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尔德期货公司是一家期货经纪商，它在商品公司举行半年度操盘手晚宴之前的几个月就开始和我协商。艾尔德公司希望我为他们操作一个总额二十亿美元的基金，并且提出最低基金管理费六%外加总获利二%的优厚条件。这等于每个月保障我有十万美元的固定收入，再加上我为他们所赚金额的二%，而且我无须负担任何风险。这笔买卖比起商品公司开给我的条件可要好得多了，所以在一九八八年的第四季，我停止为商品公司操盘，开始为艾尔德公司操盘。不过我还是觉得为别人操作资金是一件很令人感到不对劲的事。
订自己的规矩，做自己的老板
这和我在替商品公司操盘时所面临的问题一样。管理一个金额庞大的部位改变了我持有部位的时间长短。我倾向于持有亏钱的部位更久，期待有更多时间给我更多机会可以拗回来。我和奥黛莉谈起这个问题。
“奥黛莉，我就是不想替这些人操盘。他们每两个小时就打电话问东问西的，简值就把我的操作风格都扭曲了。这或许是一笔好买卖，但是我希望保持在操作方面的自主性。”
没有人告许我该怎么办，奥黛莉告诉我该照自己的方式操作，我仍然拥有操作的自主性。但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呢?
“我不喜欢那些家伙成天在背后监视我的操作状况。艾尔德公司拥有一大堆每个月汇进汇出的国外资金。当这些资金抽出去时，艾尔德公司就会把其他资金转过来，但每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时，我就会觉得自己被投资人拒绝了。觉得我好像没把工作做好似的。”
奥黛莉会说我把这种状况用对人不对事的观念来看简值是疯了。听取她的看法已经成了我平常操作时的例行公事。我得借由这个作法把我的自尊心从这场游戏中抽离出来。
“但是他们一天到晚不停地打电话给我。这该是一年才发生一次的事才对，现在我得每天习惯性地应付他们。我不喜欢任何人对我有任何怀疑。我希望拥有作自己老板的自由，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出来创业的主要原因。”
奥黛莉会说我仍然是自己的老板。没有人会阻止我为自己的账户进行交易，而且我不必向任何人报告我所做过的交易(当然啦!对国税局除外)。
“可是我对这些事就是感到很不痛快。我内心感到矛盾与冲突，总是必须不停地下决定。这笔交易该算我自己的?还是艾尔德的?其他的基金经理人或许能分辨得清楚，但我没办法。当我为自己进行交易时，我会跑短线，但是当我为基金而进场时，又得采行较为长线的作法。如果我自己在短线交易中赚钱而基金的部位却赔钱的话，我的感觉就更糟了。”
“好吧!那你为什么要操作这个基金呢?奥黛莉会这么问我。“你平常光是操作自己的账户就已经赚了那么多钱了，又何必一定要操作这个基金?”
“可是我想多赚数以千万计的钱啊!我要当市场上最大也最棒的操盘人。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别人拿钱出来。”
“嘿!”奥黛莉会说：“那干脆成立你自己的基金算了嘛!订自己的规矩，投入自己的资金，然后当自己的老板。自己控制部位的持有期间，每个月只需要照主管机关的要求发行一次公报。你不会有任何内心冲突，没有人会来打扰你，也不会再有那么多问题了!”
所以啦!在一九八九年初，我停止为艾尔德公司操盘，并告诉那个专精于设立避险基金相关事宜的律师——修华及柯塞尔(Seward&Kissel)律师事务所的约翰·塔维斯(JohnTavss)，我要开始计划自己基金的创设作业。到了六月时，约翰已完成了所有的纸上作业，但对这一切我还不是非常确定。回想起自从一九七九年开始在美国交易所为自己的账户操作以来，我没有一年产生过亏损，我是如何在连续五十五个月中保持无亏损的操作绩效，如何在家里设立了一个办公室，如何得到我梦寐以求的一切——完全的自主性。为什么我需要操作其他人的钱?然后我回想起在商品公司半年度的操盘手餐会中，在麦克·马可斯和布鲁斯·考夫纳这些人面前昂首阔肯的感觉，以及保罗·都铎琼斯在会场中打个照面后，就搭私人直升机前往他度假别墅的情景。我总是喜欢和那些市场上的能手比个高下。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就需要别人的资金。
当六月份我的孩子们开始放暑假后，我们到亚斯本度了一个假。我从来没有去过亚斯本，但是亚斯本是海默·威玛和其他大人物们最常去充电的地方，所以我怎么可以没去过?在距离纽约市和金融市场两千英哩外的地方享受清新、干净的山间空气使我有机会重新思考一些问题。我曾经花了九年半的时间当一个证券分析师，又花了九年的时间从事操作，并且创造了我作梦也想不到的成就。现在我必须决定是否要再向前迈进一大步。
每个早晨我都会走出那位于山脚下的度假小屋，跳上我的吉普车，把帆布顶蓬放下来，呼吸着新鲜的山间空气，然后像一个牛仔似的开车到亚斯本市区买一份华尔街日报。我经过机场时可以看见停机坪上停放着属于电影明星、大企业家以及国际知名人士的豪华私人飞机。我希望加入他们的行列。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需要别人的资金。
当我们回到纽约时，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租一间我所能找到的最大、最豪华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位于雷克辛顿街七五号一幢新建大厦的顶楼，能够以完美的角度俯瞰中央公园。它的租金可不便宜，但那又怎么样?我签下了为期三年的租约，以每月一二、五美元的价格租下了这个占地三千平方英尺的办公室，等于每年十五万美元的租金，那又怎么样?这和我将要赚进的大把钞票比起来简直是微不足道。我让奥黛莉挑选办公家具。她选了一些具有后印象派主题，强调立体派画风，并且隐含后巴洛克时期风格的作品。而这些总共花了我七万五千美元，那又算得了什么?我们得要把办公室弄得好看些，而我总是想像自己坐在豪华的办公室里把脚翘在办公桌上。
我的朋友艾尔和克利夫，也就是东北城区那家佛雷斯哥——伯雷特画廊的两位老板，借给我一系列的现代艺术作品。走进我的新办公室就好像走进古根汉艺术馆一样。我另外又花了三万美元买进最先进的电脑设备和电话系统，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所有的东西都得是最好的我才要。然后我又在外面雇用了两个新员工，每人每个月付他们二万美元的薪水，这可是一大笔钱，但是又怎么样?只要在我手底下做事，他们很快就会变成明日之星。到了那年夏天快结束时，我的感觉和外表也开始像个市场上的高手了。现在我需要去找一些愿意付高价给我的有钱投资人了。
事实上，我需要两组投资人，一组投资在我的国内基金，另外一组则投资在我的海外基金。市场上的高手都拥有两种基金，而我也很想赶快变成大玩家。两种基金代表多两倍的资金。
回想六十年代，当我还在商学院里读书时，避险基金是一种有限的合伙关系，其中基金经理人属于一般的合伙人，而那些拥有一百万美元以上资金、所谓多角化投资的富有投资人就属于有限合伙人。按照美国的法令，基金不能接受超过九十九位投资金额不低于五十万美元的投资合伙人，而且必须以美国股票为主要投资标的。
到了八十年代末期，一切都改变了，六十年代的那些避险基金和九十年代的避险基金比较起来，就好像约翰·伍登之于麦可·乔丹。像乔治·索罗斯、朱利安·罗伯森(JulianRobertson)以及麦可·史丹哈特(MichaelSteinhardt)之类的避险基金经理人都募集了数十亿的资金，如此庞大的金额使他们无法选出足够的美国国内股票作为投资标的，所以他们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广大的国际市场，使他们得以有更大的舞台发挥并且运用更高的财务杠杆。他们设立了美国证管会无法管理的海外基金，并且开始在全球的外汇和利率市场从事投机交易。他们会介入美元兑日币的市场，或者是美国公债对德国公债的价差交易。
募集资金
为了要和这些正牌的大型投资机构竞争，我必须要设立两个基金。其中国内基金的名称是沙伯林纳合伙基金(SabrinaPartnersL.P.)，而海外基金则名为沙伯林纳海外基金(SabrinaOffshoreFundLtd.)。我将这两个基金的最小投资金额都设为一百万美元，而且资金投入后一年内不得领回，这个作法可以让我不必担心有人会干涉我的操作，使我享有更多的自主性。
由于我是冠军操盘手，所以我收取四%的固定基金管理费，再加上总获利的二%。而由于投资人其实是投资在我个人身上，所以有必要把我的操作风格和方法详细地加以介绍。在营运计划书当中，我强调我的作法和一般的资金操盘手不同，我同时操作股票、选择权以及期货，而且从过去的纪录中，我在这三种领域都能保持持续获利的绩效。在任何一段时间中，我可能无法和个别市场中的特定操盘手赚同样多的钱，但是以长远的表现来看，我在各方面都能胜过他们。我是冠军操盘手。约翰·李修(JohnLiscio)曾经在《贝伦周刊》中这么说过，而杰克·史瓦格(JakDschwger)也在他的《金融专家》(MarketWizard)一书中表示过同样的意见。
为我的国内基金——沙伯林纳合伙基金募集资金还算是我能力所及的事。就像我在安赫斯特写毕业论文一样，我拿起一叠纸卡做记录，但这回上面写的可不是凯因斯或亚当·史密斯的经济学理论，而是我脑海中所能想到拥有一百万美元资金的人名和他们的电话号码。我一一打电话给他们，写信给他们，和他们见面喝一杯，寄给他们我的营运计划书，也寄给他们所有介绍我成为冠军操盘手事迹的媒体剪辑，其中包括李修那篇文章的副本，以及史瓦格的书。我一再打电话给他们，重复地写信，赞助他们的慈善捐款，寄给他们另一份营运计划书以及那些剪报。我恳求他们到我那位于雷克辛顿街七五号新建大厦的顶楼、能以完善的角度俯瞰中央公园的新办公室参观一下。当他们出现的时候，我就邀请他们到奥黛莉精心布置的会客室，里面有后文艺复兴风格的家具、巴洛克时期立体派画风的古董作品，以及艾尔·佛雷斯哥和克利夫·伯雷特提供的现代艺术品。就这样，到了十月时，我已经为沙伯林纳合伙基金募集了二千二百万美元(其中我自己投入五百万美元并担任常任合伙人)。
不过为沙伯林纳海外基金募集资金可就非凭我一己之力可以办到的事了。我曾经到过欧洲几次，但是对那些国际型的大投资客可一个也不认识。一般而言，美国的资金经理人找寻国际投资者的方法，都是经由一些具有国际上良好关系的掮客来进行，并经由这些掮来将资金操盘手引介给那些国际投资人。这个方式所面对的问题是可能有些掮客会要求巨额的佣金，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决定一试。有一个添惠公司(DeanWitter)来的家伙是第一个和我接触的人。他宣称他有一些“了不得”的国外联系管道。我可不打算把我获利的二五%给他或其他任何一个和他一样的寄生虫。所以我在外头放话说我最多只愿意依客户的多寡支付佣金。只要他们帮我介绍客户，我就付他们定额的佣金，这就是我的条件。
有两家经纪公司接受了我的条件。奇德(Kidder)公司的保罗·桑德斯(PaulSounders)和琵芭迪(Peabody)公司的凯文·布兰特(KevinBrant)和我接上了头。他们都是经营资金募集业务的公司。他们有一个名叫拉柯许·巴加瓦(RakeshBhargava)的印度籍同事，而且这个印度人和印度、巴基斯坦的许多富豪有很好的关系。我一直认为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是很难缠的敌人，但很显然地当我可以从中得到赚钱的机会时，那又有什么关系?凯文和保罗请拉柯许于十月中旬在伦敦安排几个会议。我同意这个安排，所以凯文和保罗就为我排定了伦敦这一系列会议的时程。
我一直都期待着这趟旅程。我非常喜欢伦敦。记得六七年那次暑假中在伦敦的日子，以及当年想像着能到伦敦经济学院拿一个经济学硕士的梦想。我还记得当年从旧克伦威尔路我那个位于四楼的租处搭地下铁到骑士桥的景象。我曾经走进当地的赌场，期望有一天能够在赌桌上大捞一票，曾经搭乘火车到爱普森去看那头小马，曾经搭乘双层巴士到哈洛德百货公司去，并且期待哪一天能有机会再回到那里去大肆采购，曾经经过丽池饭店、康诺特饭店、伯克莱饭店以及克莱丽奇饭店，梦想着哪一天能够住在这些全英国最金碧辉煌的旅馆，并且从一部劳斯莱斯轿车中走出来，由打着领结、穿着红色短礼服外套及闪亮黑皮鞋的门僮为我开门。克莱丽奇饭店是我这次行程最想住的饭店，所以我打电话给艾尔和克利夫。由于他们和全世界的艺品商都有良好的关系，所以他们在全球各大饭店都非常受欢迎，而他们也透过关系帮我弄到了一个房间。
在十月十三日，星期五的早晨，我轧平了所有的部位，在司机来接我去机场前无聊地看着报价荧幕解闷，当时市场正在重挫当中。那一阵子市场中的话题是聊合航空的融资收购案(Leverage-Buy-Out，LBO)，在这个融资收购案中聊合航空的每股叫价是三百美元，但是突然间融资者缩手使得这笔交易顿时化为泡影。这个案子正是垃圾债券风光年代的产物。市场的反应告诉我们该是为八年代的过度扩张付出代价的时候了。我马上觉得这笔融资收购案的失败是一个重要的讯号，显示一个操盘手在十年当中都难得碰上几回的赚大钱良机将要来临。而我就坐在这里，完全准备好随时采取必要的行动。我所有的部位都已经轧平，就好像是坐在一堆现金上面似的。我打电话给凯文和保罗。“取消这次的行程。”我说：“在这种市场状况下我哪儿都不想去。”
他们完全了解我的状况。一些个人的紧急状况诸如死亡、结婚或是生病，对一个操操盘手来说都不是用来取消会议的理由，但是为了赚钱而取消和客户的约会是绝对应该被接受。他们打电话给拉柯许，告诉他把我的会议行程延到下个礼拜举行。拉柯许说没有问题，为了一个对我有利的市场状况而取消和客户的会议只会加强我的名声。我就是那个拥有点石成金术(MidasTouch)的家伙，我也是华尔街的优胜者，一名冠军操盘手。
我看到市场重挫了一整天，到了下午略晚时，道琼工业指数已经下跌了一九点。每一个人心里想的都是“同样的状况又来了!”大家都相信市场将会出现像八七年一样的崩盘局面。好极了!我很清楚该怎么做。在八七年的股市崩盘当中，投资人因为认为股市的泡沫已经破碎，所以抢进债券市场，把公债的价格拉高。换言之，投资人会把资金从股票市场拉出来，转而投入固定收益资产的证券。债券期货市场在下午三点收盘，所以在二点五十八分时我开始买进债券。股票市场到四点才收盘，而当股市继绩下挫的当口，债券价格是一飞冲天。我很快地在俩券期货的第二交易时段(直到下午四点十五分)结束前轧平所有的俩券期货部位。我赚了七万美元。这天的成果还算不错，但我很确定最好的状况还没出现。这不认为市场后势会像一九八七年那样的走法，因为利率比当时要来得低，股市的本益比也比八七年时低得多。我正打算要建立多头部位。
就在市场收盘之后，我接到约翰·李修打来的电话。不管在什么时候，约翰都会打电话向我询问对市场的看法。我告诉约翰我强力看多，而且已经持有多头部位了。到了十六日星期一，我在《贝伦周刊》上看到以下这篇短文：
当我们在上周五市场收盘后对传奇操盘手马提·舒华兹做访问时，他表示对于当天股市重挫一九点的原因并无所知。“真正开始令我感到烦心的，”他说，“是每一个人都在股市赚到了钱。从过去的事实来看，当市场在一年当中上涨超过三%的时候，情势就变得相当危险了。”但舒华兹，这位我们所知市场上少数富有而又诚实的操盘手，告诉我他在当天稍早才刚刚轧平所有的部位。“但我真的不认为市场的状况糟到什么样的地步，”他表示：“目前的利率水平比起八七年时要来得低，而本益比也比八七年要低得多。就期货市场的表现来看，或许股市在星期一要开低六十或七十点都很难。我目前倾向于仔细研究我的技术图，然后找进场点作多。”
约翰·李修简直就像是我的出版商似的。但是当你在市场上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时，你说的话最好是对的。很幸运地，这一次我真的说对了。我在星期一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抢进那些我已经计划好要买的股票，像是菲利普·莫里斯(PhilipMorris)、范尼·梅(FannieMae)和佛莱迪·麦克(FreddieMac)等。这些都是在上星斯五的跌势中抗跌性甚强的个股，当市场反弹时，它们就会是带头一飞冲天的超强股。
根据八七年崩盘的经验，我预期市场会开低，但是当市场稍后出现反弹并且收高八八点后，我就开始轧平我的多头部位。到星斯二下午我开始将部位转向，放空史坦普指数期货。如果每个人都在买进时，就是买出的最好时机，而我又对了一次。我在星期三把所有部位轧平。就在我赴欧行程延后的一星期当中，我赚了五十万美元。
欧洲之行
约翰·李修在我正要出门赶赴机场之前又打了一通电话给我，问我在这几天做了些什么。我告诉他我在债券、股票和期货这三个市场中都大有斩获，但是由于我必须前往欧洲为我的海外基金筹集资金，所以不得不把所有的部位都轧平。当我舒适地坐在前往伦敦的头等舱的皮椅中时，我开始专心思考要怎么样才能说服那些国际投资人把资金投入我的基金里。
在克莱丽奇饭店的早餐会议进行得顺利极了。除了拉柯许·巴加瓦、保罗·桑德斯、凯文·布兰特和我之外，还有一位大型不动产开发兼国际性企业家谢克(Sheik)参加，他的父亲曾经是某个我从来没听说过的地方的市长；然后是一位至今我都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的地毯大亨；此外还有欧玛·凯扬(OmarKhayyam)，他是某个主要中东银行的伦敦分行经理；以及施德霖·席克史潘斯(StirlingSixpence)，他是一家在美国以恶意购并著称的英国控股公司前任总裁。他们是怎么被找来的我一点也不知道，但我可是很清楚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那种只要有钱赚，把灵魂卖给魔鬼都不在乎的人。这是国际性商业行为的的常态。
我马上就对席克史潘斯很有好感。其他几个人都是拿他们家族里的资金出来投资，而我觉得他和我一样，是那种白手起家，靠自己努力成功的人。此外，在他执行过的几次购并案中，曾经买下过一支职业足球队。在六七年的暑假里，我曾经看过那支球队的比赛。那时我还只能坐在便宜的席位上，吃着洋芋片。而现在，在二十二年之后，我可是坐在克莱丽奇饭店，和这些大亨们一起享用着丰盛的早餐。
当拉柯许·巴加瓦介绍完他的客户后，保罗·桑德斯正式地介绍我。“如果你们诸位曾经读过“金融专家”这本书的话，”保罗手里拿着那本书向他们说：“那你们就一定知道马提·舒华兹的大名。可是如果你们没有看过这本书的话，这里有一份《贝伦周刊》中的文章，你们或许可以从里面看到一些让你们感兴趣的东西。”
说完他就伸手从桌子底下拿出六份十月二十三日《贝伦周刊》的影本。那篇文章的标题是“向上挑战高峰，或者是小心下档风险。”在标题下方是以粗体字印刷的五位伟大操盘手姓名，这些人都是《贝伦周刊》曾经访问过的对象。保罗·都铎琼斯是第一人选，而我则是五个人中排名之末。在场的每个人都开始阅读这篇报道。我的照片被放在第十五页的一个标题旁边，那个标题是“两位赚钱一位赔：看三位超级操盘手在十三号星期五的表现。”接下来的文章叙述我如何在那周之间就赚了五十万美元，而虽然我不想轧平部位，但是由于必须飞到欧洲为我的海外基金募集资金而被迫平仓。在文章的最后以我的一句话作结尾：“我正要前往欧洲，可是市场在我出发前给了我临别一吻，我想在这种匆忙的状况下我这次的表现算是够好的了。”
“好啦!现在他就在诸位的面前了，”保罗说：“请让我向各位郑重介绍，马提·舒华兹。”
这真是令人头痛的事。现在我站在这里靠着贩卖我最满意的商品——我自己，马提·舒华兹，华尔街的冠军操盘手来募集资金。《贝价周刊》才刚刚为我打上品质保证的正字标记。我觉得自己好像唐纳·川普(DonaldTrump)。当你聆听唐纳·川普的演说时，他的语气听起来总是那么的具有说服力。他本身可能也的确充满了信心，他在卖的其实是他最棒的产品——自己。即使他的心理医生知道他真正的状况，可是唐纳·川普的言谈总让人认为，他相信自己胜过世界上任何一样东西。
这就是当我在描述我准备如何建立自己的金融王国时心中的感觉。我的基金将会成为最大和绩效最好的，而每个在场的人也都能感受到我的信心。真要感谢《贝伦周刊》那篇报道，使我成为像唐纳·川普一样的名人。谢克、地毯商人、凯扬和席克史潘斯都是那种凡事向“钱”看的人，而我在他们眼中就是那个能帮他们赚到钱的人。
当会议结束时，拉柯许·巴加瓦把我拉到一旁，“马提，你今天晚上有没有计划要干什么?”他问我。我没有任何计划。保罗·桑德斯和凯文·布兰特要赶到欧陆去，我直到下周才会前往日内瓦和他们会合。我正打算到处逛逛，就像我在七年代当证券分析师时那样。“我被邀请去参加一个聚会，”拉柯许说：“欧玛·凯扬(OmarKhayyam)的女儿要和谢克的儿子结婚，根据我们的习俗，新娘的父亲要在婚礼的一周前办一个宴会。我和谢克谈过，他说如果你能来参加的话他将感到非常荣幸。”
“我很想去，”我告诉拉柯许，事实上我也真的这么想。这个聚会将是我进入另一个世界一窥究竟的大好机会，那个世界里有着我前所未见的财富。
“很好，”拉柯许说：“新郎的哥哥卡姆兰·凯扬(OmarKhayyam)会在晚上七点给你电话。你将会和一些很有趣的人见面。我想你会很喜欢那个场合。”
我是大人物中的大人物
开车到谢克在乡间的房子，就好像开车到一个传奇故事中才会出现的地方。他的房子座落在伦敦市区外二十英哩的一片起伏的丘陵上。在出城的路上，我了解到卡姆兰本身在他父亲的银行中担任分行经理的职务。我们在一片大停车场中把车停在施德霖·席克史潘斯那部豪华的房车后面。那部名贵的班特利(Bentley)房车是那么地华丽，至少值个几十万美元，不过在谢克的停车场里停放的车子全都是那么华丽而昂贵。谢克站在主要的入口处欢迎他的客人。他真是一个最亲切的主人。他主动走向我并且把我介绍给他的家人和朋友。“马提，这是我的弟弟，他是世界桥牌冠军呢!”“马提，这是一位酋长，他控制了奈及利亚境内大部分的油田。”那位酋长的皮肤黑得就像煤炭一样，而在他的脸上布满刺青。
谢克继续带我四处参观他的房子。他告诉我这幢房子至少有三百五十年历史，是由查理一世国王建造来作为金屋藏娇的秘密处所。对我而言，这倒是挺讽刺的一件事。因为在纽海文有三条主要的道路是以三位十七世纪的英国法官来命名的，而这三位法官是用试图判处查理二世国王绞刑不成，被放逐到美洲而闻名。这三位法官的名字是迪克斯威尔(Dixwell)、惠利(Whaley)和高夫(Goffe)，他们可能都曾来过这幢房子。
谢克带我来到一个餐室。里面有一张极大的桃木餐桌，周围放置着乔治三世时代风格的雕花银质椅子。“来吧，试坐一下这种椅子。”谢克说，我走上前去拉了一张椅子，但几乎没办法搬动。“它们都是实心的，每张重达八十磅。”
我们接着走到一间起居室，“马提，”谢克说，他手上拉着一位非常美丽的女人。“我希望你来认识一下班纳姬·布托(BenazirBhutto)，她是我们家族的好朋友。”她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我常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女人，她裹着一块黑褐色的布蓬，像苦行僧一样削瘦的脸庞脂粉未施，她那又直又黑的头发用一条黑色的头巾绑在后面，充满光泽的身上穿着闪烁着金银光芒的长袍，一条金链挂在她线条分明的肩膀上，而链子上则悬着黑色的香奈儿小笔记本。香奈儿的珠子、鞋子和香水都是班纳姬的最爱。名服装设计师Coco身上穿戴的配件也没有班纳姬·布托身上的多。这个女人身上散发着一股浓浓的暴发户气习。
“马提才刚刚上了《贝伦周刊》的头版”谢克骄傲地说。班纳姬·布托点头称许。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这个纽海文来的乡下小子，竟然成了这一屋子大人物中的大人物。
我穿过花园走到草地上，那里已经搭起两座账蓬。其中一个账蓬供应鸡尾酒，另外一个账蓬则供应食物。那里供应的食物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名产：鲟鱼子酱、鹅肝饼、生虫豪、斑节虾、烤乳猪、龙虾、数不清的烤牛羊肉串，以及各式各样的乳酪，数量简直多到远超过实际的需要而极尽奢华之能事。我等不及要好好尝尝这些人间美味。现场还有变戏法、跳肚皮舞、吞剑以及喷火等各项表演，都是非常精彩的余兴节目。再加上无与伦比的美食，我真的从没有看过像这样的事。
当最后卡姆兰·凯扬把我送回克莱丽奇饭店时已经是凌晨两点了，但是我根本无法入睡。我不需要睡眠，因为我的美梦已经成真了。我本来还在为我的海外基金担心，但现在我已经成为市场的明星、那个拥有点石成金术的人、《贝伦周刊》也不成问题了。整个晚上都不停地有人将名片递给我，他们都相信我可以让他们变得比现在更富有。
接下来的行程也进展得几乎同样顺利。日内瓦、苏黎士、巴黎，我每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那个荣登《贝伦周刊》头版的风云人物。当我在约翰·甘乃迪机场落地时，我一刻都不停地直奔我那华丽的新办公室，然后开始把这次行程中拿到的名片加以分类和排序。
几周之后，银行汇款开始源源涌入，但是都只有数额而没有汇款人名字。我没有办法从这些汇款人的背景、新整理好的名片和刚结交到的那些外国富翁朋友们之间找出关联性。这些汇款都来自百慕达、根西岛(Guernsey)、曼岛(theIsleofMan)和开曼群岛等地的银行。我们一天当中会收到五十万、一百万或二百万美元的汇款，但是却一点也看不出到底是谁汇的。我们打电话给那些汇款银行询问，但是没有人愿意给我们任何一个名字。他们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只管数字。就这样，沙伯林纳海外基金成为一个总额二千万美元，却没有出资人名单的基金。就我所知，我的投资人有可能是诺瑞加、格达费、阿敏或许也可能是某个更糟的邪恶之徒。别人告诉我不必为此担心，我并不需要知道投资人到底是谁，只要负责帮他们赚更多的钱，每个人就可以各取所需，皆大欢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