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冲击波》—亚洲金融风暴对西方国家的影响

    美股上演10年前“黑色星期一”

    美国纽约股市10月27日猛泻554点的情况，类似10年前该股市上演的“黑色星期一”一幕，只是挪后了一个星期。

    美国的大牛市持续了很久，今年亚洲股市许多都滑跌了，但纽约股市道琼斯工商指数还不断的创新高，因此市场早就在担心纽约股市会像当年那样，股价不顾一切的持续上涨及保持在高价区一段时间，最后因支撑不住而暴跌，形成影响全球股市的股灾。不过，这次又有所不同。首先是在当年——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道琼斯工商指数一天跌幅高达22.6％（508点），远比道琼斯工商指数这次的7.2％跌幅大。

    道琼斯工商指数自今年1月至8月共上涨了28.1％，这个结果产生了“财富效应”，经济学家说，人们在豪华汽车、旅游、房屋装修、电器与电脑和机器等的开销也随着增加，推动了经济的增长。自10月下旬开始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后，道琼斯工商指数已经在4个交易日下跌了11.2％，同时美国的利率也下跌了（利率下跌能够刺激消费和投资），因此在相当程度上可抵消股市下跌的不利影响。亚洲因为金融危机的缘故，这次情况也有所不同。

    当年的黑色星期一股灾，全世界各主要的股市都受重挫，伦敦金融时报100股指数暴跌190点（11.66％），跌至1439点，东京的日经指数暴跌3836点（14.90％），跌至21910点，香港恒生指数猛跌420点（11.10％），至3362点。香港股市当年在暂停交易4天后，恢复交易当天还是暴跌了约1120点（33.32％），跌至2241点。我国股市的海峡指数也惨跌了261点（21.40％），跌至961点。10年前的股灾爆发后引起严重的后果，例如美国房地产的价格下跌，许多证券公司不得不大幅度缩小规模。还好，美国经济并没有立即出现衰退的情况，而纽约股市不久后也进入长期的牛市直到今天。

    自从10年前的黑色星期一后，美国当局决定不让股市在一天内那么的疯狂滑跌22%，因此制定了条例，因此道琼斯工商指数这次暴跌时，股市两度中断交易。各地股市也各有不同的条例，缓和股市的下跌。

    美国投资者正庆幸股价还能稳在8000点左右时，不料港股连续四天暴跌3000点后，美股就接着一直走下坡，接着便暴泻了多达554.26点，1987年黑色星期一的惨状似乎又重演，多数投资者一时还不能相信美股竟会在一日内变得这么“弱不可支”。

    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交易员与其说是对指数直线下滑目瞪口呆，不如说是希望能提前下班，这可从交易所在指数猛跌350点之后停板30分钟再恢复交易时，交易员们却齐声呼喊停售股票，以促使纽市提早闭市看出来。结果纽约股市在东部时间下午三时半闭市，比往常早了半小时。

    美国传媒方面，过去鲜少在日间提及的香港市场走势，但从今年10月下旬起，突然受到广泛报导。在华尔街投资分析员的大力强调下，港股变成众矢之的，成为美股这次跌潮的祸首。尽管不少人都曾预测美股会滑落，但相信很少人会预料到，港股下跌竟成了美股暴泻的导火线。

    可是若把美股这次猛泻完全归咎于港股，恐怕并不完全正确。

    有种种迹象显示，美股这次暴跌，应该与美国公司业绩增长放慢以及恶性竞争蔓延大有关系。业绩逊退的现象已在美国一些大公司显现出来，波音公司因生产无法追上强劲需求而须拨出备用开支，在上周竟宣布其第3季业绩面临亏损，并预期明年。仍会因生产能力问题无法解决而难获佳绩。此外杜邦公司和P&G公司也先后在上周宣布的盈利数字也比市场预测得低，尤其杜邦公司还出现了4年以来的首次亏损，像这么多大公司公布令人失望的业绩的情况，在过去两年中是罕见的。

    另外，美国高科技企业则面临恶性竞争侵蚀公司盈利的局面。近日的美国电脑业频频传出专利权之争，以致闹出对簿公堂的新闻。为了保持营业利润并争取市场占有率，不少美国科技公司不惜侵用别家公司产品专利权，或是千方百计寻找竞争者的产品是否侵用专利权的证据，以便采取诉讼行动索取巨额赔偿。这一连串的诉讼行动近日已造成一些公司元气大伤，连国际最大的晶片制造商英特尔（Intel）也难以幸免。例如它最近就与迪吉多仪器（Digital）公司达到私下和解，答应缴付迪吉多仪器约20亿美元的专利投资费，这对英特尔来说，代价可真不小，并震动了整个美国电脑业。此外，微软和太阳微系统互控对方侵用产品专利权，至今还未有结果，但可以肯定的是，高科技公司的未来盈利将受到这类恶性竞争的打击。

    总之，美股暴泻7%，基本上是美国公司业务前景不明朗所致。港股仅是导火线。

    对全球工业国家的深重影响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1月18日指出，亚洲的金融危机可能使它把工业国的经济增长预测调低0.2个百分点以上。该组织经济部门主管维斯科在记者会上说：“我们可能会在修改预测时，稍微提升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影响”。在谈到韩国时，他说：“我们将调低韩国的增长预测，不过数目不会太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人员这个月上旬指出，他们预料亚洲金融危机将使工业国今年和明年的经济增长率削减0.2个百分点。他们预测日本的增长会减少0.3到0.4个百分点。欧盟和美国则减少0.1到0.2百分点。经合组织在6月的半年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工业国今年的增长率是3%，1998年是2.7%。维斯科在经济政策委员会两天会议闭幕后说，至于日本，“与我们上次的经济预测比较，它的增长将比我们本来估计的低得多”。经合组织6月原本预测，日本今年的经济增长率是：1997年2.3%，1998年2.9%。会议主席、白宫首席经济学家耶连说，东南亚危机对世界工业国家的增长的影响，将只有“千分之几”，但太平洋地区所受的影响会比其他国家更加厉害。但她重申：“鉴于局势还在演变，要确实评估不易”。经济政策委员会认为，一般上讲，“东南亚国家的中期展望不错，问题是它们必须推行必要的基本改革”。耶连说，日本的增长前景“仍然呆滞”，一则由于东南亚危机，一则由于国内因素。经济政策委员会的一些成员也说，美国联邦储备局“应该准备先发制人，以防通货膨胀在最近将来卷土重来”，虽然其他的人说，市场的力量已经发挥作用，使增长缓慢到可以持续的速度。

    影响明年美国和欧洲经济

    联合国12月8日发表的一项报告说，震动亚洲主要经济大国的危机完全有可能影响明年美国和欧洲经济发展的前景。这份新的报告说，在1997年，西欧的经济复苏预计将使西欧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6％，预计美国和加拿大将增长3.7％，而日本将继续停滞不前。报告说，美国明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降至2.5％左右，这是因为执行了一项紧缩货币的政策，另外，限制美元升值对出口的影响、预测个人支出将会下降都是造成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因素。在日本，明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只增长1.5％，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政府如何处理它的经济问题，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会造成多大的影响。报告说，“对世界经济所作的短期经济展望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全球金融市场不稳定的影响”。报告说，金融市场危机可能在以下几方面影响“实际经济情况”：

    －一股市暴跌可能抑制普通家庭的支出。

    ——东南亚发展速度放慢将限制对西方商品和投资的需求。

    －一日本国内需求不旺对西欧和北美将产生消极影响。

    东南亚和日本1996年在世界进口贸易中占22％，在世界出口贸易中占23％。报告还说，“亚洲地区是支持西方市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1997年这种支持日渐削弱，这种趋势可能将会继续发展下去，并使1998年全球贸易发展步伐放慢”。

    欧美出口受挫

    东南亚金融动荡对世界金融市场产生了强烈冲击，导致全球股市动荡，正如美国财长鲁宾所说，“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产生影响的时代已经到来”。东南亚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产生最直接的影响是对美国向该地区的出口不利，对电脑芯片等电子产品出口商的打击更大。目前美国商品贸易逆差以年率计已高达１９００亿美元，其中对东南亚的贸易赤字占１１％。而此次的金融危机将使美国对该地区的贸易赤字继续增长。此外，对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拥有企业的公司来说，未来的经营利润也将大大减少。从间接的方面来说，如果日本难以承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打击转而在美国寻找出路，那将对美国经济带来较为不利的影响。日本经济主要依赖出口，其中对东南亚市场的出口约占４０％。金融危机将严重影响日本出口，使本已极为困难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如果不少坏账累累濒临破产的日本金融公司为了获取资金而抛售它们所拥有的巨额美国政府债券，这对美国经济将会带来严重的影响。

    据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着名的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坦在11月上旬发表的谈话中估计，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了经济的增长，并将造成美国经济下降０.５个百分点和贸易逆差上升。据伯格斯坦估计，亚洲经济增长放慢，将使美国的贸易逆差增加约３００亿美元到４００亿美元。多数美国经济学家认为，亚洲的金融危机将使美国经济在１９９８年下降约０.１％到０.２％，也有估计可能超过０.５％。伯格斯坦认为，由于日本的出口相当部分是面向东南亚的，亚洲货币贬值，将减少日本的贸易盈余。并可能扩大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近几月来，由于美元对日元汇率走高，美国对日贸易逆差已在上升之中，亚洲危机必将对日本本来就较虚弱的经济和日本银行系统带来又一打击。

    巨大的加息阴影

    11月12日，美国联邦储备局终于决定基本利率不变。在这之前，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使人们广泛预料联邦储备局会作出这样的决定。联邦储备局发言人科因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下午1时10分结束会议时，没有作进一步的宣布”。美国联邦储备局决定，让联邦基金的隔夜利率继续保持5.5%，贴现率则继续保持5%。亚洲金融市场的动荡所起的影响和可能触发全球市场崩溃的担心，使人们预测联邦储备局的决策者不会在这个时候提高利率来增加借款者的负担，尽管有迹象显示，美国经济正面对加薪的压力，而这点又有使通货膨胀再度恶化的危险。联邦储备局上次改变利率是在今年3月25日，当时联邦储备局的基金利率提高了四分之一个百分点，这是两年来首次提高利率。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下次会议将在12月16日举行，但大多数分析家预料，该委员会将会继续保持利率不变直到明年初。

    欧美金融市场动荡不已、连绵成片

    10月9日,在德、法等国中央银行决定上调利率的影响下，西欧几种主要股指９日全面下挫。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８日发表讲话，认为通货膨胀仍是美国经济的主要威胁。接着，德、法等国中央银行于９日又纷纷决定上调短期利率，从而对投资者的投资取向产生了影响。此外，在华尔街股市下挫也波及西欧股市。当天，在西欧主要股市中，英国伦敦《金融时报》100种股票价格指数下跌44.6点，以5217.5点收盘；德国法兰克福DAX30种股票价格指数下跌104.23点，至4243.01点；法国巴黎CAC40种股票价格指数下跌63.43点，尾市收于2960.65点。

    10月中下旬以来，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地股市的影响有所加大。从１０月２４日的全球股票市场情况看，除了东京和香港两地的股市出现不同程度的回升外，世界各地其他主要股市均呈跌势，纽约股市道－琼斯３０种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连续两个交易日大跌，累计下跌近３２０点。预计近期内东南亚金融风暴尚难迅速平息，从而对世界各国经济和股市继续产生多种影响。

    美国及欧洲高度关注亚洲金融市场

    美国财政部密切留意亚洲金融市场，并准备在11月中同欧洲官员讨论亚洲的金融形势。财政部一名不愿露名的高级官员说：“我们和联邦储备局关注，还密切注意亚洲的事态发展”。他说，副财长萨默斯周末将在德国的法兰克福会晤欧洲官员。他说：“他们将讨论多项课题，而我相信他们将谈到亚洲资金的安排，他们还将检讨多个国家的事态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为泰国和印尼安排贷款配套，以拯救它们的经济。美国提供30亿美元，作为印尼配套的部分备用贷款，但欧洲国家未参与拯救泰国或印尼的计划。那名美国官员说：“我们认为有必要就事态发展同欧洲财政官员进行磋商”。他重复美国官方的立场，即支援面对财力困难的亚洲国家，必须以透明度和更好的监察为基础。任何新的融资都必须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挂钩，以便使贷款附带适当条件。有些亚洲国家建议为亚洲地区设立基金。这个问题同加紧监察和鼓励亚洲国家互相监督政策的努力有关。当包括萨默斯在内的多国财政官员本星期在菲律宾开会时，亚洲基金问题将列入议程。美国官方对这个构想态度谨慎。它警告，这项基金可能引起所谓的道德风险——鼓励企业公司或政府采纳不恰当方针，因为出问题时会有人拯救它们。那名美国官员说：“显然的，我们和亚洲国家必须优先考虑制定有效措施，以便在日后应付这类危机”。他补充说：“我们认为任何作法都必须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制约，预先设立大笔资金是不适当的”。另一方面，在德国的卡尔斯鲁厄，德国中央银行行长蒂特迈尔前天在演讲时说，尽管东南亚目前面对金融危机，它日后仍将是活力十足的地区，那是“无庸置疑的”。他说，亚洲最近的金融风暴以及92和93年欧洲汇率机制出现的汇率动荡，都显示出如果人们对实际汇率存疑，金融市场能迅速施加强大压力。他补充说：“尽管如此，东南亚日后仍将是活力十足的成功地区，那是无庸置疑的”。但他还说：“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在银行监管方面多年来累积的缺点突然都显现出来。这还会对全球造成影响”。

    美国负责亚太经合论坛会议的协调员沃尔夫11月7日说，“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是亚太裔，数千家美国公司在亚洲做生意，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就业机会有赖于亚洲的繁荣……如果亚洲经济受到损害，我们还将受损”。因此，他说，克林顿总统和他领导的政府“希望东南亚金融危机列为领袖议程的首位”。

    美国贸易赤字将激增

    分析家说，由于亚洲经济滑坡以及美国经济比其竞争者更有活力，美国贸易赤字将会继续激增。美国今年9月份的贸赤增加17％。商业部前天宣布，美国9月份的进口比出口多出111亿美元；8月份的差距不过94亿6000万美元。这是今年1月以来的最糟贸易表现，使每月的进口平均增加1.2％，升至891亿美元；出口则减少0.7％，降至780亿美元。协商会议组织的首席经济师盖尔·福斯勒说，美国的进口超越出口的趋势将在未来几个月加剧。美国是世界上国内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协商会议是私营的经济分析组织。福斯勒说：“我们还未看到东南亚经济危机产生的冲击力”。她补充说，上述的贸易数字反映的是亚洲经济动荡之前的经济情况。她说，9月份贸赤扩大主要是因为美国从日本和中国的进口增加的缘故。美国对这两国的贸赤分别增至55亿和51亿美元。美元兑日元上涨以及日本经济疲弱导致美国今年以来对这个亚洲国家的贸赤增长18.7％，升至405亿美元。中国在贸易上之所以对美国享有盈余是因为美国国内需求殷切，以及中国商品极具竞争力；中国今年对美国的贸易盈余预料将增加26.3％，升至366亿美元。福斯勒说：“美国应该会在明年上半年开始感受到亚洲经济危机对贸易赤字的影响”。不过，她没有估计实际影响会有多大。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说，亚洲的经济形势可能导致“（来自亚洲的）进口竞争加剧，而美国的出口还可能减少，尽管这两种情形现在还未出现”。副财长萨默斯向国会供证时说，在美国去年的总出口中，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占25％；日本占另外12％。萨默斯警告，东南亚国家增长放慢以及货币汇率大跌将对美国出口构成重大影响。不过萨默斯表示不易准确评估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福斯勒说：“鉴于亚洲出现经济危机，美国贸易赤字将会恶化，但情况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福斯勒还表示，东南亚国家货币贬值将使它们比中国更具竞争力，因此，这可能减少中国在美国的市场份额。

    亚洲货币危机将对石油形势产生影响

    日本《读卖新闻》10月21日发表评论员新井光雄文章，认为，亚洲的货币危机不仅将抑制该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随着今后形势的发展，可能对国际石油形势产生影响，而且同日本的能源问题也不无关系。与亚洲的经济增长成正比，石油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从1986年到1996年，世界石油的需求量平均每天增加约930万桶。但是，估计约相当于日增长量一半即510万桶的石油是因中国、新加坡、泰国和台湾等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的增长造成的。越来越多的预测认为，亚洲对石油需求的增加可能动摇将来的石油市场，这也是人们担心货币危机会影响到能源领域的一个原因。但是，如果因货币危机而使经济增长速度受到抑制，那么情况将发生变化。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市场占有率为13．5％，据计算如果平均增长率降低l％，那么每天的石油需求量就会减少约10万桶，这将成为价格下降的重要原因。此外令人担心的是，目前尚不清楚亚洲会否发生石油危机。由于这次货币危机，欧美资本有可能重新研究此前对亚洲石油市场的进入。人们日益担心，蜂拥而上的炼油设备项目会因收益不佳而迅速变得冷落起来。此外，开发领域的前景出令人担心。能源开发需要巨额的资金，亚洲各国的开发资金几乎完全依赖于欧美资本。这次货币危机给风险大的能源投资领域带来了不良影响。如果欧美资本决定削减投资，那么对将来能源的供求形势的影响绝非是微不足道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低1998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测亚洲遭受金融风暴的冲击，经济发生严重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低它对明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费希尔前天在记者会上说，即将在12月22日公布的报告，将把1998年的世界经济增长从4.3％调低至3.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刚在三个月前预测明年全球经济将取得4.3％的增长。韩国、泰国和印尼的明年经济增长率都降低。但费希尔说，韩国明年是否能取得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协议中所要求的2.5％的经济增长，或如韩国财政部所预测的将取得3％的增长，目前还言之过早。他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大规模贷款计划，是以改革计划为基础，将能协助恢复韩国市场的信心。费希尔说：“在谈判中所出现的戏剧性情节，就是发现韩国外汇储备金已降到惊人的水平。当我们受邀参加谈判时，韩国可能还差10天就要发生金融大灾难”。他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安排的拯救配套那么快就谈妥，以致无法拟定所有的细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将在汉城多逗留两个星期，为拯救配套作最后的定案。他说：“我相信，已达成的协议体现了勇气和智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安排的拯救配套，也包括10多个富裕工业国承诺的贷款。这些贷款被视为第二道防线。费希尔说，他预料韩国无须动用第二道防线的贷款，韩国也可能无须动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部贷款。

    世界经济明年增长率比预计低0.9个百分点12月15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测，由于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世界经济明年的增长率将比原先预料的低将近1个百分点。英国财经日报《金融时报》引述经合组织一份报告的内容说：“国际金融市场融合成一体，不受影响的金融市场少之又少”。世界经济今年的增长率可能比原先预计的低0.3个百分点，明年低0.9个百分点。美国今年的增长可能比原先预计的低0.3个百分点，明年低0.7个百分点；欧盟则分别低0.3个和0.8个百分点。经合组织说，东南亚的增长将首当其冲，面对最大的影响。该组织说，金融风暴可能导致日本、韩国、澳洲和纽西兰来年的增长率比预估的低1.4个百分点。不过，经合组织说，由于不易评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该组织提供的预测数字应该谨慎看待。谈到日本时，经合组织说，日本经济正在走下坡。日本经济受到国内需求疲弱、亚洲金融危机以及自己国内金融业问题的影响。它说，日本今年稍早情况已够糟，现在情况更糟。该报告不用“衰退”这个在政治上敏感的字眼。它说，日本的复苏越来越乏力。它预测日本下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0.7％。报告说，下半年经济滑坡将使日本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降至0.5％，低过两周前一份报告预测的0.8％，更比今年6月预测的2.3％低得多。它预测，日本明年的增长是1.7％，后年2.1％。它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受创程度最大的将是泰国。报告预测，泰国经济明年将出现1％的负增长。泰国今年的经济将只增长1％，明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1％，后年则将增长3％。泰国虽将在后年恢复增长，然而，其增长率仍比区域内的其他经济体低得多，例如韩国明后年的增长将分别是5.5％和6％；菲律宾则是3.5％和4.5％。报告说，东南亚一些经济体的货币贬值看来会导致通货膨胀。泰国的通胀率最高，今年的通胀率预测将高达11％，明年7％，后年7.5％；排在其后的是菲律宾。菲律宾今年和明年的通胀率都将达9％，后年8.7％。新加坡的通胀率最低，今年预测是2.5％，明年升至3.0％，后年则降至2％。报告说，跟货币汇率大跌的国家比较，中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的出口竞争力将会较弱。

    美经济增长出现减慢迹象

    美国经济在从夏天到秋初的这个季度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和低通胀。但是，随着国内逐渐缺乏劳动力和国外出现金融危机，经济学家们不禁要问：这种好时光能够持续多久？

    美国商务部11月26日说，美国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季节调整增长率（年率）为3．3％。这与第二季度的增长速度不相上下。物价的上涨率（年率）仅为1．5％，是5年来最低的。商务部在一份报告中说，10月份耐用品的定购减少了0．3％，而9月份仅增加了0．1％。分析家们认为，这个迹象表明一直就预言的经济增长减慢在本季度已开始出现，而且可能持续到明年。宾夕法尼亚州埃迪斯通的WEFA集团的经济学家库尔特·卡尔说：“这份关于耐用品的报告是我们在定购和出口方面所受冲击的开始，这种冲击是东南亚危机造成的”。这是自5月份以来首次出现对耐用品的定购少的现象。对诸如钢之类的金属、工业机械和电气设备定购的减少使增加定购飞机和汽车变得非常困难。

    WEPA集团预计明年经济增长率降至2．5％。卡尔说，虽然这个增长率比今年低得多，但是仍然很强劲，足以进一步降低目前为4．7％一一24年来的最低点一一的失业率。他说，由于失业率低，工资增长速度显然在加快，这最终会导致消费品价格上涨速度加快。上周申请失业救济者人数的减少表明对劳动力的需求非常大。申请者人数减少到30．3，减少了3．1，这是自8月初以来最大幅度的减少。蒙特利尔银行经济学家蒂姆·奥尼尔说，上述数字可能促使联邦储备委员会在明年2月份就提高利率。

    最近的国内生产总值数字从一个月以前估计的3．5％向下略有修正。商务部把这个变化归因于出口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的减弱（从5．6％降至4．3％）、商业建筑增长的减慢（从10．1％降至3．3％）和存货积累速度的减慢。消费者开支总的增长率为5．8％，这是5年半以来的最快速度。美国人对耐用品——从汽车到计算机之类的商品一一的购买量以18．2％的速度迅速增加，这种情况是9年半以来最好的。

    全球金融机构开始重新整合

    11月26日，香港著名的百富勤投资公司正式宣布，将开始一项区域性的裁员行动，以适应整个亚洲金融风波之后的市场状况。根据这项计划，百富勤将在全球范围内裁员275人，占目前公司员工总数的15％，被裁减人员大多数来自公司定息债券、证券交易部门。与此同时，英国最大的金融机构巴克利银行也急于将其亚洲和澳洲的证券、企业融资等操作机构出售给其他金融机构。另一家英国银行一一西敏寺国民银行正在与其他买主商谈出售其投资银行机构——西敏寺国民公司。在日本，随着山一证券、三洋证券、北海道拓殖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相继倒闭。日本金融界的进一步紧缩还将继续。

    舆论一致认为，在经历了这场来势凶猛的亚洲金已风波之后，金融业开始反思并得出了无可争辩的结论：结构紧密、操作较为保守的金融机构在应付类似的金融风波过程中显示出一定的优势；同时，为了更好地应付或防范类似的金融风波，金融机构的另一个选择就是组建超大型“航空母舰”式的银行。于是。国际金融界一时间又出现了大量的并购现象。l992年，当香港汇丰银行收购英国米德兰银行，组建HSBC控股集团时，曾经在国际金融界引起强烈反响。香港汇丰董事会的观点是，金融机构越庞大，它的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这种论点在当时是有争议的。如今，这种“越大越好”的论点的正确性已被事实所证明。1995年，日本东京银行和三菱银行、美国化学银行与大通银行的合并，掀起了一股金融机构并购的热潮。在此之后，又有多家银行合并。今年8月底，美国的第一联合公司又以161亿美元收购CoreStates金融公司。这些并购使商业银行的规模越来越大，抗金融风险的能力也随之增强。

    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的投资银行也加快了合并的步伐。今年9月，美国史密斯，巴尼公司与所罗门兄弟公司合并，上个月美国美林证券以3l亿英镑的代价收购英国水星资产管理公司，引起了世界金融界的关注。美林证券在收购了水星公司之后，将大大增强其在资产管理方面的实力。这股并购热潮还波及欧洲的一些中小国家的金融界。爱尔兰银行和联合爱尔兰银行的合并，诞生了爱尔兰全国最大的银行，而丹麦的DenDarske银行和BG银行的会并之后，将控制全国40%的资本市场。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的商业银行将出现强化本地或区城性金融业务的趋势，各地区性商业银行间的合并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的热点。同时，由于亚洲金融危机使欧美各国金融机构看到了这一地区一些特有的风险，将会有更多的欧洲银行强化其在美国资本市场的运作功能。而且，这种合并发展成了跨国行动。上个月，芬兰默里塔银行与瑞典的诺德银行之间的合并。价值高达5500亿芬兰马克，此举正是为两家银行进入北美市场作准备。

    亚洲金融风暴导致美国延迟加息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2月15日说，随着利率的上升，美国经济未来两年的增长将会比较缓慢，但经合组织不认为亚洲金融危机会对美国的增长造成很大影响。经合组织每半年发表一次的《经济展望》报告说，联邦储备局有必要在明年春季之前调高利率，以避免经济乖离发展方向。不过，经合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维斯科在报告提前发表后受访时表示，联储局可能会采取“观望”态度，因为亚洲的变动太快了。经合组织形容美国的经济表现“特出”。它的报告说，美国经济今年将增长3.8％，排在该组织七个最大成员国榜首。实际收入大幅度增加，而股市继续展现“令人惊讶的活力”。报告说，尽管经济增长强劲，工资增幅和通货膨胀温和。由于生产力取得自1992年以来的最大增长率，工资成本增幅受到遏制，厂商价格甚至下降。尽管如此，报告说，美国经济不会自己放慢，通胀率也必随着劳工市场紧张而抬头。报告说：“总的来说，因美国的失业率比经合组织秘书处的看法低得多，加上有利的供应因素料将消失，短期利率有必要最迟在明年春季调高半个百分点。不过，维斯科说，亚洲最近的事态发展可能导致美国延迟加息。经合组织说，它预测美国明年的增长将放慢至2.7％，后年1.9％。美国明年的失业率将降至4.7％，不过后年会回升至5.0％。该组织的报告说，日本将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首当其冲。维斯科说，他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对美国和欧盟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会大。

    亚洲危机对西方的影响是利多于弊

    认真分析起来，东南亚的金融动荡对美国及西方经济的影响有利也有弊，有利的因素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东南亚国家实行浮动汇率后，该地区各国货币较大幅度贬值，使美国从该地区进口的商品价格下降。目前，进口商品在美国市场上占３０％，其中东南亚产品占１５％，这对美国控制通货膨胀将起到积极作用。二是资金流向美国有利于长期利率走低。目前，由于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大量资金正从该地区流出。同时，鉴于美国经济形势较好，美元坚挺，绝大部分资金正投向美国市场寻找“避风港”，10月２４日美国３０年期政府债券利率一天之内从６．４２％降至６．２７％，则是这一投资趋势的重要体现。长此以往，这一趋势对美国企业固定投资和房地产市场较为有利。三是有利于防止股市过热。纽约股价大幅下跌对股民们无疑是一个打击。但对一直担心股市过热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来说却是一大安慰，而且从目前看也不至于发生１０年前的“股灾”，因此，美国经济界分析人士认为，股市适当降温和通胀走低有利于美联储继续保持短期利率稳定。据一些美国经济分析家预计，东南亚金融危机可能使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在今后两年内降低零点二个百分点，大致与美国经济总的发展趋势相吻合，无碍大局。

    经合组织经济部负责人维斯科在11月7日举行的经合组织巴黎会议上说，欧洲和美国受到这场金融危机的影响相对较小，估计对这些国家经济增长幅度的影响在０．１到０．２个百分点之间。

    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11月14日说，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未对该地区贸易构成影响。不过，巴尔舍夫斯基暗示，亚洲货币贬值可能使亚洲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增加。她说：“有人推测亚洲货币贬值将促使该地区的出口增加，而货币贬值还可能导致进口减少”。巴尔舍夫斯基暗示，面对经济疲弱问题的亚洲国家，可能为了在出口方面获取更多收入，而策划货币贬值。根据联邦储备局主席格林斯潘向国会提供的统计数字，在泰国、菲律宾、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总进口中，美国产品只占4％。这是受东南亚金融危机打击最甚的四个国家。在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的总进口中，美国产品占12％，这些是最近才受危机波及的国家和地区。

    根据12月1日发表的一项主要指数，尽管亚洲经济动荡，美国经济却保持稳健增长，这股趋势未来6至9个月内多半会持续。由纽约研究组织“会议局”发表的10月份领先经济指标综合指数增加了0.2％。这是该指数连续6个月节节上升。该指数推测美国未来6至9个月的经济活动。在截至10月份的6个月内，该指数提高了1.1％；10项经济指标中，有8项上升。这则报道趋于证实较早时有关持续增长的迹象——尤其是10月份的消费者花费和个人收入都增长了0.5％。

    但另一方面，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鲁本斯·里库佩罗11月１０日在联合国经济与财政委员会讨论贸发问题时说，源自东南亚的金融危机“有可能意味着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将降低一个百分点”。他说，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产生深刻影响，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但他认为，这场危机只是私营部门和股市范围内的事，而不应被视为政府的失败。

    联合国经社事务部12月16日发表世界经济年度报告说，尽管亚洲一些国家的金融动荡会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受到严重影响，但就整个世界经济而言，发达国家的强劲增长势头会弥补这一损失。总的说来，是西方增长强劲，亚洲及发展中国家疲软。报告估计1997年世界经济增长3.2％，预计1998年将增长3％，与1996年的增长率持平。报告说，在联合国自1993年以来所监测的143个国家中，1998年将有131个国家的人均产值会有增长，超过1997年的120个和1993年的67个国家。根据这份报告，1997年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估计为2.6％，超过去年的2.4％，预计1998年将降为2.5％。1997年发达国家经济形势的特点是美国增长强劲而日本经济疲软，美国经济增长率估计为3.7％，日本仅为0.8％。预计，1998年美国经济增长2.5％，日本经济增长1.25％。此外，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率1998年预计将维持在2％的低位上，但许多国家仍将受到高失业的困扰，其中最突出的是欧盟。1997年是欧盟失业率连续保持两位数的第六个年头，达10.5％，略低于1996年的10.8％。发展中国家1997年将维持1996年的5.7％的经济增长率，1998年预计将降低，仅增长5％。非洲经济1997年估计增长3％，低于去年的4.4％，1998年预计增长4％。拉美1997年估计增长5.2％，高于去年的3.7％，1998年预计增长3.5％。不包括中国在内，东亚和东南亚地区1997年将增长6.5％，低于去年的7.4％，1998年预计增长6.25％。中国经济1997年可望增长9.3％，略低于去年的9.7％，1998年预计增长10％。报告说，1997年是经济转轨国家自停止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以来的第一个经济增长年份，增长率达1.7％，1998年预计增长3.25％。俄罗斯1997年估计增长0.5％，1998年预计增长1.5％。此外，报告还估计1997年世界贸易增长9.4％，扭转1996年5.3％的低增长状态，1998年预计将增长7％。

    美金融集团盈利大增

    据《金融时报》10月15日报道，美国三家主要金融服务集团近日宣布第三季度盈利大增。旅行者公司宣布，在基金管理业务表现强劲的影响下，９月底结束的第三季度的营业收入总额为7.40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创纪录的5.761亿美元增加了２９％，每股营业收入增加了３０％，达到１.１２美元。摩根公司宣布纯收入为３.96亿美元，比1996年第三季度增加４３％，比第二季度增加了５．８％。唐纳森－勒夫金－詹雷特公司今年第三季度的纯收入为１.２０３亿美元，相当于每股１.８０美元，这是该公司业绩表现最佳的一个季度。

    《第二冲击波》—西方人眼中的东南亚金融风暴

    不要把亚洲勾销掉

    10月2日德国《经济周刊》刊登题为《勇敢的猎手》的文章。该文认为，投资者看好东南亚前景，但需警惕中短期股市动荡。文章认为，东南亚经历的是一场“典型的国际收支危机”，但随着货币的贬值，东南亚的出口将可能在几个月后大幅上升。正如世界银行副行长塞韦里诺所说的，“不要把亚洲勾销掉”，这个地区“处于处理好目前动荡的良好状态”；文章还认为，在中短期内，东南亚各国仍会发生调整危机，各国经济的恢复速度也将大不相同。

    亚洲如何走出风暴

    10月4日《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环球投资研究顾问公司IndependentStrategy的董事经理戴维。罗奇的专栏评论文章：亚洲风暴还在刮，货币一天比一天疲弱，股票市场毫无生气，通货膨胀开始上升，利率在历来的最高水平。在泰国──这乱七八糟局面的根源地，你找不到有什么迹象显示那些从政者已达致了共同立场，将采取一致的行动。虽然泰国最近通过了一份修宪草案，表示希望结束“金权政治”，这并不表示问题已经解决。真正的关键考验时刻，是在泰国政府尝试推行国际货币基金的严厉政策，并且必须承认它所承诺的无痛苦调整是个谎言的时候。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是，泰国正面对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内外两面债务危机，而曼谷缺乏具有这方面训练的官员，以及一党当政的政治架构，来应付这个问题。要清理泰国经济问题的无用资产和无法赎回的负债，泰国的生活水准得下跌20％至25％。国内生产总值将一连两年减缩，而且巨额的财富将付诸流水。就目前的区域危机来说，没有什么是比泰国的这场恶梦更糟的了。东亚的危机主要关系到庞大的对外赤字以及回报差的资产。如果资产是具生产性，而且能赚取足够的回报，至少还能吸引到外国资金来弥补经常项目赤字。这将由制造适当的出口，国内债务将缩小并同时由企业盈利来弥补。但是在绝大部分的东亚，这并没有发生。那些被外来危机所打击的国家的政府──菲律宾和印尼，将尝试实施结合了制造更多财政盈余和高利率的政策，以稳定它们的货币，并吸引新的外资，它们也应该开始开放它们的经济，使它们更具出口竞争力。如果他们这样做，经济的发展，没有生产性的资产和金融市场，都会面对相当激烈的整顿。但是给予投资者的正常回报，以及更能持续的经济增长，将是最终的奖励和酬报。在两年内，这些国家可重新享有“经济老虎”的地位。像韩国和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因为国内的资产泡沫主要是由它们自已的银行融资，所以它们会受到诱导而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它们很可能会采取低利率政策，尝试通过适量的基础设施项目来维持经济增长，虽然这和它们所公开宣布的是相反的，它们也有可能尝试通过保护主义措施来限制进口，以控制不断扩大的经常项目赤字。这样的结果将是一个较没有竞争力的国内和出口经济。它们将找不到为净化目前经济所不能或缺的一剂泻药。它们的货币将保持疲弱，它们的经济衰退将持续更久，资产回报将维持在低水平，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将不会轻易回来。因此，股票市场的估值预料将长久被调低。另外，在地狱里还有特别的一层，是给那些不论对外和对内都面对资本危机的国家而设的。到目前为止，只有泰国是唯一肯定在那里受苦的国家──虽然错误的政策最终也可能把印尼、菲律宾、甚至是马来西亚都推到里头。一旦来到这个绝境，政府就将深陷其中而难以超生了，一方面它们尝试通过高利率吸引能带来一线生机的外国资本，以稳定它们的货币；另一方面，它们要印更多钞票来解救它们的国内金融业。这两者之间是互相排斥的，无法兼得而只能取其一。而泰国官员和政治家所头痛的就是应该怎么取舍。

    国际资本市场是一丝不苛和富有洞察力的法官

    10月7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题为《亚洲货币危机的教训》的文章，该文作者约翰·格林伍德是旧金山LGT资产管理公司总经济师，他于1983年设计了港元与美元的挂钩。文章认为，一个国家不论是选择实行固定汇率制度还是浮动汇率制度都能够成功，重要的是，一国一旦作出选择，就必须始终如一地奉行这种政策。其原因是，中央银行具备两种货币工具：它们可以干预的要么是外汇市场，要么是国内货币市场。但是，两种工具兼而用之却会向市场传递错误的信号。东南亚从中应当领教的是，对任何国家的经济政策来说，国际资本市场都是一丝不苛和富有洞察力的法官，它们所寻求的是经受得住市场考验的投资。从较长时期来看，最重要的是，东南亚地区需要与其各中央银行的最终目标相一致的货币政策。

    揭开亚洲经济新角逐的帷幕

    10月14日日本《产经新闻》刊登千叶商科大学校长加藤宽的文章，题为《亚洲经济开始新的角逐》。加藤宽认为，东南亚危机揭开了亚洲经济进行新角逐的帷幕。他指出，这场危机不是简单地由个人投机者引起的，而是起因于没有及时制定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制度和政策。他还说，在这场新的竞争中，只有改革经济体制使其适应金融改革形势的国家才能生存下去。

    东南亚将迎来新增长期

    10月14日法国《青年非洲》周刊一期刊登题为《亚洲虎受伤了》的文章。文章认为，亚洲“虎”能够克服危机。对东南亚货币危机，有人将责任归咎于国际投机者的投机行为，有人则认为这是一场结构性危机，它标志着“亚洲奇迹的结束”。实际上，东南亚发生的并不是单纯的货币危机，它们是由各种病因共同造成的。即使美元与各国货币的比价保持不变，它们的经济调整也是不可避免的。今后人们或许不会再提什么“奇迹”，但“亚洲模式”还是可以提的。在经过经济调整后，东南亚国家将迎来一个“新的增长”期。

    日本模式在东南亚碰壁

    10月16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题为《日本的增长模式在亚洲碰壁》的文章。该文认为，日本限制债券市场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不适用于亚洲。文章认为，日本模式不鼓励发展债券市场进行直接融资，主张把积蓄存在银行进行间接融资。采用这种模式的亚洲各国严重依赖外国资本，这就是造成危机的原因。因此，现在亚洲的风险就是，没有出现基础稳定的和长期增长的健康的资本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亚洲许多国家在把金钱引向资本市场方面是落后的。文章指出，其补救办法是放宽限制，发展债券市场。

    “有益的危机”

    10月17日德国《时代》周报刊登对世界银行副行长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访谈录，题为《“有益的危机”》。斯蒂格利茨认为，应该加强国家对经济的监管作用。他说，传统的看法是，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几乎是自动地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但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人们发现：只有在已经具备开放资本市场的条件，包括已经建立有效的监督机构的情况下才能开放资本市场。他还指出，要避免东南亚危机重演，应建立一种不受政治影响的金融制度，因为良好的金融机构是筹集储蓄和将储蓄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关键。

    钉住汇率制度已告终结

    10月21日香港《亚洲华尔街日报》刊登题为《货币联盟：帮助小国制定健康政策的一条途径》的文章。该文认为，东南亚货币危机表明钉住汇率制度已告终结。事实证明，这种汇率制度在投机活动的侵扰下一再显出其固有的不稳定性。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政策顾问艾肯格林认为，一个国家把其货币与另一国货币随意挂钩的作法是时代错误。现在，各国必须在两个极端中作出选择，要么和其它国家统一货币，要么让货币自由浮动。汇率自由浮动使汇率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动进行调整，而货币联盟能够消除汇率波动所造成的不稳定性。但哪一条路都不是万灵药。

    亚洲大陆为十年的梦想付出了代价

    10月24日法国《解放报》记者罗曼·弗朗克兰采访亚洲经济问题专家、《从革命到改革的中国》一书作者迪亚娜·奥什赖什。迪亚娜·奥什赖什认为，亚洲经历的这场金融危机要比1987年华尔街的金融崩溃严重得多，因为这场危机看上去是“难以控制的”。

    解放报》记者问：为什么您对此持悲观态度？

    迪亚那·奥什赖什答：为制止这场危机而采取的措施看来没有起作用。我担心的是他们不能制止这场危机，因为这不是经济机制的问题，而是政治、经济和利益几种力量混搅在一起的问题，没有谁能同时把所有这些力量都控制住。

    问：这场金融危机会影响到日本吗？

    答：日本银行现在处在了第一线。日本个人和企业的投资者或直接投资者损失了很多资金。由于日本货币贬值的幅度在30—50％，所以日本获得的日元利润也减少了40％。因此，东南亚金融危机加剧了已持续了六七年的日本银行危机。

    问：这场危机是从泰国开始的，为什么会发生这场危机呢？

    答：这里有一个根本的问题使泰国身受其害：它的经济发展靠的是日本各公司进行的投资，而日本公司投资的唯一目的是出口它们的廉价产品。这样做是不能使泰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实现平衡的。

    问：由于对亚洲情有独钟，人们纷纷把资本投向这里，而这种对亚洲的迷恋是否可以说是一件有毒的礼物？

    答：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从1990年开始，由于资本的大量涌入，从而导致形成了一种投机性气泡，但今年夏天，由于泰国铢贬值，这个气泡破了。在四五年的时间里，泰国债务增加了四倍。这太吓人了。人们并没有利用如此大量的资本来建设工厂，而是把它们投到了投机活动最活跃的部门，比如不动产业。这些资本的大量涌入破坏了银行系统的平衡，就像80年代初拉美国家的情况那样。

    问：为什么这场危机会蔓延开来？我们可以说这是“多米诺骨牌”效应吗？

    答：可以这么说。这场危机已经扩展到了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今后可能会蔓延到新加坡和香港。这场危机正在向台湾和韩国蔓延。这场危机之所以蔓延并不是因为国际资本恐慌，而是因为各金融市场突然意识到，在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里，存在着不平衡，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银行系统始终都是脆弱的、不那么严密的。这就造成了资本的流失。其中很大一部分资本最初是流到了香港，现在香港的金融情况也在下滑。十年来这些国家和地区总是想着它们有能力很快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而现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正在为它们这十年来的梦想付出代价。

    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地球村”

    10月24日秘鲁《商报》发表题为“龙的效应的结果”文章言：

    由于香港股市暴跌和主要股市行情依然下滑，最终，从1994年起就一直促使资本市场投机的一种黑色泡沫破灭了。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教训呢？专家认为，教训是多方面的：第一、在经济一金融上，如今的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地球村”。第二、所谓资本主义新的“黄金时代”是多么地脆弱。第三、股票或有价证券的投机如此猖獗，使股市已变成了风险极高的交易市场。第四、政策上的不稳定会给市场带来不祥之兆。第五、日本仍无力拯救亚洲的经济危机和领导那里的经济稳定。

    对于拉丁美洲，同样也需要汲取教训：继续执行把国市“钉死”于美元的政策将会冒很大的风险；不能够偏离这种模式——以自由经济为基础，同时必须降低财政赤字和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将外国投资导向生产领域，不要信赖那些“候鸟美元”；增加国际储备的实际数量；对于实施的某些外债战略亟待重新考虑；对于可能的禁止获得新的国际资本的措施应采取慎重态度。

    “这是一场青春期的危机”

    10月24日法国《世界报》刊登题为《人们对“新兴国家”的增长模式提出质疑》的文章。文章认为，“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场青春期的危机”。文章指出，由于看到连锁传染的危险，投资者已普遍产生了对国际金融市场的信任危机，人们开始对亚洲、中欧和东欧的发展模式提出质疑。高估货币造成了投资者信任转变并使其不再抱有幻想。此前，由于受高收益的吸引，投资者们曾对新兴国家的风险越来越不敏感。流动资金充裕使这些国家无节制地消费，最终制造了让自已垮台的过热。亚洲危机表明，向外资开放会导致一定的风险，但是冒这种风险还是值得的，条件是采取一种渐进的方式。

    西方公司对东南亚仍充满希望

    10月27日美国《财富》杂志一期刊登题为《为什么东南亚商业活动仍然活跃》的文章。文章认为，尽管东南亚的经济出现动荡，西方公司仍对在那里做生意满怀希望。虽然宝洁公司、可口可乐公司、福特公司等西方大型跨国公司的主体仍然牢牢地扎根于北美和欧洲，但这并不是说东南亚就不重要了。相反，西方公司仍然认为东南亚是它们打进亚洲这块世界上人口最多且市场繁荣的大陆的重要基地，各公司还制定了在该地区拓展业务的庞大计划。

    这是一场深刻的经济危机

    10月28日法国《费加罗报》刊登题为《亚洲：诸“小龙”坐在一座火山上》的文章。该文认为，亚洲货币危机暴露的是一场深刻的经济危机。文章说，“亚洲货币危机的爆发就像是夏天的一个晴天霹雳”。“一旦把引起错觉的面纱揭去之后，所暴露出来的就不是一场金融危机，而是一场深刻的经济危机”。文章认为，东南亚的经济发展模式已成问题，这场危机暴露出该地区各种以潜伏方式存在的问题。因此，这场危机将最终导致一场必要的纠偏。正如雅加达的一位外交官所说的，“这次危机最终将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把挂钟的时间调准”。

    金融市场全球化

    10月29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彼得·格里尔文章，题为：股市剧烈动荡反应全球联系紧密。文章说：

    本周从波恩到北京发生的股市剧烈动荡反映了20世纪后期的一个基本事实：世界金融与货币市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联系紧密。

    现代通讯网与交叉投资现在能在一日之内在全球引起经济问题或促进经济发展。投资者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并对它作出了反应。

    随着冷战的结束，这种客观经济现象已成为各国领导人面临的最强大的地缘政治力量之一。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股票以及数百万股票持有者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国外事态的变化。但它意味着其它地方的事态变化可能扩大对国内金融趋势的影响。

    现在的问题是：道一琼斯股指的发展趋势如何？如果不出现其它情况，美国股市夏季长时间的牛市看来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秋季股市不稳定的局面。市场分析家认为，美国股市将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内稳定下来，大约在7200点到6400点之间。

    经济增长受拖累

    10月29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记者艾伦·弗里德曼发自巴黎的报道，题为“恐慌产生的后果”。文章说：

    经济学家们昨天说，世界股市接连下跌对东亚各国经济造成重大威胁，而在美国，它可能使消费者暂时失去信心，甚至使经济冷却下来。但在欧洲，它对公司利润和经济的增长只有轻微的影响。10月28日，世界最大的股票经纪人美林公司宣布，鉴于本周股市的情况，它已“大大降低”对亚洲经济增长的预测，并且预测美国和欧洲经济的增长率也会“稍有下降”。美国着名的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28日在电台发表讲话时说，“我们相信，华尔街的剧烈波动将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大约l／4到l／3的美国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股票交易”。与此同时，欧洲炒股者在人口中所占比例要比美国小得多。股市动荡对那些向亚洲最麻烦的地区出口商品的美国和欧洲公司来说的确不是好消息，那些上了《幸福》杂志500家而又在东亚有利益的美国公司的利润率可能要下降5％，欧洲公司的利润率则会降低2．3％。

    欧洲可打货币牌

    10月29日法国《费加罗报》载题为“解决危机的关键在欧洲”文章言：

    金融崩溃并非一定会导致经济衰退。这是政治负责人和经济分析家们从1987年10月的交易所大危机中得出的一大经验。与1929年的那场危机相反，在1987年的交易所危机之后，美国和欧洲还出现了连续3年的繁荣景象，特别是在法国，它的经济增长率曾一度接近4％。现在，从人们发表的所有讲话的字里行间又可以发现对以前那种情况的回忆了。昨天，欧盟委员会的人都强调说，欧洲各国的经济“不会大多地受亚洲股市下跌的影响”。

    法国经济形势观测所专家菲利普·西戈涅认为，“欧洲有牌可打。它可以证明欧元可以发挥某种作用。摆脱危机的唯一方式就是推行一种更为温和的货币政策，这最终也能帮助美国，使其不至于强化它自已的政策。这在目前的情况下大为重要”。

    关于全球股市动荡的九个问题

    10月30日法国《世界报》发表皮埃尔一安托万·德洛梅斯的文章言：

    我们可以说这是股市行情暴跌吗？

    暴跌这个词通常所指的是在一盘交易中股市价格下跌的幅度高于10％。如果下跌幅度不到10％，那么专家们则更倾向于把这叫做校正。按照这个标准，华尔街股市行情并没有出现暴跌，因为10月27日这一天的道一琼斯股指只下跌了7．18％。而香港股市由于在10月23日这一天下跌了10．4％，10月28日这一天下跌了13．7％，所以可以说是股市行情暴跌，就像圣保罗的情形一样，它在10月28日这一天下跌了14．9％。欧洲各股市也在10月28日这一天出现了股市暴跌的局面。在这一天的午后，巴黎股市先是下跌了近11％，后来又在收盘时上扬，跌幅只有4．27％。

    冲击波来自何方？

    这场危机源自泰国，因为7月2日这一天，迫于金融市场的压力，泰国政府决定泰国铢与美元脱钩。由于该地区各公司贸易往来的局限性，泰国铢与美元的脱钩就使得其邻国不可避免地要对汇率进行调整。尽管香港经济状况稳固，但在10月初，这场风暴最终还是触及到了香港，由此，这场危机的波及面就发生了变化。

    股市价格下跌的情况怎么会蔓延开来呢？

    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全球化”是导致亚洲的这场危机扩展到西方金融市场的原因。这场危机是通过两个渠道蔓延开来的。第一个渠道是经济。投资者所担心的是亚洲这次的货币及股市暴跌是否会对世界经济的增长产生消极影响。第二个渠道是金融。鉴于人们在亚洲股票市场上遭受的损失太大（估计达数千亿法郎），所以各金融市场开始担心银行会不会破产，国际金融体系会不会发生动荡。

    什么是逃避投资？

    与以往发生的情况相反，黄金价格并没有因这次股市危机而上扬。面对股市行情下跌的情况，投资者们更愿意购买国债，认为国债是一种比股票更可靠的证券。在股市行情景跌的情况下，对个人来说，最可靠的仍然是投资极短期债券。

    在股票上始终有气泡呜？

    1996年12月，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揭露了股票市场的“这种不合理的强劲态势”。就在最近，他还强调指出，华尔街股市行情近几年的上涨（从1991年1月到1997年9月，股市行情涨了240％）是“长久不了的”。尽管美国经济状况好，但许多专家认为，股市行情的这种涨势太过头了。欧洲股市的行情不低（在今年的头7个月里，法兰克福的股市行倩上涨了50％）。有些分析家在对这种气泡现象的出现进行解释的时候强调，在欧洲和日本，向投资者提供的投资条件是非常有利的，这里的利率已经被降低到了历史上的最低水平（在东京是0．5％，在法兰克福是3％）。照这样说，紧缩货币政策的决定对加剧香港的这场金融危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场金融危机会威胁到经济增长吗？

    法国经济部长多米尼克·斯特劳斯一卡恩、法兰西银行行长让一克洛德·特里歇说，这场金融危机对法国的经济增长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因为现实经济与金融环境并不是不可分的。他们认为，亚洲货币和股市行情的暴跌将会使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突然放慢，因而这将会对美国和欧洲产生直接的消极影响。

    欧元是否受到了威胁？

    欧洲外汇市场已经很好地顶住了股市的冲击：法郎与马克的比价没有受到影响，这就使1999年1月1日实现单一货币欧元的可能性增强了。但如果货币和股市行情暴跌对欧洲的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影响，那么，货币联盟的实现就会受到损害。

    各国政府能够做些什么呢？

    在发生股市风潮的情况下，他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力图使经纪人和经营者放心。美国、日本及欧洲的政治及经济方面的领导人都力图把这场危机的影响化小，力图表明他们对经济形势的稳定是有信心的。在危机加剧的情况下，各国普遍作出的反应就是要使各国的货币政策放灵活一些，要在世界金融体系内注入大量的现金以使这些机构能够继续运作。

    这场危机是否已经结束？

    尽管华尔街股市及亚欧股市行情已有激烈反弹，但专家们的态度仍然是谨慎的。他们认为，最近几天的冲击已经显露出金融市场现在是脆弱的。那些提出了“气泡现象”理论的人相信，这个气泡迟早会破裂，因为在未来几周里将要在美国发布的那些糟糕的价格指数可能就是向人们发出的这种信号。此外，香港的金融危机还远没有结束。

    法国人看亚洲金融风暴亚洲金融市场发生危机，连带西方国家的市场也受到震荡，由此可看出亚洲经济势力的上升，法国人显然对亚洲也更为关注，当地传媒甚至为亚洲经济把脉。从5月份泰国货币汇率自由浮动时起，法国传媒便开始留意亚洲的金融状况，报刊、电视、电台相当详尽报道了有关新闻，分析和评论的文章也不少。与此同时，印尼和马来西亚森林大火，亦成了国际新闻重点。10月下旬，风暴刮到香港，香港股市23日大跌，震波传到欧美，巴黎指数跌去3.4，对一个成熟的市场来说，这是很大的跌幅，第二天法国报刊，均以这条新闻作为头条。到了星期一，美国市场更创下跌554点的记录，使到世界各国的市场跟着全面下降。这些事实证明，亚洲金融风暴绝非地区性问题，贸易全球化正在慢慢实现，亚洲已成为世界经济一个重要的组成部份，它的变化，无论好坏，都对其他地区产生影响，西方国家不能完全袖手旁观。从这个意义来说，这次危机或者能够把坏事变成好事。亚洲的兴起不是一句空话。据专家估计，在香港股市大跌之前，东南亚各国股市已失去大约2000亿美元的价值，这个数字10年前说出来，很多人会吓一跳，那时亚洲的股市尚在萌芽状态，总值加起来，恐怕还达不到此数。由此可见，这10多年，亚洲创造了数量惊人的财富。况且股市只包括上市公司，未上市公司的价值更大。西方发现亚洲兴起，是从中国开放开始。法国前总统纪斯卡和前总理巴尔1990年前后访问中国，参观深圳经济特区，回来后赞不绝口：“了不起，了不起”。这种感觉近年扩展到东南亚诸国，报刊习惯把中国称为“龙”，其他国家为“虎”，敬佩之情，溢于字面。法国政要之所以会深受冲击，因为从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起，法国经济进入不景气，几经努力，还没有复原；1991年海湾战争又令萧条加深一步，300多万的失业大军，动荡不安的社会气氛，和亚洲的大建设、大和平、大兴旺成了鲜明对比。虽然不服气，但不能不向事实低头，开始向亚洲靠近。最近几年，亚洲取代了中东石油出产国，成为法国出口的主要目标，上至总统，下至普通商人，沓纷往访，唯一目的是拉生意，进行商业合作。希拉克总统前两年提出一个口号，“就业问题也要靠亚洲”，他希望取得更多订单，增加法国工厂的开工时数。欧亚峰会虽然由新加坡倡议，但如果早10年前提出，欧洲还未形成这种“现实政治”，成功的可能性可能就很小。至于法国老百姓，他们也能感到亚洲的兴起。70年代，巴黎市面上仅见的亚洲制品，除了手工艺品外，只有香港衬衫、澳门羊毛衣、广告匙扣和一些马来西亚小型收音机。现在，电视、身历声音响系统、傻瓜照相机，全是亚洲的产品，最尖端的电脑，只有中央处理机是美国出产，其余配件几乎全来自亚洲，亚洲设计的音响卡曾有一段时间独霸市场。亚洲产品价廉质劣的说法，再没有几个人相信。每逢大风大浪的时候，专家总是没有统一看法，传媒评论往往南辕北辙，互相矛盾，这次金融危机也不例外。一派人认定亚洲奇迹完蛋，比较婉转的说法是“亚洲巨人有一双泥足”，另一些人则拍手叫好，似乎这一跌，亚洲近10年的经济起飞可以一笔抹煞。最莫明其妙的竟然扯到社会福利上去，说这是一个“道德教训”，似乎姑息好逸恶劳、设立“免费午餐”，股灾就不会出现。这是一种“葡萄是酸的”的心理，这些人眼红亚洲的成就。另一派人的看法刚好相反，他们说这是新兴经济的小挫折，不足为虑。1987年全球股灾和后来的墨西哥货币危机，没有导致经济萧条，股市反而从此进入好景，收复失地，繁荣昌盛。他们说，现在是入货的好机会。说话者多是银行家，他们和亚洲基金多少有点关系。亚洲股灾，损失者不限于亚洲人，西方投资基金丢盔弃甲者为数不少，2000余亿美元烟消云散，法国人也占了一部份。评论家各说各话，但在一点上意见一致：亚洲股市给欧美敲响警钟。西方牛市已持续了一段长时间，某些股价升到不合理程度，香港的大跌预报了这里将面临类似的大调整期。法国投资者正在战战兢兢，等候风暴的来临。虽然亚洲各国股市下跌原因不一，但西方居安思危，不以幸灾乐祸的态度来批评亚洲，证明亚洲已成为举足轻生的经济实体，并且和世界接轨，互为影响。亚洲何去何从？毋庸置疑，金融风暴是一件坏事，吴作栋总理曾对到访的法国外贸部长表示，这次危机会减慢亚洲的经济增长速度1至2%，因此亚洲人自已绝对不能当阿Q，只满足于精神胜利。危机的原因何在？国际投机家兴风作浪是一个原因，但稍为懂得经济理论的人都知道，投机家要有机可乘才能成功，他们比其他人更敏感，是因为他们“不成功，便成仁”。西方经济发展已久，也不时出现漏洞让这些人有机可乘，因此在指责投机家之余，亚洲国家应该深刻检讨原因，不要讳疾忌医，要从根本上消除这些发展中必然出现的毛病。法国传媒过去对亚洲不了解，要么把整个亚洲当成大新加坡，富裕乾净；要么像大梦初醒的中国，贫穷肮脏。但最近10多年来往增加，亚洲再也不那么陌生了，法国月刊《挑战》10月号发表一组专题文章，讨论亚洲金融风暴，它以七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为依据，认为亚洲面对七大挑战，它的说话有代表性，综合了一些评论的看法，值得亚洲人参考。一、调整：泰国是第一个外资撤出的国家，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也受到影响，尽管马哈蒂尔归咎西方投机家，但要重建国际投资信心，任重道远，日本经济危机从1989年开始，到现在整顿金融机构的工作尚未完成。二、道德化：韩国两个前总统贪污羁狱，其他地区贪污风盛，只有新加坡例外。过去，贪污被认为“不可避免的坏事”，现在证明有碍内部经济发展。消灭贪污需要坚强的政治信念，但亚洲尚缺真正的民主。三、现代化：如何放弃劳动力密集工业，改为发展明日新工业来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在亚洲，再也没有人愿意重蹈日本的覆辙，制出全世界最好的汽车，却在信息、通信等方面一败涂地。四、合作：台湾与中国的海运直航是一个象征。最近的金融风暴证明亚洲各国息息相关，日本带头资助，而中国也表示和诸国同进退。五、改造：中共十五大决定国营企业股份化，其他国家也面临老化工业的更新及转型问题，还有如何把工厂改造为不会环境污染。六、易地生产：日本第一个“出口”工厂到外国生产，然后是台湾和韩国，现在轮到马来西亚，某些国家甚至到欧美设厂。七、维护和平：南中国海几个小岛可能令亚洲燃起战火，而某些国家潜伏内部不稳定因素，例如中国和台湾的关系，东南亚国家的本土居民和华裔的矛盾等。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亚洲才算真正成熟。

    问题不在烹调方法而在厨师

    l0月3l日香港《亚洲新闻》周刊刊登一篇对戴维·罗奇的访谈录，题为《温和措施将给亚洲带来更多痛苦》。罗奇于1994年在伦敦成立了从事投资咨询的独立战略研究所。罗奇认为，东南亚走出危机的方法是紧缩财政货币政策，整顿金融系统，放宽对经济的管制。他说，选择严厉措施的国家将会首先走出危机，而选择温和措施的国家从长远来看将遭受更多的痛苦。他说，东南亚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信誉和实施，“问题不在烹调方法，问题在厨师”。

    亚洲金融危机将延缓世界经济增长

    11月1日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发表文章，题目为：亚洲不断扩大的阴影一一亚洲的金融麻烦可能会造成世界经济下滑吗？文章说：在过去10年里，东亚一直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由于大多数新兴经济国家进口都超过出口，所以它们为富裕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强烈的刺激，无怪乎人们把全球股市的暴跌归咎于东亚最近的金融动荡。东亚的麻烦真的给世界经济带来了这么严重的后果吗？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发展中的亚洲（不包括日本）占世界产出的23％，但是，这一数字夸大了当前危机对世界其余部分可能造成的影响。若把未沾染亚洲麻烦的中国和印度排除在外，亚洲其余国家和地区仅占世界产出的7．3％，占世界商品与服务贸易的4．4％，而这是该地区局势影响富国经济的主要渠道。许多预报者现在预言，1998年泰国将陷入经济衰退。预计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明年可能仅会增长4%到5%，而1996年超过7%。经济增长的放慢又很可能意味着来自世界其余地方的进口减少：美国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销售占其出口的将近1／5，日本高达44％，欧洲则只有7％。然而，要衡量亚洲的经济麻烦对富国经济增长可能的影响，一个更好的方法是计算它们对亚洲的出口在本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美欧都仅占2％，日本较多，为4．4％。从1990年以来日本出口增长当中几乎有3／4来自对亚洲市场销售额的增加，因此，日本经济所遭受的打击将会最重。以上数字表明，东亚的进口若减少10％，将使美国明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0．2个百分点，而将使日本降低0．4个百分点。这是最坏的估计。由于货币贬值，东亚的金融创伤殃及富裕的工业发达国家的另一方式将是该地区的制造商竞争力大增。此外，由于投资过多，该地区的一些工业，比如电视机、化工产品和钢材，生产能力过剩。由此看来，亚洲对富国出口的激增将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美国生产厂家将面临更激烈的竞争。欧洲和日本公司的境况也将改善，因为一年来它们的货币与美元的比价也下跌了，尽管不如东亚货币下跌的幅度大。唯一的慰藉是，亚洲对富裕国家的廉价出口将促使后者的通货膨胀率保持在低水平上。同样，亚洲经济增长的减速将使农矿产品价格下降。如果随着各国减少进口和增加出口，明年对亚洲的经常帐户逆差缩小，则亚洲的经济问题可能会产生恶劣得多的后果。美国的对外逆差肯定会拉大。苏黎世一肯帕投资公司的经济师黑尔说，由于亚洲经济增长放慢和日元贬值，美国的商品贸易逆差可能会猛增，从1996年的1910亿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3000亿美元。

    解决危机不能靠某个机构提供资金

    11月1日法国《世界报》报道了法国国际信息及未来研究中心的热罗姆·斯加尔等四位专家10月30日联合发表的一封公开信，题为《亚洲危机的解决需要时日》。法国专家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是由于结构性错乱造成的，解决这场危机将取决于国家调节。他们认为，东南亚危机比墨西哥金融风暴更加复杂，“1995年危机是一个国家在支付短期债务时出了问题，这是一个现金短缺的问题”，而目前亚洲的危机“是由于私人支付能力出现问题造成的”，它将导致“数百家银行和公司的破产”，因此，这场危机的解决将取决于“国家的调节”，而不能指望“某个机构最后出面提供资金”。

    乐观看待美国股市动荡

    11月1日美联社纽约电，目前美国股票市场的总值比一周多一点以前减少了5200亿美元。现在，道一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比它8月份达到高峰时下降了800多点，跌幅接近10％。但是，从华尔街到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那些神圣的大厅，经济和股市专家们都说这是大好事。

    看法乐观

    星期一（10月27日）那天，道一琼斯指数创纪录地下跌了554点，专家中没有一个人对这种狂泻感到特别高兴。但与此同时，他们大多数人也同样希望星期二（10月28日)那天337点的惊人回升不再重演。唐纳森一勒夫金一詹雷特证券公司的首席策划专家埃里克·米勒说：“在一段时间内，在这样一个范围内波动，使人们的情绪平静下来，这是有益的”。股市的激烈动荡在这一周后来的几天内逐渐减弱。由此判断，袭击美国的亚洲飓风为害最烈的时期业已过去，现在退回到海里去了。势的确减弱了。到周末，日交易量依然很大，但却远远低于星期二那天28．3亿股的惊人的换手纪录。此数字比先前的一天换手纪录多出10多亿股。尽管美国经济的前景总的看来仍然是乐观的，要估算这次风暴造成的全部损失，特别是高技术部门连续遭受的打击，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人们认为，东南亚所陷入的经济困境对高技术部门影响最大。这也是好事情，因为它对市场有益处。像许多分析家一样，米勒认为，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一直在漫无目的地游荡，它三年来不断创下的纪录虽然是以现实为基础的，但却不是很现实的。

    维持华尔街秩序的人士竭力对最近的局面作出积极的解释，这大概是人们预计得到的。但是，就连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这位负责维护国家经济健康发展的人物，看来也对这场大动荡感到高兴，就好像森林管理员向人们解释一场破坏性大火能为种植新树清理出空地一样。

    价跌量增

    分析家们还要人们记住，过去一年中，道一琼斯指数仍然上升了15％，被许多互助基金奉为样板的标准一蒲耳氏500家公司的股票指数上升了23％以上。星期五（10月31日）那天，道一琼斯指数上升了60．41点，达到7442．08点。这样，一周的下跌点数就是273．33点，跌幅为3．5％左右。标准一蒲耳氏指数在星期五那天上升了10．94点，达到914．62点，从而使一周内损失的点数减少到了27．02点。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综合指数上升了5131点，达到481.14点，一周的跌幅为14．62％。

    全国证券交易商自动报价系统综合指数在星期五那天上升了23．20点，达到1593．61点，一周内下跌了57．31点。美国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星期五上升了4．91点，升至675．i5点，一周下跌了25．43点。到周末时，威尔希尔股票指数为8．865亿美元，比上周末减少了2378亿美元，而一年前的数字为6．842亿美元。威尔希尔指数所表示的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以及全国证券交易商自动报价系统的全部股票的市场价值的总额。纽约证券交易所这一周的交易量破了纪录，达到40．2亿股。全国证券交易商自动报价系统的交易量也破了纪录，达到46．5亿股。美国所有证券市场——全国和地区的证券市场全部包括在内——这一周的交易量为95．7亿股。

    “彻底推翻股市牛市论点”？

    1l月3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题为《美国投资者关注亚洲经济动荡对他们利润的影响》的文章。该文指出，人们尚不清楚东南亚金融危机是否会减少美国企业现在引人注目的利润增长。但就是这种不确定性看来是引起这次亚洲股市暴跌的一个相当大的因素。迄今为止，香港股市暴跌和亚洲经济动荡并未造成美国企业利润估计值的大幅度降低，但严重动摇了以下观点，即全球性增长——在亚洲最突出一创造了一种强劲但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的几乎是无限的增长前景，这种观点认为对美国股票作出极高的估价是正确的。香港股市下跌“彻底推翻了牛市论点的基础”。

    亚洲货币危机影响在扩大

    11月4日法国《世界报》刊登题为《亚洲处于危机之中，欧洲经济增长将放慢》的文章。该文认为，亚洲货币危机的影响在迅速扩大。据估计，相当于世界商品贸易市场的l／4和世界服务业市场的1／5都受到了这次危机的冲击。亚洲的危机将会削减亚洲国家的需求，这将给日本、欧盟和美国的贸易直接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果亚洲（除日本以外）的进口减少15％，欧洲的损失至少就会使经济增长率下降1／4个百分点，再加上由此引起的世界经济增长放慢带来的损失，欧洲在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就会降到2．5％。这种结果与美国估计将遭受的损失大体相当。

    亚洲金融危机将导致世界性通货紧缩

    1l月4日日本《经济学人》周刊发表经济学家迈克尔·哈特尼特的文章，题目为：亚洲金融危机将使日本和世界出现通货紧缩局面。文章说：东南亚金融危机在1997至1898年可能对日本经济产生很大影响。这是因为，日本不仅在出口方面要依赖东南亚，而且日本银行对东南亚的融资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亚洲需求增长速度放慢可能使日本1898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0．5至1个百分点。如果亚洲各国的经济不景气明朗化，那么日本银行就很可能在1998年继续全面实施金融缓和政策。这恐怕也是造成日元贬值的一个因素。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已经在财政和金融两方面实施了紧缩政策，可以预料，今后的国内需求也将下降。此外，由于竞争力下降，对外需求已出现增长迟缓局面的台湾、香港、韩国等东北亚各国和地区，今后也很可能出现需求减少的倾向。最根本的问题是投资过剩。如果解决投资过剩的问题需要几年时间，对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很可能还要进一步下调。生产能力过剩和利率上升导致对设备投资降温，这种降温减少了对银行贷款的需求，从而形成使资产价值下降的局面。可以认为，亚洲经济的混乱将对日本及世界经济产生下述影响：

    影响对东南亚的出口

    如果1998年东盟各国需求下降，那么日本对东盟的出口也将减少。日本8月份对泰国的出口已比前一年同期减少18％，对整个东盟出口的增长速度已开始放慢。如果1998年东盟对日本的原材料出口增加，那么日本可能再度出现贸易盈余缩小的局面。

    对东北亚和经合组织各国出口产生影响

    东南亚地区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波及到东北亚地区。日本到香港旅游的人数已比前一年减少48．9％，据说在香港，有的旅馆客房出租率已降至30％。因此，东北亚各国和地区要想恢复竞争力，就得仿效东南亚，使货币贬值。如果真实施这种措施，那对日本将是一个打击。因为：第一，亚洲是日本出口的最大市场，占日本出口总量的44％；第二，在向第三国出口方面，如果与日本有直接竞争关系的东北亚各国提高了竞争力，那么日本半导体产品和汽车在国际市场上的竟争力就会相对下降。

    导致出现世界性通货紧缩局面

    1998年，亚洲各国都将寻求利用出口来恢复经济的道路。不仅是亚洲各国，可以说日本、欧洲和中南美洲各国也在寻求这一途径。如果日本的需求缺少生气，那么各国就会到美国寻求出路，美国的进口就会急剧增加。这样一来，美国就会出现贸易赤字扩大，从而可能导致美元贬值。此外，1998年还可能出现全球性产品供给过剩的局面。这将导致全球性通货紧缩局面的出现，同时这也将成为日本进一步下调产品价格和减少企业收益的原因。

    将导致不良债权增加

    日本已形成资金流动左右整体经济的经济结构，而且这种情况比以往更加严重。负有外债的亚洲各国都在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和银行融资的方式来维持经济运转。从银行方面来看，依靠对亚洲各国融资这种方式回流资金，将受到亚洲资产价值下跌的影响。到1996年末止，亚洲接受外国银行的贷款额已高达7519亿美元。其中，美国和德国的融资比率不足10％，而日本银行的融资比率却高达35％。

    美日在货币动荡问题上各怀心事

    11月5日美国《商业日报》发表记者戈登·普拉特题为“亚洲市场动荡使美国陷入进退两难的处境”的文章，言：分析家们说，亚洲股票市场和货币的动荡使美国进退两难。与此同时，这种动荡有可能使日本经济陷入衰退。

    日元疲软已成货币市场的焦点，人们现在对日本金融系统是否健康产生新的忧虑，尤其是在三洋证券公司3日申请法院保护以免受债权人讨债之苦后。

    设在康涅狄格州埃塞克斯的外汇分析公司的合伙人戴维·吉尔摩说：“由于日本经济发展速度正在慢下来，现在有理由预料日元会贬值”。他接着说，“但是，日元进一步疲软不利于美国”，因为日本将获得出口竞争优势。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日估计，东南亚经济形势动荡将使日本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0．2％至0．3％，明年的下降幅度将超过这个百分比。他说，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日本为什么在3日同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一起进行干预以支撑印尼盾。

    吉尔摩说：“这还说明，日本正努力维护它在这个地区的领导作用”。他指出，与此同时，美国不愿意给予太多的帮助，因为它担心这会鼓励不良行为。分析家们说，美国不愿意干预亚洲市场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也许会使人过分注意这个地区而使危机更加严重。

    日本11月4日说，今年10月份汽车销售量比一年前下降13％。纽约的德意志银行高级分析家马克·钱德勒说：“这表明经济在第四季度开始时增长势头不足”。

    东南亚国家是否会团结起来？分析家们说，尽管美国不愿意干预，有人很可能提出理由在东南亚国家之间加强合作，以便共同捍卫它们的货币。

    吉尔摩说：“亚洲国家之间有很大的相互依赖性，随着一国接一国的货币贬值，就有失去大量贸易的危险”。他说，日本现在带头努力建立亚洲稳定基金，以支撑亚洲的货币，但是美国并不赞成这种努力，因为它担心，这会削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

    他说，解决亚洲问题的办法是不能从外面强加的，无论可用多少外汇储备来进行干预。他说，这场危机有可能拖长，如果泰国难以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揽子计划的话。

    日本为何促建立亚洲货币基金会

    11月6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记者贾森·萨普斯福德和戴维·韦塞尔文章，题为：日本力促成立亚洲货币基金会。文章说：

    令此间和华盛顿的一些官员感到气馁的是，日本正在力促成立一个能为这个地区摇摇欲坠的经济提供紧急财政援助的亚洲基金会，尽管它的领导人在如何使用基金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一些日本官员担心，这个国家在如何让这个基金会发挥作用方面犹豫不决，表明了东京缺乏显示自已在全球居领导地位的能力。美国以及历来对日本保持警惕的一些亚洲官员怀疑，东京是在利用这一建议，试图重申自已在亚洲的支配地位。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亚洲希望成立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会感到担心。

    日本官员首次提出“亚洲货币基金会”的想法是在西方七国集团最近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也是在亚洲今年来势凶猛的金融动荡期间。这种持续动荡——包括货币大幅度贬值、股市下跌、银行系统垮台一一使得日本关于设立基金会的建议成了在马尼拉召开的地区财务官员会议的议事日程上最重要的事项。

    会上争论的问题是，这个基金会（一个由地区各国分担几十亿美元资金的联合基金会）是否应该制订为成员国提供救援的条件。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反对新基金会具有这种独立性，称这会损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威和它规定的条件。但是一些亚洲领导人怀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美国财政部之间有一种他们认为存在的关系，担心这个地区的金融危机将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日本是这个地区最富的国家，它可能会为这个基金会提供最大份额的资金。日本官员对这个问题意见也不一：他们既担心这可能会损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威，又不愿得罪亚洲邻国。日本官员表示，不能采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援助条件的紧缩财政措施的国家是不应该得到贷款的。东京的许多人现在声称，他们几乎别无选择，只有将这个基金会的领导权转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亚洲陷入瘫痪状态：怎么办？

    11月10日美国《商业周刊》刊载文章言：

    整个情况恶化得十分迅速。东亚“奇迹”理应持续数十年，并把世界经济推向新水平。然而，几个月来亚洲股票和货币市场一直暴跌。

    东亚如何处置这场危机，很可能会决定“奇迹”是否会就此结束。如果各国政府采取强制性行动一一大幅度削减政府为笼络民心而上的项目的拨款、清理充满丑闻的银行系统、刺激国内消费而不仅仅是出口、迫使失去竞争力的制造业厂家合并或破产，那么这个地区在两三年时间里将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那时，亚洲将能再次发挥它的长处一一高储蓄率、训练有素的劳动力、低工资、咄咄逼人的企业家阶层。但是，要清理就要付出代价。这个地区银行坏帐已达1亿美元之巨，金融系统的资本重组将意味着提高税收、紧缩银根和增速放慢。

    问题在于，东亚是否能胜任这项艰巨的任务。如果领导人只进行表面的改革，听任结构方面的缺陷发展下去而不予纠正，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戈德曼一萨克斯公司估计，对金融机构的清理可能需花七八年时间。此外，亚洲将像日本一样，可能渐渐陷入旷日持久的停滞状态。日本自从其泡沫经济于1990年破灭以来，一直没有解决它的根本性问题。亚洲可能成为全球经济的又一个呆滞地区吗？如果不发生急剧变革，这是可能的。

    更加惊人的是，甚至在货币动荡发生几个月之后，东南亚的领导人似乎还没有认识到他们脚下的土地已发生变化。事实是，亚洲的大部分国家依然不愿意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也不愿意暴露它们无限度荒唐开支的情况。这个问题由于一个亚洲所特有的障碍而加剧了。从南韩到马来西亚，政界和商界首脑都拿他们的威望当赌注，押在他们能持续不断地保持高增长率这个信念上。如果后退一步，那将被认为是极其丢人的。

    在这个方面，亚洲的境况比墨西哥1995年时的境况还糟。墨西哥对它的比索危机采取的对策，是平衡预算和迫使工商业部门合并。拿墨西哥的情况与泰国的情况比较，可以看出亚洲危机才刚刚开始。

    如果中国——这个地区最后的重大希望所在一一经济开始衰退，这个地区的经济形势可能会更加严峻。普遍的看法是，由于出口部门的兴旺发展，拥有大约1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令人羡慕的高达40％的储蓄率，中国将继续以8％的速度健康发展。

    这个地区的政治家和企业界巨头可能依然认为，他们遇到的衰退是暂时的。但是全球金融市场发出的最为明确的信息是，东南亚已进入一个痛苦的新时代。

    灾难将局限在东南亚国家

    11月12日伦敦经济学院经济预测中心的研究员阿利斯泰尔·巴尔说：亚洲垮掉，但是排除了全球末日到来的可能性。他说，韩国顶住亚洲市场灾难的能力是防止出现全球市场危机的关键。在亚洲大部分国家处于危机第一线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增长注定要放慢，预料美国和欧洲都会受影响。

    由于美国对亚洲地区的出口受影响，华尔街股市可能进一步下滑，日元可能失去其稳固的基础。尤其是韩元贬值可能对亚洲地区的货币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吞噬日本的金融系统。在出现世界末日的情况下，这场危机可能失控，像滚雪球那样扩展到包括拉美、美国和西欧的每个市场。蔓延的风险在过去几周内增加了，但是危机大概会局限在亚洲，并以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为主要受害者。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会下降，货币也会受影响，但是相对来说日本将不受损失。

    被看作是通往拉美门户的巴西以及美国看来都不可能卷进去。分析家说，巴西本周公布的一揽子财政计划会保护巴西不会受到资本大量外流的影响。但是巴西股市今天已下跌。亚洲的通货紧缩和美国出口减少会使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贷币政策不那么严格。

    如果发生最坏的情况，危机可能扩大。巴尔说：“危机越继续发展就越有蔓延的风险。基础广泛的亚洲危机如果扩大到韩国和中国就足以使日本经济停止增长。这会反馈到金融界，从而出现银行倒闭的可怕前景”。

    首先受影响的将是韩国，韩元对美元今年已下跌约17％。韩元的贬值可能引起整个地区的货币竟相贬值。中国到目前为止由于其巨额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而未受到危机蔓延的影响，但是这种情况可能会变化。布思说，一旦在巴西和俄罗斯有巨额投资的韩国因负债累累开始摇摇欲坠，那么腐烂可能会迅速蔓延到全球。

    瑞士信贷银行的乔纳森·霍夫曼说：“那时的问题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了。他们能再次提供紧急救援吗？他们会冒道义风险吗？”霍夫曼说，在这种不稳定的环境下，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提高利率就可能造成这种可怕情况。日本对这个地区的巨额出口如果下跌就会使日本的股票价格指数进一步下跌，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就会上扬，危及日本的银行。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将在1999年出现衰退。欧盟也可能卷进来，在实现单一货币之前的这段时间如果增长放慢则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亚洲金融风暴把全球搞得混乱不堪

    11月12日法国《快报》周刊发表让一皮埃尔·德拉罗克文章，题为“关于股市行情暴跌的5个问题”。文章说：

    从香港刮来的、把全球所有股市搞得混乱不堪的金融风暴还远没有结束。

    评论家们在乐观主义和极端悲观主义之间摇摆不定，因为他们还拿不准，这是技术上的校正呢，还是全球金融“气泡”令人不安地破灭；是世界经济恢复增长呢还是衰退。而且这一次也像1987年10月“黑色星期一”过去之后的情况那样，储户又一次感到茫然不知所措。

    金融市场是否稳定下来了？

    现在还没有什么情况可以使人认为金融市场已经稳定下来了。因此各股市的行情还会继续升升降降，直到12月末。但不能因此就说我们将会经历像10月份最后一周震撼华尔街股市的那种大变化。绝不会！如果说形势稳定之前还会出现一些起伏，这是因为国际上那些大的投资者对自已的投资将会继续进行调整：大量的资本将会从地球的这一点向另一点转移，从股票市场转向债券市场。逐步稳定的过程对所有西方股市都是有益的。

    面对亚洲危机，各国政府及财长们是否采取了实实在在的措施？

    从危机一开始，各国领导人就行动起来了。克林顿赶紧抚慰他的同胞，强调美国经济是有实力的。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则要求金融市场的经营者们放心。

    几个月来，格林斯潘一直认为，人们对美国股市行情估计过高了，因为10年里，道一琼斯指数增加了5倍。他以及很多西方国家的领导人都认为，最近的校正是有益的。它可以将金融气泡打破，但又不会使世界经济处于危险境地。

    尽管如此，但亚洲金融危机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这个实质性问题仍然存在。奇怪的是人们有这样一个印象：每位领导人都是在他所在的那个地方进行干预的，他们事先并没有进行实际的国际协调。在1994－1995年的墨西哥危机期间，联邦储备委员会发挥了消防队的作用，与墨西哥危机不同的是，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似乎还没有哪个机构能像联邦储备委员会那样发挥重要作用。日本的出口尽管在该地区的出口中占40％的份额，但由于一场增长危机使它的实力受到削弱，所以它在亚洲这场危机中也未能发挥作用。更令人担心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来难以通盘解决亚洲的这场货币危机。对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香港的财政困难，该机构是分别采取对策来加以解决的，可它没有想到这场危机对全球的影响。必须强调的是，这些国家还被错综复杂的政治问题所困扰。法国的金融问题专家克里斯蒂昂·德布瓦西厄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平息金融市场（它们对港元的脆弱性感到担心）动荡的唯一解决办法是共产党中国要保证港元不出问题”。

    亚洲危机会对世界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吗？

    毫无疑问会产生影响。但在东南亚的衰退对西方经济造成影响之前，它首先有可能对东欧和拉美各国经济造成严重打击。一是国际投资者对这些国家疑虑极大，二是贷款利率大幅提高。

    有些专家认为，亚洲各国以及其它新兴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有可能对美国的出口造成极大影响。在让·博尔热克斯看来，最糟糕的是这场危机可能使美国持续6年的经济增长中止。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经济软弱无力的复苏也会突然停止。

    并不是所有的专家都赞成这种灾难性的描绘。在一些专家们看来，这场冲击可能对美国有利。6年来经济一直持续增长的美国受到了通货膨胀的威胁。为了对付这种情况，联邦储备委员会可能要再次提高利率。亚洲股市行情暴跌则“自然而然”使美国这台机器的运转速度减慢了，并使利率的上涨得以避免。

    另一个好处是：美元不会随着亚洲股市暴跌而飞涨。如果美元升值幅度太大，那么，德国中央银行就会提高利率，以免马克贬值，而这对欧洲经济是有损害的。

    法国是否能在1998年使经济增长率达到3％？

    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现在是极力淡化亚洲危机对法国经济的影响。然而，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的目标看来是越来越难以保住了。明年，法国向亚洲的出口可能要减少，减少的幅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如果美元对法郎的汇价仍在1美元兑6法郎以下（这是政府对1998年的预测），那么，出口情况还会更糟。在德国，这场危机所造成的影响是1998年的经济增长将减少0．4％。而对我们的第一贸易伙伴的打击也始终会对我们间接地造成打击。

    储户们怎么办？

    在股票方面投资很多的个人没有其它办法，只能等着好日子来临。相反，那些拥有大量现金的人却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购进那些倒闭公司的证券，或者购买一些可靠的证券。

    在股市上，一个重要的字眼是注重质量，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这个原则从这场金融风暴一开始就得到了证实。许多投资者涌向了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债券。在法国，国家债券也是大受欢迎的。

    亚洲“光荣时代结束了”

    11月14日香港《亚洲新闻》周刊一期刊登对着名全球资本市场战略家尼克·奈特的访谈录，题为《“光荣时代结束了”》。奈持认为，近几个月全球股市出现了一个转折点，从现在起，消息不会再这样好了，尤其是在经济增长、盈利增加和通货膨胀等方面。市场将逐步进行自我纠正，其方法可能不是崩溃，而是几次大幅度下跌。与过去12个月相比，股市动荡会严重得多，尤其是在亚洲赚不了很多钱，因为亚洲的光荣时代结束了。

    成长中的烦恼

    11月14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威廉·麦克多诺认为，有关风暴已接近结束，亚洲及南美地区的波动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有限，他认为强健的美元会有助美国控制通胀，故亚洲区货币贬值对美国影响轻微。汇控行政总裁庞约翰认为，亚洲汇市及股市的波动是短暂的调整，当有关的调整完结后将会恢复经济增长，部分亚洲国家正经历成长中的烦恼，惟亚洲区整体的基础仍然强健，故经过今次的调整后，区内经济将会持续增长。他表示，亚洲区经过三十年的持续增长，短暂逆转的情况是难以避免。他并指出，亚洲地区的储蓄率高达三至四成，不少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储蓄率亦不及其一半，从亚洲的经历吸取的教训只需要增加教育水平，其次就是自由贸易。

    亚洲经济危机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11月15日英国《经济学家》发表文章，认为如果亚洲一些国家的政府不能治愈本国患病的银行，那么经济危机及其对世界其它国家的影响可能变得更严重。文章说，人们普遍把三年前的墨西哥经济危机称作21世纪的第一次金融危机，根据类似的定义，2l世纪在金融方面已有了第二个受害者：亚洲。在东亚出现故障的时候，人们越来越看清1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已令人吃惊地掩盖了银行的混乱做法。但是银行一直越来越容易受到不利情况的影响，而最近几个月所发生的情况正是如此。据估计，东亚一些银行无法收回的贷款现在占贷款总额的10％至20％，而美国这样的贷款只占1％。这个估计数可能提高。现在韩国和东亚地区其它国家的危险是增长放慢、银行倒闭和贷款期缩短的恶性循环不仅会引起短而浅的衰退，而且还会引起深而长的衰退。避免这种衰退的关键是立即注意这个地区的银行状况。

    内部引起的危机

    大部分金融混乱都是亚洲人自已造成的，在韩国比任何别的地方看得更清楚。多年来政府一直把银行看作国家工业政策的工具，命令银行向没有信誉的公司和工业部门提供贷款。这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结果。东亚一些银行是怎么落到这种地步的？回答是，过多的银行犯了同样的基本错误。首先，这些银行认为汇率稳定是当然的，没有考虑一一因而没有防范一一货币贬值的可能性。银行家犯的第二个错误是在房地产方面轻率放款。他们深信办公楼、饭店和豪华住宅的需求会继续高涨，于是把钱投在宏伟的建筑工程项目上。但是也许最重要的错误是由傲慢和缺乏经验混合在一起而引起的。银行家相信经济迅速增长永远能帮助他们不致犯放款方面的错误，可是他们没有考察他们所承担的金融风险。该受责怪的不仅是银行家。除了少数值得赞扬的如香港和新加坡这样的例外以外，管理人员没有制止银行家的坏习惯。

    从拉美吸取的教训

    银行业向外国人开放，墨西哥银行系统有1／5以上现在掌握在外国人手中。相比之下，亚洲的银行市场仍受到高度保护。鼓励合并。拉美政府迅速采取行动——诚然是在国际压力下——关闭了最差的银行。但是拉美政府还必须找折中办法，因为关闭太多的银行会有破坏信心的危险。加紧监督和管理。例如在智利，在监督银行方面亲身实践的做法已把金融部门从不成功的实例变成有实力的典型。“改进会计核算和披露方法。墨西哥已规定各银行采用美国的会计核算标准。阿根廷也实行了更严格的规定，其中一个是要求银行为高利率贷款留出更多的储备金。切断银行家和政治的联系。在墨西哥、智利和阿根廷，把银行放在专业人员手中，并且更严格地实施反贪污法，因而已做到了这一点。

    东亚会吸取这些教训吗？

    在某些方面，东亚地区面临的任务比拉美几年前的任务容易一些。一些国家的经常项目赤字可能高得令人担忧，但是经济增长率仍然较高，通货膨胀率也比拉美低得多。东亚的银行会继续得益于该地区的高储蓄率。但是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亚洲的病比拉美过去的病难治，拉美有强有力的美国作为采购国和赞助国——一旦这个地区的货币贬值，就采购这个地区的出口产品，并用直接和间接手段加快提供财政援助。大多数评论家仍然认为，亚洲的经济危机只会引起这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放慢，而不会引起更坏的结果。但是不应排除出现更坏结果一一坏得足以对世界经济产生严重影响——的可能性。如果这个地区的政府迅速采取明智行动，这种情况是可以避免的，不是吗？

    全球化和信息化到底意味着什么

    11月17日美国《商业周刊》发表该刊主编斯蒂芬·谢波德文章言：由全球化和信息化构成的新经济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让我们从一些基本定义开始。新经济并不意味着下列概念：通货膨胀消亡；我们永远不会再出现衰退，经济周期已经不复存在；股票市场注定永远上升；亚洲金融风暴不会影响美国。我们所说的新经济，指的是已广泛存在数年的两种趋势。第一是商业的全球化。简言之，资本主义在全球不胫而走——即便资本主义没有盛行开来，至少市场力量、更加自由的贸易和普遍的解除管制开始出现。对美国来说，这意味着国际贸易和投资在我们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大大超过以前。20年前，进出口占我们经济的17％，今天已占25％。第二种趋势是信息技术革命。它就在我们身边一一传真机、移动电话、个人电脑、调制解调器、因特网。数据技术在我们眼前不断创造出新公司和新产业。统计资料会让你吃惊：单在硅谷一个地方，每周就有1l家新公司成立。这种力量正在改变美国企业界。非常肯定的是，现在存在一个新的经济周期。过去，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力量是房屋建筑业和汽车。现在，信息技术占经济增长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信息技术对其他任何行业都有影响。它能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减少存货，促进电子商业的发展。

    全球化和信息技术这两种广泛的趋势逐渐打破原来的秩序，迫使企业进行结构调整。如果你希望具有在全球市场中竞争的能力，或利用技术飞速变化的优势，你就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一一这意味着摆脱层层管理。结果就会出现一场彻底的结构调整，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全球化为我们的商品和服务打开新的市场。与此同时，全球竞争帮助至少控制一些价格；信息革命促进资本投资和提高工作效率。如果你和企业管理人员交谈，他们会告诉你无法提高价格，他们也没有必要这么做。什么原因？他们得到的生产率的提高足以支付工资增加的部分，而且仍然可以提高利润。此外，至少还有一些来自经验的证据增加这种情况的可信度。线索之一是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的并存，经济扩张进入第七个年头，在过去的12个月中增长率平均为4％，失业率低于5％。

    在传统经济学家看来，如果真的存在一种新经济，它应该在整个生产率统计资料中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如果技术和全球化能够提高效率，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应该比过去更快。但是，根据政府的统计资料，在过去20年中，生产率每年只提高了大约1％。50和60年代这一数字超过2％。因此，持怀疑态度的人说，非通货膨胀性的经济速度极限就是2％左右一1％来自生产率的增长，1％来自劳动力的增长。其他全是痴心妄想。传统主义者说，如果你试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让经济增长率达到3％或4％，结果通货膨胀就会上升，经济就会走下坡路。

    新经济的权威人士反唇相讥，说统计资料完全无法把正在发生的情况包括进去。我们知道如何计算旧经济中小产品小机械的产量。但是我们不知道如何计算高技术服务业的产出。我们不知道移动电话或传真机的价值，因为它们今天的价格比一年前的低。实际上，这些发展常常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除非统计资料得到适当调整。但是，它们没有得到调整。我们的确知道通货膨胀被夸大了——夸大了大约1个百分点。这件事，再加上其他已知的统计方面的问题，表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和生产率比官方数字显示的要高大约1个百分点。

    他们说，最后，我们拥有的最为强大的计算方法告诉我们，有一样东西正经历一场深刻变化：股票市场。尽管最近出现回落，股票市场的价格自1987年暴跌以来增长了三倍多。股价上升主要是因为对公司利润和股票来说环境再理想不过——适当的经济增长和低通货膨胀。精明的股票市场领会了这种理想的环境。每天，千百万人做出的千百万计的决定为估量基础经济中发生的情况提供了最为准确的计算办法一一即便存在10％或20％的误差。

    我赞成新经济概念，但要下适当定义。经济周期确实发生了变化。这些日子，推动经济周期的主要是技术和贸易。而且这样完全可以使我们能够比以往发展得更快，同时不会再次出现通货膨胀。在一个生产率增长比较强劲的时代里——这一点可能现在从统计资料中显示出来十美国经济的年增长极限可能是3％——3．5％。

    如果这听起来还不是很多，请记住，这已经比过去的经济学家认为可能达到的增长率高出了50％。请这样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听从了持怀疑态度的人士的话，在过去18个月中将经济增长率保持在2．5％的水平上，我们的经济产出就会失去1500亿美元，失业率就会高出半个百分点，失业人数就会达到75。由于随着时间推移累进发展的神奇作用，高出1个百分点的速度极限确实也是一件值得欢呼的事情。不多不少，这就是新经济的全部意思。

    一场全球性衰退的不良征兆

    1l月19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着名经济评论家罗伯特·塞谬尔森写的一篇题为《是一场正在酝酿的经济风暴吗？》的文章。该文指出，亚洲这场危机是否会像滚雪球一样变成一场范围更广的经济衰退？现在普遍的看法是“不会”。但乐观的看法需要降温，危机已经变得比预计的更为严重。有两种危险可能会使情况更加糟糕。第一种危险就是发生银行业危机的可能。亚洲一些银行现在就面临着在不良房地产贷款和不良商业贷款方面遣受巨额损失的可能性。第二个危险是流向多数发达国家的外国资本的突然中止。由此会产生更多的不良债务者，他们会使银行和信用受到伤害。美国和欧洲不久就会感受到这种影响。

    世界经济增长将受挫

    1l月24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题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威胁正在倍增》的文章。文章认为，世界各新兴市场正遭受沉重打击，问题将不仅限于亚洲虎。由于金融机构在利率竞争中遭受损失，便投资于其他地方收益率高的证券，这种金融状况很容易迅速瓦解，一国受到的压力会影响另一国。国际证券市场交易者也面临着巨大损失和日益增大的挤兑压力。最终结果将是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速度骤然放慢，1998年新注入大多数新兴市场的资金减少，资本市场的活动停滞。各国对出口市场的竞争会因此加剧；美国经济将被迫放慢增长速度，美联储最终将提高利率；德国也会进一步提高利率。

    国际社会对亚洲危机处理不当

    11月25日美国《波士顿环球报》刊登一篇对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的访谈录，题为《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加剧了远东的问题》。曾帮助俄罗斯等国制定稳定经济政策的萨克斯认为，席卷亚洲的危机被夸大了。根本的情况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是用来解释这场危机的所谓的新情况实际上已经存在10年了。如果我们处理得当，仍有可能摆脱危机而不必付出沉重代价，但是没有迹象表明过去三个月处理很得当。迄今为止，官方采取的行动未能使市场放心，这包括到目前为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有的干预行动。眼下，“最重要的是恢复信心，而不是呼吁这些国家紧急动大手术”。他同时批评美国处理亚洲危机的做法非常不恰当。

    亚洲经济模式受到质疑

    11月25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题为《经济危机动摇了对亚洲经济“奇迹”的信心》的文章。文章说，亚洲经济模式的特点是市场活力与政府计划优势相结合，而这种发展模式也存在种种弊端：政府和工业界的密切合作可以实现在西方国家几乎不可能实现的长期计划和投资，但这种亲密关系也容易受到政治领导人亲友的利用；亚洲非正规的贷款作法首被说成能使公司更具有灵活性，但有关金融交易的信息不够公开，使一些担心有暗藏危险的投资者望而却步；政府颁布的旨在促进高储蓄率和出口的政策现在因导致国内市场发展缓慢而受到指责。随着金融动荡的加剧，这些弊端日益突出。因此，专家指出，日本模式在经济追赶时期运转良好，但不是一个适用于任何时候的模式。

    APEC选择了自由贸易

    11月26日法国《世界报》发表记者洛朗·泽基尼题为“亚太经合组织会议选择了库埃法”文章言：在温哥华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18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遇到了一个最棘手的难题：如何处理亚洲的金融危机？如何防止这种多米诺效应扩大到其他大陆？

    此次会议更多地选择了“库埃法”（“库埃法”是法国医生库埃发明的一种心理疗法，即相信：“我每天在各方面都变得越来越好”。），强调继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将是唯一的选择。此次会议的口号是：尽管亚太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即将衰退，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从根本上说是健康的。

    APEC成员一致强调，目前必须尽快建立一种机制，以应付当前的金融危机。这一机制是各国财政部长上周在马尼拉起草的，它主要包括三个级别的干预行动：首先，各国必须采取措施恢复国民以及外国合作伙伴的信心。其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针对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为它们制订出不同的行动计划。如果国际社会的努力还不够，那么一些地区性的大国将提供财政援助。

    然而，防止货币和金融动荡最好的办法是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以及实现经济的自由化。APEC成员的这一共识最终写进了温哥华宣言之中。

    看来，亚洲出现的金融危机显然没有转移亚太经合组织18个成员贸易自由化的决心。在本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筹备会议上，各成员的部长们挑选出了从1999年开始要降低其关税的9个部门。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指出：“这样，我们就发出了一个强劲的、稳定人心而不是引起惊慌情绪的信息”。加拿大企业主委员会主席托马斯·达基诺则认为，“没有比向着贸易自由化的道路迈进更为关键的事情了”。

    亚洲经济面临决择

    11月30日日本《产经新闻》刊登美国安全研究中心亚洲研究部主任芒罗写的一篇题为《东亚经济应该选择的道路》的文章。文章认为，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实施经济紧缩政策并不是亚洲经济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目前遇到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贷款银行与任意浪费资金的企业家之间的秘密关系，以及他们与政治家互相勾结的关系。只有下决心对亚洲的银行系统和金融部门进行整顿，彻底消除这种建立在“人为关系”基础上的金融体系，亚洲经济才能获得健康和长期的发展。

    亚洲经济模式已过时

    12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米歇尔·康德苏在接受西班牙《国家报》采访时说，亚洲的经济模式“已经过时”。他同时警告说，他的机构不愿意作“最后资金的贷出者”。康德苏在出访韩国之前指出，所有的经济模式都不是永恒的，它们“在一段时期管用，但随着世界的发展变化，它们也会过时并且应当被放弃”。这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人说：“东南亚的错误在于将其模式过于理论化，并把它同亚洲的价值观混为一谈。当这种模式失败时，可以看出在储蓄、劳动和社会同情观念上存在的问题”。相反，应当采取“一种更具有透明度的制度，在那里国家将不会为发放贷款的方式向银行发号施令”。康德苏接着说，这个制度“应当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危机形势中的作用，康德苏强调：“我们不愿作最后资金的贷出者，因为一旦出现了问题，所有的人都会来求救。我不想作出这样的保证——如果哪个国家出现问题，将会得到我们的资助”。为此，他还警告说，“只有在我们认为采取了适当措施的情况下”，这种援助才可能。当谈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作法时，康德苏指出，他的机构向所有国家提出了预算平衡、货币政策和经济开放方面的要求。此外，他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要求它采取“反垄断措施”，以及“关闭那些名不副实的银行，因为它们只是些背靠国家预算、向亲朋好友分发贷款的机器”。关于一些亚洲国家货币贬值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康德苏表示可望出现“一种复苏”。他提到，“目前日本政府正在全力加快其金融制度的调整”。

    亚洲金融危机的性质变了

    12月1日法国《世界报》刊登题为《亚洲的危机，世界的麻烦》的文章。文章说，从冲击波冲击到香港和台湾、破坏韩国和日本的稳定的时候开始，这场危机的性质就变了。六个月来，亚洲金融市场的持续下跌突出了该地区经济的深刻弱点。曾在世界经济发展中起火车头作用的亚洲在今后若干年里再也不能起这种作用了，亚洲必须改变发展模式。文章认为，世界经济增长将受这次危机影响而放慢，1998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估计会下降0．5至1个百分点。文章警告说，如果受到经济衰退威胁的日本同意让其货币贬值至135日元或140日元兑1美元的水平，那就可能导致亚洲出现新的货币贬值浪潮。

    国际资本流动不稳定性潜伏危险

    12月2日美洲开发银行行长恩里克·伊格莱西亚斯说，国际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是拉美国家在金融市场全球化进程中遇到的一大挑战。伊格莱西亚斯在圣地亚哥举行的第二次美洲财政部长会议发表讲话说，这种不稳定性意味着产生严重危机的危险，因为，既要保持适合于每个国家的经济与财政政策而又要能得到大幅度参与国际市场的好处，这是困难的。伊格莱西亚斯说，第一步要做的是）使东南亚市场金融体系得到加强、发展和现代化。他还说，即便是调节资本流动最有力的金融体系，也不大可能缓解既要实现推行国家经济政策的目标又要具备抵御来自国际资本市场冲击的能力之间的矛盾。不管怎样，美洲开发银行行长赞扬了拉美国家通过80年代末开始所作的努力来加入市场全球化进程的坚定意愿。伊格莱西亚斯指出，这种意愿得到了考验，他强调说，解决1994—1995年金融危机的结果，并未使金融体系的开放和私有化进程倒退，相反而是得到了加强。尽管他告诫说亚洲危机的冲击还未结束，但是强调说，有数字表明，危机的影响是暂时的，尽管付出了可称之为短期的代价。伊格莱西亚斯最后说：“我们这些国家正在作好充分准备，准备对外部危机作出迅速而积极的反应”。他强调了巴西的快速反应。

    《第二冲击波》—争执发生在东西方之间

    西方认为是亚洲自已种下的祸根

    美国《新闻周刊》发表罗柏·塞缪尔森题为“亚洲金融潜伏深重危机”文章言：

    在这个时代，要当一名纵横全球的资本家是很容易的事。你只要把一些储蓄放到776个从曼谷一路到布宜诺斯艾里斯都有进行投资的共同基金的其中一个里头。上百万的美国人就是照这法子做了，他们把超过3500亿元倾注到这些基金里（截至8月）。但他们对海外投资的热衷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这股热情推波助澜地引发了世界股票市场的动荡，而且此刻正铺天盖地地在世界经济上投下了阴影。“资金流动”——国际上投资资金的来往调动——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当投资者在众多国家当中移动资金，他们造就了经济蓬勃与衰败。亚洲的危机代表了1980年以来第三场祸延全球的剧目。在80年代，拉丁阵营的主要经济体因债务危机而出现停顿不前：银行的借贷多到过了头。在1994年，墨西哥体验到于1995年终造成深重萧条的资金外流的痛楚。目前的未知数是，亚洲的衰退将会有多糟，以及它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伤害有多大。没有人知道答案，但造成的余荡可以大到令人惊讶。在90年代，世界上较贫穷的国家吸纳了数目甚为庞大的私人外来资金。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在1990和1996年之间，流入的总数达到9380亿美元。在这当中，有超过一半是直接投资：跨国公司兴建工厂或办公楼。再有五分之一拨到各个地方的股票市场；剩余的绝大部分是通过银行贷款或债券来到手中。总体而言，中国是最大的受惠者（2170亿元），但墨西哥（1120亿元）、巴西（760亿元）、马来西亚（600亿元）、印尼（500亿元）和泰国（480亿元）全都有大笔资金流入。理论上说，这类资金是天降的横财。它使较穷的国家有能力减少贫穷和提高生活水准。不过，理论不是实行起来永远都一帆风顺的。许多国家对流入的资金会管理不当，银行里面可以遍地都是假公济私或无力竞争的情景；劣质的贷款得以成交，又或者跨国公司建立了太多的工厂，又或者投机活动将股票价格推到不实际的高度，以及充裕的外汇——由海外投资者所提供的美元和日元——供给钱财在进口上大肆挥霍。如果资金的流入放慢或掉头而去，那蓬勃的景象就会崩垮下来。这恰恰正是在泰国也就是当前危机开场的地方所发生的事。没必要的办公大楼已停止了建筑工程。劣质的贷款如毒菌般在金融公司和银行里散布滋生。股票市场一泻千里。同样的问题也伤害了其他的亚洲经济体，而且损失面扩延到它们的外国贸易伙伴和投资者身上。日本是其中一个输家，因为其他亚洲经济体吸收它超过一半的出口，此外也因为日本银行在贷款上蒙受较多的损失。日本的经济在1998年也许只能增长1%至2%。但其他一些亚洲经济体的日子过得还要糟得多。国际金融学院的法格尔预计泰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98年将缩减1.5%，这跟1996年的6.4%增长形成对比；他猜想菲律宾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区区0.5%，这是降自1996年的5.7%。教人担忧的前景是这场危机或许会扩散到亚洲以外。竞相贬抑币值是其中的一个凶象。通过贬低币值——使货币相对于其他货币而言更加便宜——一个国家因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变得没这么昂贵而赢得出口的优势。墨西哥在1994年末将比索的价值剧烈贬低，便是它的萧条虽属深重却历时短促的原因之一。出口的激增使得墨西哥在1996和1997年得以每年成长超过5%。如果只有一两个国家贬低币值，那并不会过于威胁到其他的出口国家。但更多的国家贬值，其他国家中就会有更多想要——或者被逼——起而效尤。否则的话，它们会担上失去出口市场的风险。而如今有大堆亚洲国家已经贬值。从7月开始，泰国、印尼和菲律宾的货币下降了35%到40%。难怪对香港也形成了一股压力。拉丁美洲、东欧、甚至于印度与中国都不能幸免。那所有在全球流动的资金加重了这些压力。假设你是一个在比如说巴西进行投资的共同基金经理人。你把美元卖掉以购买巴西货币来从事搜购巴西的股票。但如果你深怕出现一场货币贬值（等于说以巴西货币将换取到较少的美元），你将试图避免损失。你会在贬值发生之前卖掉你的巴西货币和把你的收益转变为美元。这是为什么股票市场崩溃和货币贬值（以及对这些情况所怀有的恐惧）会互相借力而愈演愈烈，最终自行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有件事是洞若观火的——就像在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中一样——那就是环球资金的供应者（银行、投资经理人、跨国公司）是跟着大伙儿的后面跑。首先，他们提供了太过多的资金；然后，他们事起仓促地将资金给撤了回来。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前苏联和东欧）代表几乎全球经济的一半。如果流往它们的资金放慢了，它们从较富有国家进口的货物在数量上也许会停止增长或者降低，它们会试图通过更多的出口来发动它们的经济。但世界其余的地方又能吸收得了多少？所有国家不可以通过出口来作为它们的成长之道。这当中隐埋了一场更为深广的危机的种籽。它很难说一定会发生。但这是有可能的，并且教人心头感到一阵冰寒。

    西方从不承认国际炒家的重要作用

    东南亚国家将这场危机归咎于外国投机商操纵货币投机，甚至称这是西方国家针对东盟的一次阴谋。然而，西方经济学家指出，这场危机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东南亚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共同问题，这一地区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结构失衡，房地产过热导致银行出现大量呆账，汇率政策不合理，经常项目赤字和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过高，外汇储备太低，短期贷款和投资过多等等。正是这些深层次原因最终导致泰国不断遭到国际投机资金的冲击并被迫实行有管理的汇率制,导致泰国汇市、股市双双暴跌。由于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经济存在类似的问题,而且它们均与泰国存在紧密的经济联系,于是,泰国的金融危机立即蔓延到这些国家,形成整个东南亚地区的金融动荡。

    世界银行认为，一个国家是否能保持健康银行体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是否能从金融一体化中获得好处并能否避免隐藏的危险。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能解决好市场和制度管理框架方面市场效率低、缺乏财产保护权和信息不足等三个问题的话，它们的资本市场将对外国投资者更加有吸引力。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首席经济顾问艾伦·沃特斯发表文章谈泰国金融危机根源，言：金融危机发生时，人们可以把罪过推给投机者，可是，真正的原因，却在于某些国家尝试使货币和美元挂钩，并且用宝贵的储备来维持这种人为的汇率。金融危机会带来许多不愉快的后果，其中之一是寻找替罪羊。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把注意力集中在索罗斯等人，引起了各方注意。但他决不是把所有责任归咎于投机性资本流通的第一人，还绝非发出最为尖酸刻薄的抨击的人。1966年到1967年间，就在英镑贬值引起灾难前夕，英国首相威尔逊曾经责怪“苏黎世银行家”狠狠地打击英镑。而在1993年法郎汇率下降事件中，法兰西银行的特里谢带着显而易见的怀旧情绪指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投机者要上断头台。撇开这个野蛮想法不谈，对于如何抑制货币和利率的投机活动，一直以来建议多的是。这些措施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使过去10年来国际资本市场的自由化不致造成那么巨额的利润。在泰国，对投机者的谴责刺耳的程度低得多。泰国人似乎承认，市场不过在起应有的作用，而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全世界都参加投机。投机者虽然并非一点还不生气，却让人们看清了他们的本质，那就是，他们不过是带有根本性质的弊端的症状。评论家和政界人物找到了另一头替罪羊。在泰国，人们责怪中央银行。这次危机之所以会发生，据说主要是由于泰国银行没早些放弃钉紧的汇率。唉，人们其实是要求泰国银行做它办不到的事，那就是，在自由开放的资本市场里钉紧汇率。泰铢是跟一篮子货币挂钩的，这些货币被认为能代表泰国贸易。在这篮子货币里，美元占了大约83%，因此人们广泛认为，泰铢是跟美元挂钩的。中央银行负责使汇率保持在中心值上下的狭窄幅度里波动。所以，要是市场需求超额，中央银行便得供应泰铢。另一方面，为了维持钉紧的汇率，市场供应超额，中央银行便得动用外币储蓄买进泰铢。在这个挂钩制度里，金融当局没什么采取独立货币制度的余地，必须跟随挂钩情况亦步亦趋。因此，钉紧汇率意味着，泰铢几乎跟美元一样好。只是几乎而已，却不完全一样。挂钩情况可以改变；更重要的是，政府可以完全放弃跟美元挂钩。这种情形过去发生过，还可能会再度发生。（过去大约10年来，部分由于国际私人资本存量迅速增长，还由于过去关闭或受到限制的市场开放，泰国受到资本流通的冲击程度增加了。）资本流入扩大了国内信贷问题是，汇率通过挂钩间接获得的保障，把利率压低到略高于美元利率的水平。挂钩的情况越可靠，泰国利率就越接近美元利率。可是，泰国的通货膨胀率却高出美国不少。因此，人们受到诱因的吸引力很大，加紧以这样的负利率借钱，然后投资在房地产和其他名义上会增值的资产。大量的资本流入扩大了国内信贷，其中大部分是短期的。泰国银行确实试图消除资金流入的不利影响，以免国内货币流通量受到刺激，但基本上不成功，就像所有其他的努力一样。于是通胀自行扩大，成为一个开始发展的泡沫。国内信贷的迅速扩大，跟维持挂钩情况显然是互不相容的。货币投机者看到，泰铢跟国外高价值的挂钩，与泰铢的国内价值迅速下降显然是不协调的。泰国银行动用一切权力负起维持挂钩情况的责任。它继续买进泰铢，使挂钩情况得以维持。储备金减少了。银行向期货市场和通过互惠信贷借钱，却是徒劳。私人资金的外逃压倒了银行的努力。泰铢下跌。由于许多泰国人加紧借美元贷款，泰铢汇率大幅度下跌，使已经遇到麻烦的金融部门处境更糟的话，他们就完了，因此才出现政治界和工业界的压力，要求防止泰铢下跌。人们常见的刺穿一种资产的价格泡沫的现象，现在谁还看得一清二楚，如股权消失无踪，破产案增加，银行倒闭等等。中央银行采取行动，能不能防止这一切？鉴于有必要在靠举债经营的经济里维持信心，而经济对汇率稳定所鼓励的资本流入依赖性很大，答案是明确的不能。一些评论家认为，银行不是不该让储备金大幅度下降，而是不该介入得那么多，允许汇率下降，以便使储备金保留在大约200亿美元的水平。据说这一来，新的实际挂钩率就能建立起来（还许是30泰铢兑一美元左右），可以以管理浮动的方式保住。唉，世界各地的经验表明这个可能性很小。在这个价格水平上“管理浮动”，世界各地的投机者会认为是卖空泰铢的另一个机会。大约200亿美元储备金很快就会用完。不能设想中央银行能再进行战斗，争取维持另一个由官方事先订下的泰铢汇率水平。要是中央银行在1996年12月当压力开始出现，甚至是在1997年2月，当泰铢受到更猛烈的攻击时让泰铢自由浮动，情形会如何？结果将是信心丧失，泰铢水平降到低于现有水平。事实上，政府将会丧失处理金融部门问题的有价值的时间。我们还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人们会责怪泰国银行，指它在时机未成熟之前，便放弃了一个过去14年非常适合泰国的制度。这么说来，泰国现在该对外汇制度怎么办？如今泰国实际上有了一次清洁的浮动。在浮动清洁的情况下，中央银行不需要储备金。事实上，确保政府不干预外汇市场的办法之一，是确保它不必冒险介入外汇买卖。零储备消除了诱惑力。然而，许多泰国人认为，官方储备是泰国富裕程度的衡量标准之一，有如镶在王冠上以示王权的御宝。而事实上，泰国储备金一直是靠借钱来积累的。泰国人为这些贷款偿付高昂的利率，美元存款或财产的收益却很低。就实际而言，储备金成了累赘。不需要储备金的制度显然大有好处。

    亚洲认为挑起投机者兽欲的是克鲁格曼

    香港《大公报》11月9日发表徐枫题为“亚洲狙击战揭秘”的文章言：这次金融风暴是一场由“国际大鳄”一金融市场炒家一一发动的亚洲狙击战。他们追求的是利润，是钱，其余一切都不考虑。一位参与发动了东南亚货币风暴的炒家说：“我们就像在山岭上俯瞰着鹿群的豺狼”。去年年底，他们已在虎视眈眈、跃跃欲试了。去年年底，也就是泰国今年7月终于不得不把泰铢贬值前的8个月，“豺狼”们已在伺机。在他们眼中，泰国已不再是亚洲虎，而是一头受了伤的猎物，一头叫嗜杀成性的“豺狼”难以自制的猎物。这种冲动卑鄙吗？一头“豺狼”说：“不，我们猎杀了鹿群中的病弱分子，维持了鹿群的健康”。

    挑起他们兽欲的，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一篇名为《亚洲奇迹的神话》的文章。文章发表在常常反映美国领导阶层观点的《外交》杂志上，指出亚洲经济的蓬勃发展主要得益于勤劳工作，以及从农业向工业转化的变革，而不是主要靠提高生产率的投资。这引起了投机家们的注意，一头“豺狼”说：“我们看到文章就思忖：唷！唷！亚洲的增长可能有个限度”。可乘之机在哪儿？注意力很快就集中到泰国身上。1994年，泰国经济从内到外受到一连串冲击：中国把人民币贬值了1／3，泰国的出口竞争力受到了巨大挑战；接着，日元持续下滑，泰国的高附加值产品处境不利。由于泰铢同美元挂钩，泰国面对竞争对手由汇率变化带来的优势，难以应变。此外，泰国人口虽多，受过教育、高素质的劳动力却有限，这造成工资急剧增长，进一步削弱了泰国相对于邻近国家的竞争力。更甚的是，外国投资继续如潮涌入。表面上，泰国经济仍然一片景气，市场开放，财政盈余，外汇储备有380亿美元，但骨子里已孕育着危机。例如，所欠外债急升至1060亿美元，比外汇储备多近两倍。至去年，经常项目收支的赤字，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过去，泰国的借债主要用来作工业投资、扩大生产力，但到近年，投资渐转向物业市场投机，转向股市汇市，消费者中也出现竟买豪华汽车、移动电话的热潮。整个是个泡沫经济，一个非生产性的巨大泡沫。泡沫的耀眼光彩去年年底给“豺狼”们盯上了。去年9月，“豺狼”们发觉，泰国的当政者已束手无策，不知如何自处。为了遏止工资膨胀和吸引外资，他们要维持高利率，高利率却又使本来债台高筑的泰国经济更加泥足深陷。脱身之道之一是把泰铢贬值。然而“豺猴”们估计，泰国会勉力支撑而不愿贬值，它的既得利益阶层不愿负上的美元巨债突然增加。为此，他们会进一步提高利率，而这么一来，会令大量企业破产，使本来陷入困境的银行业雪上加霜。“豺狼”们看到猎物已穷途末路之后，今年年初开始采取行动了。索罗斯和朱利安·罗伯逊等对冲基金的经理们开始向泰铢发动攻击。一种方法是买入泰铢／美元的期货合同，如果泰铢升值，卖家赚钱；如果泰铢贬值，买家用较不值钱的泰铢结算合同就赚钱。对合同需求强劲，使利率上升，连泰国银行也加入发出类似合同的行列。这结果成为致命伤，等于把袭击泰铢的武器送到投机者的手上。很快，银行在2月和3月便发出了15亿美元远期合同，不少要一年后才赎回。结果，其中八至九成落在投机者手中。到5月，泰国银行知道这实际上是在给泰铢自掘坟墓，于是遽然停止发出泰铢远期合同。

    到这时候，“豺狼”们已开始作最后的扑杀了。5月中，他们纷纷在市场抛售泰铢。泰国政府以强硬手段对付，并根据与新加坡、香港和马来西亚等地订立的协议寻求援助，在短短几天内耗资100多亿美元吸纳泰铢。泰国银行同时大幅提高利率，以增加投机者购买短期泰铢合同的成本。事实上，泰国政府还用上其他的招术。据说，政府官员又是威逼又是利诱，要银行透露持有远期泰铢合同者名单，以便作“战略性施压”。内政部又对传媒采取行动，阻止发出对泰国经济不利的消息和言论。投机家反过来利用泰国当局这些不适当的干预手段，传播泰国当局黔驴技穷的消息。美国一些银行开始在泰国刊登广告，招揽汇款到外国的生意。进口商忙于及早结帐，以防泰铢贬值，出口商则不敢让贷款回国。所有这一切加剧了资金外流。政府则掩饰储备虚耗，说5月份只减少储备20亿美元。投机家们通过在中央银行的内线人士得知，泰国的损失是50亿美元。到这时，泰铢贬值已不可避免，问题只是什么时候发生了。很多投机家估计泰铢会苟延残喘至7月，以让大小公司可以把损失拨入下半年帐目。7月2日，泰铢果然贬值，并在东南亚引发连锁反应。经此一役，“豺狼”们大有所获，利润有多大？难有实数。一个估计是，超过30亿美元。

    东南亚金融风暴爆发并蔓延至全球，使克鲁格曼的理论重新受到注意。前澳大利亚外交官克拉克日前就此撰文，提出批驳。文章说，西方一直有理论认为，亚洲经济之崛起完全是引入大量投机资金所赐，而克鲁格曼的理论则更进一步，说亚洲经济都是苏联式经济，即完全是靠资本与过剩劳动力之结合而形成，在技未改造上毫无意义。克拉克就此提出疑问：没有技术改进，不断受中伤的马来西亚怎能生产世界10％的电视机？它怎能从无到有发展起汽车工业，并向西方出口？他认为，大部分进步其实是经济运作必须具备的社会和物质基础建设带来的。他指出，一个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并不是因为它没有技术（技术是可以从外国投资者处购买或租用的），它所欠的是基础建设，或者说，其基础建设上的高成本抵消了其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但如果有人愿意在投资优惠的鼓励下向一个厂矿企业投资的话，基础建设得到某些改善，其他人就会发觉较易投资了，接着就会带来投资的旋风，直至劳动力成本上升至某一程度为止。这就是我们在亚洲很多地区见到的情况，泰国和马来西亚尤其突出。文章说，的确，这投资旋风也带来了某些不希望见到的投机资本，例如在墨西哥，这种投机不但使劳工成本紧张，也使未成熟的银行体系紧张。不过，西方的经济也是由不断的兴衰循环构成的。克拉克认为，亚洲目前的经济波动，其实是非常必要的调整过程，这不会削弱竞争力，而只会改善竞争力。从很多方面看来，这是成功带来的后果，东南亚国家会重新振作。文章最后指出，日本80年代早期的进步是故意抑制日元汇价、促进出口、减少进口的结果。克拉克警告，如果其他亚洲国家也这样做，西方才真的麻烦呢。

    美国认为亚洲国家应该推行西方的体制美国财长鲁宾11月18日说，只要东南亚国家推行健全的国内政策，它们的经济将能摆脱动荡局面而迅速复苏。鲁宾告诉明尼苏达州会议组织：“总之，东南亚国家很有条件在未来几年里在经济上取得成就”。明尼苏达州会议是商业主管和政府官员的一个组织。他说：“恢复原有增长的关键是，东南亚的每一个国家都应设立健全的政策体制”。他说，为落实这个做法，那个地区的国家须要“政治意愿”去通过法案，以设立这样的体制。鲁宾说，国际财政援助应以这个意愿为条件。他说：“除非有关国家设立健全的政策体制，否则就不应提供财政援助”。人们对东南亚经济增长将放慢的担忧，使近几星期来从香港到美国的股市面对抛售压力，导致经济学家担心美国对该地区的出口将放缓，进而使美国经济增长缓慢下来。尽管如此，鲁宾重申，美国经济前景乐观。他说：“新加坡的经济表现突出已有五年时间”。这包括低失业率、低通胀以及持续增长。他说：“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里，我们仍将在经济上有良好表现”。鲁宾还重申，股市的暂停交易机制应该检讨，同时展延批准克林顿总统的快速道（fast——track）贸易谈判权将使美国面对挑战。鲁宾说：“上星期展延表决快速道的决定，已使我们在开拓外国市场方面面对巨大挑战”。他过去曾批评美国国会不重新授予克林顿快速道谈判权。所谓“快速道”是指总统与外国达成的贸易协定提交国会表决时，国会只能通过或否决，但不得修改内容。从1974至1994年，美国历任总统都获得这项授权。鲁宾说：“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重大，因为世界不会等待美国”。鲁宾还说，克林顿总统的金融市场工作组目前正在审查纽约股市暂停交易机制10月27日的运作情况。当天道琼斯指数下跌554点后（7.2％）就跌停板。他说，现在应该认真研究暂停交易机制的成效以及应在什么水平暂停交易。这是1963年肯尼迪总统遭暗杀以来纽约股市第一次跌停板。该股市暴跌是因为亚洲股市先掀起跌风。10月27日当天，道琼斯指数下跌超过350点后，股票交易便暂停半小时。但交易在华盛顿时间下午3时恢复后，股价继续滑跌，股市在下午3时半收市，当时指数已下跌超过550点。

    亚洲基金的争端

    在今年年中，东南亚国家发生金融风暴后，纷纷要求成立一个亚洲基金组织，并将在11月18日到19日在马尼拉举行的会议进行讨论。而日本则是亚洲基金的积极支持者。此外，还有不少亚洲国家和组织，已经多次提出要成立各类基金，来协助亚洲国家走出货币危机阴影。其中，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要求成立基金的呼声最高，但美国则认为，任何基金的成立，可能会影响国际货币基金机构在环球经济出现紧急状况时，所扮演的主导角色。

    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11月5日说，美国无法信服设立“亚洲基金”，让本区国家在金融危机时刻可支取经援的需要。他说，华盛顿相信国际货币基金是一个适当的组织，以克服最近在亚洲发生的这类金融风暴。但他表明不要被视为对这件事已作出任何的定夺。塔尔博特说：“我们认为要解决这类问题的适当机构，是跨区域性及国际性的组织，而不是交给新成立的区域性组织，因为这问题本身影响深远，超越亚太区域的疆界”。菲律宾财长德奥坎波11月4日曾说，他将邀请11个国家及多边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就设立亚洲基金一事到马尼拉开会。他说，这项会议已定在本月18日至21日之间，也就是在本月底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论坛峰会之前召开。但国际货币基金及西方国家对这项建议持怀疑态度，它们担心它可能被利用作为逃避国际货币基金在提供拯救配套中订下苛刻条件的方法。

    11月6日，美国副财长萨默斯在纽约对日本协会致词时坚持，在处理市场波动上扮演主要角色的应该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不是区域同盟。萨默斯说：“这种在危机时刻依赖区域援助的金融区域化观念……存在着真正的风险”。他指出，这样的做法会减少可以用来应付未来风暴的资源，也会削弱应付“跨洲危机”的能力。其他的缺点还包括鼓励集团的形成以及使那些邻国不富裕的国家无法获得援助。萨默斯说：“这是我们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扮演中心角色的重要原因”。日本在泰国7月份爆发金融危机后，提出区域基金的概念。萨默斯在致词前告诉记者：“我们同日本进行了很好的磋商，不过无法就此达成协议”。他在演讲中指出，以华盛顿为基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唯有在有关国家作出大力改革的情况下，才提供非政治性和有条件的经济援助。这种独特的能力使它成为在危机时刻提供支援的恰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第一副主席费希尔警告，区域基金不可能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严格要求有关国家作出整体经济改革以换取援助。费希尔说：“我们不认为设立一个提出不同条件的庞大基金或是长期机构，对此会有帮助”。

    11月11日，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在谈到亚洲基金时认为，主要的投资基金经理应清楚辨别亚太区域内不同的经济体，因为个别国家的金融与货币危机是长期累积下来的问题，有些问题则和信心有关，当其中一个国家出现问题之后，整个区域就会受到动摇；若为取代国际货币基金亚洲基金将有“道德风险”。他指出，我国是个小国，无法单独改变金融市场的心理因素或恢复信心，但我们却可以通过辅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受金融与货币危机打击的国家所提供的经济援助配套来达到这个目的，因此我国向印尼和泰国提供经济援助，有辅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在谈到由日本积极推动，以便稳定亚洲金融局势的“亚洲基金”时，李副总理说，如果“亚洲基金”取代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许多问题将产生，并出现所谓的“道德风险”的问题。因此，他说如果这个基金是辅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提供的配套或辅助类似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和澳洲所参与的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首的援助印尼的计划，我国将给予支持。

    11月14日在离亚洲金融会议即将开幕前几天，日本财政部长三冢博在西方强大的压力下表示，为对付经济问题而成立的亚洲地区基金将不会对全球金融机构的作用造成任何侵害。三冢博的讲话已经为日本对正在筹建的亚洲基金的谨慎政策打上了官方的印章。他今天说，日本承认国际货币基金会对这个即将成立的地区金融机构的领导地位。他说：“国际货币基金会一贯在国际金融机构中发挥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的核心作用”。他接着说：“亚洲国家建议组织的这个基金，将作为国际货币基金会的一个辅助机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日本外交部官员说，现在在玩名称更换游戏。“现在我们不再叫它‘亚洲货币基金’了，而是称为‘亚洲货币机构’”。根据原来的设想，这个基金将从亚洲各国筹集资金，在成员国发生金融危机时给予援助。但据11月以来日本报纸的报道看，由东京设计的新概念将是一个没有资金的基金（afundwithoutfunds）。根据东京的新概念，那将是一个营救性机构，能以很快的速度，有计划预先调动资金，援助那些受到国际投机者狙击的货币。当设立亚洲基金的建议在今年9月在香港举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年会上提出时，马上引起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警惕，他们担心这将破坏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工作。

    在11月18日在马尼拉举行的亚太地区高级财政官员会议决定拒绝接纳设立亚洲基金的建议，但他们寻求设立一个新的机制，以协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拯救面对困难的区域经济体。这些官员重申基金组织的权力。该组织对另外设立区域基金的建议有所顾虑。菲律宾财长德奥坎波说，美国和亚太国家倾向于支持区域性的贷款支取机制，以辅助基金组织为面对困境的亚洲经济体所提供的援助。德奥坎波说，与会者初步讨论后赞同为亚细安设立这样的一个机制。亚细安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首当其冲。“到现在为止，如果是在设立基金和设立支取机制之间作一抉择，那么，讨论是多半倾向于支取机制”。他说，他没有听到任何人对那种与基金组织相配合的安排持很大的保留态度。德奥坎波补充说，持保留态度者主要是针对纯粹基金的构想。基金组织和美国官方对设立单纯的亚洲基金持保留态度，因为这可能削弱基金组织整顿陷入困境的会员经济体的权力。德奥坎波说，初步讨论“似乎集中在亚细安（使它成为拟议中的支取机制之核心成员和出资者），因为金融危机从这里开始，从这里蔓延开来”。他说：“初步看法较不赞成设立须由一个机构来管理的大笔基金”。他说：“是否会设立较小笔的基金……我让与会者继续探讨”。参与这个两天会议的是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副财长和中央银行副行长，他们来自澳洲、文莱、加拿大、中国、香港特区、印尼、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纽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以及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亚洲发展银行的代表还出席会议。虽然美国反对设立一个永久的亚洲基金来拯救有困难的经济体，但是亚细安一些成员国却相当决意成立一个属于亚细安的融资设施，作为对亚太区域的稳定负责的象征。马来西亚一财政部官员说，亚细安财长们将对设立亚细安基金发表意见。他指出，马尼拉会议所建议的辅助融资并不是一个基金，而是一种责任，目的是辅助国际货币基金的援助配套。

    12月2日，亚细安与六个对话伙伴的财长们通过的一项设立“亚洲备用信贷设施”的决定，旨在为所需国迅速提供资金的短期信贷。澳洲、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和美国的财长们对此表示支持。由于一些代表将“亚洲备用信贷”设施简称为“亚洲基金”，造成一些混淆，菲律宾财政部长德奥坎波在会议结束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再次解释“亚洲备用信贷”的概念。他表示，这不是一个基金，而是一个设施，而且是一个备用设施，因此不会有一个固定数额的基金永久存在，只是在一个国家有需要的时候才会出现。他强调，这个信贷设施是独立的，不由国际货币基金所管理，但是这个信贷安排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的标准决定一个国家是否能得到贷款。新加坡财政部长胡赐道博士也作出解释，这个信贷设施不属于国际货币基金的一部分，与该组织挂钩是为了保护参与者的利益，因为国际货币基金将确保这些贷款使用在正当的用途，它也能代为监察这些贷款国是否有改善经济基础。因此，贷款国将不允许把这笔贷款注入私人企业。

    抗衡西方七大工业国的15国集团

    15国集团是在1989年成立的，以抗衡七大工业国。15国集团的成员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它们是：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西、智利、埃及、印度、印尼、牙买加、马来西亚、墨西哥、尼日利亚、秘鲁、塞内加尔、委内瑞拉、津巴布韦。今年的15国集团贸易及经济部长会议10月31日在吉隆坡召开。这次的经济部长会议将集中讨论本区域股市及汇市暴跌的问题。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拉菲达主持开幕时，发表谈话。她促请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在多边课题上采取一致的立场，以确保它们的特别利益受到保障。她说，15国集团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多边贸易课题上，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将直接影响这些国家的经济，如果15国集团国家能够采取一致的立场（对付横扫本区的金融风暴），它将在多边课题的决定方面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她说，该集团必须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以便在决策的过程中成为主流，为了提高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合作，建立一个完善资讯联络网是有必要的。她说，15国集团在去年的贸易额比前年提高了8.8%，高达7960亿美元。6个最大的出口国是马来西亚（780亿美元）、墨西哥（730亿美元）、印度（390亿美元）、印尼（380亿美元）以及巴西和阿根廷（各为220亿美元）。

    亚洲欲发展成熟债券市场以稳住资金流向

    12月2日举行的亚细安与六个对话伙伴的财长们认为，亚洲急须发展一个有深度、流动性高、成熟的债券市场，在必要的时候，通过市场动员私人企业的资源，协助本区域进行调整。这个概念主要是通过政商合作全面吸购本区域债券，从而把亚洲资金继续保留在区域内，而不是流向外国特别是美国。马来西亚副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说，过往本区域有很多国家购买美国债券，把钱放在美国，而美国却利用这笔钱用来攻击本区域股汇两市。他说：“有了这个鼓励区域私人界参与的购买债券计划，这些国家的资金将可存放在本区域，从而巩固本身经济与货币，而不需要依靠外人的援助”。

    美议员要求马哈蒂尔公开道歉或辞职

    11月初，二十多名美国众议员，包括犹太裔议员，已针对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在马来西亚发生货币与金融危机以来，所发表的谴责美国人和反犹太人的言论，发起向国会提呈决议案，要求马来西亚政府代表马国人民谴责马哈蒂尔作出这些冒犯性的言论，并要马哈蒂尔公开道歉或辞职。此外，这项决议案也要求马来西亚加强和美国的双边合作，并紧密合作以确保各族、各宗教和文化团体的权利得到尊重。据美国国会的消息人士说，这是美国国会议员第一次发起通过决议案谴责一名外国领袖。不过，这项决议案并不是一项国会法案，因此将不会成为法律，授权美国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去制裁或惩罚马哈蒂尔或马来西亚。美国众议院的消息说，这份措词强烈的决议案是由犹太裔的佛罗里达州众议员韦克斯勒发起的，它批评马哈蒂尔首相谴责犹太人阴谋造成东南亚和马来西亚的货币危机，并且指出他的言论“煽动了反美和反犹太人的情绪”。这项决议案也已获得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一些成员支持。这些成员多数是犹太裔或选民中有许多是犹太裔的议员。由于美国众议院中的犹太裔议员人数不少，加上犹太人的游说力量很强，即使是国会国际关系委员会的职员都认为这项决议案将能得到更多议员的支持。美国众议院已经休会，因此这项还未经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听证的决议案看来无法在今年底之前经过国会辩论通过。在不具制裁意义、因此不会影响美国和马来西亚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一般预料美国国会将会通过这项决议案。此外，由于马哈蒂尔在美国国会中缺少朋友，因此将没有人会反对这项决议案，因为任何议员反对，在目前的气氛下将须付出政治代价。

    马哈蒂尔呼吁货币管制的针对性

    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11月5日呼吁，让货币交易受到管制。他说，经合组织15国集团的成员都认识到这问题的严重性，若没有适当的管制，很可能会蔓延到他们的国家。他说，这些成员国如埃及总统穆巴拉及其他领导人，都主动的关注这个问题，发表他们的见解，并认为必须管制货币交易。他说，在处理这个问题时，马来西亚也采取谨慎的态度，避免让人有错误的印象，以为马国要通过15国集团等国际论坛来进行施压。他说，许多成员国都有共同见解，认为现有一些国际运作体制，如经贸全球化只是对富有的北方国家有利；相反的，发展中国家却处于很不利的局面。马哈蒂尔表示，15集团财长会议的结果将会呈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提出他们对于货币交易的建议。他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否接纳15国集团拟定的管制货币交易法律与条例，是另一回事；不过，这却是我们（15国集团）的建议与立场”。询及管制货币交易活动是否“务实”，马哈蒂尔说：“受到阻挠是意料中事，不过，我们认为它必须有法律与条例”。他说，先进国基于种种原因而反对管制货币交易，但在这同时，他们却要世界各国开放他们的市场。马哈蒂尔也否认这届的15国集团峰会所讨论的课题已被货币课题“淹没”。他说，成员国对环球化与自由化纷纷表达他们的忧虑与不安，因为他们担心自已国家的经济受到打击。此外，马哈蒂尔表示，迄今为止，没人知道涉及货币狙击的集团是否有真金白银在市场上进行买卖那些受到狙击的国家货币；或是他们在交易时只是任报数目，从而影响市场的走势，从中得利。他说，国际社会不应再让这种“见不得光”的不公平的交易制度继续下去。“我们应确定他们在交易时，手上必须有真金白银”。他说，亚洲及15国集团的许多国家的货币，都曾受到货币狙击客的对付，对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马哈蒂尔说：“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在进行交易，更不知道他们的背后还有谁？”“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赚取金钱后是否有付税务？同时，这些税务又付给谁？我们更不知道是谁在他们的背后？”他认为，在目前的货币交易制度下，没有人知道这些钱是否来自正当管道，或是有人在洗黑钱，“因为没有人可以过问，也无从查起”。他说，只要这些人向任何一个国家发动攻势，那么不计其数的金钱就会涌向那个国家或进行抛售活动，任谁都抵挡不了。他说，不论是货品市场，期货或证券交易，都是在正当的体制下进行，“因此，我们必须管制货币交易，使之透明化”。另一方面，马哈蒂尔表示，七大工业国集团是否能与15国集团展开实质性的对话，“必须像跳探戈那样，需要有两个人进行”。他说，七大工业国成员的日本，已同意把15国集团的意见提呈给其他先进国家。马哈蒂尔说，法国总统已致函给他，强调两个集团有需要建立更密切的关系。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11月30日再次呼吁管制货币交易，并批评国际货币基金利用亚太区域面对的经济危机，向寻求援助的国家开出条件。他警告说，如果没制定条例管制货币交易，世界将无法逃避这次货币与金融风暴。他说，过去西方一直逼马国以法治国，然而在商业领域，却没有所谓的法治或条例，以管制货币交易，以致货币投机商可随心所欲做任何事情。他说：“如果西方要政府遵循法治，那么各方面还应该遵循法治，这是我们对货币交易的看法。他们认为货币商会自制，其实他们怎会自律呢？他们只会见钱眼开”。他是在爱丁堡出席第31届共和联邦峰会后，抵达吉隆坡梳邦国际机场后向记者讲话。他说，当初许多人都不认同他抨击货币投机商的言论，然而现在他们开始承认有人要破坏马国及其他国家经济。他说，虽然美国政府呼吁美国一些公司购回他们在美国股市的股票，就象美国的IBM就已购回本身价值20亿美金的股票。然而在马国，“我们开始实施公司回购股票的条例时，却受到国内外强烈攻击……美国这么做，却没有受到批评”。他认为，现在全球已开始提高货币交易意识，就如当初墨西哥发生金融风暴，马国以为是墨西哥的经济有问题，才导致外国资金撤退。然而马国面对同一问题时，我们才知道这并不是经济出现问题，而是投机商利用货币交易，以牟取数亿万的暴利。他说，看来这次的金融风暴已蔓延到纽约，不只马来西亚首相，其他国家的领袖还被迫针对货币投机问题公开发言。他问道：“如果较早时，舆论者认为马来西亚首相应该下台，那么目前面对同样问题的国家，是否还要更换领袖？”马哈蒂尔认为，这是货币投机商的技俩。“他们没想到破坏马国经济，使马国陷入贫穷，其实对他们还没好处。就像澳洲要与东亚国家交易，还会面对困难。他说：“马来西亚金钱不足，两国间的交易就会相应减少，最终这些国家只会自讨苦吃”。马哈蒂尔曾在共和联邦峰会期间会见英国首相。他表示，英国首相看来已经更加明白货币风暴。他说：“某些先进国仍然认为马来西亚经济出现问题才会发生金融风暴。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金融贸易的体制”。他重申，马国如要渡过目前的危机，国民必须支持政府，以免国家沦为他国的奴隶，而重回被统治的时代。

    马哈蒂尔谴责西方经济霸权

    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11月10日谴责西方经济的霸权主义，并再次呼吁为金融市场制订条例，以保护发展中国家。他说：“帝国主义时代已经灭亡，但它还未被埋葬。“帝国或霸权主义仍旧在我们身边出现，只是换了一个方式，现在现形的是经济霸权主义，它和过去的帝国主义还是那么的暴虐及丧失人性”。他强调，如果要确保自由市场扮演积极的角色，制定法律或条规是有必要的。他是在“吉隆坡全球论坛”上，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政界、商界和专业人士发表演说时这样表示。这项论坛的主题是：亚洲与欧洲缔造21世纪的伙伴关系。它是由马国际策略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和亚洲策略与领袖学院联合主办。马哈蒂尔抨击自由市场最近出现隐藏的黑手，进一步实现他们希望看到的“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野心。马哈蒂尔有信心亚细安国家将能克服目前的经济危机，他形容这场首先在泰国爆发，然后影响亚太区域其他国家的危机为“东炎效应”。他说，亚细安国家不仅可以应付这场金融风暴，同时将继续成为全世界发展最快的一个地方。他深信，亚细安国家重整旗鼓、跨步向前，是必然的趋势。他也反映了马国出现货币与股市危机之前，国际货币基金如何称赞马国的经济表现，然而，有关赞扬言犹在耳，林吉特即受到狙击。马哈蒂尔言下之意，是坚持马国并非因为经济基础出毛病而爆发经济危机。他说，如果大家了解亚细安如何迈入20世纪，那么，他们应该理解亚细安有能力应付目前的经济危机。他也强调，马国奉行“与邻共荣”的政策，不希望看到本身繁荣而邻国却贫困。他批评人们所持有的一种错误观念，以为一方受益，另一方必定亏损。他表示，为了实现共同繁荣的目标，因此亚细安才会接受寮国和缅甸成为新的成员国，而柬埔寨也会很快被接纳加入。马哈蒂尔呼吁亚洲与欧洲携手合作，一起迈入21世纪，为人类开创更多财富。他说：“霸权主义已经被人唾弃，我们必须维护全球享有真正的民主自由……未来的世纪对全世界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时代，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消除贫穷，让每一个国家都富足。“如果我们对得起良心，我们必须唾弃造成邻国贫困，自已富足的行为”。马哈蒂尔希望看到，当世界各国公平开创更多财富时，大家都是赢家，没有人会单独失败。他说，亚洲和欧洲进行合作的重点将是：通过和平的管道，开拓更多公平的世界财富；确保世界繁荣；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保文化容忍，这不仅要求没有文化冲突，同时大家共亨世界文明的福祉。

    援助马来西亚的纠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认为，尽管马来西亚在亚太区域金融危机中还受到伤害，但是，马来西亚不必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援助。康德苏表示，他不认为目前马来西亚需要该局的协助。无论如何，在经济领域什么事情都能够发生，不过，马来西亚已经建立起长期的稳固经济政策。自从亚太区域危机自七月份爆发以来，马来西亚股价和货币最近已经锐跌，不过，不像泰国、菲律宾和印尼，马来西亚不会转向国际货币基金局寻求援助。他说，马来西亚的情况非常稳固，虽然在这次危机中还蒙受伤害，但是，马来西亚还是能够应付严峻的挑战。他说，就算马来西亚的金融领域可能出现一些问题。但是，他不认为马国金融业会出现危机。他还不担心会出现系统危机，而引发金融领域的问题，因为国家银行推行和落实谨慎的措施，他对央行的措施有信心。康德苏赞扬马来西亚在1998年财政预算案中，了解到目前的货币问题，并采取了措施，以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其金融领域。他说，令人遗憾的是，一些人并不欣赏财政部长安华提出的预算案，虽然它（预算案）有潜能使马来西亚可以摆脱目前的货币和股市风暴。他表示，预算案采取的步聚，如扩大金融领域的透明度和管制措施，包括增加烂帐和贷款成长的条款，将“能使马来西亚度过这场风暴”。康德苏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马来西亚重申要遏制仍然高企的信贷成长，以及为减少贸易赤字而采取的步聚表示欣慰，马来西亚采取的措施包括展延大型的计划、减小有关计划的规模和减少出口。针对标准与普尔最新的报告置评时，他指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声称一切都是完美的……一定会存有一些弱点”。标准与普尔的有关报告中称许马来西亚的银行制度，但补充它仍有一些问题。

    但马国内一些经济学者认为，马来西亚越早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越好，以避免经济的纰漏日益严重，但政府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重。该报引述一名不透露姓名的经济学者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紧急贷款条件苛刻，政府必须致力讨价还价，争取有利条件。他指出，越迟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马国的经济问题会进一步恶化，“恐怕一发不可收拾，到时再寻求协助，肯定条件更苛刻”。他指出，根据经济报告书，马国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411亿林吉特，而国民生产总值则为1336亿林吉特，但马国金融机构发出的贷款总额则为3927亿林吉特，相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约278%。他指出，这是一个不健全的数据。以此计算，若贷款总额之中的30%是坏帐，但就相等于1200亿林吉特或约325亿美元，“这就是我国需要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的数额”。另一名证券投资分析员受《南洋经济》说：“如果我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长期而言是好事”。他指出，在求助时，马国必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讨价还价，避免条件太过苛刻。他指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也等于马国将引进更专业的管理方式，长期有利企业界的发展，而外国控制权的放宽是无法避免的。一些分析家也认为，到今年底马银行系统的坏帐可能扩大至20%，促使那些缺乏资金的银行陷入困境。他们认为，马来西亚或需要200亿林吉特（约52亿美元）的援助金，以重整金融系统。但吉隆坡达证券却指出，马国无需外援。“只要现有经济状况没有严重恶化，马来西亚并不需要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救”。不过达证券也表示，现有状况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恶化，1998和1999年的银行系统疑帐将增加，而日益提高的利率和放缓成长的经济成长意味着高负债的公司将面对很大压力，而其中一些公司将没有能力还债，促使一些银行可能需要援救。

    马美关系透露的讯息

    关于要马哈蒂尔辞职问题，在亚洲特别是马来西亚产生了极大的风波。马来西亚副首相安华11月19日说，马来西亚重视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但作为一个拥有主权和独立的国家，马国领袖就应该由人民本身去决定。他说：“我们的首相是人民在民主程序下选出和决定的，因此我们坚决维护马哈蒂尔的地位”。他说，马来西亚拒绝外来的干预，包括质疑国家的领导人。他说，马国家石油公司在伊朗投资的事件上，马政府不会给予美国派员前来调查提供任何合作。他说，马来西亚维护民主原则，给予人民遴选领袖的权力；“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宗教与文化的国家，并成为世界的一个模范……新加坡的经济、社会和外交还取得不俗和稳定的发展，这还赖于各族团结一致的成果”。安华说，马哈蒂尔针对犹太人所发表的言论已被断章取义，有关方面应该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待他的谈话，而不是断章取义和胡乱作出指责。谈到美国引用“伊朗—利比亚制裁法”，企图调查国油在伊朗进行投资的事件，他表示马国尊重别国制定的法律，以及对其他国家采取制裁行动的权力。“但是，新加坡绝不接受这个国家（美国）把有关法律实施在其他国家身上”。安华说，马来西亚很珍惜和尊重与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的良好关系；在贸易方面，马美去年的贸易额是66亿林吉特，而目前马国有11000多名学生在美国留学，其中有3500多人是政府赞助的学生。他说：“为此，如果有人质疑新加坡和美国的友好关系是不正确的”。安华的动议获得马华公会总会长兼交通部长林良实附议，过后交由下议院所有朝野国会议员辩论。这项动议提到马来西亚坚信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建立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所以国会认真看待34名美国众议员就马哈蒂尔发表反犹太人言论，于10月27日提出要求马哈蒂尔道歉或下台的动议。安华强调，马来西亚基于开放、公平和公正的国策，将继续维护尊重他族和宗教的原则，同时否认任何反种族，包括反犹太人的立场。经过多名朝野议员的辩论后，除了24名反对党议员，其他168名国阵议员一致通过这项对马哈蒂尔的信任动议。较后安华总结辩论时，反驳林吉祥的言论说，国阵在国会下议院提呈支持及信任马哈蒂尔领导的动议，是要维护马来西亚的尊严和独立自主权，不应该把其他课题扯在一起。

    马来西亚政府经济顾问达因对于马哈蒂尔是否对近日的挫折“承担过度的个人责任”时说，人们不能怪责他，因为他（首相）的确受到了“伤害”，“人们必须记得，在短短的16年里，他一手将马来西亚从一个寂寂无名的地方，变为美国杂志所称谓的‘亚洲经济火车头’；不过，在几个星期中，同样的美国杂志却说，马哈蒂尔必须下台，而他管理国家也出现了问题。这看来都不符合逻辑，当然，首相受到了伤害”。马来西亚国会反对党领袖兼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吉祥表示，国阵政府就几名美国众议员提呈动议草案通知书要求首相马哈蒂尔辞职，就在国会里提出信任首相动议，是“反应过敏”的行动。他说，该党全力支持这项信任动议抨击34名美国众议员干预马来西亚的民主进程，但该党不同意动议中向马哈蒂尔投信任票的部分内容。他指出，由副首相安华提呈的信任动议包含3项课题，即美国众议员威斯纳提呈的动议草案、美国企图动用伊朗—利比亚制裁法对付国油，及投首相马哈蒂尔信任票。“我们全力支持抨击威斯纳提呈的动议草案和美国企图制裁国油的行动，但是我们不能全面支持这项动议，因为它包含第三个元素，即投给首相信任票”。他指出，有关威斯纳提出的动议草案及美国制裁国油，与投马哈蒂尔信任票完全没有关系。林吉祥是在安华提呈信任首相动议后，在国会参与辩论时讲话。他说：“事实上，在马来西亚面对经济、政治和环境危机时，我们就应该针对马哈蒂尔的领导，进行全面的辩论”。他表示，他曾于10月17日作出建议，即如果马哈蒂尔认为有必要向世界证明他仍然获得马国人民的支持，以及继续担任马国首相，最适当的方法便是在国会下议院通过一项投信任票动议，而非举行公开集会、示威或佩戴支持马哈蒂尔的徽章；“然而，马哈蒂尔当时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他说，民行党在很早以前就有明确的立场，即如果出现任何国际阴谋要推翻首相，该党将全力支持马哈蒂尔，“因为我们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来教我们怎样做，或干预我们的内政”。反应过敏“只有马来西亚人民有权决定谁来担任首相，不管是美国或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无权决定我们的领导人”。但他说，在只有几个美国众议员提出要求马哈蒂尔辞职的动议草案通知书，安华就提出这项信任动议，是“反应过敏”，因为该项（美国）草案还未提呈到众议院去辩论，而且美国众议院已展延到11个星期后才复会。

    反对党回教党表明不支持副首相安华在国会提呈的信任马哈蒂尔动议，因为该党认为有关动议含有向犹太人道歉的意味。回教党中委莫哈末沙布说，无论如何，回教党保持中立，既不支持还不反对这项动议。他表示，保持中立是该党的决定，因该党的看法与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吉祥并不相同。他说，该项含有道歉意味的动议是回教党不能接受的，因为回教党担心发生在埃及的事件重演。“在埃及，当回教徒与犹太人重新修好后，最后回教运动成为牺牲者。因此，在这个事件上，我们必须非常的小心”。

    据《星洲日报》报道，美国能源和贸易制裁助理国务卿威廉拉姆齐11月19日在一片抗议声中抵步，以调查马国家石油公司在伊朗的投资计划。马来西亚多个青年团体，包括马来西亚青年理事会及4B青年运动代表在梳邦国际机场驻守，准备向拉姆齐抗议美国的调查行动，但拉姆齐却使用其他通道避开抗议人士及传媒的包围。抗议人士及传媒“兵分两路”，在机场贵宾室外及机场出口处驻守，却扑了个空。一些青年运动的成员在苦候不果后，干脆就在贵宾室外举行示威。4B青年运动主席兼交通部副部长莫哈末阿里向记者表示，他在机场内巧遇正欲离去的拉姆齐，因而及时的传递给他一封抗议信。他说，他还告诉拉姆齐，有关马国青年强烈反对美国针对国油进行的调查行动；“拉姆齐听后感到非常的惊讶，不过他只是接过信件，点了点头，不发一言便离去”。询及为何拉姆齐没有从贵宾室走出，阿里说，拉姆齐可能见到外头的群众集聚，尝试要避开记者。在机场参与抗议行动的青年组织代表只有50人，但代表200万名会员；他们高举布条、海报以及标语示威，海报上写着“4B青年运动支持新加坡首相马哈蒂尔”，并高喊：“马来西亚万岁！马哈蒂尔万岁！国油万岁！”口号。这个青年运动提呈的抗议信内容，包括马来西亚有权力和任何国家经商，无需获得美国批准；美国插手国油事件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自由贸易相抵触；美国不尊重马来西亚的国家主权。抗议信还指美国的行动和世界公平的原则、经济自由主义，以及民主体制相抵触；美国因没有获得参与在伊朗的石油投资计划，因而感到失望和嫉忌。他们认为“美国自私自利，以及尝试控制全世界；并显示美国的伪善态度，及对他人的成功感到不快”。另一方面，马来西亚青年理事会总秘书赛夫汀指出，他们欢迎拉姆齐前来吉隆坡，但若是为了调查国油的话，他们就不欢迎。

    柔佛州议会通过议案，谴责美国34名众议员动议要首相马哈蒂尔下台或辞职。州务大臣阿都干尼说，在8年前柏林围墙倒下后，世界都希望从此进入和平，“可是美国却显现出要当世界警察的野心，这次干预马来西亚与伊朗交易情况尤其明目张胆”。他说，美国持着制裁伊朗的政策，即凡是在伊朗投资逾2000万美元的国家，在该项政策之下，将受到对付。阿都干尼说，由于马国油在伊朗投资，美国便以其国内政策来对国油进行调查，那是要第三国家屈服于它（美国）的内部政策，相等于干预马国事务。他还指美国利用世界贸易组织向成员国施压，以达到一些外交上所不能达致的目的。“世界贸易组织本来是一个协调世界贸易，提升世界贸易的组织，可是却变成了一个美国遂私利的工具”。他说，美国还利用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去达到目的，“这些都是新加坡坚决反对的”。阿都干尼形容美国众议员公然要求一个国家的民选首相道歉或辞职，是件非常傲慢的作风，完全无视他国人民的意识。他问道，美国选择调查国油，但是为什么不敢调查法国和俄罗斯。他听说中国在伊朗还有大规模投资，为何美国不去调查？阿都干尼的提案获得州议员莫哈末阿吉附议，所有州议员一致通过。

    亚洲国家认为西方的投机和操纵是危机的根源

    马来西亚《每日新闻》11月29日发表社论言：

    世界各主要国家的许多有关机构都已表示关注货币交易的问题。他们在国际舞台上都表示支持应立即纠正货币市场的偏差。亚太经济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的决定是一个最新的类似决定。至今，我们的确看到了许多要阻遏目前困扰一些国家经济的决定，但我们担心有关机构是否会真正去执行它。如果没有采取断然措施，我们担心有关组织会失去威信，在一两年后再聚会时，同样的课题又以不同的说法去重述。我们不希望国际舞台一直重演同样的戏剧，因为那只会浪费时间和气力。我们认为，每个决议都应以实际行动来配合。在市场操纵和投机活动方面，几乎所有国家都同意应该加以制止。可是为什么它还是继续不断地发生呢？我们相信，现在大家都已知道应该设立阻遏那类活动的机构，但可惜对目标国家的狙击活动还是继续发生。连一些经济基础稳固的国家，还开始感受到它的威力。我们是否要等到一个一个国家被搞垮了，才来设法抢救？或是有些人就是等待这些被抢救的国家掉入强国的陷阱？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这样的局面，美国本身就是那样狡猾地利用它的影响力来扩大它的势力。26日，首相马哈蒂尔再次呼吁亚太经合论坛拟定严密的规则，监管那会使这些国家变穷的货币交易。令人难于理解的是，为什么还有一些国家故意吹擂现今情况是市场力量所决定的。即使真的是市场力量左右着货币交易，受害者当然是那些经济基础不稳的国家。但纵观现今币值下跌的情况，它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并没有关系。国际经济机构、世界着名的投资家和经济分析家全都认为马来西亚的基础稳固，但却未能保证它的货币价值稳定。不要过度迷信市场力量，因为到头来，投机和操纵实际上是造成货币交易一片混乱的根源。市场力量只是影响它的一个因素吧了。另有其他更可怕的因素，即某方面有计划地想要摧毁某个国家的经济。如果我们太过强调市场力量，只会给投机者和操纵者有机可乘。事实上，这些集团拥有很多钱，有能力随心所欲地决定市场的走向。那些迷信市场力量的人应该睁开眼睛，了解市场的真实情况。我们相信，他们将会看到市场上所发生的许多可怕的越轨事件。因此，我们相信，拟定更文明的规则，纠正货币交易的偏差，我们将会更安全。现在，市场已经有一些规则，它是可以进一步加强的。如果现行制度能够摧毁一个国家，我们就有必要用另一个更有意义的制度来代替之。

    美国投资者并不为亚洲危机感到担忧

    尽管美国总统克林顿较早前警告，亚洲经济危机可能对美国造成影响，不过，美国投资者表现出来似乎不为这场危机感到担忧。克林顿11月25日在温哥华举行的亚太经合论坛会议后告诉记者，亚洲金融风暴可能损害美国经济，“除非我们可以使整个亚洲地区恢复信心以及增长和前进的势头”。商议会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史密斯说：“大多数美国投资者都认为亚洲市场存在一些问题，不过，那是可以解决的，而且还会获得解决”。史密斯说，他对美国人没有因为亚洲危机而紧张感到吃惊。该学院公布的数字显示美国消费信心在11月上升了。蓝筹股指数还居高不泻：道琼斯指数保持在大约7800点，这是它在10月底回落之前达到的水平。除此之外，共有基金在10月份的资金流入净额是182亿美元。不过，这还是比9月份少了30%。史密斯说：“我不认为股市还会大幅度上涨”。他预测股市“在年底前会保持在大约8000点的交易范围”。不过，股市分析家克拉梅尔和其他信心不动摇的乐观人士却说，华尔街目前的情势有如“极乐世界”。克拉梅尔认为，亚洲经济不景气会使美国经济放缓，这么一来联邦储备局调高利率的可能性就会降低。美国经济在第3季增长了3.3%，比预期中的稍微来得低，但是，并没有出现通膨迹象。美林证券银行的斯泰因贝里估计，第4季的增长大约是2%。史密斯则估计，全年的增长大约会是3.7%到3.8%。不过，联邦储备局希望增长率介于2.5%到3%之间。史密斯说，亚洲的风暴会使美国在不需要调高短期利率的情况下降低增长率。他说：“我从事这一行39年，经济状况从来没有那么好过”。他指出：“我们低估了科技世界的力量，这股力量的确对我们的经济体系大有帮助”。

    亚洲坚称是幕后黑手在拖缓经济增长速度新加坡管理咨询顾问王金福认为金融风暴的根源是，“发动金融风暴的‘幕后黑手’运用孙子兵法“上兵伐谋”的上上策，为的是拖缓亚洲的经济增长速度，使亚洲较迟接过“经济的主导棒子”。在王金福看来，游说亚细安不让缅甸加入失败，自居“国际警察”的美国毅然杀鸡儆猴，发动经济战争，这就是金融风暴的起因。虽然亚洲是美国三分之一的市场，美国经济难免受到波及，但美国权衡轻重后，还是觉得政治动机较为重要。不过，在目前金融监控机制下，王金福认为火头一引发，“火势”可能失控，进而引发世界经济危机。“单凭索罗斯是不能下这盘大棋的。他曾公开反对缅甸加入亚细安，跟美国的立场一致。因此，当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指责索罗斯为幕后狙击手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尝试为索罗斯辩护，两者之间的关系呼之欲出。否则，美国是不必为一个商人辩护的”。王金福以三国演义的格局为目前国际大趋势定位。他把北美自由贸易区、15国欧盟和亚细安分别比喻成魏吴蜀，而中国则是龙头。他说：“欧洲国家的失业率高，却风平浪静。蜀国是最迟出现的，因为它找不到立足点，而美国想腰斩它的形成。原本在2020至2030年间，世界经济的主导权就会转移到亚洲，但现在这个接棒过程会被挪后”。他说：“泰国在数年内换了几个首相，川吕沛甚至两次忘了他已升作首相！”美国选择向经济和政治基础最弱的泰国下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泰国教育与科技的步伐跟不上经济的脚步。当劳工成本增加时，许多公司把劳工密集的业务迁移到他处，但资本密集的业务没随后迁移到泰国。同时，泰国把资金投入房地产界，而不是生产性高的工业。邻国救火的时间多，少做防火工作是这场金融风暴暴露出的最大弊病。金融风暴的大赢家就是美国、索罗斯等抓紧时机的大炒家。

    他说，设立亚洲基金是适时的，毕竟远水救不了近火。不过，他说：“国际货币基金担心它为泰国的拯救配套所设下的条件苛刻，而亚洲基金则可能在成员的要求下，要钱就给”。他认为，其实两个基金是可互相辅助，但美国担心经济主导权落入他国之手，所以反对亚洲基金的设立。在王金福看来，日本不会对韩国的经济危机坐视不理，因为日本银行贷款给韩国企业的款项可观。日本持有大量美国债券，所以美国则不会让日本受到韩国的拖累。

    一些亚洲国家希望西方大国出面来解决危机

    吴作栋总理曾表示，希望美国和亚洲最强大的经济体日本合作，领导全球经济体携手解决因亚太区域的货币危机而带来的各种经济问题。他说，亚太经济合作论坛的成员还支持克林顿总统在这方面扮演领导角色。他指出，最近的区域货币危机将对全球的经济体带来的冲击，因此应由全球经济体共同携手解决这个经济问题。美国作为当前全球最庞大的经济体，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金融中心，因此由美国带头来领导解决亚太区域货币危机的行动是最合适不过的。他说，美国在协助解决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墨西哥当时主要是依靠美国的协助才得以渡过难关，因为美国出面能带给投资者信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东南亚区域受影响的经济体在重振经济时能否取得像墨西哥那样的成绩，有赖于美国的态度。如果美国决心要帮助这些经济体复苏经济，那情况肯定将有所改变。而任由货币危机发展后果将很严重的。这次货币危机显示了我们是处在世界一体的环境中，亚洲国家谁还不是世界的中心，当别的国家受影响时，自已还无法幸免。

    新加坡外交部长兼律政部长贾古玛教授说，美国是亚细安最重要的伙伴之一，“只有美国才有战略力量、经济实力以及政治影响力来肩负起亚太地区的领导工作”。他认为，美国积极参与亚太区域的事务，对它并不是一种负担，相反的，这将让美国有机会在东南亚、亚太地区以及世界上捍卫它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正是这一因素，亚细安把东南亚从一个冲突和贫困的地区转变成为和平与繁荣的区域。不过，他指出，朝鲜半岛的局势和南中国海的主权纠纷对东南亚的安全与稳定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他说，中国崛起成为经济和政治的主导力量对亚细安和整个亚太地区来说是一项重要的战略挑战。亚细安目前是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美国出口到新加坡的产品还比它出口到法国及中国的产品还要多。贾古玛说，亚细安自由贸易区落实之后，东南亚国家作为美国的出口和投资地点的吸引力将进一步提高。他还说，亚细安成功的通过一系列具有创意的论坛，如亚细安区域论坛、亚太经合论坛、亚欧峰会以及亚细安对话进程，同主要的区域国家建立网络联系，加强对彼此的信心。他说，像亚欧峰会的召开，目的就是要加强亚欧两大洲的联系。

    美不愿帮助韩国解决金融危机韩国新财长林昌烈曾呼吁韩日两国的中央银行联手协助稳定市场，以致私人借款者能继续提供贷款给汉城；林昌烈会见到访的美国官员时，还呼吁美国给予协助；但美国拒绝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协助韩国解决金融危机。韩国原本建议美国给予援助，以不必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拯救计划。美国官员11月21日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说，韩国官员在私下谈商时表示，汉城政府希望华盛顿提供财政援助，但美国已加以拒绝。这名官员说，美国断然拒绝韩国的建议。美国副财长萨默斯说，美国认为，对有问题的国家提供财政支持，只能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做。东京分析家认为，如果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拯救韩国经济危机，那所需的信贷总额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这个数目约等于它向泰国和印尼提供的拯救配套总额的两倍。他们说，由于韩元币值不断滑落，这可能导致韩国为经济危机付出更高的代价，除非韩国政府迅速决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日本研究所有限公司亚洲研究中心总经理延原说：“据说韩国约有700亿美元外债将在一年内到期，而它的外汇储备正接近零”。他说：“因此，韩国所需的援助配套总额介于500亿美元到1000亿美元之间”。延原说，韩国政府必须寻求双边援助或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多边援助，因为韩国商业银行无法再取得外币独自解决它们的外债问题。分析家说，韩国政府可能先寻求双边援助，但它避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的行动如果再拖延下去，将招致更多的韩元抛售活动，这只会导致韩国陷入更严重的危机。

    亚太经合论坛峰会上的对话

    第五届亚太经合论坛18个成员领袖11月24日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非正式峰会，重点讨论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东西方经济关系问题，一致认为国际金融制度中的“新挑战”需要“新的反应”；期望亚太区域的经济体通过经济改革和强化金融体制来缓和最近因区域货币危机而造成的冲击；希望看到区域金融市场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稳定，从而维持健康和持续的经济增长。

    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表示，日本不应被视为协助亚洲摆脱经济风暴的“火车头”，“我们不至于自大到认为我们有能力充当复苏亚太区（经济）的火车头”；他说，尽管日本在援助一些受创的亚洲国家方面有所贡献，并将继续这么做，但把亚洲拉出经济泥沼并非它该扮演的角色。桥本在峰会结束后向记者会说：“当然，我们对各国的经济感兴趣，而且会帮助它们，诚如实际上，我们已经这么做了”；“但与此同时，每个国家有它自已的自由、自已的做事方法。没有人能强迫任何人做任何事”。在早些时候，美国总统克林顿曾敦促日本带领亚太区域走出经济低潮期。身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本身还遭受重大的经济打击。桥本指出，日本为振兴国内经济和刺激国内需求所作的一切努力，并非为了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而是为了自已。他说：“我们比谁都清楚，日本必须朝向以国内需求为主导的经济。请别弄错——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自已”。日美贸易顺差继续上升后，这个充满政治敏感性的问题导致美国加强对日本施压，要日方扶持国内经济。日元兑美元币值滑落，促使日本出口产品更具竞争力，这是日美贸易顺差上升的部分原因。桥本表示：“我了解美国的忧虑，即日元兑美元的汇率若继续滑落，日本出口上升将在所难免”。不过他还说，汇率是由市场力量决定，两国政府都无能为力。他说，对于是否该用政府基金刺激经济和解决国内金融业的坏帐问题，日本政府正小心观察有关辩论，并将研究所有可能的对策。

    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对记者说：“我们很高兴有机会谈论这场危机……领袖们都认真听取我们（的看法），没有人企图霸占（讨论会）”。峰会让他有充裕的时间阐述马国对货币崩溃的看法，几乎所有亚细安领袖都同意马国的立场。他透露，对于那些遭受货币投机者狙击的发展中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致力研究导致它们陷入贫困的问题症结，他说，各国领袖们对这项努力还表示同意。

    美国总统克林顿趁环太平洋国家领袖聚集温哥华的机会，讲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他说，美国将行使它的经济影响力，促使该区域实施健全的经济政策，并打开一系列产品和服务的全球市场。针对亚太经济体副财长和央行银行家们在马尼拉同意建立的新区域合作架构，以及如何看待韩国局势问题，他说：“我认为，当前要务是集中研究韩国如何融入那个架构”。根据新架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提供援助方面扮演中心角色，区域经济体则根据个别情形给予辅助基金。但克林顿表示，是否要提供双边补充资源，现在做决定“完全言之过早”。他说，“援助是否入局取决于以下头两个因素——该国做些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些什么，现在的判断又是什么”。另外，克林顿还大赞一系列获得美国支持的市场开拓新倡议，说这是亚洲国家仍然愿意和美国携手开放贸易的表现。他说，应该认识到面对区域经济问题时，采取闭关自守的态度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反之，支持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采取积极的应对态度，才有望挽回投资者的信心；这次的货币危机还带来另一个讯息，那就是任何事情都可能在一瞬间发生，而且是在出乎意料的情况下发生。此外，区域货币危机和11月以来全球股市出现的强烈波动，说明了信心是多么容易地被动摇，而当一个国家面临经济问题时，这些问题很快就会蔓延到区域内其他国家去；由于环球化的关系，目前世界各经济体都是互相关连的。

    西方试图冲淡这场危机的深度

    在温哥华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上，环太平洋国家和地区领导人在如何看待亚洲金融危机问题上出现很大的意见分歧。

    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到亚洲的金融动荡时说，这是“道路上的几个小小的问题”，加拿大、韩国和日本的领导人也冲淡了这场危机的深度。其他一些国家，诸如澳大利亚、泰国和马来西亚则发出了警报。

    加拿大皇家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麦卡勒姆对记者说；“你不能说它是个小小的问题，是个小的清偿能力问题。如果他们的真正看法是如此，他们就是处于无视现实的情况之中，……这并不是个好兆头”。

    泰国总理11月24日警告说，这场金融危机表明这个地区的任何国家都可能受害。

    唱衰亚洲经济台湾《中时晚报》12月2日发表社评言：在最近的亚洲金融风暴时期，如博览西方媒体的多种评论后，会有非常有趣的发现。那就是有股“唱衰亚洲”的气焰。或曰亚洲经济不堪一击，或曰亚洲成长黄金时代已逝，或曰亚洲经济必须改弦更张，或曰香港迟早难逃一劫，或曰中国必然会受到严重影响，种种不一而足。我们知道“伪善”是西方近代文化中的普遍玩意。过去他们赞叹亚洲经济快速成长，但心里总有一股不舒服的感觉，“这些落后的人们怎能把经济搞得比高贵的白种人更好”。但是为了赚钱，却又不能忽视东方这个市场，不能不纷纷来投资。金融风暴发生后，那种幸灾乐祸的心情油然而生。十篇分析中至少有七篇是说现在亚洲经济体系未来没有希望的。对中国之未受影响，尤其是不舒服，不惜援引不实的资料，硬说前途危险。这从纽约时报的分析就可见其一端。他们主张的是由国际货币基金来协助。因为这样的话，受助国就必须依照货币基金的条件来改变经济政策，包括严控预算，增加税收等阻止经济高成长的障碍，使它的经济政策不能自立而受到西方所控制的货币基金的监督。南韩之一再考虑不向货币基金伸手，原因在此。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始终拒绝向基金求助，使西方媒体甚不舒服而予抨击原因亦在此。

    西方热心推进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鲁杰罗11月28日说，东南亚股票市场风暴改变不了12月中旬限期之前商达全球金融服务自由化协定的计划。鲁杰罗说：“我们并没有看到对（东南亚国家的）处境不利的预兆”。马来西亚和印尼两国本月较早时在日内瓦会议上保证，它们将在11月12日在这里举行的会议之前，提出让外国更加容易进入它们的银行和保险市场的建议。情形最糟糕的东南亚国家泰国说，它将尽其所能，提出一份全盘计划，让外国人在泰国的金融服务市场里享有更公平的营运地盘。鲁杰罗定在星期三到吉隆坡，参加15个发展中国家在11月3日举行的会议。印尼和马来西亚国家元首已经证实会出席会议，鲁杰罗说，他将与东南亚国家政府会谈。他说：“我的讯息是，让我们充满信心地勇往直前，因为这是进行可以加强金融机构的稳固和效率的谈判良机”。他说：“我深信只要谈判成功，就有助恢复市场的稳定”。他说，目前并没有受到展延12月12日限期的压力。几个星期前，贸易谈判代表还对谈判马到成功的机会抱着乐观态度。美国使1995年的一份协议胎死腹中，因为它认为那些欣欣向荣的经济体——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建议太小气。华盛顿要有关国家对美国公司一视同仁。鲁杰罗是在世界贸易组织和5个国际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在内——主办的世界48个所谓最不发达国家的两天高级会议的场外这样说这个组织的各国代表将带着一些贸易甜头回国。这些甜头是：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保证废除或是降低本国出口货的关税。这次会议的目标是设法把最穷国家带入全球贸易主流。会议在星期二闭幕。鲁杰罗说：“这个会议主题——让最不发达国家自由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将成为1999年开始谈判的主要课题之一”。

    亚洲开始谨慎看待电讯市场开放和贸易自由化问题

    新加坡贸工部长李玉全在11月举行的亚太经合论坛的部长级会议上，分别针对电子商业服务、贸易自由化、马尼拉行动计划的进展谈出一番看法。他说，在全球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下，电子商业服务已经形成另一种新的竞争武器，允许企业通过为顾客提供高增值服务和精简作业程序，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提高效率。因此，电子商业服务的发展和扩大将对环球多边贸易体系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推行开放经济政策才是国家致富之道，自1965年以来，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主要是依靠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结果取得了比东亚其他国家快一倍的经济增长，更比拉丁美洲国家快了两倍；在1960年，韩国和加纳的经济发展状况大体上相同，人均所得为230美元，但经过30年的发展，韩国的人均收入已是加纳的15倍，而它的经济规模还发展得比奥地利和丹麦还要大；但须以谨慎态度看待电讯市场开放和贸易自由化进展，这次亚洲金融风暴发出了这一讯息。

    西方对亚洲巨额贷款的担忧

    南韩向国际货币基金会寻求大规模贷款之后，部分经济学者已警告说，南韩所需要的款项可能远超全球经济的承担能力。虽然刚上任的南韩财长林昌烈日前表示，南韩大约只需要200亿美元贷款，但一名财经界人士认为，所需的款项可能超过500亿。问题的关键，在于南韩已是最近数月来亚洲第三个需要向国际基会紧急贷款的国家。正如曾在该会任职的戈尔茨坦说：“我们已经借给墨西哥500亿、泰国172亿、印尼300多亿，如今又要借给南韩一个庞大数目，可能稍后还要借钱给巴西”。贷款无疑有助稳定投资者对南韩乃至东亚经济的信心，从而鼓励外资重新流入，纾缓危机，然而专家同时亦质疑，这笔巨额贷款能否用得其所，抑或只为那些作出不明智决定的投资者和政府抛出救生圈。此外美国等富强大国在透过国基会提供贷款支持时，亦会面对国内不少压力，尽管墨西哥危机的个案最后证明，美国最后还是捞了不少好处。而南韩官员曾发出警告，指出如果南韩经济真的内爆，所有富裕大国也要付上沉重代价，他还特别指出，南韩是美国第五大出口市场，而如果南韩银行无法偿还债务，给它们提供大量借贷的日本银行，将面临比现时更严峻的坏账问题。与此同时，有外交专家担心平壤可能会乘着宿敌南韩国势转弱，而采取更对抗的态度，而倘若北韩突然崩溃，南韩更无财力应付统一问题。

    西方反对限制资本流动

    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持续波及下，西半球国家的财长们12月3日一致认为，限制外来投资的流动，能够对金融市场的震荡起到缓冲作用。来自34个国家的财长们在一份联合声明中指出，对健全的经济政策、强有力的管理和保护本国金融市场的其他措施来说，控制外来投资的流动是“一个有效的补充措施，但不能作为一种替代”。为了消除美国的反对意见，这份声明使用了谨慎的措词。美国财政部长鲁宾出席了这次为期两天的会议。他说：“问题的关键是，各国对资本控制可能有不同看法，但在是否要用资本控制来取代健全的政策，这不应该有任何争论”。鲁宾说：“可能有一种倾向是，人们不想面对健全的政策所遇到的困难，反而实行资本控制”。智利、巴西和拉美其他国家认为，对短期流动资金实行限制，有助于制约区域性的金融动荡。各国财长发表的上述声明可能会助长这样的观点。在会议上，巴西财长强调说，巴西不准备取消这种限制，包括对购买证券征收2%税款的措施；智利财长说，智利将坚持要求投资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昂贵的财产清算。巴西财长马兰说：“对短期资本流动的限制，不应该被看成是作法自毙的行为”。尽管如此，各国财长都认为，为了避免类似韩国、日本、马来西亚和亚洲其他国家那样的金融危机损及拉美国家，唯一真正的途径就是使经济保持健康发展。拉美在平衡预算、开放市场和偿还债务等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使该地区经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鲁宾说：“拉美的表现比其他新兴市场好，这是因为该地区过去几年的改革也比其他地区好”。各国财长同意，他们将制订一项计划，以便在一年内在整个拉丁美洲实行严格的金融管理。他们还呼吁制订计划，以便在1999年年中使外国政府和投资者能获得该地区银行财务状况的信息。各国财长还呼吁减少政府对货币市场的干预，为贸易赤字进行合理的融资，避免汇率发生严重和长期的失调。拉美各地的银行家对上述措施表示欢迎，并说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已经实施了其中的许多措施。巴西最大投资银行的总经理洛佩斯说：“更高的透明度和更激烈的竞争对我们有利而无害”。阿根廷最大的银行储蓄保险公司总裁海梅说，南美国家如果不加强银行管理，它们在世界上就会失去信誉。他说：“一个国家的贷款信用在很多程度上决定于金融体系的运作方式”。

    《第二冲击波》—这是一场全球经济秩序的大变局

    一个观察当今经济世界变局的视角

    德国学者乔纳丹·泰纳鲍姆在1995年就预言了将爆发世界金融和经济秩序将发生总危机。他撰文言：

    在哈利法克斯高峰经济会议时，法国总统希拉克说到现在世界金融市场上存在一个庞大的投机泡沫。希拉克警告世界经济面临危险，说这是“金融癌症”，它是由金融体系的不健康状况造成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法国经济学家阿莱（MauriceAllais）曾不断地把近来世界金融体系发展趋势说成是“发疯”。在１９９４年法国“世界报”的连载文章中，阿莱警告说，世界经济已成为“赌场”，在这个赌场中，每日金融交易与实物物品贸易有关系的不超过２％。大量的纯粹“虚拟的”金融资产近年来无控制地增长，结合整个世界的真正物质生产的停滞和下降，已经造成近世界全球性金融崩溃的条件。这一可能性正在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中公开地讨论。而美国经济学家拉鲁什（LyndonLa-Rouche）的分析最为严格和具有建设性。在１９９４年６月，拉鲁什发表一篇题为《即将到来的金融市场的解体》的文章中，根据他对经济和金融过程的分析，他预言：“近期内现行世界金融和货币体系即将解体。崩溃可能发生在今春，或者夏天，或者秋天；可能在下一年；几乎可以肯定在克林顿任期”。拉鲁什说，只有美国和其他主要国家政府行动起来，对金融体系加以控制，并将主要金融和货币机构改组，这个全球金融体系的总崩溃和解体才能制止。如果实行这一改组，并结合重建世界经济的物质基础，其办法是搞大规模基础设施和现代技术项目；那末，就能从先进金融体系的破产确实导致出世界经济的积极发展。但问题是：各国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来得及有这个政治愿望吗？

    金融危机的新阶段

    自从１９９４年夏季拉鲁什的文章发表后，在世界各地连续发生一系列大金融危机。这些危机确是世界危机过程的征兆。让我们看几个例子。美国一个最大和最富地区的地方政府－－加州桔县，１９９４年２月６日宣布破产。破产的直接原因，是金融市场上因投机而遭巨大财政损失。与美国其他很多地方政府一样，桔县官员把大额税收收入投资到所谓“衍生工具”和其他期货。事实是，由于经济状况不佳，美国很多地方政府不能支付教育经费、医疗费用、警察和其他公共服务费用。所谓金融专家就鼓励地方官员去从事投机，用投机赚钱作为地方的附加收入来源。这种主意，已经造成灾害。桔县情况是最严重的，其实很多其他地方政府也因投机遭受不小损失，甚至接近破产。而这些损失最后还得由砍掉公共服务费和基础设施维修费来弥补。加州桔县破产两星期后，墨西哥金融体系几乎因为墨通货比索的崩溃而垮台。在很短时间内，墨西哥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一下子减到几乎为零。墨西哥外债为１８３０亿美元，１９９５年需还外债６５０亿美元，而外汇储备只有３０亿美元。政府已不能出售国库券，国家濒临破产。握有墨西哥大部分债务的美国银行系统，受直接威胁。而且，危机扩展到阿根廷和其他南美州国家。这一瞬间连锁崩溃的危险，只是由于有一大批金融手段支撑才被阻止，主要是美国宣布给予总额约为５２０亿美元紧急贷款以及其他对墨西哥金融系统及其国际债主的支撑措施。事实是，这些“紧急措施”根本没有解决墨西哥危机，而只是使不可避免

    的大批坏帐出现时间拖延而已。墨西哥灾难后，１９９５年上半年，随之又出现了一个空前的国际货币危机。一方面，欧洲系统几乎为几家通货，包括西班牙比索、瑞典克朗和意大利里拉在币值上的崩溃所摧毁；另一方面，美元与德国马克和日元比率降到历史最低水平。不用说，危机与美元贬值一起还在继续。２月份，又传来了英国著名巴林银行由于在衍生工具和其他期货市场上投机造成巨额性垮台，只是英国金融机构包括出名的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以及若干著名银行深刻危机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法国政府被迫大肆干预支持最大的里昂信托银行，该银行由于涉足房地产市场和所谓“垃圾债券”投机，而遭到很大损失。法国政府不得不筹集２００亿美元的紧急贷款，还有其他措施来支持里昂信托银行。但是，这只是法国金融危机的一部分，危机还在发展。法国银行界手边存有估计超过３０００亿美元的坏帐，主要也是与房地产市场的崩溃有关。这一危机同时向保险业部门扩展，例如向国家保险公司（ＧＡＮ）扩展，该公司亏空了１５０亿法郎。同时，日本金融体系正为战后最为严重的危机所震撼，有几家最大的金融机

    构已经破产。１９９５年７月底和８月初，危机爆发带来宇宙信用社崩溃。据传，宇宙有４０亿美元收不回来，成为坏帐。８月末，在日本第二大信用联合银行（木津信用社）发生混乱，官方公布说有约６０亿美元坏帐。同时，兵库银行破产。总起来说，据较确定的估计，日本银行手中有总数超过１２０００亿美元的坏帐。问题是，政府和纳税人要拿出多少钱来挽救银行体系，这正是日本当前最大的政治问题。为让银行得到更多一点，日本中央银行已把贴现率降低到几乎等于零。这种办法，也为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所考虑。但是，要想用这种复原回归战略挽救金融体系，很容易招致如同德国在１９２２－１９２３年爆发那样的全球高通货膨胀。在日本，由于对银行系统失去信心和害怕总崩溃，人们大量增购黄金。但是，不只是日本在购买黄金，西方当局的金融业者也大量购进黄金、白银和其他值钱的“硬”商品。根据我们的估计，这些金融业者与一些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寡头家族，现在认为总的金融崩溃是可能的，或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人们该能记得，１９２９年１０月金融大崩溃前７个星期，信息灵通的“内幕人”就开始从股票市场撤出他们的投资。同样的情形也在１９８７年８月纽约股票市场崩溃之前发

    生。同样的过程现在我们看到正在发生。如果我们一一例举当今世界的国家，我们会发现，差不多所有国家都有大量财政和经济的困难，差不多无处不是，经济背着公债和私债的沉重包袱，慢性的失业，大多数人口物质生活水平下降。这不仅是大多数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形，而且也是工业化国家的情形。例如在美国，支付累积的债务和利息，占去了国内生产总值的４０％！此外，还有前苏联经济的崩溃。虽然亚洲的一部分国家，包括中国，经济有所增长，我们不能忘记，表面增长的大部分是与“泡沫”有关，即与房地产价格增长有关。

    原因何在？

    当今的危机不是经济学教科书描绘的周期性的危机。现今的危机是一种与某种经济政策和思想失败有关的垮台的危机。这个观点曾为出名的法国经济学家阿莱在某种程度上强调过。１９９３年年底，阿莱在“费加罗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批评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欧洲共同体关于世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例如，他尖锐地批评在世界银行、欧洲共同体研究中使用的所谓“乡村／城市－－北方／南方模型”（ＲＵＮＳ）的经济模型。阿莱指出了世界银行方法论的“基本错误”。他指出，ＲＵＮＳ模型和基于这个模型的研究，在科学上是不合格的。他在结论中说：“世界银行关于世界经济收获很大的预测，是为给政治政策施加影响。伪科学的面具，只能愚弄幼稚无知的人。根据这样的结论作出代表世界千百万人民意见的决策，岂不是可笑。世界银行的报告，使人迷惑不解，它只为头脑简单的教条主义的无控制的自由贸易思想所欢迎”。阿莱非常清楚地作出他的结论，说近年来经济政策的主流是极端的贸易无管制、贸易自由化、私有化和金融市场的开放。这种趋势，在不可避免地引向灾难。对于现在的危机，拉鲁什曾作了极严格的分析。拉鲁什发现并采用的分析方法，从承认经济过程的双重性质开始。为了了解金融体系中发生了什么，只限于研究体系本身是不够的。关键的事情是了解：（１）金融和货币过程；（２）实物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包括技术进步，换句话说，即“物质”（实物）经济之间的关系。实物经济的最高准则是劳动生产力的增长率，它测度每单位地球面积维持日益增长的人口密度的能力。拉鲁什的主要的科学贡献在实物经济学领域，他首次创立和发展了这个严格的方法，测量劳动生产力的增长率与科技进步率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决定于人与宇宙自然的性质，这是一个物理学问题。广义地说，它包括人类精神创造过程。一般数学方程是解决不了的。同理，要想用货币和金融手段成功地“运行”经济是不可能的。为诺依曼（JohnvonNeumann）博弈论所典型化的数理经济学，当应用到整个经济的实践时，是最为危险的，犹如发疯。过去美国、德国、日本和其他所谓资本主义经济成功的原因是，他们正好不是根据为“撒切尔主义”典型化的“自由市场”思想，也不是根据各种各样的货币理论。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实物经济”在国民经济政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换句话说，之所以成功，是各国政府坚持经济控制和调整经济发展总方向以克服所谓“自由市场”的盲目冲动。实物经济必须管着金融体系，而不是别的什么办法。实际上，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现在的灾害的形势是由于激进的“自由市场”思想传播和违反实物经济原则而造成的。早在６０年代中期，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实行根本性的经济和金融政策的变革，但结果造成了金融体系和实物经济“脱节”，放纵类似癌症般的债务增长和纯粹人为的“虚拟”金融资本，这些都是牺牲真实的实物经济。

    金融泡沫和实物经济

    在１９７０年，该年即是固定汇率崩溃的头年，国际外汇交易额约６倍于物质产品总量。今天，外汇交易额大于世界市场上进出口总价值的６０倍。现在估计，每天约有２００００亿美元的外汇交易，其中大多是与物质产品的生产和贸易无关。我们可以根据美国情况清楚地追溯这种变化。我们看到从１９６６年起，给制造业的信贷锐减。现在，与制造业相比，给金融和房地产冒险投资的新信贷是制造业的３倍。美国经济中纯粹的虚拟金融增长趋势证明：在１９７３年差不多所有期货合同（９８％以上）都是在产品和金属。现在实物商品的贸易，大大低于期货交易的５０％。最近是以金融“衍生”工具形式出现的虚拟资本的暴涨。我想指出，衍生期货的暴涨阶段，是在所谓“垃圾债券”市场崩溃开始的、疯狂的投机现象导致１９８７年出名的“十月崩溃”。衍生工具被吹作保护在市场不稳中免受损失的灵巧工具。但旋即清楚，衍生工具本身变成金融市场上纯粹投机行为的扩大媒介，而且其规模为前所未见。美国的形势也成为世界经济灾难的债务增长的范例。１９９０年美国经济花１３０００亿美元先付利息！１９９０年单是还债就占ＧＤＰ的３５％。自那以后，还有增加。我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瑞典是个小国，它的公共债务现在是１７５０亿美元，或者是它的ＧＤＰ的９０％，意大利的公共债务１２０００亿美元，或者是它的ＧＤＰ的１１２％。我还可以加上所谓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以及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情形。我提醒，这种债台高筑是以各种金融实体和个人的金融资产名义存在的。公共和私人债务市场是形成其他金融工具衍生期货等的基础，他们利用在金融界周知的“杠杆”原则。总之，世界经济的巨大的金融财富价值，其形式是一个倒置的金字塔。在金字塔的底层是我们的实际的物质产品，在其上是商品和真实的服务商业贸易。再在其上，我们有复杂的、名义的债务、股票、通货、商品期货等等的结构。最后在其顶层是衍生期货以及其他纯粹的虚拟资本。实际上，真正的形式很象是几何上的“双曲线”。这个怪物用一种很不平衡的方式增长。上层从衍生期货开始，较之下面各层长的快得多。从而这个形状长得越来越变形；但是，在这个很薄的真实的实物经济的金字塔基础上会发生什么呢？实际上，它根本不长了，而且可以看出，根据严格的标准，世界实物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停滞，甚至从７０年代已经下降。这一事实，甚至反映在世界人均和绝对基本商品的生产的简单统计上。重要的一点必须指出：世界经济的实物产出的增长部分，从生产部门移到各种“服务”和移到在服务部门的家庭消费中去。甚至在中国也可以看到这种趋势。天真的人们在想，装璜漂亮的办公大楼和宾馆构成经济增长。但是，实际上，这种建设却是从经济生产基础中挖出的实物财富。虽然这里有些服务膨胀也许是有用的，大部分却是浪费。它耗费中国的真实经济，把可用于生产基础设施现代化的宝贵的资源耗费了。不消说，这种豪华的建筑是与中国境内境外房地产市场及其他金融市场虚拟资本的增长是密切相关的。综观全球的形势，我们看到回流到农业、工业和基础设施，以及回流到生产劳动的工人的物质消费的实物产出部分实际在日益减少。正如我已指出，在基本物品的关键部门中，人均总产出在停滞和下降。但同时，虚拟资本却以加速度在增长。这种真实的实物过程和人为的“纸上利润”之间的差距，正表征着“金融爱滋病”。这是所谓“智利奇迹”的情形，它预示要走“墨西哥奇迹”的同一道路。在美国，这种过程早已在６０年代开始，而且从那时起在加速进行着。它与所谓“后工业社会”政策紧密联系着。有的人认为这是由于技术改进，从而有可能大量削减工业劳动力。但是，更切实地考察，美国经济真实的实物生产，不论从人均和地均计量，均比过去２０年有切实的缩减。美国今天全面地依靠工业和农业产品的大量进口，很多种产品不再生产，或者生产的数量大大低于本国需求。大量进口这些产品，其价格大大低于在美国生产的实际成本。办法是靠不公平的贸易、低工资水平，和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用便宜出口还债进行剥削和掠夺。再则，美国很大部分城市的基础设施，以及其他基础设施，缺乏维修，而很大部分前中产阶级人口现在在贫困中生活。总起来，“后工业社会”是一个骗局－－想象的生动“神奇”的增长从未出现。真正发生的是美国生产基础和整个世界经济在被金字塔型的金融泡沫所“吮吸至死”。这是可以极其清楚地看到的：沉重的债务包袱，使农业和工业，甚至整个政府一蹶不振。但实际上，整个金融泡沫，直接或间接地在“挖”世界经济物质基础流出的日益增长的收入。很多西方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还在否认这点。有的甚至说，虚拟金融财富的暴涨，与实物生产无关，它是经济史中积极的成就和成功的革命。他们反对大量投机活动是有害和危险的说法。但是，这一观点，忽视了关于经济过程的真实性的事实。现在我们总结一下，为什么现在的世界金融体系的“金字塔”命定在不远的将来要崩溃。（１）金融体系的可信度和稳定性归根到底以相信货币资产最后能变成实物为基础。一旦信誉动摇，则整个结构将崩溃。（２）如同各种投机泡沫一样，金融财富“金字塔”必须增长以避免崩溃。一般说，把虚拟财富维持在倒置的金融金字塔上任何特定水平上，有赖于有多大能力从金字塔下一层资产中取得收入。（３）但是，在金字塔的底层，在日益增长的债务负担以及其他对“金字塔”支付的负担下，实物经济在停滞甚至萎缩。榨取收入以稳定债务机构和其余金融“泡沫”，已采取日益野蛮残酷的甚至斩尽杀绝的形式。拉鲁什指出，前苏联的做法，即所谓“休克疗法”就是一个例证。（４）不可避免的时间一到，世界实物经济被掠夺耗尽到一定时候，即再不能输送维持整个金融机构所必需的日益增长的收入流的水平的时候，到这个时候，或者在此之前，整个金字塔解体。（５）因为用以建立整个机构的是金融“杠杆”原则，解体过程必然是迅速的连锁反应形式。整个世界金融体系可能一夜之间就垮掉。根据一方面对实物经济的研究，另一方面对金融体系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崩溃的时刻并不太远。但是我想强调一下，并不需要把金融体系灾难性地熔化掉。我想政府－－特别是各国政府合作行动，还能阻止无控制的解体。很明显，考虑美元的地位以及其他理由，美国政府有决定性的重要性。拉鲁什提出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是：改组金融体系。很简单，象对破产公司一样处理金融体系。有关机构必须置于严格的政府监管之下。当体系改组时，上万亿美元的还不起的债务和废弃无用的虚拟资产必须根据严格准则冲销。同时，必须偿还的则继续下去，以维持主要的生产、贸易和其他必要的活动。现在的美国联邦储备的典型的中央银行体系，必须代之以洲银行的合作制，按类似汉密尔顿（AlexanderHamilton）建立的那些原则运作，发行大量新的通货。用长期的、低利的信用贷款，发展经济的生产基础，特别要强调基本的基础设施，大的合作项目如运输、水利、能源和交通通信有重要意义，如发展“欧亚大陆桥”（“新的丝绸之路”）。多数情况下，金融改组要结合货币改革。但是，重要的是在制订经济和金融政策时回到实物经济。在金融体系总崩溃后，也要应用基本原则。但是，在那个时候，麻烦和危险将更多更大。在某些方面，用类似罗斯福总统在“大恐慌”后恢复美国经济所采取的办法。这正是一个历史的参考。自然，最重要的是在各国科学工作者和负责官员中进行一系列的考察和对该问题的讨论，以求得到共识（至少在主要国家之间），达到共同行动的目的。

    全球资本主义：变局的取向

    在过去２０年中，“世界体系”理论在解释发达与不发达问题上提供了取代现代化理论。它与现代化理论的区别在于：世界体系分析把资本主义当作是现代化的核心论据，它力图把资本主义对现代世界的建构理解为一种生产方式；“世界体系”这一术语不是指整个世界，而是指那些或多或少在商品交换方面自给自足的空间领域，一位世界体系分析的倡导者最近指出：“世界体系论者不是把国家看作不证自明的分析单位，这些国家通过贸易、投资流动和劳工交换而发生相互关系，他们认为这些分析单位是由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和改变的”；世界体系分析将空间作为核心论据而引入发展分析，不同社会之间的关系不仅是时间上的关系（即先进与落后、发达与不发达），也是空间上的关系，而强调空间的结果之一就是所有社会都必定朝着眼下最发达的欧洲和北美这个唯一的方向前进；在分析空间关系时，世界体系分析把“核心”与“外围”的关系看作是最重要的关系，“核心”是指以经济和社会复杂性为表征的资本集中地区，这些核心地区在经济结构上相对自主。“外围”是指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依附于“核心”的地区，还有一个术语叫“半外围”（Semi-periphery），它常用来指那些不明显属于上述两类地区的区域；这些理论前提意味着，世界体系分析主要关注的不是独立自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单位，而是这些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些单位本身怎样被这些关系所决定。核心－－外围的关系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而是其结果。按照这种对发展的分析，发达与不发达并不表明国家的相互独立，它们是资本主义关系的结果，按照某些抽象的标准，“不发达”社会未必是“不发达的”，但从核心与外围的关系看它们是“不发达”社会（在这里“不发达”显然与“外围”是同义语）。由此观之，就不存在“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所有社会都已是“现代”社会，区别仅在于其中某些社会属于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区，而另一些则属于其外围地区。因而不能认为，所有社会一旦挣脱过去便是进步的。外围地区的社会仅仅由于其外围地位而注定是不发达的。欧洲历史学家费尔南多·布罗代尔的著作对沃勒斯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将世界体系分析运用于其三卷本《１５－１８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关于现代世界的论述。根据布罗代尔的说法，在现代早期，存在着多个“世界体系”，欧洲仅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和东南亚，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奥托曼帝国，俄罗斯帝国，中非王国和美洲的印第安帝国。现代世界史是一部将各个不同的自给自足的世界体系并入一个源自欧洲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通过这个过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便应运而生。

    德国分析家弗罗布（F.Frobel）和其他人提出了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理念”来取代世界体系。按照他们的观点，这种新的全球资本主义结构的根本特征是：首先产生了一种新的国际分工，换言之，生产的跨国化通过转包方式（subcontracting）使生产过程（甚至是同一产品的生产过程）全球化了，“产品链”——全球化的生产过程成为现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区别于其原先的生产的特征；新的技术在前所未有地提高生产速度的同时也扩展了生产的范围；这些技术也使资本主义和生产前所未有地流动不定，生产的场所始终处于变动之中，资本对劳工寻求最大的利润，并且力图避免社会和政府对资本活动的干预；结果，分工通过转包方式使许多地方富裕起来，但是这不仅是对其他地方的剥夺，而且也是不稳定的，因为由此获得的财富取决于全球性的利润动机，而极少顾及地方的福利。全球资本主义的第二个特征是“无中心化”，换言之，指出哪个国家或地区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变得日益困难；不止一个分析家发现，北欧正在出现的生产组织类似于现代早期的“汉撒联盟”（其中有一个学者把它称之为“高技术的汉撒联盟”），这就是说，显然没有固定中心的都市网络之间的相互联系比它们与国内边远地区的联系还要密切，用世界体系分析的术语来讲，全球性的“高技术的汉撒联盟”现在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核心地带”，而国内的边远地区则反而成了“外围地带”。第三个特征是，联系这个网络的媒介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已经取代国家市场而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从转移资本、商品和生产的角度看，跨国公司不是一种纯粹消极的工具，它决定着这种转移的性质和方向；虽然与“汉撒联盟”的相似和表面的生产现象表明了非中心化，但在这种表象背后，生产权仍高度集中在公司；一位这种新经济秩序的代言人指出，公司与市场对生产决策权的分享比例大体为７０％对３０％。由于权力集中于那些在组织方面和效忠方面超越国家的跨国公司，民族国家调节国内经济的权力受到了限制，而从全球角度来调节（和保护）经济秩序则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这一点不仅表现于多种多样的全球组织中，而且也体现在建立跨国家的区域组织从而统一经济职能的活动中。第四，生产的跨国化不仅是全球前所未有地统一的根源，也是全球前所未有地分散化的根源；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个平行的分散化过程。从全球看，没有资本主义的中心，从地方看，生产过程的分散化进入到国内的地方区域；诸如欧洲经济共同体、太平洋经济区、北美自由贸易区这些超国家的区域组织表明了全球层面的分散化；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地方为把自己纳入跨国资本的轨道而相互竞争则标志着地方层面的分散化；可以说，国家本身曾在历史上代表着限制分散化的努力，但在内外夹攻下，它现在也不知道怎样限制这种新的分散化。全球资本主义的第五个结果或许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破天荒地真正成为全球的抽象，而脱了其特定的欧美历史渊源；换言之，资本主义的故事不再是欧洲历史的故事，所以非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第一次声称自己也拥有资本主义的历史和文化。也就是说，与经济和政策的分散化一致，文化也分散化；若给它一个积极的伪装，就是“多元文化主义”。这种新的文化现状的最具戏剧性的例证或许是过去十年中有人努力将资本主义与东亚的所谓儒教价值结合起来，从而在根本上颠倒了欧洲和亚洲长期流行的以下信仰：儒教是资本主义的障碍。空间上的分散化及其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在时间上分散化，换言之，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挑战意味着它可以不按照欧美模式来设想自己的未来。最后，生产的跨国化也对早先的三个世界划分提出了挑战。第二世界即社会主义世界实际上已成为历史。新的全球格局对第一和第三世界的划分也提出了怀疑。原先属于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今天已走上跨国资本的道路，属于民办经济中的“发达”地区。同样，原先第一世界的部分国家在新的全球经济中变得无足轻重，从生活方式来看很难将其与第三世界区分开来。或许并不奇怪，自从７０年代后，南北区分已经逐渐取代了早先三个世界的区分。但我们要记住，南北不仅仅是地理的方位，而且是形象的比喻：北意味着跨国资本的道路，南则是世界的边缘部分，而不管其实际地理位置如何。

    西方对抗非西方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1993年发表立论惊人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其中有关于东西方关系的一段著名论述，极具预见性：较诸其他文明，西方现正处于非常的权力高峰，它的超强对手已从地图上消失。西方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匪夷所思，其军事力量无可匹敌。除了日本，西方再没有经济对手。西方支配了国际政治组织和安全体系，并与日本共同支配着国际经济组织。由美国、英国与法国共同组成的理事会有效地为全球的政治和安全问题定调，而美国、德国与日本组成的理事会则决定世界的经济问题，这些国家彼此维系着紧密的关系，而把非西方国家排除在外。联合国安理会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作的决定，实际上反映着西方的利益，但却假借代表世界整体愿望的面目出现。世界整体这个词汇已经成为委婉的集合名词，而取代了“自由世界”，它使反映美国与其他西方势力利益的行动获得了普遍的合法性。西方透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广其经济利益，并将它认为合适的经济政策强加给别的国家。在非西方国家的公民投票中，国际货币基金会无疑能够获赢得财政部长和少数人的支持，但其他人则只会给予一在倒的负面评价。所以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描述成“喜欢夺取别人的金钱，爱把经济上和政治操守上的不民主和相异的规则强加于人，又喜欢压制经济自由”的东西，并不过份。

    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的主轴很可能是西方与非西方的矛盾，以及非西方文明对西方强权与价值勤的回应。这些加应一般是以三种形式之一，或是三者相互组合的方式出现。其中一种极端的方式是，非西方国家可能采取隔离路线，象缅甸与北韩的例子，把自已从西方的渗透或“堕落”中分隔出来，拒绝参加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但这条路线的代价是昂贵的，而且很少国家能够贯彻到底。第二种选择相当于国际关系中的随大流理论，就是试图加入西方并接纳其中价值与制度。第三个选择是透过发展经济与军事力量，并与其他非西方社会一起对抗西方，从而取得与之平衡的地位，与此同时，亦保存固有的价值及制度。简而言之，就是现代化不“西方化”。

    美国梦

    美国的经济增长的势头长期保持下来，今年已进入景气扩大的第七个年头。失业率维持在4%多，消费物价上涨率稳定在2%几的水平，呈现出过去不可想像的良好态势。许多人甚至认为“美国经济已发生变化，景气循环已不复存在”。美国《基警教科学箴言报》10月24日发表文章认为，现在出现新的共识，即美国的经济繁荣也许会持续到下个世纪，成为美国战后历史上时间最长的经济回升。对美国家庭来说，这种持久性恐怕意味着收入不断增长，就业机会仍然很多，还有充足的加班加点工作的奖金和年底奖金。它还可能意味着政府的财政收入更多，对学校的拨款更多，而且有可能降低税率。人们对这种经济扩张（它已持续79个月之久）的长期性的信心是以重要经济指数强劲为依据的。现在，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是一代人时间内最低的。住房建设正在回升。消费开支毫无减弱。商品存贷与销售并不严重脱节。出口现在是强劲的。眼下看不到有重大的“过火行为”。

    对于美国经济目前进入佳境，在西方几乎是众口一词。按照1到10的等级表来衡量，芝加哥北方信托公司的经济学家保罗·卡斯里尔将美国的经济列为“9级”他接着说：“现在没有真正疲软的经济部门”。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预料，经济增长会至少持续到1998年11月。到那时，美国经济将打破里根总统任期内创下的和平时期扩张记录。如果经济扩张持续到1999年（大多数经济学家在预测中也是这样认为的），那将超过60年代越南战争期间长达106个月之久的经济繁荣时期。设在新泽西州纽瓦克的万全经济咨询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苏珊·希科克说：“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最好不过的了”。设在纽约的国民银行蒙哥马利证券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米基·莱维指出，联邦储备委员会保持低通货膨胀率的政策抑制住行情波动，“在这个可预测的稳定环境下，企业和家庭可以作出更好的决定”。小企业主不仅仅是同意这个看法。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的首席经济学家威廉·邓克尔伯格说，小企业主认为，现在的经济要比经济学家所说的更好。邓克尔伯格说，事实上，小企业在交税之后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寻找合适的职工。设在纽约的美国企业管理协会报告说，就业机会的减少和人员的裁减，已下降到98年代的最低水平。一项调查报告表明，在今年6月结束的12个月内，美国大公司创造的就业机会要比它们削减的就业机会多一倍。

    但是，有一些经济学家对这种好消息泼了冷水。虽然罗伯托·格林斯坦对经济的全面强劲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但是他哀叹说，好日子并不是大家都有份。什么东西能使美国长期良好的经济受挫？标准一蒲耳氏公司的数据公司（它是设在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的经济咨询公司）得出的悲观估计包括：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成为大的需求国，同时也使这些国家乐意成为廉价产品的供应国，竞争力在增强；亚洲金融危机使美国股票价格下降18％；中东部出现麻烦；东南亚继续存在经济难题；公司收入令人失望；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回升疲软。数据公司的经济学家埃兹拉·格林伯格说，对于出现这种情况，希望联邦储备委员会要有所作为。

    世界金融体系的变数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蔓延全球后，法国《世界报》刊登巴黎第一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安·德布瓦西厄同该报记者的访谈录，题为《在世界上存在着过多的银行能力过剩问题》，摘要如下：

    《世界报》记者问：您怎么解释银行不断出现危机这件事？

    德布瓦西厄答：银行最大的脆弱性在于世界各地的银行很难适应已变得更加严峻的环境。金融业的正统观念、限制信贷、控制外汇等做法导致应付竞争和环境压力的能力不强。开放、放宽限制、加强竞争、取消各种汇兑方面的数量限制的做法改变了一切，但也使抵御风险机制不健全的问题暴露了出来。虽然国际清算银行——对欧洲来说还有欧盟委员会——制定出的种种国际标准，迫使银行设法规避市场风险，但某些银行仍采用某些冒险的做法而完全不考虑这一切可能带来的后果。

    问：有些国家似乎比另一些国家更为脆弱。

    答：我想强调一下金融和银行体系演变上的循环观念。在房地产危机（它总是对银行的健康产生重大影响）的发展上差距是十分明显的。尽管存在着金融的全球化，但事情还是有先有后。有些国家最先进入银行危机，也第一个摆脱危机。

    问：人们可以对不同类型的危机作出区分吗？

    答：银行会遇到两种类型的危机。一种是短期危机。例如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９日的股市暴跌。它要求一个或几个放款人最终出面干预，这样，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于次日向金融市场投放了流动资金，以遏制前一天的冲击。也有第二种危机，一种更隐蔽和持久的危机。这就是美国、法国、日本和东南亚已经经历和正在经历的深刻的房地产危机。它可以持续好几年。在此期间，必须从金融机构中清除那些不良债权。这种隐蔽的、长期的危机从某种角度上说更为严重。

    问：那么亚洲的危机属于哪种性质呢？

    答：在我看来，这种危机还是属于不动产危机范畴。考虑到亚洲的危机产生于多种因素，它可能要持续一到两年时间。究其原因，首先，这是一场不动产危机。此外，还有腐败的问题、不遵守分散风险的原则的问题。另外，人们在调整经济金融结构，抑制经济过热方面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问：国际上银行业的状况会稳定下来，变得不那么危险吗？

    答：只要在全球存在着银行服务方面的能力过剩就不会有稳定的局面。这是一个全球范围的问题。银行能力过剩同金融机构数目的增多有关。此外，也与单个银行开展一些新的业务有关。例如，一些大的销售企业进入了金融服务市场。银行能力过剩实际意味着银行服务产品的提供大大超过了需求。尽管利率的降低不足以证明存在着银行能力过剩，但我认为，在某些业务中，如中介服务、集资、消费贷款和某些市场活动，这种能力的过剩显然是存在的。

    问：那么怎样才能消除这种能力过剩呢？

    答：仅用增加需求的办法是不能消除的。要消除银行能力过剩就要取消一部分供给，取消一定数目的银行。所以要在国家范围和地区范围加速兼并和收购。考虑到单一货币的发行，尤其需要在欧洲这样做。

    从美日矛盾看全球变局的动力因素

    自七十年代初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崩溃以来，美国在战后初期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一统天下的霸主地位不断削弱，而日本则居于内部矛盾重重的欧盟之上，逐渐成为美国经济霸权地位的主要挑战者。八十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相对过剩的趋势日益扩大，争夺相对缩小的有利的国际市场（尤其是美国和日本的国内市场），成了美日经济摩擦不断加深的焦点。

    1985年后，美国连续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贸逆差国和资本输入与债务国；日本则稳定地保持着世界上最大的外贸顺差国和资本输出国的有利地位。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日本是世界各国净资本流出总额中53%的供应者，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直接投资输出国和债券所有国。1991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占世界总额的18.1%，美国为16%。1992年底日本的海外资产达2.35亿美元，美国为2.003亿美元，日本海外投资场所在美国，约占其海外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九十年代日本每年流入美国的资本净额约有800亿美元。日本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在1993年达创纪录的1353亿美元。九十年代以来，日本对美国每年的贸易顺差从400多亿美元一度上升到600多亿美元。在美国国内的汽车、家用电器、电子产品、钢铁等部门市场上，日本产品的占有率已达25%至50%以上。

    随着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实力地位的提高和日元的不断升值，日本的大银行逐渐垄断了资产统计的全球100家大银行排名前10位的几乎所有席位。在各个国际金融组织的成交额与融资中，在国际银团的联合贷款中，在对第三世界债务危机的再安排中，在经合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援助中，在海湾战争及冷战后美国所急于建立的“世界新秩序”中，美国虽然确保了决策者的领导地位，然而日本则成为它们中数一数二的资本提供者。这一发展趋势，使日本成为政治大国、与美国分享国际领导权的雄心与欲望与日俱增。

    美国霸权的衰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二次大战刚结束时，1948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占资本主义世界的53.4%，并控制了国际贸易的三分之一，拥有世界黄金储备的四分之三。到了1994年，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购买力平价进行的统计，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生产总值的21%，它的出口额为世界出口额的13%。1994年美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达1557亿美元，外债7500亿美元，联邦政府累积的债务总额高达46900多亿美元，占当年ＧＤＰ的69.6，外国拥有的美国资产总额已超过3亿美元，相当于当年ＧＤＰ的4.5%。

    外国政府或私人拥有的美国资产中，有相当部分是可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其中，外国拥有的国债券占美国国债总金额的20.4%（1992年数字），拥有美国公司债券的14%（1993年数字），股票的6%（1993年数字）。外国政府官方储备中的美元外汇大都用于购买保值率高的美国国债券，金额达数千亿美元。这犹如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外国政府以美国国债券保存的美元外汇储备，成了以自己国家的收入支撑美国庞大的财政赤字和外贸逆差的实际承担者和担保人，另一方面，在风雨飘摇的国际金融市场上，一旦外国政府出于本国经济的利益或紧急需要而大规模地抛售美国国债券，将给美国经济带来难以预料和控制的重大打击。更不用说在美元汇率的剧烈震荡下，那些拥有美国流动性金融资产的外国私人投资者或投机者了。这是一个世界超级寄生大国走到今天，既无法豁免又始终对其生存与稳定构成威胁的重大隐患。

    日本中央银行目前仍拥有近18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券，至少还有400多亿美元的国债券掌握在日本私人投资者手中。日本金融机构共拥有3500至4000亿美元的美国有价证券，即控制了美国外债总额的约一半以上。日本商业银行在美国的分支机构还控制了660美元的资金，掌管着美国当地贷款总额的17%，及其银团联合贷款的20%。

    日本金融界及其他社会人士多年来一直认为，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国内财政巨额赤字、国际领导能力显著衰落的大国，其通货已难再维持世界货币的地位了。大藏省的官员甚至一再公开呼吁，现在是建立新的世界货币体系，尽快结束“山姆大叔打喷嚏，世界就感冒”时代的时候了。

    美国和西欧则都认为，日本在国际经济中日益显赫的优势地位，在许多方面是与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对国内市场的无形保护（即基于产业结构政策和“奖出限入”政策的行政性指导）以及日本金融系企业系列化集团内部的无形控制分不开的。它们都把自己说成是日本这种不合理的无形保护制度的受害者。开放日本国内市场，改革日本不规范的市场经济管理体制，成了美日之间连绵的贸易战和金融战的焦点。美国虽然打的是“公平自由竞争”的旗帜，其目的显然是要维护和加强自己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

    西方经济衰退趋势的加强，迫使它们越来越把摆脱困境的出路，寄托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亚太地区，特别是包括东盟在内的东亚地区上。近年来世界银行秉承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旨意，提出了在21世纪的亚太地区重组国际垂直分工的设想，将这一地区喻为“带动21世纪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东亚地区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越来越成为美国全球战略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东亚地区多年来之所以能有较持续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因为在二战后整个冷战时期，地球上只有在这里真正打了两场以遏制中国革命的强大传播力为中心的大规模局部战争，其影响所及既广泛又深远，往往出乎美国的初始所料。例如，反封建土地改革波及的广泛程度：日、韩、台等的“免费搭车”（包括“热战”时期大批的军事物资、定单以及出口产品自由地进入美国市场）；长期动荡的局势一度阻遏了西方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像在拉美和非洲那样的长驱直入；民族经济和民族国家因此有了稍微宽裕的生长空间；在美日贸易战中，日本先后以“四小龙”与东盟为跳板，向美国市场曲线进攻和侵食；中国也依靠自己长期奋斗建立起来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较平等的分配制度、较普及的教育程度基础上，形成的今天这个令人垂涎三尺的巨大国内市场。

    冷战后的美国在大东亚地区面临的主要问题，首先不是摧毁这部正是奔驰的“21世纪火车头”，而是设法如何驾驭和控制它，充分利用它为美国的利益服务，以便在最终牺牲这一地区民族经济利益和民族国家主权的基础上，牢固它的世界霸权地位。它当然要在这一区域做出重要的动作，特别是在它发现自己最终无法驾驭这部火车头的时候。

    美国在国际经济中衰落的霸主地位，越来越直接依靠在多种货币浮动汇率体制下美元仍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来维持。目前，在世界各国的官方外汇储备中美元仍占60%，三分之二的国际贸易和四分之三的商业银行贷款还是以美元结算的。这与九十年代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实际比重，与日本近十年来在国际经济中的迅速扩张以及欧盟的一体化进程，显然是不对称的。这种矛盾，过去已经导致了由布雷敦森林会议确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的崩溃，也是此后美元汇率经常剧烈波动的根本原因。这也是西方有意识利用这一矛盾挑起战端，展开变局的重要手段。

    国际天秤的失衡

    ９０年代初期，由于全球性的低利率刺激了私人资本大量流入发展中国家，这些资金流动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并开始有结构力量引导发展中国家逐渐融入到世界金融市场一体化中。发展中国家由于实施重大经济改革和向全球竞争开放了自已的市场而为经济长期增长迈开了第一步。

    联合国最近发表的《世界投资报告》还指出，流到亚洲的外资去年从650亿美元增加到810亿美元，增幅达25%，相等于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资总数的三份之二。

    《纽约时报》发表世界银行高级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文章言：过去25年来，东亚各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是比世界其他地区的平均增长率多一倍。香港目前的人均收入，比法国、德国和英国都来得高。马来西亚和泰国实际上已经消灭了绝对贫困（其定义是人民每天收入不到一美元）。在印尼，贫穷率由1975年的64%下降到1995年的11%。这些成就是由健全的政府收支政策、低通货膨胀率、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和有效的体制所造成。到头来，经济成功协助使东亚成为世界上获得最多外来投资的地区。在90年代，东亚吸引到的投资占发展中国家私人投资总额四成以上，光是1996年就有1090亿美元。此外，东亚储蓄率高，占国内总产值三分一以上，等于外来投资六倍。这些储蓄使东亚国家的投资能保持高水平，其中多数是用在教育和培训等领域。

    是全球化提供了变局的背景

    资本市场全球化加速发展，并从另一方面加强了通过贸易实现的全球化；其次金融市场全球化这一进程目前正在引人注目地围绕着发展中国家进行，并且有望通过全球私人资本市场把占世界五分之四的发展中国家也包括进这一经济循环中。

    曾在上届克林顿政府中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斯蒂格利兹认为，在未来十年内，私人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的趋势还会持续。这主要是由于下述原因：一是通讯技术上的进步、越来越低的运输成本和日益增长的生产全球化等结构上的变革，正在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加速一体化。二是发展中国家已在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开放方面进行了基本的变革。发展中国家为了适应全球资本流动的现实，已开始在重建和改革管理体制。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已从政府部门转向私人企业。公共部门的借贷已占总私人资金流动的不到五分之一，多数资金则通过市场渠道流入发展中国家。此外，虽然１９９４年美国提高了利率，１９９５年又发生了墨西哥金融危机，但过去三年来，私人资本流动继续增加了５５％，可见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趋势回弹力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强劲。同时，由于过去市场较为封闭隔绝，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发展速度将更快一点。即使是那些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金融一体化也越来越不再是政府的选择，而是由市场自主地作出它们的选择。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１９９６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达创历史纪录的2440亿美元，比官方资金要高出四倍。但是资金流入不平衡，大批资金集中流入了世界２０多个国家，而这其中又以亚太地区国家为多数。在未来十年内，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将使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一体化向更纵深和更广泛的领域发展，私人资本的总体流量将上升，资本流向不仅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工业国家的资金流动。不可否认交易商们日常进行的数额庞大的全球性外汇交易对有关各方是有利的，外汇交易作为投资的一种形式使资金从一个国家流向另一国家，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获取经济发展所急需的资金。

    世界银行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投资风险在逐步减少，投资回报率也较高，资金投入向多元化方向以及投资者对新兴市场兴趣上升，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净私人资本可望在总体上持续保持９０年代初的水平。但与此同时，流入资金较集中的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如何吸引和加强管理资金流入的问题。

    在信息社会和全球金融一体化的的背境下，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随着世界通讯网络和电脑技术的发展及运用，全球资金流动速度大大加快从而使金融市场风险增加。1994年至1995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以及最近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都证明，一旦投资对某个国家的投资情绪发生变化从而竞相抽走资金，对该国金融市场的打击也是突然和巨大的。但是要改变这一状况则是不可能的，人们也不应试图去改变这一趋势。对外汇交易施加限制或者试图控制外汇的流量可能会导致出现人们不希望看到的不利后果。

    全球化断开的裂痕

    智利《信使报》10月7日发表博利斯·约波的文章言：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没有哪一种关系比世界全球化进程更为突出了，特别是它所涉及的范围以及它对不同社会产生的影响。那些传统的主权国家由于越来越受到地球上相互依存关系的制约，而不得不想方设法尽快适应这种新的国际环境。

    确实，这种全球化进程在90年代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冷战结束后，出现了通信和知识传播方面的一场革命，而且生产自动化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普遍。因此，人们建立了一种相对共识，即这一进程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人类发展也是有益的。

    尽管存在有利的一面，但是全球化也带来了新问题，并且包含着大量没有把握的情况。使国家经济不稳定的投机资本的流动、毒品工业和跨国性的犯罪活动、民族主义的重新出现和对待移民的排外主义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和社会不稳定现象，都是全球化进程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这些现象正在威胁着全球化进程的继续和深入发展。

    全球化进程引起的最大争论是国际和国内阶层的重新组合，这种新的组合已经开始把一些地区、国家和社会阶层排斥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这场重大变革带来的利益之外，与此同时，还使他们失去了就业和社会安全方面的稳定性，而这些都曾是二战后西方经济发展建立的所谓“福利国家”的支柱。例如，从世界范围讲，1996年私人资本投入的2250亿美元，基本上流向了在中，短期内有较大发展前景的20个国家，而其余地区，特别是落后的非洲地区，则明显地被排除在外。此外，从国内范围讲，即便在已经实现经济增长并且适应了世界经济新条件的国家里，也存在着一道“不公正的裂痕”，这种裂痕在两种人之间有时会越来越大，一种人随着全球化会得到巨大的好处，而另一种人则没有太多的技能，时常面临失业和收入减少的威胁。据1996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说，近年来，许多国家中出现就业率下降和收入差异加大的现象。对89个国家进行的调查表明、同80年代相比，目前的生活水平下降了。

    无阻无碍的飘荡幽灵

    在当今，国际资本的规模越来越大，流速越来越快。联合国贸发会议说，全球不断扩大的市场促使1996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比上一年增长10％，达到3490亿美元。如果包括外国公司向海外附属机构的投资，外国投资总额将增加三倍，达到1．4亿美元。1995年比上一年增长40%。1997年的外国直接投资可能增加的幅度更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料，现在世界上有72000亿美元游资，也叫做热线。现在信息技术发达，一个电话，一个传真，就可调来。它们有的叫石油美元，有的叫欧洲美元等。此外，全世界有不少国际银行，如世界银行，还有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亚州开发银行，从这些银行贷款出来的国际贷款也相当不少。

    全球资本流动规模的扩大实际上改变了政府发挥作用的环境，使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已不那么有效，特别为发展中国家带来诸多问题。

    所引起的最主要的变化来自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相对作用。在经济封闭的国家，政府开支增多和货币增多可能在短期内增加产量，但是在长期内，一个是提高利率，另一个是提高通货膨胀率。在对资本流动开放的国家，这些杠杆的影响取决于汇率。如果汇率是固定的，那么财政政策非常有效，而货币政策不显眼；如果汇率是浮动的，那么货币政策非常有效，而财政政策不显眼。只有在一个领域，资本市场的流动性能够限制一些政府的选择能力：汇率。在资本不能流动时，一些政府至少在短期内能保持固定汇率的稳定，同时仍能利用货币政策扩大经济。这种情况已不再可能出现。在资本更加流动的世界上，如果一些政府想固定自己的汇率，那么货币政策就必须是完全为了实现那个目标。

    这意味着，如果投资者开始撤出一个国家并抛售这个国家的货币，那么利率必须提高到足以制止资本流动的高度，否则汇率限制就会打破。如果银行系统虚弱，那么利率提高就可能引起银行普遍倒闭。汇率同某种外国货币挂钩并不会自动地使一国经济更稳定。如果国内经济政策与确定的汇率不一致，那么固定的汇率反而能导致经济更不稳定。

    但是与此同时，金融市场相对规模小和不发达的国家如果对外国资本开放，那么风险确实要比先进国家这样做时大。一个风险是，如果像墨西哥1994年或泰国1997年那样，投资者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丧失信心，资本可能突然逃走。另一个风险是，投资者可能丧失对一个国家的信心，因为这个国家周围的国家出现了麻烦。

    全球讯息化：金融风暴的技术平台

    这次在亚洲发生的金融风暴，使人们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突飞猛进的信息技术革命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这些自来就受到充分颂扬的新型概念和历史进程，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究竟是福兮？抑或祸兮？

    我们对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切体验和领悟莫过于得自最近数月世界上发生的触目惊心事件。金融危机从东南亚肇始，北移韩日，西走欧美；股市指数从香港到澳洲，从纽约至拉美，当即反应，同涨同跌。经济灾情仿佛是自然界的风和云，飘荡自如，任意东西，在全球畅行无阻，绝无国别疆界之分。而发达的现代电讯技术也展示出了可怕的渗透力，无所不入，纤毫毕见，在它的面前，东西方与南北经济之间的差异和高下立判，后进国家或经济小国酷似一个可塑性极强、透明度极高的物体，可以任由西方经济大国随心拿捏，任现代新殖民主义和各种图利或政治颠覆性的阴谋恣意纵行。

    全球经济和电讯产业一体化，一向被潮流性地看作是跨世纪全球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相辅相成的“基本路线”。为了及早跃上这条快车道，以西方发达经济为主要背境的世界贸易组织，当今来了个“快三步”：第一步，1996年底，以欧美为主的28个国家通过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协议，决定在2000年，取消所有的电讯技术产品关税，实现自由贸易；第二步，1997年2月，69个国家签署了开放全球电讯市场的自由化经营协议，这被美国“候任”贸易代表芭施芙斯凯女士誉为“21世纪最重要的贸易协议之一”，美国信息技术协会主席米勒亦不无动情地说，“我们将看到互联网爆炸式地覆盖整个世界”；第三步，世界贸易组织的目标是在全球开放金融市场。

    对于世界贸易组织的上述大动作，亚洲国家百般讨价还价，极力抗争。1996年，7个发达国家和32个发展中国家的科技部长在南非举行会议，提出：“全球讯息社会”正在迅速形成，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差距也在加速扩大。在这次由东南亚金融风暴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中，人们对发展中国家奇迹般经济成长的基本特征和作为其背景的“全球一体化”过程，开始产生疑虑和深刻的歧见，它甚至成为当前频繁举行的各类世界经济论坛和高峰会议讨论和辩论的主题。

    一体化带来了什么？

    有人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展开的实质上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产业结构调整运动，基本内容是：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少数发达国家籍以实现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升级。

    其支撑性数据是：1961——1991年，制造业就业总额在美国下降了1/3，在法国下降了25%，在德国和意大利下降15%；与之相反，在南韩增加了4倍，在马来西亚增加2倍，在台湾和新加坡各增加1倍；1993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超过20%，而发达国家的比重，则从1973年的72%下降到1993年的64%；在1970年，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只占世界制造业总产出的4.2%，1994年则上升到10.5%，从1965年——1995年，亚洲新工业化经济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增加了3倍。在发展中国家蓬勃兴起的主要是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而在发达国家，制造业投资则越来越集中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1975年，发达国家资金技术型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其总额的27%，1990年占40%；国内投资更为明显，以美国为例，1970年，计算机投资只占全国非住房投资的1%，1995年陡升到12.8%,1970年至1995年，美国生产耐用品设备的投资翻了两番，讯息处理设备投资增长了20倍，这一行业竟在1993年占全国非住房投资总额的11.7%；这样投资的结果，1995年美、日、德、英、法、意六国讯息技术的出口占了全球市场的77%，1996年，美国、日本和欧盟占全球通讯市场的74%。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已经从80年代以来的经济不景气中复苏过来，并进而提出了“生产率时代”的响亮口号，美国非农产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达到2.2%，是过去20年平均数0.8%的2倍多。不容置疑，美国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主要得益于以计算机为主的信息技术革命的进步，得益于战略资源的全球分配，得益于产业结构的国际调整。

    全球经济一体化作为一个理念，它主要是通过两个载体运作起来而在国际水平上逐步展开的：一个是少数发达国家大企业的全球扩张；一个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推动各国去参予全球经济，放宽自已的管制条例，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在今天，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大企业生存的一般形式，其扩张，主要是通过跨国合并、收购和合资进行。不难发现，绝大多数跨国投资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在取向上，发展中国家占有相当部份。在整个80年代，全球外商投资的流出额中97-98%是从发达国家流出的，发展中国家只占2-3%，但后者吸收这些流出投资则占了25%；1986——1990年，平均每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约为253亿美元，1993年为708亿美元，1994年797亿，1995年1638亿，1996年为2438亿。1986年至1992年，在东亚国家的新增投资中，有21%是来自美国和欧洲。

    放宽管制条例，积极参予国际贸易，的确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种种经济利益，如为本国的进出口寻找到一个广阔的世界市场，这对于新兴工业国家十分重要，此外，还可以从其他国家，特别是从发达国家获得了廉价资本；当这些资本同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如土地、廉价劳工以及当地政府所致力的基本设施相结合时，这些国家无疑将在全球经济与市场中享有更大的竞争能力。这一简单的道理明确昭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经济成长和发展的最合理策略是义无反顾地参与全球经济，不积极从事这项运动的国家不仅不能取得迅速的发展，而且将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会靠边站。所以，在所有的国际场合，无论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办的各类论坛，还是其他场合的国际间对话，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一致强调，捍卫和推动世界自由贸易协同贯彻世界贸易组织原则精神是多么重要。但参与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部份是参与外汇市场，任何国家若要参与全球外汇市场，就必须遵从其规则，其中主要的规则是要实行透明化的宏观经济政策。而这一规则可能恰恰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权柄交给了发达国家。

    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至少在我们看来，是发达国家掌握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个人和机构，操纵货币市场的典型范例，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产物。

    故事应该这样来讲：

    跨国公司的进入和“透明化政策”，先是给东南亚国家带来了繁荣进步，然后在所谓的“经济奇迹”和“突发市场”的感召下，激发了跨国公司的巨大胃口和贪婪的欲念，他们无阻无碍地进入，四处散播资金，使钱财变得廉价和易於得到；结果，在东南亚国家中发生了“资金滥用”和“成本提升”现象；因为贪污和政府的干预，外来资金流向了非生产性、奢华和铺张浪费的用途；货币因有外国资本作为后盾而变得“超值”，持续了相当时日的繁荣表象也在居民中引发了对舶来品的过份消费态度，就这样，国家经济出现了失衡，有关指标出了问题；但当跨国公司怀着某种意图把资金撤出时，又造成了这些国家经济受损，集中体现着经济问题的货币危机也就发生了。

    跨境数据流

    由于网络化建设需要一定的技术力量和巨大的资金投入，世界各国的网络化发展很不平衡。据国际电信联盟今年9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截至1996年底，全世界1600万因特网用户中的约三分之二分布在美国和加拿大，21.9％分布在欧洲大陆，6.3％分布在亚洲，3.7％分布在大洋洲，而拉美及非洲仅分别占1％和0.6％。

    在经历了18个月的漫长谈判之后,去年7月欧洲委员会(EC)批准了法国电讯(FranceTelecom)、德国电讯(DeutscheTelekom)与Sprint公司的合并计划,新公司称为GlobalOne,主要业务是为集团客户提供国际服务。去年11月初英国的BT公司与美国MCI宣布合并,组成220亿美元的全球性企业Concert公司。若在1997年内能够得到批准,这家新的通讯业巨人将可以支持72个国家的4300万用户。1996年德国电讯首次公开上市引起轰动,德国私人投资者疯狂购买,各通讯厂家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为此次股票发行所进行的广告宣传费用达1亿马克，11月10日上市时这家德国电讯巨人筹得200亿美元的资金,部分地抵销了其高达670亿美元的债务。移动电话经营许可竞标的几近疯狂。电话业务不断受到来自Internet的侵蚀。传统的电信公司与其它公用设施公司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继美国奈恩斯克挑头的“光纤连全球”之后，70个国家签约，打算再建一条世界最长的海底光缆，投资13.7亿美元，3.8公里，连接澳洲、欧洲、中东、印度、中国、东印度群岛和日本的39个陆上点站。尽管美国政府指责亚洲某些新兴国家在改革方面拖后腿,但亚太国家并不都反对开放本国电讯市场。1996年12月初,电讯业巨人日本电报电话公司(NTT)被批准分成3家公司、并有权经营国际电话业务。此项"分家"计划从1998财年开始执行。去年5月,新加坡政府决定提前结束新加坡电讯对基本服务的垄断,将市场开放时限从2007年提前到2000年。新加坡将再发放最多两个本地及国际电讯服务经营许可权,其业务包括语音通话、线路租用、公共交换报文传递和数据服务。新加坡政府鼓励外国公司参加投标,并允许获得49%的股份。

    直到今年2月，世界贸易组织推动签署了电讯自由化经营的全球协议，将全球开放电讯市场的运动推向了高潮，照此趋势发展下去，严格意义上的区域市场不久将荡然无存。

    电讯是当今世界上仅次于保健医疗和银行的第三大产业，总资产达6000亿美元。电讯市场的开放，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是极为有利的。例如，开放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国际长途电话的价格下降80%，这样一来，在今后的5至10年内，可能只有两三个企业能够存活。美国目前是电讯费用最便宜的地方，只要开放协议一签，就直接意味着100万的新增就业。而开放电讯市场最重要的结果还在于，它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到发展中国家去吐丝结网。

    电讯产业发展的核心内容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通讯技术，其技术前景是多种媒体的信息制作、传输、接收和显示一体化，其本质是以新信息技术为传播载体的信息传递和信息流动，电讯国际化所形成的格局，是数字化电子数据跨越每一个国家的政治疆界在全球进行无限制的时空一体的传递和流通，这被人们称做跨境数据流。

    在信息社会，凡是跨越国家政治疆界而流动的数据、知识、信息等，包括国际广播、电视、电话、传真等国际传播与电讯业务内容，以及涉及政治、法律、金融、会计、咨询、广告等跨国服务领域中的专业信息，都属于跨境数据流范畴。

    如果在“大同社会”，跨境数据流是很完美的，它会对人类的能量作极大的提升，从而带来莫大的福祉；但在世界各国的信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信息环境存在着巨大差异的条件下，它引起的是不平衡和不平等。

    这是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国际信息服务市场上占有绝对优势，因此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跨境数据流不平衡的现象。这种不平衡表现在发达国家进口的是更多是原料数据，出口的是成品信息，发展中国家则与之相反。信息技术的不平等，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的国际关系、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在个人、组织结构、国家和地区等不同层面上产生着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跨境数据流的不合理流向和不平等格局，加大了殖民主义时代留给下来的残余——南北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政治上的控制和被控制，经济上的强大与弱小，还使发展中国家形成信息依赖——技术依赖——经济依赖直至政治依赖，一连串国家主权的丧失。

    美国曾提出过"信息保护伞"理论,其军事和研究机构也多次进行以信息战手段打击别国的研讨和模拟演习；现在美国凭借其雄厚的信息技术优势，咄咄逼人，极力鼓吹全球电讯自由流通，令人不能不怀疑美国是企图通过电讯网络和跨境数据流来控制世界,在自己构筑和控制的"网络世界"里横冲直撞,打击别国的疆界,践踏别国的主权,拓展自己的疆界，实行"网络帝国主义"。

    在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暴中，受害诸国都体现出来了一种在信息社会条件下特有的脆弱性和易受侵害性。有资料显示，一些跨国公司和国际炒家，通过国际贸易数据流、营利性计算机服务网络、公司社团内部的数据流，充分掌握了东南亚各国的金融与信用控制数据、财务管理数据、政府数据、生产与分配数据、人事与工资数据，甚至于飞机机票与旅馆预定数据，因而能够进退有据，频频得手。

    金融自由化的力道12月12日，世界贸易组织的百余成员国经过冗长的谈判后，终于对各国金融市场自由化达致协议。在这项协议下，各国的金融业如果不是立即完全开放，也将会有较大幅度的开放，这对整个世界的金融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将会有很大的影响。在世界贸易组织成功的实现贸易自由化之后，金融业自由化的谈判就进入艰巨的进程，虽然在谈判中各国不免有诸多讨价还价，可是，就趋势看来，达致协议是不可避免的结局。这次谈判终于在限定期限内得出一个结果，也可说明各国充分利用谈判的形式在利益上取得双赢的效益。金融业自由化，可说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较量，发达国家，特别是目前在经济上称霸世界的美国，一贯都挥舞自由市场的大棒，谋求发展中国家加速打开大门。发达国家的金融业经过80年代的整合之后，目前正进入成熟期，它们资金充裕，科技设备发达，经营技术老练，对于任何可能开放的市场无不虎视眈眈。最近，韩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援助，所答应的一项承诺，就是开放国内的金融市场。此消息一传出，美国的金融业无不雀跃万分，都在摩拳擦掌，准备大举进军韩国市场，由此证明金融业自由化是符合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在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业是经济上的重要防线，如果大门一打开，国内的银行、保险公司、股票行的控制权都可能要拱手让人，那时，经济上的主权也会名存实亡，或用一些国家的谈判代表的话，是导致金融业的殖民地化。发展中国家的顾虑并非毫无理由的，因为这些国家的金融业起步慢，规模很小，实在无法抗拒过江龙的鲸吞。其次，在许多国家中，金融业也和社会上层利益有密切关系，如非不得已是不会轻易放弃这种利益的。可是，尽管在心理上有诸多抗拒，发展中国家也看到一个事实：目前世界经济正朝向一体化的阶段发展，资金流动和市场变化异常迅速，发展中国家如果想要分享一杯羹，就须要毫无选择的融入这个大环境中去，以短期的牺牲换取长期的利益。如果单是想要获取经济的快速成长，又不愿开放市场，这实在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也。其实，在看到这个大趋势的同时，许多国家也并非未曾认识到，金融业自由化的利弊不是一成不变的，向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开放门户，等于是吸取先进的金融管理经验和科技，取得更多的资金，扩展服务，从而推进其他经济领域的发展。目前，世界金融业的资产高达数十万亿美元，这是一把双刃的利剑，问题就看各国如何善加利用。在目前发生金融危机的亚太区来说，开放金融业也未尝不是解决危机的一个长远步骤，因为接受外国金融机构的到来，等于是吸引资金的回流和国际投资者重新回到市场上来，这对目前各国金融市场上发生的信心丧失的状况是能起稳定作用。这次本地区发生的金融危机，多少显示是一种信心震荡的现象，所以才产生骨牌效应。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经济体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11月22日发表文章言：在关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功过的辩论中，跨国公司处在核心地位。批评跨国公司的人把这些公司说成是横行霸道的公司，利用自己的势力剥削工人和开发自然资源而不顾任何国家或社会的经济繁荣。主张建立跨国公司的人认为跨国公司是全球资本主义的胜利，把先进技术带到穷国并把低成本产品带到富国。

    没有人怀疑垮国公司的重要性。这些公司是实现全球化的主要渠道之一。根据联合国1995年公布的数字，跨国公司通过国外分公司销售了七万亿美元的货物，比世界出口总值都多。跨国公司在本国之外的销售额比出口额增长快20－30％。跨国公司在全球投资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96年底，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企业在本国之外拥有的工厂、设备和财产一一超过3亿美元。在全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比投资总额增长快两倍，但是仍只占工业富国年投资额的6％。此外，联合国1997年发表的世界投资报告估计，所有专利技术国际使用费的70％涉及母公司及其外国分公司之间的支付，这表明跨国公司在全球传播技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跨国公司发展壮大的最通常的解释是规模经济。有人说，在某些工业领域，如果公司变大和产量增多，那么效益就能提高。对跨国公司发展壮大的另一种解释是垂直一体化。在某些工业中，某种资源的供应商和使用者的相互依赖关系使得这样的公司难以合作而不相互控制对方，因为总是存在一方企图破坏另一方的风险。这就是许多公司垂直一体化，即收购供应商或客户的原因所在。

    同许多年来一样，今天所有外国直接投资的大约3／5都投到富国，2／5投到“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比在富国的地位更突出。跨国公司的资金主要是投往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是直接投到具有增长最快的前景的地区。去年，亚洲（日本除外）吸收了800亿美元，约占发展中国家中外国直接投资总和的2／3；拉美吸收了390亿美元。东欧在1994至1995年期间吸收了巨额外国直接投资，但去年外国直接投资突然停止，因为政府出售的国有公司数量减少了。非洲尽营自然资源丰富，可是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外国直接投资，因为这个地区几乎没有人能买得起富裕世界的消费品。

    在所有外国直接投资中约有一半涉及合并和收购。这些交易帮助公司在销售上达到规模经济水平，井能使经营好的公司接管经营差的公司。在某些工业部门和某些产品中，跨国公司的重要性正迅速增加。

    出口平台的终结？

    自６０年代以来，环太平洋地区工业化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一种特别的工业化模式－－“出口平台”的快速扩展。

    “出口平台”的概念是，创立一个对外国投资者有利的飞地经济体（enclaveeconomy），使它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飞地经济体里，困扰着这个国家的经济的其他部分的基础设施、保安、法治和贸易政策问题都不存在。亚洲各国政府引进了多种形式的“出口平台”，包括加工出口区（EPZS）、海关保税仓库（bondedwarehouses）、经济特区和各种关税退税制度（dutydrawbacksystems）。各国政府以奖励劳工密集出口货的宏观政策，尤其是通过适度的汇率，来支持这些体制。

    “出口平台”策略是以纺织品和服装工业作为开始，真正收效的是电子工业。随着半导体工业兴起，惠普（Hewlett-Packard）、得克萨斯仪器（TexasInstruments）、国民半导体（NationalSemiconductor）等公司便觉察到，甚至在这个高科技部门，还有许多像装配芯片等技术水平很低的工序，都可以采取这一策略。于是，新工业领袖开始寻找低工资生产地点。信息科技的进步，使“出口平台”生产的可行性大为增加。设计和制造过程用电脑辅助，使设计、材料的切割和其他技术规范，可以由工程总部通过电话线传送到各地的生产地点。运输开支的减少，如通过电脑化和集装箱港口留港时间缩短，也方便了生产过程的采购活动在国外进行。

    早期低工资生产地点的候选对象，是在美国后院。得克萨斯仪器就是在萨尔瓦多开始生产，直到政局动荡，折磨美国人的活动如火如荼，他们才离开了那里。后来发现香港的条件比较好：社会稳定，工资低，法律上和政治上由英国控制，这种模式又在香港展开。香港的成功，令台湾和韩国等邻近地区和国家都步其后尘。接着新加坡又依样划葫芦，马来西亚也这样来做。可以到处迁移的电子企业在加勒比诸岛、墨西哥、中美洲等地被人忽视或避开，东南亚国家却开始为吸引它们前来而进行激烈竞争。到1975年，全世界的海外电子装配厂工人，东亚就占了大约95%。到70年代中期，事情已经定局：贫穷的东亚国家被卷进世界范围的电子革命，拉丁美洲、中欧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被撇开了。由1980年开始，中国在在沿海地区设立了多个经济特区，尤其是在香港边境附近的深圳市。不出几年，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出口兴旺景象出现了，劳工密集出口生产活动给中国提供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作职位。

    加工出口区、海关保税仓库和各种关税退税制度，是东亚经济之虎早年得以输出大部分工业品的原因，也起了模范作用。例如在韩国，跟在加工出口区的外国投资相比，人们是更强调联营企业和使用技术许可证。但基本模式一样：通过让外国企业直接参与，使国内生产与世界技术挂钩。联营企业，制造原厂配备，用许可征向外采购等安排，全都方便了比较贫穷的经济体从事出口导向的制造业活动。东亚的“雁阵”控制了全球电子生产的上游，协助它们的经济迅速增长了不止15年。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台湾以及在不那么大的程度上香港（它却成了中国南部“出口平台”生产的服务中心）的工业品出口“奇迹”，大部分是以此为基础。

    出口平台作为工业发展的一种模式，源自以下两股力量的连结：一股以商品和资本自由流动为标志，即华盛顿试图创造一个自由世界经济秩序的努力；另一股力量则是跨国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二次大战结束不久，第三世界国家为寻求快速的工业化，以培育本地工业制造本地产品替代进口为目标，创造出受保护的内部市场。但是，华盛顿却认为全球性的自由贸易更适合美国利益，因为当时美国厂家仍然是最有效率的生产商，可以将竞争推到那些不受保证的市场去。作为削弱这种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部分努力，美国国际开发署（AgencyforInternationalDevelopment）的经济学家和他们在世界银行的同行，加上在美国各重要大学里新古典发展经济学者的协助下，开始形成出口平台的策略。

    为了解除第三世界精英们的武装，国际开发署和世界银行的技术官僚们争论说，虽然工业化是值得争取的目标，但是由于国家内部普遍贫困，有效的需求极为有限，因此进口替代会很快被耗尽。第三世界国家应该转而雇佣它们那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并改为发展像纺织、制衣和做鞋等低技术的制造业，它们的低廉劳动成本将为它们出口到先进国家的市场带来竞争优势。世界银行总裁罗伯１９７５年便说过：“大多数国家必须作特别的努力，将它们原先与进口替代相连的、市场相对细小的制造业企业转向由出口增长所带来的更大的发展机会”。为了在出口平台中取得成功，世界银行劝告第三世界的技术官僚们进行“结构改革”－－这是一种好听的说法，它包括：将本国货币贬值，以令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允许外国投资者进入本国，设立出口制造业的企业；设定工资上限，以制造出廉价的、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以及取消对进口的限制、降低对那些出口制造商所需的原材料资本货物和中间货物的进口关税。这一世界银行所带导的打开第三世界经济的运动，巧合地（也许其实不那么巧合）与６０年代后期、７０年代早期美国跨国企业的需要相符合。由于在跨国企业之间及与日本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美国的跨国公司都将减低劳动力成本视作谋取利润的关键。美国已经工业化的劳工相对来说较高的工资被视为问题所在，而未工业化的东亚及墨西哥劳工的低工资则提供了解决方法。以下７０年代早期的数据为我们揭示了劳动力成本上的这种差异：１９７２年，当美国工人平均月薪固定在大约１２００美元时，台湾工人平均月薪只得４５美元，而南韩、新加坡和香港工人则顺次为１８、６０和８２美元。美国的跨国企业遂将它们的发展机会系于亚洲廉价劳工和美国资本的联姻上，由此制造商品去繁荣美国市场。

    从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８０年，美国在海外的私人投资增加了四倍，即从５００亿增至２１４０亿。出口占了美国海外有关制造业销售的四成。到１９８８年，有３２０亿的美国投资放在亚太地区，还有颇重要的一笔数目投放在出口制造业方面。与美资有关的出口往美国市场占亚太地区的比例由１９６６年的不足１０％升到１９７７年的超过２５％。在所有这些方面。今天的比例都更加高得多。

    相对于制造业投资的东亚的增加，美国本土的工业也随之被“挖空”了，这一点在电视机工业中呈现出来。为了与流入美国市场的、廉价而高质的日本电视机竞争，美国厂商把他们大部分的生产在６０年代时都转移到墨西哥、台湾，后来又到新加坡去。到７０年代中期，虽然在美国销售的黑白电视机接收器大约还有２０％是在本地生产，但在墨西哥和台湾制造及半装配好的零件还是大部份都组装进这些电视机里。在彩色电视方面，主要制造工序往墨西哥和东亚的转移，造成的结果是海外生产的半装配好零部件占美国厂商所使用的全部组件之比例，由２３％上升至超过９０％。在这一期间，美国本土电视制造业的地位在１９６６年与１９７０年间下跌了五成，并在１９７１年再下跌三成。

    美国的贸易政策是推动所谓“再出口”，即美国生产的构件由外国廉价劳工组装好后，以制成品的形式运回美国。美国关税代号第８０６和８０７节给予进口制造的美国构件免税进口，这意味着只有附加在组装工作上的价值被征税。这一“８０６／８０７”进口部份的总价值由１９６６年的９．５３亿上升至１９８７年的将近４００亿。这一往东亚及东南亚转移工业制造竞争的动力，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证明：美国把大部分电视制造的生产移往台湾这一行动，刺激起日本的生产商也把他们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转到台湾和韩国，以抵消美国在减低劳动成本上的暂时领先。这种通过转向低工资的东亚和东南亚来互相降低价格的过程，同样发生在美国及日本生产电脑板和电脑的工业上。

    再没有比东亚边缘这一流行的形象更能说明美国投资在这里比在其他区域获得更大利润。１９８４年美国投资在欧洲及拉丁美洲的回报率分别是４．３和７．２，但在亚洲却高达１４．０，而在个别的亚洲国家里，回报率则达更高：台湾是２１．８，新加坡３４．７，南韩高至４１．２。

    直接投资到东亚，这只不过是美国公司从这地区的廉价劳力获利的其中一个途径。除此之外，部分跨国企业更采用“转包”或“原设备生产”的安排，即由东亚厂商生产产品，然后用该跨国企业的牌子出售。台湾就是这么一个转包中心，由小型的台湾厂家为美国厂商生产诸如ＩＢＭ、通用电器等产品。转包在台湾已变得如此制度化，以致一个外国行政人员评论说：“你真没法把台湾看成是出口国，它只不过是一群为美国市场而存在的转包者”。

    这些有利于跨国企业的理想条件并不是自然地发展起来的，而是因为各国政府急于吸引外国投资而不惜代价制造出来。在各种吸引外资的招徕中，有一种叫“出口加工区”，即那些设立在菲律宾巴达安半岛、台湾高雄和韩国马山的加工区。在加工区内设厂的厂商被给予一整套优惠。以巴达安出口加工区为例，计有：允许１００％的外国资本；允许一个低于首都马尼拉的最低工资额；免税特权，包括本地资本设备减税，进口原料和器材免税、和免收出口税、地方及省一级税项等；优先获得中央银行外汇分配购买进口物资；低廉的地租和水费；政府负担基础建设及厂房，后者可由公司以低价租用或购买；以及加速固定资产的折旧。

    出口平台的基本缺陷，即它的依赖性。这些缺陷，在首要的新兴工业国和地区－－韩国和台湾的例子中得到了清楚的说明。一方面，新兴工业国很大程度上依赖在一个出口市场－－美国市场上，它在８０年代中期吸纳了前者大约四成的出口产品，随着保护主义横扫美国和其他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出口的导向就成为主要的弱点，在这种经济的未来前景投下重重阴影。过去四年来，美国为了结束它与韩国、台湾之间的贸易赤字，特地进行了一场攻势猛烈的贸易战，结果台湾１９９０年的经济增长创下了自１９８２年来的最低点，而韩国的贸易平衡则在享受了大约四年的盈余之后回复赤字状态。另一方面，新兴工业国过去３０年来虽然都有８％到１０％的增长率，但基本上它们的零件制造和科技仍然依赖日本。事实上，它们的角色一直都是提供廉价劳动力去组装进口的零部件和科技。韩国１９９０年与日本有５９亿贸易赤字，以及台湾同年与日本有７９亿贸易赤字这一事实，便显示出这种倾斜的关系。台湾赫赫有名的“电子计算机工业”，便是一个名过其实的名称，因为它实际不过是低技术的、以密集劳动力去大规模仿制ＩＢＭ模型－－这一模型本身就是为易于仿制而设计的。至于韩国，它那高技术生产者的形象被这样一些严峻的现实所打破：销量最好的现代汽车也许是韩国最著名的出口产品，可是它的本身外型是抄袭意大利的设计，它的马达由日本三菱公司设计，它的传动器设计和制造也都是由三菱公司进行。韩国的彩色电视机跟日本产品在美国市场上也许竞争得难分难解，但是其中日本制造的零件却占去了韩国彩电的８５％。再者，韩国号称世界第五大个人电脑出口商，但事实上只有电脑用桌才真正由它制造。换句话说，韩国和台湾都并没有摆脱作为外国（尤其是日本）零件装配工场的地位，这一事实已经将它们带到一条我们称之为“结构性压榨”的死路上去。由于本身研究和发展基础薄弱，加上日本对分享其先进科技的明显抗拒，新兴工业国无法自行生产高科技产品，因此，当它们现在的工资水平已大大超过亚洲其他国家时，它们也就被赶出廉价劳力的市场了。生活指数的提高、劳动力储备的枯竭、加上日益有力的劳工组织，使台湾和韩国现时的平均工资比东南亚高出３倍，比中国大陆更高出１０倍。举一例子，台湾纺织工人的平均时薪是３．６５美元，在泰国和印尼则分别只有０．６８美元及０．２３美元。可以预料，美国和日本制造商会把赌注提高，并将它们的工作重新分布往泰国、印尼和中国大陆。更危险的情形，是新兴工业国里许多本地企业也随着美日转往上述地方设厂，与美日制造业被“挖空”相仿的情形正在向新兴工业国发出实实在在的恐吓。因为与美日两国不同，台湾、韩国、新加坡等在劳力密集制造业日益推动竞争力的同时，并没有一个技术密集的高科技产业在背后作为支持。

    简单来说，出口平台即是企图在脆弱的基础上建立起稳固的经济，极度依赖外国资本、外国市场和外国科技的动向，它使这些国家只剩下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廉价劳动力，而当这一筹码失去时，外国资本和本地厂商也跟着离去。

    总括而言，出口平台虽然为东亚带来了高速经济增长，但它同时也加重了社会不平等，加剧了政治上的压制。而且，这种工业发展产生了对外国资本、外国市场和外国进口技术的完全依赖。它总有一天会来一个历史终结而改弦另张。也许金融风暴让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在悄悄崛起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在香港举行的前夕，康德苏表示相信，欧洲未来的单一货币定能发挥其作用。而亚洲领导人正在思考该奉行什么样的货币政策，该以何种方式使用于商业和金融往来的外汇储备多样化的时候，欧元显然是值得他们考虑的。

    东亚货币自7月份以来所出现的严重危机迫使有关国家（特别是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的当局尽一切努力来恢复市场对当地货币的信心。须知，今年夏季当地货币的价值下跌了15％到30％。除了这个当务之急之外，亚洲的领导人也开始对建立在美元基础上的，难以抗住美元逃逸的灾难性影响的货币体系进行思考。而同时，长期受投资资本支撑的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也表现了出来。这是一个值得该地区所有国家重视的问题。

    蓬勃发展的贸易也在促进着外汇储备结构的变化。随着这些“新崛起的”国家经济的发展，它们之间的贸易、它们同日本的贸易以及最近同欧洲的贸易进一步发展。这一切都对美国不利。然而，该地区的主要贸易基本上还是用美元来计算。直到目前，亚洲的“老虎”和“龙”们尽管会为此吃苦头，但仍然忍受着这一不正常的现象。不过，在1999年发行欧洲单一货币的前景为这些希望使它们的贸易支付方式和外汇储备多样化的国家提供了新的机遇。

    凭借这些有利的条件，负责货币问题的欧洲专员蒂博·西尔吉不失时机地在香港向着他的亚洲交谈者吹嘘未来单一货币的好处。他自称取得了一些成果。他的谈话尤其吸引了中国的领导人。在9月22日他同中国总理李鹏举行双边会谈期间，李鹏明确地对这位欧洲代表说，他不希望外汇储备都是一种货币。换句话说，就是不希望都是美元。这决不是一句无关紧要的话。须知，中国的外汇储备目前已达到了1316亿美元。

    此外，如果人们把7月1日回归祖国的香港的外汇储备（为853亿美元）也加上，那么总共就有了217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这么大的储备中不愁没有欧元的位置。不过，香港的领导人强调说，关键是欧元要“坚挺”些。香港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比北京的领导人还要保守。他们尤其希望在货币问题上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对北京的独立性。

    香港货币当局的外国投资负责人弗朗西斯·劳认为，有否可能重新考虑香港外汇储备的构成（美元占了83％，马克所占比重不大），这将取决于欧元同美元相比较时的信誉程度。

    在欧元疲软的情况下（弗朗西斯·劳认为，如果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成为第一批使用欧元的国家则有此可能），人们很难接受欧元。因此只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即在证明了未来欧洲单一货币的可靠性之后，香港当局才会考虑这一问题。亚洲的其他国家也采取这种观望态度。它们不想过快地抛弃一种已经得到了证明的货币（指美元），而接受一种尚未被证明的货币（指欧元）。

    9月中旬，第一届亚欧财政部长会议在曼谷召开。亚洲各国的财长们对于1999年将要诞生的欧元表现出极高的期望值，认为欧元的诞生，世界上又多了一个强大的储备货币；目前亚洲的储备集中在美元、日元和马克上，而这些货币的不可测因素越来越多，资金调动可轻易的造成东方的市场不稳定；许多欧洲银行已因为外汇业务减少而把业务转移到东方，随着市场对亚太区域货币的兴趣增加，汇率的波动将更厉害；而欧元可望具有的稳定的流通性，将减少很多套汇的机会。因此不少亚洲国家在考虑把欧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

    根据现在外汇市场风行的看法，欧元——计划中的欧洲货币联盟的产物——将是疲软的。因此，德国马克被廉价抛售，马克降到大约1．85马克兑换1美元，这是自海湾战争以来的最低点。但是交易商肯定会感到惊讶。欧元将与人们的预料相反，上市流通时将相当强劲有力，甚至比马克还坚挺。此外，使用欧元的国家财政上的挥霍浪费实际上将有助于欧元的坚挺，至少在它面世的初期是如此。

    当欧元面世时，它将成为一个更大、而且平均说来跟美国一样富裕的欧洲经济的货币。它的政府债券市场将比现在世界上最大的证券市场美国财政部债券市场还大，而且它的股票市场将为投资者进入世界上一些营业情况最佳的公司提供机会。

    在欧洲各地，欧元在投资和贸易方面所具备的代用货币特点将鼓励投资者和企业甚至在非成员国也使用欧元帐户，而不是将欧元兑换成当地货币，这将增加对欧元的需求。虽然欧元作为储备货币起初可能不是美元的对手，但是它显然将是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第二选择。欧元的使用将提高成员国之间贸易的效率，提高欧元地区联合经济的价值。简而言之，欧元的价格将大于它的组成部分的总和。

    要是欧洲货币联盟国家遵守马约所规定的财政纪律，并坚持要建立一个强大和独立的对实施货币政策负有明确责任的欧洲中央银行，它们实际上将会使欧元贬值，抵消这种上扬的趋势。这是因为紧缩财政开支可能会抑制经济增长，迫使利率下降。从经济观点看，欧元的基础将更加强有力得多，但是它的交易将是疲软的。

    有着发达的金融市场的主要货币，例如80年代的美元和90年代的马克，在它们的政府开始连续出现财政赤字和奉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时，一般说来往往会上扬。最终，在入们开始对通货膨胀感到担心、投资者对经济不平衡感到忧虑时，这些货币（的比价）就会回落。不过就欧元来说，它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坚挺。

    人们从德国马克在1990年实行货币统一后的一段时间里保持坚挺看到了欧元将来会是什么样子的线索。两个德国统一时，政府财政赤字增加，工厂的设备利用率达到了极限，通货膨胀率罕见地上升到4％以上。然而，马克同欧洲货币和美元的比价在此后5年的时间里却继续稳步上升。

    欧元崛起的事实所显露的问题是，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是不是也在面临一场大的变局。在这次金融风暴中，欧洲同美国相比，损失显然要小，绝无惊惶失措之色。例如英国人在香港应该有重大利益，然而在香港的震荡中，却似乎是有恃无恐，媒体所报导出来的损失并不大。而且，眼下整个欧洲的经济开始出现生机。德国汽车的销售额、瑞典的国内物价以及西班牙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几乎所有经济指标都呈上升趋势。

    那么，这场变局最终的受益者究竟是谁呢？

    救世主的后面

    《印尼观察家报》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所会造成的冲击与影响，人们将永远不会完全知道。对基金组织的援助配套的一般反应被认为是有利的。但对在最紧密的圈子之外的人们来说，他们感到失望的是，详细情形并未公布。除了比较好的正面反应之外，还有比较消极的一面。例如对印尼经济进行的一系列援助，是否必定会带来货币稳定，反应消极的人感到怀疑。他们甚至预见局面会动荡不安。在他们眼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是什么救世主，而是会把印尼的肢体切断的上帝。雅加达依康尼特咨询顾问集团的里萨尔·拉姆里，预见会出现经济滞涨（stagflation）。“印尼正在进入经济滞涨时期，其特点是低增长与高通涨，可能会在总统选举以及3月新内阁组成之前，导致社会不安与政治不安。这是印尼国内的悲观看法。至于来自国外的悲观看法，香港政治与经济风险咨询公司预见，“社会紧张局势会加剧，可能导致反华暴动”；“通涨率和粮食价格会上升，可能因此触发劳工纠纷”；“不健全的银行会发生挤提”；“军方可能在总统选举前镇压对政局不满的人”；“与有影响力人士有来往的人的商业活动，可能会妨碍经济前景”。经济学家费萨尔·巴斯里说：“当前新加坡经济的情况，不是患上像流感那样的小病，而是患上了危险的重病，比较像中风。一切肯定是由于经济过热，吃下去的食物准是充满了蛆虫”。这里的“蛆虫”指的是什么？巴斯里解释说：“蛆虫指的无非是贪污、勾结等类似疾病。为了医好这些病，服食药力轻微的药物已经不管用，需要大剂量的抗生素。“看来国内已经没有医生能治好这个病。到国外寻找治疗办法的时机已经到来……至少是从国外请医生来”。上面的描述还许太富有戏剧性了。但人们必须承认，有些情况是真实的。这么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医生”已经检查了病人，作出了诊断，开了处方。但愿正常的医生会像他们那样做，把大量现金注入新加坡经济。（不是一下子，而是分期。）病人不光要吃药，还必须遵守规定每天24小时必须做的事——取消垄断，取消多数时候只有少数人得益的津贴。但能不能做到，只有天知道。

    国际炒家仅仅是小卒子

    《联合早报》发表特约评论员张一帆谈世界股市暴跌的政治原因。作者认为，从东南亚货币危机，到日前全球股市暴跌，很大程度是冲着香港市场而来的。如从经济情况来看，危机发生在香港是没有理由的，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另有“黑手”在作祟，而国际炒家可能只是小卒子。继香港股市于上周五重挫之后，纽约股票市场星期五还暴跌，接着到星期一，市场更一路狂泻，道琼斯30只工业股指数共跌554点，按照交易条例规定，纽约股市不得不暂停交易两次。受此影响，东京股票市场在星期二还下跌8%，跌到16271点，退至今年的最低点。其他世界各地的股市还都陷入一片惨云愁雾之中。人们普遍担心，1987年10月的全球性股灾是否会在10年之后的今天再次重演？美国财政部长鲁宾就此发表紧急声明指出，这次股市风暴为暂时的现象，因为美国经济发展健康，与10年前发生股灾时的情形并不一样。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当天早上的一项谈话中还指出，10年前的股灾中，日本的日经指数下跌了22%，而这次风暴来时日经指数的跌幅还没有超过10%，因此，虽然股市风暴堪忧，但是情况并不算是危机。美日政府上述两项谈话的目的是为了稳定股票市场的信心，但是，世界股票市场对此会作出何种回答，则并不能令人乐观。

    这次世界性的股市风波，起源于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危机。在过去4个月中，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四个亚洲新兴工业国家的货币相继贬值，其跌幅在21%至35%之间，股价指数则下跌18%至38%之间。在东南亚这场货币危机中，以泰国的问题最为引人注目。不久之前，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召集亚洲主要经济国家在东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一项提供总金额172亿美元的对泰国的货币援助计划。但这一举措，并没能遏止住东南亚货币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和扩散。进入10月以来，台湾外汇市场经历了巨大震荡，到10月下旬，香港货币面对冲击，幸而投机活动给击退，但股市却陷入危机，在上星期四，恒生指数一度挫跌1800点，当天收盘还跌一千二百余点，从而创下近年最大跌幅。

    不可否认，香港这次由货币引起的股市危机，人为操纵的因素极为明显，从香港政府公布的数字来看，香港经济的增长幅度在5%至6%之间，这一数字反映了香港经济出现正常和健康增长，按道理讲，香港股市没有发生大波动的理由，但是国际的货币大炒家依然把矛头对准香港，这就不得不使人联想到其背后有可能存在的政治阴谋。香港于今年7月1日回归中国，这是本世纪末的盛事，对此，世界上有些人并不高兴，想方设法搞垮香港、破坏香港自由经济的人不能说没有。近15年来，香港实行的是和美元直接挂钩联系汇率制，因此，从汇市和股市入手，搞垮香港的金融，就成为这些人最大的阴谋所在。只要稍稍分析一下近百多天来东南亚货币危机的走势，就不难发现在这次股市危机中确实存在着一只看不见的“黑手”。现在回过头来看，制造东南亚的货币危机事件并不是这次“黑手”的目的，这仅是为了最后整垮香港金融所作的一个“铺垫”。这只“黑手”还知道，香港有888亿的外汇存底，还有中国1347亿的外汇存底作后盾，因此要搞垮香港金融谈何容易。有鉴于此，这只“黑手”就采取了个别击破的手段，为了逼使香港就犯，先攻破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最后把目标对准香港。香港政府把联系汇率制视为香港稳定的重要标志之一，香港会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该制度。在香港周围的东南亚国家的货币都普遍贬值的情况下，港币的金融独立和居高不下之势必会对该制度构成严峻的威胁。从这次香港股市危机来看，这只“黑手”显然是大量抛出股票套取现金，然后再用高汇率套回美元，这就使得香港不仅股市暴跌，汇市同时受到压力，如果港币坚持不贬值的话，香港的各个产业领域，特别是旅游业将受到严重的挑战。对于这样的阴谋，香港特区政府应该说是清楚的，港府一再声明绝不改变联系汇率制，因为他们明白，该制度是香港稳定的重要关键。由于港币紧紧“咬住”美元不放，香港股市的暴跌直接牵连到其他市场，可以说纽约和东京股市的暴跌是遭池鱼之殃，这实在怪不得香港的股市，要怪只能怪那只“黑手”。纽约股市的暴跌还有其自身的原因，从1987年10月的股灾以来10年间，纽约的道琼斯指数共膨胀了四倍，美国联邦储备局在去年底就曾发出警告：“这是不合理的狂热”。然而，假如没有香港股市暴跌的诱发，纽约股市还不至于这么快的陷入狂跌的危机。这次世界性股市暴跌的起因应该是那只“黑手”，但愿美国人能够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跨国公司的新动作

    尽管泰国经济前景尚未明朗，但是邓普顿11月16日却“大胆”地推出其“邓普顿投资基金”属下的第8个分基金——专门投资于泰国股市的“泰国基金”。邓普顿的行销部总经理简道文说：“我们的策略是在市场人士匆匆离场时，趁低吸购股票。况且，泰国目前的股价已从93年的高峰猛跌了80％左右。指数还处于10年来的最低水平”。“泰国股市进一步下跌的幅度非常有限”。和其他的支线基金一样，“泰国基金”将直接投资于“邓普顿全球策略基金”属下的“邓普顿泰国基金”。有关基金将通过投资于在泰国股市挂牌的股票，以及在泰国有业务的公司，以争取长期的资本增长。邓普顿的投资分析员王德宽说，泰铢大幅度贬值将给予泰国在全球和区域出口的竞争优势。此外，大部分的坏消息已反映在股价内了，平均本益比还处于历来低点。以5年的展望看来，这个市场现在是非常便宜的。“我们认为泰铢汇率在现水平是被低估了”。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邓普顿全球策略基金”属下的“邓普顿泰国基金”自今年6月20日推出以来，总共损失了44.61％，而泰国股市还滑落了40.92％。简道文说：“这是一项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因此，我们并不鼓励投资人士把所有或大部分的资金投注在泰国”。王德宽还指出：“泰国股市从现水平，最多可能还会下跌大约15％至20％。尽管股市还有可能趋软，但是我们选择在现阶段就吸购。如果等到股市回升才进场，可能就无法买到我们所要的股票了”。“不过，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不要期望有什么利润或是奇迹”。“泰国基金”的最低投资额为5000元，之后的投资额为1000元。此外，邓普顿还推出定期储蓄计划，让投资人士有机会每月支出固定数额的资金投资于“邓普顿投资基金”这个雨伞基金属下的任何分基金。

    12月2日，汇丰银行主席施德伦在日本东京指出，汇丰控股不排除收购日本金融机构或与之合作的可能性。施德伦认为汇丰肯定没有反对收购的政策，而汇丰会以低于或相等于资产净值的作价收购健全的金融机构，而且会审核帐目。他重申汇控主席浦伟士一向不愿高价收购银行的主张，不过汇丰常在低潮时进行收购。他未有提及任何一家日本金融机构名称。他说，需小心与日资银行交易，直至日本金融体系完全整顿为止。汇丰控股主席浦伟士于九月底在北京已暗示，汇丰对亚太区银行有兴趣，但当时未有亚太区银行向汇丰招手。施德伦认为，日本要公布金融机构的真实状况，采取步骤以稳定金融系统，有必要时动用公共基金，除非上述措施实施，否则人人都会在危险下生活。日本一些金融机构一定要获批准倒闭，让那些机构股东承受痛苦，然后引入拯救机制。最佳例子就是八十年代初美国处理的储蓄贷款社危机手法。日本已沿正确方向进发，但缺少公开透明系统及活力。

    《第二冲击波》—中国如何拒风险于门外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

    随着金融开放向广度和深度发展，我国外资金融机构的数量和种类不断增加，目前获准在上海浦东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已达９家。外资金融机构已成为我国金融业的一支重要力量。据统计，截至今年３月底，我国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达１５８家，其中分行１３２家，合资银行７家，独资银行５家，外（合）资财务公司５家，保险公司８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１家；各类金融机构的代表处５２８家。我国已有２４个城市被批准允许设立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外资金融机构业务量也增长迅速，到去年底，其总资产为３００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５６．３％。去年年底，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上海浦东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试点暂行管理办法》，目前，人行上海市分行等有关部门正在加紧制定实施细则和税收等综合配套政策。允许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不仅可以推动我国引进外资，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而且会带来先进的经营技术、管理手段和融资工具，加快我国金融业国际化进程，还有利于金融外贸人才的培养和成长。在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去年开发完成了“在华外资金融机构非现场监管系统”，增加了时序分析、指标分析、风险预警等功能，基本满足了当前对外资银行非现场监管的需要；同时，正式建立了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加大了监管力度，去年，除对３３家外国银行分行进行非现场稽核外，还对部分外资银行进行了现场稽核，并查处了从事违规盈利活动的代表处。据悉，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在积极做好外资银行在上海浦东经营人民币业务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及时总结和积累经验，为今后扩大试点范围做准备，并将逐步扩大国外保险机构和投资银行在华数量，同时，积极推动《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的颁布；人民银行还将合理确定外资金融机构数量和地区分布，加强与外国银行监管当局和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合作。今后，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必将得到进一步扩展。

    对防范金融风险已有所警觉

    我国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金融体制的市场化转变以及与国际金融市场的接轨，一方面带来金融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产生着风险，特别是在体制转变过程中的体制不健全、不完善，使我国金融市场潜在风险更易暴露。近几年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逐步扩大，人们已开始意识到，金融风险是经济活动中由资金筹措和运用过程中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所带来的。由于这些不确定性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因而风险因素也是客观存在的，而金融活动处于所有经济活动的中枢地位，金融风险的积聚就有可能演变为经济危机。它不但破坏一个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秩序，而且也会威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稳定。墨西哥金融危机及近期发生的一些国家非法集资所引发的社会骚乱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加强对金融风险的管理和控制是至关重要的，应引起高度重视。

    早在4月，国家体改委就邀请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里斯及西方知名经济专家对金融风险管理进行过专题国际研讨。与会的经济学家认为，目前中国金融风险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体制性风险，主要是指由于体制转轨中，制度不健全，市场不规范而存在的风险因素，是一种特殊性风险；二是主要金融活动领域存在的一般性风险，这一风险与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风险具有共性。并指出，我国金融风险的管理或防范主要应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加快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明确各金融行业的发展方向及业务范围，建立健全金融法规；另一方面要尽快建立经常性的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和防范措施。

    防止国际炒家侵入颁布外汇帐户管理新规定

    为防止国际金融风暴和国际炒家侵入中国市场，中国人民银行加强外汇管理，日前发布并实施新的《境内外汇帐户管理规定》。依据新规定，境外法人或自然人在境内买卖Ｂ股的外汇，今后将可以开立外汇帐户保留外汇，但是外币股票的收支都必须用于说明书规定的用途。此外，中国境内机构和外国驻华机构一般将不允许开立外币现钞帐户。个人及来华人员一般也不允许开立用于结算的外汇帐户。据《中国证券报》报道，根据规定，境内机构发行股票收入的外汇开立外币股票专户，其收入为外币股票发行收入，支出用于经证券监管部门批准的招股说明书规定的用途；境外法人或自然人在境内买卖Ｂ股的外汇开立的外汇帐户，其收入为境外法人或自然人买卖股票收入的外汇和境外汇入或携入的外汇，支出用于买卖股票。规定提出，境外法人或自然人在境内买卖Ｂ股的外汇开立Ｂ股帐户，须持境外机构法人资格证明或境外个人身份证明直接到证券公司开户，该帐户内的资金不得转换为人民币使用。其他境内机构资本项目外汇帐户内资金转换为人民币，应当报外汇局批准。规定还指出，对于个人及来华人员超过等值1美元以上的大额外币现钞存取，应当向开户银行提供身份证或护照。境内机构、驻华机构一般不允许开立外币现钞帐户。个人及来华人员一般不允许开立用于结算的外汇帐户。人行决定，本规定发布实施同时，中国人民银行1994年4月1日发布的《外汇帐户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1994年5月30日发布的《关于〈外汇帐户管理暂行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1994年6月22日发布的《外债、外汇（转）贷款还本付息开立帐户操作规程》、1996年6月28日发布的《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外汇帐户管理暂行办法》废止。

    中国降低准备金利率，有利国企及经济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将在短期内公布调低准备金比率的消息，多名经济分析员表示，中国降低准备金率将令货币供应大幅上升，部分资金将由银行体系流至生产企业，将有利于国企及经济健康发展。香港《信报》报道，一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员更指出，自从人行近期减息后，国有及商业银行存于人民银行的准备金利率，高于一年期居民储蓄存款利率，导致银行体系利率结构极不合理。准备金利率也势必下调，此举将有利于刺激银行的贷款积极性。市场预期准备金率将由13%降至10%，发展证券估计，以96年央行的准备金总额，按信用乘数5.9倍计算，货币供应可增加22346亿元（人民币，下同）至96年底，央行准备金约25327亿元。存款准备金比率自1984年引进中国，虽然几经调整，但1988年9月由12%上调到13%，以后一直未作变动，另外备付金率为5%至7%。国内经济分析员指出，目前13%的存款准备率已维持8年之久，带有较强的计划经济色彩，此一比例亦明显过高，导致国内商业银行一方面要向央行缴存高额准备金，另一方面又向央行申请再贷款的畸型现象。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曾多次表示，中国在适当时候将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而国内官方媒体今年初开始亦多番强调此举并不意味中国要放松银根。可是国内银行界一名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降低准备金率，在一定程度上将提高国有银行及商业银行的资金自主性，但中国在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同时，要放宽信贷规模限制，银根才会大幅上升。

    李岚清说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已紧密结合在一起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指出：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已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21世纪的中国经济必将与世界经济密切合作，并将为世界的发展和繁荣作出更加积极的贡献。中国的发展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世界贸易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前的1978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只有206亿美元，去年增加到2890亿美元，使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序从第32位上升到第11位。特别是1991至去年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年平均增长16.6%，大大超过同期世界年平均增长速度，有力地推动了世界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市场已经成为世界市场的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市场，许多国家、地区和企业已在不同程度上得益于这个大市场，众多跨国公司来中国兴办合资或独资企业。18年来，中国吸收的外资总额已超过320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将近2000亿美元。预计到2000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将达4000亿美元。这将更加有力地推动世界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吸引国外资金流入中国，还将为中国与世界广泛合作创造更加良好的机遇。李岚清指出，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中国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面对世纪之交的发展机遇，在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日益扩大的今天，中国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更加充分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建立现代化的开放型经济，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开创对外开放事业的新局面。李岚清说，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实行市场多元化的发展战略，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建立并完善外贸管理制度和手段。中国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并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发展双边和多边贸易，不断扩大同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实现市场多元化。中国将坚持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的方针，引导并优化利用外资的结构，有步骤地推进服务业的开放，鼓励外资投向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和外向型产业，投向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中国将在不断完善引进外资产业政策的基础上，有步骤地推进金融、保险、贸易、通信等服务领域的开放，完善有关法律体系和政策体系，改进和完善投资环境，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逐步实行国民待遇。中国将继续根据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和偿还能力，借用国外贷款。中国将把扩大利用外资规模和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利用外资的水平提高到新的高度。李岚清还指出，中国将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中国和新加坡合作办的工业园区，促进并提高整个国家的对外开放水平。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充分信任和全力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为保持和发展香港的繁荣稳定而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一个繁荣稳定的香港，不仅有利于中国的繁荣和稳定，还必定有利于世界。

    由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金融会议

    在东南亚金融风暴正在向亚洲和世界蔓延之际，中国11月17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这是首次由中共中央与国务院联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对解决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中产生的重大问题作具体部署。中国领导人十分重视这次会议。据新华社报道，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基都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这次会议是党的十五大之后，由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会议。会议的目的，是正确估量当前经济、金融形势，充分认识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明确做好这项工作的总体要求、指导原则、主要任务和重要措施。做到统一思想认识，统一行动步伐，坚定决心，增强信心，加强领导，狠抓落实，加快建立现代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依法规范和维护金融秩序，保证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开创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会议认为，近几年，中国国民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在实现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经济形势一年比一年好。金融体制改革迈出了重要步伐，金融对外开放不断扩大，金融业稳步健康发展。会议指出，目前中国金融领域存在问题主要是金融体制还不能适应经济改革和发展新形势的要求，金融法制不健全，金融监管薄弱，金融秩序比较混乱，乱办金融的现象较为严重，一些金融机构违法违规经营。会议要求，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大体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显著提高金融业经营和管理水平，基本实现全国金融秩序明显好转，化解金融隐患，增加防范和抗御金融风险能力，为进一步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会议强调指出，须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强化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能，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步伐，并健全多层次、多类型金融机构体系；必须依法治理金融，规范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金融秩序，大力整章建制，严厉惩治金融犯罪和违法违规活动，把一切金融活动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必须加快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转变，为金融良性循环创造好的经济环境，特别是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建立政企分开的投资体制，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坚决避免“大而全、小而全”和不合理重复建设。同时，金融系统要更好地为经济改革和发展服务，端正经营思想，提高金融服务质量。会议认为，当前是加快和深化金融改革、解决金融领域中问题的好时机。在这次金融会议上，调低准备金率是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工作重点。中国拟调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消息已在市场扰嚷了一年多的时间，但这次却有狼终于来了的感觉。中央原计划在这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同时宣布再度减息和调低已实施多年的存款准备金制度这两个利好消息，但由于种种因素，减息措施遂提早在上月22日颁布。至于调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是否能有即时的效应，熟悉情况人士却指不一定。中国人民银行一名官员表示，市场常有一种错觉，以为调低存款准备金率，将令银行增加流动性资金，显示国家拟进一步放宽银根的先兆。他强调，改革准备金制度最终的目标是逐步恢复准备金调节货币常供应量的功能，为由宏观调控走向市场手段的转变提供基础条件。现阶段中国准备金制度的功能与国际存在极大差异，有改革必要。该官员表示，准备金制度的改革，并非因银行“缺钱”贷款。现阶段银行资金充裕，只是在没好项目可贷款的情况下，银行对贷款采取谨慎的态度，以避免增加信贷风险。据了解，现时中国许多非银行金融机构，对昔日视为“如珠如宝”的信贷额度都不屑一顾，去年和今年的信贷额度都没有采用，主要原因之一亦是没有好项目可进行投资，多位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官员表示，在“为国家赚钱是应该，亏钱乃要负起责任”的情况下，宁减少投资、避免出现信贷流失所造成的麻烦。今年头七个月，中国的新增贷款为4503亿元（人民币，下同），比去年同期减少156亿元。而由95年至97年中国的新增贷款增长幅度有明显下降的趋势。中国相信，中央在改革准备金制度的同时，会采取相应措施，始终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吴仪认为金融风波将削弱中国出口竞争力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吴仪说，东南亚金融风波将使国际市场需求增长受抑制，而且，与中国“出口商品结构雷同”的东南亚国家也将削弱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她预计中国明年的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工作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吴仪是在《人民日报》12月16日刊出的一篇专访中谈到展望1998年中国对外经贸形势时提出上述看法。她说，首先，东南亚金融风波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市场的持续动荡将会对明年世界经济的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国际市场需求增长将会受到抑制。其次，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各国的出口商品结构雷同，出口市场结构相似，东南亚金融风波将削弱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吴仪也说，近年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案和非关税壁垒不断增加，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趋势更加明显。另外，由于中国贸易顺差增加，由此引发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这些都表明，与1997年相比，明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工作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上海关注东南亚金融风暴

    在上海参加第九届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专家认为，最近发生的金融风暴将会继续动荡下去，有些甚至认为这个金融动荡会导致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长缓慢下来。与会者还一致认为，未来上海肯定在整个亚太地区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金融市场方面，将起着重要的影响力。会议认为，上海应该从这次的金融风暴教训中吸取经验，以避免重蹈复辙。

    上海希望发展为亚洲区域性金融中心，对最近发生的金融风暴特别关注，所以，明年的第十届市长咨询会议主题已定为“如何防范金融风险”，此外还包括“回顾咨询会议第十一个十年的活动”。会议还谈到，上海迈向21世纪必须抓住信息、生物、高科技、金融等重点领域的发展，这是新一轮国际经济竞争的重点。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梁提出：上海是世界上发展最快、各类需求潜力巨大的市场之一。在同国际金融界的联系上，上海主要发挥资金窗口的作用，即通过与国际上其他金融中心的联系，吸引国外资金通过上海金融市场和在上海的国外金融机构向全国其他地区扩散。香港回归祖国后，仍将保持自由港的地位，对国际资本、物资、人员实行自由流动，继续与国际经济保持密切联系。香港可借助上海的金融优势进一步开拓广阔的国内市场，以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为依托，增强金融辐射力，以发展成为亚洲地区资金营运、管理中心，乃至全球的资金集散中心，跻身与纽约、伦敦并列的顶级国际金融中心之列。毛应梁说，中国经济庞大的规模，完全有条件支持两个金融中心的发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不仅不会影响或动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相反，通过优势互补，还可以促进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上海可以成为香港资金的重要出口。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保持对外资的旺盛需求。改革开放后，香港一直是内地最主要的外资来源，但这种投资主要是直接投资，或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而间接投资的数量则少得多。上海正在建设越来越多的全国性金融市场，如资金拆借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保险市场，这将有利于香港大量批发性资金流向上海，并通过上海各类金融市场再向内陆地区流动。一般来说，国内引进的外资必须要有相应的人民币配套资金，上海的人民币资金实力十分雄厚，信贷经验丰富，可以和香港的金融机构一起加强协作配合，发挥各自的资金优势，携手共拓国内市场。由于中国金融管理、业务的特殊性，国内对于金融产品的需求与其他国家不完全一样。香港金融机构要想开拓国内市场，就需要加深对国内业务的学习，进一步研究国内金融市场的需求，以及国家的各项经济、金融宏观管理法规、政策。在这方面，上海可以为香港提供更多的帮助。

    亚洲金融风波对广东经济可能造成负面影响

    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芹溪认为，这场亚洲金融风波将会在下列几方面对广东经济产生影响：利用外资方面，广东是香港和东南亚地区在中国投资最集中的省份。据统计，港商在内地的投资总额中有80%投资在广东，他们在广东投资建立的“三资”企业已达44100家，“三来一补”企业21900家，雇佣内地的工人达400多万人，是香港制造业就业人口的10倍。香港跨境工业在广东已形成一定的规模。泰国、马来西亚和台湾、日本、韩国在广东都有相当的投资。亚洲金融风波后，整个投资环境将发生很大变化。由于内地生产成本上升，港元因维持联系汇率而没有贬值，带动香港制造业成本上涨，而东南亚很多地方生产成本又比内地便宜，一部分港资、日资将往东南亚转移；未来几年，到广东投资的东南亚资金也因其本币贬值而会大幅减少；受香港明年经济可能放缓的影响，港商的投资取向将更多地考虑土地、劳动力等生产成本较低的内地城市，对广东的投资有可能相应减弱。假如我们不及时调整思路，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扩大引资渠道，势必会影响广东经济发展后劲。外贸进出口方面：在此次金融风波中，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先后贬值10%－54%，这将大大提高他们的产品出口竞争力。而由于人民币没有贬值，这对未来一段时期广东产品的出口将会有所影响。同时香港在未来一段时期将坚持联系汇率制，港元成为亚洲区内唯一没有正式贬值的自由兑换货币，虽然有意见认为香港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高附加值，而非靠低成本竞争，但港元相对较高的估值会直接影响香港的外贸出（转）口，特别是港产品的出口。而香港外贸出口的降低，对广东的“三来一补”企业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另一方面，由于人民币和港元没有贬值，较强的汇价可降低进口成本，我们从中选择一些对我有利的东南亚地区产品大量进口，对消费者无疑是有好处的。旅游方面：东南亚金融风波使得地方货币贬值，外出旅游人数明显减少。香港作为东南亚、日、韩、台等地游客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其国际旅游业受到严重的影响。受香港旅游业不景气波及，东南亚和香港到广东或通过广东到内地其他地区旅游的游客将会有所下降，而游客的人均消费额也将相应减少，从而对广东的旅游业产生一定的影响。最近香港旅游界为刺激旅游业的复苏，采取了大幅降价的措施。广东则由于体制方面的原因，较难采取同样的措施，可能所受的影响大大超过香港。此外，广东各地以港人作为主要客源的酒店、商场、食肆也将经历一场“严冬”。房地产方面：受金融风波的影响，今年香港楼市普遍已下调一成以上，有预测今年底、明年初可能会有二至三成以上的降幅。由于按揭及地产贷款占银行收益的很大比重，银行经营受楼市下调影响将会出现困难，收益下降，房地产业不景气。过去几年，广东各地盖了不少以外商特别是港商为客户对象的高级写字楼和高尚住宅楼宇，经过这次金融风波后，这类需求将大大降低，加上香港特区政府决定未来三年每年在市场上推出85000个房屋单位的计划，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港人的需求，而广东的房地产市场将因此要面对一场严竣的考验。筹资方面：经过这场金融风波，香港股票市场可能进入“熊市”，加上红筹股和国企股的注资概念在国际和香港投资者心目中的地位有所变化，国际投资者对中国企业在香港上市的态度可能转趋审慎。这样，广东企业在利用香港金融市场进行筹资会带来较大的困难。另外，由于香港坚持联系汇率制，港元会继续成为国际投机者攻击的目标，港元利率高企，广东企业在香港借贷港元的成本将大幅上升。此外，由于香港和广东的银行体系有相当庞大的债权和债务，广东金融体系可能因港元利率高企和港元相对短缺而使金融风险相应提高。驻港企业方面：由于东南亚货币大幅贬值，港元维持对美元联系汇率不变使港元变相升值，对出口、旅游、百货零售业都带来不利影响，香港经济受到大的冲击，驻港企业也难幸免。汇市、股市、楼市、期（货）市、消（费）市都不容乐观。据粤海公司反映，上市公司市值比今年最高时帐面减少了40－50％，旅游、出口、零售业务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虽然市值帐面减少，但实际损失不大，随着形势好转，市道回升，市值会逐渐回复较合理水平。现在值得注意的一种动向是：有些日资银行已在追债，不再贷款；部分中资银行也改变态度，对驻港企业借贷开始“关门”，或要提高利息，或要压减金额。面临的情况比原来设想的要困难得多。因此，粤海公司董事长钟光超提醒我们，不要低估这次金融风波造成的负面影响，万万不可过分乐观，粗心大意。劳动就业方面：受出口下降的牵连，境内“三资”企业的生产规模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其经营策略也会有所调整和变化。据了解，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的负责人已提出，今后在内地投资时，不应再象以往那样只着重增加人手，而应该在工业工程上做多些工夫，提高效率；不应再只着眼于广东省或沿海省份，而应考虑工资较便宜、通胀较低的内地城市；厂家还应分散生产地点，不要把产品定死在一地生产，将香港作为一个国际性的一站式购货中心，成为一个负责处理订单、产品设计及控制外国生产线的中心。因此，今后“三资”企业有可能发生裁员减薪等现象，从而加重广东再就业工程的负担。

    中国的超赶型增长方式易受金融风暴创击

    原上海对外贸易学院院长王新奎教授认为：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与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经济增长机制存在根本缺陷有关。一般来说，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增长，包括日本、韩国、亚细安各国和中国在内，均属于一种以赶超发达国家为目标的“赶超型”经济增长。这种“赶超型”的经济增长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或间接的干预，具体干预形式包括产业导向政策、产业支持政策和产业保护政策；二是通过银行间接金融的形式，吸纳本国国民的积累资金和外资，以低廉价格集中投向受政府支持和保护的产业，迅速扩大生产能力，形成规模经济；三是采取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以及与美元联系的汇率制，依靠国际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消化日益扩大的生产能力。应该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初期阶段，这种“赶超型”经济增长方式曾对推进东亚各国的工业化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赶超型”经济增长方式本身也有严重的缺陷。其典型表现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不可避免地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存在着诱发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可能性；通过银行间接金融的形式，吸纳本国国民的积累资金和外资，以低廉价格集中投向受政府支持和保护的产业的做法，使企业的资产负债比例过高，银行系统因呆、坏帐不断累积变得十分脆弱；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过度依靠美国市场和采取与美元联系的汇率制使本国货币价格扭曲，潜在汇率风险不断上升。当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构性缺陷变得十分明显时，难免遭受国际投资本的冲击。应该说，任何国家的经济均存在某种结构性缺陷。通过市场机制和宏观经济政策相结合的方式，这种结构性缺陷可以逐步消解。这次东南亚国家经济的结构性缺陷之所以不得不以激烈的金融危机的方式来解决，显然与缺乏全球金融安全保障机制和国际流动性风险管理机制有关。8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发生了三大变化，一是各国金融体制的自由化；二是金融运作手段的高科技化；三是金融交易商品的多样化。国际金融市场的上述变化一方面推动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空前扩大，另一方面也使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程度大大提高。但是，在这样一个市场中、风险的分布是不对称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强、金融市场的规模大、管理的水平高，又掌握着高科技的金融运作手段，故抗风险的能力强；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弱，金融市场规模小，管理的水平低，又缺乏高科技的金融运作手段，故抗风险的能力弱。如果没有有效的全球金融安全保障机制和国际流动性风险管理机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要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按同一套“游戏规则”进行竞争，那受害者肯定首先是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个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当落后的国家，目前采取的基本上是“赶超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同时又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之中，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构性缺陷表现得十分明显。由于中国承受着巨大的就业压力，故必须保持持续而稳定的经济增长，因此，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构性缺陷只能在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种逐步克服。基于以上考虑，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对东南亚金融危机所作出的可能反应是，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对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化和人民币可兑换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以及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特别是在建立区域性金融安全保障机制和国际流动性风险管理机制的合作方面。

    中国与金融风波“擦肩而过”

    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叶震12月9日说，“从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目前实现的情况来看，中国政府年初制定的国民经济‘稳中求进’的目标可望实现，国民经济总体运行态势可谓良好”。从1至10月的统计结果来看，农业再获丰收，工业生产稳定增长，投资收入、消费、进口增长幅度比较适度，市场物价稳定，城镇居民收入继续增加，尽管企业经济效益还不够高、经济结构不够协调等矛盾仍较突出，但从整体看来，中国今年的国民经济将继续保持适度快速增长的良好步调。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仍保持适度快速增长是中国今年国民经济整体运行的一大特点。今年头10个月国内生产总值增幅达9%，虽低于去年同期，但仍处于适度快速增长范围。同期的市场物价已由涨幅的持续回落进入到一个平稳的阶段，物价基本稳定，社会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仅上涨1.1%，十月份还出现价格水平负增长的迹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经济效益呈回升态势，1至11月，中国乡及乡以上37个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上升25.2%。这表明中国国民经济目前仍沿着“高增长、低通胀”的轨道向前运行。固定投资仍然保持一定增长，投资结构也有所改善，是中国今年国民经济宏观运行的又一特点。今年头10个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2.1%，其投资取向得以改善，表现为第一产业的投资大幅增加，全国农林牧副渔的投资比去年增长了60.9%，占整个投资额的比重由去年的1.8%上升到2.5%；其次是运输、邮电等基础行业的投资继续得到加强，增加11.5%；再次，西部地区投资增长加快，西部地区投资增长21.9%，高于东部（10.8%）和中部11.7%。外经外贸持续增长，出口贸易依然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国家统计局有关人士认为这是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态势的另一特点。到十一月末，中国进出口贸易顺差已达356亿美元。在利用外资方面，今年前三季度实际利用外资额已达44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3.8%，外汇储备已超过135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是在东南亚金融风波与中国“擦肩而过”的情形下取得的。目前中国国民经济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基本处于预期范围之内，整体经济运行情况是近几年来最好的。

    中国应建立国内资本市场，以避免受到金融风暴狙击《中国日报》工商周刊报导：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专家认为，中国应该建立起自已的国内资本市场，减少外债负担，以避免象其他亚洲国家那样受到金融风暴的狙击。中国目前大量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和高达1190亿美元的外债，已经对人民币形成压力。如果要避免因为过分依赖外国投资带来的潜在风险，中国就必须尽全力发展自已的资金市场。虽然中国目前有134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不能因此而有所放松。这笔外汇储备只有在国家的宏观经济系统良好的情况下，才可以对金融市场的骚乱起一种缓冲器的作用。只有中国的国内资本市场越活跃，中国对外国资金的依赖程度就越低。中国已经加强了对国内企业向国外举债的控制，所有贷款必须经过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批准。但是这家报纸报道说，中国外债中的80%以上是由外国公司借的，它们不受上述限制。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一位研究员的话指出，虽然亚洲金融危机不会延迟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步伐，但是这个开放的过程将更加谨慎，因为货币市场对国外的变化非常敏感。这位研究员认为，“只有到中国建立了一个成熟的国内资金市场，建立了完整的法律基础、一整套有效的宏观控制政策和充裕的外汇储备时”，中国才会对外完全开放资本市场。他强调：“没有一个国家在本国货币基础还处于软弱情况时，就实行自由兑换”。中国的人民币目前只开放部分项目的自由兑换。中国央行还必须进一步改进对国家经济的调节能力，而且中国的经济结构还需要进一步改善。中国目前的金融市场还很有限，缺少按国际标准操作的实践，中国的企业还无法对市场的波动作出适当的反应。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官员姚洪认为，中国正在加紧发展保险市场，使之成为中国国内基金的一个稳定的来源，特别是保证耗资巨大的基本建设项目的资金来源。各种各样的商业养老金保险基金和人寿保险，将成为向中国基建项目提供长期资金的重要来源。将养老金保险基金和人寿保险转化为长期基建的资金储备，已是非常迫切的问题，因为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波动太反复无常了。而银行的存款和债券只能用来解决短期资金问题。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基建项目在今后10年内至少需要7000到8000亿美元的资金。

    港元应与人民币挂钩一些上海的金融专家近日表示，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危险并没完全过去，中国仍须提高警惕。这些专家还建议港元应与人民币挂钩。华东师大金融学院冯文伟教授认为，从长远看，香港应该改变联系汇率制度，因为随着国际金融市场投机资本量愈来愈大，固守联系汇率的成本也将更为高昂。如果要以牺牲香港经济发展来坚持联系汇率制度，那样的代价就太大了。他认为，即使继续实行联系汇率制度，港元应该改为同人民币挂钩，因为香港同大陆经济的密切程度远远大于美国。一些专家认为东南亚金融风暴对大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不是很大，但对大陆的出口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明年二季度就会反应出来。东南亚金融风暴将使外商明年对大陆的投资减少25%。

    在对外开放上采取既放慢又放快的两手应策

    复旦大学的一位学者，对于中国如何应对金融风暴的严峻挑战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他认为，这场金融风暴的性质是，以美国为基地的国际主要投机集团，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政府、央行以及当地投资人士所进行的一场狙击与反击国际金融大战；竞争领域主要在息市、汇市、股市、期市、楼市和衍市；竞争条件是不对等条件下的游戏规则，包括《世界自由贸易协定》、《电讯及资讯科技协定》和《金融服务协定》等；美国金融资本仰仗的实力是约27多亿美元的金融资产，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地位愈益坚挺的特殊优惠，来自全球的、年轻的金融专业人才，不断开发创新、是趋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遍布全球的跨国金融机构及其信息网络，以及凭藉高科技支撑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向全球渗透的美式文化。他指出，国际投机集团的基本策略是：运用方略采取对冲基金的形态、市场惯例的方式、政经结合的手段展开；所运用的资源包括高智谋的人才、高科技的设备、高频效的信息；运用的策略是，把握全球宏观经济趋势，看准各国经济结构的薄弱环节，利用当地政府处理经济问题的政治隋性；运用计谋是以外围中，双管齐下，虚实结合。他认为中国对金融风暴的基本对策应该是，首先要认识到中国经济结构弊病并不轻于多数亚洲国家，中国不应该把经济、金融问题同政治、文化问题分割开来，并要认识到国际金融战场的正面抗争和激烈冲突最终不可回避；在采取策略方面，一方面应放慢对外资本流动的开放步伐，另一方面则要加快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进程。在前者，放慢进行的领域主要包括：外国银行在中国国内享受同等国民待遇，资本项目下资金的自由流动，人民币不受限制的自由兑换，人民币汇率机制的自由浮动，外商直接投资的自由放任。在加快方面：全面清理银行坏帐，坚决整顿银行机构；积极开发、严格规范、逐步完善股票市场和债卷市场；发展机构投资人体系，培植专业基金管理队伍；坚定有步骤地减弱各级政府对企业、对市场的干预程度；发展和维护各类中介服务与监督机构体系；增强中央银行、证券管理部门的调控机能，提高素质与效率；以新的运行机制大力加强对教育、科技和文化的投资；运用各项财政金融政策，引导高科技或其他高附加值产业，依一定的产业层次和地区梯度更替发展；加速国有企业改革，鼓励私营经济和合营经济发展，培育全社会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氛围。

    《第二冲击波》—《参考消息》报道的外界看法

    受亚洲金融危机拖累人民币可能贬值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受亚洲金融危机拖累人民币可能贬值。文章说，由于东南亚各国货币贬值，增加对手的竞争力，中国的出口可能受到不利影响。如果贸易收支恶化，政府将会考虑将货币贬值。另外，香港金融市场出现的混乱，已增加中国国内必须汇集本身金融资源维护香港的可能性。中国长期依赖出口获致两位数字的增长，但98年则可能只有1个单位数字的增长，出口将不再是成长的推动力，尤其是在原先承诺的外来直接投资今年已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除中国国营企业的问题外，更令人忧虑的是集体所有制企业成长减缓。在今年前六个月，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生产增长率只有12.5%，较一年前低了五个百分点以上，至八月时，增长率更降至8.4%。许多乡镇企业正面临市场供过于求的问题。即使经营较佳的都市合作社亦发现难以取得新贷款。中国大陆的银行贷放太多款项给衰弱的国营企业和浮夸的房地产项目。坏帐或许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0%，这为其他东亚国家的两倍。中国的银行现在将宁可不贷款给任何人。因此，《经济学家》周刊表示，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不断下滑。由于通货膨胀率已降至零以下，经济需要一剂强心针。另外，文章估计，面对目前形势，中国可能会进一步延迟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计划。然而，中国还许无法免于亚洲地区贬值的压力，如果中国的贸易收支恶化，政府将会考虑贬值一事。

    中国最可能受到亚洲金融风暴波及《纽约时报》说，中国看来是最可能受到亚洲金融风暴波及的国家。中国比陷入金融危机的其他亚洲国家负有更多外债，国有银行的坏帐比其他国家多，金融体制还不稳。多年来，中国四家最大银行对国有企业贷款，消耗大量资源，其中三家碰到无盈利及无力偿债的局面。更糟的是，今年注入中国的外资减少了35％，经过多年快速增长后，它开始碰到波折。中国出口货可能面对东南亚国家的激烈竞争，因为东南亚国家的货币贬值后，使它们的出口成本降低。东南亚国家的购买力下降还将导致它们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减少。如果中国经济严重衰退，可能导致好几千万城市居民打破饭碗，这可能引发社会灾难，因为中国已有好几千万人失业。不过，《纽约时报》说，有些经济学家和银行家认为中国似乎不会受到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和日本等国金融危机的波及。因为人民币不在世界市场上自由交易，中国被隔绝在国际货币投机交易范围外。虽然今年来注入中国的外资减少，但中国的外资大半是投在长期而未能立即套现的项目上，而不是投入股市，因此中国面对资金突然外逃的风险不大。以中国人立场来说，如果亚洲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什么启示，那还许是东南亚市场区所出现的问题，为北京主管经济工作的官员提供了所需的动力，以便对金融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另一方面，据中新社报道，当人们为中国没有遭受亚太地区金融风波的正面冲击而庆幸时，北京的外经贸专家指出，中国不可掉以轻心，应当全面评估东南亚金融动荡对中国外贸和利用外资的影响，尽早吸取教训，寻求对策。外经贸部国际贸经合作研究院最近进行专题研究，日前在该院的《国际经贸消息》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专家指出，东南亚国家金融动荡影响投资者信心，对外资的吸引力有所削弱。中国宏观经济环境较好，应当加大利用外资的力度，同时又要注意优化使用外资结构，并加强对资本出入的监管。

    暂不让人民币自由兑换是明智的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12月2日说，中国经济在这次的区域金融危机中保持稳定，证明中国暂时不让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上自由兑换是个明智的决定。李光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时对他说，他每一次到中国访问都见到中国在变化与进步，这是“令人鼓舞”的。李岚清告诉李光耀，中国在最近的区域金融危机中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证明中国实行逐步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是正确的，他并重申中国将继续实行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不过，李岚清也强调中国从社会主义经济转为市场经济，是个没有先例可循的挑战，要取得有效成果，中国必须照顾多个方面的问题。他说，要推动中国经济前进，除了必须大力栽培数以万计的管理人才、改变人们的观念外，中国也必须从世界各地吸引专才，并让他们的专门知识能够适用于中国的环境中。同时，中国也不会忽视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李岚清在会谈中重申，人民币不会因为亚太区域的金融危机而贬值。他相信如果中国推行积极吸引外资的政策，以中国的经济发展潜能，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加强竞争力及提高工业生产效率。李光耀和李岚清在谈到亚太区域的金融危机时，都认为虽然亚太区域的经济在短期内将受到影响，但是重要的是维持投资者对亚太区域的信心。

    人民币贬值的利弊得失

    新加坡《联合早报》12月3日发表阮次山的文章言：

    中国到目前为止并未受到东南亚金融风暴的袭击，这主要是有它特殊的原因，但西方传媒仍预测，为了竞争上的需要，中国人民币会贬值。本文指出贬值与否的利弊。

    正当亚太地区金融风暴方兴未艾之际，世界各国在思索救援之道时，总难免会联想到，身为世界最大的开发中国家的中国何以能在这股风暴中屹立不摇？当然，连带性的问题也会以中国为焦点，譬如，东南亚及韩国的这场金融危机对中国会产生什么样近程及中程的影响？这几天，国际金融界甚至产生种种说法，有人认为人民币在周边邻国货币中均贬值40%到60%的压力下，会被逼跟着贬值以保持外销的优势。但是，上月26日，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交易中，人民币却升值到1美元兑8.2798元人民币，创30个月以来的新高记录，显示人民币面对升值压力，而且世贸组织在28日发表的报告中认为人民币不应贬值。中国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李富祥也在27日表示，人民币最近不会贬值，中国副总理朱¤基在上周接见日本经济新闻社部长鹤田卓彦时也表示：“中国绝对不会采取把人民币贬值的对策”。最近一周，许多美国大报纷纷对中国经济的状况提出探讨，《纽约时报》甚至在上月27日的报道中认为，中国即将受到亚太地区这场金融危机波及，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华盛顿邮报》则在29日头版以长文分析称，中国经济状况在今后1年里的确会因为这场亚太金融危机而产生“冷却”状况，不过，该报认为，所谓中国经济成长会“冷却”，只是个“相对名词”，因为，中国经济即使在今后1年产生“冷却”，也只是从过去平均每年成长11%变为后年的成长约8%左右而已，其经济成长率仍骄人。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之所以未受到亚太金融风暴的波及，主要有两大因素：一、中国大陆拥有大约1300亿美元的外汇存底，这笔雄厚的基金使中国当局有足够的能力击退外国炒家对刚回归的香港汇市进行投机炒作的企图；二、由于中国仍未加入世贸组织，外汇市场未对外开放，人民币也未在国际市场上交易，外国炒家不得其门而入。中国这些年来为进入世贸组织的问题仍和美国及其他国家争执不休，这回却似乎“因祸得福”。不过，由于中国在这几年来与全球经济网络的交往日渐密切，因此，虽然由于本身经济体系和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未完全接轨，中国仍然不能自外于任何区域性经济或金融危机，这也就是在近两周以来，中国内部除了在11月17日到19日召开金融会议，江泽民、李鹏、乔石、朱¤基都参加会议之外，江泽民并在最近号召全国干部“学金融”，足见中国当局已体会出中国面对亚太金融危机已不能掉以轻心的严重性。面对亚太金融风暴，中国当局必须思考两个息息相关的问题：一、人民币到底应该升值或贬值；二，如何彻底改造中国境内四大银行——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农民银行和建设银行。关于人民币应升值或贬值的问题，应追溯到这个问题的根本，即这回亚太金融风暴其实或多或少与中国有关。因为，从1994年以来，人民币贬值三次，从1994年的5.7人民币兑1美元贬到最近的8.3元，由于过去5年东南亚各国的货币大都“死盯住”美元，人民币贬值的结果，自然使这些国家的币值相对升值，当然，也使中国累积了相当占优势的外汇财富。这几年来中国大陆骄人的经济成长率有大部分是要拜人民币贬值之赐。贬值可保持优势，因此，一旦中国周遭国家货币平均贬了40%到60%时，为保持外销优势，人民币似乎应考虑贬值，因为一来中国外销总值中有61%货物是销往这些遭遇金融危机的国家，同时中国外销往欧美市场的货物往往直接和上述亚太国家有价格竞争，人民币若不跟进贬值，必然在价格上失去优势。问题是，中国大陆是全球个人存款率最高的国家，人民存款率为40%（美国只有4.7%；日本为13.1%），1996年，全中国人民总存款额为5亿人民币左右。因此，人民币一旦贬值，对国内民心、经济将会造成重大冲击，何况人民币若贬值，对其周遭邻国必然又会产生波及作用，引发另一轮亚洲地区“报复性货币贬值”危机，同时也会使这些国家对中国投资额下降。11月25日，中国官方的《中国证券报》引述政府资料表示，今年1月到9月，协议外资在中国降低了38.8%，虽然协议外资巨额下降的原因主要是中国当局取消了许多外资企业的进口关税优惠所致，但是，由于这股金融风暴，香港及东南亚的投资者对中国的投资将减少，若中国再使人民币贬值，在短期间内，自然对中国不利。因此，即使面临人民币非贬值不可的压力，中国政府也必将从政治与经济两个层面考虑，在今后半年内，守住人民币现值，不使其贬值。

    中国的银行制度不健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阮次山的文章言；同发生金融风暴的其他亚洲国家相比，中国的金融体系和借贷关系有所不同，而问题的焦点则为中国国有企业拖欠银行的债务极大，这是目前中国在积极处理的问题，如果此问题未妥善处理，则风暴发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对于中国是否真能免受这次亚太金融危机波及的问题，许多持悲观论的金融界人士认为，中国终会受到“感染”，因为和最近遭遇金融风暴的几个东南亚开发中国家一样，中国所面对的财经问题大致相似，譬如：这些国家的外债负担都相当大，因为许多开发中国家大都在货币政策上采取“紧盯美元”政策，藉这种固定汇率政策对外举债，一方面想稳住国内通货膨胀并有利产品外销，一方面可吸进大量外资，但是，这些国家在金融管理上，在银行体系上却又缺乏恰当制度，最后，当西方资金来源停止借贷，而贷方又对短期性贷款要求支付差额，并拒绝延续借贷时，骨牌效应便接踵而至。以泰国为例，过去许多泰国财团经由政府担保向国外银行借贷，以8%的利息取得美元贷款，以此美元在兑换泰币时先赚取部分差额，再以15%的利息转贷民间小企业，一进一出赚取的差额在20%左右，再用此利润炒作房地产，使泰国的泡沫经济出现闪耀的光芒，眩人眼目，一旦国际炒家抓住此弱点进场炒作，其效应便如摧枯拉朽。不过，对中国来说，虽然其外债有1190亿之多，但是大都属中、长期借款，较不容易受到贷方中止延续信贷的困扰，不像泰国，60%的外债都属短期贷款，一旦贷方中止信贷，危机便至。银行制度不健全，呆帐太大。在最近这场亚太金融风暴中，包括韩国、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受灾国在内，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其他西方国家要伸出援手时，开出的第一个条件便是要求这些国家改善金融及银行体制与管理措施，以求“先堵漏洞再装水”。对许多国际金融专家而言，中国大陆的金融体系中，弊病最大的便是其四大银行体系的管理与制度。以贷款为例，由于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银行对于借贷并无风险与盈利观念，大多数银行放贷都依据国家政策，于是，货币只在国有企业与中央政府之间流通，银行根据政府在产业及政治上的优先考虑而放贷，而不是根据产业的市场价值贷款，因此，近几年，当国有企业债务越积越高时，有些企业甚至靠借贷发薪水，终至不能自拔。当然，国有企业之间的债务在“你欠我，我欠他，他欠你”的三者之间循环后，最终的债主就是银行，因此，最近几年，中国各银行累积的呆帐达20%，其金额在2000亿人民币左右，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此数额令人咋舌，而中国四大银行系统之所以能生存，未出现过去的“白条”状况，完全拜人民的储蓄存款所赐，若无5亿人民币的存款支撑，中国各银行可能面临严重人民币现金不足的窘境。因此，目前中国金融体系所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快速的革新银行体系。因为银行体系及管理若长此以往，若任由20%的呆帐恶性蔓延，中国很可能马上面临民间对银行的信心不足，这种“信心”若降至某一个临界点，任何风吹草动的谣言都会造成全国银行遭挤提的现象，一旦被挤提，其严重后果不言而喻。1993年，由于银行呆帐情况严重，中国政府另设了三个政策性融资机构，试图把各银行原有的政策性给国有企业的贷款业务移至这三个机构，并使四家现有的银行纯商业化，自订贷款规则，不受制于行政压力。但是，这种改革似乎收效有限，由于人为因素，各商业银行反而滥用职权，滥加借贷，尽管政府“严打”，最严重时，几乎每周都有银行负责人因滥权贪污而被判刑。11月17日至1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金融会议即再次强调革新金融制度及银行商业化的政策，但是，这种“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究竟能落实到什么程度，有待观察。不管中国当局对银行体系采取什么样的改革方案，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填补各银行因国企呆帐所形成的资金短绌现象。据估计，单是填这个洞，所需的资金将是好几千亿元人民币。据中国财经界人士分析，目前中国当局为填补银行钜额呆帐所可能采取的方式包括：一、由政府发行公债，筹措款项，等于政府把银行的债务接手，使银行资本不再短绌，如此，虽然使中国政府的“内债”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7%，但是与全球各工业化国家内债动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至30%，仍不算太严重。二、中国财政部也在考虑由各银行出售一部分股份给民间，股份出售量则由各银行报请财政部核定。中国副总理朱容基在会晤日本经济新闻社社长鹤田卓彦时，除了坚决表示人民币不会贬值之外，也很有信心的说，在3年之内，目前亏损的国有企业“大半可望脱困”，他并认为，今后中国经济的高成长和低通货膨胀可望持续到21世纪。我们不怀疑朱¤基的这种信心，但是，目前的种种迹象显示，中国能否继续维持“高成长”、“低通胀”，能否在这场亚太金融风暴中屹立不摇，完全取决于中国当局能否有效而又快速的整顿、改革其银行体系，能否很“内行”的掌握其金融政策，否则，我们对中国能否自外于这次及今后的亚太金融危机就很难乐观。中国能挡开风暴吗？《纽约时报》提出，当前的亚洲金融风暴，最终会使中国受到冲击吗？这个问题相信也是举世瞩目的，因为中国毕竟是下世纪亚太区深具潜能的庞大经济体。亚洲货币危机必对中国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这是无庸置疑的。目前世人的眼光，恐怕还是放在中国走出的下一步：人民币会不会贬值？接着，中国经济改革进程是否顺利，也应该是下一个焦点。在李光耀资政访问中国的当儿，这个问题很自然的就被提出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说，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步伐正确，使它在区域金融危机中没受多大影响。李光耀则认为，中国经济在这场危机中保持稳定，证明它目前不让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上自由兑换是个明智的决定。一些经济学家指出，中国似乎不会受到韩泰马日等国金融危机的波及，主要因为它和这几个亚洲国家大不相同，它的货币和经济运作方式，目前仍然处在国际经济秩序之外。人民币不在世界市场上自由交易，使中国与国际货币投机交易隔绝；中国的外资大半是投在长期而未能立即套现的项目上，并不是投入股市，因此面对外资突然外逃的风险不大。有点反讽意味的是，中国尚未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贸易关口还没有完全开放，却使它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保护国内厂商，而中国则免于成为金融风暴的“下一张骨牌”。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原有的条件很难说是一成不变的。比如人民币相对稳定，那是因为它在过去几年来曾经数度调低。也就由于人民币币值相对的低，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中国官方指出，中国今年的出口增长率达到23%。不过，这回东南亚国家的货币贬值，往往一跌便是三四成，这将无疑对中国的出口造成巨大的挑战。面对形势的压力底下，中国产品是否能保持原来的竞争力？接着又是否会迫使人民币贬值？相信世人还是极度关注的。美国方面的分析认为，比起受金融风暴打击的亚洲国家，中国经济仍有若干弱点，令人担心，那就是外债高企、国有银行的坏帐如山，金融体制也不稳。但有论者指出，这些问题并没有遍及千家万户，尚不致于造成通货膨胀，触发经济危机。过去几年来，主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理朱¤基实行宏观调控，基本上也就是遏止了通胀的恶化。然而，正如中国外贸部最近一个座谈会所显示，在东南亚金融市场动荡中，最令中国经济专家关注的，还是投资者信心是否受到影响，对外资的吸引力是否有所削弱。在这个环节上，有的分析家就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信心产生动摇，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人民不相信银行，纷纷挤提；一是外商产生迟疑，停滞不前。因此，中国的银行坏帐情形如何解决，国有企业如何向市场经济转化，这些进程恐怕都不能掉以轻心。由此看来，中国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谨慎地逐步开放，的确是它避免直接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不过，在继续发展之下，中国经济总有一天是要同世界接轨的。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先把国内的复杂问题基本解决，相信也是必要的步骤。中国商业银行有不良资产存在

    新加坡《联合早报》言：中国主要五家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高达5000亿元（人民币，下同），不仅拖慢银行的商业化改革进程，连带国企改革的步伐也受影响。《东方日报》12月3日援引中国银行业高层人士的话说，目前中国国内银行业者普遍要求提高现时的呆账准备率，但目前国家财政还是赤字，除非政府另设一个金融机构接管这些不良资产，否则短期内不可能打消这一大笔坏账。中国银行的高层主管指出，五家主要银行——工商、农业、建设、交通及中国银行的坏账多达4至5000亿元，要把这些不良资产的比例压下来，起码要减少一半才会令银行的资产结构有一点改善。中国是90年代初才开始提取呆账准备，数家银行背负着的是几十年的历史包袱。业者指出，以目前银行每年提取贷款总量1%作呆账准备金的速度，不可能在三、五年内令银行不良资产大幅下降。尽管银行界，甚至人民银行也十分赞成提高呆账准备率，但呆账是列入银行成本计算的，一旦提高呆账准备率，国家财政收入必受影响。交通银行副行长刘育长说，呆账准备率应提高至2%至3%，但目前国家财政仍是赤字，故到底能提取多少是取决于财政负担能力。人行刚于10月中旬宣布放宽流动资金贷款年期，建设银行的高层主管认为，这项措施是人行遏止不良资产比例上升的重要措施，估计今年底会略见成效，到明年会令整体不良资产的比例压低约两个百分点。据了解，人行计划成立一间独立的金融机构，以接收这些银行的呆坏账，让银行以“重生”姿态经营业务。交通银行是五家银行中，不良资产比例最小的一家，约占贷款余额的10%。刘育长对打消呆账的态度是“长痛不如短痛”令银行与国企可以加快进入市场经济的改革中。美报认为中国须警惕东南亚经济危机

    10月20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题为“我为你做成了一桩便宜交易吗？”文章，言：我正考虑在上海购买一栋写字搂。有许多玻璃和钢铁的东西会使我的朋友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了办好这件事，我迅速翻阅了香港仲量行发表的研究亚太地区房地产市场状况的最新调查报告。我感到震惊。有许多可供挑选的写字楼。上海写字楼的空房率为32％，而且还有许多新搂正在拔地而起。我查了北京的情况，北京的空房率是33％。于是，我又查了曼谷的情况。那里的情况同中国一样。我在这里想告诉大家什么事情呢？非常简单：中国不能不受引力定律的影响。这种经济上的引力定律最近已经使一些发展最快的亚洲虎，即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请注意东南亚发生的经济危机，因为它对中国有巨大的影响。中国不会一下子成为泰国。中国的经济今天处在一个与那些亚洲虎不同的发展阶段。眼下，外国的投资大部分是在工厂或建筑物的直接投资，这就是说，不是投资在股票市场或中国的债券中的“热钱”，或者叫“游资”。因为如果是“游资”，全球投机者一有信号就可能撤走。由于中国有很高的储蓄率和巨额外汇储备——1250亿美元，可以低御对它的货币的任何全球性冲击。但是那是昨天的新闻。中国将不得不便自已进一步对外开放，允许全球资本流动。中国现在遵循的模式是亚洲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韩国所遵循的那种国家指导的资本主义模式。中国已经在显示出一些大伤这些亚洲虎的实力的弱点来。这些弱点可能被迅速的经济增长掩盖，但是一旦增长势头慢下来，它们就会变得明显。这些弱点包括对像瀑布一样倾注而来的巨额外国资本分配不当、金融管理制度薄弱、银行系统由于向亏本的国营企业贷款而近乎破产、房地产建设过度、监督商业情况的报刊软弱无力和遇到一些从来不说实话的献媚取宠的外国投资者。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杰弗里·加膝说：“这正是中国脆弱的地方。随着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进一步接轨，它将不能够合理分配大量流入的外来资本”。中国将不能不受这些势力的影响。如果你认为它能不受这些势力的影响，上海有一栋摩天大楼我想卖给你。

    中国应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

    香港《亚洲华尔街日报》11月4日发表记者克雷格·史密斯的文章，题：随着经济风险的增大，中国应正视无情的教训。文章说，要在亚洲找到一个真正的房地产泡沫经济的具体例子，就先考虑上海的浦东吧。在黄浦江东岸矗立的几十栋写字楼一直空着，既未售出也未租出。大楼的玻璃墙包着的只不过是用来建造大楼的水泥而已。这种过剩是造成今天席卷从南韩到印度尼西亚整个亚洲的金融危机的原因。然而，中国却没有表现出从该地区种种困难中吸取了任何教训。设在香港的摩根一斯但利一迪安一威特公司经理彼得·丘舒斯前不久曾同中国官员谈到过这个危险。他所了解到的情况使他感到惊恐：即使房地产价格下降一半，要使这些大楼能租出或售出可能也需要好几年的时间。中国各地都表现出洋洋得意的样子。中国官员们耸耸肩膀，对于收不回来的贷款、资产价格上涨和工业生产能力过剩显得满不在乎，而所有这些问题同前不久使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陷入危机的那些问题是类似的。单单是这个国家的幅员（但一个大问题是它的国内经济到底有多么强大）和它与国际金融市场隔绝的状况就（使他们）滋生出一种令人震惊的自信，尽管这个国家自已的经济问题已很明显。中国国务院的经济顾问王辉忠（音）说：“尽管中国总的说来生产能力过剩，但是其特点是，我们经济的庞大规模使得我们有能力吸纳过剩的能力”。尽管累计的坏账大约有2000亿美元，但国有制和国家的支持使得任何一家大银行能免于破产。国有企业至少有一半现在是亏损的——比亚洲任何一个国家运作不佳的公司所占的比例都大得多。香港梅里尔一林奇公司经济学家肖恩·徐警告说：“他们应当做得更多的是改变银行的资本结构和关闭亏损的国有企业”。相反，在中国，要找到能够看出中国经济同亚洲其他国家正在发生的问题之间的重大关系的经济学家或官员很难。摩根—斯坦利公司的丘舒斯说，他找不到任何一个人能确切他说出房地产业给银行系统带来的风险有多大。他说，“大量的人采取的是把头埋在沙子里的态度”。当然，经济改革继续排在政府日程的首位，尽管真正的行动依然是有限的：北京今年拨款36亿美元用以勾销银行的坏账一一这点钱是很微不足道的。另一方面，每年有数量越来越多的代表团从北京到东京去研究日本清理坏账的计划。这个国家最近采取的行动表现出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中国并没有弄明白政策驱使的经济增长是危险的。由于这个国家的货币只是在贸易、旅游和一些银行交易中才能兑换，资本不能轻易地流到国外。实际上，对兑换的管制使得人民市对美元的比价变得坚挺，这使得一些中国官员产生了一种不可战胜的观念。像上海浦东这样政府指导下的发展计划，继续利用从国家银行获得的贷款飞速发展，尽管大楼的空缺率高达70％。上海房地产业的一位经理说：“谁都不必偿还这些贷款”。他管理的一栋写字楼的建造工程已于去年完工，但是大部分依然没有租出或售出。由于银行从未取消抵押品的赎回权，房地产价格也从未达到最低点。

    中国免受冲击，但能持续多久？

    法新社11月25日刊载文章言：中国认为，它没有受到东亚金融风波的冲击。在作为亚太经济论坛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五次首脑非正式会议上，中国是亚洲唯一感到高兴的国家。但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好日子还会持续多久？

    江泽民主席在温哥华一再说，中国的经济形势很好。他说，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中国的经济年增长率将保持在8％左右，在下个世纪的头十年里将保持在7％。在被问到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时，中国政府发言人沈国放肯定他说，他的国家不会受到风波的冲击，因为中国遵循的是自已的发展道路，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这位发言人说，这个问题（指亚洲金融危机问题）不会影响到中国。中国将继续走适合于自已的道路，继续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在货币和金融市场问题上一直是谨慎的。

    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也表示放心。他说，尽管存在着引人注目的冲击，但港币和美元之间的联系仍将继续下去。他说，香港没有幸免于危机的影响，但是，港币和美元之间的联系在过去14年里绘香港带来了经济稳定，促进了人们对香港作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地位的信任。

    由于人民币还不是可兑换货币，因此它没有受到这场货币风波的直接冲击。由于人民币市值很低，一些年来中国政府成功地促进了中国产品的出口，1997年头9个月的贸易顺差共达316亿美元。出口给中国带来了大量外汇（中国的外汇储备估计达1320亿美元），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成了亚洲最高的增长率之一。西方商业界人士把中国看成是（不管这种看法是对还是错）一个“黄金国”。中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1996年的外国投资达423亿美元）。在1978年至1995年期间，中国的经济实力增加了三倍。

    但是，中国并不是一个不可打垮的经济巨人。它也面临着许多挑战。这些挑战使所有长期的、甚至短期的预测成了很难以肯定的预测。世界银行在9月份公布了一份关于中国形势的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报告的调子很谨慎。报告强调指出，从现在起到2020年，中国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贸易国，但也可能走上使所有的发展诺言成为空话的衰落道路。许多事情要取决于北京政府今后若干年里在以下各个方面作出的决策：解决庞大的国有企业部门生产率低下的问题，处理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使仍很陈旧过时的金融体制实现现代化问题。最后，北京目前虽然没有受到邻国危机的冲击，但香港交易所行情的下跌和不动产行业面临的危险将必然影响到中国吸引外资问题。

    中国对东亚经济的回升至关重要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11月29日刊发迈克尔·理查森文章言：在东亚一些国家的贷市、股市和经济急剧下滑之时，有一个国家迄今基本上还没有受到影响，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官员们和分析家说，如果中国今后几年在其邻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急剧减慢或者停滞不前之时仍能继续蓬勃发展，作为这个地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个经济大国，将比人们的预料更加迅速地成为一个具有支配力量的政治和经济大国。日本防卫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西原说：“如果中国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不受东亚金融和经济问题的影响，它将变得更加自信，它的军事能力也将增长。那可能导致中国领导人对他们的邻国采取更加专横跋扈的行动”。现在还没有出现这样的迹象。实际上，中国近几个月来特意缩小它同东亚国家的差距，强调合作。新加坡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李先生说：“如果我们能使中国成为这个地区社会的一员，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许多官员和分析家一致认为，中国的继续繁荣发展，对于帮助东亚国家经济的回升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可能会更多地吸纳它们的出口，在这些国家投资和帮助人们恢复对这个地区的信心。一些经济学家不相信中国能免于其他东亚国家受到的那种冲击。他们说，中国将由于日本、南韩和其他遇到经济问题的国家减慢投资、贷款和援助的速度而蒙受损失。但是J·P·摩根公司香港办事处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琼·郑说，虽然流入中国的投资和中国的出口明年将会减少，但是它们将继续保持强劲。她说，尽管中国由于东亚国家货币贬值而面临出口需求不振，但是这个不利因素可以由于它的廉价劳动力、日益提高的生产率、原材料成本的下降和利率下调而得到减轻。这位女士说：“在这个地区，中国的经济能经得起进一步下调利率，以缓和货币竞争力受到影响带来的痛苦”。香港政治经济风险咨询公司的经理罗伯特·布罗德富特说，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新限制将迫使中国推行改革。他说：“在1997年上半年，中国的一些国有公司已经在香港上市，吸纳了极其多的全球资本。这场危机产生的一件好事，是使它们不能轻易获得资本，并迫使它们实行结构改革”。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说，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中国作为既是东盟的投资者又是这个地区集团的出口市场，同这个集团争夺投资和全球市场的份额。

    中国应从日韩模式的崩溃中吸取教训

    法国《论坛报》11月26日刊发记者保罗·托马西文章言：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及其向北部地区蔓延的危险，可能会给中国带来始料不及的影响。由于人民币还不是可完全自由兑换的货币，因此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受到这场危机的直接冲击。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中国经济变化的香港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肖庚（音译）说：“东南亚地区的金融危机，使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了国有企业改革以及银行体制改革的复杂性”。他接着说：“北京方面已经意识到它正面临着一个错综复杂的难题”。中国领导人在制订改革计划时，一直从亚洲国家的两种发展模式中寻求借鉴。然而，当前亚洲的金融危机使中国领导人看到了这两种发展模式的局限性。第一种是日本和韩国模式。这种模式的基础是组建一些与银行关系极其密切的大工业集团。中国领导层对这一模式一直十分欣赏，认为这是进入世界经济强国的好办法。然而，目前日韩两国的危机充分表明，对银行的过分依赖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将产生窒息性的后果。另外一种模式是像泰国和印度尼西亚那样全面开放资本市场。然而，当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后，必将引起短期资本的撤离。这一模式就将产生动荡。这两个危险正是中国领导人想竭力避免的。

    《第二冲击波》—附录

    货币投机者是如何下手的？

    追溯这次股灾的源头，外汇投机者的狙击行动是其中的导火线。一个国家出现金融动荡时，外汇投机者往往会被抨击为从中捣乱的恶棍。或许，他们是世界上最大的赌徒。

    假如他们押中宝，成功预测某国货币会在数周或数月内贬值，那么数以百万、甚至数以十亿计的美元便成为他们的囊中物。反之，若这些投机者估计错误，其后果便是满盘皆输，损失同样巨大。

    究竟这些外汇投机者是如何下手狙击东南亚的金融市场的？基本上，他们要捕捉到一国货币的走势才能从中取利。举例说，假如投机者在今年春季已预期泰国铢将面临贬值压力，那么他们便会购入未来一、两个月期的约，即打赌泰铢跌。

    按照期货合约的性质，投资者可以选择在未来某一日期以特定价格买入或沽售货物、股票和货币。当泰铢到7月初真的贬值，那么打赌泰铢跌的投机者便成为赢家，满载而归。

    到底投机者是根据什么来捕捉货币的走向？外汇投机者一直密切注视不同国家的经济数据和趋势。当时机出现时，他们便会针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大炒特炒。以泰国为例，该国的贸易赤字长期高居不下，货币价值偏高，而房地产价格更被投机者推至不合理的水平。不少人已预期泰国的泡沫经济将有破灭的一天。在泰铢掉头贬值后，投机者又把战场扩大至泰国的邻近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亦出现各样的弱点，最后导致其货币先后被投机者肆虐。换言之，若不是这些国家的经济有问题，那些货币投机者未必会那么容易得手。

    炒家如何从港元利率上升获利？

    12月9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企业管理学院高级讲师茆懿心博士言：有些读者出席了12月6日早报及中华总商会举办的“货币风暴座谈会”，也收看了第二天晚上新视第8播道的《财经追击》节目，他们觉得两处的信息有冲突的地方，来电要求我加以解释。在12月6日的座谈会里，主讲者之一的李伟森先生提到：当香港金融管理局以提高港元利率来捍卫港元时，卖空港元的炒家受到了打击。在《财经追击》节目中，受访的香港科技大学雷鼎鸣博士则说：炒家的手段高明，可以在港元利率升高中获利。这两个说法都没错。李伟森先生描述的情形较单纯而直接——炒家预测港元要贬，自然就买低（美元）卖高（港元）；如果手中没有港元（这是多半炒家的处境），自然就得借进港元来卖。既有港元负债，就得支付利息，当港元利率提高时，他们自然要受到融资成本增加的打击了。科大雷鼎鸣博士形容的策略涉及外汇远期，比较复杂。首先，我们必须明白一个外汇市场里的定律：任何两个货币之间有四个“率”——两个货币的个别利率、两个汇率（即期及远期），这四个率一定要保持一定的均衡关系，否则就存在着套利机会，市场参与者可以以“买低卖高”的策略，在毫无风险的情况下，赚得利润。套利行为会使这些利率或汇率产生变动，直到套利机会消失为止。所以，如果我们考虑三个月的操作期间，3个月期的美元利率及港元利率、美元对港元的即期汇率、美元对港元的3个月远期汇率是必须维持一定关系的。这个定律在教科书里称为“利率平价说”(interestrateparity)。如果有了两个利率及即期汇率，就可以导出远期汇率，因此这远期汇率也称“隐含远期汇率”(impliedforwardrate)。这个远期汇率不见得是3个月以后的即期汇率（后者在今天是个未知数，会受这3个月里面所发生的事件影响），而是买卖双方在今天的远期市场里，锁定3个月后彼此以港元兑换美元的价格。远期汇率的决定其实很简单，其原则是：今天拿100港元换取美元，将所得美元存3个月的本利和，应该等于100港元3个月后本利和可以换得的美元，后者的汇率就是今天远期市场里的3个月期远期汇率。所以，如果3月期港元、美元的年利率各是10%及6%，两币的即期汇率是1美元兑7.8000港元，今天（12月9日）远期市场里的3个月期远期汇率会是1美元兑7.8768港元。(算法是7.8x[1+(10%x3/12)÷[1+(6%x3/12)]=7.8768)。假设为了击退卖空港元的炒家，港元利率被抬高到20%。如果美元利率仍是6%，在即期汇率7.8000的水平下，3个月期的远期汇率将是1美元兑8.0690港元。（算法是7.8x[1+(20%x3/12)]÷[1+(6%x3/12)]=8.0690)。利率升高对炒家有何影响？假设如雷博士所说的，炒家改变招式，采取比较深奥的功夫，不在即期市场炒卖港元，而是从远期市场下手，假设他们在12月9日卖出3月期远期港元，这意味着（如果他们的信用被交易对手接受的话）他们可以不需立即支付现款，只需在到期日3月9日按12月9日成交的远期汇价交付港元、收入美元，如果到时港元贬值，炒家就赚钱了。既然远期交易无须立即付款，炒家无需借贷，利率升高对他有何影响？他又如何如雷先生所说的，可以得到利益？假设在炒家摆好阵势后一个月，即1月9日左右，港元利率大幅上涨，2个月期的年利率是20%，此时，如果2个月期（以及3个月期、6个月期、甚或1年期）的美元年利率是6%，在1月9日即期汇率7.8000的水平下，2个月期的远期汇率应是7.9802(=7.8×[1+(20%×2/12)÷［1+(6%×2/12)])。炒家可以在此时以买进2个月期的远期港元来对冲他原先在12月9日卖出的3个月期远期港元（注意：1个月已经过去了，原来的3个月期远期，如今只剩2个月）。如此，一卖一买之间，他就套牢了他的投机利润，每百万港元盘口的利润将是1645美元(=[(1/7.8768)-(1/7.9802)]×1百万)。这笔利润依约是在3月9日才结算的，以美元利率6%计算，在1月9日值1629(=1645÷[1+(6%×2/12)])美元。赌注若是高达100亿港元，在上述的假设利率、汇率之下，投机利润可达1629美元（在1月9日的价值）。其实，当炒家从远期市场下手狙击港元时，他们已经间接狙击港元的即期市场了，这是因为炒家远期交易的对手（通常是银行）的远期汇率是透过上述的利率平价说导出来的，炒家的对手为了避险，会从即期市场买进美元，以备3个月后支付之用。在其买进美元、卖出港元之时，如果即期汇率不动，自然会抬高美元利率、压低港元利率。这将使港元的吸引力恶化，很可能促使更多人抛售港元。如果金融管理局为了扶持港元，采取提高港元利率的策略，这正中了以远期沽空港元的炒家的下怀，这就是香港科大雷鼎鸣博士所指的较为高段的狙击功夫了。针对炒家逐渐升层的狙击功夫，香港科大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一套可能可以有效克制炒家的一套招数。

    《全球财经》杂志评选全球金融业强人

    11月号《全球财经》杂志评选全球12位对金融业最具影响力的人士，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Fed)主席格林斯潘夺得榜首，中国掌管经济的副总理朱容基名列第二。《全球财经》杂志总编辑谢普德说，格林斯潘排名第一的原因是，他的谈话和利率政策足以影响各地市场；第二名的朱容基被认为未来几年将对全球金融有很大的影响；第三名是索罗斯基金的基金经理人乔肯米勒，他管理投资并执行外汇炒作计划。其他上榜者包括：新闻公司的梅铎、沙特阿拉伯投资家达拉、德国联邦银行总裁提特梅尔、万国宝通银行董事长李德、摩根银行董事长华纳三世、苏黎世保险公司董事长胡比、美林公司执行总裁柯曼斯基、摩根士丹利公司的梅克和高盛公司的柯辛。

    中国的外债总量

    统计表明，去年中国的外债总量增长不到10%，比“七五”（1986-1990年）和“八五”（1991-1995年）计划期间平均增幅分别低10个和5.2个百分点。至今年6月底，中国的外债余额为1186亿美元，仅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中长期外债占88.5%，短期外债仅占11.5%。1996年底，中国的几个主要外债指标分别为：债务率75.6%，低于100%的国际通用标准；偿债率6.7%，低于20%的国际通用标准；负债率14.3%，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于1979年首次对外举债，此后外债规模逐年扩大。自建立外债统计监测系统的1985年至去年底，中国累计利用海外贷款2400亿美元。历年来，中国外债偿还情况良好，已累计对外还本付息1697亿美元。

    亚洲金融风暴期间，格林斯潘言论录

    10月8日，格林斯潘在美国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发表讲话时认为，美国经济的上升可能已经在“不能持久的轨道上”运转，华尔街股市今后继续向前几年一样大幅上涨是“显然脱离实际”的。他认为，华尔街股市近年来的上涨幅度已到了显然“脱离实际”的程度，美国经济的上升则可能已在“不能持久的轨道上”运转。格林斯潘还对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的威胁表示忧虑。他说，通货膨胀依然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威胁。就业强劲增长的同时通货膨胀却未上升这一现象不大可能持久下去，劳动力紧缺从而导致美国的通货膨胀上升恐怕只是时间问题。他强调，通货膨胀的再次上升是对几年来美国经济的平衡增长能否持续下去的最大威胁，这是毫无疑问的。对于新技术的迅速应用大大提高了生产率，从而能使美国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而不会导致通货膨胀这一看法，不能寄予过高的期望。格林斯潘还呼吁美国国会努力使政府预算出现盈余，从而为应付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引起的不利影响起到铺垫作用。他说，到2002年不能仅仅实现预算平衡，而应争取出现较多的财政盈余。

    10月14日格林斯潘表示，由於全球金融体制急剧转向，令出现体系性风险的机会增加，因此对各国央行而言，追随健全的，及反通胀的金融政策较以往更形重要。他没有直接提及美国经济趋势，他表示东南亚近期发生的金融危机显示全球金融系统绝对会“惩罚”被市场感受到的经济不协调。他续称，泰国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货币问题突显了官方采取有信誉的货币及财政政策的重要性，因为能够为一旦出现金融动荡的国家提供经济支援。格林斯潘不点名抨击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指以美国投资家索罗斯为首的货币炒家需对东南亚货币危机负责的言论。他指出，随著投资者了解该些国家汇率过高，来往帐赤字高企及资产价格飞升，市场便很易陷於危机之中。格林斯潘指出，各国致力达致最高水平的持久经济增长步伐，必须先强调削减通胀率的重要性。格林斯潘亦警告不要让泰国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危机使全球金融自由化的趋势脱轨。

    10月29日，格林斯潘预测，亚洲经济体在“很长一段时间”，应该能维持“一般以上”的经济增长。但他警告说，这些经济体也可能“陷入困境，因为任何一个发展蓬勃的经济，难免都会碰上投资失策”。格林斯潘也提到，美国或许会提供短暂财政援助给区域政府。他向美国国会经济联合委员会发表预先准备的供证，内容有一半以上环绕东南亚的金融风暴。格林斯潘说：“鼓励适当的政策调节，并在需要时，提供短暂财政援助，这符合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利益”。但他告诫给予援助者要谨慎，在提供援助时，把“国际机构随时准备为失败的国内企业作债务担保的印象”减至最低点。他警告说，留下这种印象可能产生“变相投资，最终或许造成世界金融系统不平衡”。他也说，亚洲迅速增长的经济出岔子时，“企业应有容许拖欠债务的空间，私人投资者应承担亏损，政策应转向奠定宏观经济和结构的根基，以备重新扩展”。但他对亚洲前景感到乐观。他告诉委员会：“没有理由”那些能恰当应用科技的国家“无法在很长一段时间维持一般以上的增长率”。他指出，低通膨、高储蓄率和大量海外投资是亚洲经济体过去30年的支柱。最后，投资集中在地产界，这些地产又用来作抵押，变成了国内金融制度的砥柱。问题是，格林斯潘告诉委员会：“很多时候，那些金融制度并不稳固，面对借贷准则不严紧、监管制度松弛和资本不足等种种问题。”格林斯潘看来对亚洲经济决策人的处境有所同情。他说，他们现在必须“抵御国内寻求和世界贸易与金融制度脱节的压力”。根据他的看法，亚洲金融风暴尽管会影响美国的增长，尤其是对本区域的出口将放缓，但这些问题对美国的繁荣不足以构成直接威胁。

    11月13日格林斯潘说，亚洲最近的金融动荡局面将损害美国对该地区的出口，因此可能对美国经济产生显著影响。格林斯潘在众议院银行委员会关于亚洲金融形势的听证会上说：“到目前为止，这些事态发展对美国经济的直接影响不大，但日后可能不容忽视”。他说：“我们的出口增长将会放慢，这得看那个地区增长放缓的程度而定。该地区增长放缓将是无可避免的”。格林斯潘补充说：“过去几个月来特别难应付的是所谓的蔓延效应，即一个经济体的脆弱性蔓延到另一个经济体，因为投资者认为那个经济体还脆弱，不管他们的看法对不对”。格林斯潘说，亚洲经济体的迅速增长看来会暂时放慢或停顿。但他补充说：“有条件跟得上当今科技的国家，其高过平均数的经济增长没有理由不能长期持续”。他说，东南亚多个国家的货币贬值是无可避免的。但他警告，货币贬值将引起通胀，长远看是不健康的。他说：“短期内这可能带来竞争优势，但通货膨胀很快就会抬头，使那些竞争优势迅速消失”。

    11月14日格林斯潘指出，这场亚洲危机可能通过三条渠道伤害美国，并可能伤害欧洲。第一条渠道是“金融接触传染”。第二条渠道是影响世界贸易，从而影响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增长。影响可能是相当轻的，但是随着信心的丧失波及其他新兴地区，美国贸易所受的损失将会更加严重。第三条渠道是日本极其虚弱的经济。日本金融市场所受的损失比亚洲其他地区所受的损失严重，可能会与1929年华尔街股市暴跌给美国带来的损失不相上下。

    11月29日格林斯潘说，亚洲经济体在“很长一段时间”，应该能维持“一般以上”的经济增长。但他警告说，这些经济体还可能“陷入困境，因为任何一个发展蓬勃的经济，难免都会碰上投资失策”。格林斯潘还提到，美国或许会提供短暂财政援助给区域政府。他向美国国会经济联合委员会发表预先准备的供证，内容有一半以上环绕东南亚的金融风暴。格林斯潘说：“鼓励适当的政策调节，并在需要时，提供短暂财政援助，这符合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利益”。但他告诫给予援助者要谨慎，在提供援助时，把“国际机构随时准备为失败的国内企业作债务担保的印象”减至最低点。他警告说，留下这种印象可能产生“变相投资，最终或许造成世界金融系统不平衡”。他还说，亚洲迅速增长的经济出岔子时，“企业应有容许拖欠债务的空间，私人投资者应承担亏损，政策应转向奠定宏观经济和结构的根基，以备重新扩展”。但他对亚洲前景感到乐观。他告诉委员会：“没有理由”那些能恰当应用科技的国家“无法在很长一段时间维持一般以上的增长率”。他指出，低通膨、高储蓄率和大量海外投资是亚洲经济体过去30年的支柱。最后，投资集中在地产界，这些地产又用来作抵押，变成了国内金融制度的砥柱。问题是，格林斯潘告诉委员会：“很多时候，那些金融制度并不稳固，面对借贷准则不严紧、监管制度松弛和资本不足等种种问题”。格林斯潘看来对亚洲经济决策人的处境有所同情。他说，他们现在必须“抵御国内寻求和世界贸易与金融制度脱节的压力”。根据他的看法，亚洲金融风暴尽管会影响美国的增长，尤其是对亚太区域的出口将放缓，但这些问题对美国的繁荣不足以构成直接威胁。

    12月2日格林斯潘说，极力稳定金融的亚洲国家，经济将更强大，增长前景也更光明。他在纽约经济俱乐部表明上述乐观看法时，也提醒这些新兴国家必须积极改善银行体系，并呼吁有关政府和国际组织谨慎地推行拯救配套。他把亚洲金融危机归咎于资金涌入，以致当地金融体系无法消化，不能把资金疏导到建设性的用途。他认为亚洲一些货币在近月来大幅度贬值的罪魁祸首，并非投机者。他说：“如果汇率严格遵照相应政策和成本结构来运作，投机者就很少有下手的机会”。格林斯潘赞扬亚洲决策者最终理解“新环球市场力量的无情性质”，明白当前金融动乱必然恶化。他的预拟讲稿指出：“虽然调整或许造成短暂痛苦，但危机总会过去”。他说：“个别经济体将更强大而随后将出现更蓬勃和有效的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他认为，只要这些国家接受全面竞争的力量，“这些仍具超凡增长的国家，没有理由不能很快地赶上现有技术”。他形容新兴市场的银行体系是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环节”。他指出：“放贷条件过于宽松，造成未偿还的贷款大增，加上资本不足，导致银行易受债户无法还债和抵押品贬值的打击。此外，银行经常遵照政治导向的工业政策而非市场因素来放贷。格林斯潘认为，这类政策性贷款，时常“造成滥用资源、无益的扩展、亏损和最终出现坏帐”。他呼吁新兴国家实施“预防性的政策”，避免危机，同时尽力加强“成本与风险管理”。他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几个发达国家可能需要进场干预，以便抑制市场动乱造成的“不良效应”。他强调，这些援助配套必须规定改革金融体系的条件。他指出：“应当让市场发挥作用”。他在评估泰国、印尼和韩国等国的经济难题时说，这些国家经过多年的低通货膨胀和蓬勃增长，引来外国直接投资资金的涌入。大多数资金接着注进房地产业，“公共和私营领域注重庞大建设计划，变得不考虑经济因素”。当地金融体系后来只得用这些市价不稳的房地产作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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