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詹姆斯·B·斯图尔特
美林公司合规部副总裁理查德·德鲁被桌上的一封信弄糊涂了。这封信是1985年5月25日从国际部转来的，上面这样写着：
亲爱的先生：
现向您举报，贵公司驻加拉加斯办事处有两个经纪人进行内幕交易。其交易的具体情况我们已成（呈）报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如在呈送证交会的检举信中所题（提）到的，如果我们（的）客户不从他们的支（知）情权中受益，我们想知道谁在监督这些经纪人的交易。如果您对此事进行调查，我们将提供交易者的签名手迹。
信的下方写着美林公司加拉加斯办事处那两个经纪人的名字，马克斯·霍弗和卡洛斯·苏比拉格及其在美林公司的账号，还有一条附言："弗兰克·格拉纳多斯先生可能想要一份这个材料。"
这封信文字水平非常差，如果赶上哪位合规事务人员手头工作多，很容易把它推到一边而不愿费脑子推敲。在很多公司，合规部人员报酬低，不受高层经理和合伙人重视，被排斥在公司中心业务之外。他们的存在只是维持一副证券业内自我监督的样子，他们对实际的调查工作并不很上心。
然而，美林公司对合规稽核工作比大多数公司都认真。该公司总法律顾问斯蒂芬·哈默曼负责这项工作，一直坚持对客户和业务经理的交易进行严格监察。他在美林公司建起了华尔街上最大的合规事务部，工作人员达七十五名。
德鲁是一名律师，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从事过十四年交易稽核工作，1981年加入美林公司。他与另一位同事罗伯特·罗曼诺密切合作，一起进行内幕交易的调查。罗曼诺曾在证交会执法处担任过联邦公诉人。
尽管这封信中有错别字和语法错误，但"内幕交易"一词引起了德鲁的警觉。信中其他情况也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从中推断出，写信者母语不是英语，但此人对有关情况比较了解，知道有合规部，知道经纪人的账号，也知道弗兰克·格拉纳多斯是美林公司拉美区经理。
美林公司的经纪人根据要求都通过公司做交易，所以德鲁可以查到霍弗和苏比拉格的个人账户记录。这两个人确实是美林公司驻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办事处的经纪人，但他们的交易活动并不广泛。然而，他们有四五起交易的股票都是在股价突然急升前购入的，比较可疑。德鲁不指望调查会有多大成果，他把这封举报信和账户纪录递给手下的年轻分析员史蒂文·斯尼德。
德鲁简介情况时，斯尼德扫了一眼那些记录——美林公司现金管理账霍弗分册和苏比拉格分册。"哦，妈的！"斯尼德惊叫一声，打断了德鲁。
"怎么了？"德鲁问。斯尼德指着账户记录上的借方栏给德鲁看，苏比拉格有一个月开过两个支票，数额为4500美元和839．39美元，数目倒没什么稀奇的，收方是一个叫布赖恩·坎贝尔的人。"这个人我认识。"斯尼德说，"他是我们美林公司的一位经纪人。"
这个情况引起了德鲁和斯尼德的兴趣。为什么身在加拉加斯的一个经纪人要给纽约的一个经纪人开支票？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时，斯尼德会给霍弗和苏比拉格打电话寻求解释，但这样做常常容易出现偏差。因此，德鲁命令把霍弗、苏比拉格和坎贝尔的人事材料以及坎贝尔的账户资料都复印下来。
接下来一个星期，他们在对所有账目进行调查之后，发现问题比一开始想像的要神秘得多。斯尼德记得不错，坎贝尔是美林公司的经纪人，在国际部工作。但他现在已不在这里了，1985年2月去了史密斯·巴尼和哈里斯·厄帕姆公司。苏比拉格在去加拉加斯办事处之前也在国际部工作，他和坎贝尔1982年曾在同一个见习培训小组学习过。
坎贝尔的交易记录暴露出的问题更多。他有几项交易的情况与霍弗和苏比拉格的完全相同，只是在每起交易中他总是早一天行动，表明这些交易的参与都是他引导的。坎贝尔还有其他八起交易有内幕交易嫌疑，不过每起涉及的股票数都不多，只有一二百股。
看来坎贝尔有内幕消息来源，因此德鲁和斯尼德把坎贝尔的客户都找出来，大约共有三十五个，然后对他们的交易记录一一进行审查。当查到坎贝尔的最大客户——莱屋国际银行巴哈马分行时，发现了重要情况，坎贝尔的八起可疑交易出现在该银行的交易账户上。再细查下去，又发现八起可疑交易，其中只有一起是坎贝尔先于莱屋银行做的，这表明他在照搬他的客户的指令。这些交易的数量和收益也不再小打小闹了。莱屋银行的交易量很大，每次上万股。
调查每深入一步，涉及的交易数量和金额就大幅增加。由于莱屋银行涉案，情况的严重性更提高了一层。德鲁和斯尼德把他们的调查所得告诉了罗曼诺，罗曼诺也参加进来，并继续展开调查。在把美林公司的内部记录都查完后，罗曼诺给加拉加斯办事处的苏比拉格和霍弗打电话，命令他们回总公司接受讯问。
苏比拉格和霍弗非常害怕，也很合作，交待了他们的问题，使合规部人员的很多推测得到了证实。苏比拉格说，他和坎贝尔是朋友，坎贝尔经常给他打电话，在选购股票方面给他出谋划策。坎贝尔常对他说："这只股票看着挺好，或许你应该买。"但是，坎贝尔并不是无偿为苏比拉格服务，而是从苏比拉格的交易所得中抽取一定比例的好处费，以作回报，苏比拉格开给坎贝尔的支票就是这个用途。苏比拉格从坎贝尔那里得到信息后没有自己独享，还告诉给他的弟弟和同事霍弗。
美林公司解雇了苏比拉格和霍弗，不是因为他们进行内幕交易（他们似乎已是内幕信息的最远层，对信息的质量或来源都不清楚），而是因为他们违反了美林公司禁止秘密买卖股票的规定，而且给坎贝尔回扣也属违规行为。苏比拉格和霍弗不知道写那封匿名信的人是谁，但他们只是这封信的第一批"牺牲者"。
美林公司的合规部人员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他们不能直接与坎贝尔接触，也无权调查莱屋银行，而且该银行对自己客户的身份是严格保密的。他们曾与史密斯·巴尼和哈里斯·厄帕姆公司的一位律师联系，敦促他对坎贝尔及其在莱屋银行的交易进行调查。然而，这位律师向坎贝尔跑了风，对他说美林公司正在追查他。罗曼诺等人想，坎贝尔交易中所涉及的内幕消息的来源一定是莱屋银行的某个客户。眼看调查工作陷入了僵局，这些富有价值的线索就要断掉。于是，罗曼诺给证券交易委员会执法处主任加里·林奇打电话汇报此事。
在听了罗曼诺的具体情况汇报后，林奇不由叫了一声："天哪！"
罗曼诺等人向证交会汇报此事已将近一年了。就他们所知，证交会在寻找那个神秘的收购信息来源者方面还没有取得成功。随着兼并收购潮的继续，美林公司合规部的工作更忙了，大家几乎无暇再想起这件事。
当罗曼诺给林奇打电话时，林奇当上证交会执法主任刚刚四个月——非常困难的四个月。他的前任约翰·费德尔斯被《华尔街日报》揭露虐待妻子，于1985年初被迫辞职，执法处的形象受到严重影响。为平息丑闻，证交会主席约翰·沙德马上安排此位置的继任者，加里·林奇成为人选之一。林奇是个律师，35岁，几乎一直在证交会工作，时任助理执法主任。有几个外部人员也成为候选对象。纽约州参议员阿尔芬斯·达马托极力推荐著名律师奥托·奥伯梅耶。两位知名证券业律师杰德·拉考夫和罗伯特·麦考也是候选人。最后，林奇中选，这使执法处人员感到放心，因为林奇是本部门出身，而且其他几位候选人都是里根"自由经济"的拥趸，可能拘泥不干预政策而疏于执法。
林奇似乎是一个十足的公务员。他从不表露自己的政治倾向。在同事们眼里，他是一个镇定、沉着和必要时非常果断的人，但有时对人有点冷淡。他的背景与华尔街毫不搭界。
林奇出生于米德尔城附近的一个乡村，是家里五个孩子中的老幺。米德尔城是一个小城，位于纽约州北部，邻近宾夕法尼亚州。林奇的父亲经营一个小型运输公司，并做其他小生意。林奇是一个卫理公会教徒。他先后在锡拉丘兹大学和杜克大学法学院学习，毕业后先在华盛顿特区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过一年，然后进入证交会，从事诉讼和调查工作。后来，他被任命为证交会执法处助理执法主任，参与过福斯特·威南斯和保罗·撒耶尔两起内幕交易案的调查。
随着公司兼并潮的兴起，收购信息的风传不断引起股价巨升，林奇对此深感震惊。显然，内幕机密信息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市场泄露，极大地损害着根据公开消息交易的投资者的利益。普通投资者正在对市场变得冷淡，失去信心。1985年4月，即林奇履新不久，《商业周刊》刊出一篇封面报道，题为"内幕交易蔓延：证交会在与股市流弊斗争中回天乏力"。这篇文章加深了林奇的忧虑，他感到公众对市场的信心已岌岌可危。他发誓加强内幕交易执法工作，增强工作人力，跟踪追击每一条线索。
如果没有这个背景，林奇可能会对罗曼诺提供的这条线索等闲视之。当他收到那封神秘的加拉加斯投诉信时，并没有很重视，它似乎是一封非常普通的举报经纪人的信。按照一般看法，经纪人不是"内幕知情者"，而且证交会收到对经纪人的投诉是司空见惯的。但是，罗曼诺提供的线索中涉及莱屋银行，这一点有些意义。莱屋银行在另外两起证交会最近调查的案件中出现过，其中包括德克斯特龙公司案，不过这两起调查都无果而终。因此，林奇把这封信交给约翰·斯特克。斯特克是林奇的副手，是一个坚定的执法工作人员，他就此组织了一个专案组，成员中包括伦纳德·王，即在德克斯特龙公司案中提审利文的那个律师。
莱屋银行这个案子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它涉及的股票种类非常之多，达27种，其中坎贝尔账户中有大约16种。大多数内幕交易案（包括耸人听闻的撒耶尔案）只涉及几种股票，而且通常只有一种。非法内幕交易一般是某公司了解内幕消息者或与其最接近者进行的，而且他们了解的也只是本公司的交易。不过，执法处的人员们知道，仅仅这些单个公司的案件不至于造成内幕交易在华尔街上如此蔓延。很少有人能够接触到像莱屋银行案中所涉及的这样多的机密，对这类信息私下知情的一般只有律师或投资业务员。长久以来，执法人员一直怀疑存在一个由经常接触机密内幕信息的专业人员所组成的网络。或许，这起案子最后会使他们打入这个网络的核心。
林奇、斯特克和同事们研究认为，莱屋银行这个案子有许多线索值得追查，特上报证交会要求立案，获得批准。1985年7月2日，这起案子的调查正式开始，案件编号为ＨＯ－1743。专案组的律师们利用证交会的传讯权，着手寻找证据。
王律师负责传讯布赖恩·坎贝尔，并收集到了他的交易记录和电话记录。8月的一天，坎贝尔在他的律师陪同下来到华盛顿证交会办公室。坎贝尔金发碧眼，年轻自信。他看着有点紧张，不过在这种环境下这种现象并不反常。发过誓后，他接受了三整天的提讯。
王律师从坎贝尔的电话记录中看出，他几乎每天与莱屋银行一个名叫伯纳德·梅耶尔的业务员联系。该银行是坎贝尔的最大客户，他们的这种频繁联系并不奇怪。坎贝尔从美林公司去史密斯·巴尼公司后，把与莱屋银行的业务也带了过去。
"你有没有想过梅耶尔先生了解内幕消息？"王律师问。
"没有想过，我不知道有这种事，没有想过。"坎贝尔回答，并称他甚至从没有往内幕消息这方面"怀疑"过，也没有这方面的"迹象"。
王律师讯问坎贝尔恰巧在收购案宣布前购买目标公司股票的次数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坎贝尔虽然承认他的交易与莱屋银行的表现出一致，但坚称他购买股票的决定都是在自己对有关公司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做出的，与内幕消息无关。坎贝尔说他告诉梅耶尔有些交易他是照着莱屋银行的做的，但补充道他对梅耶尔说得很"含糊"，没有具体向他说出是哪些股票。
然后，王律师问坎贝尔账户记录中1万美元的支票存款问题。这笔支票存款很神秘，该支票是从梅耶尔在纽约的摩根抵押信托公司账户中提取的。坎贝尔称，这笔钱是他向梅耶尔借来的"贷款"，要用它投资一项房地产业务。
"你与梅耶尔先生还有其他业务往来吗？"王律师问。
"没有。"坎贝尔说。
接着，王律师提问坎贝尔关于另一个客户账户的问题，该客户账户的开户名是"ＢＣＭ资金管理"，它交易的股票与坎贝尔和莱屋银行的相同。坎贝尔看起来越来越不安。他说ＢＣＭ资金管理是他一个朋友开的公司，那个人叫凯文·巴利，是个律师。坎贝尔承认他向巴利推荐了莱屋银行交易的股票，但坚称他根本不知道这里面可能涉及到内幕消息问题。对坎贝尔的提讯结束了。
王律师的直觉告诉他坎贝尔是在撒谎。审查了坎贝尔的证词后，林奇也有同感。坎贝尔与梅耶尔的联系非常频繁，鉴于收购案的模式，他至少能怀疑到梅耶尔了解内幕消息。而且，坎贝尔与梅耶尔的关系比他供述的要密切和复杂得多。另外，他在"ＢＣＭ资金管理"账户一事上也没有完全讲实话。ＢＣＭ显然是由巴利、坎贝尔和梅耶尔这三个姓氏的英语单词的首字母组合而成，看来他们三人在通过该账户照着莱屋银行的交易做。
专案组人员怀疑这是一起非同寻常的内幕交易案，然而，由于该案涉及的股票种数多，只追查坎贝尔和巴利不会使调查人员进入这起内幕交易的"上游"。调查的目的是要找到内幕交易的源头，为此调查人员必须向莱屋银行开刀。瑞士银行的保密传统已有好几个世纪，从它这里寻求突破难度很大。调查人员决定以简单方式开始，先以友好、低调的形式给梅耶尔在拿骚的办公室打个电话。
梅耶尔接到调查人员的电话很吃惊，尽管他已经知道证交会对莱屋银行的股票交易情况感兴趣，因为坎贝尔已经把证交会传讯的事都告诉他了。当时梅耶尔一从坎贝尔处得知这个情况，就马上告诉了丹尼斯·利文，因为利文是最先发起这种交易的顾客。梅耶尔着急地对利文说，证交会正在调查坎贝尔。利文不感到担心，说这种调查是例行公事，不会有什么结果。而现在，证交会找到了梅耶尔的头上，询问他28只股票的交易情况，而这些股票都是利文让他交易的。梅耶尔采取拖字诀以争取时间，声称证交会要了解情况必须提出书面申请，并表示他要先向顾问请教才能做答。
梅耶尔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意识到，尽管利文一再警告他注意，但他通过坎贝尔进行的交易太多了，而且他自己的账户中还有相同模式的交易，坎贝尔和ＢＣＭ账户中也是如此。难怪引起了证交会的怀疑。
梅耶尔赶紧去找同事布鲁诺·普莱茨切尔，但普莱茨切尔对如何对付证交会也是一筹莫展。于是他们决定向利文问计，但他们不能自己给"戴蒙德先生"打电话。几天后利文给他们打电话时，他们已经收到了证交会发来的要求了解28只股票情况的书面申请。他们向利文讲述了现在的情况，并坚持要他来拿骚开会商议。利文同意了。
利文在前往莱屋银行的途中，在凯比斯坎停留了一下，去找威尔基斯。威尔基斯在凯比斯坎租了一套房子，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住，平时还经常从纽约来这里度周末。现在，他正在这里等着过劳工节大周末。
利文向威尔基斯简单介绍了有关情况。他对威尔基斯说，梅耶尔第一次把证交会提讯坎贝尔的事告诉他之后，他就向布斯基寻求建议。布斯基向他推荐了一个名叫哈维·皮特的律师，并对利文说："他给我办过很多这种案子，都通过了。"皮特以前在证交会担任总法律顾问，现在弗赖德、弗兰克、哈里斯、施里弗和雅克布森律师事务所华盛顿办事处当执业律师。
"所以你准备聘请皮特？"威尔基斯问。
"不，别傻了！"利文回答，"我是准备让莱屋银行聘他。我们要快点把这事结束。我可折腾不起。"
威尔基斯感到不放心，担心皮特会为了莱屋银行的利益而不顾利文的利益。利文怎么知道皮特会听他的话？
"这个律师可能合适。"威尔基斯对利文说，"我对他不了解。"
接着，利文告诉威尔斯基一个更坏的消息：证交会已经向莱屋银行发去书面申请，要求了解28只股票的交易情况，这些股票利文的戴蒙德账户里都有。"他们要查我的记录！"利文叫道，"我该怎么办？"
威尔基斯吓坏了，但他仍然安静地听利文宣讲他的策略："要莱屋银行保持信心"、"与他们密切合作"。利文称梅耶尔为"老三"，说要反复演练这位神经紧张的"老三"，直到他看上去是一个令人信服的选股能手。利文还准备把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所做的有关这些公司的研究报告找出来，以参考使用。这样说着说着，利文好像恢复了信心。他轻松愉快地走了。
1985年劳工节周末，利文到了拿骚。他显出一副泰然自若、信心十足的样子，很快就稳住了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他一个劲儿地贬低证交会，称他们都是"无能之辈"。他向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保证说："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你们什么都不用担心。"
接着，利文抖出了他的"锦囊妙计"。他让梅耶尔冒充这些交易的始发者。他解释说："你到证交会，对他们说这些股票都是你代表你管理的账户交易的。这些股票是你自己决定购买的，并在你管理的账户中进行分配。证交会不能证明与此相反的情况。"
利文承认，鉴于梅耶尔的背景和有限的股票经验，说他能非常熟练地经常在收购案公开宣布前准确识别收购目标公司，证交会的律师可能不会相信。但利文说，梅耶尔要坚称情况就是如此，并证明自己是根据个人研究发现这些公司是可能的收购目标的。利文对梅耶尔说会给他提供合适的研究资料，让他参考。利文表示，关键是要阻止证交会怀疑莱屋银行有某位客户是这些交易的内幕信息的实际来源。梅耶尔是银行的工作人员，一般不会被认为是内幕消息的知情者。
利文还建议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聘请一个好律师与证交会周旋，并向他们推荐皮特。当利文要离开时，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感到心里轻松了许多。在利文走前，他们三人找到莱屋银行巴哈马分行总经理让·皮埃尔·弗雷赛，向他汇报了这项蒙蔽证交会的计划，弗雷赛同意道："看来只有这样做了。"
在纽约韦斯特伯里饭店马球厅，哈维·皮特倚着一个靠墙的软长椅坐下来。皮特今年40岁，大腹便便，留着胡子，衣冠有点不整，与坐在他对面的弗雷赛形成强烈反差。弗雷赛身材细高，干净利落。他是专门从拿骚飞来纽约与皮特面谈的，现下榻在这个饭店。
在利文、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向弗雷赛汇报完对付证交会的计划并建议聘请皮特作辩护律师之后，弗雷赛就马上给皮特打了个电话。这是他们第一次联系，约了这次见面。
"你怎么会想到找我？"皮特问弗雷赛。
"您闻名遐迩，"弗雷赛回答，"我们听说过您的大名。"弗雷赛彬彬有礼地微笑着，没有多做解释，显然他不会说出是怎样知道皮特的。
"哦，瑞士人。"皮特自己想起来了。
弗雷赛提纲挈领地向皮特介绍了莱屋银行与证交会发生联系的历史，然后两人大体上谈了一下证交会的调查。弗雷赛显得很放松，接着提到因为他要回瑞士，皮特不久可以直接与梅耶尔联系。
"他是个了不起的证券投资经理。"弗雷赛谈起梅耶尔时说，把与利文一起策划的封面故事搬了出来，"他非常机敏，为我行客户的投资做出了卓越贡献。"
当弗雷赛提到证交会要调查的股票的种数时，皮特感到很担心，因为他所熟悉的大多数证交会的调查都只有一种股票。皮特觉得他应该去拿骚莱屋银行一趟，但弗雷赛说梅耶尔过几天就会来纽约，届时会与皮特见面。
9月18日，皮特在位于曼哈顿南部的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第一次与梅耶尔见了面。梅耶尔衣冠楚楚，长得很精神，而且看上去沉着、老练，富有自信。他的妻子是个漂亮迷人的女人，比他高，也比他年轻。
梅耶尔根据利文的指导，详细表白他的选股技能和在为莱屋银行客户管理交易账户方面取得的成绩。他坚称他购买这些股票都是有"根据"的，并说他有研究作为支持。会见到下午3点左右结束，梅耶尔夫妇返回了他们在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的房间。
同日，负责这起案子的另一位证交会律师彼得·索南瑟尔走进纽约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装饰得像洞穴似的大厅，匆匆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流，来到饭店前台。
"请问伯纳德·梅耶尔的房间号是多少？"索南瑟尔彬彬有礼地问。
"我们不提供这种消息。"前台职员回答。
"可我是政府公干。"索南瑟尔问。
这个职员仍然拒绝回答。于是索南瑟尔拿出纸和笔，匆匆开出一张临时传票，要求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提供梅耶尔的房号，然后递给那个职员。吃惊的职员拿着这张纸去找负责人，饭店马上顺从了。梅耶尔住在饭店贵宾楼，房号2341。
索南瑟尔乘电梯上楼，快速来到梅耶尔的房间，接着敲门。梅耶尔这会儿刚回来，他毫无怀疑地打开门，看到索南瑟尔这个陌生人，感到诧异。索南瑟尔递给他一份美国政府公函，里面是两张传票，分别要求提供莱屋银行的记录和梅耶尔个人的交易纪录。
梅耶尔惊呆了，一方面吃惊于收到这两张传票，另一方面是没有想到证交会知道他在纽约。（证交会事前知会美国海关部门注意梅耶尔的行踪。梅耶尔进入美国后，海关就通报了证交会，并说他住在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下午5点半左右，惊慌失措的梅耶尔给皮特打电话。他的沉着老练的外表被击碎了。皮特现在也很惊愕。证交会通常不这样行事，看来它在玩硬的。
皮特尽力安慰梅耶尔，让他不要过于紧张，但无济于事。以后三天，惊恐万状的梅耶尔一直呆在宾馆房间里，一步没有离开。
接到梅耶尔惶恐的电话后，皮特一刻也没有闲着。四天后，他飞往巴哈马，本事务所一个名叫迈克尔·劳克的同事与他同行。前几天，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的一个律师小组匆忙对引起证交会怀疑的交易和股票进行分析，列出涉案人员名单，寻找共同特性，但没有发现什么情况。皮特一度怀疑可能存在一个信息圈，但他摒除了这种想法，因为它似乎太离谱了。没有明显的信息源头使梅耶尔的故事增加了几分可信性，虽然股票的种数和买进时间的神奇预见性仍然显出可疑。
皮特和劳克与梅耶尔、普莱茨切尔和理查德·考尔森一起开碰头会。考尔森是个美国移民，以前在克拉瓦丝、斯韦恩和穆尔律师事务所当过律师，现在是莱屋银行的法律顾问。虽然考尔森说话比较多，但好像梅耶尔是负责者。
皮特对梅耶尔的故事很怀疑，但他不愿直接提出这个疑问。他采取旁敲侧击的方法，给梅耶尔说明向自己雇用的律师撒谎的危害性。"你可能不敢说实话。"皮特温和地说，"但我们是非常优秀的律师，只有你把真相告诉我们，我们才可能真正帮助你。"
考尔森打断了皮特，他坚持道："这些交易是伯尼做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要向证交会解释，结果应该就是如此。"莱屋银行提出让梅耶尔等人发誓作证，向证交会证实这件事就是一起精明的炒股交易，无需涉及外国司法权问题。
莱屋银行的官员们不愿改变他们的既定方针，要继续按这个故事演下去，但他们也很担心。证交会的执法行动宣传出去对莱屋银行将很不利，它会损害该银行在美国建立业务基地的努力。莱屋银行需要与证交会建立良好关系。同时，莱屋银行坚决拒绝透露客户的身份或客户个人账户上的交易记录，因为泄露这些信息会违反该银行悠久的保密传统。另外，巴哈马银行法对银行向外泄露客户信息也是禁止的。
皮特和劳克回到华盛顿后，与证交会取得联系，开始为梅耶尔出庭做基础工作。最后，皮特与证交会的王、索南瑟尔和该专案组的其他律师见了面。
证交会的律师们急于听取对这些交易的解释。皮特把莱屋银行方面的解释重复了一遍，说这些投资决定都是梅耶尔代表他所管理的各个银行账户做出的；这些交易不是银行客户所为，因此不可能存在证交会所怀疑的内幕交易。皮特提出，为支持莱屋银行的观点，他可以出示删去客户名字的银行文件，梅耶尔也会作证。皮特提出的惟一要求是证交会多给点时间让他收集资料。证交会的律师们不能去除心中的怀疑，但他们勉强同意了皮特的要求。
皮特自己还没有看到莱屋银行提供的可支持他们观点的文件。如果看不到这些材料，他不会在梅耶尔的作证协议上签字。皮特还认识到，如果该银行的官员们在撒谎，这可能是他们改正的最后机会。不过，由于皮特已经按照银行的解释向证交会做过陈述，银行方面即使现在想改正也可能已经太晚了。
莱屋银行的普莱茨切尔在犹豫不决。他涉入利文的内幕交易不像梅耶尔那样深。不像梅耶尔，他不是利文的"老三"。他的交易量也非常小，交易所得一共不过4．6万美元。莱屋银行收到证交会的那份书面请求后，普莱茨切尔要求利文停止了交易。现在利文又缠着普莱茨切尔要求恢复。"我可以很容易地赚它百分之百。"利文抱怨说，"我讨厌干坐着挣银行利息。"利文还辩称，交易这样突然中止会显得可疑；既然说梅耶尔是一个交易高手，他就应该继续有成果出现。但是，无论利文怎样软磨硬抗，普莱茨切尔就是不同意他恢复交易。利文给他们带来的麻烦已够大的了。
一次，利文带着一个购物袋来了，里面鼓鼓囊囊的，装着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所做的有关那些可疑股票的研究报告和其他资料。接着，他帮梅耶尔熟悉这些材料，为他们编排的故事虚构证据，制造假象。利文还要求审查他在莱屋银行的账户资料。当他打开他的第一个"戴蒙德"交易账户时，惊恐地看到上面有他护照上的照片复印件和他填写的签名卡，还看到许多签着他名字的取款条。他向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命令道："把这些东西都销毁。"
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把利文的护照复印件和原始账户签名卡都放到碎纸机里销毁了。他们显然不知道，根据美国法律，这种行为会构成妨碍司法罪。他们认为，反正这些东西都已作废了，因为利文的这个账户后来转走了，转到了他注册的巴拿马戴蒙德股份公司账户上。但是，普莱茨切尔没有把利文的取款条销毁，而是偷偷留了下来，因为他认为这些东西对保护银行的利益是有用的，万一利文耍赖，声称没有从银行取过钱，这些取款条可以作为凭证。
最后，还剩下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就是银行账户上有破绽。如果像宣称的那样所有的投资决定都是梅耶尔代表他所管理的银行账户做出的，那么这些交易应该出现在许多顾客账户上。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所有这些可疑交易只在一个账户上有，即戴蒙德股份公司账户。即使把这个账户上的名字删去，银行方面的托辞也会失去可信性，而且疑点会被统一集中到这个单一账户及其主人上。利文深信莱屋银行不用向证交会出示交易账户信息，但现在银行雇用的律师皮特和劳克却在要求银行提供可支持梅耶尔说辞的个人账户记录。利文和梅耶尔敦促普莱茨切尔更改电脑记录，伪造十个虚假账户，里面要显示出交易的股票与利文的相同。梅耶尔向利文保证说会把这个问题处理好。
然而，普莱茨切尔又是踌躇不前。最近，莱屋银行管理委员会主席汉斯·克诺普弗里来巴哈马分行视察，与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谈论了证交会的这次调查。梅耶尔告诉这位高级负责人，他现在别无选择，看来不得不在证交会面前撒谎。
克诺普弗里听了梅耶尔的话吃惊不小，他说："梅耶尔先生，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向政府当局撒谎。现在形势很危急，我要求你做对银行最有利的事。但是，不要去撒谎。"
当真正去伪造账户时，普莱茨切尔却下不了决心，不过他在电脑记录上做了一处更改。应梅耶尔的坚决要求，他从梅耶尔的账户上删去了一项记录。那是一项5000美元的电汇，从梅耶尔在莱屋银行的账户汇往纽约州德里的特拉华国民银行。德里是位于凯茨基尔山脉的一座小山城。
皮特和同事们也在马不停蹄地忙碌。他们飞往拿骚去查看支持梅耶尔辩解的账户记录。他们希望看到四十到五十份这种记录，里面都显示出证交会要求调查的28只股票的交易情况。皮特一行抵达拿骚后，入住凯布尔海滩饭店。
午饭后，梅耶尔来了，带着几本大活页簿。皮特等人急切地把这些活页簿打开，却发现里面只有几页，而且大多是梅耶尔的旅游和娱乐收据。皮特不禁愣住了。他生气地告诉梅耶尔这些不是交易记录，他们大老远跑来巴哈马不是要看这些东西的。梅耶尔看着很不自在，答应第二天上午把交易记录拿来。
次日上午，梅耶尔带来了25份莱屋银行的账户交易记录，但里面没有一份涉及那28只可疑股票，没有一份可以支持他的辩解。皮特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我们现在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我们拿错了材料，"他对梅耶尔说，然后故意停顿一下以示强调，"要么我们讲错了故事。"梅耶尔一言不发，第一次显出垂头丧气的样子。
大家都僵在了那里。突然，梅耶尔从座位上跳起来，拿起电话打给普莱茨切尔。因为梅耶尔说的是瑞士德语，皮特等人都听不懂。看来很清楚，普莱茨切尔挨了一顿臭骂。梅耶尔放下电话，说让律师们等一下，就走了出去。然而，寻找新材料的努力没有结果。后来，考尔森替梅耶尔与皮特等人谈，仍然毫无突破。
皮特等人只好飞回美国。他们对自己的客户更加怀疑了。越来越清楚的是，有一个人在收购案公开宣布前买进了这28只股票。若果真如此，这就会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内幕交易案。
他们的怀疑在下星期一得到了最后确认。这一天，皮特和劳克又去了一趟巴哈马，会见从苏黎士赶来的莱屋银行总法律顾问汉斯·彼得·希德。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最后向希德讲述了实情，希德要求悬崖勒马，以免欲盖弥彰，更加被动。
"根据我的理解，有一个账户做了所有这些交易。"希德对皮特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皮特和劳克严肃考虑想退出这个案子，因为他们被误导得太深了，甚至在莱屋银行的误导下向证交会做了那场尴尬的解释。他们感到自己的声誉受到了严重影响。
最后皮特和劳克表示，如果莱屋银行答应停止那个账户上的所有交易，他们同意把这个案子继续接下去。他们不能容忍这种可能的犯罪活动仍在该银行继续。他们还要求，银行方面要在不过分引起怀疑的情况下冻结该账户的资产。另外，银行方面还必须彻底、坦率地向他们提供有关该账户的一切情况。对于这些要求，尽管梅耶尔显然很不自在，但莱屋银行的官员们都同意了，只是附加一个条件，即不泄露该账户主人的身份，只以"Ｘ先生"指代。
然而，皮特认为，莱屋银行最好的出路是用Ｘ先生的身份换取对该银行及其有关人员的豁免。而这种协议是否能吸引证交会，几乎完全取决于银行是否愿意向他们提供Ｘ先生的身份。希德虽然不太情愿，但最后还是同意透露一些情况：Ｘ先生是一个投资业务员，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工作。现在，皮特意识到这起案件要钓出大鱼。
几天后，梅耶尔和妻子请皮特在莱福德凯俱乐部吃饭。这是一个高级俱乐部，梅耶尔是这里的会员。在路上，梅耶尔极力讨好皮特，解释说编排故事蒙骗证交会的主意并不是他想出来的。"我可不想让你认为我这人很坏。"梅耶尔说。
皮特禁不住想利用梅耶尔愿意和解的心态套问Ｘ先生的身份。"我们早晚要知道Ｘ先生的名字的，"他说，"为什么不现在就告诉我们？"
"你知道那个公司，是吧？"梅耶尔说。
"对，德莱克赛尔。"皮特回答。
"你在德莱克赛尔认识什么人吗？"梅耶尔问，"你在那里都认识谁？"
皮特突然想起，一个多月前的10月中旬，他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两个人一起吃过一次饭。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一直很愿意与德莱克赛尔合作，特别是做收购领域的业务。为了从德莱克赛尔拉更多的业务，皮特的合伙人亚瑟·弗莱斯切尔邀请该公司的大卫·凯吃饭，并让皮特作陪。吃饭地点是卢特西（Ｌｕｔèｃｅ）餐馆，这是一家最高档的法国餐馆之一。凯带着他喜欢的丹尼斯·利文一起来了。皮特对这顿饭的情况回忆不起很多，只记得那是一次典型的为培养客户而安排的公关宴请，席上点了许多昂贵菜肴和名酒，大家推杯换盏，相谈甚欢，彼此关系似乎加深了许多。利文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就这样，利文和凯成为皮特惟一认识的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投资业务员。
"大卫·凯？"皮特试着说。梅耶尔摇了摇头。
"丹尼斯·利文？"皮特问，刚说完就马上从梅耶尔的表情上得知这个名字说对了。
"就是他。"梅耶尔说。
自从利文到凯比斯坎给威尔基斯说了证交会的这次调查，威尔基斯就急得彻夜难眠。他还动不动就向妻子和女儿发脾气，也不解释出了什么事。一天晚上，他竟掩面而泣，唏嘘不已。但是，他接着振作起来，告诉自己说："我不能自私，我要帮助丹尼斯渡过这一劫。"
利文经常给他打电话，有时一晚上就打十来次。"不要难过。"利文总是说，"这是例行公事，我们不会有事的。"几天后，当利文被证交会邀请参加一个收购研讨会时，威尔基斯感到放心了。
那次研讨会几乎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内幕交易的话题，收购事务律师马丁·利普顿带头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证交会有必要对近两年一些名声不好的收购案中的股票交易进行仔细检查。"他说，"只有证交会有权调查幕后真相。我认为可查的交易有很多……这些方面应该非常详细地审查。"
利文煞有介事地表示认同，他说："还有一点，我认为不应该把对那种现象的分析局限在公司的活动上。"他甚至建议证交会调查纳比斯科商标公司和通用食品公司收购案中的股票交易。其实，在这两起收购案期间，他自己都进行过大量的内幕交易。
参加完这次研讨会后，利文沾沾自喜地对威尔基斯说："我们什么都不用怕。证交会对我很厚爱。"会后，他还收到了证交会发的感谢信，上面有证交会主席约翰·沙德的签名。他骄傲地把这封信拿给很多同事炫耀，也给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看过。他对威尔基斯说："如果我有问题他们会这样礼遇我？"
加里·林奇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从宽大的窗子望出去，外面是一排排低矮的屋顶。再有一个星期就该过圣诞节了，但家里过节用品的采买他连想都还没有想。他意识到，对莱屋银行的调查可能要出现重要情况。上星期快结束时，林奇接到哈维·皮特打来的一个不寻常的电话，电话里皮特坚持要求与林奇本人见面。林奇知道皮特曾是证交会的资深人员，担任过该机构的总法律顾问，自己就在他手下工作过。他非常清楚，皮特如此坚持与他见面，一定是有重要情况要向他透露。
12月17日上午10点，皮特、劳克和其他几个同事来到林奇的办公室。林奇邀请斯特克、王、索南瑟尔和保罗·菲斯切尔等专案组成员一起会见。林奇与皮特等人热情握手，然后大家围住会议桌坐下。
"你要说什么？"林奇随意地开始。
皮特打开一个活页夹，开始照着准备的要点讲起来。他简要回顾了他代表莱屋银行与证交会进行谈判的情况，然后说出了举座震惊的话。
"我不能信守上次给你们做的事实陈述。"他说。
菲斯切尔简直要蹦起来："什么？我们搭进了许多时间。你做了具体陈述……"
皮特让菲斯切尔说完，然后策略性地讲出了自己要说的话。皮特用假设法，建议林奇等人"假定"那些可疑股票的交易决定不是像他上次说的那样是由梅耶尔做出的，而是由莱屋银行一个客户做出的，而且这个客户是华尔街上一个有身份的人物。皮特知道这样说会激起证交会人员的好奇心。他接着问道，如果情况是这样，证交会是否同意只起诉莱屋银行的这个客户，而不检控该银行或其工作人员？而且，即使该银行有些人员搭车做了这个客户的交易，还可能按照该客户的指使销毁了有关证据，证交会是否也同意不检控他们？皮特说，如果证交会同意这样，莱屋银行愿意争取巴哈马当局的批准，披露这个客户的身份。劳克补充道，这项协议的执行还必须视司法部的态度而定，即只有司法部也表明类似的态度，同意不以任何刑事律条起诉莱屋银行或其工作人员，这项协议才可以执行。
林奇让皮特一行到办公室外面暂避，他和证交会的同事们商量一下。一开始，林奇需要做一些说服工作。证交会不愿在瑞士和巴哈马保密法问题上陷入漫长诉讼，这方面他们是有教训的，以前其他案件上的类似努力都变成了纠缠不清的案中案。
最后，大家都同意了皮特提出的协议。他们意识到，那个有身份的客户一定是一个投资业务员或律师，是这场内幕交易活动的中心人物。这可能是一起大家一直在盼望的要案，是股市大清洗的开始。
不到半小时，皮特、劳克等人被请了回来。林奇说他认为可以制定出一个更满意的协议，并解释说把梅耶尔包括在豁免对象中有些问题。但是，皮特坚决要求莱屋银行的所有人员都得到保护。林奇让步了。
皮特认为这次会谈很成功。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把莱屋银行拖入了很危险的境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利文要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销毁证据反而使莱屋银行和他自己失去了保护能力。如果没有在妨碍司法方面受美国起诉的危险，莱屋银行尽可简单地承认有一位客户发起了这些交易，然后利用巴哈马银行保密法为这位客户的身份保密。莱屋银行这样做横竖都没有错，而美国证交会为要求莱屋银行披露这位客户的名字，至少得花费数年在巴哈马法庭上来回折腾。但是，由于莱屋银行销毁了证据，容易受到妨碍司法的指控，这种选择不再可行了。
当皮特和劳克等人把文件装进包里准备离开时，王和菲斯切尔禁不住向皮特催问莱屋银行的那个客户是谁，他们急得憋不住了。但皮特不准备这么早就把王牌亮出来。
"别着急，你们会钓到一条大鱼。"皮特向他们保证。
斯特克突然大声说："你们问那个家伙是谁？不用说，他肯定是条巨鲸——莫比·迪克。"
曼哈顿圣安德鲁斯广场面积不大，隐藏在高耸的市政大楼和联邦法院后面。联邦法院位于福利广场上。当纽约的律师们说起圣安德鲁斯广场时，他们是指一个司法机构——美国检察官办事处。长期以来，这个检察官办事处一直被认为是名气最大、声望最好和力量最强的司法部派出机构。它之所以给人以这种印象，部分原因是它的司法权限大（负责曼哈顿、布朗克斯和纽约州南部地区提交的联邦案件），而且距离美国的金融中心华尔街近。历史上，绝大部分最复杂的金融案件都是这个检察官办事处办理的，同时，它也办理过纽约的有组织犯罪和贩毒案。
以前，经过历代检察官多年的努力，这个检察官办事处树立起了小心谨慎、讲求质量、廉洁正直的声誉。认为手段和目的同样重要，不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对工作人员要求标准高，就是对最年轻的助理检察官也是如此。这里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回避宣传报道。1983年鲁道夫·吉尤利安尼被任命为这里的美国检察官时，这个传统仍然存在，但他很快就把它改写了。
20世纪30年代托马斯·Ｅ·杜威在这里任美国检察官时，很有作为，名声显赫。从那以后，这里再没有出现可与他比肩的人，直到吉尤利安尼来此上任。吉尤利安尼来这里以前，已经是一个闻名全国的美国检察官。当时，他在里根政府任助理司法部长，是司法部的第三号人物。他还是里根政府最活跃的发言人之一，经常出现在新闻和访谈节目里，谈论犯罪和执法问题。吉尤利安尼口才流利、精力充沛、锋芒毕露，他一来到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就急于在这里打下自己的印记。
吉尤利安尼到任时，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状态不佳，亟待重振雄风。他的直接前任小约翰·马丁在任期间，该办事处主要依靠老本过活，不思进取。结果，其谨慎作风丧失殆尽，显赫之名渐成明日黄花。吉尤利安尼刚一接任，立即把该办事处的资源和人力转移到两个确保吸引媒体目光的领域——有组织犯罪和吸毒贩毒，并且很快就取得了重大成果。此后，新闻发布会成了这里的例行活动。这些做法与吉尤利安尼爱与媒体打交道的特点相吻合。吉尤利安尼甚至还发起了一场打击布朗克斯区地下贩毒活动的运动。这场运动虽然没有捉到贩毒分子，但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仍然在媒体上大出风头，报纸上还出现了吉尤利安尼身穿黑色皮夹克的照片。
媒体对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的报道几乎一律是积极的，近乎吹捧。吉尤利安尼称，这种报道可以提高办事处的知名度，而办事处的名气对阻遏犯罪有重要作用。其实这一点很难说清楚。无论如何，吉尤利安尼到任后，纽约检察官办事处成功办理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案子，名声更响了。
吉尤利安尼给该办事处带来了一种处世观，其特点是是非、敌友界线分明。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天主教、甚至耶稣会的世界观。他似乎把犯罪与罪恶、惩治与自罚、合作与忏悔等同起来。他还具有一种冒险精神。1986年，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我做这项工作不是为了求安全。如果你从不努力追求什么，你就永远不会失败。我宁愿失败。"
办事处的助理检察官们很快就适应了这种新的工作理念和管理制度。许多人对吉尤利安尼的方法感到欢欣鼓舞，但也有人表示担忧。现在无论做什么决定，都要考虑媒体会作何反应。传统派成员指出，该办事处现在有一种新的"莽撞"精神。这个词有点贬义，暗指一种先斩后奏、鲁莽行事的倾向。
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下属的反欺诈处就反映出该办事处所发生的变化。反欺诈处主任是彼得·罗马托斯基，负责过威南斯内幕交易案的调查，但他已经宣布辞职，接任者是查尔斯·卡伯里。
卡伯里在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人缘很好，每个人都喜欢他。他身材肥胖、外表粗犷、说话坦率，而且聪明、幽默、自谦。他的低调作风和无懈可击的正直品质博得传统派成员的好感。像吉尤利安尼一样，他也追随天主教处世观，而且他在罪与罚方面的观点也与吉尤利安尼的一致。卡伯里在纽约长大，从科尔盖特大学退过学，后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并在福特汉姆法学院主持过法律评论。他第一次申请美国检察官办事处的工作没有被录用，之后在斯卡登、阿普斯律师事务所工作一年，接着进行第二次申请，这次获得成功。
当卡伯里在梅耶尔被传讯后第一次与林奇谈起莱屋银行调查一事时，对此案不是那么有兴趣。在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吉尤利安尼对内幕交易案不是很重视，没有把这类案件列为优先处理对象。由于资源和人力都被转移到有组织犯罪问题的检控上，反欺诈处的规模实际上缩小了。总体来说，卡伯里对本办事处在内幕交易案上取得的成果感到失望。在一起涉及摩根·斯坦利公司一名投资业务员的案子中，上诉法院做出判决称，如果投资业务员或其他受托人向他人泄露机密信息，而信息获得者据此实际做了交易，那么该投资业务员或受托人就犯了内幕交易罪。在卡伯里看来，这个案子的成果算是大的了，办事处受理的大多数内幕交易案涉及的都是"不入流"的雇员，主要是层次很低的印刷工和律师事务所或投资银行里的秘书。卡伯里精通证券法律，熟谙股市情况，在这方面该办事处无出其右者。他深知证券市场上内幕交易很猖獗，但他认为这方面的执法最好由证交会去实施。
然而，随着莱屋银行调查案的发展，卡伯里对此案的兴趣越来越大了。这看来是一起预谋性很强的违犯机密规定的内幕交易案，对市场公正构成了严重威胁。皮特和同事们与证交会会谈后几个星期，来到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讨论莱屋银行调查案中涉及的刑事问题。罗马托斯基、卡伯里、证交会的律师以及皮特等人一起坐在罗马托斯基的办公室，展开了认真的研讨。（这个办公室里有一张旧式栎木办公桌非常显眼，多年来它从一任主任传给下一任主任，不久就由罗马托斯基传给了卡伯里。）反欺诈处的检察官们先听取皮特和证交会律师的介绍，然后互相进行讨论。
检察官们觉得，在给予莱屋银行豁免一事上问题不是很大，而这正是皮特所需要的。当然，他们这样做可能招来批评，但他们知道，没有莱屋银行的合作，获取那个关键客户的身份会极为困难，即使有幸最后获取了，也可能得花费数年时间。他们很少能有机会这么快就可以进入一场内幕交易活动的核心。根据皮特讲述的情况，他们确信，检控这个客户要比检控莱屋银行重要得多。吉尤利安尼同意他们商谈给予莱屋银行豁免事宜，华盛顿司法部官员也表示同意。于是，卡伯里让皮特和林奇继续进行豁免协议的谈判。
这项豁免协议的谈判进行了几个月。证交会坚持增加一条：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如果最后莱屋银行提供该客户身份未果，则该协议无效。皮特不同意，辩称莱屋银行只应进行"诚信"努力，如果受制于巴哈马当局的禁令而不能泄露该客户身份，则不应失去豁免。证交会坚持立场，最后皮特只好让步。
接着，要对戴蒙德账户的交易记录进行检查和分析，而皮特需要先确认Ｘ先生的身份。虽然他已经知道Ｘ先生的名字叫丹尼斯·利文，但他不能肯定这个人与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工作的投资业务员丹尼斯·利文是同一个人。按照劳克的建议，皮特安排助手们广泛查找有助于确认该客户身份的背景资料或照片，但没有找到确凿的材料。皮特不想为此事与德莱克赛尔联系，担心引起该公司对这项调查的注意。最后，皮特的助手找到了一本原莱曼兄弟银行的年鉴，上面有一张利文的照片。皮特让助手们把这张照片混在其他人的照片中，然后他拿着这些照片去莱屋银行，让每个与利文接触过的银行人员辨认。"你能认出戴蒙德先生吗？"他问。结果，毫无例外，他们都指向利文的照片。
证交会也需要从梅耶尔那里获得证言证词，以在深入分析案情时或对Ｘ先生采取禁止令时使用。自从在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收到传讯，梅耶尔一直很恐惧，随着调查不断加强，他更是惶恐不安。同时，他还担心因与坎贝尔的关系和他自己的交易而被制裁。因此，他要求调回了瑞士，住在苏黎士一个郊区。皮特催他写一个作证承诺书，他很紧张。
到1986年2月底，梅耶尔还在拖延。皮特很清楚，梅耶尔是觉得瑞士天高皇帝远，呆在那里安全。最后，皮特向梅耶尔发出了最后通牒，他说："你要么配合要么不配合。无论你配合不配合，这个案子都要进行下去。"他提醒梅耶尔这样做会丧失豁免权。但梅耶尔仍然逃避，后来干脆让他的律师代他与皮特周旋。梅耶尔执意拒绝前往作证。
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对梅耶尔的做法感到惊异。他只需拿出一两天时间作证就可以获得豁免，为什么要放弃？答案似乎存在于梅耶尔要普莱茨切尔删掉的那笔神秘的5000美元电汇。原来，这笔钱是寄给德里城的一个木匠，这个木匠给凯文·巴利的房子做过木工活，这是付给他的工钱。这件事好像显出梅耶尔与ＢＣＭ账户及坎贝尔与巴利的额外交易有联系，而这些事项没有包括在莱屋银行与证交会签订的豁免协议里，而且梅耶尔也从没有向皮特透露过。梅耶尔似乎压根儿就不太信任美国的律师或司法制度。
幸运的是，现在伦敦工作的普莱茨切尔被安排代替梅耶尔作证。林奇最后要求抓紧时间结束谈判。3月19日晚上10点，协议签订。根据协议要求，莱屋银行不久移交交易记录，普莱茨切尔在两周后作证。
卡伯里与证交会的律师王、索南瑟尔和菲斯切尔飞往伦敦，在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驻伦敦办事处与普莱茨切尔见面。普莱茨切尔的作证整整进行了两天，供述非常坦率，梅耶尔如果作证恐怕达不到这个程度。普莱茨切尔详细讲述了"戴蒙德先生"与莱屋银行打交道的前后情况，包括他对保密条件的特别要求、开户的方式、中途账户的转移、在收购宣布前买进股票、多次取款以及要求销毁身份证明材料等。普莱茨切尔受过专职会计训练，记忆力非常好。他在供述中没有披露戴蒙德先生的真实名字，只以Ｘ先生指代，不过他指出这个人是住在纽约的一个投资业务员。证交会得到了所需要的证词，而卡伯里对此案进展速度之快感到惊奇。
现在，剩下的工作就是揭开Ｘ先生的面纱了。皮特把注意力转向巴哈马当局的银行保密规定。莱屋银行不能简单地把利文的名字说出来了事，尽管它可能愿意这样做。利文已发出威胁，声称如果莱屋银行披露他的身份，他就起诉。而且，如果莱屋银行这样做，也有被巴哈马当局起诉的危险。
皮特和同事们决定采取一个大胆的策略：直接找巴哈马司法部长保罗·艾德利协商，以避免引起外界注意，并尽快获得法院指令。5月7日，一个由美国证交会律师、司法部官员、美国驻巴哈马大使、皮特、劳克及其雇用的巴哈马律师等组成的代表团奔赴巴哈马，与艾德利举行正式会见。美国政府高级代表的出现使艾德利不敢怠慢，但他把皮特和劳克排斥出会见过程，使皮特很生气。
尽管如此，他们商定的方法好像挺管用。林奇表示，严格地讲，银行披露证券交易记录不属于巴哈马保密法规中所指的泄露"金融交易"。区别证券与其他银行业务关系的争论好像有点复杂，但这个问题可以获得莱屋银行的关键支持。艾德利暗示他暂时认可这个观点。他说："这不是金融，而是经纪。"林奇立即表示同意。
两天后，皮特收到一封信函抄件，上面是保罗·艾德利的最终意见：莱屋银行披露这位客户的身份不会受到巴哈马当局的检控。于是，莱屋银行董事会开会通过一项决议，批准银行向证交会提供利文的身份。
现在一切都到位了。1986年5月9日（星期五），皮特拨通林奇的电话，林奇立即拿起话筒。皮特没有寒暄，也没有过渡，开门见山地说："莫比·迪克是——丹尼斯·Ｂ·利文。"
就在皮特把利文的名字通报给林奇后几个小时，利文来到海湾和西部公司大厦。他是应邀来这里参加一个便宴的，并观看派拉蒙电影公司摄制的一部新影片的试映，影片名叫《高级杀手》，由汤姆·克鲁斯主演。他之所以被邀请参加这里的活动，是因为他在海湾和西部公司收购伊斯库艾（Ｅｓｑｕｉｒｅ）公司时做过伊斯库艾公司的代理。（同时，他在这起收购案中一如既往地进行了内幕交易。）
平常，利文很喜欢参加这种活动，因为这种集会都是高档次的，参加者非富即贵，他来这里可以衬出自己身份非凡，而且可以与马丁·戴维斯这样的大腕攀谈一二。然而，这天晚上，利文无心琢磨这些，他心里都被莱屋银行的事占满了。他觉得，现在与该银行的交易越来越麻烦了。他打算把在该银行里的钱转走，前天给普莱茨切尔打电话办理，但对方没接，他只好找一个级别较低的人员，叫安德鲁·斯维汀。
"我要把我账户上的1000万美元转到开曼群岛的一个银行。"利文说。
斯维汀漫不经心地说，这么大额的账户转移需要利文提供具体手续。利文被激怒了，说与他的巴哈马律师联系获取具体手续。当利文与律师联系完再给斯维汀打电话时，斯维汀又坚持要他提供书面的。情况就是这样。利文觉得与莱屋银行打交道更麻烦了。他决定下星期一一早就把书面提款单发给莱屋银行，然后再不与这些越来越不合作的瑞士佬打交道。
利文的提款决定完全在皮特和劳克等人的预料之内。当利文给斯维汀打电话时，皮特和劳克就在斯维汀身后站着。他们吩咐斯维汀，如果利文要求提款，就想办法拖延。
几个月来，利文显然对证交会调查工作的继续和莱屋银行蒙骗证交会失败焦急起来。他还向普莱茨切尔讲起他筹划的一个新方案，称之为"绝妙计划"。普莱茨切尔对利文这个新计划的具体细节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其运作很像共同基金。按照这个方案，利文把他的钱分存在许多账户，由一位银行人员管理，然后这些账户根据他提供的内幕信息一起进行交易。利文称，这个计划的"绝妙"之处在于，它可以使参加交易的账户显示出多数性，从而有助于使证交会相信这些交易是由管理这些账户的深谙选股之道的银行员工做的，而不属于内幕交易。近来，利文不断暗示，这个"绝妙计划"可能移到别的银行进行，不在莱屋银行实施。
现在，正当证交会的调查达到高潮时，利文几乎凭直觉感到了形势的危急，决定赶紧把他的钱提走。在这种情况下，林奇觉得他和美国检察官办事处该抓紧时间收网了。他们不能让利文把这1000万美元赃款移出巴哈马，否则这笔钱就可能永远追不回来。
林奇给卡伯里打电话商量抓捕利文，卡伯里接着安排托马斯·杜南执行。杜南是反欺诈部调查员兼特别副执法官，40多岁，看上去像一个业余拳击手，他家有七名亲属都在司法部门工作。杜南接到卡伯里的命令后，夜以继日地与律师们进行研究，起草冻结利文资产的法律申请，并准备逮捕证，整个周末都没有休息。由于政府已经从普莱茨切尔那里获取了足够的利文违法的证据，为简明起见，逮捕证上逮捕理由一栏只重点写明妨碍司法。最后，杜南还签署了一份阐明案情事实的宣誓书。
5月12日，星期一，利文的书面提款单到了莱屋银行。证交会立即提交冻结令，银行把利文的钱扣留了。与此同时，卡伯里和杜南找到一个联邦法官签署了逮捕令。接着，杜南和六英尺八英寸高的联邦执法官奥吉·考夫曼一起，立即出去抓捕利文。
他们两人先到公园大道利文的公寓，他的妻子劳丽开的门。当杜南向她说明他们是司法部官员，有重要事情找利文时，劳丽吓得脸都白了。她说利文一早就出去了，但她答应如果利文往家打电话就告诉他与美国检察官办事处联系。
杜南和考夫曼接着前往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利文也不在。公司人员讲，他到德莱克赛尔的客户罗纳德·佩雷尔曼的公司开会去了。但是，佩雷尔曼办公室的人员说利文没有参加会议。搜寻利文无果，杜南只好先返回检察官办事处。可能利文的妻子给利文报了信。于是，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安排通缉利文，利文的名字立即出现在海关的监控名单上，如果他企图逃往国外，会被依法扣留。
紧接着，抓捕行动加快了。下午2点，林奇礼节性给弗雷德·约瑟夫打个电话，向他通报利文的违法情况和政府的行动。约瑟夫的秘书先接起电话，她告诉约瑟夫是证交会执法主任找，有紧急事务。约瑟夫接过电话。林奇向他透露，根据证交会掌握的情况，利文利用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和其他公司偷取的信息进行大规模的内幕交易，并且显然组建了一个信息圈子，从其他投资业务员处收买信息。林奇接着说，证交会将对利文提出指控，并要求立即执行禁止令，同时，利文一被逮捕刑事指控就可能跟着提出。
林奇讲了十来分钟，约瑟夫静静地听着，感到十分震惊。"加里，听起来你们已掌握了他的情况。"他说，"如果他犯了这些事，就太糟糕了。要我做些什么？我们将全力配合。"
按照林奇的要求，约瑟夫命令封存利文办公室里的文件。接着，约瑟夫立即给凯打电话，告诉他说："他们要逮捕丹尼斯。"凯往佩雷尔曼办公室打电话，也听到对方说利文根本没去那儿开会。过了一会儿，证交会主席约翰·沙德打电话给约瑟夫。
"很抱歉抓你公司的人。"沙德说。
"别这样说，"约瑟夫回答，"这是你们的工作。我们经常怀疑有这种事情发生，只是没人发现过。"
接着，利文进行内幕交易的消息正式公布了。下午2点46分，这个消息传遍了华尔街的各个经纪公司、交易大厅和美国各地的新闻机构。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利文出现了，他从一个路边电话亭给凯打电话。街上过往车辆太嘈杂，他必须大声叫喊凯才能听清楚。
"丹尼斯，他们在到处找你。"凯说。
"我知道，我知道。"利文叫道，"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他们想害我，要把我毁了。我没有任何机会解释。我根本没有做错事。"
"丹尼斯，行了，先别说了。"凯建议道，"你得找个律师。"
"找谁？"利文叫道。皮特显然不可能了。
凯一一盘算着弗洛姆、利普顿和亚瑟·利曼等人的名字，这些都是他从收购业务圈里认识的律师。利文一挂了电话，凯就给约瑟夫打，对约瑟夫说："利文说这都是误会。"
"听他胡说！"约瑟夫回答。
下午5点半时，杜南和卡伯里仍在办公室里，这时杜南的电话响了。
"啊，我是丹尼斯·利文。我相信你们在找我，我想我们最好见一下。"利文说，尽管已经四面楚歌，声音听着还挺平静。他补充道："我估计你们是找我问什么问题，或什么事。"
杜南要求利文尽快到美国检察官办事处来见他。尽管证交会已宣布对利文采取行动，利文还计划晚上参加一个为西奈山医院捐款的慈善晚会，但他表示同意先到检察官办事处走一趟。
利文独自开车前往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这次开的是一辆宝马车，不是更惹眼的特斯塔罗萨（Ｔｅｓｔａｒｏｓｓａ）型跑车。他把车停在检察官办事处附近的一个街道边，然后签名进入检察官办事处，这时是晚上7点半。
杜南在六楼接待区候着利文，接着带他见卡伯里。卡伯里坐在大办公桌后面，从华盛顿赶来的证交会律师彼得·索南瑟尔在旁边站着。利文穿着一身时髦的深色欧式西服，系着一条黄色赫梅斯（Ｈｅｒｍèｓ）领带，脚上是一双黑色古姿（Ｇｕｃｃｉ）牌短帮皮鞋。相形之下，卡伯里、杜南和索南瑟尔显得寒酸多了，他们的衣服都皱皱巴巴的。一见到卡伯里，利文便露出一副讨好的笑容，并想与卡伯里握手，仿佛他在被介绍与一位潜在的客户认识。
杜南立即打断他。"这是一张逮捕证，"他说，"利文先生，你被捕了。"
利文顿时脸色煞白，呆若木鸡。卡伯里说："你有权保持沉默。"杜南命令利文探下身子，把双手平放在卡伯里的办公桌上。利文机械地做着这些动作。杜南接着对他进行搜身，并要他把口袋里的东西都掏出来。然后，卡伯里拿出一些带有利文签名的莱屋银行文件，展示给利文看。利文当时看到，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并没有按照他的指令把证明他与交易账户有关系的文件都销毁。
"你有什么要求吗？"卡伯里问。利文说要找他的律师。杜南把他带到接待区的电话旁，让他与他的律师亚瑟·利曼联系，杜南在一旁站着。那天下午与凯联系后，利文决定聘请亚瑟·利曼当自己的律师。他是通过里夫隆收购案认识利曼的，当时利曼担任里夫隆公司的代理。
利文好像很茫然，他拿着话筒，转向杜南问："发生什么了？我怎么了？"
"你被捕了。"杜南又说一遍。
"我被捕了，天哪！"利文对着话筒重复道。
利文一打完电话，利曼就找卡伯里，请他晚上先把利文放了。卡伯里拒绝了，解释说第二天提审后利文才可以要求保释。卡伯里知道不能冒险把利文放走。逮捕被控犯经济罪的白领犯人麻烦事往往比较多，他们总是摆出一副绅士派头，不到万不得已拒不认罪，而且一进来就马上提出保释。这些白领犯人常常过于骄纵，对付他们比对付被指控犯普通罪的不很富足的犯人要麻烦得多。卡伯里感到，如果现在把利文放走，他真有可能逃跑。
当杜南完成有关手续并把利文送到大都市教养中心时，已接近半夜了。这个教养中心与福利广场上的联邦法院挨着。
利文这会儿好像还主要牵挂着他的宝马车，他对杜南说他担心这辆车晚上放在大街上不安全。杜南就把利文的车钥匙拿过来，把车开到附近的公用车库里。杜南还从来没有摸过这么昂贵的汽车。
杜南把利文送到大都市教养中心后，在那里填了一个表，安排第二天上午9点提审利文。利文被押走了，关在一个候审室里，与两个毒品嫌疑犯关在一起。第二天上午，利文眼皮浮肿，满脸憔悴。杜南毫不奇怪，他很清楚，凡被关押在大都市教养中心的人，很少有谁第一个晚上能睡着觉。
威尔基斯埋头于赫顿银行的工作，努力不去想利文的事。他成功处理了一些自己负责的规模比较小的交易，兼并收购部主管丹尼尔·古德表示，那年公司增补常务董事时，考虑把他选进去。但是，威尔基斯打算像利文那样借机跳槽，已委托一个猎头者帮他联系。这个猎头人员给他物色了两家投资银行，现正在商谈，都是常务董事的职位。如今，华尔街很多公司急需像威尔基斯这样有经验的投资业务员。
5月12日那天逮捕利文的消息公布时，威尔基斯正在前往拉嘎迪亚机场的出租车上，他要乘飞机去奥马哈。到机场后，他给那个猎头者打了个电话。那天下午，华尔街上几乎每个人都在谈论丹尼斯·利文，那个猎头者也不例外。
"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可能空出一个职位。"猎头者激动地说。
利文到底还是出事了，虽然这个结果威尔基斯曾想像过许多次，应该不出乎他的意料，但听到这个消息他还是感到很震惊。他按计划飞往奥马哈，但一路上惊恐不安，心绪不宁。那天晚上，威尔基斯给妻子埃尔萨打了个电话，埃尔萨告诉他那天下午她在伊比斯科珀尔学校接儿子时碰到了利文，他也是去接儿子。伊比斯科珀尔学校是曼哈顿的一所高级私立小学，利文的儿子和威尔基斯的儿子都在这里上学。利文热情地与埃尔萨打招呼，挤过接孩子的人群，过来与埃尔萨说话，他声称："我是被诬陷的。"埃尔萨说，利文好像对突然降临的灾难满不在乎。威尔基斯感到不可思议。难道利文意识不到他们的命运已危在旦夕吗？威尔基斯觉得必须马上回去与利文谈谈。
第二天，威尔基斯借口身体不适离开了奥马哈，飞回纽约。那天上午，利文接受提审。他拒不认罪，后以500万美元获得保释。他交了10万美元现金，其余以他的公寓和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股份作抵押。
威尔基斯一回到纽约就马上给利文打电话，利文说："你最好马上过来一下。"
威尔基斯打一辆出租车赶到利文家，劳丽过来开门。她好像昨晚一夜没睡，两眼哭得又红又肿。相比之下，利文穿着一身运动休闲服，看上去挺快活，甚至很激动。
利文说："鲍勃，你能想像吗？他们把我扔在小黑屋里。我有记录，有电话本，上面有伊凡·布斯基的名字。我口袋里还揣着九百个人。"他已经在密谋一个计划。
利文告诉威尔基斯："你要在开曼群岛找一个律师，就说账户是他的。"
但威尔基斯无心想这些，他说："太晚了，丹尼斯。难道你看不到这一点吗？完蛋了。"
威尔基斯在煎熬中度过了一个星期，心神不定，寝食不安。他没有告诉妻子自己参与利文内幕交易的事，但埃尔萨知道他与利文关系很近。埃尔萨坚持要他找个律师谈谈，于是他给在巴尔的摩派珀尔和马伯利律师事务所工作的一位表亲打了个电话。威尔基斯没有全部告诉对方实情，只是说他与利文有过界定不清的"交易"，让他很担心。这位表亲安排他星期二在纽约见一个律师。
星期一，威尔基斯又与利文见了一面。为确保不被监听，他们在西56街一个车库会面，威尔基斯的车在那里存放。他们上了车，漫无目的地开着。威尔基斯心里发虚，生怕碰到警察，所以把车开得很慢，速度才每小时十五英里。
"你太紧张了。"利文快活地说，"坐牢的是我，而紧张的是你。没关系的。只要你出名，就没关系。"他对上星期四《华尔街日报》对他的一篇报道印象很深，那篇文章登在头版，还配有一幅插图。他让威尔基斯把车停在路边一个报摊附近，然后轻快地下了车。
"听说我上了《新闻周刊》的封面。"利文说。过了几分钟，他回来了，手里拿着一本最新一期的《新闻周刊》。但他很失望，该杂志封面上确有一篇关于他的报道，题为"华尔街上的贪婪"，但封面图片并不是他，而是几只手抢夺一沓子钱。他的照片在杂志里页。
"我想去自首。"等利文翻完杂志，威尔基斯说，"他们都知道什么了？"
"我不知道。"利文说。
"我的名字他们知道了吗？"
利文又回答说他不知道，并补充道："别找律师。我有世界上最好的律师，我们要抗下去。"他继续说："我密封得像铁桶一般。如果我坦白了，那个俄国佬会把我杀掉。你受不了这些，你会崩溃的。但我不会，我是那种宁折不弯的人。"
然后，利文又说出一个新的计划。他要坦白，并把威尔基斯也供出来，说威尔基斯提供过一些信息，但不泄露威尔基斯用自己的外国账户进行内幕交易的事实。利文接着说："我们将去坐牢。牢房是一种乡村俱乐部式的，我们同住一室，一起打网球，一起晒太阳。然后我们去开曼群岛，用你的钱生活。"
"丹尼斯，这样能有什么好结果？"威尔基斯绝望地问。
第二天，威尔基斯与他表亲介绍的律师见了面，向这位律师讲述了自己犯的罪。"我不想抗下去了。"威尔基斯说。这个律师立即让他找一位名叫加里·纳夫塔利斯的刑事律师。纳夫塔利斯以前当过助理美国检察官，现在是纽约克莱默、莱文、尼森、卡敏和弗兰克尔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合伙人。威尔基斯把自己参与内幕交易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纳夫塔利斯，包括在国外开账户和发展兰德尔·西科拉当线人。他边说边不时地抽泣。纳夫塔利斯严厉地告诉他决不要再与利文或西科拉联系。
但是，威尔基斯与利文建立关系这么多年了，要一下子断掉与利文的联系不是很容易。不久利文就又给威尔基斯打电话，威尔基斯虽然努力坚持不接，但最后还是接了。
"丹尼斯，我们这样说话不好。"威尔基斯说。但是，利文非要给他讲逃往开曼群岛的更详细的计划。威尔基斯打断了他。
"现在报纸对企图掩盖事实的行为盯得正紧。如果被发现，比内幕交易还要糟糕。我不想参与。我再也不和你说话了。"
利文显得很震惊，好像被威尔基斯的话伤着了。"哦，鲍勃，"他说，"你意思是我们一刀两断了，是吗？"
然而，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威尔基斯又给利文打电话，而且下个星期五又打了一次，说只是想看一下利文的情况怎么样。
"我正在挺着。"利文说。但是，从说话的口气可以听出来，他的精神大不如前。他好像接近绝望了，说如果他去坐牢请威尔基斯照顾他的妻子。
星期五那天，利文的情绪特别不好。他一遍遍地对威尔基斯说："我很爱你如兄弟。""我要倾家荡产了。"他继续道，"做这些交易最后一个子没得。我做了所有这些大交易，妈的！但是我完了。我看不到儿子的受戒仪式了。"威尔基斯与利文认识这么长时间，第一次听到他好像要掉泪。
威尔基斯没有把与利文的这些联系告诉纳夫塔利斯，也没有透露他与西科拉也联系过。利文被捕后第三天，威尔基斯接到西科拉一个电话。西科拉焦急地问："我们有麻烦吗？"
"我有。"威尔基斯回答，"我妻子知道我的事后吓病了。但我会保护你。"西科拉说他不久要来纽约，因为那年夏天他要在狄龙－里德公司实习。威尔基斯答应到时候两人碰个面。
西科拉6月4日到了纽约。那天，威尔基斯参加本部门举行的一个晚宴，但他一口都吃不下去。威尔基斯经常跑步，身体本来就不胖，自打利文出事以来体重又掉了十五磅，人看上去更瘦了，不得不开始看医生。一可以离席，威尔基斯就赶紧走了。他打出租车来到第77街与百老汇大街交界处的一家饭馆，西科拉在那里等他。然后，两人从饭馆出来向东走，走进中央公园，找一个黑暗处坐下来。
"我会有事吗？"西科拉急切地问。
"丹尼斯·利文知道你。"威尔基斯预兆不祥地回答。
"但他们不能证明什么，是吗？"西科拉问，"你会替我遮着，是吗？"
"兰蒂，我的生活完了。"威尔基斯烦躁地说，"我希望你不会卷进来，但我不能说谎。我不能作伪证。"
西科拉停了一下说："你讲事实时可以分不同的侧重嘛。"
"兰蒂，这没什么好处。利文对你的情况都了解。"
"你瞧！"西科拉说，"如果你不承认他的话，我也不承认，那就是二比一。"
"对不起，我不能撒谎。"威尔基斯坚持道。最后，两人绝望地蹒跚着走出了公园。
第二天是威尔基斯女儿亚历山德拉在布里厄利学校本学年的最后一天。亚历山德拉是个出色的小钢琴家，获选在家长集会上表演节目。威尔基斯来到学校礼堂，正要坐下时，突然意识到他不能与其他家长们坐在一起。于是，他到后面站着。随着节目开始，他不禁黯然泪下。他含着眼泪，朦胧地看到女儿脸上洋溢着激动的笑容，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现在，女儿的美好生活要被他毁掉了。威尔基斯再也不敢往下多想，他逃出了礼堂。
5月12日下午5点左右，伊兰·里克的电话响了，是他在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工作的一位朋友打来的。"你听说利文的事了吗？"里克的朋友紧张地问，"他被控进行内幕交易。股市行情收录带上有这个消息。"
里克惊住了。他还期望着当天晚上在西奈山医院捐款晚会上看到利文呢。他挂断电话，然后拨给事务所资料室，要来一份股市行情收录带看。那天晚上乘出租车回家时，他将自己与利文的交易回忆了一遍。他没有感到惊慌，他及时努力中止了与利文的这种关系，这些事情似乎都很遥远了。他感到释然的是，他没有从与利文的交易中拿过一分钱。
但现在，里克的焦虑却与日俱增。每天晚上十点，最新《纽约时报》一发到报摊，他就跑出去买一份回来。同时，他早上还很早起床，去买最新的《华尔街日报》，看上面有没有调查范围扩大的迹象。这期间，他没有与利文联系。
几天后，里克去洛杉矶与客户开会，心中的紧张和焦虑简直要爆炸了。他仿佛觉得，他与利文的交易已被发现，他在人们面前无地自容。他的所有焦虑和不安排山倒海而来，大有将他压垮之势。他下意识地租了一辆小轿车，漫无目的地绕着洛杉矶开，最后来到一条蜿蜒的海边悬崖路上，高高的悬崖下面是浩瀚的太平洋。猛地，里克很快转过一个弯，加大速度，朝悬崖边猛冲过去。
就在最后一刹那，里克眼前突然浮现出妻子和孩子的笑容。他猛踩刹车，把车倒回路上，停住了，然后伏在方向盘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发誓想办法渡过这一劫。
索科洛听到利文被捕的消息后，急忙去找大卫·布朗。布朗与索科洛是好朋友，两人同从沃顿商学院毕业。布朗现在是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投资业务员，索科洛曾拉他一起参与过利文的内幕交易。索科洛从利文那里拿过12．5万美元的报酬，这是他提供给利文的信息所赚取的数百万非法利益的一小部分。索科洛从这笔钱中分给布朗2．75万美元。索科洛来到布朗家，在惊慌失措中，两人把这些钱中剩下的部分拿出来，撕成碎片，然后扔进马桶里冲走。
在华盛顿特区国家机场电话亭里听到利文出事的消息，西格尔一下子被击晕了。当他恢复镇静，意识到证交会是指控利文进行内幕交易，而没有指控他时，赶紧离开电话亭，乘穿梭航班飞回纽约。回到纽约后，他给鲍勃·弗里曼回了个电话。
"他显然有一个交易圈子。"弗里曼说利文，"你说里面都有谁？"
他们推测了各种可能情况，然后西格尔大胆提出了一种好像不可思议的可能性："你不认为他与布斯基有来往，是吗？"
"哦，不，不可能。"弗里曼坚定地说，"伊凡·布斯基决不会与丹尼斯·利文这种人有来往。"
利文被捕的那天下午，就在布斯基对下属们说完他"从未听说过利文"这句话后不久，穆赫伦给布斯基打电话。
"套利人的定义是什么？"穆赫伦问。
布斯基没有吱声。"套利人就是，"穆赫伦主动接着说："从未看到过、听说过丹尼斯·利文，或从未与丹尼斯·利文有过关系的人。"
说完，穆赫伦哈哈大笑起来。布斯基在这边沉默不语。
丹尼斯·利文的1000万美元并没有完全置于政府的安全掌控之下。5月12日发布的冻结令是暂时的，证交会还必须在两个星期之内在联邦法院听讯中拿出利文犯罪的实际证据，从而获得预备禁令，以使冻结令继续有效。冻结利文的资产是证交会有效制约利文的主要手段，借此可以控制利文的生活标准，使他至多过一种普通生活，甚至使他支付律师费都变得困难，以防止他有条件打持久的诉讼战。利文聘请的保罗、威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攻击这项冻结令，后来为利文争取到支配花旗银行账户上一笔30万美元资金的权利，以作个人消费和支付律师费。该事务所合伙人、利曼的搭档马丁·弗鲁曼鲍姆以顽强、好斗著称，他对法庭说："政府没有初步证据，政府两手空空，政府难以于星期四在本庭上拿出证据。"
弗鲁曼鲍姆咄咄逼人的挑战更加激起证交会律师的斗志。他们在法庭听讯前四处奔走，先后到利文工作过的史密斯·巴尼和哈里斯·厄帕姆公司、莱曼兄弟银行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等处调查取证，获取证明利文接触内幕信息的证言证词。他们搜集和分析莱屋银行的交易纪录，甚至聘请了一位字迹鉴定专家。这位专家确认，利文发给史密斯·巴尼和哈里斯·厄帕姆公司求职申请上的字迹与莱屋银行取款条上的完全一致。
证交会的律师们试图以当面和书面形式审问利文，但利文的律师指导他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可能对他不利的问题。法庭向利文发出一项指令，要求他陈述自己的资产状况，包括几年来从莱屋银行取出的190万美元现金，但利文也援引该案拒绝回答。证交会还提审利文的妻子、父亲和哥哥，据称有几次利文去巴哈马时他们曾陪伴前往。奇怪的是，利文这些亲属们也援引《第五修正案》，菲利普·利文（利文的父亲）甚至在被问及他妻子的娘家姓时也把这项法案拿出来当挡箭牌。（菲利普妻子的娘家姓是戴蒙德，即利文在莱屋银行的化名。）证交会人员怀疑利文的亲属们在隐藏什么。
5月21日，即法庭听讯前一天，林奇接到亚瑟·利曼一个电话。这是他第一次接到利曼的电话。利曼提出将听讯推迟十天举行，同时暗示愿意进行某种沟通谈判。林奇直言不讳地拒绝了。利曼似乎很吃惊。鉴于自己的全国一流辩护律师之尊，他显然期望林奇会给他面子。
"真不明白为什么不行。"利曼尖刻地反驳，"你这样做是缺乏考虑。"
林奇感到自己的怒火在上升。他从没有与利曼见过面，但利曼这种方式表现出屈尊俯就的姿态，对人是一种侮辱。
"我要以合适的方式行事。"林奇冷冷地说。
出乎林奇意料，不久他又接到证交会纽约地区执法主任艾拉·索金的电话，索金与利曼是老相识。"利曼很不痛快。"索金说，"他不了解你。"听口气仿佛是林奇的错。显然，这是利曼企图通过索金向林奇施压。林奇更恼怒了。
"呆一边去！"林奇命令道。他不会给利文宽限时日，他要继续保持压力。
5月22日，星期四，较量在纽约联邦法院开始了。林奇在华盛顿遥控，他的副手约翰·斯特克在庭上辩论。这次听讯非常关键，如果法官解除对利文资产的冻结令，他就可以很容易地拿钱打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战，而且还可能逃跑。
这场庭辩是斯特克事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场辩论。他对这起案子做了认真总结，分九个实例详细说明了利文进行内幕交易的模式。利曼没有提出什么证据，只拿出了一些关于利文交易的那些公司的陈旧资料，而这些资料很多还是来自利文在莱屋银行策划蒙骗证交会时捏造的文件。
"关于这些公司的信息确实是非常之多。"利曼坚持道。利文仍然保持沉默。
联邦法官理查德·欧文很快对利曼的辩论做出了反应。"显然，"他说，"坐在做决定者的肩膀上与只能看13－Ｄ报告或《华尔街日报》是完全不同的。"他判决继续冻结利文的资产。证交会赢得了第一场交锋的胜利。
第二天，利曼给卡伯里打电话，说想在星期六与卡伯里见个面。这个时间到卡伯里的办公室来不会很显眼。卡伯里不觉得意外，他估计利曼要来与他谈判，为利文达成一项认罪求情协议。卡伯里认为，利文仅凭偷漏税和作伪证这两项指控就"死定"了，更不用说内幕交易。
星期六，利曼和弗鲁曼鲍姆来了，卡伯里在六楼接待室会见他们。利曼说，如果能达成一项协议，利文准备招供。他接着说，利文拥有可讨价还价的资本：可以提供四个其他直接参与内幕交易活动的投资业务员的身份，另外还可供出"一条大鱼"。
卡伯里对此也不感到意外。从利文的交易模式可以看出，他一定在其他公司有消息来源。《华尔街日报》上一篇关于利文内幕交易的分析文章指出，利文的这些交易大多数与拉萨德·弗雷雷公司和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有关。卡伯里甚至认为他已经知道其中一个同案者的名字。沃克泰尔律师事务所的劳伦斯·佩多威兹前几天给卡伯里打过一个电话。佩多威兹以前曾担任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刑事处主任，现为沃克泰尔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是拉萨德·弗雷雷公司的法律顾问。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罗伯特·威尔基斯的人，"佩多威兹在电话里说，"与丹尼斯·利文关系很近，丹尼斯总是给他打电话。如果发生泄密事件，他的嫌疑很大。"
利曼表示，利文准备供出的这四个同案者都直接参与了信息提供和利益分享，不过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利文不知道。他还表示，虽然那条"大鱼"对政府来说价值非凡，但他不能承诺利文的口供会使他定罪。
卡伯里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对那条"大鱼"没有表现出兴趣盎然。他不爱讨价还价，而是宁愿把意图直接说出来。他向利曼和弗鲁曼鲍姆提出指控利文四项重罪——一项内幕交易证券欺诈罪、一项伪证罪和两项偷税漏税罪，并期望利文全面合作。卡伯里感到他几乎没有放弃什么。凭这四项罪名，案犯最高刑期可达二十年。即使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内幕交易案，也没有人被判这么长时间，无论其中涉及的罪名有多少。合作对利文有好处，因为合作可以争取宽大处理。
不到一个小时，卡伯里和利曼就原则上达成了协议。接着，他们一起来到吉尤利安尼的办公室，这时利曼含糊地提出了关于利文与政府合作的价值预估，表示利文可以提供同案者和"一个颇为富有的套利人"的名字。然后，他们正式通过了达成的协议。但是，利曼现在还不会把那些人的名字明确说出来，也不会实际提供利文的合作，除非与证交会也达成一项协议。
卡伯里一听说那条"大鱼"是一个著名套利人，马上意识到他是伊凡·布斯基，因为利文的袖珍日历上很多页都醒目地写着"伊凡·布斯基"这几个字。
与证交会的协议不久就达成了。利文的律师与证交会人员进行了一系列的电话商议和会谈，主要是弗鲁曼鲍姆与斯特克在具体联系，他们两人在法学院时是同班同学。最后的协议是：利文的大部分财产将充公，但他可以保留公园大道上的一套公寓和宝马车，还可以支配他在花旗银行账户上的一笔钱（这一条是后来经过艰苦交涉获得的）。利文与证交会协议的有效性要视他与美国检察官办事处的合作情况而定。林奇期望获得利文交易圈中那四个成员的身份，其他则所抱希望不大。至于所说的那个更重要的人物，情况仍然模糊不清。
现在，该利文按照他在协议中的承诺坦白了。当他在弗鲁曼鲍姆的陪伴下来到圣安德鲁斯广场时，有关政府方面的人员都在等他，其中有美国检察官办事处的卡伯里和杜南，证交会的索南瑟尔和王，还有一个名叫罗伯特·帕斯查尔的邮政巡查员。
卡伯里不但没有胁迫利文，还尽力让他放松，使他拉近与周围人的心理距离。卡伯里还保持某种礼节，一直称利文为"利文先生"，并强调说他现在是要努力帮助利文。卡伯里说，如果他彻底坦白，法官在量刑时会充分考虑这个因素。
卡伯里先讯问威尔基斯的情况，利文从在花旗银行的迎新晚会上与威尔基斯认识开始讲起，毫无隐瞒地把他与威尔基斯的前后关系坦诚相告。卡伯里感到高兴的是，利文没有企图只讲对自己有利的方面。他主动承认是他引诱威尔基斯进行这种交易的，并说他还拉拢了索科洛和里克。利文说，他在一种"直觉"，知道谁可能合作。他还主动表示，里克拒绝收取他支付的报酬，并在成为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后中止了这种关系。卡伯里不喜欢受审者为急于减轻自己的责任，竭力夸大他人的罪责。他觉得利文在这方面做得不错。
利文还供述了西科拉的情况，并表示当他得知西科拉也在莱屋银行开了一个账户时，简直"惊呆了"。他坦白了那天晚上潜入拉萨德·弗雷雷公司办公室偷窃资料的事，并交待了他和威尔基斯利用《芝加哥论坛报》和《纽约时报》搅市一情。利文还说，他知道索科洛在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发展了一个线人，这个人不在该公司兼并收购部工作，而是在抵押业务部。利文称他从来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只知道他的代号是"戈蒂"。
接着，卡伯里讯问那个著名套利人的情况，利文很快确认了大家的怀疑——那个人是伊凡·布斯基。利文说，他与布斯基的联系是以给他邮寄关于博伊西·卡斯卡达公司和埃尔夫·阿基坦公司的机密材料开始的，他寄这些材料一方面是想通过布斯基推高这些公司的股价，一方面是想使布斯基对他产生印象。后来，他给布斯基打电话，公开提出向他提供信息，并邀请布斯基出来见面，之后两人具体商定了提供信息与支付报酬的协议。利文表示，他一直渴望与布斯基认识，既为攀附布斯基的名气，也为向他提供信息。
利文的律师们一直注意不在利文提供布斯基的情况方面承诺过多。他们从未表示布斯基的问题是一件容易的案子，也从未宣称单凭利文的证言就可以使布斯基定罪。然而，利文显然非常坦率，卡伯里对此印象很深。利文供述的与布斯基之间的信息报酬协议非常详细，涉及提成比例根据利文所提供信息的时机和效果不同而变动，这个情况不会是利文捏造出来的。它有一种内在的可信性，尤其是如果利文泄露的信息能够与布斯基的交易纪录相吻合时。
卡伯里通常不过问案犯的作案动机，但他对利文的行为动机却颇感兴趣，禁不住问他这个问题。利文回答说，他想开一家自己的公司，当套利人或商业银行家，雇用"专业人士"为他服务。这个回答与他经常给威尔基斯所讲的相同。他对卡伯里等人说，他的目标是2000万美元，准备一挣到这个数就洗手不干。
利文还说，他与威尔基斯、里克和索科洛一样，对投资业务员的工作很厌烦。这个说法令卡伯里等人感到意外，因为他们一直认为，投资业务员是一种时尚、体面的工作，投资业务员们都过着一种富裕、奢华、纸醉金迷的生活。不仅卡伯里他们有这种看法，当时的大多数人都这么看。利文说，事实远非如此。相比之下，内幕交易非常刺激。卡伯里认为，利文无论挣到多少千万都不会罢手。一旦达到了2000万美元，他又会想3000万，然后又想4000万，欲壑难填，永远不会有够的时候。
卡伯里认识到，利文喜欢刺激和冒险，很适合做秘密工作。卡伯里决定通过利文秘密诱捕同案者，利文好像对这项安排很热心。然而，在这项工作开始之前，卡伯里收到了一封声称要杀死利文的威胁书，从而引起了一阵担心。这种刺激超出了利文的预料，他不得不在政府的保护下转移到乡下去。有关部门很快追查到，这封威胁书是一个有名的怪人发的。利文回到城里，按照安排向威尔基斯、里克、索科洛和布斯基打电话，并对通话暗中进行了录音。
6月2日晚（即利文对威尔基斯说"我爱你如兄弟"那次通话后没两天），利文把电话先打给了威尔基斯。
"鲍勃，你应该合作。"利文说，"我知道我们都很顽强，但他们什么都知道。找你的律师吧。"威尔基斯从利文说话的语气马上就意识到情况有所变化。
威尔基斯肯定他们的通话正在被录音，知道他应该挂断电话，马上叫律师。但他不能。他认识到他在某种程度上仍认为利文会保护他，会帮他安全摆脱这场灾难。他没有挂电话，说了对自己不利的话。
利文给其他几个人打电话都不顺利。他给布斯基打过两次。第一次，布斯基好像很担忧，但什么也没有承认。"我很同情你的家人，"布斯基说，"也很担心你的心理健康。记住，一切都会过去。"第二次打时，布斯基把电话挂了，说他们没有理由交谈。索科洛和里克也是一听到是利文就马上把电话挂了。但是这些电话达到了一个目的，即警告这些嫌疑者政府可能已知道他们的身份。
就在第二天，索科洛的律师给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打电话，商谈索科洛认罪的事。大卫·布朗的律师也这样做了。索科洛很快确认布朗就是他在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拉拢的线人"戈蒂"。索科洛和布朗都同意认罪，接受两项罪名，并向证交会缴纳了罚金。后来，索科洛被判入狱一年零一天，布朗被判三十天。
几天后，威尔基斯正忧心忡忡地在家里呆着，突然门铃响了。门卫说："兰蒂来看你。"威尔基斯知道是西科拉来了。尽管律师警告他不要与西科拉接触，他还是出去见了他。两人走进滨河公园。西科拉看上去极度紧张。
"兰蒂，你应该找一个律师。"威尔基斯说。说这话时，他有几分伤心地记起利文曾给他相反的建议。
"有件事我从没有告诉过你。"西科拉长吁短叹地说，"就是关于我女朋友的事。"
"别告诉我。"威尔基斯坚持道，"我不想听。"西科拉停住了。
"你说话必须注意。"威尔基斯说，"他们在对通话进行录音。下次我要给你打电话，他们就可能录音。"
"我准备去找拉萨德·弗雷雷公司的阿伦·麦克法兰。"（麦克法兰是该公司的资深合伙人。）西科拉继续道，"我要告诉他我只是清白无辜地找你请教工作的。"说着停顿一下观察威尔基斯的反应，然后接着说："我可不准备说你是正人君子。"
威尔基斯感到这小子要翻脸不认人了，于是有一种要垮下的感觉。"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威尔基斯说，"反正我要完了。"
检察官和证交会人员对利文的整体合作很满意。6月5日，利文来到联邦法院，承认有罪，接受了那四项罪名。法庭里人山人海，扛着照相机和摄影机的记者们一直排到法庭外的楼梯上。利文显得很平静。他身穿深色西服，看上去有点瘦了。
最后，利文面无表情地宣读律师给他准备的一份声明："与对我的指控相对抗只会延长我家人的痛苦，也会传送错误的信息。我违犯了法律。我对自己的行为深感懊悔，我无可辩解。"利文与证交会的协议也公开了。他被罚款1160万美元，个人只剩下一套公寓和一辆汽车，并且永远不得再从事证券业
威尔基斯在赫顿银行的办公室里上班时看到了利文认罪的消息。这时，他仿佛听到他的丧钟敲响了。他最担心的就是利文做出对他不利的事，现在这个担心不幸被确认了。威尔基斯赶忙去找纳夫塔利斯，请他与政府商谈认罪协议。但是，威尔基斯的拖延使他的原有优势丧失殆尽。由于利文已与向政府提供了很多东西，他已没有什么再提供的了。尽管他认为自己的罪行比利文的轻得多，但政府方面仍然不容商量地给他提出了与利文一样的四项控罪。纳夫塔利斯告诉威尔基斯，他别无选择，只有接受，然后争取通过努力与政府合作为自己换取一些好处。威尔基斯同意了。接着，纳夫塔利斯陪他来到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在卡伯里的办公室，威尔基斯哭诉自己卷入内幕交易的经过。
威尔基斯对政府的主要价值是他可能佐证利文提供的布斯基和里克的情况，而且可以把西科拉牵出来。在纳夫塔利斯的指导下，威尔基斯搜肠刮肚地把利文告诉过他的关于"俄国佬"和"威利"的情况努力回忆出来。虽然威尔基斯从不知道这两个人的名字，但他的记忆力非常好（这一点曾让利文感到害怕），他的供词使利文讲述的主要情况都得到了证实，卡伯里等人似乎很满意。
威尔基斯还顺从地在卡伯里的办公室给西科拉打了一个录音电话。毫不奇怪的是，由于威尔基斯此前向西科拉警告过录音电话的事，这次通话没有获得对政府有用的东西。威尔基斯给西科拉泄过密，这一点非常明显。卡伯里给纳夫塔利斯打电话说起这事时大为光火。
"你真是个傻瓜！"纳夫塔利斯呵斥威尔基斯，"你还想保护那小子。就凭这一点他们会给你加刑四五年的，难道你不知道？这个认罪协议你可能会全输掉。卡伯里现在对你很恼火。这很不妙。"
协助威尔基斯一案的政府调查员巴里·戈德史密斯第二天告诉威尔基斯："卡伯里恨不得要宰了你。"卡伯里对威尔基斯说，威尔基斯本来是一件有还几分价值的"商品"，但他自己把自己贬值了。"我知道鸡丁沙拉与鸡粪的区别。"卡伯里说，"你现在给我的就是鸡粪。"
威尔基斯慌了神，赶紧寻找补救措施。他突然想起西科拉以前说过以他女友名字进行内幕交易的事。他记得西科拉女朋友的名字，并了解到她在奥兰多人民快递（ＰｅｏｐｌｅＥｘｐｒｅｓｓ）公司工作。威尔基斯把这个信息提供给卡伯里，希望以此弥补过失。
"我对录音电话的事很抱歉。"威尔基斯后悔地说。两天后，政府调阅了西科拉女友的交易记录，看到西科拉的确用她的账户进行了内幕交易。在证据面前，西科拉无话可说。他同意认罪，接受一项逃税罪名（因没有申报内幕交易收益而逃税），同时接受证交会的指控，被罚款2．18万美元。最后，西科拉被判六年缓刑。哈佛大学商学院暂停了他的学籍，保留他再申请的权利。
7月，威尔基斯承认有罪，接受了四项罪名。同时，他也接受了证交会的处罚，被罚没330万美元和公园大道上的一套公寓（他还没有来得及搬进去），只允许保留西78街上的一套房子、一辆别克轿车和6万美元。最后，法庭判他入狱一年零一天和五年缓刑。听着法官的宣判，威尔基斯泪流满面。
威尔基斯再没有跟西科拉说过话。当他最后把西科拉牵扯出来时，戈德史密斯对他说："这小子会恨你，但他从来不会知道你为他所做的牺牲。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让这个小伙子给你干这个。他比丹尼斯·利文还要惨，他才22岁。"
现在，利文交易圈里的直系成员只剩下一个了，那就是里克。里克的情况对办案人员来说难度比较大。不像其他成员，他没有收取过非法利益，也没有自己做过交易，因而没有书面纪录可查。惟一的证据可能就是利文揭发里克的证词，但利文有在作证中撒谎的记录。相比之下，里克是一名正直而诚实的律师，而且是纽约很有名望的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于是，卡伯里决定再利用一下利文。
7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也就是在利文认罪后大约一个月，里克在紧张地帮助本事务所的客户ＮＬ工业公司对付一起恶意兼并企图。上次在洛杉矶发生试图自杀事件后，里克认识到自己与利文的内幕交易关系并无具体证据，于是以此感到宽慰。如有必要，他决定否认一切。为了思想不受此事的折磨，他把妻子和孩子打发去汉普顿斯（Ｈａｍｐｔｏｎｓ）避暑，自己则更加疯狂地投入到工作中。
一天，当里克与ＮＬ工业公司的人开完会回到办公室时，秘书告诉他，有一个"挺烦"的人给他打过三次电话，但没有留下姓名。下午4点半左右，秘书报告里克，那个人又打进来了，并坚持说里克认识他。里克接起电话，听出是利文的声音。"你好，伊兰。"利文有气无力说。
"你怎么样？"里克问。
"我在一个电话亭。"利文说，"你找个电话亭给我打吧。"
里克心生怀疑。他坚定地说："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利文解释说："政府在向我施压，要我供出我们之间的事，但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里克重复道，说完把电话挂了。接着，他直接去找一位合伙人，给他讲了利文打电话的事。
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给林奇和卡伯里打电话，问利文要搞什么鬼。他是不是企图乱拉垫背的？卡伯里和林奇等人语焉不明。然后，该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之一赫伯特·沃克泰尔亲自给卡伯里等人打电话了解情况。打完后他对里克说，卡伯里对利文打这个电话"似乎不感到惊奇"，而林奇则保持沉默。沃克泰尔若有所思地说："看来，他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接着，他鼓励里克说："你做的对。"有一点沃克泰尔没有告诉里克，即林奇建议里克在本事务所外面雇一位律师。
同一周的星期五下午3点45分左右，证交会律师彼得·索南瑟尔来到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要求见里克或沃克泰尔。当接待员不情愿时，他就自己闯到楼道里，按照办公室门上的名字挨着个儿找，被该事务所的人员爱德华·赫利希制止了。赫利希是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也是林奇的朋友。他把索南瑟尔带到他的办公室，然后给林奇打电话。
"这小子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赫利希不满地问道。林奇解释说索南瑟尔是去传唤里克。"现在我们要调查这个人。"林奇说。
里克来到赫利希的办公室，索南瑟尔把传票递给他。里克顿时惊出一身冷汗。索南瑟尔冷冷地看着他。
传票上林林总总列了一百零二项内容，要求里克提供电话纪录、信用卡费用和佣金账户等方面的情况，并要求了解关于许多人的信息，下面列出了那些人的名字，里克只认识其中的威尔基斯。
从晚上9点到午夜，里克按照传票上的项目一一作答。其中95％的问题他都可以如实回答，这使他获得了一些信心。他说他与利文是一般的社交关系，两人认识很多年了，在一些业务上共过事。但他否认向利文提供过任何内幕信息。
星期一上午11点，里克刚刚看完了ＮＬ工业公司发布的一篇新闻稿，把脚架在旁边的一张空闲桌子上，若有所思地坐着。这时，他的朋友佩多威兹打电话叫他过去，然后提出带他去会议室开一个会。他们到会议室时，伯纳德·纳斯鲍姆、沃克泰尔和阿伦·马丁三位合伙人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们三个以前都当过检察官。里克一看到这个阵势，不由自言自语道："真相调查组来了。"
虽然里克认识到这些当过检察官的合伙人们不会以"检察官－客户"的特权保护他，但他仍不愿听从他们的建议雇一位律师。缺乏支持使他很伤心。他说他想听听他们了解的情况。这些合伙人们便向他讲起利文的供词，里克边听边狂躁地在一个纸板上胡乱地画着。他否认向利文提供过任何内幕消息，并称即使无意为之也没有。这些合伙人们接着告诉里克，利文的另一个同案者向政府供称，他知道利文在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有一个线人。
里克非常震惊。利文曾发誓决不向任何人泄露他的身份的，怎么会背叛了他？里克第一次开始感到周围的世界要坍塌了。他紧张、慌乱，接着开始哭泣起来。这些合伙人再次敦促他找一位律师。
他仍然拒绝找律师。该吃午饭了，大家给里克带来了三明治，但他一口也没吃。然后，这些合伙人改变了方法。他们提醒里克说，过去一个星期来他们一直在坚定地支持他，如果他说谎，他们的声誉会受到影响。难道他要辜负他们——甚至他的恩师利普顿吗？里克又开始哭起来。当他平静下来时，给大家讲起自己年轻时的不顺和在交友上的困难。这些合伙人都是他的朋友。最后，他振作起来，说要考虑五分钟。他试图在纸板上列出讲实情的好处和坏处，但坏处一条也写不出来。他猛然意识到，不能再向这些合伙人们隐瞒实情了。
下午2点半左右，在经过了三个多小时的询问和讨论之后，里克终于把实情都掏了出来。他说完后，这些合伙人遗憾地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些。里克在回答中提到友谊，提到孤独，也提到钱，但他的语气飘忽不定。实际上，对这个问题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里克最后聘请了一位刑事律师，名叫罗伯特·莫维洛。1981年，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前合伙人卡洛·弗洛伦蒂诺因内幕交易被起诉时，莫维洛就担任弗洛伦蒂诺的辩护律师。里克辞去了他钟爱的事务所合伙人身份。如果说威尔基斯与政府商谈认罪协议时讨价还价的余地很有限的话，里克的余地就更少了。他没有其他人可以牵涉。
里克在大陪审团面前受审，被控两项罪行。一个星期后，即10月9日，里克表示认罪。同时，他接受了证交会的处罚，被罚款48．5万美元，个人只留下曼哈顿西区的房子、一辆汽车和1万美元。和威尔基斯一样，里克被判入狱一年零一天和五年缓刑。他和威尔基斯一起被送进康涅狄格州丹伯里的联邦监狱。
1987年2月20日，对利文的宣判在位于纽约郊区怀特普林斯的联邦法院举行，杰拉德·戈特尔担任宣判法官。数百名记者和旁观者挤满了法院外面的街道，警察骑着马在人群前面维持秩序。一辆深蓝色的轿车开过来了，警察从人群中给它开出一条通道，车里坐着利文和他的律师，还有他的家人。法庭地方显得太小，装不下这么多人，很多记者不得不在室外凛冽的寒风里站着。
利曼请求法庭宽恕利文，他说："法官阁下，他已是一个被抛弃的人，一个人见人躲的人，处境如此堪怜者在下前所未见。丹尼斯·利文的名字将总是与内幕交易联系在一起，成为这种犯罪的代名词。"
利文身穿一件老式灰色条纹西服，以平淡的声调宣读一份声明。声明中说，"我再也不会干违法的事"；"我已汲取了教训"；"我深感内疚，羞愧难当"。声明中还提到他的家人："是他们的爱和支持使我捱过了这段困难的日子。"
然而，受法庭指派审查利文财产的律师谢尔登·戈德法布对利文的财产情况提出了质疑。他对利文过去六年多来所获收入和资产的原始资料进行了审核，发现有几十万美元去向不明。利文声称这些钱是他在巴哈马赌场输掉了，但戈德法布表示怀疑。利文的哥哥罗伯特据信多次陪利文去巴哈马，但他没有回忆起利文输钱的事，而且说话模棱两可，而利文本人则拒绝回答关于赌博输钱的问题。戈德法布在呈给法庭的最后报告中表示，他怀疑利文设法隐藏了一大笔钱。
但公诉人对利文的表现表示满意，他们正在根据利文提供的情况谋求更大的目标。戈特尔法官对利文的合作印象更深，他在判决说明中表示："他承认有罪，并与政府进行了合作……他的合作的确卓有成效。通过他提供的信息，华尔街上的一个贼窝整个暴露了出来。"最后，法官宣布判处利文两年监禁，并在原有罚款1160万美元之外，加罚36．2万美元。
"游戏"结束了。
1986年7月下旬，即在利文被逮捕后两个月多一点，布斯基飞往贝弗利山去找米尔肯。两人坐在米尔肯家的水池边窃窃私语。利文的被捕对他们两人震动很大，政府在证券市场上的执法力度之强出乎他们的意料。米尔肯警告布斯基，鉴于目前的形势，他们最好限制交易。布斯基欣然同意。
他们还谈论起那笔530万美元的所谓"咨询费"，这笔钱弄不好会给他们招来麻烦。两人决定想办法使他们的虚假解释自圆其说。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可以多做些文件，以在表面上表现出该公司在布斯基收购圣芭芭拉金融公司和斯科特和费泽尔公司等没有结果的交易上替他做过研究，提供过咨询。但他们的会计记录（即瑟内尔和穆拉迪安一起做的平账材料）怎么办？这些东西必须销毁。
8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布斯基返回纽约。他一回到办公室就给在公司原址上班的穆拉迪安打电话。
"我是伊凡。"布斯基神秘兮兮地说，"咱们找个地方谈谈。"
穆拉迪安不知道布斯基要搞什么名堂。他和布斯基一天打两三次电话，有什么事电话里就说了，很少有需要面对面谈的。更奇怪的是，布斯基还要穆拉迪安到西52街的帕斯特拉米恩－瑟英斯咖啡店见他。这里是布斯基和西格尔经常密谈的地方。
虽然店里几乎没什么人，布斯基还要带穆拉迪安到楼下一层，选一个较偏的地方坐下来。他压低声音对穆拉迪安说，他今天要说的事情穆拉迪安必须严格保密，不能对第三个人讲。穆拉迪安同意地点了点头。
"德莱克赛尔的那些账表还在吗？"布斯基耳语道。穆拉迪安觉得耳语说话怪可笑的，因为房间里根本没有别人。
"在。"穆拉迪安以正常声音说。
"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里？"布斯基问，仍然是耳语。
"在我的办公室里。"穆拉迪安回答。
布斯基倚着桌子，把脸贴过来，都快碰着了穆拉迪安的鼻子。"把它们销毁。"他说。
8月中旬，华尔街上各公司出去暑休的人基本上都走了，他们成群结队地前往汉普顿斯、康涅狄格乡下或欧洲，只有一些基本的交易人员和后勤保障人员在公司留守。林奇和卡伯里感到，他们要休假也必须赶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时间不大会有重要情况发生，比较能脱得开身。于是，卡伯里和妻子开始了计划了很久的英国之行。林奇和家人一起开车前往缅因州的友谊城，这是位于佩诺布斯科特湾的一个小城。他们在这里租了一所木棚屋，以前夏天度假也来过几次。
林奇想借休假好好放松一下。这段时间他真是太忙了，甚至在利文于5月份被捕以前，各种紧张、烦扰的事情就开始接踵而来。虽说现在是放松的时候，但关于布斯基的问题却总是不时地往林奇的脑子里钻。布斯基的问题可能是一起大案，而且会比林奇想像的要大得多，也重要得多。布斯基是个名闻遐迩的套利人，甚至证券业以外的人都知道他。林奇也知道布斯基的神话，而且现在了解的更多了。他和卡伯里自从利文招供以来几乎每天电话联系。他们看了布斯基写的《合并热》一书，并在电脑上把每一篇关于布斯基的文章都探索、整理出来，包括曾让西格尔惴惴不安的《洛杉矶时报》和《财富》上的那两篇文章。他们还研究了布斯基提交的数量繁多的13－Ｄ报告。这些调查都是秘密进行的，甚至在证交会和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内部也是保密的。
林奇知道，即使有利文的合作，查布斯基的问题也不容易。他一直觉得，查找套利人进行内幕交易的证据很困难，因为他们的交易都是根据各种消息和市场信息进行的。布斯基在多数收购案中都进行了大量交易，他会宣称他在交易中所依据的信息都是合法的，而且他的合法信息确实会有很多。尽管如此，林奇根据本能决定继续加紧对布斯基的调查，甚至决定对他立案审理，尽管可能会输。
证交会委员们批准了继续对布斯基进行调查的决定。第一步，证交会执法处的律师在8月初准备了一份内容详尽的传票，发给了布斯基。传票要求布斯基接受讯问，并提供各种文件和交易记录。同时，传票上的问题设计显现出足够的布斯基被利文牵连的特征，使布斯基从中认识到利文已经把他供了出来。到林奇结束休假返回的时候，布斯基回复传票的时间就要到了，届时可能会出现有趣的事情。林奇预计将会发生一场广泛持久、艰苦卓绝的战斗，而这种战斗可能是执法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8月26日，星期二，林奇和家人从外面回到度假屋，发现一条哈维·皮特发来的电话信息。皮特怎么会把电话追到这儿来？林奇有几分不悦，觉得受到了烦扰，但他还是马上把电话回过去，皮特这时正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
皮特先对打扰林奇休假表示歉意，然后接着说："我们需要见个面，有要事相商。"这次，皮特不是谈莱屋银行的事，他现在是布斯基的代理律师。
"你是不是要谈传讯的事？"林奇问，"如果是，我看完全可以等等。我在休假。"
但皮特坚持要见面。"我们现在必须见个面。"他说，"我们不能等。"
林奇同意在中途找个地方与皮特见面，地点选定在波士顿。"这个地方应该不错。"他说。
"我不会浪费你的时间的。"皮特回答。
其实，皮特已经打乱了自己的休假。他本来正在与家人在弗吉尼亚的海滩度假，因为布斯基的事把家人撂在度假地自己返回了华盛顿，也没有给家人说为什么。这件事太具爆炸性，不能给任何人透露，即使自己的妻子也不行，况且她也没有必要知道。刚离开度假地那几天，皮特每天给妻子打个电话，每次都说要再过一天，后天就可以回去。最后，妻子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他："干脆直接说你根本不回来算了，这样更容易。"
布斯基收到证交会传票那天就给皮特打电话，说有重要事情要跟他谈。其实，传讯本身很正常，多年来，布斯基像其他股票交易量大、提交持股报告多的人一样，总是时不时地被证交会传讯。但是，从布斯基在电话中的声音听得出来，这次情况与以往不同。皮特有些愕然。
皮特很快就明白了为什么：这次传讯要求布斯基提交几乎所有的文件和资料，并要求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就做出回复。这决不是一次例行调查。
皮特知道证交会发传讯必须有正式调查令。他给证交会执法处打电话，索要一份这种调查令，但被执法处人员拒绝了。这让他感到非常惊奇，在他十八年的律师执业生涯中，还从未见过证交会发传讯不给正式调查令的。这也说明情况异常严重。
最后，证交会对皮特说，他可以到证交会来看这份正式调查令，只要他答应不复制。皮特找了三位同事一起前往，他们在看调查令时每人默记一页，出来后根据记忆复制出来，使皮特有了一份调查令的"复印件"。皮特马上得出了两个结论：一、利文供出了布斯基；二、这将是一次大规模的调查。为审慎起见，皮特决定再找一个律师事务所帮助，与他一起处理布斯基的案子，于是他打电话联系西奥多·利文。西奥多·利文是皮特在证交会工作时的同事，现在是华盛顿威尔默、卡特勒和皮克灵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与西格尔也认识，两人一起参加过收购业务研讨会。皮特打电话时，西奥多·利文也是正在外面度假。
当听到布斯基已成为证交会的调查目标时，西奥多·利文惊叫了一声："哦，天啊！"他也立即中断了休假，返回华盛顿。
收到传票不到一个星期，布斯基把他的首席金融官里德·纳格尔叫到办公室，讨论诺斯维尤公司的几起未完成的交易，其中两起再有一个星期多点就可以结束。"我听到了一些坏消息。"布斯基说，"我们要取消这些交易。"纳格尔在这些交易上忙活了一年多，他简直不敢相信布斯基竟要取消它们。他催着布斯基解释为什么，布斯基说："现在是困难时期。我们正在被调查，虽然我们没有不当行为。"
下一个星期天，皮特、西奥多·利文和威尔默、卡特勒律师事务所另一位合伙人罗伯特·麦考一起飞往纽约，住进第42街上的海厄特大酒店。在那里，迈克尔·劳克也加入进来。现在，美国律师协会正在这个酒店开会，所以皮特他们在这里出现不会引人注意。
第二天上午，布斯基来了。他看上去更瘦了，一副迟疑、紧张的样子。皮特把他向其他人做了介绍，然后大家坐下来言归正传。
"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认为政府已掌握了什么，"皮特开始道，"但只有你知道真实情况。如果你给我们讲的不真实，或不彻底，我们给你提出的建议就会有缺陷。"他还提醒布斯基，一旦他给他的律师们讲出了事实，将来在证人席上就不能更改。他们宁愿退出对布斯基的代理也不愿让他在作证中说谎。
布斯基不需要更多的劝导。慢慢地，有几分犹豫地，他开始讲述起他成功的阴暗一面。这好像是他第一次面对着复杂的真实的自己。
皮特感到一种深深的遗憾。他认识到，美国金融领域中一项重要的行业正在走向崩溃。皮特在布斯基事业鼎盛时期就认识他。在他眼里，布斯基是一个才能非凡的人。
布斯基的讲述用了整整两个星期，讲得很彻底。皮特等人从海厄特大酒店搬到赫尔姆斯利宫饭店，包下整整一层楼作办公室，配备了电脑、复印机等设备，并调来助手和杂工。律师们开始搜集整理大量的信息和潜在证据，进行紧张的工作。所有这些都是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进行的，甚至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的其他律师们也不知道。
布斯基向律师们详述了他与利文、西格尔、米尔肯、穆赫伦、西海岸经纪人博伊德·杰弗里斯以及许多其他人的交易情况。听着他的讲述，皮特明确得出两个结论：一、政府仅据利文提供的情况所掌握的内幕交易案情是薄弱的，布斯基在这方面能提供的东西可能远远超过利文；二、布斯基还有比内幕交易更严重的问题。
布斯基明显很惧怕米尔肯。他在讲述与米尔肯的交易时恐惧感溢于言表，好像害怕米尔肯听见似的。然而，他似乎对他所讲述问题的严重性没有什么感觉，皮特对此感到震惊。除内幕交易外，米尔肯和布斯基还从事了许多其他犯罪活动，如违犯13－Ｄ上报规则、违规进行证券寄存和人为操纵市场等。布斯基是米尔肯的马前卒，他按照米尔肯的命令行事，甚至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的行动是怎样配合米尔肯的阴谋计划的。这些犯罪活动皮特简直难以置信。他知道，这些问题的揭露是历史性的。
皮特几乎立刻认识到，布斯基必须寻求和政府达成认罪协议，与政府合作。商谈这种协议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政府对案情的掌握程度和被控者牵涉他人的能力——都对布斯基有利。皮特知道，他可以把布斯基"卖给"政府，把公诉人的胃口吊起来。仅只米尔肯的信息就会足够。
皮特不想对布斯基的前景进行粉饰。"你得明白风险性。"他对布斯基说，"如果你开始与政府合作，你就会有风险。你在向政府承认米尔肯他们有问题，此其一。"
皮特指出，与政府合作会是痛苦的。布斯基可能会受到公开挞伐，而且可能被处以大量罚金。而另一方面，他对布斯基说，如果布斯基决定对抗，政府显然不会退缩。那样，布斯基的案子将会成为全国大案，政府会调动一切力量与他较量。布斯基将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审判，情绪上可能难以承受。
皮特强调说，时间紧迫，与政府商谈合作的有利时机会稍纵即逝。米尔肯或西格尔可能抢先去与政府谈判认罪协议。到那时，布斯基就会非常被动，从而会成为被调查和审判的"大鱼"而任由宰割。
布斯基提出了三个主要问题。第一，他的妻子和孩子会受到什么影响？（他们的资产和信托基金——包括由布斯基的非法活动产生的部分——可能不会受到影响，因为他们是无辜的局外人。）第二，他的雇员和投资商会受到什么影响？（布斯基可能被逐出套利行业，所以他的雇员们将会丢掉工作，但他的那些投资商可能不会受到什么伤害。）第三，他是不是得去坐牢？（可能要坐牢，但时间比受审定罪后去坐牢要短得多。在布斯基承认的这些犯罪中，每种罪行的最高刑期为五年。）
在经过广泛讨论之后，布斯基踌躇了一会儿，满脸严肃，然后环顾一下他的律师们说："我认为，我们应该与政府合作。"
皮特感到一分钟都不能耽搁。他一得到布斯基的意见，就与证交会联系，并把电话打到了林奇在缅因州的度假屋。8月27日，斯特克和证交会的另一位律师从华盛顿飞往波士顿，皮特、劳克、西奥多·利文和麦考从纽约赶来，他们一起在这里与林奇会面，会见地点在证交会驻波士顿办事处的一个没有窗子的藏书室里。
皮特没有寒暄，直接进入正题，并坚持要求这次会谈内容不能对外公布。林奇马上意识到皮特将有"猛料"爆出。接着，皮特宣读了一份事先备好的书面材料。他对林奇说，布斯基难以在证交会要求的短促时间里对传票做出回复。他同时表示，但更重要的是，只立案调查布斯基不符合政府的利益。
"历史上的皮克拉听证会曾引起轩然大波，从而导致了证券法律的通过。"皮特说，"今天，如果我们达成一项协议，政府就可以洞察华尔街的重重黑幕，而这些黑幕的揭示会产生不亚于皮克拉听证会的重大影响。"他接着说，布斯基是"华尔街上的一扇窗户"，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旁观者，他会告诉你很多东西。
皮特的话让林奇十分震惊，但他仍然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不露半点声色。
"当然，政府也必须得有所表示。"皮特继续道，接着把谈判的条件和要求摆了出来。布斯基自愿退出证券行业，同意缴纳大量罚金，并与政府全面合作。作为回报，他要免予刑事起诉。
林奇对皮特说，他不能替美国检察官办事处或司法部说话；显然，首先是要达成认罪协议，否则谈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他说他和同事们会尽力而为。
皮特和同伴们走后，证交会的律师们欢呼雀跃，击掌相庆，差点窜到桌子上跳舞。
林奇迫不及待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卡伯里。劳工节周末，他往卡伯里家打了个电话，这时卡伯里刚从英国度假回来。林奇不敢在电话里说的太多，要求卡伯里过来面谈。卡伯里同意第二天上午飞往华盛顿，与证交会的律师和布斯基的律师们会面。
同一个周末，布斯基给在家里休息的穆拉迪安打电话。"把它们销毁了吗？"他问。
穆拉迪安知道布斯基是指那些与德莱克赛尔有关的账表，那天与布斯基在咖啡店会面之后，一回来他就把这些东西扔到碎纸机里碎掉了。"是的。"穆拉迪安说，"你在说什么呢，当然销毁了。"
"照原样再做出来。"布斯基命令。
穆拉迪安简直蒙了。"伊凡，我不可能再做出来的。"他抗议道。
"你必须再做出来。"布斯基道，说完把电话挂了。
穆拉迪安心中暗暗叫骂，认为这是布斯基又一次提出一个不合理要求。他连那些账表中记录的股票种类都回忆不全，更不用说每种股票的具体数量了。这时他忽然想起了玛丽亚·特迈因，就是那次把原始文件送到他在佛罗里达的休假地，并帮他一起做这些账表的那个年轻女职员，她还留有一些工作记录单。同时，穆拉迪安还支离破碎地找到了一些他曾用来计算有关数据的材料。于是，穆拉迪安和特迈因开始一起忙碌起来，尽力按原件样子把这些账表再做出来。
劳工节过后的那个星期二，布斯基的律师、证交会的律师和卡伯里在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的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办公室会面。皮特把给林奇说的话又向卡伯里说了一遍。
"我们能达成协议吗？"皮特问。卡伯里说他有兴趣，但他得与吉尤利安尼商议。
回到纽约后，卡伯里去找吉尤利安尼，吉尤利安尼给他五分钟时间。吉尤利安尼现在正忙着处理一起关于斯坦利·弗莱德曼的政治腐败案，弗莱德曼是前布朗克斯民主党领袖，这起事件正闹得沸沸扬扬。吉尤利安尼决定亲自审理这起案子，而他必须处理成功，因为这对他施展政治抱负是不可缺少的。
卡伯里对吉尤利安尼说，要达成对布斯基的审理，至少还需要一两年时间，即便到那时也保证不了就能给他定罪；相比来说，布斯基的合作会带来"有趣的事情"。
吉尤利安尼很快就同意了卡伯里的意见，批准他与布斯基的律师商谈认罪协议。同时，两人一致认为，给布斯基刑事豁免是不可能的，要至少对他提出一项控罪。他们还要对布斯基课以重罚。卡伯里最近注意到证交会的年预算额是1．05亿美元，于是他考虑罚布斯基1亿美元。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会惊得公众目瞪口呆的，而且他认为，这个数字接近证交会的预算数目，对比之下会使人们印象深刻，它可以说明与布斯基达成协议是值得的。卡伯里知道，如果协议显得太宽大仁慈，会引起公众大爆发。
卡伯里还认为，如果安排布斯基与政府配合，保密问题非常重要。他对林奇及其高级助手是信任的，但不了解证交会委员们的可靠程度。卡伯里给林奇打电话通报了与吉尤利安尼的商议结果，同时向林奇强调，与布斯基商谈协议一事必须绝对保密。"我将把任何泄密行为视为妨碍司法，"卡伯里警告说，"并严肃考虑提出指控。"
林奇对此事的知密范围做了严格限制，在证交会只有他办公室的三个人知道。在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卡伯里只把此事告诉了吉尤利安尼和刑事处主任霍华德·威尔逊。后来，卡伯里把此事的一些特殊密情又告诉了一个人，以便如果他万一被害或因其他原因突然死亡，可以有人接着把此案办下去。所有会谈都安排在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进行，而不在证交会或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以免布斯基的律师们在这里出入引起注意。为加强保密，卡伯里和林奇等人在办公室提到布斯基时从不直呼其名，而以代号相称：在检察官办事处为"艾格尔"，在证交会为"欧文"。
布斯基的律师们与卡伯里和林奇等人投入了紧张的谈判。他们的时间非常紧迫，因为布斯基的诺斯维尤公司11月15日需要向证交会提交业务报告，届时公司的任何重大变故都必须公开披露出来，包括布斯基被立案调查。政府人员希望安排布斯基秘密配合他们工作，而这大大缩短了他可以配合的时间。
谈判开始时，卡伯里直截了当地说，布斯基必须接受一项刑期最多五年的罪名。在这方面布斯基的律师们没有提出大的争议，只是要求找一项刑期最多三年的罪名。卡伯里拒不让步，他们就不再坚持。但在给布斯基定什么罪名的问题上讨论时间比较长。可供选择的刑期为五年的罪名有很多。从策略上讲，卡伯里想在布斯基可能被要求作证的问题中找一个，而且他要传递一个信息，即这个案子涉及的问题比内幕交易严重。最后，双方达成选择证券欺诈罪，这个罪名比较合适，它把所有有关方面都包含了。
罚款问题更为复杂。卡伯里和证交会的律师们要求课罚1亿美元，其中5000万为布斯基的非法收益，另5000万为额外罚金。他们认为，把布斯基的非法收益定为5000万美元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数字，而且1亿美元也符合他们对布斯基资产净值的估算。布斯基的律师们辩称罚款1亿美元太多了，根据他们的计算，布斯基利用利文的信息所获收益不过3000万美元；既然利文的交易是证交会所了解的全部情况，布斯基不应在自愿揭发更多问题的情况下再接受其他经济处罚。政府的律师们再次拒不让步，坚持要求罚款1亿美元。
皮特知道，这个数字是布斯基能够承受的。政府人员决不会知道布斯基获得的非法收益到底有多少，只有在处罚协议确定下来之后，他们才会发现布斯基非法活动的整体规模。同时，把布斯基拥有的每项财产都计算清楚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处罚应与违法活动相适合。然而，后来政府收到了关于布斯基资产的计算报告，结果证明政府人员的估算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这份机密的计算报告披露，布斯基的资产净值在1986年1月为1．31亿美元，其中包括现金270万美元、证券价值1．15亿美元、不动产价值690万美元、两辆劳斯莱斯轿车价值10万美元和艺术品价值240万美元。报告披露布斯基的年收入为700万美元，其中包括他作为属下实体的首席执行官的薪水，不过这个薪水只有3．5万美元。据估计，布斯基的年消费为600万美元，可见他生活非常奢侈。
在认罪协议商谈中有一项关键内容，叫"价值预估"，即被告方正式向政府预估被告与政府合作的价值。在第一次会面时，皮特向政府人员提出了口头价值预估，粗略提示出布斯基作为一个重要证人的价值，但没有说出布斯基要供出人员的名字。在最后一次会谈时，在协议的其他方面都敲定后，皮特拿出了一份书面价值预估。林奇需要这个材料，因为他要用它说服证交会委员们批准与布斯基的协议。
最后那次会谈也是在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举行。在会谈最后，接近凌晨4点时，皮特出示了那份大家期待已久的材料，林奇、卡伯里和其他政府律师们急不可耐地先睹为快。然而，卡伯里看了之后感到很失望，里面显示的内容比他期望的要模糊得多。上面没有写出布斯基要供出的人员的名字，只以甲、乙、丙等指代，而且对这些人都犯了什么罪也语焉不详。卡伯里从材料中抬起头来，神情忧虑。他说："我们搞不清楚我们是在找真正的主角儿还是找似是而非的替身儿。这个材料可不怎么样。"
"在与证交会达成协议之前，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皮特说，并表示他不能把情况暴露得太多。林奇和卡伯里离开了会议室，他们确信拿这个材料游说证交会委员有困难。他们必须要有能显示出布斯基价值的东西，必须要有诱人的大鱼。
将近早上6点时，卡伯里打了一辆出租车回到他入住的宾馆。这个宾馆档次非常低，进出连服务生接待都没有，但他的政府津贴使他只能住这种店。他刚要躺下电话响了，是林奇打来的。
"他们要再抖出一些东西。"林奇激动地说，"皮特刚才打电话说了。"但卡伯里已经知道了。
"我不管他们要再抖出什么。"卡伯里说，"上午10点以前我什么也不做。"说完放下电话，侧身而卧，进入了梦乡。
皮特决定铤而走险，做出让步。第二天上午，他提出把价值预估中提到的那些人的身份披露出来，但只口头提供，不形成文字。于是，他道出了一些在金融界如雷贯耳的名字：垃圾债券之王迈克尔·米尔肯、投资业务之星马丁·西格尔、西海岸经纪人博伊德·杰弗里斯和公司袭购手卡尔·伊卡恩。卡伯里、林奇和其他政府律师们简直惊呆了。皮特本来可以再多说出一些，但他宁可有所保留，不愿承诺过多，以免政府日后声称价值预估的条件没有完全兑现。因此，其他人他没有披露，比如穆赫伦。
这下子，证交会委员们批准与布斯基的协议没有问题了。布斯基会给他们提供一个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的"非常之宝"。就在几个月前，当丹尼斯·利文被抓住的时候，证交会委员们还认为他们侦破了这起80年代的内幕交易案。
卡伯里把与布斯基的律师达成的协议呈报吉尤利安尼。吉尤利安尼仍在忙于弗莱德曼腐败案，他很快就批准了这个协议。9月10日，林奇拿着达成的协议向证交会委员们汇报。自从批准对布斯基进行正式调查以来，委员们还没有得到任何后续情况。他们对与布斯基的律师们商谈协议一事一无所知，就是主席约翰·沙德也被蒙在鼓里。听了林奇的汇报，他们似乎对布斯基将要揭露的问题的严重性及其可能引发的反应深感震惊。
根据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在利文案子上的合作情况，林奇和证交会委员们确信，一旦问题揭露出来，该公司会立即开除米尔肯，同意与证交会合作。如果德莱克赛尔企图包庇米尔肯，合法商人们谁还会再与该公司打交道？他们感到，由于布斯基将要揭露的问题非同一般，像德莱克赛尔这样的公司难以在证交会的执法行动中挺过去。他们还认识到，随着布斯基和米尔肯两人被逐出市场，经济上将会发生巨大变化，他们必须审慎准备应对。收购浪潮推动股市居高不下，而布斯基和米尔肯是搅起这股狂潮的哼哈二将。
即使在批准了与布斯基的协议后，沙德好像还不相信他们控制住了布斯基。他几乎每天都不放心地给林奇打电话，似乎担心证交会得不到那1亿美元罚款。他喋喋不休地说："我肯定伊凡会逃往国外，随时都可能跑掉。怎样阻止他？我们拿不到钱怎么办？我们现在就得让他把罚款交了。我们可以冻结他的资产。"
林奇尽力不表现出不耐烦。他说："约翰，他正在和我们合作。我们会拿到罚款的。如果我们现在就对他采取强制行动，每个人就都会知道，秘密调查就没法做了。我们要先这样坚持一下，等调查结束后再说。"
林奇意识到，协议被批准后，知情者已不限于参加谈判的几个人了；随着消息的扩散，保密会越来越难。布斯基的丈人穆丽尔·斯拉金就听到了布斯基被传讯的事。随后，圣地亚哥一家报纸上出现了关于布斯基收到传讯的一条短消息，这加剧了林奇等人的忧虑。接着，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丹·多夫曼在《今日美国》一个栏目上提到布斯基接受传讯的事。每天，政府律师们都仔细检查全国的媒体，寻找泄露消息的迹象。比这些再严重的情况倒没有出现过。林奇和卡伯里等人知道，他们必须抓紧时间行动。
1986年9月17日，星期一，布斯基与证交会签订了处罚协议，正式开始秘密配合政府进行调查工作。第二天，他与司法部签订了认罪求情协议。9月15日晚，当布斯基在"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号上与加特曼的其他客人一起狂欢的时候，他的律师们正在紧张地与政府人员商谈最后的协议。皮特在那个星期天晚上只睡了两个小时。
认罪求情协议除写明要求布斯基接受一项罪名和与政府合作外，还对要求布斯基必须从实招供做了严格规定：
你的当事人必须始终如一地提供彻底、真实和准确的信息和证词……你的当事人承诺不再犯任何其他罪行。如果你的当事人再有任何犯罪行为，或者本办事处认定你的当事人蓄意不提供彻底、真实或准确的信息和证词或以其他形式违反本协议的任何规定，那么，你的当事人将根据本办事处所了解的情况以相应罪名受到刑事起诉，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作伪证和妨碍司法的罪名。任何这种起诉都可能以你的当事人所提供的任何信息为前提，而且这种信息可能被用作起诉他的证据。
接下去的那个星期天，政府律师们得到了测试布斯基的第一个机会。虽然过去四个月来布斯基成为这些政府人员工作的主要内容，但他们还都没有与这位套利人见过面。那个星期天，林奇和斯特克从华盛顿飞往纽约，布斯基的律师亦然。卡伯里和杜南在麦迪逊大道上的韦斯特伯里饭店与他们会见，布斯基在这个饭店租了一个套间。
由于是星期天，大多数人员——包括卡伯里——都穿着很随便，但布斯基还像往常一样穿一身黑色三件套西装。他看上去很疲倦。在整个见面过程中，布斯基手里一直转一只小金属球。他很拘谨，甚至有些呆板。
每个人都做了介绍之后，卡伯里开始导入正题。他说："布斯基先生，你惟一的义务就是说实话。不然，判刑时会被重判。"卡伯里要布斯基给大家讲一讲他的犯罪活动，从利文开始讲起。他想看看布斯基讲的与利文叙述的一致程度有多大。让卡伯里感到高兴的是，布斯基没有试图淡化自己的罪行，他的叙述与利文的很接近，只有几处细节不大一样。
接着，卡伯里引导布斯基依次讲述西格尔、杰弗里斯和伊卡恩的情况，最后讲米尔肯的情况。在布斯基讲述过程中，卡伯里没有过多地打断他，也没有探究细节问题。布斯基讲完后自己还做了一个总结，卡伯里感到很满意。卡伯里的讯问用了大约一个半小时。杜南做记录，边记边留意安排布斯基配合秘密调查的机会。
然后，林奇和斯特克向布斯基问话。由于证券法范围比较广，而且民事案所要求的证据标准比较低，所以他们的讯问面比较宽。他们要布斯基把所参与的非法交易一件一件地讲出来，前后用了约三个小时。
布斯基在讲述中所涉及的人物没有仅限于价值预估中的那些人。他不仅讲了他和伊卡恩拜访海湾和西部公司的情况，而且在叙述操纵该公司股价一情时把穆赫伦扯了进来，并接着讲述了穆赫伦替他进行的其他交易。同时，布斯基还讲出了价值预估中没有提到的交易，例如他参与的英国基尼斯（Ｇｕｉｎｎｅｓｓ）丑闻。另外，他还说他怀疑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罗伯特·弗里曼也从事内幕交易。
卡伯里开始恢复了对证券法律智慧的钦敬。布斯基的讲述使他想起了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秘密权益入股和股价操纵丑闻，但布斯基透露出来的东西比这些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有虚假收购威胁和人为逼售公司。卡伯里从来没有想到证券市场上的违法活动如此盛行、如此五花八门。
卡伯里和林奇等人还对布斯基圈子里的权力等级与各人影响感到惊异。他们一直认为布斯基是华尔街上的大腕儿，但现在他们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即布斯基是二流人物，他得依靠米尔肯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布斯基的律师们也这么看。
布斯基反复对卡伯里等人说，米尔肯已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人。他唯米尔肯马首是瞻，因为米尔肯可以成就他，也可以毁掉他。
对布斯基的综合讯问进行了数周。为了保密，他们从一个饭店转移到另一个饭店，所选择的饭店大都不在曼哈顿，而是在韦切斯特县，离布斯基的家不远。在讯问会间隙，布斯基像往常一样到他的办公室去，小心不让他的雇员们觉察到情况异常。政府人员在布斯基的通信系统中安装了精密监听装置，使他们可以了解和记录布斯基的每一次通话内容。
在政府人员的授意下，布斯基给他牵涉到的每个人打电话。卡伯里等人指导他在电话中不要逼问，也不要套问太明显，要尽可能表现得自然。同时，卡伯里对布斯基说，他在秘密调查中配合得越成功，出庭作证的可能性就越小。
布斯基先后打出了两个电话，都没有结果。后来，在给博伊德·杰弗里斯打电话时取得了成功，诱使杰弗里斯说出了一些对自己不利的话。给西格尔的电话失败了，他特别机警，甚至连布斯基的电话都不接。与米尔肯的通话令人沮丧。他虽然接了布斯基的电话，但总是急着挂掉，而且只谈直接关切的事。同时，米尔肯说话还总是支离破碎的，一句话不直接说完，而是分成几个部分，这样虽然他旁边的人明白他的意思，别人却不知所云。最后，卡伯里等人决定让布斯基寻找一个与米尔肯面谈的机会。
那年夏天，布斯基去丹佛参加一个为联合犹太诉求会举行的筹款会，其间去ＭＤＣ公司（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客户）董事长拉里·米泽尔家小坐。后来，布斯基刚离开，一个联邦调查局的人出现了，盘问米泽尔到他家来的那个人是谁。当米泽尔确认布斯基是他的客人时，那个人要他提供电话纪录。
米泽尔给吉姆·达尔打电话说起这事。"你不会相信，"他紧张地说，"联邦调查局的人刚离开我家。"他解释说那个人向他询问布斯基的情况。
达尔把这件事告诉了洛厄尔·米尔肯，洛厄尔把他哥哥迈克尔叫过来，让达尔把此事又整个重复一遍。迈克尔·米尔肯听后惊得脸色煞白，像见了鬼似的。从那以后，米尔肯指出，与布斯基打交道应该小心，和他说话可能都有监视。但是，当后来布斯基打电话约米尔肯在10月中旬见个面时，米尔肯答应了。
不久，加里·莫塔斯克接到查尔斯·瑟内尔的电话。莫塔斯克原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贝弗利山分部的交易员，后调到纽约总部，但仍负责米尔肯债券的交易。瑟内尔负责米尔肯与布斯基交易的纪录，他把这些纪录都销毁了，并打电话让莫塔斯克把这方面的东西也销毁。莫塔斯克问发生了什么事，瑟内尔支吾其词，但提到说米尔肯计划与布斯基在贝弗利山饭店见面。
第二天，米尔肯给莫塔斯克打电话。莫塔斯克在说起米尔肯与布斯基见面一事时说："我觉得这不是个好主意。"米尔肯让他不要担心，说他自己会小心的，就当是"有录音"。
10月中旬，布斯基和杜南在贝弗利山饭店皮特租住的小房间里与皮特会面。他们三人是此前分别来到洛杉矶的，为的是不引起注意。
杜南要布斯基脱去衬衫，好把微型麦克风和电池装在他身上，但发现布斯基昂贵的白衬衫下面却没有穿汗衫。杜南不想把麦克风贴着布斯基的皮肤绑，于是把自己的汗衫脱下来让布斯基穿。布斯基有些犹豫，但杜南命令他穿上。
"伊凡的皮肤接触250美元以下的汗衫会出皮疹。"皮特风趣地说。
布斯基只好穿上了杜南的汗衫，然后杜南把监听装置在他身上装好。太平洋时间下午1点，布斯基将在一楼的套房里与米尔肯会面，到时候这套装置会把他们的谈话发送到皮特房间的一个录音机里。
"如果他知道我在录音，被发现怎么办？"布斯基紧张地问。他仍然很憷米尔肯。布斯基还担心有人可能想杀掉他。
"那就跑开。"皮特建议道。
布斯基回到一楼他的套房里等米尔肯去了。该吃午饭了，皮特订了一份快餐，问杜南要不要让服务员顺便给他也送一份。杜南听说这里的汉堡包一个要16美元，大为吃惊。他拒绝了，因为工作纪律不允许他接受别人吃请，而他的每日津贴又买不起饭菜单上的食物。其实，杜南这时早就饥肠辘辘，他只好在皮特大快朵颐时眼巴巴地在一旁看着。
布斯基焦急地在房间里等。这时，服务员敲门，送来满满一桌子食物。过了一会儿米尔肯到了，布斯基起身迎接。服务员仍在摆弄碟子、银器和冰块，布斯基紧张地来回走动，等着服务员赶紧走。他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行了，就那样放吧。"布斯基终于忍不住对服务员说，"请你离开行吗？"
布斯基和米尔肯简单谈论起市场情况。布斯基的神情看上去倒与平常一样。他和米尔肯在一起时一贯都是一副拘谨和紧张的样子，所以由监听米尔肯所产生的紧张倒显得是一种自然。接着，布斯基转向了关键话题。
"证交会要看我的记录。"他对米尔肯说，"他们盯我盯得很紧。"他表示需要在与米尔肯交易的损益计算上与米尔肯统一口径。
"我的人什么都不记得。"米尔肯说，显然是指瑟内尔，"你的呢？"布斯基认为，米尔肯这样问等于含蓄地建议他让穆拉迪安把记录销毁。
两人在房间里边踱边说，布斯基极力引着让米尔肯把他们之间的交易说得更清楚些。"如果被问起那530万美元的事，我们怎么说？"他问道。
"我们可以说那是投资金融服务费。"米尔肯回答。
"我们能说包括什么服务？"布斯基接着问。
米尔肯开始提起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为布斯基开发的一些交易。但布斯基说他没有任何文件可作证明，米尔肯说他回头给他发去一些让他存档。接着，布斯基更深入一步，说虽然还了530万美元，其实他还没有还完他欠米尔肯的。"你知道，我仍然欠你很多。"布斯基说。
"别说这个。"米尔肯警惕地说。
布斯基正准备把谈话再深入一步，米尔肯突然说了一句让他惊骇的话。"你得小心，"米尔肯提醒布斯基说，"如今电子窃听器都非常精致。"布斯基慌了手脚。难道米尔肯感觉出来了吗？他赶紧结束了会面。
布斯基高兴的是，整个会面过程中没有被米尔肯识破。录下的磁带会成为有用的证据。米尔肯没有否认他们有交易关系，没有否认布斯基欠他钱。关于530万美元支付款的讨论，以及如何把它说成是一笔投资金融费，这些情况清楚表明是在文过饰非。杜南和检察官们对布斯基的谈话技巧很欣赏，他们觉得这次会面安排收获比预期的大。
米尔肯已通过米泽尔讲的情况预先得到了提醒，这次与布斯基会面只是加强了他的怀疑。离开贝弗利山饭店后，米尔肯给纽约的约瑟夫打了个电话，他说："布斯基行为怪异，要注意他。"
安排布斯基配合秘密调查的时间所剩不多了。11月15日，布斯基的诺斯维尤公司需要向证交会提交业务报告，届时布斯基被调查一事必须公布出来。从那以后，就不会有人再与布斯基说话了。
证交会特别担心的是，布斯基接受调查的消息公布后，证券市场会如何反应。20世纪80年代的大牛市某种程度上是由布斯基这样的套利人带动起来的，他们是根据收购价值来估量股票价值，而不是通过对公司的盈利或账面价值进行稳健衡量来估量的。证交会决定在11月14日（星期五）下午4点股市闭市后公布布斯基被调查的消息，这样可以使投资者对消息有一个周末的反应时间，从而使其避免莽撞决策。
证交会主席沙德仍然特别牵挂判罚布斯基的那1亿美元，这笔钱的取得取决于布斯基手中证券的价值。证交会还担心让布斯基突然倾销手中的股票可能造成股市失控，因此指示布斯基在他接受调查的消息公布前两周就开始陆续将一些股票变现，并允许他在消息公布后继续监督处理剩余股票十八个月。林奇感到，这些措施会稳定市场，维护政府的金融利益。
政府律师们还必须考虑此案下一步的调查方法。他们知道，布斯基出事的消息一公布，那些可能与他有牵连的人就会开始销赃灭迹。为了保护证据，政府律师们决定向可能的目标和证人闪电式发送传票。一旦传票送达，毁灭证据就会受到妨碍司法的指控。于是，在布斯基接受调查的消息公布前夕，政府派出的传票发送人即在纽约、洛杉矶及其他需要的地方各就各位，11月14日下午4点一到，立即将传票送达西格尔、米尔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杰弗里斯、伊卡恩及其他许多人。
剩下的工作就是宣布这个震惊华尔街的消息了。根据计划，吉尤利安尼和沙德将于11月14日下午4点半分别在纽约和华盛顿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林奇和卡伯里认为，一切都已就绪，20世纪80年代的执法攻坚战就要全面打响。
11月14日下午，穆拉迪安查看公司的净额资本账目，发现情况不对头。布斯基出售股票一般只有两个原因：要么在一起收购案成功后售股获利（或减少损失），要么出售股票以达到净额资本规定。但现在，布斯基几个月来一直在减少股票持有量，而且过去两周来减持速度明显加快。3月21日"哈德森融资"结束后不久，公司的持股量曾达到顶峰，价值为大约31亿美元，现在则减少到不足16亿美元。而且，现在剩下的股票许多都是大额资本股，如伊斯曼柯达（ＥａｓｔｍａｎＫｏｄａｋ）公司股票和泰姆－莱夫（Ｔｉｍｅ－Ｌｉｆｅ）公司股票，而不是布斯基通常喜欢的收购对象股。穆拉迪安认为，这根本不是布斯基的风格。
穆拉迪安正在忙着，布斯基的秘书艾安西·彼得斯打来电话，通知他下午3点一刻到第五大道650号的公司总部开会。在公司原址上班的其他几个人也接到了这个通知。穆拉迪安断定布斯基准备关闭现在的公司，就像他从前关闭伊凡·Ｆ·布斯基公司一样。"情况这是这样，我们要倒闭了。"他忧郁地对同事们说，同时希望自己的判断是错误的。
当穆拉迪安等人和一些在公司总部上班的人员来到公司的大会议室时，公司的其他员工们都已经到了。人们好像没有公司劫数将至的感觉，相反，公司管理委员会成员兼交易主管戴维多夫还在开玩笑，并自信地预测："我们会有额外奖。我知道的，我们今年是个丰收年，并且从德莱克赛尔得到了一笔新的融资。"
"你小子脑子是不是有毛病了？"穆拉迪安说。有几个人笑了起来。
3点20分，布斯基出现了，看上去疲惫而憔悴。他后面跟着一群律师，共有十名，包括皮特、西奥多·利文以及其他来自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和威尔默、卡特勒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他们共同做布斯基的代理，组成了一个律师团。还有几位律师是布斯基公司合伙投资商的代理，来自波士顿两家律师事务所。韦基利和弗莱丁这两个与布斯基关系最密切的人没来开会，他们已经知道了布斯基出事的消息。布斯基的妻子和儿女们也事先知道了消息，这对一家人不啻晴天霹雳。
布斯基的员工们一看来了这么多律师，就知道大事不妙。这时，布斯基开始宣读一份书面声明。他说，过去几周是他"非常难熬"的一段日子，其间他不能给大家说任何事情，而且老得回避大家。他说他现在要宣布一件事，并提醒大家此事下午4点以后才能向外说，并要求大家在下午4点一刻以前不能往外打电话。说完他停顿了一下，深吸一口气，然后继续往下读。他说，他被控进行内幕交易，与证交会达成了一项罚款1亿美元的协议，并同意接受证券欺诈的罪名，这个消息下午4点将公开宣布。
布斯基继续读道，政府"理所应当地拘留了我，而且我的业务合伙人或业务实体对我的行为不负有责任"。他最后读道："我对我过去的错误深感遗憾，并深知我个人必须对这些行为的后果负责。我的人生将永远改变，但我希望此事最后能换来一些积极的东西。我知道，在今天的事件之后，许多方面会要求改革。如果我的错误能引发一场对我们金融市场的规则和惯例的重新审视，那么可能会产生一些有益的结果。"读完，他抬起头来，看着惊诧的员工们，让大家提问题。
会议室鸦雀无声。大家都惊呆了，说不出话来。半天以后，终于有人缓过神来，问了一个问题：公司是否关张？什么时候关张？布斯基向他们保证说，他有十八个月的时间处理公司的善后，所以公司不会马上关门。他表示将尽其所能帮大家在其他公司找工作。最后，长期担任布斯基专职司机的约翰尼·雷站起来说："让我们都随这条船沉下去吧！"
雷的话打破了会场上的紧张。有些人笑了起来，也有几个人哭了。每个人都排着队与布斯基握手，有的人还与他拥抱，或向他说些祝愿的话。很多员工常常认为布斯基是一个暴君，但现在，他突然显得如此脆弱，需要依靠这么多律师。他似乎不再是他们所熟悉的那个暴戾专横的布斯基了。大多数员工不由自主地升起一种怜悯。
下午4点28分，消息在股市行情收录器上开始出现了，标题是：证交会指控伊凡·布斯基进行内幕交易。紧跟着，收录器纸带上打出了正文："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指控华尔街套利人伊凡·布斯基利用丹尼斯·利文提供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接着，最令华尔街震惊的内容出现了："证交会官员说，证交会决定扩大对华尔街上内幕交易问题的调查，布斯基同意在此事上与证交会合作。此外，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说，布斯基一案开始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他将承认一项控罪。
"美国检察官办事处拒绝说明具体控罪是什么。该办事处还说，它正在继续对丹尼斯·Ｂ·利文内幕交易案引发的问题进行刑事调查，而布斯基正在就此与办事处合作。"
金融圈里几乎每个有身份的人物都多少与布斯基有过联系。惊慌席卷了华尔街。
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贝弗利山分部。忙碌的一周过去了，米尔肯手下的交易员和营销员们开始松弛下来，而米尔肯仍然坐在交易台前忙活儿。突然，特伦·佩泽尔惊叫一声："天啊！"每个人都抬起头来，看到佩泽尔紧盯住股市行情收录器，便赶忙围过来看个究竟——上面是布斯基出事的消息。
米尔肯从他的电脑屏幕上看到了这个消息。他什么也没说，坐在那里接电话。他的同事们仔细观察他有无什么反应。米尔肯好像在沉思，其他方面却表现出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大家都对他的自控能力感到惊奇。
接了三四个电话后，米尔肯突然站起来，快速走进他弟弟洛厄尔的办公室。他关上门，一个多小时后才出来。
后来，弗雷德·约瑟夫打电话给米尔肯。他那天下午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总法律顾问那儿得知，给米尔肯和德莱克赛尔的传票送达了。这些传票是司法部发出的，意味着刑事调查正在进行。
"没什么担心的。"米尔肯坚定地说，听起来没有一点忧虑。约瑟夫轻松了不少。他想：米尔肯不可能会做错什么，他从事的垃圾债券业务是全国最好的；而且，以前他也接受过调查，结果总是都没有问题，这次也会这样。想到这里，约瑟夫释然了，赶去参加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家属举行的一个宴会。
那个周末，米尔肯给吉姆·达尔往家里打电话，要他到办公室。达尔驱车赶到，来到办公桌前，这时米尔肯正在办公室另一个地方与其他人交谈。达尔不耐烦地等着米尔肯解释什么事，最后终于逮着了他。
"你叫我。"达尔说，"有什么事？"
米尔肯一声不言，向男洗手间走去，示意达尔跟着他。来到洗手间后，米尔肯把水龙头开到最大，开始洗手。就着流水声，他把身子倾向达尔，压低声音说："没有什么传票不传票的，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其实，他知道传票已经到了。达尔甚至不很清楚传票是什么东西，但他明白米尔肯的意思：如果他有不利证据，就销毁它。
米尔肯还着手销毁其他可能的证据。星期一，特伦·佩泽尔正在办公桌前工作，米尔肯突然问他那个蓝皮账本的事。这个账本是米尔肯要他保管的，上面记录的是米尔肯与大卫·所罗门之间的交易。"你有那个记有与所罗门交易的本子吗？"米尔肯问。佩泽尔点点头。米尔肯接着说："你为什么不把它交给洛里恩·斯珀吉？"
第二天上午，佩泽尔示意斯珀吉到交易厅外的小厨房见他。他注意到每个人好像都是开着水龙头说话，担心办公室里有窃听器，所以他也把厨房里的水龙头也拧开。他把那个蓝皮本递给斯珀吉说："迈克尔让我把这个给你。"
当佩泽尔回到办公桌前时，米尔肯问他："那个本子上的东西都与芬斯伯里基金会有关，对吗？"佩泽尔点头称是。
此后，那个蓝皮本再没有人看到，很可能是被销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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