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再生能源利用的社会经济条件
能源可分为可再生的和可耗竭或不可再生的，后者是指矿物能源，如煤、石油、天然气。从地质学的角度看，矿物能源也在积存和生长，但其速度非常之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人类在短短的几百年间耗尽大自然几亿年内生成的矿物质能。以现在的消耗速度估计，石油将在几十年内耗尽；天然气将在不到100年内耗尽，煤则还可以用500年左右，这些都是将发生在几代人之后的事。如果我们抱着对子孙后代不负责任的态度，或者相信船到桥头自会直，将来的科学技术自会有办法对付，似乎可以高枕无忧地继续我们目前的生活方式。然而大量使用矿物能源造成的环境问题已经对我们这一代人敲起了警钟。气候变暖可能已经引起了持续的干旱，增加了灾害性气候发生的频率，它的全部后果远远没有表现出来，等我们把其中的因果关系完全搞清楚再来想办法时恐怕为时已晚。而气候变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燃用矿物能源排出二氧化碳，它是一种温室气体，能有效地阻挡地球表面向宇宙空间辐射热量。酸雨是一个更为迫切的环境问题，它主要是因为矿物燃料中所含的硫燃烧生成二氧化硫，再遇水蒸气沉降而发生。酸雨已在欧洲和北美造成大片森林死亡，大片湖水酸化使鱼类减少甚至绝迹，农作物减产，建筑物被腐蚀。酸雨在我国西南部诸省也已造成每年几亿元的直接损失。
正因为矿物能源已经诱发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再加上对人类前途可能构成的威胁，有识之士逐渐把眼光转向可再生能源，它们包括水能、太阳能、风能、植物能(指薪柴和秸杆)、海波能和地热能、潮汐能。除最后两项外，其余部都接来自太阳能。
水能是一种技术上十分成熟，成本低廉的能源，它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发达国家，凡是经济上可行的水能资源绝大部分已得到开发利用。但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利用率还相当低。将来水能全部被利用时，大概能占人类所需能源总量的不足10％，所以其他各种再生能源的开发仍属十分必要。
但是这些再生能源有一个共同的固有的缺点，即能源的密度十分稀。要采集到足够数量的能源必须有面积巨大的设备，如水电站的水库、太阳能的光电池板，风能的风扇翼面等。由于设备巨大必然需要大规模投资。再加上这些能源往往随天气及时间变化，为补偿这一缺点，更要求有相当的储能等装备从而进一步增加了投资的规模。但由于能源直接来自然界，它的供应几乎是无成本的，所以这些能源装备经济上的特点是投资极大而运行费用极低，成为一种特殊的资金密集项目。
迄今为止，再生能源之所以未能大规模地取代矿物能源，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经济上难以和常规能源竞争。但是由于能源使用的具体条件非常不同，而且太阳光、风等的供应随地点而迁，所以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使用再生能源会比使用常规能源更经济。例如在距离较远的海岛上，既够不上电网，燃料油的运费又高，而风能却充足的话，使用风能可能是最佳选择。类似地，在一些牧区，偏僻山村，再生能也能有效地与常规能竞争。随着利用再生能技术的进步和成本的降低，其适用范围将不断扩大。但是在通常条件下再生能比常规能低廉的前景至今尚未出现。所以即使按乐观的估计在下一世纪再生能所占的比例也只及常规能所占比例的不到1/4。
下一世纪，技术上和环境上存在许多重大的不确定因素，现在可以看到的一个可能，是大规模和严厉地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在这种情况下，节能技术的发展和再生能应用将得到巨大的推动力。在过去，再生能源的研究集中在技术方面，例如光电池的效率提高和风扇翼型设计，这些研究的目的是降低设备的单位造价，但很少注意到推广再生能利用所要求的社会经济条件。在能源政策的制定中改善这方面的条件有时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己如前述，许多再生能利用的投资是初置成本极高而运行费用极低的一种特殊性质的投资；换言之，这些项目在建设的初期一次性投入大量资金，以后在其整个使用寿命期内，每年产出的能源价值不低于资本的利息加上折旧费（如果忽略相当有限的运行费）。所以这类能源要能得到推广有几个基本条件，即比较容易筹集到足够数量的资金；投产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产品（指能源）的价格不降低；在整个生产寿命内社会关系的稳定。这些条件超越了再生能源本身的技术成就，而是开发再生能源的外部环境，然而对再生能源的发展至关重要。
先谈资金的筹集。一项再生能源利用的方案，即使按当地条件与其他能源相比更为经济合理，但因最初的投资高，如果贷款困难，最后只好放弃。例如建一个合乎规格的沼气池通常要三四百元以上的投资，在贫困地区这笔资金超过了一户的经济能力。虽然建他的各种其他条件都具备，而且由于使用沼气，增加了优质肥料的供应，减少了拾柴草的劳力需求，农户每年的得益大于投资的利息和折旧，但因借贷无门，只好仍旧用秸杆薪柴。解决资金问题通常想到的是政府出面给予低息贷款。其实政府并不是有效地融资的专门机构，银行和信贷合作社可能干得更好。但必须对再生能利用项目给予优先考虑，至少不能加以歧视。由于再生能源对环境的损害较少，给予优惠低息贷款也是应当的。
由于我国资金市场还处于创建阶段，资金的运用相当缺乏效率，即最应得到资金的项目往往得不到，资金反而用去搞了不少无效建设和重复建设。一个再生能开发受阻的例子就是我国水电建设的落后。我国水力资源异常丰富，居世界首位，但至今只开发了其中的不到1/10，水力发电的综合成本通常不到火电的一半甚至1/4，所以世界各国无不优先开发水电，他们的水力资源利用率都在八成左右，有的早已达到了100％。可是我国在分配资金时，多半因为水电投资太大而搁置。最近几年上马的几个大水电项目多半还是利用了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要知道，我国并不缺乏资金，我国国民经济中积累率一直保持30％以上，在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始终排在前五名。1993年城乡私人存款额已达到1．5亿元。如果有一个充分有效的公平竞争市场，资金所有者有权利寻求效益最好的投资项目，水电建设是决不会缺乏资金的，不仅水电建设缺乏资金，大的火电也缺乏资金。结果是用户分配不到足够的电力，只好自备小汽（柴）油发电机组。日本进口和国产的各种牌子的小发电机组已生产并配置了几百万千瓦。这种小机组单位功率投资大，热效率低，环境污染严重，造成资金和能源的巨大浪费。这一现象从80年代中期即已出现，至今仍不见改善。如果大电站的集资不那么困难的话，这种损失经济效益的事原不会长时间地持续存在。当然，资金市场之缺乏效率只是投资缺乏效率的原因之一，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投资决策者个人损益与项目效益的好坏缺乏联系。项目的效益好个人也得不到奖励；项目失败了，个人也不受批评。这种激励机制的错位与所有制结构有关。
再生能源技术要能得到发展的第一个条件是投产后产出的能源价格的稳定。反言之，如果能源价格起伏不定，投资的回收就缺乏保证。如果投资者预见到这种不稳定的可能，他将不敢贸然从事，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两次能源危机中由于能源高价而促成的许多能源开发项目。包括一部分再生能源利用项目，在1986年石油价格暴跌后，变成了亏损项目。所以那时舆论界紧急呼吁制止石油价格暴跌，说“暴跌造成的损失超过了暴涨的损失”。投资者有了这个教训，今后的投资必定要考虑未来能源价格的稳定性。
已如前述，目前的再生能技术还不能在一般情况下与常规能源竞争，能得到应用的多半是在某一些环境特殊的条件下。在这些条件下，与再生能源竞争的不是常规能，而是别的再生能源，甚至就是同样的再生能源。有的再生能源由于技术进步而使得成本降低。例如太阳能光电板的制造成本在近三年内大幅度地下降，使得以前设置的太阳能光电板失去竞争力，以前的投资变成了赔本生意。所以再生能技术要得到推广，一个重要条件是它本身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技术，而不是仍处于迅速变化中的技术。
第三个发展再生能技术的条件是社会环境的稳定性。由于再生能投资要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收回投资，这段时间内社会的动荡会使最初的投资遭遇风险。首先是政治上的稳定性。非洲有些地区十分适宜于发展水力、太阳能，但由于战乱不断，这些机会的利用根本提不到日程上来。其次是所有权的牢固性，最初的投资者如果不能得到保证关于他投资的收益权，甚至他对项目所拥有的所有权都会受到挑战，他不会愿意去冒这个险的。大项目如此，一家一户的小项目尤其如此。最后是经济环境的稳定性。如果通货膨胀剧烈，国家又管制物价，甚至有的国家频繁地变更货币，变相地掠夺百姓的财产，契约关系变得非常脆弱，都将不利于长期还本的投资项目。
从沼气在中国推广的经验，我们还可以发现一条重要的规律，即有些再生能技术，必须通过有关市场的建设，从而发展相关技术的专业队伍才能取得成功。沼气的关键设备是沼气池。最早以为建池的技术很简单，只要有劳动力和必要的材料，家家户户都可以自己干。事实上并非如此，农户自己盖的池不是漏气，就是维护不便，而且寿命很短。一直到后来有了专业建池队伍，他们积累了经验，制造了专用工具，严格把住材料规格，而且熟练掌握了施工规范，池的质量才有保证。沼气池的维护和出料要用专用工具，这也不可能是每家每户都备上一套的。专业建池的工匠不是靠行政命令成长起来的，而是依市场原则培养成的。即农户愿意花钱请工匠来建池和维护，因为这样做池的质量有保证，比之自己修更有效益。建池工匠因为以此为生，天天都在和沼气池打交道，他们很快成了专家，而且有了专用工具，这都是一家一户的农户不可能具备的。这个经验说明了市场推动了专业化分工，提高了生产技术，降低了成本。试看当今世界上几千几百种行业，哪一种不是面向市场，依靠市场获得发展的！如果各行各业部只为自己服务，人类只能停留在相当原始的生产力水平上。这个经济得以发展的最基本的经验，要我们再次把它应用到像沼气一类的再生能源的发展上。
薪柴是一种传统的再生能源，当今世界上大约有25亿人口仍依赖于薪柴，它提供的能源占人类消耗总能源的14％。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人们获取薪柴的速度超过了它再生的速度，因此造成了大面积的植被破坏，表土流失，土地沙化，导致了严重的生态问题。然而这一局面并不说明今后应当减少薪柴的使用，相反，如果使用得法，薪柴能不但不会造成生态问题，而且有利于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特别是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何以同为薪柴的使用，却可以导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关键问题在于它是否以科学的方法生产和管理。从树种的选择，土壤的配合、火虫、防火、采伐和运输、治安、储存等都必须有专门的人才去处理，而发展这一专业化分工的成功之道，和发展沼气池一样，也必须将薪柴的获取市场化，让人们从市场上去买薪柴用，出卖薪柴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业，再在政府的协助下，建立起薪柴生产的各个专业部门，他们各自在市场原则的基础上彼此合作。一旦生产薪柴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业，祖国几十亿亩宜林荒山立刻可以披上绿装。同时市场也培育出专门育种的种子公司，专门治虫的防虫公司，专门伐树的伐木公司等等。对于原来上山砍柴现在要花钱买的农民也并不吃亏，因为他们现在可以在与植树有关的公司中找到职业。正像美国种小麦的农民仍在市场上买面包吃，并不自己磨小麦、烤面包的道理一样。
有些第三世界国家，那里并不缺乏薪柴市场。但薪柴在市场上可以卖钱，进一步鼓励了乱砍乱伐，造成生态的更大破坏。原因是那里的林地和树木的所有权不明确，表面上说是公有，实际上是无人关心，无人负责，人人得而据为己有。可见市场的建设有一系列的条件，尤其是所有权必须明确。在美国、加拿大和瑞典等北欧国家，木材是他们的一项主要出口商品，生产木材是可以赚钱的。他们生产木材销售木材完全按市场规则办事，尤其是林地是私人财产，可以转让出售。我国是木材进口国，国内的木材价格比国际市场价格贵得多。另一方面我国农村有上亿的多余劳力，劳动的成本非常之低，同时又有十亿多亩宜林荒山。这些条件保证了在我国种树可以成为有巨大盈利的事业，更何况植树又有无形的生态效益。我们所缺乏的是有效的所有权保障制度，和由政府帮助（而不是阻碍）的林木市场的制度建设。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我们最经常说的一句话，然而它常给人以误解，以为科学技术可以脱离市场的支持单独去发挥作用。我国科技部门开发出了许多好的技术。然而大部分被束之高阁，缺乏市场支持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前面提到的资金市场的作用、经济环境的稳定、社会关系特别是财产所有权的保证，以及由市场推动所形成的专业化分工的形成，不仅对于再生能源的开发具有重要性，对于任何一项新技术的开发都具有重要性，1990年初我国农业部派代表团赴印度参加了国际沼气技术与实施战略会议，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我国是全世界沼气池建池最多的国家，因而也是最有经验的国家，但国际上发展沼气池所用的设备却多半从印度和巴西购买，而且价格并不便宜。造成这一奇怪现象的原因是我国沼气工业未能面对国际市场，因而不能发展成一个国际性工业，而别的同家虽然技术上未必比我们强，却瞄准了国际市场而捷足先登。已如前述，市场的扩大将进一步促进科研和分工，提高技术。所以我们如果失去了沼气池的国际市场，将阻碍我国沼气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其实不仅沼气工业存在这个问题，其他如水电、型煤、太阳能热水器等方面，我国的生产规模都相当大，国内市场已相当发达，但在国际上却并没有占有稳固的市场阵地，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老龄化社会增加储蓄将产生新问题
我国由于实行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社会的年龄结构估计在2000年时将完成从成年型转化为老年型的过渡。这一过程在中国只用18年，而在当今的发达国家中曾用了40到100年。突然的变化将为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其基本特点是每名劳动者所要负担的人口数增加，结果很可能是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降低。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各种建议被提出来。它们之中最核心的一点是增加储蓄，个人在年轻时要增加储蓄；整个社会从现在起也要增加储蓄，以便将来老年人增加时，这笔储蓄可以用于老人的生活花销。这种见解从个人的经验来看是正确的，但从宏观来看却未必正确。因为现在存钱将来还本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现在有人愿意借钱，而且存的款与借的款相等。如果因为老龄化而鼓励人们多储蓄，就可能发生存的钱超过借的款。当然，将钱借给外国是一种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办法，但如果老龄化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则不能以邻为壑。可见要使增加储蓄有利于老龄化问题，不但要增加储蓄，还要鼓励增加借贷，并使惜贷转化为投资。
个人储蓄可以采取多种形式：银行存款、买债券或股票，买期货，置房地产，囤黄金或外币。而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保证你的储蓄确实用在了投资。银行存款或债券最终的去向既可能是投资，也可能是消费，如果银行将钱借出去用于股票买卖，结果就可能变成消费。当某人买股票投机赚了一大笔钱，很可能他会将这意外之财用在挥霍性消费。这笔消费就是你的储蓄：因为从长远看，在股票投机集团的内部盈亏是相抵的，赢的钱不可能来自没有参与股票买卖的外部。购置房地产仅当有人将它出售时才有可能，从宏观来看只是财产的转手，并没有任何真的储蓄。买黄金则更不可能转化为投资，它与其他消费性购买仅有的区别是将来可能重新将它出售。
贷款如果用于消费则显然不利于解决老龄化问题。贷款必须用于增加投资才能起作用。但面对着一个老龄化社会，整体上的购买力在减少，企业家面对一个收缩中的市场，将对投资缺乏信心，投资很可能是不足的。目前西欧面临的经济哀退实质上与人口结构的变化具有深层次的联系，这是储蓄未必能转化为投资的原因之一。
投资并不等于生产力，资本还要劳动的配合才能形成生产力。在一个老龄化社会中，本来就有劳力供应不足的问题。当大量储蓄确实转化为投资之后，市场上将出现对劳动力的争夺，工资将上升。劳动是一种特殊商品，它的供应价格弹性很小，甚至可能是负的。因为人们的收入增加时，不愿意多花时间劳动去多挣钱，相反愿意多享受闲暇。将来的老人社会可能出现一种新奇的现象：生产需要工人，老人服务也需要工人，工资抬得很高，然而有劳动力的人挣够了钱宁愿在家多休息。用经济学术语说，一条下倾的供应线很可能与需求线没有交点，建立不起劳动市场的供需均衡。这是储蓄未必能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又一原因。
有了资金，如果仍旧沿用原有的生产技术，即使扩大了生产规模，仍旧解决不了老龄化社会生活水平下降的问题。因为按照现有的生产技术，资金和劳动的比例有一定的范围，而这一比例在老龄化社会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必须改变生产技术，使较少的劳动借助于机器设备来实现原定的生产目标。例如使用自动化机器，但如果生产自动化机器所消耗的劳动超过了它所能节约的劳动，这种技术仍无助于解决劳动不足的问题。
除了从机器设备方面节约劳动，更大的潜力在于减少由于人与人之间摩擦而耗费的劳动。买一张火车票要花上半天时间，办一张工商营业执照要几周之久，打一场官司则可能花费上千个劳动日。更不用说犯罪行为引起的从警察、法庭到监狱消耗多少人力了。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社会可以消灭上述一切人与人的摩擦，但一个社会在体制上的合理化确实可以减少这些浪费。从经济学来说，这就是广义的交易费用。想降低交易费用，必须完善法制，提高全民的教育水平，培养社会的道德风尚，并不断地改进政治体制。
缓解未来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有上述种种困难，从另一方面看，如果今天的政策不对头即很容易会加剧将来的困难。例如对自然资源的滥用（包括森林，矿产、淡水、动植物品种），对资本折旧提成的不足（小车不倒只管推），向国外大量地借钱。这些方面，值得我们严重注意。
1993年11月25日
小心你的辛勤储蓄变成了别人的高消费
由于群众对于通货膨胀的担忧，各人都在寻求货币保值的方法。现在市场搞活之后，可供选择的方案很多，买黄金首饰、外币、各种债券、股票等都比存银行拿利息有利，现在又多了各种渠道的集资。不少人把多年辛勤的存款从银行拿出来，按照自己的用钱计划及对市场的判断，将钞票变成了别的金融资产。对多数人来说，从收益的大小，风险的程度以及重新变为现款的难易来看往往将钱投入了高利率的债券。这种债券的还本付息期为半年至两年，利率比银行同期存款的利率高出一倍左右。
按市场经济的运行原则，资金持有人有权将钱投入最有利的项目。因为如果判断准确的话，那些无效益的建设将得不到资金，全社会的储蓄可用于最迫切需要的项目。在市场健全的情况下这些项目也就是获利最丰的项目。可是我国目前出现的股票热和房地产热，由于投机活动，使价格人为地抬高。用于股票及房地产的资金可以赚得巨大利润，鼓励了投机商出高利率去集资，吸引了更多的资金流入，在供应量不增加的条件下造成价格进一步上涨。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是利息率不断上升，群众不断将存款转为股票及房地产资金。只要不断有资金流入，以前买了股票或土地的商人，只要脱手就可以赚上几十万乃至上千万。他们赚钱毫不费劲，因此花钱也不心痛。他们花天酒地，一掷万金。上十万元的表，眼也不眨就轻易买进。近来几个大城市中令人眼花镣乱的高消费就是这样形成的。他们用的是群众多年积蓄的辛苦钱。
目前大多数的股票和房地产的价格已经高出了它们应有的价格。换言之，如果股票靠了分红利，房地产靠了土地开发去赚钱，它们的价格不可能高于获得同样利息的银行本金。实际价格之所以偏高好几倍，完全是出于投机心理，即预期将会有人肯出更高的价钱来买。这就是泡沫经济的特征。一旦中央银行强行收缩银根（看来为了控制通货膨胀，这一措施很可能要出台），投机资金缺乏，股票和房地产价格将惨跌，投机商把老本蚀掉将叫苦连天。
多数群众缺乏投资的风险意识，以为自己买的债券（有的甚至连债券都没有，只有一纸收据）总是安全的，投机商蚀了本是投机商的责任，他总要想办法归还本息。殊不知对有限责任公司而言，企业宣布破产之后债主只能按破产后企业资产清算的清偿能力来索回部分债务。何况有许多集资的单位和个人本来就是冒险家。赚了钱是他的，蚀了本不怕陪你打官司，了不起坐几年牢。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往往被大多数人忽略，即国库券的利息兔征个人所得税，而其他金融债券及股票的盈利都要照章纳税。现在群众纳税意识淡薄，税务人员力量单薄，偷税漏税成为正常现象。今后发展的趋势无疑将加强税收管理。税务局可以在企业还本付息时先从利息中扣除所得税，任何人也逃不了税。将这个因素考虑进去。高息的融资就没有多大的优越性了。
那么什么是较妥当的储蓄方式呢？我认为政府发行的免税债券是值得考虑的。虽然利率低，通货膨胀率可能高于利率，但大家都踊跃购买政府债券可以回笼货币缓解通货膨胀，而且政府集资去从事国民经济最迫切需要的投资项目，如铁路、港口、通讯、能源，这将消除瓶颈约束，增加国家生产能力，增加商品供应，进一步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希望有识之士慎重选择，把自己多年的辛勤积蓄用在最有价值的地方。
高速开发区所特有的问题
我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虽然其中有几次周折，但总的势头未曾逆转，两广及福建沿海更是高速发展中最耀眼的亮点。然而随着调整发展，也带来一系列难以处理的难题，弄得不好优势可能转为劣势，高速为停滞。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是头脑冷静的决策者应有的品质。最近世界银行的两位经济学家埃斯莱和彼里切脱在《金融与发展》杂志1993年12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经济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运气与政策”，专家讨论了发展能否持续的问题。通过对1960年到19ss年115个国家经济增长实绩的观察，发现了一条重要的规律，即持续增长并无必然性。换句话说，发展快的地区能否长期坚持并无一定的规律。过去由于日本、亚洲四小龙及个别非洲国家（如博茨瓦纳）实现了几十年的连续增长，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以为只要经济一旦上了轨道，持续增长便很容易实现，而糟糕的经济永远也翻不了身。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例如世界银行官员在60年代考察韩国经济时认为，“无疑1962～1966年的增长率会达到7．1％是不可想象的”，理由是50年代时韩国经济搞得很糟，但事实上韩国在1962～1966年期间内实现了7．3％的增长率。60年代初许多经济学家看好斯里兰卡的经济，认为在1962～1976年年间它会超过台湾，但事实上它只增长了0．3％，而台湾却达到了7．3％。50年代时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的发展很快，普遍认为会超过香港和新加坡（因为该两地人口高速增加，失业问题严重），但事实上后者的发展速度是前者的两倍。其他的例子还有菲律宾、缅甸、非洲国家，当时经济学界的预测都大大地偏离实绩，说明人们看问题易受与时当地环境的左右，圃于视野所及，没能注意到经济有其自身的规律。
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定量地说，就是后一阶段的发展速度是否与前一阶段的速度相关。上述两位经济学家引用了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的一篇文章的资料，将世界上115个国家1960～1973年间的平均人均增长率与1974～198S年间的平均人均增长率作了相关分析。
计算得出的相关系数仅0．2，说明1974～19％年问各国人均经济增长率的差别，仅有20％是受到1960～1973年增长率的影响，而且这一相关系数很大程度受了亚洲四小龙的影响，如果将四小龙的数据舍去，相关系数降到了0.1。如果检验一下1970年以后每30年为一段的23个同家的人均增长率，其相关系数也只有0．1。
经济增长未必能持续，这一结论给我国沿海高速增长区敲响了警钟。经济高速增长会引发一系列特有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处理欠妥，负面作用便可能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整个经济便可能转向停滞。下面就这些问题作一简单的分析。
1．投机活动是一把两刃剑。
投机活动是指在公开竞争市场上的买卖，其目的是通过买卖差价赚钱。换言之，投机者自己既不生产，也不消费，买进的目的只是为了卖出。这种活动包括我们常说的囤积居奇，贵卖贱买，“故意制造价格波动以牟利”等，但不包括官倒、内线交易、欺行霸市、串行定价等等。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证明，投机活动如果赚钱，是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而且这一部分赚的钱应计入国民生产总值。这意味着投机是创造财富的活动，并不只是财富的转移，或将别人口袋里的钱用欺骗方法赚进来。正因为如此，各个市场经济国家虽然多半禁止赌博，但都承认投机是合法的。但如果投机蚀了本，则是一种反生产行为。
投机活动对社会作出什么贡献？它的产品是什么？未来的价格或价格趋势是投机活动的产品，它对社会的贡献就是正确地预测了未来价格。如果预测错误，投机将赔钱，同时将导致国民生产总值的减少。
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交易频繁，商业机会大量出现，必定会吸引外地资金大量涌入。这些资金固然会有不少投向了工商实业，也会有大量游资投入到房地产、股票及其他金融证券所组成的投机业。对于处于快速变动中的整个地区而言，了解未来的价格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房地产。如果没有投机活动，房地产价格必定偏低，这将导致土地资源的误用，特别是如果有外商进入购买房地产时，他们将不费吹灰之力而赚取巨额利润。有了房地产投机活动，未来价格就能在现在反映出来，所以这种投机活动是有利于整体经济的。
然而参与投机活动的人未必都是经济学家，更未必都能准确预测未来价格，相反，绝大多数投机商的活动带有较大的盲目性。一窝蜂式的模仿行为往往把房地产价格炒过了头，于是就出现了泡沫经济。由于一切经济活动都要占有一定的空间，所以房地产价格是一项基础成本。如果房地产价格炒过了头，将导致成本的普遍上升，使经济失去竞争力。本来在市场力的作用之下过头的房地产价格自然会回落，但这将导致一大批人遭受巨额亏损，所以他们将竭尽全力维持过高的价格，于是将出现一段持续较量的相持过程，但最终的结果是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当地经济失去竞争力，或者是一大批房地产商人亏损破产，甚至两种坏结果先后出现，先是经济失去活力，继而房地产大跌价。当然，如果价格没有太过头，平稳过渡也是有可能的。
如何防止出现这种情况？一种天真的想法是政府对各种房地产设置最高限价。可是政府对价格的预测能力，未必比投机商更高。投机商尚且预测错误，政府怎能保证永远正确？治标不如治根，从治根说来，无非是完善市场制度。例如限制一天内价格波动的幅度，提供上反两方面的价格信息，开辟更多投资渠道，分散投资项目。当然，政府发布价格预测也是有用的。如果政府的预测多数比较准确，它就逐渐享有很高的信誉，并起到价格风向标的作用。这对抑制盲目投机有重要的作用。
2．外地劳动的融合。
随着大量资本进入高速增长地区，必将有大量人才、物资、信息、劳动力的流入，其中必须慎重处理的是外地劳动如何能和谐地融入本地。本来，外地劳动流入可以保持当地较低的工资水平，使高速经济增长避免工资的同步上升。根据台湾、韩国、新加坡的经验，这一点是持续增长至关重要的。这三个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工资低增长保证经济高增长和工资高增长导致经济低增长的经验教训。然而外地劳动与本地环境的融合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有时外地工人的权益得不到保护，外地人拥入造成住房、交通的拥挤、治安的恶化；较贫穷的外地人与较富裕的本地人之间出现对峙，甚至发展成阶级对立；文化较低的外地人不善于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有时组成自卫性的兄弟会，这种组织很容易发展成为黑社会，变为经济成长的毒瘤。四小龙除了新加坡都有过这类经历，此问题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通过政府功能的正常发挥，应该是不难解决的。然而在经济快速起飞时，当地政府既有准备不足、人力不敷的问题，也有各级领导工作作风从管制转变到服务的思想滞后的问题。如果外地劳动问题处理得不好，社会关系出现紧张，实业界人士对前途失去信心，资金人才就会外流，经济发展顿时会受挫。
3．外地人才、资金和信息与当地资源的稳定结合。
发展经济学在比较各国经济增长的经验后得出一条规律，即直接投资是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不同。后者具有很大的流动性，随时可能撤走；前者则直接带来人才、技术和信息。所以当地政府必须鼓励外地资金用于开办企业，为他们提供方便，特别是提供治安、交通、通讯、水电等基础设施的服务。
然而外地直接投资的目的是寻求利润而并非为了帮助当地经济发展。非洲有不少国家接受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开矿办厂，表面上很繁荣，但外国企业赚得大量利润都汇回国去，高级职员都是外国人，本地人由于存在失业，只能赚一个维持温饱的低工资。结果出现一种畸形的经济结构，即高度现代化的企业、舒适的住宅、豪华的购物中心和娱乐设施基本上是外国人活动和享受的范围。当地人所得有限，郊区和农村的面貌仍旧是穷困破旧肮脏。外地流入的资金必须稳定地和当地资源结合，才能保持发展的持续性。是否能做到这一点，从几个方面可以观察到。首先是本地人士要有培训的机会，并能晋升到高级职位；其次是外地资金生成的利润在比较各种投资机会之后仍愿意留在当地再投资；三是当地大众的消费水平有上升和扩大的趋势，借助于大批量生产创造出更多的规模利益；四是城市向外扩展，新开发区有良好的规划，逐渐改变当地面貌，只有当本地资源，包括房地产、人才、劳力、经济规模，能创造利润并形成积累去扩大再生产的时候，才能认为外地资源开启了当地发展的契机，才有持续发展的可能。
1994年4月18日
一石激起千层浪
——茅于轼教授向北大师生发难
1994年4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团委和学生会组织经济文化月活动。在开幕式上邀请了七八位北京经济学界著名人士到会发言，每人限定10分钟。由于时间有限，许多经济学家言犹未尽。会上大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十拭教授作了7分钟发言，提了七个经济学的普通问题，难倒了不少北大师生。
他认为经济学知识是每个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都应具备的，所以现在高中和大学里都要教政治经济学。但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能否传授有用的经济知识却可能存在问题，因此他出了七个普通问题，考一考非经济专业而学过一般政治经济学的学生。如果大部分问题都答不上，就证明当今的经济学作为一门大学里的公共课有加以改造的必要。这七个问题都不是冷僻怪题，但看来容易，却真难回答。七个问题激起了北大校园内一阵不平静的思考。
下面就是茅于拭教授所出的七个题目：
1．何以穷国和富国同工而不同酬？
从简单劳动如餐馆里洗碗，到复杂劳动如外科手术大夫，几乎一切行业中中国的从业人员所得到的待遇远远比不上美国同行的待遇。我们也可以不用货币收入，通过汇率折算，而可以直接比较吃、穿、住、用、玩的实际生活水平，这一结论仍旧成立。
有的经济学家解释说，一般而言，美国工人使用的工具先进，所以同样劳动产出的价值较多。可是拿洗碗，理发等服务业来说，工具的先进并不起多大作用。再说中国也有高度自动化的流水生产线，那么工人的待遇仍不能和美国工人相比。
由于穷国和富国同工不同酬，当他们之间发生贸易时，富国包含少量劳动的产品可以交换穷国包含大量劳动的产品，因而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是富国剥削了穷国。可是在没有贸易往来时，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仍旧存在，这显然不能用剥削来解释。正因为存在这一现象，所以不少人希望移民到富国去，使自己支付同样的劳动能得到较好的享受。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是财富唯一的泉源。根据这一理论，质量和数量相同的劳动应该创造出相同的价值，可是政治经济学从来没有对富国和穷国同工不同酬的事实作出任何最起码的解释。
2．投机活动是否创造财富？
这里我们将投机活动定义为一些人既不生产又不消费，买进只是为了卖出，并从买卖差值中赚钱的活动。这包括房地产、股票、期货的投机，也包括囤积居奇，制造价格差别从中渔利的行为。
如果投机活动不创造财富，那么投机赚的钱只是一种变相欺骗，把别人口袋里的钱骗到自己口袋里，那就和赌博没多少区别。世界各国政府多半禁止赌博，却极少禁止投机。
如果投机钱确实创造了财富，那么这一部分钱应该计人国民生产总值。那么请问，投机分子为谁服了务？生产出了什么产品？对社会作出了什么贡献？
3．据说，市场经济的特点是等价交换，意思大概是说买卖双方谁也挣不了谁的钱，同时谁也不会吃亏。可是做买卖不是小孩子玩过家家，而是为了赚钱。无论是国际贸易或是国内贸易，任何一笔双方积极参与的公平交易，都同时为双方带来利益。当然，这并不是说做买卖永远都能赚钱，蚀本的情况是存在的。但大多数情况下只要双方出于自愿同意，任一方赔钱的交易是做不成的。
如果承认了交换能赚钱，试问这新增的价值从何而来？
假定一头羊与一柄斧交换，交换之前和交换之后都是一头羊一柄斧，仅仅是变换了他们的所有者。从劳动创造价值来看，交换能创利更不能自圆其说。
你是相信交换能创造价值，还是坚信交换不能创造价值，你的理由何在？另一种说法的错误何在？
4．汇率是由什么决定的？
汇率是两种货币的交换比例。货币之所以有价，是因为它有购买力，因此货币交换的比例显然应该等于两种货币购买力的比。这种论断大量地流行于当今肤浅的教科书里，但其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两种货币的购买力的比取决于买什么东西。例如，用美元买汽车，其购买力约为人民币的20倍，但用美元买旅游鞋，两块美元也顶不上一块钱人民币。实际上，正因为买各种商品时两种货币购买力的比价不同，才有国际贸易发生。用美元买汽车便宜，而用人民币买旅游鞋便宜，所以才有中国出口旅游鞋进门汽车。
对上述问题比较接近的说法是汇率取决于两种货币的供需情况，当用人民币买美元供不应求时，美元汇价上升，反之则下跌。然而这一答案只是对现实的描述，并未从经济理论上加以说明。譬如这样的汇率和购买力比较有什么关系？这种汇率有什么特点？它是有利于两国，还是不利于两国，或有利于其中的某一国？
5．“有计划、按比例”有什么错？
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是“有计划、按比例”。每当国民经济出毛病时，我们总可发现是某种比例失调所引起的，所以事先把比例掌握好，就不致发生比例失调的毛病，因而才有“有计划，按比例”的说法。市场经济则是靠着成千上万个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价格机制来调节，它无疑带有盲目性。当然价格确能调节余缺，因为供过于求时价格下降，从而消费增加，生产减少；供不应求时则相反。然而这种余缺调剂能否实现我们所需要的比例，却没有任何保证，是什么理由，我们竞放弃了这个基本规律，改换为市场的盲目调节呢？
6．钱能不能度量价值？什么条件下它能？什么条件下不能？
我们知道，凡是不能交换的东西，都不能用钱度量其价值。健康是有价值的，然而不能交换。一个人生了病，不论他愿意出多少钱给别人，也不论别人有多愿意用自己的健康去交换钱，事实上也无法做到。除了健康，还有友谊、爱情、创造欲望和好奇欲望的满足等等，也都不能用钱交换。
那么，凡是能交换的东西是否都能用钱来度量其价值呢？工厂产品的价格高于它原料的价格，其差价是否精确地表明了工厂创造的价值？由于市场价格的波动，即使工厂内部的生产状况完全照旧，它创造的财富是否也相应地变动？一个人做生意赚了钱是否证明他也创造了价值？
7．是什么决定了一物的价格？
我们知道，价格等于成本加利润。一般而言，产品的成本是企业已知的，所以上述问题也可以表述为什么决定了利润。
利润的变化很大，有时可能是负的，这就是企业亏损；有时可能超过了成本，使利润率达到百分之百。企业没有不希望多赚钱的，那么是什么限制了利润呢？
合理利润又是多少？如果你是一名物价检查员，你将如何去执行任务？利润率达到什么水平可以称之为暴利？如果你认为利润率达到50％以上就可以算暴利，你如何去说服坚持10％作标准的人？
问题已经提了出来，答卷平均能评多少分，没有人统计。但从北大校院内沸沸扬扬的议论来看，大家开始反省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育是否有助于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大业？这种教学究竟给学生多少有用的知识？大学教学本来应该领先于现实的发展，可是这一门课程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当然，这些问题并不是仅仅针对北大的。但几十年来北大师生一直是我国学术和文化的先驱者，也许会在经济学的教学改革上率先行动。
1994年6月2日
充满辩证法的经济学
经济学是最容易使人陷入误区的一门学问。没有学过经济学的人常常对经济问题发表坚定的主张；学过了经济学，懂得了经济问题的复杂性，提出主张的时候往往要加上一系列前提条件；一些成了经济学大师的人发表意见时无例外地十分慎重，他们之中许多人自己也承认，对某些问题的看法随着认识的深入，也不断在改变，这使得他们更不敢发表一边倒的见解。当然，经济学的理论是牢靠的，不是模棱两可的，但在将他们应用到经济政策上时，结论就不那么明显了。中外古今，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结果与初衷完全相反的政策实在是不胜枚举，最普遍的错误就是对竞争性的产品用行政手段管制价格，这一类的错误不但过去已经犯过几千几万遍，而且现在还在犯着，中国百姓忽然在1994年大吃注水猪肉，有人说是奸商的新花样。可是商之为“奸”己有千年历史，中国人吃肉也有同样的历史，何以1994年忽然出现了猪肉注水？答案原来在限价上。看来限价不取消，注水肉就难以绝迹。猪肉问题只是目前许多限价引起的例子之一，今后类似的问题还会发生几千几万次。人虽是万物之灵，可在价格问题上却远不那么灵。当然，有的人看问题比我更深更远。他们说限价不起好作用大家不是不知道，但限价立刻给一部分手里有权的人带来巨大利益，所以总有人乐此不疲。
除了价格问题，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譬如说，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应提高工资标准。照一般常识判断，显然提高工资可以改善生活。可是从宏观来看，一国百姓的生活水平取决于总生产量，而不取决于货币工资。只有有利于提高生产的工资水平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从这个角度看，略低一些的工资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保持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而且保证工薪阶层货币收入的购买力。所以结论并非那么显而易见。我在《择优分配原理》一书中曾写过，避免政策错误的诀窍之一是从反面去想问题。如果某种产品出口不利，那么进口应该有利；物价上涨如果于人民不利，那么降价应该有利；增加消费如果于整个经济有利，那么增加储蓄应该不利。如果正反两个方向都是不利的，那么我们现在必定碰巧处在一个丝毫移动不得的最优点上，80年代中期煤价上调，以纠正煤价过低的毛病。但以后据说因煤价上升而引起物价全面上升，煤价相对于其他价格反而比以前更低了，如果此说不错，那么纠正煤价过低的办法是应该进一步降低煤价，使物价全面下降，而且降得比煤价更多。这显然与常识相悖。
目前中央特别关心农业问题。世界各国对农业研究的一个主要结论是，农业产量具有极大的弹性。如果投入要素增加的话，产量的潜力可以大大地被发掘。或者说，如果通过价格调整或剩余价值分配规则的改变而能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业增产是十拿九稳的，什么是正确的农业政策？这可以从反面去想问题：什么政策能最有效地打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答案会包括：限制农产品的价格，收购产品打白条，禁止农产品的自由流通，禁止农产品市场的形成，由一家垄断（往往是国家）欺行霸市，为化肥、农药、柴油等农业投入品的购买设置障碍，开出各种难于兑现的空头支票，把农民困在土地上不许出租多余的耕地，也不许选择别的就业机会而不是吸引农民去从事农业生产，强迫农民入股入社或者不许他们各种形式的自愿组合。当然，还可以有不少别的稀奇古怪的打击农民积极性的办法。担心农业出问题，其实问题就出在打击农民积极性上。中国农民是尊重市场的，他们甚至认为市场比人权还优先，所以才有拐骗妇女卖给农民做妻子的事。公安部门去解救时还得不到同情，农民抵制说人家花钱买的有什么错。照此看来由于市场造成的使农民吃亏的事，农民基本上是认帐的，农民在市场上吃了亏会调整自己的行为，使之适合市场的需要，但由于政策而使农民吃了亏，一肚子的怨气就会发泄在用掺杂使假来对付实施政策的人，或减少农业投入，逃避使他吃亏的政策。
在一个纯粹自给自足的社会里，像鲁滨逊漂流到荒岛上从事生产的情况下，只有技术问题而没有经济问题。他有最优分配自己时间的问题，最优利用土地以极大地满足他的消费的问题等等。但这一切最优化问题都是工程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它们可以用数学规划的方法来解决。但当有一群人通过互相交易来生产和消费时，单纯的数学规划就不够用了，必须加上对策论，这就是经济学里充满辩证法的根本原因，遗憾的是至今仍有不少人用工程的方法思考经济问题。用这种思想方法去制定政策则是危险的。
1995年1月2日
经济学中均衡与非均衡之争
均衡的概念是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它与最优状态相联系。当供需达到均衡时所产生的价格信号是使一切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的信号。在把经济学应用到政策研究时，恢复均衡往往成为政策目标。信息沟通和理顺产权就是有助于实现均衡的一些措施。一个系统的稳定性有赖于它变化中是否存在负反馈机制。关于这一点，理论上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受过正规训练的经济学家对此已不存在任何怀疑。
可是回到现实生活中时，我们发现市场永远在波动之中。股市、汇率、商品价格每分钟都在变动，均衡实在是一座永远达不到的空中楼阁。主流经济学对此的回答是：波动是外生变量引起的，例如人口在增加，新技术在出现，人的偏好在变化。而且尽管环境不断地破坏均衡，经济的变化仍是朝恢复均衡的方向发展。所以均衡概念仍是可以成立的，它仍然能很好地解释我们这个变动中的世界。
对于这样的回答，有一部分经济学家感到不满意。如果均衡永远是未来的事，为什么我们不研究现实呢？凯恩斯说过。从长期来看，我们都要死去。他这句话正是反对一些人老是强调长期均衡而忽略了现在。这个现在并不是过了一小时即成为过去的现在，而是每时每刻的现实。把目光转移到现实，可以发现一个全新的非均衡世界，它由不同的规律控制着。在这个领域里一个著名的流派即混沌经济学，它认为现实是在一组非均衡约束下的自组织过程。此时非均衡成为事物的本质属性，确定性的思维被概率型思维所取代，结果永无休止的波动代替了过程的收敛于均衡。
我们应该承认均衡概念对经济学的重要性，同时也应承认，过去我们忽略了非均衡同样是经济的基本规律。本来，均衡与非均衡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概念，然而它们确乎同时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现实是丰富多彩的，它永远比任何理论概念更为丰富。所以说现实之树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