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100年里，美国已经成功地战胜了很多灾难。因为有了这些经历，我们的领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应对危机的习惯，那就是每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就迅速地向社会注入大量的流动资金。
第一个教训来自于我们的政府对20世纪20～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错误处置。这次经济大萧条是我们所经历过的最严重的危机之一。多数人都把1929年的股市崩盘看成是这次大萧条的开端，然而，事实上仅仅一个股市崩盘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要是没有其他市场的崩溃，后果也不至于如此严重。比如1987年10月，股市跳水的速度和幅度都要大于1929年。而且，1929年崩盘之后，股市在1930年紧接着就东山再起、形势喜人。从1929年的低位到1930年第一季度的高位，标准普尔500指数攀升了将近50％。这堪称是股票史上最大的一次反弹。
换句话说，与其把1929年的股市崩盘看成是经济大萧条的原因，不如把它看作是一个警示信号。同1987年的股市危机一样，它只是提醒人们关注经济的脆弱并且采取强有力的预防措施。而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找到治疗我们经济顽疾的良药。
当时，专家们大多都认为应该充分发挥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然平衡机制，而不应过多地进行干预，因此，政府职能在经济生活中的影响越小越好。正是基于这一理论，胡佛总统试图通过平衡政府预算来恢复商业信心，以达到刺激经济复苏的目的。不幸的是，这项政策却导致了需求能力的下降，并进而导致了经济的崩溃。
为了刺激消费者对国产商品的需求，同时也为了帮助美国企业同外国公司竞争，美国政府还采用了贸易限制措施。不幸的是，这项措施不但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反而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经济。显然，传统的方法已经不能奏效。
1932年，当罗斯福总统就职后，他以“新政”的形式采取了“政府开支计划”。人们普遍对这一计划寄予厚望，希望它能帮助美国摆脱大萧条的阴影。然而，罗斯福的“新政”并非基于对经济问题的洞察，而只是出于同情和怜悯，同时它也只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且，政府提供的流动资金也不够充足。直到1940年，还有超过1/5的非农业产业工人失业。人们的实际收入（扣除价格下降因素之后的收入水平）比10年前下降了10％。换句话说，在大萧条开始10年之后，美国经济还一直在阴影中徘徊。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指出，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该增加开支以弥补不足的商业投资。他的观点吸引了很多人，富有传奇色彩的美国银行创始人阿马迪奥·贾尼尼就是其中之一。《他们造就了美国》一书的作者之一哈罗德·埃文斯说：“他（贾尼尼）没有加入那些旅鼠的迁徙队伍，不像它们那样一边向悬崖前进，一边念叨着平衡国家预算的口号。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一样，贾尼尼认为，在需求不旺的萧条时期，采取给民众提供资金的赤字预算非常必要。”但贾尼尼只是一个例外。
今天，我们知道，在经济萧条时期正确的做法是疯狂地消费并且给经济注入充足的资金。但我们在20世纪30年代并没有这样做。构成“新政”的“政府开支计划”可能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他们制定的预算赤字远远小于凯恩斯建议的数额。因此，他们没能把美国经济从大萧条中拯救出来。
真正结束了旷日持久的大萧条并且拯救了萎靡不振的美国经济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美国直到1941年才开始参战，但自从1939年欧洲参战之后，军火以及其他军需物资的订单像雪片一样从国外飘向美国。正是这些订单——而不是罗斯福新政或者其他任何当时颁布的纯粹的经济措施，才使美国经济得以复苏（见图61）。随着美国的参战，政府的支出终于达到了凯恩斯建议的水平，美国经济也因此摆脱了大萧条的困扰。
图611910～1950年美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在最需要的时刻一场战争拯救了美国经济，这似乎纯粹是一个意外的侥幸。但是一旦美国决定参战，如何打赢一场战争可就绝不能靠侥幸了。我们不打算讨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但是我们想要说的是，美国显然曾经制定了一个可行的、克敌制胜的计划，然后把它付诸实施。美国对于这个计划的实施，即使不能说是完美无缺，但至少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最好的例证是“曼哈顿计划”——开始研制原子弹的4年速成计划。我们为此汇集了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事实已经证明了我们这个集中而明智的计划是多么成功。
当然，并非仅仅因为“曼哈顿计划”才使我们打赢了那场战争，而最关键的原因在于我们成功地动员了整个国家的资源。据估计，按照目前的汇率计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国家耗资超过10000亿美元。不管是否是一种巧合，我们将在第十一章中看到，10000亿美元大体上相当于如今我们要解决的日益增长的能源危机所需要的花费。
无论如何，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次经历让美国明确地认识到：要对付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应该采取的方法是增加政府支出和社会流动资金，而不是平衡政府预算。
1990年日本爆发的股市崩盘给了我们美国人一个机会，可以让我们看一看别的国家是如何应对经济大滑坡的。日本人受过凯恩斯经济理论的良好熏陶，因此，他们通过降低利率并最终形成巨大的政府财政赤字来努力刺激经济的发展。
然而，这种在美国很有效的方法在日本却收效甚微，因为日本的恢复期远远长于美国。一些人——比如前美联储主席阿兰·格林斯潘曾经指出，日本政府对其经济弱点的反应过于迟缓。这种说法也许是对的，然而另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于，日本的消费者将自己收入的大部分都存入了银行。而美国的消费者则相反，因为税率和利息率较低，所以他们将自己收入的大部分都用于消费，而只将少部分存入银行。因此，经济刺激的方法在美国立竿见影，而在日本却收效不大。
不管怎么说，当科技股崩盘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的领导者已经认识到了迅速增加资金流动是阻止一场经济危机的秘诀。他们也是按照这个秘诀的要求做的，而且发现效果也很好。我们很庆幸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同时我们可能也很庆幸我们有这么强烈的消费倾向。无论是在科技股泡沫破灭的危机中，还是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的灾难中，我们强有力的措施都把潜在的经济大灾难弱化成了相对平和的经济萧条（见图62）。
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因此而得意忘形，因为事情远非这么简单……
图621986～2004年美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