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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没有市场的社会中，竞争也是层出不穷的，只不过竞争的形式有所不同罢了。弱肉强食是竞争，权力斗争是竞争，走后门、论资排辈、等级特权等等，也是竞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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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缺乏与竞争

    第三节：竞争的本质

    在鲁宾逊的荒岛上，在那一人世界中，竞争是不存在的。当然，那荒岛上可能有其他的野兽，与鲁宾逊竞争、抢食，但那里不会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经济学上的“竞争”（competition）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这是因为所有经济学的基础假设都是为人而设，要解释的行为大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行为。

    在鲁宾逊的一人世界中，有免费物品，也有经济物品。在争取较多的某种经济物品时，鲁宾逊是要付出代价的。想多吃一尾鱼，他就得减少休息；为了多获一些木材取暖，减少苹果的种植就是代价；今年要多吃一点麦，明年就得少吃一点。是的，在荒岛上，鲁宾逊也要面对供不应求的现实，有经济物品的存在，要付代价，所以像我们那样，他也要在选择中作其取舍。唯一不同之处是：鲁宾逊的世界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

    在那没有竞争的一人世界中，经济学着实肤浅。我们当然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鲁宾逊的行为，而全套有关的解释，若简化地申述，两三小时就足够；深入的分析最多也不过两三天的时间。试想，在鲁宾逊的一人世界中没有市场，没有价格，没有货币、通胀、失业，也没有法律、警察、政治，更谈不上军备、中间人、合约、制度等等问题了。没有这一切，经济学再深也不会深到哪里去。

    是的，经济学的复杂、湛深，完全是因为在鲁宾逊的世界中增加了一个人。有两个或更多人的世界，就变成社会——这是“社会”最明确的定义。经济学的趣味也是因为“社会”的存在而引起的。我们也可以这样看：经济学的复杂，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因为我们不是生存在一个鲁宾逊式的世界，而是生存在一个多人的社会。

    请随着这推理的演进去看吧。一种经济物品是多胜于少。在社会中，一个人对某种物品多要一点，其他的人也同样对这物品多要一点。僧多粥少，竞争于是就无可避免。竞争的定义，是指一种经济物品的需求有多于一人的需求。在我们所知的社会中，这样的物品所在皆是。是的，在现实世界中，免费物品——如新鲜空气——还是存在的，虽然越来越少了。

    然而，没有竞争性的经济物品就不容易找到。原则上，在社会中，一种经济物品不一定有竞争，但例子极少，几乎要想破脑袋才可想出一二。记得五十年前我在香港的湾仔书院念书，同学们看电影进场时，喜欢争着取得院方所派给的、有关在上映中的电影故事的一张说明书——俗称“戏桥”。因为成群的同学都争取着占为己有，旧的（过时的）“戏桥”就变得缺乏，有价格，而比较难求的，小同学们就以港币数元成交。那时，这数元是我一个星期的零用钱。旧“戏桥”变成经济物品，有竞争。但过了两三年，收藏“戏桥”的嗜好顿失所踪，同学们由厌而至弃之。但有一位姓李的同学，爱“戏桥”成癖，继续珍藏。于是，对这位有怪癖的同学来说，旧“戏桥”正是一种经济物品（多胜于少），但却没有竞争。这是我所知的没有竞争的经济物品中罕有的实例。时移势易，香港的电影院再不印发“戏桥”了。我与那位姓李的同学有三十五年没有见面，不知道他堆积如山的“戏桥”怎样处置了。

    在社会中，差不多每一种经济物品都是有竞争的。竞争于是就无日无之。我们每个人从早到晚都在竞争，从小到大地竞争惯了，可能意识不到竞争的无所不在。我们在早上吃早餐，是从竞争中赢得的。一个人多吃一点早餐，另一个人就必定要少吃一点。在竞争中此“得”彼“失”。早餐如是，午餐如是，睡觉的床如是，坐公共汽车、进学校、到沙滩上晒太阳、在家里看电视等等，也如是。

    可以说，在社会中，我们不容易找到没有竞争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没有竞争”这句话，从比较严格的经济学来看，是难以成立的。一些不知所谓的经济学课本，在论垄断及专利权时，却说没有竞争。但垄断及专利，只不过是压制了某一种竞争，但增加了另一种竞争。例如，人们会在竞争中夺取垄断或专利权，也会在被垄断了（或有专利权）的市场内，以相近或可替代的产品竞争图利。

    在一个没有市场的社会中，竞争也是层出不穷的，只不过竞争的形式有所不同罢了。弱肉强食是竞争，权力斗争是竞争，走后门、论资排辈、等级特权等等，也是竞争形式。道理很明确：凡是多过一个人需求同一经济物品，竞争就必定存在。

    第四节：游戏规则与产权制度

    由缺乏而引起的竞争，跟任何运动游戏一样，是要有游戏规则的。这是因为，没有规则就不能决定谁胜谁负。没有优胜者，竞争就没有目的了。田径赛有规则，网球赛有规则。假若什么规则也没有，胜负就无法决定了。即使在弱肉强食的竞争中，胜者生，负者死，也是规则。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与人之间日常生活中的竞争，有关的游戏规则就是法律、纪律、习俗等，不一而足。正如体育游戏的规则一样，这些规则有约束性，指定竞争者在某种情形下不能有某种行为。这也是说，在社会的经济竞争中，无论是法律、纪律或习俗，都是以有约束性的办法来界定人与人之间的权利。这种权利界定就是产权制度了。

    产权制度（systemofpropertyrights）是竞争的游戏规则，也就是约束竞争行为的一种局限条件。假若我们吹毛求疵地分辩，这些规则实在数之不尽，千变万化。私有产权（privatepropertyrights）只不过是其中一种。要一般性地将产权制度分为几大类，而又有系统地分析每一类的转变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是可以做到的。这是产权经济学的问题，在这书的下半部我会为这门学问细说一下。

    “产”这个字的英语是property。这个字不简单。从经济学的角度去作解释，property是有竞争性的经济物品。这与法律上的定义是稍有差别的。在法律上，property一般是指资产（尤其是地产或房产）；但在经济学上，其义不仅包括资产，即使消费物品也算在其内。消费物品与地产的共同处，就是大家都缺乏，在社会中都有竞争性，都是经济物品。

    艾智仁说得好，“产”（Property）、竞争（Competition）、缺乏（Scarcity）这三个字是同义的。读者们要在这“同义”的观点上多花一点时间，设法深入地想，直至理解在社会中，竞争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概念。不明白这个一般化的“竞争”概念，学经济就不能大有所成。

    （《经济解释》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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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由市场上，价高者得，市价于是就成为确定胜负的准则。促成这市价的游戏规则，是私有产权的制度。这是高斯定律（CoaseTheorem）的主要含义。

    在不同的准则下，人的行为就跟着不同。以价高者得为例吧。一个人要在市场中得益，就要努力生产，或发明新的产品，或创造有效率的经营方法……

    唯一没有浪费的竞争准则，是市价。价高者得是唯一的准则会促使人们增加生产。多尽一分力以生产赚钱，取胜的机会就较大了，而这生产对社会是有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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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缺乏与竞争

    第五节：竞争准则的含意

    在田径赛中，速度的快慢决定谁胜谁负。速度是田径赛中决定谁是优胜者的准则。但假若这赛事没有游戏规则，指明什么行为是犯了规例，那么速度这个准则就不容易成立了。同样，没有游戏规则，举重比赛的力度准则不容易成立。象棋赛以智力高者胜；桌球赛以眼力精、技术高、手力控制自如者胜——而这些准则，都是有关的游戏规则促成的。

    经济上的竞赛（竞争）也是如此。在自由市场上，价高者得，市价于是就成为确定胜负的准则。促成这市价的游戏规则，是私有产权的制度。这是高斯定律（CoaseTheorem）的主要含义。这个重要的定律及其不足之处，本书下半部会作详尽分析。

    历久以来，经济学对市价的分析，都着重于价格是怎样决定的。但价格（price）这个概念到了艾智仁那里，就顿呈异彩。他说：“价格决定什么，远比价格是怎样决定的重要！”单是这一句话，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就今非昔比。价格是一个决定胜负的准则，而私有产权是这准则的决定因素。高斯与艾智仁被誉为产权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究其因，是他们每人都说过一句有启发性的话。

    游戏规则与确定胜负的准则有直接的连带关系：前者决定后者，而后者决定社会的经济运作。有趣的问题是，究竟是因为人们需要有某一个准则才促成这准则的游戏规则出现，还是人们需要有某些游戏规则，才使确定胜负的准则无可避免地产生呢？骤眼看来，这是一个难分先后的问题。

    我认为是准则在先而游戏规则在后。为什么呢？因为定胜负的准则所决定的，是人类以竞争来解决的问题，而游戏规则只不过是协助准则的成立而已。速度的快慢是田径赛的重心所在，这项赛事的规则仅是协助判断“快者胜、慢者败”。学校的考试成绩准则，其目的是要鉴定学生们有没有在知识或学业上下功夫，而考试的规则只不过是公平地让知识较高者胜（当然，这不一定能达成意图中的效果）。市价不仅决定谁胜谁负，也决定生产力高者胜，而私产制度是协助市价的采用。

    我在上文说，决定胜负的准则会决定社会的经济运作。一方面，社会成员的财富或收入的分配，显然是以竞争的准则来决定的。这准则有多种，而在不同的准则下，每个人的优胜机会就会不同。一些人善于经营生意，或善于生产，私有产权的竞争准则对他们大有帮助。一些人有高明的政治手腕，在非私产的制度下，他们就可大展所长。也有一些人不懂得怎样应付千变万化的市场运作，但善于墨守成规地工作，以年资作准则，对他们就大有好处了。

    另一方面，因为竞争准则对人的收入、享受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在不同的准则下，人的行为就跟着不同。以价高者得为例吧。一个人要在市场中得益，就要努力生产，或发明新的产品，或创造有效率的经营方法，或找寻可以节省费用的讯息，等等。但若物品没有市价，以配给的方法分配，那么竞争者就会选择“走后门”之路，或运用政治手法，争取一官半职，等等。

    我可以用两个在香港分配居住房子的实例，来说明“准则决定社会经济行为”这个格言。我们都知道，香港的房产自由市场是以价高者得的办法来决定胜负的。付得起而又愿意付出够高的屋价或租金的人，就可将自己喜爱的房子买下或租下来，作为己用。不管这个人的年纪多大，相貌多好，政治手腕怎样了得，学问如何之高，付不出须付之价就没有什么优惠可言。

    但在香港大学内，教师的房子是以计分的办法来分配的。作为系主任的有六分，结了婚的六分，一个孩子六分，两个是十二分，工作了一年两分，工作了八年就有十六分了。这些加起来的总分数，是决定争取房子分配先后及面积大小的准则。不管一位教师的学问怎样卓越，研究成绩如何出众，若分数不够高，在房子竞争上就非败不可。

    说起来，香港大学分配房子的计分准则，与中国对干部分配房子的办法极为相似，差不多是如出一辙的。究其原因，是港大的游戏规则（局限条件）与国营制度大有相同之处。港大的资产并非私产，而是公家或政府的。从产权那方面看，港大的制度是一个“共产”制度，其房子的分配准则与房子的市价无关。港大与昔日共产中国的主要区别，是港大的“共产”制只限于有关大学方面的事项，而中国大陆昔日的共产，是一般性地扩展到整个国家。

    从以上的市场分配房子与港大分配房子的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因为决定胜负的准则不同，胜者与负者就会是不同类的人。一个有独特生意眼光的人，在港大没有特别的好处；而一个有较多孩子的，在市场上就没有什么优先权利了。想深一层，我们也会知道，在不同的准则下，人的行为就跟着不同，所以生产的效率也就不同了。港大分配房子的准则会鼓励教师多生孩子，鼓励早婚，也鼓励较长久地服务于港大的意向。以价高者得的准则来分配，则会鼓励人们生产赚钱、节省费用而储蓄等等的行为。

    在经济学上，“浪费”这个概念不简单。要此书写到下半部时，我们才能深入地研究这个概念。在这里，我不妨介绍一般书本上所说的，比较容易明白但不大正确的浪费概念。一般而言，它是指有其他办法，或用其他资源使用的分配，可以使社会的财富或收入增加，但这些“其他”办法，却莫名其妙地不被采用。

    从以上的浪费定义来衡量，在世界上数之不尽的各种竞争准则中，只有一种是没有浪费的。这种唯一没有浪费的竞争准则就是市价。几个例子可以解释这一点。排队轮购，以先到先得为准则，是要付出时间代价的。但时间用在不事生产的呆立等候中，对社会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所以这时间的价值是被浪费了的。

    举另一例子，让我们回到先前所谈及香港大学分配房子的计分准则上去：一个港大的教师多生孩子，或较长久地留任，便可多获分数。那么，在踌躇而难以取舍（那所谓“边际”）的情况下，要选择应否多生孩子或另谋高就，争取较佳的“房子”分数就起决定性的作用了。本来不打算多要孩子的将孩子生下来，是“浪费”，因为分数的本身不代表产品的价值，而多生孩子的选择是由于争取有关的分数而“逼”出来的。

    以年纪大小作分配的准则，会鼓励人们不惜花费金钱、心力作虚报年龄之举，或使他们增加宁愿虚度时光而急待老来的意向。弱肉强食的社会，以武力定胜负，会促使人民在武器上投资。数十年前，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发现了金矿，出现寻金热潮，当地的竞争者于是定下规例，每天以速度竞赛的方式，能较先抵达某个矿地的，就有权在那一天那一处采掘。如此一来，大家就抢着花费大量金钱，将拖雪车的狗养得又强又壮。这些行为都是浪费的。

    唯一没有浪费的竞争准则，是市价。价高者得是唯一的准则会促使人们增加生产。多尽一分力以生产赚钱，取胜的机会就较大了，而这生产对社会是有贡献的。因此，市价这一准则不会引起浪费。

    以上所说的“浪费”观点，是传统的，虽然是由我在七十年代初期带到竞争准则那方面去。较为正确的观点是后话。

    （《经济解释》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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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经济学的人要将主观与客观分辨清楚，决不可以让主观的判断影响客观的分析……很多学者批评马克思就是这一点：马克思为了要在袋子中取出白色的石块，他就不容许其他不同颜色的石块放在袋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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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缺乏与竞争

    第六节：经济分析与价值观

    我在前文说过：竞争的准则决定社会的经济运作。但在有关“准则”的事情上，一些是属于经济学内的分析，另一些则属于主观、伦理的问题，与客观的理论分析扯不上关系。这二者必须清楚地加以区别。

    我们知道，在不同的准则下，胜或负的人各类不同。因此，一些人会喜欢或选取某一种准则，另一些会选取另一种。这些行为是属于经济学的范畴了。例如学生考试，一些学生希望老师能出文字题，大做文章，另一些则要求选择题（multiplechoice），因为认为这样他们的取胜机会较高。凡是有关选择行为的，都在经济学分析之内。

    但哪一种准则是好是坏，或对社会福利有何好处，则是伦理或价值观念上的事了，与客观的分析无关。例如，我在前文提及过，以市价为竞争的准则没有浪费，因为它导致增加生产，而其他的各种准则在某程度上必然会有浪费的。不过，我可没有说增加生产一定是好的，浪费一定是坏的。什么是好是坏，只有个人的价值观（valuejudgement）才能判断，或只有上帝才知道。

    中国昔日的人民公社导致民不聊生，为什么会这样，是经济学分析的问题，但民不聊生究竟是好还是坏，则是主观的判断了。经济学可以解释人类的行为，可以解释在怎样的局限条件下民众会变得饥寒交迫，但不能说这是好事或坏事。我说“不能说”，是指经济学不能说，却并非指经济学者不能说。不要忘记，经济学者也是人，有着他自己的价值观。假若我说饥寒交迫是坏事，是不好的，我是站在人的立场，主观地说话，却并非基于客观的经济分析。当然，我有权利作这样的主观判断，因为我有人的权利，而这权利是不须有经济学的训练才能得到的。

    我可以表达我的价值观，其他的人同样可以表达，但谁的价值观比较正确，比较可取，就只有天晓得。价值观的表达是不须有分析的训练的。你说蓝色好看，我却喜欢红色，谁可以作出判断而使大家心悦诚服呢？你说政府支援教育是好事，我说是坏事，你和我辩论一百年也不会得到好与坏的结论。这是因为好与坏，喜爱或厌恶，是不能以科学分析来达到客观的同意。

    假若我说，饥寒交迫是不好的，是坏事，很多人会同意。但这只不过是因为大多数（甚至所有）的人都不喜欢自己饥寒交迫。大家是因为价值观相同而同意，不是因为客观的分析而同意。经济学可以解释为什么人民会饥寒交迫，可以解释为什么政府支援的教育会产生些什么效果，但不能在好坏的问题上下判断。

    上文提及，经济学者也是人，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可是，在分析问题之际，他们也可能有意或无意地表达着某些效果是好或是坏的。客观的分析与主观的喜恶可能连带在一起。这没有什么不妥，虽然有时可能使读者或听者有了混淆。重要的问题是，从事经济学的人要将主观与客观分辨清楚，决不可以让主观的判断影响客观的分析。这是说，假若一个经济学者认为政府支援教育是好事（主观的判断），他于是有意或无意地把分析拗歪了，以致分析脱离了逻辑的规格，这就犯了科学的大忌。很多学者批评马克思就是这一点：马克思为了要在袋子中取出白色的石块，他就不容许其他不同颜色的石块放在袋子中。

    有时，一些经济学者没有说什么是好是坏，但却使人觉得他是作了这种判断。例如，我说以市价为准则可以增加生产，不少读者会认为我说以市价为准则是好的。但我可没有这样说。读者以为我是说过了，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增加生产是好事。当然，在报章上写其他文章，为了要避免枯燥，我有时作好坏的判断，会表达自己的价值观。但这本书的重点是客观的经济解释。

    很多读者认为我是信奉市场，对市场有特别的喜爱。相信市场之能是对的，因为我也深知市场之有所不能；但我个人的价值观是反对市场，也反对共产制度的，因为在这二者我都难以出人头地。我个人所喜欢的是，以读书考试的办法来决定社会财富的分配，因为我对一般考试的任何准则都颇有过人之处。但很可惜，世界上没有什么地区是以考试来分配财富的。（天晓得，旧中国的考状元，确有分配财富之效，但应该轮不到我！）

    第七节：经济学的范畴

    经济学既然不可以判断什么是好是坏，那么其范畴是包括些什么呢？答案是，经济学的范畴包括三部分。

    第一，在知道有关的局限条件（constraints）或游戏规则（这就是产权制度或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划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推断所用的竞争准则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处理上往往不容易，但高手若愿意付出代价，他总有办法做得到。说起来，这是实证经济学上最容易分辨高手与低手的地方。

    世事如棋局局新，局限条件千变万化，任何分析都不可能包罗万有。有关的而重要的局限条件是要抽选出来而使之简化的。但什么算是“有关”，什么算是“重要”，分析者却不能妄作判断，随意取舍，因为这样做，分析者就可以随意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结论了。换言之，局限条件的取舍，是要有约束的，而这约束需要一个理论。这个比较深入的有关方法论的问题，我会在分析价格管制时详述的。

    第二——这是经济学最容易的一部分了——是有了竞争的准则，经济学可以推断人的行为会怎样，资源的使用会怎样，财富或收入的分配会怎样。上文说过，准则的不同会导致行为的不同，而胜负的人（收入的分配）也会跟着不同的。上文所说房屋分配及排队购物等例子，就属于这一部分。

    事实上，撇开近三十多年来的发展不谈，有二百多年历史的西方经济学，可取的（非价值观而又有解释能力的）都是这一部分。那所谓收入分配（incomedistribution）与资源使用（resourceallocation或resourceuse）这两大项目的划分，是经济学的传统。就是在今天，经济学的教科书还是这样处理的。

    但在传统的经济学上，关于收入分配与资源使用的分析，大都是基于自由市场以市价定胜负的准则。这准则只能在私有产权的制度下出现。换言之，传统的经济分析，虽然可解释收入的分配与人类的行为，但其范围很狭窄。私有产权所约束着的游戏规则，只不过是千变万化的规则中的一部分。假若我们熟读一般经济学教科书，不管是怎样高程度的，我们能以之解释世事方面的，范围极小。墨守成规地学经济，将课本念得滚瓜烂熟，并不一定稍知门径，登堂入室更谈不上了。科学要活学活用，经济学更是如此。

    传统的经济学分析大都是以市价为准则，很狭窄，但这并非是说不同的竞争准则，经济分析就无能为力。正相反，近三十多年来，那所谓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不断地以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扩展到五花八门的准则上。不同的竞争准则当然会有不同的效果，但却可用同样的理论基础来处理。只要我们能肯定地指出竞争的准则是什么，推断收入分配与资源使用的行为并不困难。那是说，一旦弄清楚有关的游戏规则（局限条件），断定了竞争的准则是什么，一个高手花不上几天的工夫就可以将竞争的行为推断，而其准确性甚高。

    经济学范畴的第三部分，是最困难的了。那就是，要解释游戏规则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世界上有共产制度？为什么香港有租务管制？又因为游戏规则与竞争准则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部分也就要解释竞争准则是怎样决定的。为什么香港大学教师的居住单位要以分数配给？为什么共产中国要论资排辈？

    不同的产权制度是怎样形成的？法律为什么因时因地而变？香港的立法程序为什么与台湾的不同？什么是国家？为什么要有国家？为什么有些国家有宪法，另一些没有？为什么中国大陆要搞统战？这些都是深奥的问题。

    但很奇怪，有时经济学者认为是高深莫测的经济问题，不懂经济学的却会认为是浅显之极。他们喜欢在这些问题上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过瘾之至，但他们的“解释”与科学无关。若问香港的立法会议员：为什么某法例被通过了？他们总不免雄辩地议论一番。但假若我们细心地分析一下他们的“理论”，我们通常只得出四个结果：（一）他们所说的是特殊理论（adhoctheory），毫无一般性的解释能力；（二）他们说的是套套逻辑（tautology），完全没有内容；（三）他们说的是他们自己的价值观（valuejudgement），与科学无关；（四）他们说的是谬论（nonsense）。

    海耶克（F.Hayek）曾经花了不少时间解释这经济学范畴内的第三部分的问题，没有什么大收获。近二十年来，政制理论（TheoryoftheState）渐成为经济的一门热门学问，参与的高手如云，包括布格南（J.Buchanan）、史德拉（G.Stigler）、贝加（G.Becker）、德塞姆茨（H.Demsetz）等人，但都没有重大的收获。当然，他们其他的研究，收获是多而重要的。我自己曾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小书内创立了一个政制理论，自觉满意，但重视这理论的就只有高斯一人！虽然这理论准确地推测了中国的体制转变，但可靠的验证，还需更长的时间。

    《经济解释》应该是我认真地写的最后一本经济学的书了。关于制度或政制的形成这个湛深的问题——上文所说的经济学范畴的第三部分——若要有大收获，我认为必须从合约的选择那方面做起。这是关于交易费用与合约的关系、公司的本质、组织的结构等问题了。这些应该可以扩展到国家、制度那方面去——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九八一年我走这条路，以理论准确地推测了中国的制度转变。虽然只这一次，不够说服力，但还是比所有的行家多了一次。

    （《经济解释》之十三；第三章完）

    第四章功用的理念

    西方经济学常用的Utility一词，国内译为“功效”，但我认为“功用”比较恰当。问题不是谁对谁错，而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来没有Utility这个概念。文化不同，你有我没有，翻译就只能如瞎子过河，胡乱地摸索。有些因为文化不同而很难译得恰当的字——例如Cost——我们要设法译得好。但Utility这词译得不好不重要。

    我说Utility译得不好不重要，是因为曾经有百多年的时间，西方经济学者也不清楚Utility是什么。故老相传，他们只是以为自己知道，自己明白，但其实大家都不清楚。西方经济学要到二十世纪中叶才能给Utility一个明确的定义。话虽如此，到今天，好些经济学者还不明白Utility（功用）的正确定义。这些学者中不乏聪明才智之士，所以不可能是因为生得蠢而不明白。他们是不愿意明白：要是他们明白而又同意本章内所说的“功用”理念，他们就会失却了改进社会之能，变得像我一样，成为小人物了。

    第一节：悲哀的发展

    一七八九及一八○二年，英国经济哲学大师边沁（J.Bentham，1748-1832）提出了功用（Utility）的概念，对后人影响甚广。边沁的原意是有三方面的。其一是功用代表快乐或享受的指数；其二是每个人都争取这指数愈高愈好。这后者给自私的假设数学化，一百年后微积分被引用到经济学时，功用函数就变得大行其道了。今天，功用函数在经济学上还是极为普及。这可不是因为功用的理念有不可或缺的解释用途，而是适用于数学。不懂经济但善于数学的，可以容易地大做文章。

    边沁的第三个原意，是一个人的收入增加，其收入在边际上的功用就减少了。他跟着假设每个人对收入的多少有相同的享受，那么富人的边际收入功用低，穷人的边际收入功用高，社会整体最高的福利，是人与人之间的边际收入相等。这是平均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是今天还存在的福利经济学的前身。

    一个人的收入增加是否会导致收入在边际上的功用下降，大有疑问，而今天经济学者一致同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功用指数不能相比。一个大富的人对一元的看法，可能比一个街头乞丐重要得多。单是这一点，福利经济（Welfareeconomics）就大有问题。一九五○年，森穆逊（P.Samuelson，1915-）在一篇湛深的文章内指出，若一个社会的总国民收入增加，不管增加多少，只要有一些人（甚至一个人）的收入减少了，经济学就不能证实社会福利有所长进。

    森穆逊是福利经济学的一个首要人物，连他自己也那样说，为什么福利经济在今天还有那么多的从事者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上文提到的经济学者认为自己有改进社会之能。其二是经济学者要改进他们自己的福利：可以改进社会，作个政府经济顾问是会增加收入的。事实上，政府也乐于慷他人之慨，送给经济学者纳税人的钱：政府官员为自己的利益要推行某项政策，总要找些经济学者附和才来得顺理成章。

    从科学上看，最重要的功用问题是边沁的第一点：功用是快乐指数。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你怎可以知道我是快乐还是不快乐，又或是我今天比昨天快乐一点？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好些经济学者老是认为自己有超凡的本领，有上帝之能。功用被认为是一个快乐指数，今天在某程度上还是存在的。

    一九一五年，一个无师自通的俄国经济学者——E.E.Slusky（1880-1948）——用意大利文发表一篇举足轻重的文章，后来在一九五二年被译成英语。这篇伟大作品的一个要点，是指出如果我们要用功用的理论去解释人的行为，那么功用的理念要与主观的快乐或享受脱离关系。可不是吗？要解释行为，我们需要的是推断人的选择，或在什么情况下人的选择会怎样改变。至于人的选择是否以增加快乐为依归，是无关宏旨，完全不重要的。

    边沁之后，参与功用理论研究的，差不多包括所有重要的经济学者，天才辈出，好不热闹。很不幸，屈指难算的理论天才的工作，只赢得一篇血泪史。一九五○年，史德拉（G.J.Stigler，1911-1991）发表了题为《功用理论的发展》（TheDevelopmentofUtilityTheory）的长文，追溯百多年来功用理论的思想史，学究天人，文采斐然。在结论中史氏忍不住破口大骂：他认为经济学者不热衷于理论的验证，以致众多高手在功用理论上的刻苦耕耘，获得的对人类行为解释的贡献，微不足道！

    我很喜爱史德拉在该文结论中的一段文字，一九六八年请他用墨水笔写在白纸上，让我放在书桌旁作为自己研究时的警句。墨色淡化了，但该稿今天还在。我把它刊登在这里，好让读者能欣赏一下这位二十世纪天才的笔迹与风采。

    其文如下：

    “Thecriterionofcongruencewithrealityshouldhavebeensharpened-sharpenedintotheinsistencethattheoriesbeexaminedfortheirimplicationsforobservablebehavior.Notonlyweresuchimplicationsnotsoughtandtested，buttherewasatendency，whenthereappearedtobeathreatofanempiricaltest，toreformulatethetheorytomakethetestineffective.Economistsdidnotanxiouslyseekthechallengeofthefacts。”

    翻译过来是：

    “与事实相符的准则是应该尖锐化的——尖锐地坚持理论的含意要受可以观察到的行为的审查。然而，不仅这些含意没有被找寻及验证，而还有的倾向是，当一个含意受到事实验证的威胁时，理论就被修改，使验证无效。经济学者不渴望事实的挑战。”

    无论怎样说，功用理论今天还是大行其道，所以我不能不花些篇幅细说其重点。

    一九七二年我写了一篇关于中国传统婚姻的文章，是关于“盲婚”及“童养媳”等现象的。在最后一节中我大肆抨击功用理论，认为其用途不大，可以取缔。英国的《经济学报》要发表该文，但要减少五页，我就简单地把这最后一节取消。文章发表后，布格南（J.Buchanan）与托洛克（G.Tullock）来信谴责，说我不应该取消他们认为是最重要的一节。这节的文稿后来遍寻不获。

    我反对功用理论的主要原因，是“功用”只不过是经济学者想出来的概念，是空中楼阁，在真实世界不存在，所以要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意不仅困难，而且陷阱太多，以致推出来的很容易是套套逻辑，自欺欺人。

    当时站在我那边的是高斯（R.H.Coase），站在另一边的有三个我拜服的人：佛利民（M.Friedman）、贝加（G.Becker），与老师艾智仁（A.A.Alchian）。他们要保留功用理论，因为好些经济物品——如友情、声望、天伦之乐等——是不可用金钱量度的。他们认为若不能用金钱量度，就要用“功用”数字来量度了。我将会解释为什么这三位师友的观点我不苟同。但先让我解释我们大家同意的“功用”理念是什么。

    （《经济解释》之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