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尼葛洛庞帝
我就是我
长期以来,大家都热衷于讨论从工业时代到后工业时代或信息时代的转变,以致于一直没有注意到我
们已经进入了后信息时代。
工业时代可以说是原子的时代,它给我们带来了机器化大生产的观念,以及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和
地点以统一的标准化方式重复生产的经济形态。信息时代,也就是电脑时代,显现了相同的经济规模,但
时间和空间与经济的相关性减弱了。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能制造比特,例如,我们可以在纽约、伦敦和
东京的股市之间传输比特,仿佛它们是三台近在咫尺的机床一样。
信息时代中,大众传媒的覆盖面一方面变得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又变得越来越小。像有线电视新闻网、
《今日美国报》这种新形态的传播媒介拥有更广大的观众和读者,其传播的辐射面变得更为宽广。针对特
定读者群的杂志、录像带的销售和有线电视服务则是窄播的例子,所迎合的是特定的较小人群的口味。所
以大众传媒在这段时间内变得既大又小。
在后信息时代中,大众传播的受众往往只是单独一人。所有商品都可以订购,信息变得极端个人化。
人们普遍认为,个人化是窄播的延伸,其受众从大众到较小和更小的群体,最后终于只针对个人。当传媒
掌握了我的地址、婚姻状况、年龄、收入、驾驶的汽车品牌、购物习惯、饮酒嗜好和纳税状况时,它也就
掌握了“我”——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单位。
这种推理完全忽略了窄播和数字化之间的差异。在数字化生存的情况下,我就是“我”,不是人口统
计学中的一个“子集”。
“我”包含了一些在人口学或统计学上不具丝毫意义的信息和事件。你无法从我的岳母住在哪里、昨
晚我和谁共进晚餐,以及今天下午我要搭乘几点的班机到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去这类事情中,找出关联性
或统计学上的意义,并且从中发展出适当的窄播服务。
但是,这些与我有关的信息却决定着我想要的新闻服务可能和某个不知名的小镇或某个没什么名气的
人有关,而且我也想知道(今天)弗吉尼亚的天气状况如何。古典人口统计学不会关注数字化的个人,假
如你把后信息时代看成超微的人口统计学或高度集中化的窄播,那么这种个人化和汉堡王(BurgerKing)
广告词中所标榜的“按你喜欢的方式享受汉堡”(HaveltYourWay)没什么两样。
真正的个人化时代已经来临了。这回我们谈的不只是要选什么汉堡佐料那么简单,在后信息时代里机
器与人就好比人与人之间因经年累月而熟识一样:机器对人的了解程度和人与人之间的默契不相上下,它
甚至连你的一些怪僻(比如总是穿蓝色条纹的衬衫)以及生命中的偶发事件,都能了如指掌。
举个例子,你的电脑会根据酒店代理人所提供的信息,提醒你注意某种葡萄酒或啤酒正在大减价,而
明天晚上要来作客的朋友上次来的时候,很喜欢喝这种酒。电脑也会提醒你,出门的时候,顺道在修车厂
停一下,因为车子的信号系统显示该换新轮胎了。电脑也会为你剪下有关一家新餐馆的评论,因为你10天
以后就要去餐馆所在的那个城市,而且你过去似乎很赞同写这篇报道的这位美食评论家的意见。电脑所有
这些行动的根据,都是把你当成“个人”,而不是把你当成可能购买某种牌子的浴液或牙膏的群体中的一
分子。
没有空间的地方
后信息时代将消除地理的限制,就好像“超文本”挣脱了印刷篇幅的限制一样。数字化的生活将越来
越不需要仰赖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现在甚至连传送“地点”都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
假如我从我波士顿起居室的电子窗口(电脑屏幕)一眼望出去,能看到阿尔卑斯山(A1ps),听到牛
铃声声,闻到(数字化的)夏日牛粪味儿,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我几乎已经身在瑞士了。假如我不是驾驶着
原子(构成的汽车)进城上班,而是直接从家里进入办公室的电脑,以电子形式办公,那么,我确切的办
公地点到底在哪儿呢?将来,休斯敦(Houston)的医生将可以通过电信和虚拟现实的技术,为远在
阿拉斯加(Alaska)的病人做精细的手术。尽管在近期内,脑外科手术仍需要医生和病人在同时同地才能
进行;但是,脑力劳动者的许多活动,由于较少时空的依附性,将能更快地超越地理的限制。
今天,许多作家和理财专家发现到南太平洋或加勒比海的小岛上写稿或理财不仅可行而且更有吸引力。
但是,像日本这样的一些国家却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摆脱对时空的依赖,原因是本土文化抗拒这种趋势。
举个例子,日本之所以不肯实行夏时制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那里的上班族一定要“天黑”以后才能下班回
家,而且普通工作人员一走要上班比老板早来,下班比老板晚走。
在后信息时代中,由于工作和生活可以是在一个或多个地点,于是“地址”的概念也就有了崭新的涵
义。
当你在美国联机公司、电脑服务公司或奇迹公司开户的时候,你知道自己的电子邮件地址是什么,但
不知道它实际的位置在哪里。如果你享受的是美国联机公司的服务,则你的互联网络地址是你的标识符
(in)再加上@ao1.com——这个地址可以通行于世界各地。你不知道@ao1.eom究竟在何处,而且传送
信息到这个地址的人也不知道这个地址在哪里,或你现在人究竟在哪里。这个地址不像街道座标,反而更
像社会保险号码。它是个虚拟的地址。
就我来说,我碰巧知道自己的电子邮件地址@hq.media.mit.edu的实际位置。那是一部已经用了10
年之久的惠普Unix机,就放在离我办公室不远的小房间里。但是,当人们发送讯息给我的时候,他们写给
我而不是给那个房间。他们可能推测我人在波士顿(通常都并非如此)。事实上,我经常与他们不在同一
时区,因此不光空间改变,连时间也改变了。
非同步的交流方式
面对面的谈话或两人在电话上的交谈都是实时的同步的交流。我们做“电话迷藏”(telephonetag)
的游戏也是为了要找到同步沟通的机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这么做往往是为了彼此交流意见,但实
际上意见的交换完全不需要同步进行,采用非实时的信息传递方式,其效果毫不逊色。从历史上看,非同
步的交流方式,例如写信,倾向于采取一种比较正式的,无法即兴发挥的形式。但是,随着语音邮件(v-
oicemail)和电话应答机的出现,情况已经大力改观。
有些人声称,他们简直无法想象他们(而且我们所有的人)过去家中没有电话应答机。办公室也没有
语音邮件的时候,日子是怎么过的。应答机和语音邮件的好处不在于录音,而在于离线的信息处理的时间
的转换。你可以留下口信,而不是非要在线上对话不可。事实上,电话应答机的设计有点落伍,它不应该
只在你不在家或你不想接电话时,才发挥作用,而是应该随时都能力你接听电话,让打来电话的人可以选
择只留口信而不必直接通话。
电子邮递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原因之一是它不像电话那么扰人。你可以在空闲的时候再处理电
子邮件,因此,你现在可能会亲自处理一些过去在靠电话办公的公司里永远通不过秘书这一关的信息。
电子邮递获得空前的流行,因为它既是非同步传输,又能让电脑看得懂。后者尤其重要,因为界面代
理人可以运用这些比特来排定讯息的优先次序,并以不同的方式来发送这些讯息。发出讯息的人是谁以及
讯息的内容是什么,都会决定你看到的讯息的次序,就好像公司里为你筛选电话信息的秘书会让你6岁的
女儿直接和你通话,而让某个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电话线上等着。即使在工作忙碌的时候,私人的电子邮
件仍然可能在成堆的待复邮件中排在优先的位置。
我们的日常通信很多都不需要同步进行或实时处理。我们经常受到干扰,或被迫准时处理一些并不真
的那么紧急的事情。我们遵守有规律的生活节奏,不是因为我们总是在8点59分结束晚餐,而是因为电视
节目再过:分钟就要开始了。将来我们的曾孙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要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到剧院去欣赏演
员的集体表演,但他们将无法理解我们在自己家中也非要同步收视电视信号的经验,除非他们能透视这种
经验背后古怪的经济模式。
随选信息的天下
在数字化的生活中,实时广播将变得很少见。当电视和广播也数字化之后,我们不但能轻易转换比特
的时间,而且也不需要再依照我们消费比特的次序和速率来接收比特。比如,我们可以在不到1秒钟的时
间里,利用光纤传送1小时的视频信号(有些实验显示,传送1小时vHS品质的视频信号可能只需要1%秒的
瞬间)。换一种方式,如果我们采用的是细电线或窄频无线电,我们可能就要花6个小时来传送10分钟的
个人化新闻节目。前者把比特一举发射到你的电脑之中,后者则是涓涓细流。
可能除了体育比赛和选举等少数例外之外,科技的发展方向是未来的电视和广播信号都将采用非同步
传输的方式,不是变成点播式的,就是利用“广捕”方式。“广捕”这个词是1987年斯图尔持.布兰德在
他那本关于媒体实验室的书中提出的。“广捕”指的是比特流的放送。通常是把一串携带了庞大信息的比
特放送到空中或导入光纤。接收端的电脑捕捉到这些比特,检验它们,然后丢弃其中的大部分,只留下少
数它认为你可能以后会用得着的比特。
未来的数字化生活将会是“随选信息”的天下。当我们需要某种信息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要
求,或含蓄地暗示;因此靠广告商支持的电视节目制作需要一番全然不同的新思考。
1983年,当我们在麻省理工学院开始创办媒体实验室时,人们觉得“媒体”是个贬义词,是一条通往
最低层次的美国大众文化的单行线。如果媒体(media)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大写时,它几乎就等同于大
众传媒(massmedia)。拥有广大的受众、会带来大笔的广告收入,用来支付庞大的节目制作费用。无线
的广播电视媒体更进一步确立了广告的正当性,因为频谱是公众资产,信息和娱乐就应该“免费”为观众
所享有。
向广告说再见
另一方面,杂志采用的是私人发行网络,成本由广告商和读者共同分担。作为显然是非同步传输信息
的媒体,杂志提供了宽泛得多的经济和人口统计学模式,而且事实上可能为电视的未来扮演先导的角色。
在读者定位较窄的市场中繁衍成长并不一定会损害内容,而且杂志还把一部分的成本负担转嫁到读者身上。
有些专业杂志根本就没有广告。
未来的数字化媒体会更经常地采用论次计费的方式,而不只是建立在要么什么都有。要么什么也没有
的基础上,它会更像报纸和杂志一样,由消费者和广告商一起分担成本。在某些情况下,消费者可以选择
接收不含广告的材料,只是得掏更多的钱。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广告则变得非常个人化,以致于我们几乎
分辨不清什么是新闻,什么是广告了。这时,我们可以说,广告就是新闻。
今天,媒体的经济模式几乎都是把信息和娱乐大力“推”到公众面前,明天的媒体则会同样或者更多
地注重于“拉”力,你和我都入了网,可以像在图书馆或录像带出租点一样,找出我们想要的资料。我们
可以直接提出要求,或是由界面代理人替我们提出来。
这种没有广告的随选模式将把节目内容的制作变得好像具有丰富声响和画面效果的好莱坞电影一样,
风险更大,而回报也更丰厚,经常会出现大起大落。如果你成功了,金钱就会滚滚而来。如果钱来了,那
太棒了;如果失败了,真糟糕,但是这回风险不见得会由宝洁公司(Procier&Gamble)这样的广告商来
承担。因此,明天的媒体公司将会比今天投下更大的赌注,同时一些小公司会投下比较小的赌注,分得一
部分的观众份额。
未来的黄金时段(primeiime)将不再因为代表了人口统计学上一群潜在的豪华汽车或洗涤灵购买者
而占尽风光。是不是黄金时段,完全取决于我们眼中所见的品质。
供出租的比特
许多人认为“视频点播”将作为新技术的种极,其成功的应用而为信息高速公路提供资金的支持。他
们的推理是:假设一家录像带出租点拥有4000盘带子,它发现其中5%的带子的出租率占了所有出租带的
60%。这5%的带子很可能是刚发行的新片,假如它拥有更多这些带子的拷贝,出租率可能还会更高。
研究了录像带出租的这些特点后,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电子视频点播系统应该只提供最受欢迎
的5%的影片,其中主要是新片。这样做不但会很方便,而且还可以为在某些人眼中尚在实验阶段的这种形
式提供具体而有说服力的证据。
否则,我们要花太多的时间和金钱,来将(假定说)1990年为止美国拍摄的所有电影数字化。假如要
将美国国会图书馆中珍藏的250000部影片全部数字化,需要的时间就更多了,至于欧洲的电影,印度拍摄
的成千上万部电影,或者墨西哥电视台每年制作的12000小时的电视剧,就根本不用考虑了。问题依然是:
我们大多数人真的只想观赏最受欢迎的那5%的影片吗?还是,这只是传播原子的旧科技所带来的群体现
象?
1994年,布罗克巴斯特公司(Blockbusier)凭借其雄厚的企业基础大肆扩充,新开了600家录像带出
租点(扩充面积总计达500万平方英尺)。创办人韦恩.惠詹加宣称8700万户美国家庭在过去15年中在录像
机上的投资达300亿美元,好莱坞为卖给他录像带而下了大赌注,不敢再签订视频点播协议了。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是只要有好一点的选择,明天我就会扔掉我的录像机。对我来说使用录像机就
好比要携带(和归还)一大堆原子,怎么比得上不用归还、不用付押金的比特呢?尽管我很敬佩布罗克巴
斯特公司和它的新业主维康公司,我还是认为不出10年,录像带出租业就会销声匿迹。
惠詹加的论点是,按次计费的电视(pay一per一viewte1evision)显然没能行得通;那么视频点播凭
什么会成功呢?但是出租录像带采取的正是论次计费的方式。事实上,布罗克已斯特的成功,恰好证明了
按次计费的方式是行得通的。目前,租借录像带和视频点播的唯一差别在于,要例览商店里出租的原子,
毕竟还是比例:览比特的菜单容易多了。但是,情况正在迅速改变。富于想象力的、以代理人为基础的系
统将会使电子例览器变得更迷人,到那个时候,视频点播将不会像布罗克已斯特连锁店那样受限于几干种
选择,而将提供可以说是无限的选择。
“无论何事、何时、何地”的电视
全球电话业最资深的几位经理人员把“无论何事、无论何时、无论何地”这句话念得琅琅上口,好像
是一首歌颂现代社会的流动性的诗歌一般。但我的目标(我想你的目标大概也会如此)是,除非是适时的、
重要的、有趣的、相关的或者能激发我的想象力的事情,否则的话我宁可“没有任何事情,永远也不会,
不在任何地方”。作为电信的范式,“无论何事、无论何时,无论何地”的口号已经陈腐不堪,但是用它
来思考电视的新境界,却很不错。
15000个电视频道
当我们听到1000个电视频道的说法时,我们很容易忘记,即使没有卫星,我们每天在家里也已经可以
接收到1000多个电视节目。这些节目24小时连续播放,包括在一些很奇怪的钟点也一样播放。假如我们把
《卫星电视周刊》上面列的150多个电视频道也包括在内的话,我们一天可以收看到的节目又多了2700个
或更多。
假如你的电视能把每个节目都录下来的话,你所获得的选择就已经5倍于大多数人心目中信息高速公
路所能提供的数目。假定说,你不保留所有的节目,而让你的电视代理人挑出其中一两种你可能感兴趣的
节目,录下来供你以后随时欣赏。
现在,让我们把“无论何事、无论何时、无论何地”的电视扩展为一个拥有15000个电视频道的全球
构架,这时我们会发现电视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发生了有趣的变化。有些美国人可能会收看西班牙电视来提
高他们的西班牙语水平,其他人可能会收看瑞士有线电视第11频道上未加剪辑的德国成人节目(在纽约时
间下午5点播出),而200万希腊裔美国人可能会很有兴趣地观看希腊3家全国性电视台或7个地区性频道的
节目。
或许,更有趣的是,英国人每年会花75小时转播国际象棋冠军争夺赛,而法国人则会花80小时收看
环法自行车大赛。美国的棋迷和自行车迷自然也会乐于观赏这类节目——无论何时,无论何地。
假如我正打算造访士耳其的西南海岸,我可能没法找到一部关于博德鲁姆(Bodrum)这个地方的纪录
片,但是我可以从《国家地理杂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英国广播公司和其他几百种资料来源中,找到
有关建造木船、晚间捕鱼、海底古迹、东方地毯等的影片片断或图片。我可以把这些片断组合起来,编辑
成一个恰好适合我的特殊需要的片子。这个片子不太可能赢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金像奖,但是这并不重要。
视频点播能够为纪录片,甚至令人生厌的商业信息片(infomercial)注入新生命。数字化电视代
理人能够编辑在空中传送的电影,就好像大学教授运用不同书本的章节及不同杂志的文章,编辑文选一样。
著作权律师们,系好安全带吧!
没有执照的电视台
在网络上,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1993年,美国售出了350万部家用摄像机。虽然
家庭自制的录像带终究还赶不上黄金时段电视节目的制作水准(感谢上帝),但是现在大众媒体的意义已
经不限于制作精致的专业水准的电视节目了。
电信管理人员都知道,我们需要宽带来把信号输入家庭,但是他们看不透的是,反方向的传输也需要
同样高容量的频道。互动式电脑服务中的做法把这种不对称状况合理化了:有时传给你信息时使用的是高
带宽,而接收你的信息时使用的则是低带宽。其中的原因是:我们大多数人打字都比阅读慢得多,而识别
图像则比画出图像快得多。
但是,在视频服务中,这种不对称并不存在。频道必须是双向的。举一个明显的例子,不管是对祖父
母还是没有得到子女监护权的离婚父母而言,电信会议未来都将成为绝佳的消费性媒体。
这是指活的视频信息。想想看“死的”会是什么样。在不久的将来,就像今天经营电子公告牌的57000
名美国人一样,个人也能以同样的方式经营电子视频服务。未来电视的面貌会逐渐变得像今关的互联网络
一样,充斥着小规模的信息制作人。几年后你可以跟朱丽叶.蔡尔德或某个摩洛哥的家庭主妇学做蒸粗麦粉,
也可以和罗伯特.派克(Robertparker)或法国勃良第的葡萄酒商共同发掘品酒的乐趣。
拓朴学的逻辑
目前,信号进入家庭的电子路径有四条:电话、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和空中广播。它们的差异主要表
现在拓扑学意义上,而不是经济模式的交替上。如果我要在相同的时间,把相同的比特传送给美国大陆的
每户人家,我显然应该利用一颗覆盖范围横跨东西海岸的卫星。这样做最符合拓扑学的逻辑。有些行为,
比如说,把比特传送给美国境内22000个电话交换机中的每一个,就不符合这一逻辑。
相反地,假如我要传送的是地方性新闻或广告,空中广播就是不错的方式,有线电视则更理想。电话
在点对点的情况下,功效最佳。假如要我单纯依据拓扑学的逻辑来决定采用哪一种媒体,我会用卫星来转
播橄榄球超级杯赛,而用电话网络来传送互动式、个人化的“每周华尔街报道”。我们可以根据某种路径
最适合哪一种比持,来决定究竟是通过卫星、空中广播、有线电视还是电话网络来传输信号。
改写距离的意义
但是,在“现实世界”里(许多人总是提醒我这一点,好像我是活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里),每个频
道都希望广开财源,因此往往尝试去做自己最不擅长的事情。
比方说,有些同步卫星的经营者想要提供以陆地为基地的点对点网络服务。除非是你提供服务的地区
正试图克服某些特别的地理或政治障碍,例如岛屿地形或新闻审查制度,否则和有线电话网络的优点相比
较,这样做没有多大意义。同样道理,如果要利用空中广播、有线电视或电话系统等路径把橄榄球超级杯
赛的比特同时传送到每家每户,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比特终究会慢慢地,在适当的时候,转移到适当的信道上。如果我想看去年的超级杯赛,利用电话拨
号方式来收看,最合乎逻辑(而不是等着看哪家电视台会重播这场比赛)。赛完之后,超级杯赛一下子变
成了档案材料,因此适合的播放信道也就和现场转播(“活”的资料)时截然不同。
每一种传输信道都有自己的一些反常之处。当你利用卫星把讯息从纽约传送到伦敦的时候,讯息经过
的距离只不过比从纽约用同样办法传到邻近的纽瓦克(Newark)多5英里。
因此,只要位于某个卫星涵盖范围之内,不管你是从麦迪逊大街打电话到同在纽约的公园大道还是远
从纽约时代广场打电话到伦敦闹市区的皮克迪里广场,通话的费用应该相同。
光纤同样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传输比特的费用问题。当我们用一条光缆干线在纽约和洛杉矾之间传输比
特时,这种远距离的光缆传输比起用郊区如毛细血管般密布的电话网络传输来,究竟是更便宜,还是更昂
贵,实在很难说。
在数字化世界里,距离的意义越来越小。事实上,互联网络的使用者完全忘记了距离这回事。在互联
网络上,似乎距离还往往起了反作用。与近距离的通信对象相比,我常常更快地收到远方的回信。由于时
差的缘故,远方的朋友可以在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回信,因此感觉上反而好像离得更近。
当我们把与互联网络相类似的传输系统用于大众娱乐世界中时,地球就变成了单一的媒体机器。今天,
装了碟形卫星天线的人家已经可以超越地缘政治的界限,欣赏到各种各样的节目。问题只在于我们应该如
何应对这种变化罢了。
一网打尽全世界
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实际运作上,推动变革的都将是互联网络。互联网络之所以吸引人,不只是因为它
是一个遍及全球的大众网络,而且也是因为它是在没有设计师负责规划的情况下,自然演变而成的,就好
像乌合之众般形成了今天的面貌。没有人发号施令,但是到目前为止,它所有的部分都日渐进步,令人叹
赏。
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使用互联网络,因为,首先,它是一个网络的网络。截止到1994年10月,互
联网络上已经拥有45000个以上的网络,400万个以上的主处理器(每一季度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但
是这些都不足以用来估计用户的数目。很有可能其中的一部机器是通往,比如说,法国Minitel网的一个公
共网关,因此突然之间,互联网络上又多了800万个潜在的使用者。
在美国马里兰州(Mary1and)和意大利的波洛尼亚互联网络向所有居民开放,显然这些人不见得都使
用互联网络。但是在1994年,似乎有2000万到3000万人使用互联网络。我猜想到2000年时,将会有10亿人
入网。这种猜测部分的依据是,1994年第三季度互联网络的主机数增长得最快的国家依次是阿根廷、伊
朗、秘鲁、埃及、菲律宾、俄罗斯联邦、斯洛文尼亚和印度尼西亚。在这3个月中,所有这些国家的增长
率都超过100%。我们呢称为“网络”的互联网络已不再为北美所独享。在互联网络的所有主机中,世界
其他地方的主机占了35%,而这些地方恰恰是增长最快的地方。
仅仅数字化是不够的
当你阅读这页文字的时候,你的眼睛和大脑不断把这种印刷媒介转换成你可以当作有意义的文字来处
理和辨识的信号。如果你想把这页内容传真出去,传真机上的扫描仪会绘制出一幅由一条条线组成的精细
的图形,并用0和1分别代表有墨迹和没有墨迹的黑和白。这个数字化的图形反映原件的逼真程度,完全要
视扫描仪的精细度而定。但是,无论你的传真机扫描得多么精确,传真件最终也只是原件的复制图像罢了,
它既不是字母,也不是单词,而是像素。
如果由电脑来诠释这幅图像的内容,就必须经过一个和人阅读时差不多的识别过程:先把小块的像素
转换成字母,然后再把字母拼成单词,其中还包括了区分字母0和数字0、分辨出文本内容和手写痕迹、搞
清咖啡渍和图解的不同,同时还要在充满噪音(扫描和传输过程产生的干扰)的背景中明察秋毫。
一旦完成了这个工作,你的数字化文件就不再是一幅图像,而是以字母形式出现、按一定结构组成的
各种数据,通常都按“美国信息互换标准代码”编成二进制码,再加上一些关于字体和版式的相关数据。
传真和ASCII码之间的这种根本差异也存在于其他媒体。
CD是“声音的传真”,它是允许我们压缩、纠错并控制音频信号的数字化数据,但它不能体现音乐的
结构。例如,要在CD中去掉钢琴的声音、替换歌手,或改变交响乐队中乐器所在的空间位置,就都很困难。
8年前,麦克.霍利首先观察到声音传真和结构严谨的音乐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他当时还是麻省理工学院
的学生,现在刚刚留校任教。他同时也是一位很有天分的钢琴家。
霍利的博士论文中包括了他在一架特别设计的波桑朵菲大钢琴上所作的研究。这架钢琴记录下每个琴
褪开始敲击的时间,以及琴槌击打琴弦的速度。此外,他把所有的琴键都电动化,因此,这架钢琴几乎可
以毫厘不爽地倒弹一百曲子。这架特殊钢琴就好像一个精心设计的键盘数字转换器和一架全世界最昂贵和
高分辨率的演奏用钢琴的结合体。日本的雅马哈公司(Yamaha)最近刚刚推出了这种钢琴的廉价机型。
霍利当时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在CD上储存超过1小时的音乐。工业上处理这个问题有两种增量方
式。一是把激光从红光改为蓝光,这样缩短了波长(wave1ength),使存储密度达到原来的4倍。另一种
是采用更新的编码技术,因为你的激光唱机用的其实是70年代中期的算法,从那时到现在,我们已经掌握
了更好的声音压缩技术,能比原来至少压缩4倍(而声音的损失度并不增加)。将这两种技术同时使用,
你在一面CD上一下子就能储存16小时的声音。
有一天,霍利告诉我,他找到了一种办法,可以把好多好多小时的音乐录到一张CD上。我问:“多
少小时?”他说:“差不多5000个小时。”我想,假如这是真的,那么世界音乐出版人协会一定会雇杀手
来取霍利的性命,而他从此以后就要像作家拉什迪一样,为了逃避杀手永远过着躲躲藏藏的日子。但是不
管怎样,我还是请他解释给我听(而且我还和他拉勾,发誓保守秘密)。
霍利在波桑朵菲钢琴上发现(他找了一个名叫约翰.威廉姆斯的人在这架钢琴上弹奏,作为他实验的合
作者),即使人的手指在钢琴上弹得飞快的时候,在波桑朵菲钢琴上发出的声音,1分钟也超不过30000个
比特。换句话说,测量手指的运动所得到的数据是很低的。这和CD上每秒120万比特的声音速率相比简直
是九牛一毛。也就是说,如果你存储的是手势而非声音的数据,那你就能多存储5000倍的声音,而且也用
不着价值125000美元的波桑朵菲钢琴,只要有一台价格更低廉的装有乐器数字界面的钢琴就行了。
在CD制造业中,每一个曾经研究过音乐光盘容量的人都胆怯地、也是可以理解地把这个问题当作只是
音频领域的问题,就好像传真完全属于图像领域一样。霍利的想法则恰好相反,他认为弹奏的手势就如同
乐器数字介面,而且两者都更接近美国信息互换标准代码。事实上,乐谱本身是一种更简洁的音乐表现形
式(公认分辨率很低,而且不会因为人的诠释而产生表现上的差异)。
通过寻找信号中的结构和信号产生的方式,我们已经穿过了比特的表面而进入到它的内部,发现了图
像、声音或文本的基本构件。这是数字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实之一。
传真机是一大灾难
假如25年前,计算机科学界对今天电脑能看得懂的新文本比例作一个预测的话,他们预估的数字可能
会高达80%或90%。直到1980年左右,这个预测还是正确的。但紧接着,传真机冒了出来。
传真机是信息风景线上一个明显的污点,等于向后倒退了一大步,所带来的盘根错节的影响历久不衰。
当然,我谴责的对象是一种似乎为我们做生意的方式,甚至为我们的个人生活带来了革命性变革的电信媒
介。但是,人们并不了解这其中的远期代价、短期失误,以及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
传真是日本人的遗产,但不单纯是因为日本人很聪明,能够生产出标准化的、比别家更精良的传真机,
就像录像机一样;而是因为日本人的文化、语言和做生意的习惯都有非常形象化的倾向。
直到10年前,日本人还不是通过文件做生意,而是通过声音,而且通常都是面对面谈生意。有秘书的
生意人寥寥无几,商业函件往往都是辛辛苦苦亲手写成。相当于打字机的东西看起来更像一部排字机,密
密麻麻的铅字模板上有一个电动手臂,要从60000多个字中一个个挑出需要的汉字符号。
汉字的图形性使传真的发明水到渠成。由于当时电脑能识别的日本文字寥寥无几,因此采用传真没有
什么坏处。但是,对于像英语这种符号式的语言而言,如果考虑到电脑的阅读能力的话,传真简直就是一
大灾难了。
英语只不过使用了26个拉丁字母、10个数字和少量的特殊符号,所以对我们来说,从8个比特的ASCII
码角度来考虑通信的问题,就自然得多了。但传真的存在却使我们忽略了这一点。举例来说,今天大多数
的商业信函都是在文字处理器上拟就的,拟好后打印出来,再传真出去。想一想这个过程。我们在起草文
件时用的完全是电脑可读的形式,而且电脑“读”得简直太好了,以致于事实上我们常常想不到要用拼写
检查程序纠正拼写错误。
接下来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把它打印在印有单位名称、地址、电话的信纸上,于是,文件现在完全丧
失了数字化的特性。
然后我们把这张纸拿到传真机前,信纸上的内容被重新数字化,变成图像,信纸原来的质感、颜色、
字头等特质经过这一过程而丧失殆尽。这封信被发往一个目的地,也许就是复印机旁的文件筐里。如果你
正好是这个不怎么幸运的收信人,你就拿到这张病怏怏的、纤薄的、有时好像古代的手卷一般不加剪裁的
纸,还得读上面的内容。饶了我吧,这简直就跟把茶叶传过来传过去一样愚蠢。
即使你的电脑装了传真调制解调器(faxmodem),可以省却打印的步骤,或即使你的传真机用的是
打印用纸,而且可以印出全彩画面,传真仍然不是一种具有智能的媒介。因为,你把电脑的阅读能力拒之
门外,而唯有借助电脑的阅读能力,收信人才能自动储存、检索和处理你传来的信息。
大约6个月以前,好像某人从某个地方传了一件东西给你……说得好像是“如此这般”的一件事——
这种情况你有几次能想得起来那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呢?
但假如这封信是以ASCII码形式传送的,你只需要在电脑数据库中搜寻关于“如此这般”的档案,就
可以找到这封信。
当你传真一个电子数据表(spreadsheet)时,你能够传送的只是它的图像而已。但是如果你采用电
子邮递的方式,你等于传了一张可以编辑的电子数据表给收信人,他可以在上面随意操作、提出问题或以
他想用的方式来看这张表。
传真甚至一点也不经济。假如你以9600波特的正常速率传真这页内容,需要花20秒的时间,大约传输
了200000比特的信息。而如果你用电子邮递,不到1/10的比待数就够了:也就是ASCII码和其他的控制符。
换句话说,即使你声称毫不在乎电脑的阅读能力,假如在同样的9600波特的传输速率的条件下,计算每比
特或每秒所要消耗的成本,电子邮递的成本只有传真的10%(若是在38400波特的速率下,电子邮递的成
本更降为传真的2.5%)。
电子邮递急起直追
传真和电子邮递的观念都始于大约100年前。在1994年才首次发现并出版的一份1863年的手槁《二十
世纪的巴黎》中,儒勒.凡尔纳(JulesVerne)写道:“传真电报能将任何的手稿、签名或图示送到很远
的地方,也可以使你与20000公里以外的人签约。电线通进了每家每户。”
1883年,西部联合电报公司(WesternUnion)推出的自动电报就是一种使用加强型电线的、点对点
的电子邮递系统。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多点对多点的电子邮递的普遍使用其实早于传真的普遍使用。60年
代中期和晚期,当电子邮递刚刚兴起时,懂电脑的人寥若晨星,因此,也就难怪80年代传真机一出现,就
立刻后来居上。传真的好处是容易使用、轻易就可以传送图像、复制原件(包括表格)。此外,在某些情
况下,而且直到最近,传真上的签名具有法律效力。
但是到了电脑无所不在的今天,只要看看一飞冲天的电子邮递使用人口,就知道电子邮递占了压倒的
优势。除了数字化的好处之外,和其他媒介相比,电子邮递是一种更具有对话性的媒介。尽管它不是口语
的对话,感觉上却更接近于讲话,而不是书写。
我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我的电子邮件。稍后我就可以说:“对,我早晨跟某某人谈过了。”
虽然那只是电子邮递。在电子邮递讯息频繁往返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拼写错误。我记得有一次我因为拼
写错误特意向一位日本同行道歉,他回答说,不用担心,因为他纠正拼写错误的能力一定高于我所能买到
的任何拼写检查软件。还真是那样。
这种半对话式的新媒体和写信确实截然不同。电子邮递比快递邮局复杂得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
会发现它的各种不同的用途。电子邮递中现在已经出现了一套表情符,例如用:)代表笑脸。在下一个千
年中,电子邮递很可能成为最主要的人际通信媒介,而且在未来15年中,它将与声音通信并驾齐驱,甚或
凌驾于声音通信之上。我们大家都将使用电子邮递,前提是我们都要懂得一些数字化礼节。
网络礼仪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在18世纪奥地利古堡金碧辉煌的舞厅中,数百支蜡烛摇曳的烛光、威尼斯式
的镜子和华丽的珠宝,把大厅映照得光彩夺目。400名俊男美女在10人管弦乐队伴奏下,优雅地跳着华尔
兹,就好像派拉蒙的电影《一代妖后》或者环球影片公司的《风流寡妇》(TheMerryWidew)中的场景
一样。现在想象一下,场景依然不变,只是其中390位宾客头一天晚上刚学会跳舞,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
踏着舞步。这跟现在互联网络上的情形很相似:大多数的使用者都笨手笨脚。
今天,互联网络的用户大多是新手,很多人入网的时间还不满一年。起初,他们会传送大量的讯息给
一小群特定的收信人,不仅内容上长篇大论,而且语气急切,仿佛收信人除了尽快给他们回信以外,没有
更好的事情可做。
更糟的是,通过电子邮递传送文件副本简直易如反掌,而且似乎就跟不花钱一样,对方只要来一个
“回车”,就可以在你的电子信箱中塞满你丝毫不感兴趣的万言书。这个简单的动作把电子邮递从个人的
对话媒介,变成了一种大规模的信息倾销。当你是通过窄带信道联网时,情况尤其令人沮丧。
一位新闻记者受命撰写一篇关于网络新手及他们率性使用网络的报道。为了研究这个问题,他没有事
先征得我的同意,也没有任何警告,就发了一份长达4页的问卷给我和其他人。他的报道真可谓是一幅绝
佳的自我写照,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简洁是电子邮件的灵魂
对记者而言,电子邮递可以成为最好的媒介。电子邮递采访会较少打扰受访者,也能给他们更多的思
考余地。我相信全世界许许多多的新闻媒体都会把电子采访当成绝佳的媒介和标准的采访工具——只要记
者们能好好学一点数字化的礼节。
要在互联网络上表现使用电子邮递的礼貌,最好的办法就是假定收信人的通信速率只有1200波特,而
且也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来读信。反面教材就是在回信的时候,一字不漏地将原信附上(令人担忧的是许多
我认识的网络老手都有这个习惯)。要让电子邮件涵义清楚的办法不少,这可能是其中最懒惰的一个办法。
当信件很长或信道很窄时,更是要命。
另一种极端则更糟糕。例如回信时只答“当然”。什么事情当然啊?
依我的意见,所有数字化习惯中,最糟糕的就是毫无必要地拷贝,也就是动不动就“cc”(抄送)的
习惯。堆积如山的副本令许多企业高级经理人员视上网为畏途。电子副本的一大问题是,由于回信往往也
传送给整个抄送名单,因此副本会自我繁衍,变得越来越多。你永远不知道某人是偶尔回信给所有人,还
是就愿意这么做或不知道该怎么做。假如有个人正在筹备一个临时的国际会议,邀请我和另外50个人参加,
我最不爱看的就是50份行程安排表以及有关这些安排的琐碎讨论。
“简洁是电子邮件的灵魂”,游吟诗人可能会如是说。
星期天也不例外
电子邮递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对我们的工作和思考方式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个具体的结果是,我
们的工作和娱乐节奏改变了。渐渐地,每天早9点到晚5点、每周工作5天、每年休假2周,将不再是商业生
活的主流步调。星期天和星期一不再有那么大的差别。
有些人会说(尤其是欧洲人和日本人),这真是一大灾难。他们宁愿把工作留在办公室里,不要带回
家。人们有远离工作的权利,我当然不会吝惜这一点。但另一方面,我们有些人就是喜欢随时都被“网
罗”,交换条件很简单。就我个人而言,我宁愿以星期天多回复一些电子邮件,来换取星期一早上的懒觉。
既在家中,又在外面
有一幅非常好的、现在也很有名的漫画,描写两条狗在互联网络上对话。其中一条狗在电脑上打了一
行字给它的同伴:“在互联网络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它应该再加一条附注:“而且他们也不知
道你在哪里。”
从纽约飞到东京,在大约14个小时的旅程中,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打字和撰写四五十封电子邮件。想
想看,假如我一到饭店就把这些邮件交给前台,让其传真出去,一定会被视为大宗邮件。然而,假如我采
用电子邮递,我只要拨一个当地号码,就可以轻松迅速地把事情办好。而且当我发信的时候,我把这些信
直接传递给许多人,而不是发给某个地址;他们也把讯息传送给我本人,而不是寄给东京某个地方。
电子邮递可以让我们具有超乎寻常的流动性,而且没有人需要知道我们究竟身在何处。保持联网状态
的过程带来了一些有趣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和数字化生活中原子和比特的差别有关,对出差在外的推销员
可能影响最大。
我在旅行的时候,至少设法得到两个能让我和互联网络连上的当地电话号码。与一般人的想象不同的
是,这些网络入口都是非常昂贵的商业入口,使我或者可以和当地的报文系统相连(我在希腊、法国、瑞
士和日本的情况就是这样),或者和斯普林特公司及微波通信公司(MCI)的全球报文服务系统相连。像
斯普林特就在俄罗斯的38个城市都有入口号码,这些号码中的任何一个都能把我和我的单用户分时系统或
作为后备力量的媒体实验室主机相连。一旦与我的分时系统或主机连上,我就在网上了。
数字化生活的物理路障
要在世界各地都与网络相连堪称一种法术。问题不在于数字化生存,而在于插头是不是配备齐全。欧
洲有20种(数一数看)不同的电插头!也许你终于已经习惯了小小的塑料电话插孔,也就是所谓的RJ一11
插头,但别忘了世界上还有175种其他插头。我很自豪所有这些插头中的每一种我至少都拥有一个。因此
当我长途巡回旅行时,我的行李箱中1/4的空间都放满了各式各样的电话插孔和电插头。
但是即使装备完善,你仍然可能连连碰壁,因为许多饭店及几乎所有的电话亭都无法提供调制解调器
的连线端口,这种时候,你可以把一个小小的声音耦合器附着在电话筒上。这项工作的难易度则要视电话
筒上过度设计的程度而定。
一旦连上线之后,即使是通过最古老的、转盘式的模拟电话交换机,比特也能传回家中,尽管这样有
时要求传输系统速度很慢,但纠错能力极强。
欧洲已经开展了一个全欧插头(Europ1ug)计划,以期开发出能满足下列三大目标的单一电力插头式
样:1)样子和目前所有的插头都不同;2)具备目前所有插头的安全性;3)不会让任何一个国家独占
经济上的优势(这一点是欧盟独有的想法)。问题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插头。当我们的数字化生活逐渐展
开之时,我们会碰到越来越多的物理路障,而不是电子路障。
比如说,饭店拿掉了RJ一11插孔上小小的塑料夹,这样一来,你就无法把膝上型电脑的电线插入墙上,
这比收取传真接收费还要恶劣。这就是人为破坏数字化的一个例子。扎卡特夫妇已经允诺要在将来出版的
饭店指南中特别说明这种情况,这样数字一族就可以抵制这类行径卑劣的饭店,另觅佳处来从事他们的数
字营生。
学习的乐趣
当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在1989年首次开展LEGO/logo实验时,汉尼根小学从学前班到六年级的
孩子们在LEGO管理人员、学术界和新闻媒体面前演示实验的成果。一位来自一家全国性电视网的热切的女
主持人在闪亮的镁光灯下逼问一个小孩:这种形式是否不只是好玩的游戏而已?她想从这个8岁孩子口中
逼出一句典型的、机敏的,能够吸引观众的话。
孩子显然吓呆了。最后,当女主持人连问了三次、镁光灯印热度也越来越高之后,这个满头大汗、恼
羞成怒的小孩直愣愣地看着摄像机说:“对,是很好玩,就是玩起来太费脑子了。”
西摩尔.派普特(SeymourPapert)正是这种“开动脑筋玩乐”的专家。他很早就注意到“擅长”语言
这种概念很奇怪,因为随便哪个5岁小孩都能在德国学会德语,在意大利学会意大利语,或在日本学会日
语。尽管年纪渐长之后,我们似乎丧失了这种自然学习语言的能力,但是我们无法否认,小时候我们都曾
有过这种能力。
派普特建议当我们把电脑作为一种教育的工具来使用时,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在用电脑创造一个——
比如说——叫“数学乐园“(Maih1and)的国家,在那里,孩子们可以像学习语言那样来学习数学。尽
管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数学乐园”也许是个奇怪的概念,但在电脑上却绝对言之成理。事实上,现代
电脑模拟技术已经能够创造出“微观世界”(microworld),孩子们在里面可以在游戏的同时探索极其
复杂的原理。
在汉尼根小学LEGO/Logo实验班上,一个6岁的男孩在桌上堆起一堆积本,再把一个马达放在积木的
顶端,然后用两根电线把马达和自己的电脑联上,再在电脑上敲出一个一行字的程序控制马达的开关。他
开动马达的时候,积木跟着震动,于是,他在马达上装了一个助推器,但由于某种原因(可能是由于操作
错误)而装偏了。这次当他再开动马达的时候,积木震动得更厉害了,它们不但在桌上跳来跳去,而且简
直就要给震散架了(为解决这个问题,他耍了一个骗人的小把戏——这种把戏并不是任何时候都绝对不好
——用几根橡皮筋把积木绑住了)。
随后他注意到,如果他让马达带动助推器顺时针方向转动,那么这堆积木就会先朝右边扭动然后向任
意方向运动。如果他让马达带动助推器逆时针方向转动,则积木会先向左扭动然后再向任意方向运动。最
后,他决走在积木的下面装上几节光电池,然后把积木放在他在一张大自纸上潦草画出的黑线上。
他在电脑上设计了一个更复杂的程序,然后启动马达。看到黑线,光电池会让马达停下来,再重新启
动,如果重新启动时马达顺时针转,则积木右扭,反时针转,则积木左扭,终究又回到黑线上。结果是他
造出了一堆会动的积木,沿着那条潦草的黑线而扭动前进。
这孩子成了英雄,老师和同学们都想知道他是怎样发明出这种装置的,并且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分析
他的实验,向他提出各种问题。这个小小的莱耀时刻使他体会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学习的乐趣。
病人豪膏的年轻人
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学习障碍的学生可能远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多,倒是有障碍的教学环境之多远远
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电脑能令这一切改观,因为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学习和认知类型截然不同的孩子。
大多数的美国孩子都不知道波罗的海国家和巴尔于半岛国家有什么不同,谁是西哥特人(Visigoth,
日耳曼族的一支),或路易十四生活在哪个年代。那又怎么样呢?为什么这些事情就这么重要呢?你知道
里诺(Reno)是在洛杉矾的西边还是东边吗?
法国、韩国和日本这些国家不断在青少年的头脑中灌输各种知识,它们付出的高昂代价就是,当这些
年轻人升入大学的时候,他们已经跟死人差不多了。之后的4年,他们觉得自己就好像刚刚跑完马拉松只
剩下一口气时却还被逼着参加攀岩一样。
60年代,大多数电脑和教育的先驱都提倡一种拙劣的不断演练的教学法,把电脑用在一对一的教学上,
由使用者自己控制进度,从而更有效地教授同一堆吓人的知识。现在,多媒体风行一时,又出现了一批闭
问造车,笃信练习好处的人,他们自认可以把电子游戏的魔力移植到教育上,以更高的效率向孩子们的头
脑里灌输更多的信息。
1970年4月11日,派普特在麻省理工学院举办了一个题为“教会孩子思考”的研讨会。他在会上提议
把电脑用作发动机,使孩子通过使用电脑而学会教导别人,并从教导别人之中学习。差不多有15年的时间,
这个极其简单的念头一直在他的脑海中盘旋,但直到个人电脑问世,它才终于付诸实现。今天,当1/3的
美国家庭都拥有了个人电脑时,它大展身手的时刻才真正来临。
学习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当然是来自教——但必须有好的教师和好的教学方法,其中一个主要的衡量标
准是教育能否引导孩子探索未知、掌握学习的方法,并找到前进的方向。在电脑出现以前,教学手段局限
在运用视听设备和通过电视进行远程教学上,这些方式只不过更强化了教师的主动性和学生的被动性。
自己动手做一只青娃
电脑大大地改变了这种状态,忽然之间,从动手做事中学习变成了一种原则,而不是特例。由于我们
现在几乎可以用电脑来模拟任何事物,我们不再需要靠解剖青蛙来了解青蛙的构造。相反地,我们可以让
孩子们自己设计青蛙,创造出一种行为类似青蛙的动物,修正它的行为,模拟它的肌肉,在这只模拟青蛙
身上玩不同的游戏。
游戏于信息中,尤其是游戏于抽象的主题中的时候,信息载体呈现了更丰富的内涵。我还记得我儿子
三年级的时候,老师难过地告诉我,他不会算两位或三位数的加减法。我想,这真是奇怪,我们在家玩大
富翁游戏的时候,他老是当银行家,他看起来对与数字打交道很有一套。
所以,我建议老师在出加法运算题时,试着不要把题目中的数字当作单纯的数字,而把它们转化成钱
数。你瞧,他突然就开窍了,有办法心算出三位数的加减法,甚至更高位数的也不在话下。原因是,这堆
原本抽象而没有意义的数字,现在都变成了钱,可以用来买路,建旅馆和付过路费。
电脑控制的LEGO则更进一步,让孩子们能够赋予物理构造以行为能力。目前媒体实验室的LEGO研究
还包括在一个积木中植入电脑的原型,为派普特的结构主义展现了更多的弹性和机会,同时还包括了积木
与积木之间的通信,以及以新的方式探索并行处理的研究。
今天,利用LEGO/Logo的孩子会学到你我在大学里才能学到的物理和逻辑原理。许多有趣的证据和
谨慎的测试结果都表明,这种结构主义的方法是适合不同认知和行为风格的丰富的学习手段。事实上,许
多被认为有学习障碍的孩子,在这种结构主义的学习环境中,都能健康成长。
信息高速路上的顽童
当我还在瑞士的寄宿学校就读时,因为离家太远,我和其他一些孩子在放秋假时没法回家,但却可以
参加一场疯狂的寻宝比赛。
学校的校长是一位瑞士将军(他和大多数的瑞士军人一样,属于预备役),他既谋略过人又有号召力。
他安排了一个为期5天、周游全国的竞赛,把孩子们分成小队,每个小队有4个从12岁到16岁不等的孩子,
一共发给100瑞士法郎(当时合23.5美元)和1张为期5天的铁路乘车证。
每个小队都拿到不同的线索,然后就出去周游各地,沿路只要完成任务就可以得分。你可不要小看了
这场比赛。有时候,我们得在半夜赶到某个特定经度和纬度的位置上,一架直升飞机会从天而降,丢下一
个1/4英寸、缠成一团的录音带,用乌尔都语给我们下达下一个任务:想办法逮住一头活猪,把它带到某
个指定地点,在那里,我们会拿到一个电话号码(要找出这个电话号码,我们又得先解开一个复杂的号码
谜,谜题是7个冷僻事件发生的日期,把这7个日期中每一个的最后一个数字拼在一起,就是我们要拨的电
话号码)。
这类的挑战对我总是有莫大的吸引力,而且,恕我在此自卖自夸,我的小队赢了这场比赛——我一直
相信我们会赢。由于那次经历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在儿子14岁生日那天,也为他做了同样的安排。由于
没有美国军队可以听我调遣,我只为儿子和他班上的其他同学安排了一天的波士顿探险,同样把他们分成
小队,只准他们随身带着固定数目的钱和一张不受限制的地铁车票。我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来安排各种线
索:跟饭店的前厅接待员打招呼、把线索藏在公园的长椅下,有些地点则必须靠解开电话号码的谜题才能
找到。你或许也能猜到,在学校功课拔尖的孩子不见得会赢——事实上,情况往往相反。街头顽童和“聪
明”学生之间,总是有很大的差别。
举例来说,在我安排的寻宝比赛中,有一次必须解开一个填字游戏,才有办法找到其中一个线索。一
般的聪明学生会冲进图书馆找资料,或打电话向他们的聪明朋友请教。街头顽童则在地铁里到处询问路人,
结果,他们不但更快找到答案,而且他们一面询问,一面从A点移到B点,行进了较多的距离,也在比赛中
拿到了较多的分数。
今天的孩子有机会在互联网络上做一个街头顽童。在网络上,“孩子们能够听到彼此的声音但却看不
到对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网络上,读和写两项技能大有好处。孩子们靠读和写来沟通,而不只是
完成一些抽象的和模拟的游戏。不要把我所提倡的东西曲解为反对发展智力或蔑视抽象推理,恰好相反,
互联网络给人们提供了探索知识和意义的新媒介。
网络上的寻宝比赛
我有轻微的失眠症,经常在凌晨3点钟醒来,然后在电脑上消磨一个小时,再回去睡觉。有一次我正
在电脑前昏昏欲睡的时候,收到了一个叫迈克尔.施瑞格的人给我发来的电子邮件。发件人彬彬有礼地自
我介绍,他是个中学二年级学生,想知道那个星期晚些时候他来麻省理工学院时,能否顺道拜访一下媒体
实验室。我建议他来旁听我星期五的“比特就是比特”这门课,还为他指派了一个学生向导。我同时也把
我们之间的通信各复印了一份给另外两位同事,他们也都同意和他见面。可笑的是,他们误以为他是著名
的专栏作家迈克尔.施瑞吉,其实施瑞吉的名字后面多了一个e。
当我终于和施瑞格碰面的时候,他的父亲陪着他。他父亲向我解释说,施瑞格在互联网络上认识了各
种各样的人,而且施瑞格眼中的互联网络就好像我眼中的寻宝比赛一样。最令施瑞格的父亲惊讶的是,不
管这些人是诺贝尔奖得主也好,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也好,似乎都能抽出空来,回答施瑞格的问题。原因是,
在电脑上回信实在太容易了,而且(至少目前为止),大多数人还没有被一大堆无缘无故的电子邮件所淹
没。
长此以往,能够在互联网络上投入时间与智慧的人将会越来越多,互联网络也将变成一个人类交流知
识与互助的网络。例如,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的3000万会员身上就汇集了许多尚未被开发的集体经验。只要
敲几下键盘,如此丰富的知识与智慧就能力年轻人所用。代沟在顷刻问便被大大缩小了。
机器的哀求
如果你打算雇人为你做饭、扫除、开车、烧火、守门,你能要求他们互不讲话、不去注意别人都在做
什么、也不去协调彼此的职能吗?
可是,当我们用机器来执行这些职能时,我们却能胸有成竹地把它们一一分开。现在,我们的真空吸
尘器,汽车,门铃,冰箱,热力系统都还是封闭式的专用系统。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并没有打算让它们
互相交流。在协调机器的行为方面,我们走得最远的一步,就是在许多器具中都装上了数字钟。我们试图
利用数字时间,使某些功能同步进行,但结果却多半是造就了一堆呜咽的机器,上面不停闪动的“12:00”
仿佛在低位:“求求你,想办法让我变得更聪明一点吧!”
机器必须能轻松地彼此交谈,才能为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寻找同伴的呼唤
数字化改变了机器与机器交流标准的特点。过去,人们习惯于聚在日内瓦或其他地方开国际会议,一
槌敲定(这是工业化的年代里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比喻)从频谱分配到电信协议等一切事物的世界标准。
有时,这个过程旷日持久,例如由于对综合服务数字网(1SDN,integratedservicesdigita1network)的电
话标准讨论太久,等到标准通过时,技术已经落伍了。
标准制定委员会的操作前提和心态是,电子信号就好像螺纹一样。为了让螺钉和螺帽能适用于不同的
国家,我们必须在每一个关键尺寸上都达成一致,而不是只制定部分标准。即使你算好了每英寸或每公分
该有多少螺纹,假如直径不对,螺钉和螺帽仍然无法配套。机械世界在这方面的要求是很苛刻的。
比特就宽容多了。比特很适合更高级的语言描述和“协议”(protocol,原意为“礼仪”,过去专指
上流社会在社交上的繁文褥节)。有些协议可以具体到规定两部机器如何“握手”。“握手”(handsha-
king)这个词,实际上是个技术术语,指两部机器之间如何建立通信,并且决定在通话中使用哪些变数。
下次你使用传真或调制解调器时注意听听看。所有那些杂音和难听的哗哗声,实际上都是在进行机器
之间的联系交换。这些寻找同伴的呼唤声,就是在想办法商讨出所有变数中的最大公分母,以便找出交换
比特的最广范围。
在更高的层次上,我们可以把通信协议当作中间标准,或是用来商讨出更具体的比特交换方式的语言。
在使用多种语言的瑞士,假如你一个人去滑雪,而和陌生人共同搭乘滑雪缆车,这时你想和同伴交谈的话,
第一件事一定是先商量用哪一种语言来沟通。电视和烤箱在携手合作以前,也会先间彼此同样的问题。
会动的小东西
25年前,我应邀参加了一个顾问委员会,审核通用产品代码(UPC,universalproductcode)的最后
设计。通用产品代码是电脑可以识别的小小条形码,现在几乎随处可见,也就是当年令布什总统大出洋相
的那个东西。话说某次,布什看到超级市场的自动结帐收银机时,表现得十分惊讶,因此被引为笑谈。现
在除了新鲜蔬菜以外,从罐头、包装盒到书籍(虽然有点破坏书籍装帧的效果),几乎所有商品上都使用
条形码。
这个通用产品代码顾问委员会的任务,就是对最后的条码设计签字画押。在评估进入了最后一轮的几
个设计(小圆窗形的设计最后被评为亚军)后,我们也讨论了几个疯狂但有趣的提议,例如让所有的食品
都带一点放射性,放射性的大小依成本而定,于是每个结帐柜台都变成了盖革计数器(Geigercounter,一
种放射能测定器),而购物者则根据自己购物车中的拉德(辐射吸收剂量单位)数值而付款。(据估计,
一罐普通菠菜会让你暴露在每小时每公斤1/10微拉德之下,和人体从食物中获取的10万焦耳的化学能量
比较起来,这只不过是每小时十亿分之一焦耳罢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大力水手卜派要把菠菜吃进肚子里,
力气才会变得比较大。)
这个疯狂的点子却蕴含了一点小小的智慧:我们何不让每个upc条码也能放射数据呢?或者,为什么
不让它也能够有活性、可以像幼儿园的孩子一样举手发言呢?
我们做不到这一点的原因是它要消耗能量,因此条形码和其他“名字标牌”就被做成没有反应能力的
东西。不过事实上,这个问题不是没有办法解决,例如可以从光中获得能量,或动用很少的能量来延长电
池的使用年限。当在小范围内使用这些办法时,所有的“物品”就都可以呈现数字化的活化反应。比如说,
你屋子里的每个茶杯、每件衣服、(对了,还有)每本书都能说出自己的位置。将来,“遗失”将和“绝
版”一样,根本不可能发生在现实生活中。
活性标签将在未来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们将把非电动化、没有生命的小东西(如玩具熊、螺旋钳、
水果盘等)引进数字化的世界。不久之后,人类和动物都将把活性标签像徽章一样戴在身上。还有什么圣
诞礼物比活性的宠物项圈更好呢?从此,你再也不用担心你的小狗或小猫走失了(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
它们可能会走失,但你会知道它们在哪儿)。
人们已经为了安全的缘故戴上了活性徽章。好利获得公司英国分公司正在开发一种新产品。戴上这种
徽章以后,不管你在一幢建筑物中的任何地方,它都能知道你的位置。如果有人打电话找你,离你最近的
电话就会响起铃声。将来,你不必把这类装置(用夹子或别针)别在衣服上,这类装置会万无一失地织进
你的衣服中,或粘在衣服上。
把电脑穿戴在身上
未来数字化服装的质料可能是有计算能力的灯芯绒、有记忆能力的平纹细纱布和太阳能丝绸,我不必
再携带膝上型电脑,而是把它穿在身上。尽管听起来不可思议,我们其实早已开始把越来越多的计算和通
信设备穿戴在身上了。
手表就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它肯定会从今天单纯的时钟而摇身一变为明天移动的指挥控制中心。戴
手表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很多人就连睡觉的时候也戴着它。
一体化的、戴在手腕上的电视、电脑和电话,将不再是狄克.特雷西、蝙蝠侠、或科克船长的专利。
在未来5年中,这种可以穿戴的装置可能会成为消费品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天美时”(Timex)现在已
经在手表和个人电脑之间提供无线电通信了。它生产的这种手表预计会非常火爆,到时候,许多微软的系
统中都将吸收这种聪明的(光学)传输软件。
我们给这些小装置提供动力的能力,很快就会赶不上电脑微型化的速度。在技术领域里,动力的进步
简直就如龟步般缓慢。如果电池技术的进步能像集成电路的发展那么快的话,我们早就可以开着由镁光灯
电池发动的汽车去上班了。恰恰相反,长途飞行时我得背着超过10磅重的电池才能让我的膝上型电脑不致
有断炊之虞。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变,由于笔记本型电脑具备了更多的功能和更好的显示器,膝上型电脑所
用的电池也就越来越重了。(1979年,索尼公司推出的最早的膝上型电脑Typecorder只用4节AA型电池。)
在可穿戴的电脑上,很可能会出现一些富于想象力的动力问题解决办法。阿贝克隆比和费奇公司已经
推出一种旅行帽,上面有一个以太阳能电池为动力的小电扇,会把风吹到你的前额上。另外一个可以存储
动力的绝佳所在,就是你的腰带。把腰带拿下来,看看它占据了多大的面积和体积。设想一下,如果把皮
带扣设计成可以插到墙上、为移动电话充电的设备,那该有多好!
至于天线(antenna)的问题,人体本身就可以变成天线的一部分。而且,大多数天线形状的特点使
它们很适合织进布料之中,或是当作领带一样戴着。只要加上一点点数字化的帮助,我们的耳朵就能够像
兔子耳朵般灵敏。
重要的是要认清,将来会有许多数字化装置,无论其形状和大小,都和我们目前所能联想到的大不相
同。经营电脑设备零售业的可能不止无线电器材公司(RadioShack)和siap1es公司这类传统电子商店,且
还包括销售耐克(Nike)运动器材、利维牛仔裤或香蕉共和国(BananaRepublic)服饰的商店。在更远的
将来,电脑显示器可能会按加仑来卖,而且漆成五颜六色。光盘只读存储器可以食用,而并行处理器则可
以像防晒油般涂在身上。偶尔,我们还可以住在电脑里面。
无所不在的电脑化
由于我是学建筑出身,我发现许多很有价值的建筑学概念都直接适用于电脑设计上。但是反过来,电
脑设计除了让我们的环境中充满了各种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智能装置外,对建筑学却几乎没有多少帮助。到
目前为止,把建筑物想成巨大的机械电子装置,并没有激发出什么在建筑学上有创意的应用。
未来的建筑将像电脑底板(backplane)一样“智慧随时待命”(smartready,这个词是AMP公司在
推出它的“智慧型房屋”计划时创造的)。“智慧随时待命”也就是为未来电器之间的信号共享而预设线
路和遍布连接器。例如,你可以加上各种处理器,让你的起居室呈现和卡内基音乐堂一样的音响效果。
我所见到的“智慧型环境”大都不能感应人类的存在。这是个人电脑不断升级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
环境没有办法看到你,或感觉到你的存在。就连恒温器都是根据墙面的温度,而不是你感觉冷还是热,来
调节温度的。将来的房间会知道你是刚刚坐下来吃饭、已经睡着了、刚进浴室洗澡,还是出去遛狗了。这
样的时候,电话铃不会响。如果你不在家,它也不会响。如果你在家,而且你的数字化管家决定把电话给
你接过来的话,离你最近的门把手会先说声“对不起,夫人,”然后把电话接进来。
有些人把这种情形称为“无所不在的电脑化”。的确如此。有些人则认为这和使用代理人界面背道而
驰。其实不然。这两个观念根本就如出一辙。
目前我们生活中各种互不相连的电脑处理流程(民航订位系统、销售点数据、各种网上服务、电子计
量、讯息传递等)将促使个人电脑无所不在。所有的处理流程也会越来越多地互联起来。假如你飞往达拉
斯的早班飞机延迟起飞了,你的闹钟就会晚一点响,而且车辆服务部门也会自动收到交通预报。
现在大多数关于未来家庭的描绘中,都看不到家用机器人的身影:这是个奇怪的转变,因为20字前,
几乎所有关于未来的描写中都有机器人。其实,C3PO机器人会是个狐狐叫的管家,就连它的口音都再合
适不过了。
人们对家用机器人的热情会再度点燃,我们可以期待未来的数字化佣人用腿脚来爬楼梯、用臂肘来掸
灰、用双手来端饮料。由于安全上的原因,家用机器人也将能像凶猛的看家狗一样狂吠。这些都不是新观
念,技术也几乎已经成熟了。全世界可能有10万人都愿付10万美金来买一个这样的机器人,这样一个价值
百亿美金的大市场将不会被冷落太久。
聪明的汽车
在一辆现代的汽车上,电子的成本已经超过了钢铁。现在的汽车里已经有50多种微处理器。这并不表
明我们把这些微处理器全都用得很高明了。你租了一辆时髦的欧洲轿车,可是直到加入了加油站前排起的
长龙时,才发现自己不知道怎样用电子方式打开油箱,这岂不丢人现眼!
汽车中的主要数字化装置将包括智能无线电、能源控制和信息显示器。除此之外,汽车还可以享受到
另外一个数字化技术的特别好处:它们将能够知道自己的位置。
由于近来地图绘制和跟踪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面对一个描绘所有道路的电脑模型,找出汽车目前的
方位。美国境内所有的道路位置都可以记录在一张光盘上。通过卫星、双曲线远程导航系统、加上计算汽
车不断加快的速度,或将这些跟踪技术综合运用,就可以找出汽车的方位,误差不过几英尺而已。大多数
人都记得在007情报员詹姆斯.邦德驾驶的轿车中,在他和驾驶副座之间的仪表板上有一个电脑显示系统,
会呈现出一幅地图,显示他当前的位置和目的地的方向。这种电脑显示系统现在已经成为被人们广为接受
和使用的商品了。在美国,奥斯摩比汽车首先在1994年采用了这种装置。
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很多开车的人都无法在快速前进的汽车中让眼睛迅速重新对焦以看清电脑显示
器上的内容,老年人尤其如此。对他们来说,要从注视远方,突然变为注视离自己只有2英尺远的物体(而
且反复做这种转换),是很困难的事情。更糟的是,有些人得戴着眼镜才能看地图,十足是马古先生驾车。
因此,声音才是更好的协助导航的方式。
既然你在开车的时候根本用不上耳朵,耳朵就成为理想的信息通道,告诉你什么时候该转弯,该找什
么标志,假如你看到什么什么东西,就表示你开过了头。但是,如何精确地表示方向是个很大的挑战(因
为它很困难,所以人类在这方面表现得一塌糊涂)。道路上充满了模糊的指令。当你距离路牌几百英尺或
几百码以外时,“下一出口右转”的指示非常清楚,但是,当你已经开到路牌附近时,到底“下一出口”
指的就是眼前这一出口还是再下一个出口呢?
尽管要制造出这种数字式的、能说话的、优良的“后座驾驶员”不是没有可能,我们却不太可能在美
国市场上很快见到这种产品。相反,你将看到的是和邦德的汽车上一模一样的装置,无论应该还是不应该,
安全还是不安全。其中的原因很荒谬:假如汽车能够对你说话,而它提供的地图数据是错的,以至于你开
进一条没有出口的单行线而发生车祸,责任应该由谁来负?而反过来,如果你是因为自己看了地图以后而
发生意外,就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了。在欧洲,人们对于赔偿和诉讼的看法比较开明,因此梅塞德斯——
奔驰汽车(Mercedes一Benz)今年将推出会说话的导航系统。
这种导航系统的功能将不只限于把你从A点引导到B点,它将还能提供有声导游(“你右侧的这个建
筑是……的出生地”)和有关食宿的信息(已经在第3个出口附近给你订了一家很棒的旅馆。)新的相应
的专门市场将会出现。事实上,如果将来你的智能汽车被盗,它还可以打电话给你,告诉你它的确切位置。
或许它的声音听起来还好像吓坏了的样子。
穿过时空隧道的医生和教师
在冰箱上张贴小孩涂鸦的作品和苹果派一样,代表了道地的美式作风。我们鼓励孩子表现自我,自己
动手做东西。可是,等到他们6岁大的时候,我们却突然改弦易辙,让他们觉得美术课就像棒球课外活动
一样,比不上英文或数学那么重要,有志出人头地的年轻人应该把时间花在阅读、背诵和复习上。于是,
在他们上学以后的20年里我们像填鸭一样拼命往他们的左脑中灌输各种知识,却让他们的右脑日渐萎缩。
派普特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一位19世纪中叶的外科医生神奇地穿过时光隧道来到一间现代的手术室。
所有的一切对他而言都全然陌生。他不认识任何手术器械,不知道该怎样动手术,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帮得
上忙。现代科技已经完全改变了外科医学的面貌。
但是,假如有一位19世纪的教师也搭乘同一部时光机器来到了现代的教室,那么,除了课程内容有一
些细枝未节的变动外,他/她可以立刻从他/她的20世纪末的同行那里接手教起。我们今天的教学方式和
150年前相比,几乎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在技术手段的运用上,也差不多还停留在同样的水平。事实上,
根据美国教育部最近所作的调查,84%的美国教师认为只有一种信息科技是绝对必要的:复印机再加上充
足的复印纸。
更好的调色板
然而,我们终究开始摆脱这种呆板僵化的教学模式,从主要迎合那些约束自己按部就班的孩子,走向
更多元化的教学。在这种教学中,艺术与科学之间、左脑与右脑之间,不再径渭分明。当一个孩子使用
Logo这样的计算机语言,在电脑屏幕上画图时,所画出的图形就既是艺术的,也是数学的,可以看作两者
中任意一种。即使抽象的数学概念现在都可以借助视觉艺术的具体形象来加以阐释。
个人电脑将使未来的成年人数学能力更强,同时也更有艺术修养。10年后的青少年将拥有更丰富多样
的选择天地,因为不是只有书呆子才能成就高深的学问,具有各种不同的认知风格、学习方法和表现行为
的人,都可能成大器。
工作与游戏之间的中间地带会变得异常宽广。由于数字化的缘故,爱与责任不再那样界线分明。业余
画家大量涌现,象征着一个充满机会的新时代的来临,以及社会对创造性休闲活动的尊重。未来将是个终
身创造、制造与表现的年代。今天,当退休的老人重拾画笔时,他仿佛又回到了孩提时代,但和青壮年时
期相比,他所得到的完全是另外一种回报,将来,不同年龄的人都会发现自己的生命历程更加和谐,因为
工作的工具和娱乐的工具将越来越合二为一。将有一块更好的调色板来谐调爱与责任、自我表达与团体合
作。
老老少少的计算机黑客们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设计的程序就好像超现实主义的绘画一样,既有高度
的美感,又有卓越的技术。我们可以同时从风格与内容、意义和表现手法等不同层面,来讨论他们的作品。
他们的电脑程序表现了一种新美学。这些黑客们正是新电子表现主义的先驱。
音乐的推动力
事实证明,音乐是计算机科学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
我们可以从三个非常有力而又相互补充的方面来探讨音乐问题。首先是数字信号的处理——比方说极
难解决的声音分隔问题(例如在录下的音乐中抹去可乐罐落地的杂音)。我们也可以从音乐的认知角度进
行探讨——如何诠释音乐语言,音乐欣赏的构成要素有哪些,情绪从何而来?最后,我们可以把音乐当成
一种艺术表现和叙事手段——叙述一个故事,激发一些情感。所有这三个方面当仁不让,都非常重要,它
们使音乐成为完美的知性领域,让我们能优雅地穿行于技术与表现、科学与艺术、个人世界与公众世界之
间。
假如你问挤满整个礼堂的计算机系学生,他们当中有多少人会乐器,或有多少人认为自己爱好音乐,
绝大多数人都会举起手来。数学和音乐之间传统的亲密关系现在惊人地表现在计算机科学界和电脑黑客群
体之中。媒体实验室由于研究音乐而吸引了一批出类拔萃的计算机系学生。
美术和音乐这种儿时的嗜好,能够让孩子以全面的眼光来观察和探索迄今为止还是以单一方式呈现在
他们面前的浩瀚的知识世界。但是父母和社会往往有意无意地阻挠孩子发展这方面的兴趣,或让孩子只把
美术和音乐当成学业攀登中缓解压力的手段。我上学时很讨厌历史课,但却能说出美术和建筑史上所有重
要的里程碑和它们的年代,而对政治事件和战争的年代我却怎么也记不住。儿子受我的遗传,也有诵读障
碍,但却能津津有味地把有关高空冲浪和滑雪的杂志一字不落地看完。对有些人而言,音乐可能正是研究
数学、学习物理和了解人类学的最佳途径。
说完了上面这些,转过头来,我们究竟如何学习音乐呢?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初叶,在学校练习乐
器是很普遍的现象。后来,录音技术的发展阻止了这一潮流。直到最近,才有些学校重新让学生从制作音
乐中来学习音乐,而不只是靠听音乐来学习。让幼小的孩子利用电脑学习音乐有很大的好处,因为电脑能
提供五花八门的入门途径。电脑不会限制有天分的孩子接触音乐的机会。孩子可以借助各种不同的方式,
通过电脑来体验音乐,音乐游戏、声音数据磁带和本身可控制的数字声音,只是其中的几个例子而已。视
觉感奇佳的孩子,甚至还会希望发明出看见音乐的方法。
电子艺术
电脑和艺术第一次碰面时,会给双方都带来恶果。其中一个原因是机器的印记太强烈了,在全息艺术
或立体电影中,电脑的表现往往压过了艺术原来意欲表达的内涵。科技就好像法国调料酱中的胡椒一样,
电脑味道太强的结果,反而喧宾夺主,掩盖了艺术表现中最微妙的信号。
毫不奇怪,在音乐和表演艺术中,电脑和艺术表现得最为相得益彰。因为在这两个领域中,艺术作品
的表现、传播和体验都能在技术上很容易地融合在一起。作曲家、表演者和观众都可以进行数字控制,如
果荷比.汉考克(HerbieHancock)在互联网络上推出他的下一部作品,那就好比在一个拥有2000万个座位
的剧场中演奏,而且每位听众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改变音乐的表现。对有些人而言,只要单纯调节音量
就可以了。有些人则可能把音乐转换成卡拉OK。其他人甚至会调整它的酬。
数字化高速公路将使“已经完成、不可更改的艺术作品”的说法成为过去时。给蒙娜.丽莎(MonaLisa)
脸上画胡子只不过是孩童的游戏罢了。在互联网络上,我们将能看到许多人在“据说已经完成”的各种作
品上,进行各种数字化操作,将作品改头换面,而且,这不尽然是坏事。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艺术表现方式得以更生动和更具参与性的新时代,我们将有机会以截然不同的方
式,来传播和体验丰富的感官信号。这种新方式不同于读一页书,也比到卢浮宫(Louvre)实地游览更容
易做到。互联网络将成为全世界艺术家展示作品的全球最大的美术馆,同时也是直接把艺术作品传播给人
们的最佳工具。
当数字化艺术家提供了改编作品的手段时,他们同时也开创了数字化艺术发展的大好契机。尽管这种
做法似乎把重要的艺术作品全然世俗化了——就好像把斯泰肯的所有照片都印到明信片上,或是把瓦霍尔
(AndyWarho1,1928一1987)的所有作品都变成装饰艺术一样。关键是,数字化使我们得以传达艺术
形成的过程,而不只是展现最后的成品。这一过程可能是单一心灵的迷狂幻想、许多人的集体想象或是革
命团体的共同梦想。
离经叛道者的沙龙
媒体实验室最初的想法是把人性化界面和人工智能的研究,带往新的方向。这种新的方向是指通过信
息系统的内容、消费性应用的需求和艺术思维的本质来塑造人性化界面和人工智能。我们向广播电视、出
版和电脑界大力推销这一想法,因为它将影像的感官丰富性。出版的信息深度,以及电脑的内在互动性集
于一炉。这个概念今天听起来十分合乎逻辑,但当时在众人眼中却愚不可及。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麻省理工学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教授认为,所有和这个项目有关的人都是“江湖骗子”。
媒体实验室坐落在一栋由著名建筑师贝律铭所设计的建筑中(设计时间是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的延伸
建筑之后,以及在巴黎卢浮宫的金字塔之前)。我们花了7年左右的时间来筹募财源、修建大楼和延揽人
才。
就像1863年巴黎艺术界的当权派拒绝让印象派画家参与正式的美术展一样,媒体实验室的这群被正统
人士拒之门外的始创研究人员也就自立门户,成立了自己的“落选者沙龙”这些人中有些在学术界眼中太
过激进,有些人的研究不见容于自己的系所,有些人则根本无处容身。除了魏思纳和我以外,这一群人还
包括了一位电影制作人,一位图形设计师、一位作曲家、一位物理学家、两位数学家,和一群在这之前的
几年中发明了多媒体的研究人员。
我们在80年代初聚集到一起,形成了电脑科学界的一支非主流文化。当时的电脑界仍然是程序设计语
言、操作系统、网络通信协议和系统结构的天下。维系我们的并不是共同的学术背景,而是一致的信念:
我们都相信,随着电脑日益普及而变得无所不在,它将戏剧性地改变和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不但会改变
科学发展的面貌,而且还会影。胜活的每一个方面。
我们这群人的结合可谓占尽天时,因为当时,个人电脑已经诞生,用户界面开始受到重视,电信工业
也解除了管制。报纸、杂志、书籍、电影厂和电视台的拥有者和经营者都开始自问:未来将以何种面貌出
现。两位聪明的媒介巨孽,时代——华纳的史蒂夫.罗斯和迪克.门罗凭直觉预见到数字化时代的来临。而
投资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疯狂的新项目…对他们来说,用不着下多大的本钱。于是,我们很快就发展成一
个拥有300人的研究机构。
今天,媒体实验室已经成为主流,而互联网络上的冲阶浪手则成了在街头游荡的疯孩子。数字一族的
行动已经超越了多媒体,正逐渐创造出上种真正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故作姿态,这些网上
好手结缘于电脑空间。他们自称为比特族或电脑族,他们的社交圈于是整个地球。今天,他们才代表了落
选者沙龙,但他们聚会的地方不是巴黎的咖啡厅,也不是位于坎布里奇的贝律幸铭建筑。他们的沙龙是在
“网”上的某个地方。
这就是数字化生存。
数字化生存的四大特征
我天性乐观。然而,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数字化生存也不例外。
未来10年中,我们将会看到知识产权被滥用,隐私权也受到侵犯。我们会亲身体验到数字化生存造成
的文化破坏,以及软件盗版和数据窃取等现象。最糟糕的是,我们将目睹全自动化系统剥夺许多人的工作
机会,就像过去工厂被改头换面一样,很快地,白领阶层的工作场所也会全然改观。工作上的终身雇佣观
念已经开始消失。
随着我们越来越少地使用原子、而越来越多地使用比特,就业市场的本质将发生巨变。这一变革发生
的时间,恰好与印度和中国的20多亿劳动大军开始上网的时间同步(这一点毫不夸张)。美国皮奥里亚的
个体软件设计人员,面对的竞争对手可能在韩国浦项。马德里的数字排版工人也会直接面对来自印度马德
拉斯的竞争。美国公司已经开始在硬件发展和软件生产两方面到俄罗斯和印度进行“外购”了,这样做不
是为了寻找廉价劳工,而是要网罗愿意比本国人更勤奋地工作、更有效率、也更守纪律的高级技术人才。
当工商业越来越全球化、互联网络也不断壮大时,完全数字化的办公室也将出现,早在政治走向和谐、
关贸总协定谈判就原子的关税和贸易(在加利福尼亚州销售爱维养矿泉水的权利)达成协议之前,比特就
已经变得没有国界,比特的存储和运用都完全不受地理的限制。事实上,在数字化未来中,时区可能要比
贸易区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可以想象,有些软件计划将会24小时不停地在全世界接力开发,从东方到西
方,从一个人手上传到另一个人手上,或是由一个小组交接给另一个小组,当其他人进入梦乡时,会有人
接着干。微软公司将需要在伦敦和东京设立办事处,以便三班倒加速开发软件。
当我们日益向数字化世界迈进时,会有一群人的权利被剥夺,或者说,他们感到自己的权利被剥夺了。
如果一位50岁的炼钢工人丢了饭碗,和他那25岁的儿子不同的是,他也许完全缺乏对数字化世界的适应能
力。而在今天假如有位秘书丢掉了工作,至少他还熟悉数字化世界,因此拥有可以转换的工作技能。
比特不能吃,在这个意义上比特无法解除饥饿。电脑没有道德观念,因此也解决不了像生存和死亡的
权利这类错综复杂的问题。但是不管怎样,数字化生存的确给了我们乐观的理由。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
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数字化生存有四千强有
力的特质,将会为其带来最后的胜利。
这四个特质是: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和赋予权力。
沙皇退位,个人抬头
对数字化生存带来的分权效应,感受最深的莫过于商业及电脑业自身。所谓的“管理信息系统”沙皇,
过去总是高坐在开着冷气、用玻璃隔着的阴森森的房间里发号施令,如今却披上了皇帝的新衣,几乎销声
匿迹。少数人所以还能苟延残喘,经常是因为他们的级别太高,无人能炒他们的欧鱼,公司董事会不是与
外界脱节,就是在睡大觉,也可能两样全占。
看看“思考机器公司”的例子。这家由电子工程天才丹尼.希利斯一手创办的伟大而富于想象力的超级
电脑公司,只存在了10年就寿终正寝。在短短的10年里,思考机器公司向全世界推出了大规模并行处理的
电脑架构。它的衰落不是由于它所谓的“联结机器”(ConnectionMachine)管理不当和工程失误造成的。
思考机器公司所以化为泡影,是因为并行处理可以被分开来做;同样的大规模并行处理的体系结构,突然
之间,已经由于低成本、批量生产的个人电脑的相互联结而成为可能。
虽然这对思考机器公司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但它对我们所有人而言,无论从表面上还是深刻的寓
意上,都是一条重要的讯息,因为这意味着未来的企业,只要在内部普及个人电脑,并且在需要的时候,
把这些电脑联结起来共同处理计算消耗较大的问题,它就可以用一种新的、可升级的方式满足自身的电脑
需求。电脑确实既可以为个人服务,也可以为群体服务。我看到同样的分权,正逐渐弥漫于整个社会之中,
这是由于数字化世界的年轻公民的影响所致。传统的中央集权的生活观念将成为明日黄花。
民族国家本身也将遭受巨大冲击,并迈向全球化。50年后的政府一方面变得更庞大,一方面则变得更
渺小。欧洲发现自己正分裂为一个个更小的种族实体,与此同时,它却试图在经济上联合起来。民族主义
的力量很容易让我们对任何世界一体化的大的努力都嗤之以鼻。但是,在数字化世界里,过去不可能的解
决方案都将变成可能。
今天,当全球20%的人消耗掉80%的资源,当1/4的人类能享受到不错的生活水准,而其余3/4的人
还过着贫困的生活时,我们怎么可能轻易消除这巨大的鸿沟呢?当政治家们还在背负着历史的包袱沉重前
行,新的一代正在从数字化的环境中脱颖而出,完全摆脱了许多传统的偏见。过去,地理位置相近是友谊、
合作、游戏和邻里关系等一切的基础,而现在的孩子们则完全不受地理的束缚。数字科技可以变成一股把
人们吸引到一个更和谐的世界之中的自然动力。
新的希望和尊严
数字化生存的和谐效应已经变得很明显了:过去径渭分明的学科和你争我斗的企业都开始以合作取代
竞争。一种前所未见的共同语诞生了,人们因此跨越国界,互相了解。今天在学校里上学的孩子,都有机
会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同一件事情。例如,你可以把电脑程序看成一组电脑指令,同时还可以把它
当作由程序的文字缩排而成的诗篇。这些孩子很快就领会到,了解一个程序,意味着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
了解,而不是仅仅从一个角度出发。
但是我的乐观主义更主要地是来自于数字化生存的“赋权”本质。数字化生存所以能让我们的未来不
同于现在,完全是因为它容易进入、具备流动性以及引发变迁的能力。今天,信息高速公路也许还大多是
天花乱坠的宣传,但是,如果要描绘明天的话,它又太软弱无力了。数字化的未来将超越人们最大胆的预
测。当孩子们霸占了全球信息资源,并且发现,只有成人需要见习执照时,我们必须在前所未有的地方,
找到新的希望和尊严。
我不是因为预见了一个新的发明或发现,而激发出乐观的情绪。发现治疗癌症和艾滋病的方法,找到
控制人口增长的可行途径,乃至造出一种能吸进我们的空气,喝进我们的海水,再以无污染的方式将空气
与水排出来的机器人,这些都是我们的梦想,有可能实现,也有可能随风消散。
然而,数字化生存却完全不同。我们不必苦苦守候任何发明。它就在此地,就在此时。它几乎具备了
遗传性,因为人类的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
你还不相信有指数增长这回事吗?
目前,环球网的网址每15天就增加一倍,每隔4分钟就出现一个新的主页(homepage)。自从《数字
化生存》的英文版精装本推出以来,短短的时间内,我已经可以自由自在地使用这些互联网络的词汇,因
为每个人都知道一大堆关于互联网络的事情,尽管真正了解的人仍然寥寥无几。有人批评我,应该在书中
多作一点解释。就让我借这个机会稍作补偿吧。
1963年,一个名叫拉里.罗伯茨(LarryRoberis在本书中)的人设计了互联网络。注意,我从来不曾提
过他的名字,这确实是我的疏漏。当时在美国高级研究计划署主持电脑研究计划的苏泽兰(在本书中,他
的名字出现了4次)邀请罗伯茨到华盛顿去。他们把这个网络设计成一个绝不会失误的讯息传递系统,以
包切换方式传输信息,当时称之为ARPA网。我们在书里曾经讨论过信息包,但是没有说清楚的是,一个
个信息包各自独立,其中包含了大量的讯息,每个信息包都可以经由不同的传输路径,从甲地传送到乙地。
现在,假定我要从波士顿把这段文字传到旧金山(SanFrancisco)给你。每个信息包(假设包含了10个字
母、信息包的序列号码、再加上你的姓名和地址)基本上都可以采取不同的路径。有的经由丹佛(Denver),
有的经由芝加哥(Chicago),有的经过达拉斯(Dallas),等等。假设当信息包在旧金山依序排列时,却
发现6号信息包不见了。6号包究竟出了什么事?
军方拨款资助ARPA网络的时候,正值冷战高峰。核战争的威胁令大家忧心忡忡。因此,假设6号信息
包经过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的时候,敌人的飞弹恰好落在这个城市。6号信息包因此不见了。其
他的信息包一确定它不见了,就会要求波士顿重新传送一次(这次不再经过明尼阿波利斯了)。
也就是说,因为我总是有办法找到可用的传输路径,假如要阻止我把讯息传送给你,敌人必须先扫荡
大半个美国。没错,在寻找可用的传输路径时(假如越来越多城市被敌人摧毁),系统的速度就会减慢,
但是系统不会灭亡,了解这个道理非常重要,因为正是这种分散式体系结构令互联网络能像今天这样三头
六臂。无论是通过法律还是炸弹,政客都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网络。讯息还是传送出去了,不是经由这条路,
就是走另外一条路出去。
互联网络的快速发展,令每个人都大吃一惊。假如你是个网上老手,经常抱怨这个网络速度太慢,别
忘了,很多国家是靠着窄带的信道与互联网络搭上线的。这些网络的带宽会很快地加宽,系统的表现也会
越来越好。在这段时间,当上网人数增加的速度比电信基础设施建设改进的速度还快时,网络的速度偶尔
会变慢。但是请放心,网络不会崩溃,只会慢下来罢了。
有人在偷听吗?
唯一的危险来自于想要控制网络的政府和政客。全世界都有人高举着为儿童净化网络的旗帜,试图检
查网络通信的内容。更糟的是,包括美国在内,不少国家希望能确实找到办法来“窃听”网上讯息。假如
这还不足以令你毛骨悚然的话,你最好警醒一点。假如网络没有办法提供最佳的安全和隐私权保障,那么
将会出现一个严重的失误。正因为数字化的本质,数字世界应该比模拟世界安全得多,但是前提是我们必
须想把它变得安全,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塑造一个安全的数字化环境。
不错,毒贩、恐怖分子、色情小说作家也会利用互联网络。但是,想想看,这些坏人比你我都要装备
齐全,更有办法以加密通信的方式,骗过政府。所以,美国的出口法和其他法律都很愚蠢,假如你禁止输
出密码术那么唯有罪犯才会使用密码。结果,你不但不能保护一般大众,反而置大众于更危险的境地之
中。华盛顿诸公,想清楚一点吧。
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隐私权的问题。首先,当我传送讯息给你的时候,你希望知道讯息的确是我
传给你的。第二,当讯息在我们之间往返时,你不希望被任何人窃听。第三,一旦讯息已经在你桌上了,
你不希望有人擅自闯进来阅读讯息(例如,当你正在网上忙其他事情的时候)。这三种情况都很重要。假
如做不到的话,都会带来麻烦,我们在电脑空间(这个名词在本书中只出现了一次)中也必须保有隐私权。
“比特和原子”这个主题十分打动人心。比较过去和现在从来都很管用。1995年2月,由于涉嫌幕后
策划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的拉姆齐.优素福被引渡回国,有一位巴基斯坦籍的伊斯兰教传教士也要求
美国政府让他们引渡麦当娜和迈克尔,杰克逊到德黑兰去,接受违反伊斯兰教基本教义律令的审判。美国
国务院根本不把这个要求当一回事,在报纸上看到这条短短消息的读者也一笑置之。
一个月后发生了一件事。加利福尼亚州米尔皮塔斯(Mi1pitas)的托马斯夫妇没有招惹任何人,完全
遵守社区道德标准和当地法律,循规蹈矩地经营一个电子公告牌。有一天,田纳西州(Tenriessee)的一
个邮政人员和他们的电子公告牌连上了线,而且不喜欢他在上面看到的东西。这对加州夫妇被控违反田纳
西州的法律,因此受审并被判刑。他们被成功地引渡到田纳西州去。
当我为《数字化生存》的英文版精装本作巡回旅行宣传的时候,我在密执安州(M1chigan)的安阿伯
(AnnArbor)拜访了一家书店。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几天前被捕的21岁的密执安大学学生杰克.贝克的
父母也在场。
贝克在alt.sex新闻组(newsgroup)中公布了一个虚构的故事(我从来没有访问过这个地址,也不清楚
该怎样与之建立联系),有个住在莫斯科的家伙读了这篇文章,而且很讨厌它。(别问我他当时在alt.sex
新闻组里干什么,这就好像一个人自己走进了阿姆斯特丹性商店的漆黑店里,却觉得受到侵犯。)不幸的
是,这位俄罗斯读者恰好是密执安大学的校友,他的不满导致贝克在深夜11点钟遭到逮捕。结果贝克被丢
进监牢里,一个月不准保释,眼镜也被没收了。且慢,我以为我们美国人不会做这种事情。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个年轻人犯了错,他用了一位女士的真名,因此他的行为被视为深具威
胁性,而被极端而荒谬地处以不准保释的监禁。法官埃文.科恩在1995年6月21日驳回了这个案子,贝克的
故事被形容为“只不过是篇有点野蛮而没有品味的小说罢了”。
当我听到这件事时,我觉得我们的法律就仿佛在甲板上吧哒吧哒挣扎的鱼一样。这些垂死挣扎的鱼拼
命喘着气,因为数字世界是个截然不同的地方。大多数的法律都是为了原子的世界、而不是比特的世界而
制定的,我猜对我们而言,法律是个警示信号。电脑空间的法律中,没有国家法律的容身之处。电脑空间
究竟在哪里呢?假如你不喜欢美国的银行法,那么就把机器设在美国境外的小岛上。你不喜欢美国的著作
权法?把机器设在中国就是了。电脑空间的法律是世界性的,既然我们连汽车零件贸易都没有办法和各国
达成协议,要处理电脑法律更谈何容易。
无疆界的世界
就好像樟脑丸会从固态直接挥发一样,我料想在全球性的电脑国度掌握了政治领空之前,民族国家根
本不需要经过一场混乱,就已经消逝无踪。毋庸置疑,国家的角色将会有戏剧性的转变,未来将越来越没
有国家发展的空间。
今天,每个国家的规模都不对,既不是小得足以本土化,又不是大得足以全球化。过去,邻里的意
义完全由地理位置接近与否来决定,你在一个国家的边境行走时,很可能因为越界而被射杀。河流、海洋,
甚至石墙形成了边界。尽管城市的界线不分明,但是城市的尽头究竟在什么地方,似乎总是不证自明的。
也因为这种不证自明的情况,而形成了某种形式的地方自治。我们的整个历史都与空间和地方、几何
和地理有关。无论冲突起源于宗教、经济或其他非物理因素,战斗的地区却绝对和物质相关。赢家暂时建
立了王国,输家可能销声匿迹。国家是非常物质取向的战利品。
电脑空间则不然。每个机器之间的距离都一样,除了地球本身的范畴之外,电脑空间完全没有物理边
界。正如媒体一方面变得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又变得越来越小,就整个世界的管理而言,情况也如出一辙。
这些现象都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是有迹象显示,在有些社会里,这些现象发生的速度要比其他社
会快得多。我的意思不是指物理的社会,而是像金融界、学术界这样的社会,它们目前在全球化和电脑联
网上,都拔得头筹。事实上,今天全球金融界是唯一可以不受美国出口法密码术管制的社群。你最近还听
说过有人把金条运来运去吗?
数字世界全球化的特质将会逐渐腐蚀过去的边界。有人感到深受威胁,我则欢欣鼓舞。
不再需要背井离乡
20年前,我和妻子就在一个希腊小岛上买了房子,岛上的药剂师有一天向我透露,他很担心他13岁的
儿子那么沉迷于电脑。这位当爸爸的深深感到苦恼,因为他相信,假如他儿子学会了电脑,在这个岛上根
本找不到可以做的工作,于是就会像过去几年许多希腊人一样,为了寻找出路而背井离乡。
我很难向他解释,在他儿子的许多兴趣当中,对电脑的兴趣其实最有可能把他留在家乡。越来越多的
创业者在互联网络上建立了“全球性的家庭工业”。这听起来有点似是而非,其实不然。
在过去,如果你想要创立跨国性企业,就必须造就庞大的规模,在世界各地广设办事处。由此,不但
能够处理公司的比特,适应当地的法律、习俗,还能控制产品的流通。今天,由于有了互联网络,分处三
地的三个人也能组成一家公司,打入全球市场。
随着白领阶层逐渐被自动化设备取代,越来越多的人会受雇于自己,同时,也会有许多公司开始外购,
以完成他们的工作。这两种趋势都指向相同的方向。到2020年,发达国家中最大的一群雇主将会是“自
己”,你敢打赌吗?
对我而言,观察翻译成30种语言的《数字化生存》在各国被接受的不同程度,是很趣的一件事。在有
些地方,例如法国,这本书与当地的文化制度格格不入,因此似乎比爱维养矿泉水还显得淡而无味。在其
他国家,例如意大利,这本书则广受欢迎,引起热烈讨论。然而,最令我快乐的事情,不是这本书又上了
哪里的畅销书排行榜,而是这一年涌来的几千封电子邮件:年纪比较大的人感谢我描绘了他们的孩子正在
做或以后将要做的事情。年轻人则感谢我的热情投入。但是最令我感到满意和成功的,却是我那79岁的老
妈妈现在每天都传送电子邮件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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