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几章讨论了生产性劳务的价格，这些价格和相应的生产劳务一起决定了我们所说的收入或产出的功能分配，即根据资源所发挥的生产功能而进行的分配。然而，从许多角度来看，人们对于所说的收入的个人分配，即在可识别的收入单位如个人、家庭或居民户之间的分配也很感兴趣。
初次的和最终的个人分配
收入单位之间的初次市场分配不仅由生产劳务的价格所决定，而且还由生产劳务资源的所有权在各收入单位之间的分配所决定：每个单位得到的数量等于它提供到市场上的生产劳务的单位数量乘以该种生产劳务每单位的价格。
初次市场分配由于政府多种多样的税收和补贴所带来的再分配而发生变化，以致最终可用于消费和储蓄的收入的分配可能非常之不同于由市场奠定基础的初次分配。
初次分配和最终分配之间的区别是极重要的，然而也是复杂的和含混不清的。考虑一块土地，假定它现为X先生“所有”，X先生又将它出租给Y先生，而且支付了财产税，此税恰等于他得到的地租的一半，他可以被看作在初次分配中得到了全部地租，尔后又在政府强制执行的再分配中付出此租金的一半。对这个简单的例子换个更令人满意的说法是，政府可以看作是拥有这块土地的一半份额的一个“无声的合伙人”，而X先生拥有另一半份额并充当一个执行合伙人。显然，X先生或其他任何人为了买下这块土地所要支付的总价是他得到的那部分地租的资本价值，而不是全部地租的资本价值。他可以给政府开出缴税单，但是说他“缴”税没有任何经济意义，除非对该士地开征一项完全没有料到的税收时，他恰好是这块土地的所有者，在这一情形下，他将遭受到一项初次的资本损失——一项财产税。
这个例子很简单，但其关键之点适用于所有这类再分配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可以被看作拥有每个超过中等规模的公司48％股权的一个“无声的合伙人”，既然这一部分税前收入被作为公司所得税从这些公司收走了。同理，是谁拥有相当于对个人收入所征个人所得税的那部分人力资源？最初得到这些收入的个人（或更确切地说，是人们把这些收入贷给他，既然在收入来源一环节上的预扣税金使这一过程出现短路）？联邦或州或地方政府？或者，个人更应该被看作先得到全部收入，然后又把其中一部分用于购买政府服务——例如像司机需要支付的汽油税，这一税收被用于高速公路的维修和建设。
尽管定义有含糊之处，初次分配和最终分配之间的区别还是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实质问题，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几章已经看到。税赋的存在（或政府对资源的部分所有权）改变了执行合伙人管理这些资源用途的动机。税收由此而改变了不同种类、不同用途的资源的供给，同时也更加间接地改变了这些资源的需求及每单位资源的价格（关于这一可能效应的更为复杂的一面将在下一章中再予考虑）。
这里不是详尽讨论这些问题的地方，这些问题传统上都是在财政学中才在“税赋的转移和归宿”这一标题下进行研究的。在这里只需强调一下这方面的区别就够了，即：关于“税收与补贴之前”的收入分配和“税收与补贴之后”的分配之间经常进行的比较的经济理论与简单的计算之间的区别。在没有税收和补贴条件下的“初次”分配将非常不同于存在税收和补贴条件下的情况。
除了再分配问题外，在这一领域里流传最广的错误之一是相信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从功能分配问题走向个人分配问题。据信，工资和薪水是“穷人”的收入；利息、红利、租金以及私人企业的收入是“富人”的收入；从而，任何可以提高工资对其他要素收入的相对水平的事物都将倾向于使收入不那么多种多样，反之则不然。幸运或不幸的是，这一结论由于两个相当不同的理由是错误的。第一，它整个地回避了个人分配的确切含义及与之相联的各种不同含义的这一问题，在个人分配的一种定义下是真实的东西在另一种定义下就不真实了。第二，它大大地过分简化了各种类型收入之间的联系及人们经济地位的问题。
个人分配的含义
在多次努力试图全面分析生产劳务价格的变化对收入的个人规模分配的影响之后，我自己的结论是，要令人信服地做到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诸如某某一个数量会消除或增加收入的多样性或不平等性之类的说法应持保留态度。为了概略地说明这一结论的依据，我将在本节中首先讨论定义个人分配过程中出现的几个关键问题，然后在下一节中大致说明在收入类型方面的一些更广泛的事实，最后考虑两个特殊的例子。
要完成收入的个人分配理论，有三个基本问题必须给予解决：（1）收入单位；（2）收入的定义；以及（3）测量收入所用的时间单位。在每个问题中的选择关键部在于分配的目的。是为了增进对劳动市场理解？还是对资本形成可利用资源的理解？或是对生产资源支配权上的差异的理解？抑或是对生活水平差异的理解？
1．收入单位；收入单位应该是个人吗？如果是，是所有的个人吗？所有超过14岁（或其他规定的年龄？）的人？所有可视为劳动力的人？或这些人再加上其他拥有工资以外收入来源的人？
或者换一个提法，收入单位应该是家庭吗？如果是，怎样定义“家庭”？仅仅根据血缘关系？根据血缘关系及共同的居住单位？根据血缘关系和收入的“汇集”？抑或收入单位应该是“居民户”，它包括所有可能分享同一居住单位的无关的个人？
这些问题根据抽象的分析或经验事实是不容易解决的，然而却对研究结果有很大的影响。例如，考虑一下所有14岁以上的人之间的分配和有两个人以上的家庭之间的分配的差别。你想显示贫穷的程度有多大吗？那就强调一下，在美国，1973年，14岁以上的人中间货币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人占40％。你想显示贫穷的程度有多小吗？那就强调一下，1973年，具有两人以上的家庭货币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不到3％。
对于和判断生活水平有关的大多数目的来说，“家庭”是个更合适的单位，但是对这一概念本身也需要进一步深思。我们是否按照格特鲁德·斯坦的方式说：一个家庭，不论它是由一个人构成，还是由一对夫妇带两个孩子或一对夫妇带四个孩子构成，或是其他组合方式，它都是一个家庭。
对于有不同数目孩子的家庭来说，许多问题的结论都依赖于观察的角度，如果从父母的角度观察，而且如果把父母选择孩子的方法看作是通过比较花费他们收入的不同方式来进行选择，那么，就没有理由区分不同规模的家庭，收入相同而孩子数目不同的家庭应该视作处于同种经济水平，区别只是在于某些父母更愿意把收入用于得到孩子，而另一些父母则愿意得到轿车、汽船或高保真度音响设备。
从孩子的角度看，并将孩子视为是最终目的的人而不是简单地作为对父母的消费性劳务的来源，而且从不能也不愿选择孩子数目的父母的角度来看，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两个收入相同但孩子数目不同的家庭里，在小家庭里的孩子将会有比大家庭中的孩子更多的可利用的收入来源以满足其个人消费。
这决非一个小问题。实际上，从历史上看，相对经济利益的丧失那个主要根源或许就是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上一个世纪或本世纪的每一次社会调查都生动地记录了这一点。两个工人的工资收入一样，如果一个孩子多，一个孩子少，则生活水平就会大不一样。实际上，我猜想，在本世纪西方世界减少相对贫困方面比任何其他事情发挥作用都大的一件事就是关于节育的知识和技术的广泛传播以及由此引起的多子女家庭数量的锐减。
至于和两人以上家庭相对而言的“无家庭关系的个人”（在官方人口统计报告中用来指未与任何亲属生活在一起的人委婉说法），同样的收入，从任何观点来看，都不能看作与同样的生活水平相对应（我以为，应该除去由一个成年人加上精心选择一些孩子的家庭）。
在试图把不同规模和构成家庭的收入分配联系起来这方面，关于如何照顾到家庭规模影响的不同方法已经有过大量的文献论述。一种一目了然的方法是算出人均收入，但这一做法看来总是不那么令人满意，这部分地是因为收入的定义的缺陷，部分地是因为事先设定了不同人的“需要”上的差别。两个人可能不能比一个人生活得更省钱，但据说，他们肯定比两个独身的人生活得更省钱——即，两个生活在一起的人为了达到在某种意义上同样的生活水平（即，同样的效用水平）所需用的收入要少于两个人单独达到这一生活水平所需用的收入的两倍。
儿童不能和成年人同等对待，婴儿也不能和少年同等看待，这一点看来是更加清楚的。因此，许多试图研究家庭的规模和构成影响的方法都包括建立可比的尺度，具体说，例如，如果一个从18岁到45岁的男性被确定为一个单位，那么一个同样年龄的女性则可视为一个单位的8/10，一个从零岁到两岁的儿童则是一个单位的3/10，等等。在这方面，两个最有名的尺度分别称作阿美因和法美因尺度——意为“成年男性的生活费”和“成年男性饮食费”，第一个尺度代表一般消费，第二个代表食物。
对于这种可比性的研究部分地与分析家庭收支数据的可靠方法的发展相关，部分地与对客观地定义最低生活水平或贫困水平的长期探索有关。幸运的或不幸的是，无法做到这一点。被视作贫困的生活水平总是由社会根据一般生活水平来判断的。在关于16或17世纪法国的早期著作中，“最低适当生活水平”被定义为每天一公斤面包。在美国我们认为相当于贫困的生活水平对当今世界上多数人民来说还会被认为是丰裕的。关于贫穷的真正客观定义的不可能性并未阻止我们得到一个美国政府关于贫困的官方定义，即“一个3倍于被估计为营养适当的、自由选定的食谱的估算成本的数量”。这些数量的“贫困”线每年都进行修正，以适应价格的变化，而且它们因家庭规模而异，因而使一种暗含的可比尺度具体化了。
收入单位的问题因此有两方面：使用什么样的单位以及如何将不同规模和构成的单位结合起来。
2．收入的定义：不论用什么样的单位，收入的概念应该用哪一种呢？我们已经考虑了因税收和政府补贴而引起的若干主要问题，在更加广泛的概念层次上，又产生了另外两个问题，即：使用收入概念和使用消费概念的差别，以及劳动收入和财产收入的差别。
对于与生产资源的运用有关的问题，通常理解的收入概念显然是更为合适的。然而对于与福利或生活水平有关的问题而言，消费看来显然是更合适的概念。在这一领域，尚有大量的问题未被探讨过，特别是在不同收入水平上的消费项目的不同的价格运动。从较长时期来看，社会中最富有的人的收入相对于最贫穷的人的收入不论会发生什么情况，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即两者的相对消费水平的差距是大大地缩小了。
请考虑一下最富有的人的历史。经济、技术和科学的进步只从两个重要的方面给他们带来好处：医药及保健条件的改善，和交通条件的改善。在其他方面，人们所吹嘘的、现代社会所实现的改善对他们来说作用很小。24小时的冷热水供应：古罗马的贵族有奴隶为他们运水供沐浴用。电影、电视、收音机；古罗马贵族可以命令他们那个时代最好的艺术家为他们做私人演出，如此等等。
至于离现代更近一些的时期，我有一次参观了托马斯·杰斐逊在蒙蒂塞洛的住所，在此基础上我估计了一下今天的一个人要像杰斐逊一样支配那么多人的时间来满足他需要的话，他将必须能够在消费上支出多少。这一数字达到一年几百万美元之巨，今天很少有人能够或实际支出这么多。然而，杰斐逊在他那个时代（当时的人口非常之少）并非一个特别富有的人。
劳动收入和财产收入相对应所引出的问题是，财产收入是所计量的、赚取收入时的各项成本包括折旧和资本收益在内的净值，而劳动收入是所计量的许多成本项目（例如，食物、住宅、服装，这些既是成本也是花费已赚得的收入的一种方式）的总值，以及人力资本收益或折旧的总值。这后一个问题常被提到，但又通常把它放在一边。我尚未见过在关于收入分配的著作中对这一问题有什么令人满意的论述。
在经验的层次上，收入定义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非货币收入，诸如，来自家庭园艺的收入，来自居民户中妻子或丈夫的服务，得自孩子的消费服务，或来自自有住宅或其他自有耐用消费品的估算收入。人们愿意以非货币形式获取收入的机动显然是受了这类收入可能从某些税收中被排除的影响，因此，对它的忽视——这是典型的作法——很可能把一种极大的偏差引入所测量的收入分配状况中。
3.时间单位：原则上，我们可以将收入分配理解为一个时点上的情况，以区别于每一任意时间单位中的收入流量。时间单位问题因此又归结为收入的定义问题：我们要将收入定义为瞬时的流通速率吗？定义为可以无止境持续下去的流通速率吗？在实际意义上还是在名义上无业境地持续？
在实际生活中，这方面的数据是作为一个特定时期内的收入所得或消费支出而出现的：一天、一周（一月或一年的数据，显然，所得的结果会依所用的时间单位而大相径庭。为了避免季节变动的影响，大多数收入分配的估算是针对一年期的收入所得而做的。这显然排除了许多可能在较短期情况下会影响数据的人为因素，但也显然还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
首先，在图13．2中所描绘的一个人一生的收入模式意味着，恰有同样的生命预期值的人之间在某一特定年份的收入却将是不同的，因为他们处于不同的年龄。这方面的考虑要求把人们按照一生收入而非一年的收入来分类，这一点引出了一大堆概念和经验的问题——如果我们问：这样一个概念对一个家庭而非一个个人的含义是什么，某些问题就会变得明显了。一种更有吸引力的替代办法是着眼于财富的分配，既包括人力的、也包括非人力的财富。人力的财富将被估计为预期未来收入的现值，这一现值在原则上（尽管在实践中几乎不这样做）就每个家庭成员计算出来并予以加总。在实际生活中，这类财富分配如已经完成的那样是只针对非人力财富的。
第二个问题是经济移动性对于收入分配解释的影响。考虑两个国家，它们在人口年龄、性别和家庭等等分布上是完全一样的，并且年收入规模分配也完全一致。假定在一个国家里，每个人都年复一年地停留在其所在的年龄——性别组中的相对位置上不动。而在另一个国家，存在很多移动、很多的向上和向下的运动，以致一个人在一年里位于其所在组别的上部，而下一年则可能位于该组的下都了。简言之，影响收入的过渡性因素相对于持久性因素而言是重要的。如果收入根据两年期而非一年期来计量，在第一个国家中的分配就会比第二个国家中更分散，因为移动性会导致第二个国家收入的平均化，这一点在第一个国家中是没有出现的。而且，测量的时期越长，这一差别就越大。
我相信，这类别在各国之间是很广泛的，这使得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很不可靠。例如，我怀疑，是否相对比较而言，英国更像前一段所说的第一个国家，而美国更像第二个，因此，与美国相比，年收入分配情况倾向于低估英国收入的差异性。
关于收入类型的若干事实
即使上一节中提出的所有问题令人满意地——或至少是令人可以接受地一一解决了，要从功能分配过渡到个人分配也仍然是不容易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和家庭收入最终发展到由几种类型的功能成份构成：工资加利息、红利、租金或企业家收益；政府转移支付，如社会保险支付、失业救济、食品券；如此等等。再进一步说，上述这些一般收入类型中，每种又都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具体项目。“工资”或“工资和薪金”包括低收入的家庭服务人员和高收入的大公司主要负责人所得到的工资款项。又比如，利息既包括只是在一个储蓄和贷款协会中有一点点积蓄作为其非人力财富的低收入家庭年得到的几美元，也包括持有一大笔免税债券的富翁所得到的更大的数额。
通常的印象是，工资和薪水是“穷人”的收入而财产收入加企业家所得是“富人”的收入，这种印象很有道理，但未免过分简化了。从所得税的数据来看，工资和薪金在申报的高所得层次占总收入的比重在肯定高于中等所得层次——但是，十分有意思的是，在低收入层次上也存在这种情况。然而，在收入规模层次的顶端和低都，在财产收入方面则存在着差别。在低部收入水平上，财产收入主要表现为利息和租金的形式，当然，也包括来自私人养老金和社会保险金的收入——由于在商业银行或互助储蓄银行，及储蓄和贷款协会中的储蓄存款以及政府储蓄债券的价值而得到利息；由于拥有供学生居住的房产如带两个以上居住单元的楼房，或拥有其他种类的住房而得到积金，小本生意更需要有人员照看，因而这对那些财产相对较少而时间充裕的人来说就很有吸引力。在收入层次的顶端，财产收入主要是公司红利和资本收益。
来自独立经营企业的收入在各个收入层次上都存在。其占总收入的比率作为总收入的一个函数表现为双峰形态的图形，先随收入而上升，然后下降，继而再上升，最后再次下降。在低部收入层次，这种收入来自几百万相对较小的企业——农场、夫妻杂货店、服务站、修理店等等。这类企业业主的平均收入很可能比主要是工资收入者的人的平均收入低。在第二种类型中，不仅包括大农场主和大型企业的所有者，而且更大量的是独立职业者，如医生、牙医、律师、会计等等。
收入来源的多样性以及这些来源在各种收入和财产规模层次上分布的复杂形态正是使人们难以推断一项影响功能分配的变化对于个人分配的效应的屏障，下一节中的两个例子将说明这一点。
两个实例
租金管制：从现在来看，一个古老的事例就是租金管制的效应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实行了全面的物价管制，包括对单元住宅租金的管制。从那以后，又取消了租金管制，但仍允许个别城市继续实行租金管制。纽约是唯一一个仍然实行这项管制的大城市。然而，在这段时间里，又有许多地方政府重新实行了租金管制；而且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实行的物价全面冻结以及其后实行的物价管制也将全国性的租金管制包括进去了，直到1974年物价管制结束为止。
一种经常提出的、支持租金管制的论点认为，房东是富人，租户是穷人，因而租金管制是将富人的收入转移给穷人的收入再分配方式。就我们的论题来说，且不论如果这一目标实现，此结果是能否证明租金管制的正确性这个规范性问题。这一目标实际上实现了吗？
前一节中的若干事实已经向我们提出了一些疑问。租金更多地是低收入家庭而非中等或高收入家庭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显然，平均而言，房东比租户穷。但是，这也是一个过于简单的结论，支付的租金是毛收入，申报所得的租金是净收入，更重要的是，租金收益是源于商业以及住宅财产的，而租金管制主要影响的是住宅财产。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很多住宅财产是为公司所有的。支付的租金转化为利息和红利付款，而且在申报的数据中被包括在这些科目而非租金项目下。下面这点并非不可能，即高收入家庭以这种方式间接地得到比低收入家庭更多的租金。
即使从这些推理来看，有一点也是清楚的：关于租金管制的再分配效应，尚不能得出什么令人非常信服的简单概括。迪·盖尔·约翰逊几年前详细研究了这一问题并得出结论：“我不想争辩说，这里所提供的事实表明了房东比租户穷，但是这些数据肯定并未说明相反的情况——房东的收入比租户高很多。”
石油价格：一个较近的例子是1973年初欧佩克卡特尔将石油价格提高3倍的影响。公众对于美国石油政策的讨论充满了关于更高的石油价格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的观点——几乎毫无例外地认为，较高的油价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特别严重。当然，这些观点可当作是老调重弹，只是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任何有害的变化对低收入者的影响总是比对高收入者的影响更为严重。但是，让我们更严肃地考虑一下这一命题，把它看作表达了一种经验上的判断，即：较高价格的效应是，减少了收入最低的家庭中10％或20％或其他百分比的家庭的收入，占总收入或消费中的份额，对美国从整体上来看，更高的进口石油价格约相当于国民收入的1．5％；这是强加到这个国家头上的“实际代价”，即从美国消费者转移到外国石油资源所有者那里的数额。前面所讨论的那种观点因此就是，作为石油价格提高的一个结果，“低收入”家庭实际收入的减少要大于1．5％。
对作为石油的一种产品、即用于私人轿车的汽油来说，情况显然正相反。从对汽车服务的需求弹性肯定高于单位弹性的意义上说，汽车是一种奢侈品。总消费支出中用于汽油的部分会随总支出规模的加大而急剧增加。由于汽油提价而引起的对汽油的额外支出减少了对其他东西的支出，而这又降低了它们的相对价格。平均而言，这些“其他东西”的收入弹性比汽油的收入弹性低，因而对低收入者更重要的东西的价格相对地下降了，从而抵消了汽油涨价对他们的某些不利影响，就石油的这一产品而言，较高的油价显然对低收入家庭有一种相对的有利影响。
对所有其他的石油产品来说，情况就远非那么清楚了。对用于供热的石油产品的支出，其收入弹性就较小并且可能是无弹性的，它们就会在反方向上起作用。用于商业运输工具的汽油价格的提高会影响使用运输服务的产品的相对价格。那些间接地使用较多汽油的产品的价格相对于使用较少汽油的产品价格而言将会上升。在如此受到不同影响的产品的收入弹性方面有什么系统的偏差吗？要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完成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要想弄清较高的油价对电力成本的最终影响也是如此。
而且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只考虑了问题的一个方面：通过消费项目的成本所发生的影响。问题的另一面，是对生产资源的价值的影响，汽车工业和其他受到特别有害影响的产业中所使用的资源现在面临着相对需求的降低，煤炭工业和其他提供进口石油直接或间接的替代品的产业中所用的资源则面临着相对需求的上升，这一点会在什么方向上使收入再分配？要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个问题同样需要完成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
还可以举出更多的这类例子。你会发现，探讨一下其他的事例，如社会保险、累进所得税以及环境控制等措施的再分配效应，是有教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