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在前几章中所说的那样，人类文明衰落的一个原因在于，人们没有提前采取措施预防危机。这也是医学和经济学之间的一个区别。在医学上，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最终都要经历一次危及生命的疾病，或者都要经历身体机能的逐渐退化。我们也知道治疗严重疾病的很多药物和疗法都带有令人不快的副作用，而且，这些治疗往往并不能使我们完全恢复健康。因此，如今我们非常重视提前采取措施延缓或者阻止疾病的来临。
而在人类社会中，人们对自己文明的延续往往过于乐观。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注射抗病疫苗”，因为他们没有体验过经济“死亡”的切肤之痛。因此，他们常常对存在的问题置之不理，坐视其日益严重，直至最后，这些问题已经威胁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当然，到那时恐怕就为时已晚了。
迄今为止，我们的现代文明一直都很幸运，因为我们所遇到的危机都可以用钱来解决。美国和日本的经济萧条都是通过增加政府开支和注入更多流动资金的方法解决的。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我们解决这两次危机的过程旷日持久，而且我们在危机中都备受煎熬。有人也可能会抱怨，如果决策者们从一开始就采用正确的方法或者效率更高一点的话，这两次经济危机可能早就结束了。然而，不管怎么说，最终美国和日本的经济都平安脱险了。在造成更大的破坏之前，在整个文明开始崩溃之前，我们终于找到了正确的解决方法，这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同样幸运的是，这两次成功也给我们应对2000年的股市危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如果没有迅速地注入流动资金，后果可能会更加严重。
试想，2000年科技股崩盘之后，如果联邦储备银行和联邦政府没有全速行动；如果在2002年（2001年发生“911”事件）政府没有及时减税，联邦储备银行没有及时降低利率，可能会出现什么后果？很可能，在2001年之后，人们就不愿意再去消费了。的确，如果政府没有尽快地减税和降低利率，人们将不会有那么多的钱来消费了。消费者需求的降低将会导致更高的失业率以及更为严重的经济萧条。
在2000年股市危机和2001年“911”事件之后，尽管我们都反应迅速并且措施得力，但事实上，对这两次危机，我们都没有做到未雨绸缪，而是直到问题威胁到我们现有生活的时候才开始做出反应。因此，能够成功地渡过危机应该说是我们的幸运。但是，退一步说，即使当时我们的反应不够及时，致使危机变得更加严重，最终我们也仍然可以用钱来消除这些危机。即使像大萧条时期那样，消费者的信心丧失殆尽，我们也仍然可以用足够的金钱来扭转败局——只不过耗时更长，造成的痛苦更多而已。
但问题是，并非所有的危机都可以用钱来解决——至少不能迅速地用钱来解决。比如通过迅速注入资金的方法就不能解决重要资源（如能源）短缺的问题。在那种情况下，首先需要时间来提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当一个社会——比如复活节岛和提科皮亚岛的食物供应日渐减少的时候，如果坐视不理、任其发展，直到每个人都在忍饥挨饿，那就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到了那个时候，人们就将不顾一切地去消耗掉所剩不多的全部资源，直至整个社会的崩溃。如果在问题还没有变得十分严重的时候，或者当现有资源还足以维持社会渡过难关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采取适当的措施——比如保护现有资源或者开发新的资源来解决问题，那么，最后的结果将会好得多。
如今，美国正面临着好几个日益严重的问题。有一些问题——比如被广泛谈及的社会保障危机是可以用钱解决的。美国政府财政赤字以及贸易逆差也是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导致美元贬值并且最终导致大规模的通货膨胀。但是，尽管通货膨胀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拮据，然而它不可能明显地威胁到我们的生活方式。归根结底，我们可以说这些问题也是可以用钱来解决的。
但是，在能源生产中，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是：总有一天，能源产量会达到顶峰，然后开始逐渐下降。对于这样的问题，就不能通过快速注入资金的方法来解决。要解决它，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更需要许多年的时间来开发替代性能源。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文明就将面临灾难。
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将更详细地说明正在发展中的石油危机的严重程度，以及要想渡过这次危机我们必须采取的措施。现在我们想说明的是：事实上，我们的社会已经在一段时间之前就注意到了这个危机，但是并没有采取预防措施。
约瑟夫·汀特在1988年出版的作品中说，能源是复杂社会的一种必需品，而且社会越复杂所需的能源就越多。我们的社会是迄今为止最复杂的社会，它更需要大量的能源来维持它的运转。因此，汀特认为：“近来的历史似乎显示，我们依赖矿物燃料以及一些原材料所取得的回报至少已经开始下降。我们如果要避免生活标准的降低以及未来全球的经济崩溃，那就必须要开发一种新的能源。更为丰富的能源形式也许不能使社会复杂性投资边际报酬减少的趋势得到逆转，但它将更可能使这种投资获得资金支持。”
让我们追溯得更远一点，巴克明斯特·富勒曾在他1969年出版的《乌托邦或者遗忘》一书中，对于未来不可避免的石油短缺问题提出警告，他认为很有必要开发新的可再生能源：“我们有大量可以利用的能源资源，它们并不像藏在地壳下面那些以备不时之需的能源那样，必须遵循地球的能量守恒定律。这些能源广泛存在于河流、潮汐、风力以及太阳辐射之中。那些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矿物燃料的开采者可能会说：‘生产使用这些矿物燃料的成本比其他燃料更低，我们为什么要用其他燃料呢？’事实上，他们的话跟下面一句话的逻辑如出一辙，即抢劫银行比努力工作来钱更容易，我们为什么还要努力工作呢？他们所说的‘成本更低’似乎很有道理，然而问题是究竟对谁成本更低呢？对于我们来说成本当然是更低，但对于我们的后代子孙们将没有矿物燃料来发动机器来说，会怎么样呢？我发现，对于那些代表我们整个社会的领导者们所做出的权宜之计以及他们缺乏建设性和长远眼光——更别说综合考虑过的决定，世人常常表现出盲目的认同……对于这一点，我感到深深地担忧，因为我们人类的命运很可能因为这种盲目而变得前途未卜。”
当然，富勒的担忧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关注。因为石油似乎一直都很充足，而且价格也不贵。而开发其他可再生能源则被认为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只有那些激进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基于道义立场才赞同这一做法。不过，只有20世纪70年代末期是一个例外，因为当时美国品尝到了石油短缺的滋味。
1973年，因为中东战争的原因，欧佩克国家全面禁止石油出口，导致了能源价格飙升以及大规模的石油开采。而高油价又进而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滑坡和对石油需求的降低。随着石油需求的下降，油价也有所回落。但1978年的伊朗革命又造成了第二次石油危机，当时的油价比20世纪70年代初要高出19倍。
剧增的油价让美国人看到了世界在缺油时的窘迫。因此，卡特总统在1979年7月15日的一次演讲中指出，美国要发起一场运动以减少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另外他还承诺从那时起美国将永远不再增加对外国石油的进口，同时他还公布了开发替代性燃料和减少能源消费的计划。
不过，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毕竟只是一个政治危机，而不是供应危机，世界还有足够的能力来增加石油产量。因此，随着政治危机的结束以及一些新的核电站的投产，能源价格又再一次回落，所有的人都不再为此担忧了。美国人很快便恢复了在石油使用方面挥霍浪费的作风。美国的石油消费量在1983年时降至最低点，然而在1985～2000年之间却翻了一番，而在同期内，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几乎没有任何增长。因为休闲越野车的日益流行，如今的汽车总体上要比20世纪80年代更为耗油。从1994年开始，美国进口石油比例一直大于国产石油。
与此同时，世界石油探明储量一直没有显著增长，这很可能是因为世界上的石油已经所剩不多。最后的结局是，我们如今比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受到石油短缺的威胁。
很明显，我们事先没有注意到关于石油供应方面的危险信号。我们的政治领袖们可能已经学会了如何应付一个当前的危机——至少是一个可以用钱来解决的危机，但是，他们还没有学会提前采取措施来预防危机。比如，他们就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使我们摆脱对石油的依赖。
在过去的5年里，油价比过去增加了两倍。不久之后，我们的生活方式就将可能受到这种高油价的威胁。如果我们的文明想继续保持现有的方式，那我们就必须开发新的能源资源。但那可能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我们不及时采取行动，真不知道我们未来的生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不像汀特那样，认为仅仅因为石油生产的局限就足以导致我们社会的衰落，或者将使我们降低我们社会的复杂性。相反，我们认为最大的威胁是集体性盲目。尤其是，我们认为我们的政府、华尔街、媒体以及其他领域内的领袖们都对石油市场的严峻现状熟视无睹，而且都错误地认为只要我们需要，石油就会神奇地招之即来。另一个同样危险、同样广泛的错觉是认为：因为数量不足、成本过高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不值得开发替代性能源资源。
我们的社会需要具有足够开放的心态，以便在日益严重的能源问题变得不可收拾之前意识到它的存在。这需要改变对于替代能源的态度，并且在危机加剧之前采取措施找到新的能源资源。对我们的社会来说，要想彻底摆脱那些错误想法可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们深深扎根于集体性盲目以及缺乏远见的独裁主义心态之中。但是，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你将会看到，我们的文明也将“误入”一条最终指向崩溃的“歧途”，历史上有很多的文明曾经沿着这条道路走向灭亡。
我们的话听起来似乎有点极端，但只要尽可能客观地看一看人类的历史，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