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5.19行情，重新点燃了大众心头的投资热情。中国证券市场也一路凯歌，指数稳步攀升。当时有两种权威的说法，一是把股市的上涨定性为恢复性的上涨；二是认为财富效应可以扩大内需，有利于经济繁荣。在这样的背景下，老股民重拾信心，新股民源源加入。实力机构也纷纷挟巨资入市，无不希望占山为王。
什么是占山为王？山就是上市公司，占山就是控制足够多上市公司的流通筹码，为王就是做主力庄家，操控股价。一旦占山为王，在这样的市道下，就和抱了一棵摇钱树差不多。
当然，占山为王不只是拿钱买股票这么简单。否则人人都可以称王称霸了。现金是基础，但远不是过程的全部。它还涉及到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大大小小的投资者以及股市上的股评家。要把所有这些力量集合在一起，还要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一着不慎，可能全盘皆输。此外，一只眼睛还要时刻注意政策这只变幻莫测的手，哪天它的调子变了，而你又来不及调整，搞不好就是灭顶之灾。
我当时在一家大型证券公司负责研究发展中心的工作，对证券市场和许多公司进行了多年的跟踪研究。而且，公司的投资银行业务往往也是和研究部门协调完成的，所以，我个人也和很多上市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上班之外，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还注册了一家投资公司。公司的业务，主要是利用各人在金融界的资源和背景，从事证券投资。数年经营，也颇有斩获。
我们注册的公司名为新阜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阜康本身是清朝同光年间的一代商界奇才胡雪岩所开钱庄的名字，这里借用过来，除了对这位先贤的仰慕之意外，也有发扬光大的期待在内。我们几名在金融机构任职的股东都退居幕后，坐镇打理的是我的同学陈应。陈应头发稀疏，将军肚，善饮酒天生的老板形象。
就在5.19行情刚刚发动，如火如荼的时候，陈应来找我了。
“老郭，我看时机来了。”
“什么时机？”我问道。
“大干一番的时机。在我看来，这波行情不会是短命行情。政府的调子刚刚确定，不会很快出尔反尔；现在股价的绝对水平还处在低位，往上也有足够的空间。我想我们也应该顺时而为，弄个主力做做。”
“你说得很对，机会的确很好，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实力。”
“什么是实力？实力不是你口袋里有多少钱，实力是你调动资源的能力。我看我们有这个实力。”
“你让我想想。”
“天予不取，自负其咎。你想清楚了。”
陈应说的没错。机会就在眼前，下一次还不知道是哪一年哪一天。若把实力理解为组合资源的能力，我们还是大有可为的。
最吸引我的一点是，假如这一次机会能把握住，新阜康便可以鲤鱼跳龙门，跃上一个台阶。这样，以前许多想做而没有能力做的事，便不再是空中楼阁了。
我与陈应击掌相约：“我同意你的看法。花开堪折直须摘，莫待无花空折枝。”
任何事情就怕下决心，决心一下，接下来的操作便顺理成章。
马上要做的事有两件。一件是挑选上市公司，作为投资的对象；再就是联络志同道合的战略投资者。
这么多年来，在证券市场上引人注目的自然是各路豪杰。这中间的许多人，平时就是和我们常来常往的朋友；然而林子大了，泥沙俱下，草头天子也不乏其人。仔细对比一下，我们的信心倒是越来越强。是的，天下的许多事情都是因缘时会，这个时字就是关键。证券市场的每轮行情都是财富重新洗牌的开始。这就象秦朝末年，群雄并起，先入咸阳者即为关中王的道理一样。
对上市公司的选择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总股本尽可能小；流通盘较为适中；目前的绝对价位偏低；业绩不要求特别好，但不能太烂。至于行业则没有特别的考虑。
之所以这样选股，是有我们自己的考虑的。
总股本尽可能小，是因为同样的利润总额，分摊下来的每股利润会越高，也就是说业绩的提升相对容易。
流通股如果数量太大，则对资金的需求会高得多，那样会超出我们的实力，不易成功；而流通股的盘子如果是袖珍型的，则收集筹码很困难，因为小盘股的筹码锁定性都比较好，筹码不够，其他的就都只是空谈了；与此相适应的，小盘股的流通性普遍较差，将来的出货也不会很顺利。
绝对价位低，则非常好理解，股价越低上涨的空间也就越大。
至于业绩，特别好的往往股价也非常高；如果太差，则表明上市公司问题多多，投资的风险要大很多。
不着重考虑行业，是因为上市公司的可塑性一般来说是比较强的，通过公司或业务的重组，总可以抓住市场流行的热点。
上面所讲都是技术性的要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非技术性的要求，就是要能和上市公司的高层做很好的沟通。这一点非常重要，重要到它具有一票否决权。就是说，即使一家上市公司在上述几个技术性要求方面再符合标准，但只要它的领导层我们没法做友好而高效的沟通，它也不可能成为我们的投资对象。
按照这些条件，我们先后经过几轮筛选，确定了包括B城控股在内的三家上市公司作为初步的投资对象。
寻找战略投资者的过程倒是非常顺利。做我们这一行的，除了自己直接掌握的资源外，人脉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数年下来，因工作和业务的关系，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或大或小的圈子，这些圈子可能重合，可能交叉，它代表的是你可能利用的潜在资源。
经过几轮的筛选和接触，我们确定了两家战略投资者，作为核心合作伙伴。
一家是国内知名的民营企业。该企业实力雄厚，现金量充足，早就有意染指金融业。因为该企业所属行业为传统产业，且其在业内地位已经非常稳固，继续扩展的空间也就不大了。所以，它的管理层一直在寻找新的投资领域。我是在一次研讨会上认识该公司董事长万华的。此人外表看来与其说是企业家，不如说更象一位学者，给人的印象是长于思考，精力旺盛，他管理的企业具有强烈的扩张欲望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此之前，我们曾经以新阜康的名义代理万华的公司做过几次资产委托管理业务。金额都不大，每次不过一两千万而已。因为时机把握得好，效果不错。所以，万华也很满意，对我们的专业水准和诚信的风格也有很好的印象。对此番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合作，万华经过一番慎重的思考后，拍板同意。
再有一家就是个人大户周敏。过去几年我们在业务上没有密切的合作，但联系颇多，经常在一起交流信息，分析大势。他是做贸易出身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前期，在进出口贸易上狠赚了一把。后来因为外贸行业整体下滑，遂干脆淡出，转战证券市场，从打新股起步，逐步成了现在的职业炒家。我们和周敏的协商更为顺利。因为同为业内中人，且对目前的市道有比较一致的看法，所以，对此次大干一番的想法，双方可说是一拍即合。
以陈应所起草的投资计划书为蓝本，经过三方共同协商，达成如下的投资协议：
1.成立由我、陈应和周敏三人组成的投资决策组，重大投资决策由三人共同制订。这其中，我主要负责各项资源的协调，陈、周二人具体负责二级市场的操作。万华因为不是证券投资的专业人士，故不参与决策，但是重大决策另外两方必须知会他。
2.万华和周敏各出资1亿，新阜康出资2000万。根据市场发展的需要，新阜康有追加投资到5000万的义务。如果投资赢利，进展良好，则三方都有义务在原始出资的基础上从市场上融资，融资比例不超过1：1。
3.投资的净收益，按三方的出资比例分配。但考虑到新阜康是发起人，且负有协调市场各方关系的任务，所以，另两方同意在自己的所得中抽取一定比例的利润作为佣金交给新阜康。如投资亏损，则按比例分摊。
在商定投资计划时，各方除具体的操作方式外，考虑最多的是风险。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投资风险，因为各方都是生意场中人，都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大家考虑最多的是法律的风险。
1997年，经修改的新《刑法》将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列为刑事犯罪，从此这一条款便成为悬在众多机构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是，陈应对这一点显得胸有成竹。他说：
“我们只是投资者，我们并不想操纵证券市场，也没有操纵的能力。我们所将要经历的只是调研、选股、投资、取得收益或亏损的过程。这些事情散户也一样可以做。而且我们三方都是相互独立的投资者，在资金上互不统属。新阜康虽有所协调，但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投资顾问。在有的国家，这样操作也许有违规之嫌，但在中国不会，因为中国的证券法规还没有引入“一致行动的人”的概念，我们只是各自行动的投资者。
“而且，在当今的证券市场，重仓投资的现象比比皆是，明眼人谁看不出来？谁家被罚？谁家被抓了？当然，我们要尽力避免违规，尽量不要用那些诸如对敲之类的不当交易方式。”
我们都认为陈应说得有道理。我们的本意也只是不想错过一段行情，也并无操纵市场的想法和能力。所以，陈应的一席话，让人放下心来。
投资对象和战略投资者确定后，还要有一个试盘的过程。什么是试盘？就是作一些尝试性的建仓工作，试探性的买一些股票。
假如一只股票里面没有实力强大的机构隐藏其中，在你连续买入一定数量的股票时，你不会觉得盘面有什么奇特之处，可以按基本平稳的价格成交；但如果有机构隐身其中，情况就不同了。一旦它发现有新资金连续进场，往往就会迅速拔高股价。所以试盘的过程，就是确定一只股票有无实力机构隐身其中的过程。如果没有，才具备进一步投资的基础。
试盘的结果，是三去其二，最后确定的投资对象就是B城控股。
B城控股位于沿海省份A省，是当地上市较早的公司。该公司主业并不突出，在行业的分类上被证券交易所归为综合类。B城控股给人的感觉是业绩平常，但经营尚属稳健，因而一直在证券市场上不太显眼，正是如此，我们认为它具备较强的可塑性，因而也就具备较强的投资潜力。
B城控股当年上市的主承销商，是由我所在的证券公司担任。以后我们的业务联系也一直存在，如为其配股，做财务顾问之类，所以我和B城控股的几位管理人员也很熟悉。他们一个是总经理张恒，一个是董事会秘书熊超。董事长刘云年虽也认识，但不过是礼节性地打过交道，并无过多的交往。
大局已定，我开始了项目确定后的第一次B城之行。此行是以证券公司的名义来对B城控股进行调研。
张恒亲自到机场接我。从机场到酒店的路上，我能明显感受到张恒跃跃欲试的心情。
此时的证券市场已是风起云涌，但B城控股的股价却涨幅不大，没跑过大盘。作为公司的总经理，张恒自然是有压力的。这种压力体现在几个方面，最主要的，就是市场形象不好。别的公司股价日新月异，你的公司股价却是小脚老太，相形之下，股东和领导的第一反应自然是说你经营不善。小股东倒也罢了，但在领导面前的形象却不能不顾及。此外，还有利益方面的压力。许多员工都有自己公司的股票，一轮行情扑面而来，自己所获不多，于是办公场所内人人争谈股票，抱怨之词颇多。而且B城控股为公司下一步的发展计，早有增发新股的算盘，新股的发行价格自然是以原有的股价作为参照，故而，股价越高，发行的新股所获资金也就越多。
就我对张恒的了解而言，压力之外，还有动力。张恒不是一个甘于平庸的人，但是公司近年来业绩平平，业务的发展也少见亮点，这自然也不是他所乐于见到的。但面对这样的现状，张恒暂时也无法有太大的作为。B城控股由B城集团公司的主要优质资产重组而成。B城集团是老牌的国有企业，体制内的积习和惯性加上政府对国营公司资源上的倾斜，都使得B城控股在业务的拓展上显得中规中矩，缺乏活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张恒自然需要一个在不触动公司既有体制之下建功立业的机会，以打破公司目前以平庸为特色的平衡状态，增强自己在公司决策层中的话语权，在公司下一步的战略规划中张扬自己的风格。
证券市场可以为他提供一个这样的机会。
晚上，张恒、熊超和我三人共进晚餐。边吃边聊，显得轻松随意，这样的氛围比起严肃刻板的会议室，更适合商定大事。
我想，他们二位应该猜得到我是有所为而来。在这个时机到他们这间并无典型意义的公司搞调研，那这种调研不会是太纯粹的。于是，我开门见山：“你们二位知道，我们公司长期对B城控股进行跟踪研究，所以我对B城控股的情况并不陌生。现在，我有朋友想在二级市场对贵公司作长期投资。我们希望了解你们下一步的发展战略，以便判断这笔投资在未来的价值所在。”
“你的朋友预备投入多少资金？”熊超问道。
“如果必要，可以买下你们公司绝大部分的流通股。”
“如果这样，我们可以和我们未来的大股东联手来制订将来的发展规划。”张恒的反应实在是快。
“高明！”我举起了酒杯，向二人敬酒。
大股东参与制订上市公司的战略规划，在国外是非常普遍的。很多公司出于业务发展的需要，往往有意识地引入一些策略性投资者。
最后，我们达成共识：B城控股欢迎新的流通股东进入；在流通股东的协助下，B城控股进行业务转型，将来的业务以高科技为发展重心；鉴于B城控股业绩一般，流通股东愿意为其提供理财服务，使其在短期内增加投资收益，提升其每股赢利水平。
张恒将此一役当成了他个人职业生涯的一次重要机会。我也何尝不是。如果合作成功，我们在将来都会有更大的发挥的空间。
回来后，我将此行的结果通报了万华、周敏和陈应。大家都感到满意。下面的任务也很清楚：我去协助B城控股作业务上的转型，陈应和周敏则负责帮助B城控股增加投资收益，使其年度报告的盈利水平有一个合适的增长。
上市公司业务的转型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夕之间完成。除引进新的项目外，管理模式也要有相应的变革。但新的项目是关键，它是一个载体，也是一个发展的引擎。只要项目成功，新的管理模式自然水到渠成。随着新项目的步步增长，做到脱胎换骨，面目一新也不是不可能的。
我把新项目的选择摆在了最重要的位置。去哪里选择合适的新项目呢？自然是P大。P大在国内的学术水平一流，而影响则超出学术水平之上，自然在市场上有足够的号召力。无论是务实还是务虚，P大都是当然的选择。
陈应又告诉了我一件值得考虑的事情。原来和新阜康有过业务联系的一家国营企业，愿意在今年的行情中，继续请新阜康代为理财。条件是要求固定回报，回报率介于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和民间资本市场的拆借利率之间。该公司的总经理吴仁希望约时间和我们面谈。
陈应对我说：“从各方面反馈的情况看，现在的形势比较乐观。我们的计划进展也很顺利。我们不妨将和他合作的条件改变一下，让他多赚一些钱，同时也多承当一点风险。”
“怎么说呢？”
“我们不给他保底，当然收益上也不给他封顶。赚多少都是他公司的。只不过我们的资产管理费多收一些而已。按目前市场的惯例，象我们这种情况，我们收取投资收益30%的管理费是很正常的。因为整个项目都由我们运作，他只是跟风而已。”
“对，我也同意你的看法。这样，我们的资金缺口就补上了。”
“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从这一点出发来考虑问题的。”
在新阜康和周敏、万华所达成的投资计划中，新阜康有义务追加投资到五千万元。但新阜康本身并没有这笔钱，当时的想法也是以委托理财的方式来筹集。现在有人主动撞上门来，岂有不笑纳之理？
这样，在我们和吴仁面谈的时候，陈应就直接提出了我们商量好的新方案，供吴仁考虑。为加强吴仁的信心，陈应也介绍了我们目前在进行的一项相对大规模的项目投资，只是没说那么具体而已。
陈应对大势的分析和对项目的介绍使吴仁动心。很简单，假如投资回报率为100%，那么新阜康提取30%以后，剩下的70%都是吴仁那一边的。这与固定回报率相差何以道里计。
当然，吴仁也是精于算计的人。他问：“既然风险这么小，预期回报又这么可观，那你们怎么不自己赚呢？按你们假定的100%的投资回报率，如果只给我固定回报，你们的收益就不是30%，而是差不多90%了。”
“我们之所以不自己赚，并不是做慈善事业，而是从项目的大局出发。”陈应侃侃道来。“我们对整个项目的资金安排有一个全盘的考虑，让利给你的目的，是希望当行情向纵深发展时，你能在初始投资的基础上接受融资安排，满足总体的资金需求。”
吴仁表示理解陈应的说法。
最后，我们和吴仁谈定了以下条件：吴仁出资3000万，交由新阜康代为理财；必要时，吴仁同意以初始投资为基础按不超过1：1的比例在市场上融资作为后备资金；新阜康提取其总收益的30%作为管理费。
正式谈完，开始闲聊。我问道：“吴总，最近忙些什么呢？”
“瞎忙。”吴仁呷了一口茶，“公司的事情按部就班，也没有要人特别操心之处，这不，证券市场行情转暖，我的工作重点就转到这边来了，也算给员工谋点福利。”
“吴总真有仁德之心。对了，你的女儿马上大学毕业了，有什么打算呢？”陈应问道。
“她想出国留学。目前已经拿到了美国几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都没有提供奖学金。你知道，我也不是什么富人，国营企业的老板都是假老板，收入就那么多。违法的事我又不愿做。一个字，难。”
“也许我可以帮帮忙。”我插话道。
“谢谢你，但这不合适，我有我做事的原则。”
“吴总，你听我说完。我的校友在美国的很多，有一个在一家基金会工作。这个基金会好象是专门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学生的，当然要符合他们的条件才行。这样吧，你把你女儿的资料给我一份，我帮你联络联络，看是否够条件取得他们的资助。”
“是这样啊！那我先谢谢你了。”吴仁客气地对我说。
在我的努力下，吴仁的女儿最终获得了资助，圆了去美国的留学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