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制度前景
——基于理论框架的分析
人类社会的制度前景是对一切门类的社会科学家具有诱惑力的重大课题。当今的制度可能朝什么方向演变，又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实际生活，因而又被每一个有头脑的社会公民所关切。然而，对制度的研究因为涉及的领域过于庞大复杂，尤其因为社会科学中迄今为止很少有相近于自然科学中那样清晰可信的理论，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格外困难。过去这方面的文献真是汗牛充栋，尤其是原苏联解体以后，原先相信共产主义制度必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信念已经崩溃，人类社会将朝什么方面发展，这已成为迫切要回答的问题。由于缺乏清晰的理论指导，大量文献多半以历史经验为依据。但是过去的经验互相矛盾的例子俯拾皆是，结果是越讨论越使人糊涂。要摆脱这个困境，必须动用清晰（不是模棱两可）的理论工具，从而提出在有逻辑上有比较坚实基础的结论。
微观经济学是建立在公理基础上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一门科学，它是为了克服稀缺性而建立起来的一门科学。它的结论有许多不同的表述方式，其中一种是“在竞争基础上形成的供需均衡价格可以引导资源最有效的配置”。从这一结论出发。我们可以推演出一系列未来社会制度的必要条件。
19世纪以来科技发展和工业进步，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生活水平。寿命大幅度地延长，教育普及,消费品极其丰富而且多样化。但同时资源消耗的加速以及由此引起的环境恶化成为日益迫切的全球性问题。换言之，资源的稀缺和环境容量的有限性成为今后任何一个社会制度都必须对付的客观约束。过去人们常以为依靠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产品可以极大地丰富，稀缺性不再成为制约。然而从微观经济学的结论来分析，克服稀缺性表面看来是科学技术的作用，但它必须在一个合理的价格结构引导之下，科学技术才会朝克服稀缺性的方向发展。反过来甚至可以这样说，只要有一个竞争的市场，均衡价格可以向以自利为目标的经济人提供发展克服稀缺性的科学技术所必要的激励和信息。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的市场会使科学技术不能转化为生产力，或引导科学技术朝错误的方向发展（在封建制度时科学技术成为帝王家庭的玩具或炼丹术，在社会主义时成为没有商业价值、专门向领导表演的技术），所以克服稀缺性的关键手段是竞争性的市场和均衡价格，而并非单纯的科学技术。
从市场与价格克服稀缺性的结论，可以导出关于人类社会制度前景的一个推论，即市场与价格将与稀缺性相依存。只要存在稀缺性，市场便是不可缺的。而我们面临着一个资源日益稀缺的社会，因此市场制度和价格机制将长期存在下去。迄今为止，我们还想不出能提供克服稀缺性的任何别的有科学依据的制度安排。
价格是克服稀缺性所必不可少的决策信号和激励手段，然而并不是任何一种价格都具备这种功能的。例如计划价格，从微观经济学看，本质上是一种扭曲价格，只有在市场机制下才能产生有效的价格信号。它必须是均衡价格。这种价格信号是众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竞争形成的，它的产生机制是生产者以利润极大化为目的、消费者以效用极大化为目的，并遵从物以稀为贵的原则，即供不应求时价格上升、供过于求时价格下降。换言之，均衡价格是供需双方协调利益冲突的产物。如果没有双方的利益冲突，就不可能有均衡价格的产生。从而我们又可以得到一条人类社会制度前景的推论，即全面的公有制不可能产生有效的价格信号。因为在全面的公有制中人民既是消费者又是工厂的主人，利益对立被消除了。此时工厂一生产的目的不是利润极大化，而是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于是价格就不能有效地形成。价格高一点，使工厂获得超额利润，但此利润最终仍用诸于民；价格低一点，会使工厂遭至亏损，但消费者获得低价产品，这本来就是工厂生产的目的。结果价格高低不形成任何区别，均衡价格就不可能形成。但应该注意到，全面的公有制虽然不可能形成均衡价格，部分的公有制却是可能的。因为公有制部分可以借助于非公有部分形成的价格信号来指导自己的资源流向，经济活动仍可以是有效率的。当今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不少效率很高的公有制企业便是证明。
在市场环境下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确实可以为克服稀缺性提供无限的可能性。换言之，物质产品的不断丰富是可以预期的。然而人们对生活的追求除了物质方面还有非物质的。或更精确他说，除了可交换的享受，还有不可交换的享受。前者包括一切可以在市场上花钱买到的，后者则包括寿命，健康、友谊、创造欲和好奇欲的满足，对自然环境的欣赏等。根据微观经济学的收益递减公理，在物质欲望不断被满足之时，它的相对效用将降低，而非物质的部分的效用将上升。于是人们将用更多的精力从事于非物质或不可交换的享受的追求。这种趋势将对人类社会制度安排产生深远的影响。当今人们奔走忙碌无非为了谋生和利禄，到了将来人们将花费更多的时间于“非生产性”的活动，即增进健康、友谊、创新、学习。非交换性的享受并非脱离人群的活动，它虽然不能用金钱交换，却是另一种意义的交换，或可称之为交流。今天我们很难预测这种交流会采取何种具体形式，但这种发展趋势看来是必然的。
追求非物质性的享受非但从需求一侧看，是普遍的收益递减律起作用的结果，而且从供应一方看也具有必然性。由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如果人类社会还要存在几百年几千年，节约资源就是一条不可违抗的原则。市场制度是一种能促使生产高效率的制度，因为生产中的浪费可以转变为利润，而且众多生产者之间的竞争迫使将浪费降到最低。然而市场制度在消费领域却造成巨大浪费。因为市场制度中生产的目的是销售而不是消费，东西卖出去了，生产的目的便已完成。广告和包装花费的巨大资源，大部分是为了销售而不是为了消费。而且生产者用尽一切办法诱使人们去购买，不论他们真的需要它还是一时兴之所致。所以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中堆满了没有读过的书，只穿过一两次的豪华礼服，积满了灰的摆设，过了时的首饰。美国人均能源消耗为中国的10倍，减少一点这类消费并不会降低他们的生活质量。当今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致力于消除第三世界的贫困现象，可是如果全世界的穷人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的话，资源有限和环境容量有限的制约马上成为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前面我们肯定市场制度和价格信号是有效利用资源必不可少的，但这个制度必须在消费方式上加以重大的调整，否则地球忍受不了对它的无节制的糟蹋。
应付自然资源日益减少的根本措施是回收利用。市场机制本身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要资源开采的成本越高，回收就变得更为有利。但是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资源不可能长远地百分之百地回收，即使是可再生资源如阳光、淡水，渔类，从更长远的观点来看也不可能永续不断。因为宇宙的发展趋势是熵的不断增加，资源回收本身是一个减熵过程，它必定伴随着另外一个更大的增熵过程。因此地球上的废弃物必定日益增多。如果人类社会希望生存得更久远一些，就必须十分珍惜地球消化废弃物的环境容量。这一要求却不是市场机制所能做到的，因为环境没有明确界定的所有权。市场只能解决有明确所有权的资源的有效利用。
前面提到非交换性的享受将变得更重要，消费效率有待提高，环境容量需要珍惜，都不是市场机制所能解决的。一方面我们需要市场以克服稀缺性，另一方面市场又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日益复杂的新问题，说明未来社会的制度必然是市场制度与非市场制度的一种结合。这里所说的非市场制度是一种什么制度，我们今天很难加以预测。可以想象得出的一条是，这一制度的立足点或推动力很可能是道德觉悟。事实上这种道德制度的萌芽已经可以在经济发达的国家里见其端倪，那里人们更重视社区组织，无偿为社区服务，建立社区基金，各种自发的环保组织纷纷涌现。人们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道德力量是薄弱的，只有商业利润才有巨大的推动力。事实上即使在市场制度内，道德仍起着不可忽视的伟大作用。市场的有效运作需要守信、敬业、尊重对方、协商精神，更不用说维持社会安定的家庭内部关系，并不是建立在利润基础之上的。随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成熟，我们有理由期待一个利益与道德互相补充的更健全的制度的出现。
1994年10月3日
方便怎么成了麻烦
过日子，我们大大要用钱买东西，但很少有人想一想为什么一张带花纹的纸（钞票）可以用来交换耗费了许多劳动才创造出来的商品。这个问题最精彩的回答是美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弗里德曼教授给出的：因为接受钞票的人相信别人也会接受它，所以他再次拿钞票去和别人交换时不会遭到拒绝。
钞票的发明给现代文明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如果我们回到用贵金属（金或银）交换的年代，大家会感到巨大的不便，光是那份重量就叫你吃不消。在买私人小汽车的展销会上，大款们用公文包装满了100元的钞票来付款。如果用贵金属，即使用24K纯金，一辆奥迪也要用到六七斤金子。何况还有精确称量、校验成色等一系列复杂手续。正由于纸币这些优越性，当今世界上已没有哪个国家继续用贵金属作主币了。钞票就没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了吗？别的毛病先不说，至少它不能挂失就是一大缺点，因为钞票是不记名的，它从谁的口袋里掏出来就证明它属于谁的。你的钞票不论由于何种原因到了别人口袋里，就成了别人的，你有口难辩。正由于这个原因，才会有扒手、强盗、骗子。他们略施小计，你的钱就到了他的口袋里。如果钞票要记名，就会招来一个新问题，即如何证明持票人确实就是钞票上注明姓名的人。当然我们可以假定记名的钞票必须同时出示有关的身份证明，方属有效。可是这又出了另一个问题，即持票人必须随时携带身份证明，这又造成了新的不方便。何况身份证也可能和记名钞票同时被偷被盗。
记名钞票的这一难点终于被一个聪明的美国人想出了突破的办法，这就是旅行支票。任何人都可以到银行去购买旅行支票，只要多付l％的手续费。旅行支票上有两个签名栏，当你购票时在其中一个栏里签上名。在你用旅行支票付款时，必须当着收款人的面在另一个栏里签上名。旅行支票不仅可以记名，而且可以指定收款人。当收款人核对两个签名一致时，便确认付款人确实就是原先购买支票的人。别人即使拾到了旅行支票，也未必敢于当着收款人的面假冒签名。顾名思义，旅行支票是专为出门携带现款的人设计的钞票。为了使购票人放心，发行旅行支票的银行还允许持票人挂失。万一旅行支票被窃或丢失，可以电话通知银行挂失，银行立即将等额支票补发给你，并将原票注销。当然，这一办法为诈骗开了一点方便之门。几年之前我国的旅行支票刚刚流通时，有一个伊朗籍公民，先后数次在国外购买几万美元旅行支票，接着就去银行挂失，得到了补发的新支票，然后又到我国来用已经挂了失的旅行支票付帐。因为他多次作案，被银行识破，逮捕后被判了刑。虽然发生了这些损失，银行并没有改变发行和使用的办法，譬如要求持票人等候银行去核对该支票的有效性，因为如果这样做旅行支票就失去了它的方便性。这一制度上的创新使出门携带现款的人大大增加了方便和安全，而代价仅是票面价值的l％。银行则由于这项服务发了大财，包括最初想出这一办法的那个聪明的美国人，他后来成了百万富翁。
最近，我的一位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朋友，为希望工程捐款100美元。他用旅行支票付款给我，当即我就先垫支870元人民币汇往受援地区。过了几天才去中国银行某一分行兑现。由于我不是原购票人，而且两个签名栏内已经签上了名，签发人指定我作为受款人，所以我必须出示我的身份证明。可是银行将旅行支票当作普通支票，要等40天之后才能付款给我。银行要核对此票的有效性，而且要用40天之久。
40天之后我再次去银行领款时。又被刁难说证件不合标准而拒绝。一个专门为增加方便而设计的制度，到了我们这里反而成为低效、难办、拖延的制度，看起来是一件小事，可是我国在各种制度的设计中太缺乏效率观，大大地提高了社会成本。我在前一篇“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一文中就列举了许多日常琐事，它无谓地消耗了巨额人力物力，而且制造了人际关系的紧张。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种不愉快的经验，同时又在制造或执行着这种制度叫别人品尝。我们每个人共同“努力”制造出一个互相提供苦果的工作方式，使我们难于摆脱受穷又受气的困境，这个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
1994年
政府对发展私人汽车的政策
大家在讨论要不要发展私家小汽车。其实，并没有人绝对反对，也没有人说要不顾一切地去发展，争论的实质是应该发展到什么程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应该让市场本身去决定要发展到什么程度，还是应该由政府对此加以扶植，或是加以限制。
微观经济学的重大成果，是肯定了市场的作用。如果不存在外部性，市场本身可以通过公平竞争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譬如人们应花多少钱去旅游，应该多喝饮料还是多吃粮食，如此等等。都不必政府来参与。政府的作用只是站在一旁监督市场规则的严格遵守就行了。然而如果某种商品存在外部性，市场就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而必须有政府的直接介入。外部性是指商品价格不能完全反映参与各方的利害时的现象。譬如工厂生产产品时排出污染物，损害了当地居民的利益（负外部性）。调养蜂由于蜜蜂授粉，使当地农作物增产（正外部性），都是外部性。对于负外部性，政府应使居民所受的利益损失转化为工厂的成本，也就是向工厂征税，用来补贴受损的居民。对于正外部性，政府应向受益的农民征税，用以补贴养蜂人，这种办法称为外部性的内部化。存在外部性时，经济效益和社会相背离，经营者追求自身的经济效益却不能实现社会整体效益的最佳。内部化的方法就是解决两个效益不一致的手段。工厂排污的外部损失转化为工厂的生产成本，养蜂的外部利益转化的养蜂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依旧可以做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是内部化的办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充其量只能对外部性的扭曲多少起一点限制作用，比之不采取措施应该好一点。
小汽车这种商品是否有外部性？回答是肯定的，而且是一种负外部性。首先它排出带污染的气体，损害了居民的环境；其次汽车增加了道路的拥挤，造成堵车，浪费了其他人的时间，为了解决堵车问题，势必要多修道路，增加立交桥，这些都是花费巨大的工程。如果工程费用不是由开车上路的人负担，就会由其他百姓负担。这不但不公平，而且会鼓励大家去买车，造成马路上格外地拥挤，因为使用马路不必付费。
用内部化办法解决外部性问题，其实质是使权利和责任对称，任何人不得不付代价地损害旁人的利益。治理污染的原则之一就是“污染付费”，同样地，解决道路拥挤的办法之一就是开车上路者付费。北京在近几年内修造的二环、三环等道路工程，花费几十亿元。平均在每个北京市民身上的负担每年超过1000元。将来还要造更多的路和桥，花费还要多。然而这些道路完全是为了汽车，其中大约90％是小汽车使用者，行人和自行车不许可进入。一般而言，经常使用小汽车的人都是收入水平较高的阶层。如果从一般市政税收去支付造桥造路，无异于让一般百姓去为高收人家庭义务劳动。上面这些讨论无非是想说明，政府必须对使用汽车的人额外征收道路交通税。征收的具体方法可以在购买汽油时征收，或在买汽车时征收，或在车辆年检时征收，也可以在路上设卡。这要比较何种方法的社会成本更低，税赋更公平合理，偷漏税的机会更少。拿北京的情况而言，粗估每辆汽车每年大约要缴近一万元，才可保证道路的建设、维修和管理。
我曾去过新加坡、香港、马尼拉、汉城。比较这四处的城市交通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一个奇特现象。新加坡和香港是城市国家（或地区），弹丸之地汽车又非常之多，想起来堵车现象必定远比马尼拉和汉城为严重。但事实上恰好相反。新加坡和香港虽然也有堵车，但等待很少超过五分钟，而马尼拉和汉城堵车半小时乃至一小时是家常便饭。所以马尼拉的豪华饭店装备有直升飞机，用来沟通旅馆到机场之间的交通，否则根本无法保证赶飞机不误点。其所以有这一超乎寻常的现象，是因为香港和新加坡对汽车课的税极重。在这两个城市里，新汽车的牌照费大约是汽车本身价格的二至三倍。政府收了如此大的一笔钱用于交通建设和管理，这种政策一方面适当限制了小汽车的数量，一方面改善了道路和交通条件，减少了需求，增加了供应。所以交通状况得以保持较正常的秩序。当然，道路的拥挤不光是买新车的人造成的，每一辆在马路上跑的汽车都应承担同样的责任，所以为了避免拥挤也应对已经上了牌照的汽车征税。附带说一句，北京开始对迁入北京的外地人征收城市容纳费，每人10万元，但只对外地迁人北京的人收容纳费，难道已经在北京的人就不引起城市的容纳费吗？
适当限制小汽车，相应地必须发展公共交通，包括地铁、公共汽车、电车，还可算上出租车。公共交通的建设也是花费巨大的投资。从经济学的资源配置有效性的要求出发，公共交通也不应当由政府补贴，换句话说，不应当由不使用公共交通的人去为使用的人支付费用，但从公平的角度看，使用公共交通的人多半是一般工薪阶层，收入比较低，用全部纳税人的钱去补贴他们．也还勉强说得过去，然而补贴也应该有个限度。
据我看，目前北京公共交通收费太低，已经低得不合理，大大地脱离了成本。这将极不利于北京的公共交通建设。
为什么穷国和富国的人同工而不同酬？
上面的这个问题我曾经在几个不同的场合提出来过，引起了不少讨论和深层次的反省。下面先将这个问题再复述一遍。
何以穷国和富国同工不同酬？从简单劳动如餐馆里洗碗，到复杂劳动如外科手术大夫，几乎一切行业中中国的从业人员所得到的待遇远远比不上美国同行的待遇。我们也可以不用货币收入通过汇率折算，而可以直接比较吃、穿、住、用、玩的实际生活水平，这一结论仍旧成立。
有的经济学家解释说，一般而言，美国工人使用的工具先进，所以同样劳动产出的价值较多。可是拿洗碗、理发等服务业来说，工具的先进并不起多大作用。再说中国也有高度自动化的流水生产线，那里工人的待遇仍不能和美国工人相比。
由于穷国和富国同工不同酬，当他们之间发生贸易时，富国包含少量劳动的产品可以交换穷国包含大量劳动的产品，因而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是富国剥削了穷国。可是在没有贸易往来时，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仍旧存在，这显然不能用剥削解释。正因为存在这一现象，所以不少人希望移民到富国去，使自己支付同样的劳动能得到较好的享受。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是财富唯一的泉源。根据这一理论，质量和数量相同的劳动应该创造出相同的价值，可是政治经济学从来没有对富国和穷国同工不同酬的事实作出任何最起码的解释。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抓住市场经济中的劳动报酬和自给自足经济中劳动报酬的区别。劳动创造价值的命题固然不错，但完全没有注意到不同经济制度中劳动报酬是不同的。在自给自足经济中，劳动的报酬就是他自己的劳动果实，与任何别人都不发生关系。别人的劳动好坏，甚至是否存在周围人群，都不影响他的报酬。然而在市场经济中劳动的报酬是货币，货币的购买力就和别人的劳动效率有关。换言之，市场经济中劳动报酬的多少取决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一个社会由于制度安排的不合理，存在巨大浪费，其中每个成员的劳动报酬都要受损。所以问题的答案要从经济效率中去寻找。
什么样的社会具有经济的高效率？说起来很简单，那就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可是做起来却远非如此。
先说人尽其才。在自给自足经济中无所谓人尽其才，因为每个人都做同样的事，都要种粮、种棉、造房子等等，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然而在市场经济中，有成千上万种不同的职业，各人的才能秉赋也有极大的差别，市场为每个人发挥自己的专长提供了机会。仅仅由于这一点，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得以极大地提高。所谓职业，就是一个人为其他人服务的途径。由于社会有了分工，形成了职业，每个人向别人提供自己专长的同时，也享受到别人的专长，你可以享受到名厨师烧的菜，听到第一流音乐家的演奏，欣赏尖端运动员的表演等等。所以寻找工作或谋职，是寻求自己最有专长、最有兴趣的工作，并不是放在一架机器里做一颗螺丝钉。
然而如何保证各人能找到最能发挥自己长处的职业就远非易事了。叫医生去种地，叫音乐家去炼钢铁，叫炼钢工人去管大学，社会就要遭难，每个人的收入都会降低。每种职业需要的人数不同，而且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和人们消费习惯的改变，还会有新的职业出现。人的才能和兴趣是由各人主观决定的，它未必正好满足社会的需要。会唱歌又想当歌星的人远远超过社会可以容纳的歌星人数，所以从宏观上看，要满足每个人的要求是不可能的。市场有一种筛选机制，在一个充分公平竞争的市场内，它会区别出谁是世界级歌星，谁是国家级，谁是地方级，谁是卡拉OK级。上不了级的说明他在这方面与别人相比并无优势，他应该寻求其他机会来为社会服务。一个社会要做到人尽其才，就要有劳务市场，要有人才交流，而且要让一切人支付很少的代价就能方便地利用这些设施。政府应帮助失业人员重新培训；学生在进职业学校或在大学选科时应当得到充分的市场信息和政府的指导；就业和人才情况要有充分的信息交流，尤其是人事部门要帮助人员的优化流动，而不是设置障碍，或自以为是地瞎指挥。
要鼓励人尽其才，就应对施展才能的人给予恰如其分的报酬。一个社会如果经常亏待创造了更多财富的人，就说明这个社会在制度上出了毛病。人出于公心，无私奉献当然值得鼓励，然而作为一种取得报酬的制度，却决不可一味强调觉悟。尤其是，如果创造财富的人没有得到应得的报酬，这部分财富必定被没有创造它的人所瓜分。中国虽然还穷，但有许多地方比最富的国家还阔气。中国街上豪华型小汽车的比例大大超过美国；中国公款吃喝一年几千亿；非但吃喝，连嫖赌都可以报销；中国开会时多半要送礼品，有些名人家里的公文包堆有几尺高。至于贪污贿赂，不义之财更不在话下。这些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可是没有分配到创造它的人手中。却分给了不相干的人，人们的工资所得怎么能不减少？在传统经济学里常说社会要做到按劳分配，在市场经济中则应该由市场来决定分配，这就是“要素市场”。如果能杜绝一切非要素市场的分配，堵塞了漏洞，人们的劳动报酬当然会提高。
我们进一步要问，为什么有一些人并未创造财富却能分享别人的成果？这与一个社会如何在其成员之间分配全部产品的制度规则有关。所谓经济制度就是人们分配社会产品的规则。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出卖生产要素，从而获得其收入。学过宏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方法有二，一是将最终产品的产值相加，二是将要素所得相加。这二者应当是一致的。此处暗含的意义就是，创造出来的财富都分配给了创造财富的人。在计划经济中，人们从事生产不是为了出卖所创造的财富。社会也不鼓励人们追求自利，相反鼓励劳动而不计报酬，这当然很高尚。可是没有分配出去的财富却为少数侵占别人利益的人创造了机会。他们手中有权，权可以与钱相交换。这种分配制度不但存在于要素的使用上，也存在于消费品市场。有一部分消费品不是拿钱就可以买到的，还与“此人是谁”有关。过去友谊商店要持外国护照才能进入；特供商店专供持有特供证的人；软席卧铺票必须是处级以上干部才可购买。在这里也是权在起作用。我国在引进市场机制的过程中，这些分配规则已逐步地被市场交换所取代。市场化的过程就是用钱代权的过程。
再谈谈物尽其用。每种资源都有许多不同的可能用途，粮食可以吃，可以做饲料，做工业原料，也可以出口；电力的用途则更广泛，也许可以提出1000种。究竟每种资源如何分配，何者最急需，需要多少量，这都属于“物尽其用”的范围。从另一个角度看，每种资源又有不同的生产方法。发电可以用水力，也可以用火力；火力发电又可以烧煤，烧油或烧气，还可以用核能；用燃煤发电机组，可选用的技术路线又有许多种，在每一个特定的条件下，必定有一种技术是最节约的。比如在靠近煤矿的地方，煤得来容易，就不必用复杂的技术去节约煤，因为复杂的技术是要花费成本才能得到的。这许多资源配置的问题，外行人看起来似乎不难解决。正好像Ａ小姐和Ｂ小姐谁更美一些一样，每个人都能容易地作出回答。可是经济问题不是主观价值判断，它要经受客观检验。而这个检验的根本问题是如何确定一个客观标准，只有市场经济制度下这个问题才得到彻底的解决。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始终建立不起一套客观评价系统。过去人们常说最大的浪费是计划中的浪费。造成这种浪费的根本原因不是计划人员不努力、不聪明，而是作为一切经济评价基础的价格出现了扭曲。价格完全是价格管理部门的主观产品，尽管他们也力图“使价格符合价值”。可是，什么是“价值”又陷入了无穷尽的争论之中。
市场经济另辟溪径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摆脱了一切理论上的争论。直接从实践中找到了答案。它的方法是让市场去调节价格，供不应求时，价格上涨；供过于求时，价格下跌，最后使一切商品和服务均处于价格均衡的状态。在此状态下用钱可以买到任一种商品和服务，而且每一种商品和服务都可以按均衡价格出售。于是钱就成为衡量价值的精确度量。因为价值不存在绝对的度量，一物的价值完全是相对于它物而言的。一件甲物可与两件乙物交换，我们就说甲比乙的价值高一倍。当一切物品的价格都经过供需调节而达到均衡状态时，任一种商品都可以通过钱的媒介与另一种商品交换，钱就成为价值的标准。在计划经济中人们怀疑用钱度量价值的客观性，因为许多东西不是单纯用钱就可以买到的，像黄金、外汇、土地等，还被排除在交易之外。一商品的价格直接或间接受其他商品价格的影响。如果有这许多商品不能通过钱来交换，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都将被扭曲。
在一个允许价格随商品的稀缺性浮动的经济内，资源会流向最能发挥其作用的地方，不必由外人去干预。最近北京发生了王府井新华书店搬家之争。不少人听说在王府井开了几十年之久的新华书店被迁走，觉得非常惋惜。有的人认为书店被商业挤走是斯文扫地，于是乎动了感情，非要挽留不可。但是在一个发育完善的市场内，书店应该设在何处？一块土地该派什么用场？市场的竞争自然会作出判断。书店并不是放在繁华区最恰当，一块价格昂贵的土地是不是应该用来开书店也是大有疑问的。美国的金融一条街华尔街，银行林立，但并没有书店。解放前的上海外滩也是银行和海关的地盘，到了计划经济年代，外滩这块宝地变成了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所在地。现在引进了市场机制，外滩又要办银行了。资源能用在产出价值最大的地方，整个社会的生产力能得到发挥，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能直接或间接受益。
市场经济通过价格均衡不但解决了经济评价的客观标准问题，而且提供了激励机制，因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提供稀缺商品而得利。在一个具备正确评价系统的环境内，每个人的努力都为增加社会财富起了作用，任何浪费的劳动将被市场惩罚，表现为企业的亏损。所以市场经济具有非凡的活力。人类社会引进市场机制的二三百年来，社会的生产力空前提高，寿命延长，教育普及，生活呈现出极其丰富多彩的情趣，这是近千年来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的，即近二三百年来的物质文明的进步，似乎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但从深层次分析，这是一种肤浅的认识。首先，发展科学技术要聚集一批有专长的人才。在计划经济时代，以红代专，把大批有巨大科学潜力的人送到工厂、农场去接受再教育，当时提出这样做的理由也是极其动听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事情决不可能发生。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只是提供了生产工艺的许多新的可能性，并不能指出哪一种可能对社会有益。只有可以商业化的技术，它能降低成本，节约资源，才有推广的前途。这一筛选过程也只有在市场制度之下才有可能。当然，市场环境为发明人提供了巨大物质报酬，成为科学技术的推动力。
分工是社会生产力的重大泉源。因为通过分工可以实现专业化生产，使各种自然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北方人要吃桔子，不必自己去种，可以利用南方的气候种植桔柑，然后通过交换得到它。分工又可以利用大规模生产降低成本，分工又培养了各种专门技术的工人。一个人专攻一种技术，一定可以做到精益求精，并创造出高效的专用工具。分工是在价格引导之下发展的，它使各人各地发挥其独特的优势。计划经济是有分工而无正确价格的制度，它无法区别出何人何地具备何种优势。在计划经济时代不少该进口的东西在出口，该出口的东西在进口，正是价格错乱造成的。
市场有这许多好处，人们参与市场难道就没有成本吗？有的，这就是交易费用。它包括搜寻价格和交换对象的信息费用、谈判和制定合同的费用、万一毁约的损失和诉讼费用。要降低交易费用就要有畅通无阻的信息交流，各种制度的透明规定，精简高效的行政手续，与人为善的政府管理，诚实且守信用的商业行为，有妥协退让精神的谈判对手。我国在交易费用上的巨大浪费，是我国不能迅速致富的极大的原因。手续繁，互相推诿，重复谈判，责任不明，使得做成一笔生意十分困难。极高的交易费用阻碍了市场交换，购买不如自己生产，这是我国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原因。交易费用高与所有权不明确有关。公有制的财产究竟谁有权说了算非常模糊，于是扯皮就成为必然。明确界定所有权可以大大地节约交易费用，己为我国的实践所证明，所以近年来我国经济界对明确产权给予了特殊的注意。社会的经济效率从更深层次分析，还与人们的道德水平有关。杀人越货，欺诈勒索都是犯法的事，都有法律在管理。但开会不守时，说话不算数，工作拖拉，得过且过，待人粗暴，这些都不算犯法，却会造成重大浪费。光是开会开车交货付款不守时造成的不便和纠纷，一年的损失可能上百亿。工作马虎，产品质量差，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显著的特征。门窗关不严，马路不平，厕所漏水，路灯不亮，书籍缺页，邮件送错，电报延误，打电话总机无人接，更不用说各种劣质产品，这种质量问题己变得无孔不入，无奇不有，我们每个人天天都在品尝互相提供的质量苦果。这类的经济损失每年至少几千亿元。质量的背后是责任心、敬业精神，总之是道德问题。有人以为市场经济就是人人追逐私利，是道德沦丧的经济，这是极大的片面理解。事实上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是讲礼貌、重信用、守秩序、尊重人、富有同情心的社会。道德和市场并不互相排斥，而且是相辅相成的。
市场制度如此美妙，它就没有改进的余地了吗？人类社会还要进步吗？它应迈向何方？当然，市场制度虽然比之人类社会过去尝试过的各种制度优越得多，但它自身包含着深刻的矛盾。最主要的是资源的严重浪费，它起源于人类对物质欲望无休止的追求。市场经济也没有找到解决公平与效率的有效手段。过分地突出个人权利，发生了权利和责任的脱节，表现为吸毒、依赖心和社会的两极分化。而且市场规则之有效，仅仅限于处理企业、家庭之间的关系。在企业内部和家庭内部，市场规则并不适用，甚至还产生负作用，工人不能事事与老板处于平等地位讨价还价；家庭内部更不能“按劳分配”。我国国营企业的缺乏效率，以及改革开放以后家庭的稳定性严重被削弱，都与市场制度的泛滥有某种关系。
1994年11月20日
建立绿化祖国的新机制
经过中央的提倡，人民的积极参与，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己从停滞多年的12.8％提高到13.9％，然而这令人兴奋的数字掩盖了事实的另一个侧面，即可采伐的成熟林依然面临短缺。以我国两个主要采区内蒙和东北为例，前者的林木蓄积量与1949年相比减少了80％，后者单位面积的林木存量减少了40％，这将严重限制今后的采伐量。现在我国木材价格已经很高，每年从国际市场进口近10亿美元木材及其制品，但因人口增加及经济发展对木材需求增长的速度必定超过树木生长的速度，木材价格将继续上升。同时因各国都关心生态保护，对木材出口趋于减少，所以国内木材价格很难借助国际供应而降下来。这一切使得种树在我国可以成为一项获利丰厚的行业。国务委员陈俊生强调，要把林业作为绿色产业来办，正是针对这一分析作出的结论。
过去几十年来林业发展基本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推进的，对经济效益重视不够。全民义务植树的政治动员，虽然对唤起全民重视绿化祖国起了重要作用，但从经济上看，也是成本高，收效低的方法。正因为投入多而产出低，再加上国家能投入的人力有限，绿化进度极不理想。按目前国家通过计划拨款直接用于造林的每年不足10亿元，照最起码的单位造林投资所需资金计算，这样的投资造林速度半个世纪也不能将宜林荒山全部披上绿装。另一方面我国城乡人民储蓄存款已超过几万亿元，如果将这笔钱的1％投入造林，也比目前造林投资强10倍，造林的速度可以大大加快。
传统造林方法不需投入大量机械设备，倒是耗用大量劳动，因此是一项劳动密集产业，而且造林技术简单，普通农民都可以参与。一旦城市资金流入穷山沟成为穷苦农民的工资用于造林，荒地加上阳光雨露每分钟都能生长出财富来。现在贫困地区的剩余劳力流向沿海地区，固然对全国经济产生有益的效果，但引起的社会成本也是巨大的。农民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环境往往不易适应，他们承担的家庭分离的痛苦引起不少难以用金钱计量的社会成本。对城市而言，增加了住房、交通的拥挤，有时产生新的治安问题。运送5000万农民往返东西部之间，已成为我国铁路系统无法承担的巨大压力。尤其严重的问题是西部贫困地区流失大量精壮劳力，使当地的经济更难赶上发达地区，长此以往不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相反，将几十乃至成百亿绿化资金注入贫困地区，将对当地经济产生巨大推动作用。钱是交换的媒介物，是市场发展的触媒剂。钱流入缺钱的地区将促进当地交换和分工的发展，使面貌迅速改观。
对城市居民而言，在银行存钱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因为我国资金市场很不发达，很少有其他的投资渠道可供选择。如果资金可以投向绿化祖国，还有高出一般的投资回收率，居民无疑会乐于出资。将钱投入于绿化和存入银行有完全不同的宏观经济后果。如果投入绿化，钱已变成了树木，万一发生通货膨胀，投资者也无法将它重新变成钱到市场去抢购（除非有另一位愿意将钱从市场上转移去购树木，从而减少市场上同样数量的资金）。而且投资者也根本不会惧怕通货膨胀，因为木材的价钱会跟着通货膨胀而上升，所以投资造林将有利于宏观的经济稳定。
树木除了本身生产出木材及相应林产品之外，它还产生重大的生态效益。植树有利于水土保持，减少江河中泥沙含量，延长全国上万个大小水库的寿命。森林是动植物的最佳栖息地，因而增加森林有利于保护濒危物种。每一棵树又都是一个小水库，下雨时涵蓄雨水，干旱时通过蒸发将水分返回到大气中。大气中的水最终有一部分重新成为降雨，所以植树是毋需投资的水库建设。有的学者认为森林可以形成一条空中河流，其输水量不小于长江西段南水北调的水量，而投资仅几十分之一。森林又有利于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从而降低温室效应造成的气候变化的危险。国外学者研究一致的意见认为森林的生态效益比之它的直接产出的经济价值大五倍乃至十几倍。对于中国严重缺树的国家而言，这个数字应该接近其上限，所以投资于绿化的人，无意中又为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做了好事。
城市储蓄投资于绿化造林，既然有如此大的效益，何以没有成为现实呢？首先是过去几十年所建立起来的绿化机构、管理制度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人们办事的方法习惯完全与以商业目标导向的林业不相容，因此要进行巨大的制度建设工作。其中主要有四方面：一是关于林木所有权的保障，使谁投资谁收益（有别于谁种谁收）的原则能牢固地确立。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司法及日常管理上要有一整套的具体办法，特别是当地政府，包括林业行政、公安、交通、市场管理各部门的全面配合，使林木所有权不受侵犯。第二是发展森林保险业。造林是风险很大的投资，有虫灾、火灾、干旱等难以控制的因素，一旦受损投资可能全部化为乌有。为了解除投资者对风险的顾虑，必须开办森林保险。第三是建立活木林市场，即未成熟的各种树龄的森林都可以买卖，因此投资者不一定要等几十年树木成熟达到采伐期才能收回投资，而是随时可以出售，使投资兼有活期存款的方便。活木林市场的另一个用场是对树林的价值的估测，使投资者不必等几十年后才知道自己投资所产生的经济价值。这对于改善投资结构，调整投资方向，提高树木的经营管理水平都有很大的意义。最后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建立森林所有权的各种方式，其目的在于寻求投资者与经营者和生产者之间的权责利相对称的结构，使报酬和贡献相称。用制度经济学的术语，就是寻求交易费用，特别是监督费用最低的产权关系，林业与其他行业不同的一点是投资者往往远离生产现场，因此极难监督他所投资金的操作实绩。贷款给农户种树，林地的承包和承租，公司结构的科层监督，代理人监督等都是不同的产权结构方式，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以上四个方面都有不少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改革以后我国林业部门在保险、活木林市场、不同产权结构方面都有不少尝试。如果能吸收外国经验，将加速这方面的进程。
随着以上这些问题的逐步解决，一定会有大量资金拥向有丰厚利润的造林事业，造林业有了资金将吸引各种与造林有关的专家参与造林活动，其中有选种、育苗、营林，防火、灭虫、采伐，运输、保险，地产、法律。资金加上人才，造林业将从传统工业被改造成为具有高生产率的现代化林业，它不再是农民扛锄头上山的简单活动，而是专业知识和专门机械武装起来的新林业。目前我国林业在劳动生产率，木材蓄积增长率等一些主要指标方面只及发达国家同类指标的几分之一，其根本原因是传统林业是缺乏以资金武装、以利润导向建立在市场机制之上的社会化分工。缺乏分工的产业必然是低生产率的。
建立于基于市场机制的新林业，由政府主办的林业还有需要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林业之所以可以通过市场来推动，是因为它可以获得利润。然而有不少情况下造林并不能获利，而从生态保护的观点看，在这些条件下造林仍属必要。此时的林业要由政府动用全体纳税人所纳的税金去造林，譬如在交通极端困难的地方，在沙漠边缘，在不适于人类生活而树木却可以生长的环境。
我们可以期待，随着发展林业新的市场机制的建立，将有大笔资金拥向绿化。我国的绿化高潮必将来临。
1994年2月18日
全新的“能源服务公司”
由于节能工作的重要性，我国许多企业节能的潜力又很大，为了开发这一潜力，全国各地成立了不少能源咨询公司，叫作能源服务公司，这些公司中办得成功的不多，大多数维持自身的存在还很艰难。既然节能潜力大，为什么这些咨询公司未能大展鸿图呢？究其原因，在于他们未能切入节能工作的特点，而仍旧用一般的咨询服务公司的方式在运转。事实上国外从事节能服务的企业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近年来他们摸索出一套全新的运转方式，立刻使这个行业大放光明。这种特殊的经营方式,简称为ESC(EnergyServiceCompany)。它使节能的潜力大大地被发掘了出来，使一国的能耗水平显著地降低，为工程和管理人员发挥聪明才智提供了机会，增加了就业，而且减少环境污染，真是善莫大焉。
能源服务公司（ESC）运营的特点是什么？它以我们所熟悉的承包机制来服务。ESC瞄准能源生产或消费的厂矿企业。为企业诊断出通过节能减少原料消耗、增加能源产出的具体途径。然后和企业签订合同，ESC从节约能源的价值中分得自己的服务报酬。其结果是企业得利，ESC挣得了收入，社会减少了能源浪费，减少能源运输和投资，而且还减少污染。但如果ESC未能实现节能目标，它将失去其根据合同应得到的收入，所以他们的运作承担着风险。换句话说，企业不承担节能投资的风险，几乎是坐享其成，风险转移给了ESC。因此ESC和企业谈判时比较容易成功。
能源服务公司是按“交钥匙”原则来承接项目的。ESC看准了一个节能机会之后，负责提出技术方案，筹集资金，组织施工，负责设备安装，培训人员，一直到核定节能成果，这才算项目完成，才能得到服务的报酬。其中任何一步失误，都可能导致项目失败。这也决定了ESC必须由配了套的各类专业人员组成，其中包括能源技术专家、筹款专家、能源审计专家以及经营管理专家。国际上大的ESC有上千名雇员，有的发展成了跨国公司，像美国的EPS（能源运行服务公司）在全球的17个城市内设有分支机构，年营业额近10亿美元。但小的ESC仅仅十来个人，他们或从事较小的项目，或者将部分工作分包出去，例如设计委托给设计院，施工包给安装公司。
ESC常用的技术包括换用高效锅炉、高效马达、风扇和水泵，调速马达、余热利用、改进绝缘，提高照明效率、建筑物综合节能、联合循环发电、热电联产、输配电改进、集中供热、汽车节能、专用设备节能、负荷的时间调整、设备和负荷重新配套。但作为能源服务公司，其服务范围不一定只限于硬件的更新，也可以为企业从事能源审计、某一节能方案的经济可行性计算，进行DSM（终端能源管理），设计负荷合理调配等，并尽量将这些工作归纳为ESC所特有的方式来获取其服务报酬。在以上这些节能方式中，照明改进的潜力最大，可达50％以上，其次为联合循环、建筑物节能、高效家用电器。大多数投资还本期都只有两三年。
成立能源服务公司除了人员配套是关键之外，筹资也往往有困难。在许多国家里，节能是政府的政策，再加ESC活动的风险小，还款期短，银行愿意为他们提供贷款。最近出现的一个新情况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为此设立了专项贷款基金，他们不但提供低息贷款，还帮助介绍各国ESC运行的经验。根据最新的估计，全球ESC的市场容量目前为每年340～420亿美元。未来的10年内可能增加到每年约80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正在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发达国家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现在全球的ESC业务中有41％集中在美加两国，OECD的欧洲国家占了21％，OECD的太平洋国家占了13％，而发展中国家仅20％左右。事实上发展中国家节能的潜力大于发达国家，所以ESC业务在这些国家中理应有很大的发展余地。特别是中国，我们是全球最大的耗能大国之一，能源浪费现象相当普遍，节能可以节约投资，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减轻运输压力。但迄今为止，按ESC方式运营的单位可能还没有问世，这个潜力有待我们去发掘。
按ESC方式开展业务的障碍何在？在许多非市场经济的国家里，ESC方式运营往往会遇到一系列问题。首先是能源是国家补贴商品，价格低，节能的真正效益被低价格所掩盖。ESC不能从中取得应得的份额。其次是国营企业的厂长经理并不着意追求经济效益，利润不是衡量他们业绩的首要指标，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官衔，而官衔主要靠与上级的关系而不是利润。企业对节能不热心，ESC就难以与企业达成节能协议。发展中国家资金市场不发达，资金不是流到获利最大，还本期最短的地方去使用。像在我国大笔资金用在了最没有效益的地方，补贴亏损的国营企业，致使有效益的项目反而贷不到款。整个投资环境不良，三角债拖欠不还，商业信用差，产品质量低，交货不按时等等都会影响ESC的正常运营。
ESC的业务中带有关键的一项是如何准确计算出能源节约的数量。能够计量的是用掉了多少能。电度表、磅秤、流量计等都只能量出实际的消耗量。没有消耗掉的是多少，或节约的是多少则测量不出来，而要靠计算。当然这一计算并非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基于原先的测量，而且计算的方法要与企业事先商量妥当，否则容易发生扯皮。
我国正在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市场力量将日益发挥其配置资源的作用。价格扭曲在减少，企业自主权在扩大，低效的企业被淘汰，厂长经理更将关心自己企业的利润，特别是大量非公营企业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这些都为ESC在我国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尤其是我国能源市场，特别电力始终处于供应紧张的状态，节能节电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各地的能源咨询公司可以逐渐朝这方面转变，特别是其中素质较好、人员水平较高、有能力与国外沟通的，可以与美国EPS等大企业联营。小的咨询公司只要有能力有志气也可以赶上来，例如帮助企业改装调速电机以节能，可以向电机制造厂赊购，分期从所节电价中偿还。而且节约了耗电，可以将电厂的容量腾出一些来，向新用户供电，每供一个千瓦可以节省几千元投资。这部分费用可以与电厂或电力局协商分成给ESC公司。我们还应该向社会呼吁，在贷款、工商注册、税收、广告、环境管理等方面向ESC开绿灯，把我国的节能工作大大地推前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