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谭健飞
很快我就在另外一家餐厅找到了工作。老板是一个在美国长大的越南移民的女儿，她的父母做厨师，她的白人男朋友做前台经理，还雇了另外几个当地人。由于我英语不错，手脚又勤快，他们对我都很有好感。
我的语言技能再一次帮了大忙。白人经理只会说英语，而后面的“阿叔”、“阿嫂”不懂英语，只能说越南话和广东话（他们是越南华侨的后代），迥异的语言影响了他们之间的沟通。而我和白人说英语，和后面厨房说广东话，还能和洗碗的墨西哥人说两句西班牙语（到美国后我曾修了两门西班牙语课），大家皆大欢喜，每个人都愿意和我打交道。
一次我帮墨西哥人洗碗，连着打碎了两个酒杯，他们也不怪我。如果是一般情况下，说不定我得自己掏腰包赔偿了。
他们从不要我“无薪加班”，而是按规矩付给我每小时5.50美元的薪酬，再加上做跑堂的小费，比起“湖南王”来是好多了。
后来我辞工时，他们还热情地挽留，希望我能多做一段时间。
在这家餐厅打工期间，还发生过一件至今都让我感到好笑的事情。
这家餐馆虽然不大，却是当地一家相当有名的越南特色餐厅，时常会有一些各界名人光顾。不过我从来对“追星族”的狂热不屑一顾，我总想着我要在自己身上创造成就，而不是盲目地去崇拜所谓的名人，对于谁是什么贵族、明星也就漠不关心。没想到这份自命清高的孤傲心理，还让我出了个不大不小的笑话。
那是我刚开始在这家餐厅工作不久，一个星期六的晚餐时，店里的生意特别忙，整个餐厅没有一张空桌，还有不少客人在门口等待。美国的人工费用较高，老板们总是尽量压缩工资开销，餐馆里的服务生和中国比起来相对很少，像今天这么忙，也没有额外的员工来帮忙，店里人手不够。我忙得像在打仗，同时要应付好几个客人的需求，连喘气的功夫都没有了。
一次在我刚记下两桌客人的订菜单，准备送到厨房时，坐在角落的一个黑人女子招手把我叫了过去。她面容姣好，眼睛大大的，身边坐着两三个全身着黑的粗壮男子，看起来都是一脸的严肃。
我觉得她看上去似乎有些面熟，可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到过。
“请问你们有没有红酒？”她说话细声细气的，非常客气，但对于当时心急如焚的我来说，她讲话太慢条斯理了，我真巴不得她能讲话快一些。
“没有。”说老实话，我只想赶快把她打发了，我对餐馆的业务还不是很熟悉，特别是酒类，我自己从不喝酒，当时也并不很清楚餐馆到底有多少酒类，我只知道绝大多数人不是喝饮料就是喝啤酒。
“怎么会呢，我以前来时都是喝红酒的呀?”她不肯轻易放弃，却依然是那么慢条斯理。
“我给你去问问。”我边应付着她边转身离去，我已经有些不耐烦了，另两个客人在招手要我过去。
又马不停蹄地忙了好一阵，我感到总算可以喘口气了，就忙里偷闲站在厨房门口喝了一口饮料。老板娘忽然出现在我面前。
“刚才是不是有位客人问你要红酒？”她脸上虽然挂着微笑，我却听得出她语气中的一丝埋怨。我这才想起我早把那位黑人小姐给忘了。
“你知不知道她是谁？”老板娘见我还没明白过来，又给了我一个提示：“你不觉得她和迈克尔·杰克逊很像吗？”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她就是世界上多年的头号流行歌星迈克尔·杰克逊的妹妹拉特娅·杰克逊。杰克逊家族五兄妹长相酷似，都是娱乐界明星，拉特娅虽然名气远比不上迈克尔，我也不应该毫无察觉。
老板娘又牵着我的手一直走到店门口，边走她边小声告诉我，拉特娅·杰克逊隔段时间就会来一次，她嫁了个纽约黑手党头子，她身边的那几个黑衣男子中，矮个的就是她老公，另两个则是保镖。到了门口，她指着门边玻璃柜中挂着的一幅镜框让我看。镜框里的照片上，赫然是拉特娅·杰克逊和老板娘的合影。
“她对我们店里的生意帮助很大，她要的东西就是我们没有也得马上给她弄来，而红酒是我们一直都有的。”
她始终带着笑容，也没有直截了当地责怪我，但我却不由感到惭愧。我感觉到自己的迟钝，也感到不管是什么客人，我都不应该敷衍了事。当天晚上我就把店里所有的酒类品种和名称抄写下来，回家背了个滚瓜烂熟。
后来拉特娅·杰克逊又来过店里，她自然不会喝不上她喜欢的红酒。不过和其他员工不同，遇到名人来我从来不去凑热闹，找机会与名人合影、请名人签名。我向来不崇拜任何名人，不管是拉特娅还是其他明星。我一向就这么想：别人有他们的成就，我将来也会有我的成功。我要学习别人的经验，但不会去崇拜任何人，我要走自己的路。
在越南餐厅做了一段时间后，我又换了一份工作。因为当时学习功课比较重，我想找一份时间上更加灵活的工作，而且这时我已经开始意识到，只要英语过关，要找打工的机会还是美国人那里多。凭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我在一家美国人开的意大利馅饼店做起了送外卖的司机，店里忙的时候我也帮忙听听电话，大多数时间都十分轻松，而收入却比前两份工作都要高一些。
我打工过程中得出的经验是：过去我总以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来到美国，人生地不熟，要找打工的机会可能在华人那里会容易些。事实上当地美国人主流社会中，有的是更多更好的机会，关键是自己应该相信自己，并掌握好英语这一首要交际工具。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修完了硕士学位课程，在当地一家大宾馆集团找到一份专业对口的会计师职位，便告别了边读书边在餐馆打工的生活，开始了每天打着领带上班的生活。
我和李嘉年一起打工的时间很短，但因为住在一套公寓内，又都身在海外，所以我们渐渐地也成了好朋友。他常常对我讲起南美洲那充满传奇色彩的风土人情，我也有时给他介绍我在美国留学经历中的所见所闻。李嘉年的动手能力特强，他那辆老掉牙的旧车每次出了问题，他总是想办法自己动手摆平，令我钦佩不已。不过和许多其他华人一样，他对学英语不太感兴趣，我有一次还专门带他去附近一所免费的成人学校报名上英语课，他去了一两次便说跟不上老师的进度，不再提上课的事了。
一天我们闲聊时，我又旁敲侧击地向他宣传学英语的重要性。我说：“我曾发过誓不学修车，因为据我观察，美国的穷人往往为了节省开支而买旧车开，旧车虽然便宜，但毛病也多，他们一到休息日就时常得钻到车底下自己修车。修理旧车可以省些钱，却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现在虽然也很穷，可我将来要做有钱人。我现在宁可把同样的时间花在学习英语和其他更重要的事上，虽说现在我让修车行赚去一点小钱，可是将来我有了本事就可以赚大钱。”他听出了我话里的弦外之音，却仍然提不起学英文的热情。
我早先做餐厅跑堂时曾结识了一个当地的富翁——派屈克，他曾是越南餐馆的常客。他觉得我是他认识的亚洲人里英文说得最好的一个，每次去餐馆吃饭总要和我聊好一会儿。他年轻时做进出口生意发了财，现在不到45岁便已“退休”在家，成日过着悠哉游哉的生活。他太太原是一个日本的中学教师，是派屈克一次周游世界时偶然在飞机上结下的跨国良缘，嫁给他以后来到美国做着称职的贤妻良母。当派屈克得知我在日本也学习过一段时间后，更多了和我聊天的话题，有时还要请我去他家尝尝他太太的手艺。
在我做会计工作后不久，派屈克告诉我，他在家里呆腻了，决定再次出山，开一个日式快餐连锁店。
和许多美国人一样，派屈克的工作态度十分认真。虽然他在家“赋闲”了好久，可一旦决定再次出马，便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不多久他的“帝王”日式快餐店便开张了。由于店面装修得整洁美观，地点也选得相当不错，再加上食品迎合了美国人越来越追求健康类食物的心理，他的餐厅一开张便十分兴隆。
又过了一阵，派屈克找上门来，说是要和我好好谈谈。原来他的生意发展顺利，他已选好了第二家连锁店的地点，可是一直物色不到理想的管理人员，他希望我给他做连锁店的经理。我觉得有些为难，我不太愿意从事餐饮业，更何况我暗中觉得让我做一个快餐店的经理，有那么点大材小用了，但我又不太好直截了当地拒绝派屈克，毕竟他是我的朋友，又是专门来请我帮忙。
一天我下班回家后遇上了李嘉年，便对他提起了此事。没想到他极力怂恿我去为派屈克做事。他说他的最大梦想就是将来自己开餐馆，我若现在学会了经营餐馆的一整套程序，就可以教他或与他合作，他还有个私心，就是还希望我做了经理后可以给他也安排一份工作，让他学到在华人餐馆里学不到的本事。
我的梦想远非开餐馆，我早就盼望着有一天去闯华尔街，进入金融业，只是苦于自己既无金融专业知识，又无任何资金。不过我也确实不太喜欢当时自己那份有些枯燥的会计工作，我仔细想了一下，如果为派屈克做事，可以多赚些钱，还可以体悟一下他做生意的思维方式，毕竟他是我到美国后遇到的最成功的人。我将来要干自己的事业，从他身上应该可以学到不少有用的本领。主意已定，我便告诉派屈克愿意为他做事。不过我事先声明：一旦我要去做自己的事业，我会随时辞职。
做快餐业不是件轻松的活儿，接下来的几个月可把我给累得够呛，店里的事情千头万绪，似乎一秒钟都不能闲着。记得我一个月做下来体重就掉了5磅。
自从我开始为派屈克管理餐馆，李嘉年便一有机会就和我提自己开餐馆的事，他说凭他的厨师技艺，加上我的英语水平和管理技能，我俩合作定能成功。我不想对他的梦想多泼冷水，但我志不在此，更何况开餐馆也需要一笔不小的资金，我们两人都没什么存款，哪来的钱开餐馆呢？
在做餐馆经理的这段时间里，我认识了一个叫琳达的房地产商。她是早年从台湾移民来美国的，后来进入房地产业，从最基层做起，经过数年奋斗，现在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房地产经纪公司。她和她那泰国华侨老公常来我的餐厅吃午餐，我有时向她请教一些房地产方面的情况。我对房地产一向很感兴趣，自己也曾经做过一些研究。我知道美国的百万富翁中，有百分之六七十是靠做房地产发家的。我当时也正在考虑自己先买一栋房子，便请琳达为我留意着，她也很乐意有我这么一个新客户，满口应承下来。
不过没过多久，我就自己找好了一栋三卧两浴的独立屋。那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我听说一个叫莱莉的美国人要卖房子。她刚离了婚，准备搬去外州居住，想把她名下的一栋房子快些出手。我立刻跟她联系，当天便带上李嘉年一起去看房子。莱莉的房子有近1500平方英尺，加上前后院总占地超过5000平方英尺，房子有些陈旧但没有什么大毛病，位于离市中心稍远的老区，周围环境还算不错。莱莉给了我们非常好的条件：除了极低的3000美元首期付款外，每月分期付款金额和我们当时住的公寓房租基本相当。我和李嘉年当场决定合伙买下这栋房子，没多久我们就第一次搬进了属于自己的房屋。住进去后我们又将多出的一间卧室出租给李嘉年的一个朋友，这样一来我们两人每月的住房开支比原来减少许多，住得比原来宽敞、舒适，还成了房子的主人。
尝到了第一次小小成功的甜头，我对房地产投资更感兴趣了。很快我又找到了另一个地产投资机会：就在离我们住处不远的一条街上，有一栋小公寓楼要出售。如果分期付款买下这栋房子，每月要付给银行1200多美元，加上地产税等开销，每月支出1400多美元。这栋楼内有四套公寓，每套都是两卧一浴，租金每月400美元。经过一番“市场调查”，我和李嘉年都认为只要稍加整修和重新油漆，每套每月租金就可以收到450美元。这样一个月进账1800美元，缴了银行的分期付款，还可赚近400美元。而房价本身也会不断上涨，所以我和李嘉年又很快买下了这栋小楼。
我连买两处房产都是自己操作而没有通过琳达，但她也不担心和我做不成生意。她明白只要有合适的机会，我就会从她那儿买房子，更何况我还能时不时地给她介绍其他客人。
一次琳达开车带我去看一处房子，经过一条相当繁忙的大马路时，她不经意地说道：“我在这里还有家餐馆，可是生意做不起来，大多数时间都处于亏损状态，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这触动了我的某根神经，我当即要她带我进去看看。
琳达的餐厅经营的是传统的泰国菜肴，先是她丈夫经营，后来见生意不好赚不到钱，他又回了工程师的老本行。餐厅店面不是很大，但装修得还算整洁大方。正值周末中午时分，应该是生意繁忙的时候，店中客人却很少。我坐了一会儿，翻看了一下菜谱，便基本弄明白了亏损的原因。
在返程的车上，我给琳达分析了起来：这家餐厅所在的小型商业中心虽然紧靠繁忙的大马路边，但该中心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商店，而她的餐厅又位于商业中心的最里端，从路上开车经过的人根本看不见这里有餐厅。周围的住宅区主要是收入相对较低的工薪阶层，这些人对于口味正宗但价格偏高的泰国餐不会很感兴趣。附近几条街上虽有不少大办公楼，但这些“白领”大多是在中午繁忙的工作间隙出来吃点快餐，他们有钱但没时间等待传统泰国菜肴出炉。这个地点应该是做快餐店的理想场所。不过附近已经有了许多家美式快餐厅，“麦当劳”、“肯德基”等早就在此称霸一方，要做快餐的话也将会面临激烈的竞争。
琳达说经过两三年的惨淡经营，已看清楚他们自己没有开餐馆的能力，再加上房地产生意也十分繁忙，她已不想再继续维持下去，只是店铺租约签了十年，一时也脱不了身。她请我为她留意，若有合适人选，她愿将餐厅廉价出让。我当时心里想：李嘉年不是成天嚷着要自己开餐馆吗，这倒是个好机会。
回家后我和李嘉年说起了这件事，他一听便十分亢奋，当天晚上就非要我带他去琳达的饭店观察地形。看完后我们仔细分析了一番，都认为假如我们做中式快餐，再加上送外卖的话，应该可以打开市场，那一带虽然各式餐厅不少，但却没有一家东方式的快餐厅。
开餐厅虽然不是我的理想，但可作为一个跳板。如果能以很小的资本从琳达手上接过这家餐厅，那我就先开餐馆积累一笔资金，然后再转入房地产和金融业。
第二天我便找到了琳达，因为我和李嘉年都没有多少存款，我对她提出了这样的条件：她把餐厅转交给我们经营，餐厅每月的房租由我们来付，另外我们每月再付500美元作为使用她设备的费用，如果经过一段时间双方都感到合适的话再商量买店的事。这样她现在就可以每月有固定的收入，不必再为亏损操心。她没怎么犹豫就同意了。
就这样，我和李嘉年几乎没有做任何投资便开起了自己的餐馆。
我们先各自到自己老板那里辞职。派屈克虽不愿看到我离去，但也理解我的心情，并祝我好运。为派屈克工作虽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但我却积累了一些做生意的经验，心理上也成熟了不少。
接下来我们把泰国餐厅的店堂重新装潢一番，把店名改成“东方快餐”，申请了新的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招了几个工人，进了一批食品和原材料，便以最快的速度开张了。
为了尽快把生意做起来，我采取了几项经过深思熟虑的措施。由李嘉年在厨房严格训练新招收的几个墨西哥工人，保证食品的高质量和快速供应。在菜单品种上，一改多数中餐馆种类繁多、费时费工的传统，只挑选了十多种普遍受欢迎的中式、日式菜点，以确保我们可以在速度上与周围的美国快餐竞争。雇用了一个失业在家的美国人约翰来为我沿着附近每条街道挨家挨户分发广告。我自己设计了色彩鲜明、简洁明了的菜单广告，并关照约翰要特别注意那些大办公楼，遇到那些接触面广的秘书们一定要多向她们介绍我们的情况，并多留一些菜单给她们。我又找回几个当初在意大利馅饼店送外卖时结识的美国朋友，和他们说定我这里忙时才叫他们过来帮送外卖，这样我就不用请全职司机专管送外卖，大大减少了餐饮业的最大开支——工资支出。
我的这几招很快就起到了效果，开张一个多星期，我们就达到了收支平衡。第一个月营业结束，我们除去所有开支后，净赚了三千多美元。我和李嘉年都非常高兴，一般情况下开餐馆最快也要半年到一年才能收回投资，而我们几乎没有做任何投资，却从一开始就进入了净赢利状态。
我们用赚来的钱又添加了一些设备，对菜单稍事修改，便放手大干起来。
那是一段令我十分难忘的经历，开餐馆是非常辛苦的行当，我们一周七天，一天十多个小时都在店里忙碌个不停。不过虽然辛苦，但创业的快乐压倒了一切。眼看着生意渐渐红火起来，我们心中都充满了希望。
我以前没有想到的一点是，做一个小餐厅的老板竟然很好地锻炼了我处理各种“危机”的能力。在每天繁忙的营业过程中，会发生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情况，而如何处理这些突发事件，对管理人员的能力是个不小的挑战。
有时生意正忙时，突然发生了停电，全店的营业一下子就处于瘫痪状态；有时我们已开门营业，有的员工却迟迟不露面，事后才知道原来他的汽车半路抛锚；有时时间已晚，我们已准备关门，员工都已下班回家，却连着进来一批又一批的客人。
开张不到两个月的一天中午，我们便经历了一次“考验”。那天开门后一切运转正常，快到下午一点，我看午餐时间基本结束，便只留下一个外卖司机，让其他送外卖的司机们都早点回家了。
谁也料不到，在紧接下来的半小时内，要求送外卖的电话竟然一刻都没停过。也许是约翰在那些办公楼发广告时功夫到家，或是我们餐厅开始在附近有了一点名声，在短短三十多分钟时间里，竟然接了一百多个外卖电话。许多客人还抱怨我们的电话为什么总是占线打不进来。一时间，让人感觉似乎全城的人都同时要来订外卖一样。
开始时我们还挺为生意好而高兴，但一下子接了几十个订单而三部电话依然响个不停时，大家都开始意识到我们可能无法同时应付这么多客户了。厨房的人手不够，送外卖的司机更不够。两个负责听电话的美国女孩起初还惊呼一两声“我的天哪”，后来连抬头的时间都没有了，她们满脸涨得通红，飞快地在订单本上记录着客人的要求，接听着一个又一个的电话。
我赶忙打电话给所有在家休息的员工，叫他们紧急赶回来帮忙，然后我自己也卷起袖子下了厨房，帮助李嘉年他们准备食品，还一边给所有人打气，让大家不要慌乱。
那天中午的一个多小时至今仍然是我这辈子最紧张繁忙的一个多小时。店中每个人的能力似乎都被发挥到了极点，每个人都在同时做着十种不同的事情。我时而进厨房做帮厨，时而开车送外卖，还要在电话上处理一些客户的特殊要求。一有机会，我就对每个员工说他们都做得很好，不用担心赶不及，要保证质量，有什么问题我会帮助他们处理的。
到电话铃声终于放缓时，我就请那两个小姐挨个打电话给那些已经等待较长时间的客人们，如实说明我们因新开张不久，没有预计到会一下子收到这么多外卖订单，服务不周到的地方请他们多多谅解，并在价格上给予折扣优惠。对我来说，在此营业初期，建立良好的信誉，比多赚些钱要重要得多。
等到那个“疯狂的午餐”终于忙完之后，我在每个员工口袋里都塞进了一个现金红包。
李嘉年事后对我说：“当时我完全慌掉了，一下子竟会有这么多客人来，真的不知该怎么应付。”我不由地开他玩笑：“你不是天天幻想着生意好能发财吗？”
由于李嘉年基本上不能说英语，而我们的餐厅主要是面向当地的美国人，所以店里多数事务要靠我一个人安排。这一点李嘉年也明白，一次他对我说：“我们一起开餐馆，还是你比较辛苦，我只要管好厨房就行了，你则要管好所有事情。”我倒并不在乎这样的“分工不均”，对我来说，我们是最困难时结识的好朋友，友情高于金钱，何况开餐馆对我只是暂时之计，即使赚了些钱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数目，我不会太计较一时的得失。
转眼几个月过去了，餐馆的运作逐渐正常，我们两人的银行存款稳步增加，也开始有了一点空隙时间。我们各自都换了新车，还以公司名义合买了一辆丰田小货车，专门用来拉货。
我在这段时间里结识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美国人，增添了不少社会经验，也开始真正养成了勤快、惜时等好习惯，彻底改掉了出国前有些懒散的生活习惯，这可以说是我的最大收获之一。直到今天我都坚持自己洗家里的两部汽车，自己修割家中院内草坪等，这些勤勉的习惯也许要归功于那段时间的磨练。
有了一些空余时间，我又开始琢磨着如何为今后进军金融界做准备。我听说当时小有名气的股市专家莱瑞·斯多克特要在本地举办一个投资讲习班，便前去报名。一千多美元的学费并不是小数目，可我还是毫不犹豫地参加了。从此每逢上课的日子，我就早早安排好店里的一切，准时赶往远在城市另一端的讲习地点。
在我经营餐馆过程中结识的朋友里，有个叫朗恩的老先生给了我许多有益的启发。朗恩曾经是个资历很深的股票经纪人，已退休数年。我时常找机会向他请教有关股票市场的问题，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解答。
有一天这个老先生来我店里吃饭，那个时候正好店里的生意不太忙，我正和餐馆的司机里昂在谈论股票的事情。我和里昂对股票都不太明白，但是我对股票和股市非常感兴趣。里昂比我懂得稍微多一点，那天他正在给我灌输他那没有多少浓度的股市墨水，朗恩在我们店里听到了我们两人的对话，便加入进来和我们一起讨论。
朗恩是一个曾经在芝加哥一家股票公司工作了数十年的经纪人，他对股票和股市了如指掌。他也是一个非常友好的老人。他的太太前几年去世了，家里没有人给他做伴，所以他经常到外面下馆子。他喜欢我们这家价廉物美的东方快餐馆，因此经常到我们店里光顾，品尝东方风味的各种菜肴，我们就渐渐成了好朋友。他给我介绍了许许多多关于美国股票市场的情况。
朗恩工作了几十年，有相当的积蓄。有一次他邀请我上他家去玩，我至今都记得那是一座非常宽敞豪华的巨宅，他的客厅里摆放着琳琅满目的他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珍奇古玩，还有许多是来自中国的文物。
我一边听他的介绍，一边感到有些惭愧，对这些来自中国的古董文物我几乎一窍不通，根本看不出个所以然，但他却对每一件宝物都有很深的研究，能滔滔不绝的说出许多经典故事来。
一次我们又谈到股票市场，朗恩忽然问我：“你这么向往华尔街，为什么不早点到纽约、芝加哥那样的金融中心城市去呢？”我想了一下说：“我一直认为做股票要大量的资本，而我囊中羞涩，所以不敢去那些地方闯。”
他说：“这也许是你的误解。就像任何其他行业一样，在那里你可以从最基层做起，多交些同行的朋友，多注意这方面的机会，做个有心人，只要你努力，早晚能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我当初在股票公司就是从跑腿做起的。”
朗恩的话让我如梦初醒。我开始意识到我一直没有直接去争取进入股市的原因不是因为“缺少资本”，而是我内心深处缺乏自信。在暗夜里我扪心自问：我一贯对自己说的那些诸如“没有熟人”、“不懂金融专业知识”、“口袋里没钱”等等的理由是不是都是些借口？是不是在我内心深处隐藏着太多的恐惧和自卑感？也许我自己才是成功路上最大的敌人。
就在我越来越多地考虑着向金融业发展的同时，李嘉年也开始更多地操心他的终身大事——娶老婆生儿子。李嘉年年近40，他在国内的父母一直在催他快点再讨个老婆，生个儿子好传宗接代。而前些年李嘉年的生活一直处在颠簸之中，如今餐馆的生意基本稳定，他也明白在美国很难找到女朋友，国内寄来的女孩子的照片逐渐增多，他终于下定决心回国相亲。一天他和我提出，想回国探亲一个月，看看阔别多年的父母亲友，也看看能否找到一个合适的女友。
一个多月后，李嘉年风尘仆仆地回到了美国。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是他对大家宣布他在中国娶好了老婆。我一边恭喜李大哥新婚大喜，一边也有点觉得他的这桩“终身大事”是否办得有些匆忙。
原来李嘉年回国后最初的两个星期呆在老家长沙和父母在一起，也有几次相亲但都不成功。后来两星期跑到南昌，见到了亲戚给他介绍的王小芳，觉得挺合适，便立刻决定和她结婚。总共两星期时间里，他完成了从相亲到登记结婚到办喜酒的全过程，还飞到北京去度了三天蜜月。他告诉我说最后几天为了给王小芳办理好所有文件及证明，以便她能尽早来美，他们全家都累了个半死。
我看着他那满脸疲倦的模样，不知该说什么好，我总觉得他的这次“闪电式”结婚，和我见惯了的“马拉松”式的男婚女嫁有太大的差异。
李嘉年逐渐对我讲了一些王小芳的情况。原来王小芳来自高干家庭，她比李嘉年小七岁，爷爷曾是市委书记，爸爸现任税务局长。她先嫁了一个门当户对的丈夫，过着优越的生活。可是后来她那前途无量的老公跟一个台湾到大陆做生意的女富婆跑了。李嘉年说和她结婚的原因主要是觉得她的家庭背景好，教育程度高，离过一次婚以后眼界不会太高，不容易变心。而其他那些女孩子虽然都更年轻漂亮，但他担心她们到了美国后会另攀高枝。他的这种危机感也不是没来由，现在有多少夫妻能够经受得住种种的诱惑与灾难的考验呢?
王小芳果然是有办法，很快她就办理好了一切手续，顺利来到了美国。
我也以同样的速度感觉到与她相处将不是件很轻松的事情。
也许因为怕她呆在家里会感到寂寞、无聊，李嘉年每天都把她带到餐厅一起上班。不知是否因为在国内时指手画脚惯了，她来后不久就开始对店里的运作和管理提出许多她自己的主张。很快她又要求我每天给她解释店里的开支和收入细节。我对她的做法十分不满，更难忍受她那种君临天下的说话态度，我想餐馆是我和李嘉年合伙开办的，若是对我的管理方式有所不满，也应该让李嘉年出面，可是突然之间，我降格成了给她这个老板娘干活的工人。我开始琢磨着怎样和李嘉年说清这件事。
虽然我不太乐意，但我和王小芳在一起的时间倒是不少。因为李嘉年不懂英文，他把王小芳刚来后要办的许多事情都交给了我。我时常得带着她跑移民局申办各种文件，到汽车管理局申请驾照，去社安局办社会安全卡，教她学开汽车……在和她单独交往中，我更加感到要处理好和她的关系是件非常棘手的事。她在对我的言谈里，流露出对李嘉年的诸多不满：他年纪大，又不懂英文，将来肯定没什么前途。李嘉年在中国时把美国说得挺好，可她一来就觉得美国像是乡下。她看不懂电视，又没有朋友，生活比起她原来在国内时无聊透了。她埋怨李嘉年没什么存款，却还要给前妻和小孩子寄钱、寄东西……
我预感到李嘉年当初和她闪电式结婚也许是个不明智的决定，我从一开始就对王小芳很不满意，作为他的好朋友，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他我的想法。可思忖再三，我还是决定先不说为妙。王小芳毕竟是李嘉年自己的选择，而且她这么厉害，我如果在李嘉年面前说她的不是，弄不好被她反咬一口，会让李嘉年误以为我在挑拨他们夫妻关系呢。
我和李嘉年的交往、合作一直都很愉快，这时的情形却令我陷入了苦闷之中。
在一时没有理想对策的情况下，我决定暂时离开一段时间。朗恩给我介绍了几个他在芝加哥共过事的故人，我一直想去拜访他们，正好借此时机去看看有无适合我在金融界发展的机会。
经过一番安排，我请几个朋友抽空多帮帮李嘉年和店里的生意，我就前往芝加哥，到那里考察了十来天。
在芝加哥的短短一个多星期时间里，所见所闻令我眼界大开，似乎看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新世界，也使我意识到我的金融知识实在太浅薄了，我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而我想进入股市的念头也愈强烈了。我开始考虑退出餐馆生意，专心追求我的股市之梦。
那段时间我的脑子里萦绕的问题总离不开以后走什么道路、我自己真正适合做什么事情之类，到美国后类似的问题就一直伴随着我，也常常令我困惑。记得从念高中起我就开始琢磨这方面的问题，我属于爱动脑筋思考的一类孩子，那时渐渐懂事，我就已经开始在心中探讨自己长大为人后的道路。我知道我喜欢金融业，可是那毕竟是我十分陌生的行业，那充满激烈竞争的一行，我能否经受得住？对此我并没有十足的信心。
反复考虑之中，我决定去征求专家的意见。美国比较重视对个人的心理状态的分析、评估，各地都有专门的“职业选择心理评估”机构，它们提供的服务主要是通过对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心理特征的详细分析，把所得出的数据与各种职业中成功人士的调查数据做比较，得出受测试者真正适合并较可能获得成功的职业。
没出国以前，我并没有意识到心理分析对选择工作的重要性，国内似乎也还没有类似的专门机构来推动这项工作，但我想这关系到一辈子的前途，便毫不犹豫地缴了两百多美元的测试费，预约好了测试时间。
我的测试进行了近三个小时，包括和心理医生面谈、做各种心理分析的测试考题等等。我只记得我的每一方面的能力和爱好都被详细地问到了。
测试分析报告很快送到了我的手中，报告中详细列出了我的性格优点和弱点，主要是说我比较喜欢做有一定风险的事情，兴趣广泛但容易放弃，不善于持之以恒，极容易对重复单调的工作感到厌倦，富有责任心，容易成为潜在的“工作狂”，面对压力善于保持冷静头脑，适宜选择有挑战性的工作。结论是我最适合的工作有以下三种：一、自己创业，拥有自己的生意；二、医院急诊室的急救医生；三、股市或期货市场的操盘手。这都是有很大压力和极富挑战性的工种。
看着这份报告我感到一丝欣慰，它证实了我的想法，让我感到对今后该选择的职业有了更明确的方向。我正在经营的餐厅可以说是对自己做老板的尝试。而要做医生似乎不太现实，读医学院费用惊人，而且至少要好几年时间。股市操盘手是我最向往的职业，现在心理分析证明了我也确实适合从事这一行。我要到股市去工作的念头此时更为清晰和强烈了。我对自己说，我这回认准了方向，一定要注意控制自己的缺点，不要只有三天的热情，要坚持朝一个方向努力，直到获得成功为止。
“东方快餐”发生的一件事，使我在从芝加哥返回后终于下定了不再继续经营餐馆的决心。
因为我们餐厅在附近一带有了不错的口碑，有几个印尼人决定照搬我们的模式，和我们抢地盘。他们在离我们不到一里地的同一条路边投入一大笔钱，开了一家几乎与我们同名的快餐厅，他们的菜单和我们的也几乎一模一样，但菜谱上每一样品种都比我们定价稍低一些，他们也同样提供送外卖，不同的是他们的店面比我们大几倍，装潢也漂亮得多。
这也是餐饮业残酷的现实，你的生意做得好，一定会引起同行的群起模仿和竞争。他们开张伊始便拼命做广告，我们的生意立刻就受到了影响。
不过我认为他们店大开销也大，又想靠低价来和我们恶性竞争，我们要是和他们斗到底，两败俱伤是难以避免的，但吃亏最大的将是他们，最后鹿死谁手仍难预料，我们不见得就会被他们轻易打垮。可是此时我已基本没有了再在餐馆业拼搏的热情，王小芳的事也让我心灰意冷。我与李嘉年认真谈了几次，告诉他我决心全力去争取进入股市，不想再继续做餐馆这一行。
我给了他两个方案：一是他自己继续经营下去；二是我们把生意转让给别人经营。也许他也明白，离开了我他自己很难撑持下去，他考虑一番后决定转让。
没多久我就物色到一个墨西哥商人荷塞，经过一番谈判，将餐馆转让给了他继续经营。
生意是不一起做了，我还是把李嘉年像从前一样当成好朋友来往，不过我很难改变对他老婆的印象，我也能感觉到他们夫妇对我的态度渐渐冷淡，我们后来的来往就愈来愈少了。
一年多以后，我听说那家印尼人餐厅因为经营不善而倒闭了。我们的那个店，也被荷塞改成了经营墨西哥风味菜肴的餐厅，据说生意还挺不错的。偶尔听人说起，李嘉年至今仍在一家中餐馆做厨师。
我和李嘉年合伙开餐馆的结局虽然不像我原先想象的那么圆满，但我俩人各有志，最后分道扬镳也是不可避免的事。
曾经心里总有些觉得做中餐馆是件不怎么有出息的事情，可我现在开始明白：其实具体做哪行也许不是最最重要的，特别是年轻的时候，不太可能一下子就选准最适合自己的道路，人生的许多课程一定要亲身经历，并全身心地投入，才会有自己独特而深刻的体验。在这段时间里学到了许多在学校里永远都学不到的东西，我认为许多经验将令我终生受用。
挺有意思的是，从那以后每逢出外到餐馆用餐，一向节俭的我每次总要多给服务生一些小费。因为我总难以忘却不多久以前，我也曾经和他们做着一样的工作。有时我禁不住会遐想联翩：说不定他们中的哪一个也和我当年一样，虽然在边念书边打工，穷得叮当响，可是心里却藏着鸿鹄之志，时时做着有一天去闯华尔街的梦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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