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关于工资决定的分析与就业和失业总水平出现波动之间的关系如何，是介于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之间的一个难题。若各类工资是由供求相互作用所决定，那么，怎么会存在“非自愿”失业？工资为什么不发生变动以使劳动市场全部吸收。
一种回答是经济学家们因为不能对一些观察到的现象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而采取的杂货箱式的说法：市场的各种不完全性，在此情况下，表现为“刚性”或“不易变动的”工资。这一观点最简单的形式，如图12．1所示，工资率Wo可以使有Eo单位的劳动力为市场所吸收。但是存在着一些使工资率不能从Wu降下来的不完全性因素，使得在Wu这一工资率水平上，WuU单位的劳动力被雇用了，但仍有UB单位的劳动力得不到雇用，其中，UA部分是“充分”就业水平高于实际就业水平的超额部分，AB部分则是在Wu、而非Wo工资水平上仍有待利用的劳动力单位。
这一套说法并不是对上述问题的答案，而只是对问题的复述。工资为什么在Wu水平上不易变动？显然在一些特殊情况中答案是现成的，例如存在着法定的最低工资水平，这时，WuBS取代SS成为有效供给曲线，而解答就是这条（有效）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点。但这一答案显然没有普遍性。
凯恩斯在其《通论》中给出了一个更复杂的答案。他认为，图12．1对于决定实际工资率的各种力量的概括并不完整，因为它省略了对另一类问题的考虑，即在一种和货币条件相协调的利率水平上，一些人想储蓄的量如何等于一些人想投资的量这一问题。这里不宜讨论他的观点，因为他的论述属于货币理论，而不属于价格理论（但关于对这一理论的一部分的分析，请参阅第17章）。对于我们这里的分析，凯恩斯理论的意义在于，根据他的观点，和这些储蓄-投资货币条件相协调的实际工资率可能不同于和“充分”就业相协调的实际工资率，如，可能是Wu而不是Wo。凯恩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实际”工资率的下降会增加就业，但是，这种下降不会因“货币”或“名义”工资率的下降而实现，因为，这一下降会引起“货币”或“名义”价格的同等程度的下降。他认为，工人们因此会抵制名义工资率的下降。他的观点提供了另一种理由，使人们可以将WuBS，而非SS视为有效供给曲线，从而工资率就位于（有效）供给和需求曲线的交点。
这一答案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一，它在“名义”和“实际”工资之间左右摇摆，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详述。第二，也是更基本的，只要经济处在U点，则相当于UB劳动服务量的所有者将愿意以略低于Wu的实际工资提供劳动服务。这一力量是如何保持的？WuU的就业量是怎样在愿意供给WuB的供方之间分配的？“惯例”或工会刚性和类似的东西作为推迟调整过程的因素大概是可能的，但是，把它们作为加强一种在低于“充分”就业水平上的、长期的稳定均衡状况的力量来对待将再次引起实质性争论。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探讨令人满意答案的方面，又出现了两项有关的进展。一个是所谓联结失业和通货膨胀的菲利普斯曲线；另一个是对导致极短期工资刚性过程中特殊的人力资本和“寻找”成本作用的分析。
菲利普斯曲线*
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讨论始于1926年，当时的观点是正确的，在以后约三十年中出现了错误，现在又重新回到1926年，回到开始的正确观点。大约五十年是一个完整的循环。你可以看到，分析技术的发展是怎样使无知的产生和驱散过程加快的。
费雪和菲利普斯
我选1926年并非随意的，而是因为，在那年欧文·费雪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失业和价格变化的统计分析”的文章。
费雪方法
费雪的文章涉及的正好是阿·威·菲利普斯教授大约32年后在其发表于《经济学》杂志上的著名文章中所分析的同一个现象。他们两人都对下述实际观测结果印象很深：通货膨胀倾向于和低失业水平相联系，而通货紧缩则与高失业水平并存。从一个很不同的观点来看，费雪文章中的一个有趣情况是，他的文章一开始就说，他对这一题目是如此深感兴趣，“以致特别是在过去三年中，在我的办公室至少总是有一台计算机不断地在这一课题上工作。”当然，他的意思是指一个操作着一台运算机器的人。
但是，在费雪的分析和菲利普斯的分析之间、在1926年的真理和1958年的谬误之间，存在一个重大区别，它涉及到因果关系的方向。费雪认为价格变动率是经济波动过程中的独立变量。用他的话说就是：
“当美元价值下降或换言之当价格水平上升时，企业家发现其收入平均而言增加得和一般价格水平上升的一样快，但他的支出却不是如此，因为他购买东西的支出，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合同形式固定了的，……就业从而受到刺激——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是如此。”
为了详细说明费雪的分析并用更为现代的词语表述。假设发生了某种导致更高支出水平的情况——或更确切地说，导致比预料更高的支出增长率的情况。生产者一开始会将这种支出的更快的增长率解释为对他们的产品实际需求的增长。鞋、帽或外衣的生产者会发现，他们在以前的价格水平上可以卖出的商品量显然增加了，他们当中没有人一开始就知道这一变化是只影响到他自己还是会产生普遍的影响，在第一种情况下，如费雪所说每个生产者都会被引诱去扩大生产，并且也接受价格上涨。但是，起初，多数或大多数未预料到的名义需求（即以美元表示的需求）的增加将会被就业和产出的增加、而不是被价格的增加（或更快增加）所吸收。相反，不论什么原因，假设支出比率下降，或上升得不如预料的那么快，而且每个单个生产者在第一种情况下，至少部分地把这种下降解释为反映了他们自己的某种特殊情况，那么，结果将部分地是产出的下降和失业的上升，部分地是价格的下降。
费雪描述了一种动态过程，这一过程产生于支出比率围绕某种平均趋势标准而上下波动。他按照自己的思路，强调了区分“价格的高低与价格的涨落”这两个不同方面的重要性。他这样提出问题是因为在他写作该文时，一种稳定的价格水平被认为就是那个标准。如果他在今天来写文章，他就会强调通货膨胀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变动之间的区别（而且或许某位未来的作者会强调其二阶和三阶导数之间的区别！）。重要的区别——而且很清楚，这就是费雪当时所想的——是预料到的和未预料到的变化之间的区别。
菲利普斯方法
菲利普斯教授的方法正好相反。他把就业水平当作促使经济波动过程得以进行的独立变量，而把工资变动率当作因变量。他的观点是一种很简单的分析——我不敢说是头脑简单的分析，但事实证明如此——就静态供求的条件而言。他说：
“当一种商品或服务的需求与其供给密切相关时，我们预期价格将上涨，其上涨率越大，过度需求就越大，……这一原理应作为决定货币工资率也就是劳动力价格变化率的诸因素之一而起作用，看来似乎是有道理的。”
菲利普斯的方法是建立在如图12．2所示的普通（静态）供求曲线上的。在交叉点O上，市场在Wo工资率水平上是均衡的，这时能提供的劳动量Eo等于所需求的劳动量。失业是零——这就是说，如实际测量到的水平，等于“擦边的”或“暂时的”失业，或者用我若干年前从威克塞尔那里借用的概念，失业处于其“自然”率水平上。菲利普斯说，在这一点上，不存在对工资的向上压力。再看F点，这时劳动需求量高于其供给量。存在着过度就业，WF点的工资率低于均衡水平，而且存在着对它的向上压力。在U点，存在着失业，Wu高于均衡工资率，而且有对它的向下压力。劳动需求量和供给量之间的偏离越大，这种压力就越大，从而工资上升或下降也就越快。
菲利普斯通过将失业水平标在一条坐标轴上，而将工资随时间的变化率标在另一条坐标轴上，从而如图12．3所示，把上述分析转变为一种可以直观地理解的关系。Eo点相当于图12．2中的O点。失业处于“自然”率水平上，所以工资水平是稳定的（或者在一个增长着的经济中，工资增长率等于生产增长率）。F点对应于“过度充分”就业状况，故工资是上升的；U点对应于失业状况，故工资是下降的。
费雪谈的是价格变动，菲利普斯则说的是工资变动，但我认为，对于我们现在的问题而言，这一区别并不重要。不论是费雪还是菲利普斯都认为工资是总成本的主要部分，并且工资和价格将倾向于一同变化。所以他们俩人都很愿意把工资变动率当作价格变动率，而我也将这样做。
菲利普斯的谬误
菲利普斯的分析看上去很明确、很有说服力，但却大错特错了。其所以是错的，是因为经济理论家们从未提出过，劳动的供求是名义工资率（如，用美元表示的工资率）的函数。从亚当·斯密到现在的任何一位经济理论家都会告诉你，图12．2中的纵轴应该代表实际工资率，而非名义工资率。
但是，一旦你像图12．4中那样将纵轴标为W/P，这一图形就完全不能说明名义工资或价格会发生什么情况，例如，看一下图12．4中的O点。在这一点的就业水平上，对实际工资既没有向上的、也没有向下的压力。但是，对于W和P分别保持不变，或W和P一年内各上升10％，或各下降10％，或者出现某些其他变化，只要两者均以同一比率变化，等等几种情况，这一实际工资水平都可以保持不变。
凯恩斯对于名义和实际工资的混淆
像菲利普斯这样思想周密的人——他肯定是个思想周密和极为精细的经济学家——怎么会混淆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他是被当时因凯恩斯革命而逐渐形成的一般学术空气所引导而这样做的。从这一观点来看，凯恩斯革命的关键因素是假设价格相对于产出而言是高度刚性的，所以费雪所考虑的那种需求变动将几乎完全反映在产出上，而很少反映在价格上。价格水平可以被视为一种制度因素。解释菲利普斯错误的简单方法，就是他假设名义工资的变化等于实际工资的变化。
但是，菲利普斯实际上并未这样说。他所说的要略微更细致一点，即，预期名义工资的变动等于预期实际工资的变动。在凯恩斯的体系中，有两个部分对该体系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第一，认为价格是刚性的，意思是，人们在计划他们的行为时并不考虑价格水平变化的可能性，从而将名义工资和名义价格的变动视为实际工资和实际价格的变动；第二，事后的实际工资有可能因未预料到的通货膨胀而发生变动。实际上，凯恩斯关于充分就业政策的可能性的全部观点都来自这一假定：让工人接受（至少在凯思斯写作《通论》的30年代）因通货膨胀而造成的更低的实际工资是可能的，即使他们不会以直接减少名义工资的形式接受这一低工资。
这两点暗含着预期的名义和实际工资同现实的名义和实际工资之间的明显差别。在当时凯恩斯主义环境下，菲利普斯自然要假定存在这一区别，并认为预期的名义和实际工资是一起变动的。
我并不批评菲利普斯的这一观点。科学之所以可能形成，正是因为在任何时候总有一系列惯例和观点被假定是成立的，而科学就建立于其上。如果每位作者都得回过头去对其进行研究的所有前提提出问题，那就没有人能得到什么成果了。我相信，追随菲利普斯足迹的某些人比他本人更应受到更多批评，因为他们没有在人们向他们指出这一论点时注意到其重要性。
无论如何，正是这种一般的学术环境导致菲利普斯考虑了名义工资而不是考虑实际工资，这一学术环境在另一方面也是重要的。众所周知，凯恩斯体系是不完整的。它缺少一个方程。人们之所以毫不迟疑地很快就接受菲利普斯曲线方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普遍相信，这一方法提供了那个被漏掉的、联结实物系统和货币系统的方程式。在我看来，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要使凯恩斯体系完善起来，所需要的是一个决定均衡价格水平的方程。但是，菲利普斯曲线涉及的是工资或价格的变动率和失业水平之间的关系。它并不决定均衡价格水平。不管怎样，菲利普斯曲线被广泛地接受了，并立即被掌握用来为政策目的服务。现在，从政策角度看，它仍被广泛用于政策目的，即按照推测来描述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关系。
菲利普斯曲线的含义，说明了我们面临着一种选择。若我们选择低水平的通货膨胀，比如说价格稳定，那我们就必须使我们自己去适应高水平失业。若我们选择低水平的失业，我们自己就必须去适应较高的通货膨胀率。
对凯恩斯体系的反动
在这一段旨在改变人们的态度和提出若干问题的历史说明中，一共有三项进展。
第一项是对凯恩斯体系在理论上的全盘否定，它使菲利普斯曲线把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等同起来的错误明朗化了。
第二项进展是菲利普斯曲线涉及到其他数据样本时不能成立。费雪曾经发现这一关系在美国1925年以前的这段时期内是成立的；菲利普斯发现它在不列颠的一个较长时期也成立。但是，可惜人们在其他地方验证时，未得到过理想的结果。没有人能够在其他条件下建立起一条像样的菲利普斯曲线。我可能夸张了一点——无疑有一些另外的成功的例子；但可以肯定，大多数努力都不成功。
第三项也是最近的一项发展，是“滞胀”的出现，它使许多经济学家关于以验证合理的菲利普斯曲线为基础的“交换”所说的信心十足的话变得荒唐可笑了。
短期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
经验上的失败和理论上遭反对使人们试图通过区分短期和长期曲线来挽救菲利普斯曲线方法。因为潜在的雇主和潜在的雇员都面对着一个较长期的有形的或无形的就业合同，故双方必须事先猜测一个对应于一定的名义工资的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实际工资。所以，双方都必定要预测一下未来的价格水平。被标在供求曲线图式的纵轴上的实际工资因此也就不是当前的实际工资，而是预期的实际工资。若我们假定，关于价格水平的预期变动很缓慢，而名义工资能够迅速变化，并且不经过什么时间滞后就可以为人所知，那么，就短期而言，我们实质上就可以回到菲利普斯起初的公式，除非均衡点不再是一个不变的名义工资率，而是一个与价格预期变动率（在一个增长经济中，还要加上生产力的预期变动率）以同一比率变动的名义工资率。供求的变动因而将首先表现在名义工资变动率的变化上，而这还意味着预期实际工资的相应变化。本期价格的调整速度可以和工资一样快，也可以比工资更快，故实得的实际工资可能和名义工资的变动方向相反，但是预期的实际工资将和名义工资取同一变动方向。
用菲利普斯曲线的语言来说明这一点的方法是，如图12．5所示，不是将纵轴标为名义工资的变动，而是标为这一变动减去预期价格变动。即把（eqf(1,p)eqf(dp,dt)）*表示预期价格变动率，从（eqf(1,W)eqf(dw,dt)）中减去。这样画出的曲线所表达的意思，比起菲利普斯的假定，更接近费雪的原意。假定开始时经济处于Eo点，这时的价格和工资都是稳定的（把增长抽象掉）。再假定某种事件，比如货币扩张，名义总需求开始增长，这一增长又导致价格和工资以比如说每年2％的比率增长。工人一开始会将这一增长解释为他们的实际工资增长——因为他们仍然预期价格不变——所以他们会愿意提供更多的劳动（使他们的供给曲线向上移动），即，就业增加而失业下降。雇主对价格总水平的预期可能和工人一样，但是他们更直接关心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的价格，而且在这方面信息也更灵。他们一开始将把他们产品的需求和其价格的增加看作是其相对价格的增长，并认为暗含着他们必须支付的以其产品来表示的实际工资的下降。他们因此将愿意雇佣更多的劳动（使他们的需求曲线下移）。两方面综合的结果是向比如F点的移动，这一点对应着“过度”就业状况，这时名义工资以每年2％的比率上升。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雇主和雇员双方都发觉价格是在全面地上涨。正如亚伯拉罕·林肯所说，你能欺所有的人于一时，你只能骗某些人于永久，而不能欺骗所有的人于永久。结果，他们提高了他们对于预期通货膨胀率的估计数，这就降低了预期实际工资的增长率，并使你最终将曲线下滑加到Eo点。因此，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种短期的“交换”关系，但没有长期的“交换”。
图12．6说明了上述分析，其表达方法更清楚地显承出雇主和雇员考虑的不同之处。像在前面几幅图中Eo表示均衡就业，（W/P）o是均衡实际工资率。为简化起见，假定开始处于价格水平不变的均衡点位置。现在发生一些事情，促使名义需求的普遍增长，这样就导致雇主寻求雇佣更多的工人。工人对这一现象将怎么看？对他们来说，真正重要的实际工资是由其名义工资除以他们所购买的商品和服务购价格指数而得出的。只要他们尚没有理由假设价格水平会发生变化，他们也就没有理由改变其供给功能。若我们把P*解释为工人所察觉到的或预期的价格水平，那么工人们的供给曲线就仍然是图12．6中的实线表示的供给曲线。对他们而言，看上去似乎对劳动的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了，移动到虚线表示的需求曲线。在名义工资率（同时也是他们所察觉到的实际工资率）的每一水平上，雇主总是在寻求雇佣更多的工人。新的均衡点将是Aw，标志着一个更高的名义或察觉到的工资率，或等同地说，一个更高的就业水平。
从雇主的角度看，情况则完全不同了。对他而言有重要意义的实际工资不是其对商品和服务的一般支付命令，而是他所生产的产品的价格和名义工资之间的关系——即，进入第9章方程（5）中的那个价格。如果我们以名义工资除以这一价格的商来表示他对劳动的需求，则他对劳动的需求并无变动，对经济而言，若P*不是被当作整个经济所察觉到的价格，而是当作单个生产者所察觉到的平均价格，那么，对劳动的总需求曲线也未移动。这一曲线仍然是图12．6中用实线表示的那条需求曲线。然而，就这一被察觉到的价格水平而言，供给曲线则不同了。面对着产品名义需求的增加，雇主将期待能够提高价格或者得到类似的结果。从其产品的更高的价格来看，同样的名义工资意味着更低的实际工资。对所有雇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似乎其供给曲线如图12．6所示向右移动到虚线表示的供给曲线位置上了。新的均衡将是Ae点，它导致了更低的察觉到的实际工资率，尽管这时有一个更高的名义工资和更高的就业水平。
Ae和Aw对应着同一种就业水平，这不是巧合。从雇主角度来看的供给曲线的右移只是从工人角度来看的需求曲线的右移的又一种说法。这两者的答案必须一致。如图12．6所示，看来似乎工人所察觉到的实际工资，（W/P*w）o超过开始时的实际工资（W/P）o，其超过程度正好约等于雇主所察觉的实际工资，（W/P*e），低于开始时的实际工资的程度，从而，对*我们的例子而言，似乎所察觉到的平均价格的上升（粗略地说，即实际价格水平的上升）约为名义工资上升的两倍。但是，这一结果只是前面那个特殊图形的偶然产物，反映供给和需求曲线的弹性（在绝对值上）相等。所察觉的平均价格上涨得一定比名义工资多，否则雇主所察觉到的实际工资就不会下降，但超过的幅度依赖于需求和供给曲线两者的弹性。一个极端的情况是，若供给曲线是具有完全弹性的，则名义工资根本就不会上升；另一个极端的情况是，若需求曲线是具有完全弹性，则名义工资与察觉到的平均价格上涨幅度正好相等。在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供给曲线的弹性超高，需求曲线的弹性越低，则名义工资上涨与价格上涨之比越小。对就业情况而言，两条曲线的弹性超高，则就业扩张的水平就越大。
图12．6中所描述的相对于EF点的就业状况是暂时的。有两种力量都倾向于改变这一状况。第一，雇员终将发现价格普遍上涨了，这将如所发生的那样导致他们沿他们的供给曲线Aw点下滑回到O点。雇主虽原以为其他名义价格（或以名义条件表示的要素供给曲线）是既定的，终于也发觉这些价格上涨了，这将使他们在既定的名义工资率对其产品价格之比上减少对他们劳动的（平均）需求。他们如图所示将沿其需求曲线Ae点上滑回到O点。用虚线表示的供给和需求曲线都向左移了，而且仍是互相联系着一起移动。工人所察觉到的价格上涨幅度开始接近雇主所察觉的价格上涨幅度，而两者又接近于名义工资上升的幅度。
通过像我这样把价格预期引入菲利普斯曲线，我已经暗地里回避了近来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争论中的一个主要问题。由于最近经历了“滞胀”，再加上理论上的分析，现在任何人都承认，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明显地被误解了，而且严重地夸大了那种长期替代关系，但是许多人不愿接受这一观点，即长期替代效应是零。
我们可以通过把价格预期引入菲利普斯曲线中的另一种方法来考察这一问题。图12．7仍将名义工资变动率标在纵坐标上，但是它包括了一系列不同的曲线，每条曲线对应工资的一种预期增长率。用代数语言表达，可将菲利普斯曲线关系写成：
（1）eqf(1,W)eqf(dW,dt)－（eqf(1,P)eqf(dP,dt)）*＝f（U），
其中U代表失业，我们可以将它写成更为一般的形式：
（2）eqf(1,W)eqf(dW,dt)=f[U,（eqf(1,P)eqf(dP,dt)）*]。
现在假定发生了某种事件使经济处于F点，在这一点上工资以每年2％的比率上升，而失业低于自然率。那么，当人们调整他们的通货膨胀预期时，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将向上移动，并且最终将停留在其预期通货膨胀率等于本期通货膨胀率的那条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上。现在的问题变成，那条菲利普斯曲线是否形如A线，从而这条长期曲线的斜率像LL线那样是负的，在这种情况下，2％的预期通货膨胀率仍将降低失业水平，尽管不是降低2％那么多；如是形如B线，从而该长期曲线是垂直的，这就是说，预期通货膨胀率为2％时和为0％时的失业水平是一样的。
不存在长期货币幻觉
我在1967年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就职演说词中曾指出：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这主要是基于我在本书中所概述过的理由：实际上，不存在任何长期货币幻觉。现在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艾·斯·费尔普斯教授几乎与我同时提出了同样的假说，其理论依据虽然与我的依据有关但是不同。这一假说已开始被称作加速主义假说或自然率假说。其所以被称作加速主义的，因为这一假说认为，一项试图将失业水平保持在长期垂直菲利普斯曲线的水平截距以下的政策，必然导致加速的通货膨胀。
假设从图12．7中的Eo点开始，这时没有人预料会出现通货膨胀，但是决定要达到更低的失业水平，比如FF起初，这可以通过促成2％的通货膨胀来实现，如图所示，即沿对应于无通货膨胀的菲利普斯曲线移动。但是，如我们所知，经济不会停留在F点，因为，人们的预期将发生移动，而且，若通货膨胀率被保持在2％的话，经济还会被迫回到它开始时的失业水平。能够把失业水平保持在自然率以下的唯一办法是维持一种永远加速的通货膨胀，即总是使当前的通货膨胀水平高于预期的通货膨胀水平。在这一分析和英国实际发生着的情况之间的一致性并非偶然的巧合：近来英国政府就是试图将失业保持在自然率水平以下，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不得不使通货膨胀加速——根据官方统计数字，即从1964年的3．9％到1974年的16．0％。
对“自然失业率”的误解
这一假说最后被称为自然率假说，因为它强调自然失业率。自然率这个词被误解了。它并非指某种不可降低的最低失业水平。毋宁说它是指和劳动市场上的现存实际条件相适应的就业率。可以通过消除劳动市场上的障碍、减少摩擦来降低这一比率。也可以通过引入另外的障碍来提高它。使用这一概念的目的在于把就业状况的货币方面从非货币方面中分离出来——和威克塞尔在讨论利息率时使用自然这个词的目的完全一样。
在过去若干年里，人们对于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否是垂直的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统计研究。有的争论仍在继续。
大多数统计检验都是通过把方程2重新写成如下的形式来进行的：
（3）eqf(1,W)eqf(dW,dt)=a+b(eqf(1,P)eqf(dP,dt))*＋f（U）
或
eqf(1,P)eqf(dP,dt)＝a＋b（eqf(1,P)eqf(dP,dt)）*＋f（U）
其中方程式左侧或者是工资变动率，或者是价格变动率。因此，问题就在于b的值。原来的菲利普斯曲线实质上假定b＝0；加速假说则令b等于1。我所指的各种检验的作者们则使用观察到的数据，大多为时间序列数据，来估计b的数量值。几乎所有的这类检验最终都得出b的数量值小于1，其含义是存在着长期的“替代”关系。但是，这些检验困难重重，有些处于相当表面的层次，有些则属于更加基本的层次。
一个明显的统计问题是，统计拟合曲线拟合的情况在不同时期并不相同，而且对于拟合期以后的各个时期也产生了一些很不可靠的外推，故尽管这些统计结果目的是要测量长期关系，但实际上看来倒更像是在测量短期关系。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了进行这方面的统计检验，必须有某种测量预期通货膨胀率的方法。因而，每个这类检验都是对加速主义假说和关于预期构成的某种特殊假设的联合检验。
适应性预期假设
大多数这类统计假设包括了所谓适应性预期假设。这一假设在很多问题上是较为适用的，其含义是，预期是以本期通货膨胀率和预期通货膨胀率之差为基础进行修正的。比如，若预期通货膨胀率的5％，而本期通货膨胀率为10％，则预期通货膨胀率将向上修正相当于10和5之差的某个比例。众所周知，这意味着预期通货膨胀率是过去各期通货膨胀率的指数加权平均，权数值随向前推移的时间长度而降低。
因此，即使根据他们自己提供的条件，对这些检验结果也可做两种解释。一种是，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不是垂直的，而是有一个负的斜率；另一种是，对于这一目的而言，这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估计人们预期的方法。
关于这些方程的一个重加令人难以解释的统计问题是，如果加速主义者的假设是正确的，则这些检验结果或者只是对一条短期曲线的估价，或者它们在统计上是不稳定的。假定b的真值为1，那么，当本期通货膨胀等于预期通货膨胀（这是长期曲线的定义）时，我们有：
（4）f（U）＝－a。
这就是垂直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满足其要求的U值就是自然失业率。U的任何其他的值或者反映了短期均衡位置，或者是自然率中的一个随机成分。但是，把[1/P][dP/dt]放在方程左侧的这一计量程序似乎把不同的失业率观察值作为外生量来处理，而且似乎它们可以无止境地保持不变。根本无法从这一方法中导出方程4。实际上，这一方法中暗含地假设了失业可以取不同的值，而这一假设回避了加速主义假设所提出的全部问题。从统计的层次上看，这一方法要求将U或U的函数，而不是将eqf(1,P)eqf(dP,dt)放在方程的左侧。
合理预期
近来，一些美国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更为基本的批评意见。这一批评源于约翰·马思关于合理预期的一篇重要文章。这种合理预期方法最近被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现在是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和明尼苏达大学的托马斯·萨金特和其他一些人在他们的文章中用于分析这一问题。
这一批评意见提出，对认为人们是在以固定的权数对过去的经验加权平均的基础上形成他们预期（或任何其他与通货膨胀实际发生的方式不一致的理论）的观点，不能给予认真对待。例如，假定现行价格水平的变动过程如图12．8A部分所示，即通货膨胀是加速的。在使用不变指数加权模式（使权数之和为1）的情况下，如图12．8。B部分所示，预期通货膨胀率总是落后于实际通货膨胀率。但是形成预期的人并非傻瓜，至少部分人不是。他们不会总是执迷不悟。更一般地说，他们不会仅仅在过去价格变动情况的基础上进行预期。有什么人对明年的价格预期不受未来英国大选结果的影响呢？过去的价格史中并未有此记录。预期会不受即将执政的政党所宣布的政策等等的影响吗？所以，马思说，我们假设人们在某种正确的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进行预测：并不是说他们每个个人都是正确的，而是说，经过一个长时期后，平均而言，他们是正确的。有时这会导致人们在适应性预期的基础上进行预测，但决非总是如此。
如果你把上述观点用于目前的问题，结果是，若现实世界的情况是人们在理性基础上进行预期，因此平均而言他们是正确的，那么，假定他们以固定权数加权平均过去的情况来形成他们的预期就会使方程3中的b值小于1，虽然其真实值是1。
考虑一下这种状态：有一条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人们合理地进行预期，所以平均而言，经过一段长时间以后，他们的预期等于实际发生的情况。在这一状态下，统计学家们出来假设人们以用固定权数平均过去经验的方式来进行预期，并依此假设对方程3进行估值。他会发现什么？结果是，他将发现b小于1。当然，这种可能性并不证明使用适应性预期的统计检验是错的，而只是对他们的结果提出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
在一系列很有意义而且重要的文章中，卢卡斯和萨金特探讨了合理预期假设的含义，并试图在不做可能导致错误的适应性预期假设的情况下得出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斜率的统计检验结果。
他们的统计检验运用了一类不同的信息。例如，合理预期假设的一个含义是，在一个价格出现了巨大波动的国家，预期对本期通货膨胀率变化的反应会大大快于价格水平相对稳定的国家。由此可知，观察到的菲利普斯曲线在第一个国家中将比在第二个国家中更为倾斜。在这方面比较各国情况以及通过其他一些检验结果说明，看来与任何负责任的人所预料的完全一致，这就是：既然你不能永久欺骗所有人，则真正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
理论和政策的含义
上述事实并非全部。我所引述的一些文章尚未发表，有些只是在过去几年中刚发表的。所以，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一问题已经解决了。即使如此，也值得注意一下这一观点不但对菲利普斯曲线问题，而且对于政策问题的意义有多大。
其对于政策问题的一个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是，如果你认为人们是在理性基础上进行预期的，那在货币和财政政策方面就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规则能使你达到自然失业率以外的什么目标，你能明白这是为什么。因为——回到我一开始所做的菲利普斯曲线分析——你可以用来降低失业率的唯一办法是通过预料不到的通货膨胀。
如果政府按照某种固定规则决策，不论这一规则是什么，只要人们认识到了，他们就能在决策时考虑到它。结果是，除了自然失业率以外，根据固定规则你不能达到任何其他的失业目标。你要能达到其他的失业水平目标，唯一的办法是你总是做到比全体人民都聪明，总是采取新的规则并使用一段时间直到人民充分了解它。因此，你必须发明一整套新规则，而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很乐观的。
这一分析为我们有些人长期以来一直持有的一种观点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思想背景，这种观点就是：对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来说，更好的办法是说明你将与人民合作，并将你所做的事告诉他们，使他们自己有一个判断的依据，而不是试图去愚弄他们。萨金特－卢卡斯的论点和分析实际是告诉我们，如果你以为你能够愚弄人民，那你就是在愚弄自己。
这些大约就是这项争论的现状。我或许还可以这样概括一下：实质上已经没有哪位经济学家再相信最初提出的那种天真的菲利普斯曲线了。目前这项争论已经进入第二个层次，即任何人都同意，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比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倾斜度更大。唯一的问题是，它是垂直的，还是不那么垂直。这方面事实尚不很清楚。但是就我所知，有一系列分析和推理的方法使你能根据长期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假设，自圆其说地说明所有现存的实际情况。
一条正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
前面的分析解释了，为什么充分就业政策实际上和加速的通货膨胀联系着，但是，它没有解释最近经验的另一个特点，即，平均失业率和平均通货膨胀率一起升高的趋势，亦即，一条严格根据经验得出的长期的、或更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既非负斜率的，也非垂直的，却成了正斜率的。
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前面的分析不言而喻是针对“无制约的”通货膨胀局面的。它考虑到了这种可能性，即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对预期的调整速度比较慢、长期合同的制约、政府对某些特殊市场的干预以及其他“摩擦”或“刚性”因素的存在，会阻碍价格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及时调整，而且还考虑到使“自然”失业率高于可以达到水平的可能性。但是，它未考虑到这些“摩擦”或“刚性”本身也会成为通货膨胀的函数。
实际上，在目前的政治条件下，通货膨胀不大可能在上述意义上被认为是“无制约”的。当局将被迫试图以通过“施加压力”来扩大政府对特殊产业的干预的方式，或以被委婉地称作“收入政策”的对特殊产业实行正式的物价和工资管制或实行普遍的物价和工资管制和方式，或其他类似办法来抑制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率（实际的或潜在的）越高，对价格系统采取的干预措施就越多。
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战争时期，受压抑的通货膨胀可能导致过度就业。这种情况的出现，部分地是由于爱国热情使物价管制的实施比平时更有效，部分地是由于预期这一局面是暂时的，从而使雇员们把当前明显降低了的实际工资率理解为实际工资率增加了，还有部分地是因为需求构成变化了，即大量的需求来自一个单一的买主——政府。
但是，在通常的和平时期，在出现高通货膨胀率时增加干预可能意味着自然失业率的提高，因为这些干预使劳动市场的效率更低了。结果就是在几年的时期内，平均来看，在统计上出现了正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
周期性失业
前面对于菲利普斯曲线的分析是暗含地以某种最近才明显引起经济学界注意的因素为基础的，其中特别是：不完全的信息，获取信息的成本，人力资本在决定劳动合同形式中的作用。在这些领域中，开创性的工作是由乔治·施蒂格勒在其1961年的文章“信息经济学”中，以及加里·贝克尔在其1964年的著作《人力资本》中所完成的。
不完全信息使雇主和雇员所接受的实际工资之间出现差别。对这两个集团来说，更发现价格一般会出现什么变动是困难的和费钱的。对工人们来说，要付出一定代价才能知道有哪些其他的就业机会，但是他们这样做的动机很强烈，所以他们可能对于与其有关的名义工资水平比对一般价格水平了解得更清楚。对雇主们而言，了解对他们自己产品的需求情况既是最重要的，也是最不需支付多少成本的，故他们对于他们自己产品和所用资源的价格信息，也比一般价格水平掌握得更充分。
获取信息的成本在决定对未预料到的总需求变动作出调整所需时间的长短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近年来在这一领域中的一种思路是强调劳动市场中的“寻找成本”。
一个工人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找到另外一些合适的职业。在受雇期间去找一项新的工作是很难的。因此，一个未被雇用的工人，不论是因为他刚步入劳动市场还是因为他离开或失去了那项工作，都可能不愿意接受向他提供的第一个职业。这样做的代价是降低了找到一项“更好的”工作的可能性。只有当作提供的工资水平高到足以补偿他的这一损失时他才会接受这第一次的工作机会。这反过来又有赖于他对劳动市场预期。根据这种解释，通常所理解的失业并不仅仅是浪费和懒惰；毋宁说它反映了“各种工作的间隔时间”，或者说反映了寻求资源最终利用的生产活动。
假设发生了某种可以启动我们对菲利普斯曲线进行分析的未预期到的总需求增加。雇主将努力雇用更多的工人。正在寻找工作的工人在未变动的预期的基础上将更容易找到吸引力足以补偿放弃寻找工作所付出代价的工作机会。工作之间（或者说介于进入劳动力储备和找到工作之间）的平均时间将缩短，并且登记失业的人数也将随之下降。当更有利的就业形势更加广为人知时，找工作的人就会修正他们对于就业机会的预期，并变得更加挑剔，而登记的失业人数则将上升到其“自然”水平。这是对图12．6中从O点到Aw点，又从Aw点回到O点的运动的另一种解释方法。
相反地，令总需求出现未预料到的下降，从而雇主希望在所了解的每种实际工资率水平上雇用更少的工人。正在找工作的工人将发现，他们根据自己未变化的预期找到工作的机会更少了。这种工作机会有足够的吸引力，能够补偿他们放弃进一步寻找工作，失业后重新找到工作所需的平均时间延长了，登记的失业人数因此也会增加。随着不太有吸引力的就业状况逐渐广为人知，找工作的人将修正他们关于就业机会的预期，并变得不那么挑剔，而登记的失业人数将下降到自然水平。
这一简短的概述与通常存在的劳动供给曲线并没有一致，如果我们回忆一下的话，那条曲线表示了有一定数量劳动可供利用的最低工资，或在一定工资水平上可供利用的最大劳动量。但是，这一概述是不完整的，因为为了使问题简化，它完全集中注意于找工作的人。雇主寻找工人也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他们提出的条件依赖于他们对于市场状况的看法。他们的需求价格是他们所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不过，把前面的论述推广到雇主方面是更为直接的。
一个更有趣也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上述现象在劳动市场上如此突出，而在像证券和商品这样的市场上却几乎不存在。在这些市场上，需求未预料到的变动被迅速而完全地反映在价格上。“寻找”行为无疑也存在，但是它进行得如此之迅速而有效，因而并不会阻碍几乎同时完成的价格调整。在劳动市场上与此相似的，恐怕就是支付给工作的工资率的连续的、实质性的变动，可忽略的是当前失业水平，以及失业水平的微小波动或无波动。
对于这一差别提出的一种主要解释基本反映在关于人力资本所进行的研究中，这一解释把重点放在马歇尔最初提出的劳动的两个“特殊性”中，即：“工人出卖劳动，但却将资本保留在自己身上”；“劳动的出售者必须自己亲自交货。”由此引起的一个效应是：劳动比起在有组织的市场上进行交易的证券和商品更缺少一致性。当然，一蒲式耳小麦可能与另一蒲式耳的小麦不同，但小麦已经被完全很快地区分为各种标准的质量品级，小麦的买者可以根据等级来选购，他不必分别检查每一蒲式耳货物是否满足他的需要。也就是说，寻求成本很小。对于大多数工种工人的雇主来说，情况一般就不同了。在他不是处于上述不同情况中时——像在日临时工市场上一样——市场在发展，价格也在一天一天地变化，从而接近商品市场的条件也在发展。
一个更重要的效应是，一个工人的生产不仅很依赖于个人特点，而且依赖于所受过的训练和经验，依赖于他的人力资本。就这种人力资本是“一般的”，即其价值不依特殊用途而定这一点来看，它并不引起新的问题。但是就它是“特殊的”，即对某一特殊的雇主比对其他雇主更有价值而言，就引出新的问题。而许多人力资本都是特殊的，即很多工人对他现在的雇主比对其他的雇主更有用。因为他所受过的训练和所获得的经验与其现在的工作有特殊联系。
考虑一种特别简单的、或许也是极端的情况。现设有一个工人，其“一般”边际生产率在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也没有特殊的经验的情况下，对一些潜在的雇主来说是每小时5美元。在受雇于一个特定的雇主一年后，他的“特殊”的边际生产率将是每小时7美元，但是如果他在这时离开他那个雇主转而受雇于另一个雇主，其刚受雇时边际生产率重新回到每小时5美元，先前，存在着竞争。一年以后，如果工资比如说每天确定一次，出现了双向垄断的局面。一个明显的解决办法是在5美元到7美元之间的工资水平上，事先达成一项适用于一个或长或短的固定时期的协议。雇主之间的竞争将把工资推到这样一种水平上，使得在培训期间工资超过边际生产率水平的额度和培训期后边际生产率超过工资水平的额度相持平。
特殊的人力资本一方面是与雇员不可分的，另一方面对于一个特定的雇主来说会比对其他雇主更有价值，因此，它使得劳动合同从工资率方面来看成为相对长期的合同。这一特点反过来又增加了对于未来（必然是不完全的）预期的重要性。并使得对工人和雇主来说把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投在寻找的活动上是值得的。
这一分析解释了寻找现象和长期合同，但未解释这类合同的形式，特别是所谓这一事实：这类合同使雇主对支付的工资加以承诺而并未使工人对他所应提供的工作量做出承诺。这是另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对于总需求中出现的未预期到的变动的相应调整，采取变动就业水平形式而不采取工资变动的形式。更形象地说，当遇到需求减少的情况时，为什么解雇工人？
回答是，上述所谓事实最多不过是些尚无定论的东西。许多合同——这里，作为大学在职教授可以大声疾呼——的确可以像保障工资率一样保障就业。但是，这不是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回答，目前，人们正在提出和探索许多其他的解释。
即使接受前述那种分析，那么它是否不但适合于解释战后相对温和的经济衰退期间的就业和失业波动，而且也适合于解释大萧条时的大量失业（在1932年和1933年萧条谷底时期，失业人数超过了劳动力的1/5）呢？答案并不十分明确，一方面，总需求有一连串巨大的、预料不到的下降。因而要求对预期做出反复的、越来越大的调整。这是为货币数量的越来越快的下降所要求的，这种下降终于导致在1929年到1933年间货币总量减少了1/3。另一方面，在最近的可比的经济衰退期——1873年至1879年间，名义收入的下降水平大约和1929年至1933年间一样，但名义工资和价格却下降得更多，而就业水平却下降得更少，失业显然不那么严重。很清楚，在其后的半个世纪中，工资和价格已经变得更加具有刚性了。对这两次衰退之间的差异，我们尚不能给予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是，一些明显的选择可考虑包括：生产日益复杂化，使得特殊的人力资本更加重要；农业的重要性日益下降；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增多；工会的发展；以及停止了无限制移民，这一措施在上世纪70年代能缓和失业状况，而在本世纪30年代则无济于事。
直到最近仍未解决的一个更为令人困惑的矛盾就是有人假定从1933年至1939年间的连续大规模失业，而当时名义总需求却有一个大规模的扩张。根据普遍接受的估计，失业在1933年达到25％，然后在1937年降到14％，至1938年又回升到19％，只是到了美国卷入二次世界大战前开始实施一项积极的备战计划后才降到了14％以下。从“寻找”理论或“人力资本”理论来看，尚未提出什么令人满意的解释。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知道，上述普遍接受的估计，从现在已被公认的失业定义来看，全面高估了30年代的失业水平。当时的失业包括被联邦、州或地方政府根据“紧急”计划或“以工代赈”计划所雇用的那些人员（虽然对他们的支付，被作为工资计入了国民收入，而不是作为转移支付来处理）。根据迈克尔·达比的估计，按目前的失业定义来计算，失业水平在1933年为23％，达到一个高峰，然后于1937年降到9．2％，同时这一下降又为1937年至1938年的衰退所打断，这次衰退在1938年将失业百分比提高到12．5％。这些数字都是年平均数，故从1933年3月大紧缩的谷底到四年以后的1937年5月又一次经济高涨之间失业量的减少一定更富有戏剧性。其中并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劳动市场对总需求变化的反应有什么了不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