Mytune)，他说赌这匹马稳赢。你要一起来睹一把吗？”
“这当然好啦！宝贝。”
星期一我前往银行，领出一千美元，然后把它夹到我的联邦税制书中。星期二时，我告诉秘书琼安，我在星期四下午有一个重要的会议，所以不要再帮我排其他行程。星期三，我买了一份每日赛马报导，并且欢天喜地地发现“我的旋律”的赌盘竟然是四比一，但是在星期四的早晨，我接到一通瑞奇打来的电话。“算了吧！中尉，”他说：“我们玩不成了，我们的马刚刚受了刮伤。”
接下来的星期一是哥伦布纪念日，但即使银行都没有开门，市场还是照常开盘，所以我还是进了办公室。我正准备要出门去吃午餐时，电话铃声响起。是瑞奇打来的。“中尉，我们又可以进场玩了。比利刚才听说我们的马要在第四场比赛时出赛。我们得马上赶到赛马场才行。但是有个麻烦。银行都没有开门，所以我们根本领不出钱来。你手上有现金吗？”
“有啊，大约一千美元吧！但我把钱放在家里了。给我一个钟头回去拿钱。”
“把钱全部拿来，如果有更多的话也一起拿过来吧！我们下午一点的时候在比利的办公室等你。”
这个赌马的机会又回来了。我打电话给我哥哥杰瑞，问他手上有没有更多现金。结果他也想要参上一角。“和我在地铁站见面，往城郊方向的月台上，半个钟头后见。”我说。我抓起西装外套，告诉琼安：“我现在得赶去开上星期四被取消掉的那场会议。这是很重要的会。如果有任何人找我的话，我大约会在三点或三点半左右回来。”
我下楼跑到地铁华尔街站，搭上了往城郊去的列车。我在四十二街那一站下车，和杰瑞碰面，问他拿了一百美元，然后又跳上地铁。我在七十七街那站下车，跑步到我那间位于雷克辛顿街(Lexington)和公园大道之间的公寓，从那本联邦税制书中抓起一千美元，再跑回地铁站，搭车回头到第五十九街下车。我的表上显示时间是一点零五分。汉兹公司的办公室就在五十九街和公园大道的转角上。瑞奇和比利正在大门外的阶梯上等着我。
“你拿到钱了吗？”比利问我。
我拿出那叠钞票给他看，我们随后跳上一部计程车。我丢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给司机，告诉他：“水道赛马场，请开怏点！”
我们赶到赛马场时，第三场比赛正好才刚刚结束。我借给瑞奇和比利三百美元，然后自己下注八百美元在“我的旋律”身上。当时它的赌盘开出来是七比二，而那场比赛是我所看过最棒的一场。“我的旋律”以二·五个马身的距离赢得了比赛，在比赛的过程中我们不停地大声喊叫、尖叫，互相拍着彼此的背，上下跳跃个不停。我赢了二千八百美元。这是我第一次靠内线消息而获利，这种感觉让我更觉得这笔钱赢的滋味格外甜美。
瑞奇和比利还要留下来接着下注别场比赛，而我还得赶回办公室去。我拿出一个二五美分的硬币，漫步走向地铁站。我看到赛马场外的车道上停满了一排排大型礼车，心里想，“慢着，你这个混球！你刚刚才赢了二千八百美元。口袋里放了超过四千一百美元的现金，还去搭什么鬼地铁啊？”我花了四十美元，为自己雇了一辆礼车，然后愉愉快快、风风光光地坐车回到办公室。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赢过在事前就知道未来会如何发展，除非这个事情后来并没有如预期发生。
在一九七二年，我发现了纳绍(Nassau)群岛当中的天堂岛(ParadiseIsland)。你从纽约只需要飞二个半钟头，再付个几块钱过桥费就可以到达那里。那个地方简直就是水道赛马场、笛翁和拉斯维加斯的混合体。那里有相当多的绿荫和流水，也有很多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欧洲人，与很多好玩的活动。但是天堂岛不像拉斯维加斯那样，那里是许多成双成对的人去玩的地方，而非单身汉的天堂。由于我从来都没办法和任何一个看起来像样的异性约会，所以在我没结婚前，去天堂岛玩的次数就远低于拉斯维加斯。
天堂岛蜜月旅行
后来我认识了奥黛莉。当我们在讨论去哪里度蜜月时，我心中除了天堂岛已经没有第二个选择了。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我们在纽约度过新婚之夜，第二天一大早就搭上前往纳绍的班机。我在劳斯饭店订了一间面海的蜜月套房。我们在中午时住进饭店，当奥黛莉打开行李时，我已经抓起电话开始和我在贝尔·史腾的营业员连上了线。我连在度蜜月时都不忘记要继续赚钱。
那里的赌场在下午一点开始营业，所以在十二点五十五分时我结束了电话，然后欢呼一声：“奥黛莉，该是我们找点乐子的时候了！”
“我马上就出来，巴奇。”她以性感的语调从浴室回应。
我看了看我的手表，“好吧！快点吧!甜心。我现在可正在兴头上呢！”
浴室的门打开了，奥黛莉穿着一件薄纱睡衣站在门口，左手拿着一瓶香槟，右手拿着一盒草莓巧克力。“嘿，你在干什么？”我说：“你干嘛穿成这个样子？赌场在一点整就开始营业了。我们会来不及去好好玩几把的。”
奥黛莉一句话也没有说。她只是转身走回浴室里，放下那盒草莓和香槟，把门锁起来。她想像中那个罗曼蒂克的天堂岛蜜月之旅刚刚被我给搞坏了。她现在才发觉，她所嫁的那个浑球心里所谓的享乐，只不过是想跑去赌场赢钱而已。
把你的优先顺序弄清楚！
我已经不再常去玩牌、赌马或跑去赌场厮混了。当奥黛莉和我在七八年的夏天设定了我的“计划”之后，我把我的赌场转移到股票、选择权，以及史坦普指数期货市场上。但是我并没有忘记我在艾迪·柯汉家的地下室、水道赛马场、欣斯岱尔、欧洲、拉斯维加斯、阿瓜维特餐厅，以及天堂岛那里所学到的人生课程。愈来愈多崭新的金融工具在这场金钱游戏中出现，操作行为也渐渐地从交易场中转移到电脑系统里，愈来愈多的操盘手在像哈佛大学、宾大华顿商学院(Wharton)、巴黎索尔邦(Sorbonne)大学，以及伦敦经济学院(LondonSchoolofEconomics)学习他们的课程。学历固然重要，但是全世界所有名校的学位在交易场开盘钟声响起时都嫌不足。我从许多前来找我寻求建议的年轻人身上看出这一点。除非他们在内心深处已经有了深刻的体会，否则他们没有办法遵守操作纪律，没有办法在关键时刻扣下板机，也没有办法成为真正的市场赢家。
一个伟大的操盘手，一定也是一个懂得如何赌博的人。
拉斯维加斯万岁
操作期货和在赌桌上赌骰子有非常多相像之处。所以拉斯维加斯是一个想要成功的操盘手磨炼心理上遵守操作纪律最佳的地点。没有人能够持续地在拉斯维加斯赢钱，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个中好手的话，你可以在部分时间里赢钱，而在其他时间内控制亏损，那你倒是有办法每一回去玩都乐在其中，不至于败兴而归。但这必须是在你能够恪守操作纪律的状况下才行。赌场都希望你靠勇气和直觉来赌博，而非用你的头脑来赌博，而且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打断你的注意力。他们提供无限制的酒类饮料、穿着凉快的女人，以及无止尽的娱乐，一天二十四小时，每周七天，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从不间断。
我最喜欢的赌戏是掷骰子。这非常像在交易场中做交易的特性——节奏怏、噪音大、人群挤，而且也都有很多的金钱在其中流动。十二个玩家斜靠在赌桌旁看着每一掷，急着要看出谁是赢家。当有人开始掷骰子时，筹码在空中飞舞，旁边的人群向前挤得更紧，女人则向场子外面靠过去，每个人的呼吸都变得很沈重，旁边的呼喊声更加大了分贝。这感觉真的好像我在交易场里站在小鸡、法兰尼和肥麦克的身旁一样。
我是一个“不弃权”(Donttpass)型的玩家，意思是说我总和掷骰子的人对赌。不论你是否和掷骰子的人对赌，获胜的机率其实都是相同的，但大部份的人都下注掷骰子的人会赢。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不希望和那些穿着蓝色的休闲衫，在胸前开叉的地方挂着一大块金牌的乡巴佬，或者是穿着有亮片迷你裙，总是在掷骰子前往手里吐一口唾沫的肥胖女人站在同一阵线上。我希望他们都掷得很糟，这样我才能赢钱。所以基本上，每个在骰子赌桌旁的人，甚至包括那些靠赢钱的人打赏的赌场职员，都讨厌我。不过这一点并不会困扰到我。不管是存骰子赌桌上或是在交易场里，输家、永远痛恨赢家。
在拉斯维加斯赌骰子的经验，让我学到了三个我认为对于金融操作绝对重要的规则。
第一条规则是：把你的自尊心和赌戏(操作行为)分开。绝不让情绪因素介入操作。当你在和别的赌客对赌时，不应该把事情个人化，而应该对事不对人。如果你让自尊心渗入赌局当中，你可能会在乡巴佬赢了几盘之后把你的赌注加倍，或者是当穿着亮片的胖女人掷不好时降低赌注。我发现这种行为是一项自我毁灭的作法，必然会导致你把事情完全搞砸。你必须完全不做任何情绪性的反应，不动如山。高山从来不会对人不对事。
第二条规则是：管控你的资金。当我一走进赌场时，我就走到兑币处窗口前，要一个保管箱来放我的钱。我把所有的钱都放在那个保管箱里，身上只留个几百块。如果手头上的钱都输光了，我就得去打开保管箱取钱。这个强迫自己去保管箱拿钱的动作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这使我能暂时离开赌桌，自动把一直输钱的烂手气给中止掉；二、也让我有时间轻松一下，然后思考下一步要怎么做比较好。这个动作的效果就好像在我脸上泼盆冷水一样。这对于金融操作同样适用：把你的钱放在另外一个独立户头，除非你紧急把钱转账过去，否则你的营业员无法动用。如此一来，你就不会因为一时的情绪激动，而轻易把手中的子弹一下就用光了。
第三条规则是：在一连串胜利后换张赌桌。你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愈幸运，你的运气就愈可能马上就消失无踪。换张赌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你手气一直都很顺的状况下更是如此。人类的天性告诉你如果在一张赌桌上赢钱的话，就该留在那里，赚更多的钱。但是你真正该做的，是拿着刚才赢得的钱，起身回到兑币处，把多余的钱存起来，手上仍然只留下那几百块钱。周期性地带着你赢来的钱离桌是避免被赌场的优势给拖累的惟一办法。之后，如果你还是觉得运气正旺，仍然有足够的专注力，而且还想玩的话，还是换张桌子玩吧！如果你的状况真的那么好，换张桌子还是可以继续赢钱的。
像这些心理上的操作纪律或许不能使你成为市场中的大赢家，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些操作纪律，或是没有遵守的能力的话，毫无疑问的，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大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