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分配理论与生产要素价格的制定密切相关（即与资源的收入分配密切相关），这些资源按其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分类，关于社会个人收入分配的论述甚少，也没有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相应的理论体系。现代经济理论中的主要缺陷就是没有令人满意的个人收入分配理论和联系个人收入分配与生产要素收入分配之间的理论桥梁。
起初人们把生产要素的收入分配，看作是个人对市场进行选择的反应；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结合在一起，其价值由最终产品来实现；而下一步则是消费者根据不同技术条件做出的选择，它决定了最终产品的价值。另一方面，就个人的收入分配而论，虽然经过充分的分析，人们还是把它看作在很大程度上不依赖于个人通过市场所作的选择，除非这些选择影响到单位生产要素的价格，人们一般将个人和家庭得到的收入总量的差别看作某种情况的反映：或是个人所不能控制的外部环境的反映，例如不可避免的机遇、个人天资或遗产的差别，或是统一行为的反映，如税收或津贴的变化。
看来很难从这样两个紧密相关的个人选择中指明其中的明显差别。个人通过市场选择能极大地修正那些对个人收入分配有影响的因素，既包括个人控制之外的环境因素，也包括被设计以影响收入分配的统一行为。而这些统一行为自身即使不是个人通过市场做出的选择，最初也是来自个人选择的某种表现。
个人选择能以两种很不相同的方式影响收入分配。第一种方式是，货币收入的种种差别可以补偿非金钱的优势或者说可以补偿与取得各种收入有关的不利因素，虽然人们对这一方式的重要性通常有所估价，因而在这里不作进一步探讨，但这一方式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例如，如果令人满意的职业对人们有吸引力且有同样的竞争条件，那么与此相比，不能令人满意的职业必然会获得更高的报酬。如果居民们不打算离开居住地，那么对于同一阶层的人们来说在没有吸引力地区投资的收入高于有吸引力的地区的收入是易于接受的，如此等等。在这些情况下，人们要求通过货币收入的差别实现实际收入的一致。
个人能够影响收入分配的第二种方法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在个人满意的可能的收入分配过程中，从不同角度观察，持有不同见解的人可有多种选择。因此，这些人中每个人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要视其对冒险的偏好。假设两个社会的成员都能做同一项选择，一个由对冒险反感的人组成，另一个则是“喜欢”冒险的人。这种对冒险偏好的差别将使人们在有相同选择机会中做出不同选择。这一切将在对资源的不同分配中反映出来（尽管这种反映不是绝对的），这些资源用于创造对个人具有吸引力的冒险活动。例如，保险业将成为前一种社会的主要产业，彩票则是第二种社会的主要产业；在第一种社会，收入和遗产税均采取较高累进制，在第二种社会则是较低累进制或递减税率制。在这两种社会中，收入分配是不同的，在第一种社会中，收入的不平等比第二种社会趋于减少。由此，人们可以用完全相同的方式将某一社会收入不平等视为多种被创造的商品，至少是部分地——或许是大部分——将某一社会收入的不平等视为由社会成员兴趣和偏好决定的审慎选择的反应，而不是“上帝的心意”。
下面的论述高度抽象地说明和探讨个人在多种可选方案之间进行抉择的这种反应，这些可选方案涉及由风险和收入规模决定的个人的分配。从这种探索或讨论的角度出发，我采用预期效用选择理论，即假定，人们仿佛了解与每个选择相联系的可能的收入分配，他们在有风险的方案中选择，并寻求实现某种数量期望价值（所谓“效用”）的最大化，这种“效用”是收入的函数。因此我认为将效用看作收入的增函数是理所当然的。
孤立的个人
作为最简单的情况，鲁宾逊·克鲁兹与世人隔绝，为避免计量收入的困难，假定他只生产一种产品或价值相等的物品，并假定有一组适用于所有产品的相对“价格”或“价值”，它们可用来表示单一产品的总产出。
鲁宾逊每时每刻都有许多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即以不同方式利用自己的时间和岛上的资源。他可以对可耕作的土地深耕细作，也可以粗放经营，可以使用不同的资本货物辅助这一过程，可以打猎、捕鱼或两者同时进行，此外还有无限种不同方式。假定他采用某种方式并付诸实施，其结果是随时间产生某种收入流量，我们以I（t）来表示，其中I为每单位时间的收入，t指时间。在他采用某方案的时刻，t为to，当t＞to时，I（t）当然是不会精确地为人所知，鲁宾逊所采取方案的实际结果并不仅由他的所作所为决定，而是要考虑这样一些随机因素的影响，如天气，捕鱼时附近地区鱼的数量，播种种子的数量，他的健康状况等等，我们可以通过假定来考虑这种不确定性，即假定一组未来可能的收入流量，其中每个都与已知的不确定的Po［I（t）」发生关连，且对任何行为过程均有反应。这种不确定的收入流量分配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预期”。
鲁宾逊能在任何时刻to选择的预期显然决定于他本人过去已采取的行动过程。但人们又可依次视其为在更早阶段作出相似选择的结果。所以，如果有必要，可以认为他在我们开始分析他以后生活的任一点上做出单一抉择，比如说他那一天登上岛屿，是为脱险而稍事休整。这样的概括程度不能满足所有的要求。对其中的一些，考虑个人的动机而不考虑完整的战略打算要好些，这是按照纽曼和摩根斯顿的命名。然而，在我研究的现阶段，消除不确定的复杂因素要好些。采取这种角度观察，使我们得以省去写在下方的to，因为只有一组相关期望，同时每个期望在同一时期含着其未来收入流量，即最初起点到无限的未来。
作为一种更简化的方法——尽管会有更多的疑问——我们能以单一的数学替代每个I（t），即假定或者所有的I（t）都是某一参数族中的所有成分，譬如具有相同斜率的所有直线，或者以某种给定利率将未来收入打折扣至其初始点，再加上折扣收入以得到每个收入流量现在的价值，同时假定在这一利率上，个人对具有相同现值的任何两种收入流量间的选择漠不关心。两个假定都允许每个I（t）被单一的数字替代，比如W（表示Wealth），这样，不必知道个人效用函数就能计算个人收入流量。
这些简化的假定意味着累积的不确定分配完全可以说明任何期望，比如P（W），给出一个变量，问题中的行为过程的结果将是比W少的财富价值。假定A’是那组所有的行为过程，任何一组特殊的行为过程，即Pa（W），其期望对a做出反应。
仅以效用是财富（在下面的公式中以财富代替了收入）增函数的假定就足以排除一些期望。如果对于所有的W
Pa（W）≤Pa’（W）
且对一些W
（1）Pa（W）＜pa’（W），
那么不考虑财富的效用函数的精确形态，a显然要比a’好。假设被减的一组A由这样一些行动过程组成，对这些行动过程的任何期望都不能满足（1）式。于是在A组中的选择就不只取决于效用函数的一阶导数。
假定U（W）是鲁宾逊·克鲁兹的效用函数。那么在期望效用假设的基础上，鲁宾逊将选择期望a以使
（2）的值趋于最大，除了这种期望效用假设的再说明：在目前概括水平上，就这一特殊情况几乎没有更多的解释。
假设许多完全相同的鲁宾逊·克鲁兹面临同样的一组行动，他们与期望有关且相互间完全独立。原则上，所有这些人都将做出同样的选择，比如说期望a’。进一步分析，如果任一鲁宾逊的行为结果（他所实现了的W）在统计中独立于任何其他鲁宾逊的行为结果（其他人实现了的W），那么，Pa’（W）将成为已实现的积累财富在他们中的分配。他们之间收入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是审慎选择的产物，他们共有的效用函数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不等的量。如果效用函数是一条直线，每个鲁宾逊将选择具有最高期望的收入；如果效用函数处处向下弯曲（即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他愿意牺牲一些未来收入以减少收入的变化；如果效用函数处处向上弯曲（即收入边际效用递增），他将宁愿放弃一些未来收入以使收入有向上的变化，等等。已给定的一组期望的规模充分大且有相应变化，那么鲁宾逊之间收入的不平等在第二种情况最少，而在第三种情况下最多。
然而任何一位鲁宾逊已实现的W不必在统计上与其他鲁宾逊实现的W相独立。例如，虽然每个人忽视其他人的存在，但他们生活的岛屿可能在同一地理区，并有同样的气候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假定他们每人只做一种选择，那么Pa（W）将不是已实现积累财富在他们之间的分配。在极度完全相互依赖的情况下，所有的人将实现同量财富，因此尽管效用函数处处向上弯曲，收入也会完全相等。在中间状态下，虽然相互依赖的性质和程度影响已实现的收入分配的形态，但这不是在不等水平上有关效用函数形态的一般结果。
社会中的个人：再分配没有成本
假定许多相同的鲁宾逊相互建立了联系。由于在鲁宾逊之间确立了将获得的产品再分配的预先联合协议，有可能产生新的期望，因此每位鲁宾逊对将要采取的行动过程所作的决策考虑，目前是基本不变的。我们社会中个人间的许多共同协定包含这种再分配，所以个人没有必要通过“政府”采取统一行动。直接从事保险或经营彩票的私营企业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但这种现象是非常广泛存在的：在我们的社会中，几乎所有企业都在作某种安排，以改变财富再分配的可能性。例如，虽然某一鲁宾逊可以将自己封为保证其他人“工资”并获取剩余产品的企业主，但任何个人也可以另外进行他已经干的其他事情，这样那位企业家就没有任何通常应有的管理和监督能力。结果是要去改变原来的与个人有关并有可能实现的那组期望。为了将这种“创造”新期望的功能视为企业主现代社会中“基本的”功能，人们可以凭借不确定性产生的收入再分配而不是技术的变化或改善，创造一种良好的环境。
当然，在一般情况下，通讯传播知识，通讯改变与任何行动过程相一致的不确定财富分配，通讯还通过交换产品，使人们得以开展新的行为过程，从而给劳动力分配和生产功能专业化以余地。然而，由于这些情况主要影响实际收入水平而不是收入分配。因此，我们假定。仅只通讯的建立或商品交换并不改变对每个鲁宾逊的一组不确定收入分配。
我们不能轻易忽视另一个复杂情况：成本的管理和执行与再分配的安排有关。这些成本中最重要的是对有关刺激安排的效果。提供资源以防火灾，对于自己承担全部风险损失的人，比加入保险以避免火灾造成房屋损失的人要有刺激。在我们的专用名词中，行为过程a及与它相联系的不确定分配Pa（W）只有当某一位被涉及的鲁宾逊自己直接获得最终W，才是能够实现的。如果一组中的每位鲁宾逊都同意按照行为过程a进行活动，合伙经营最终产品并一起分享这些产品，就是说大家处于同等地位，那么实际实现的财富将与每个人独立采用a的情况下的财富有相当的差别——也就是说，事实上个人不必按a行动。当然，这是为什么只是对于独立于个人生产活动之外的公害，避免损失的保险才是可行的基本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将给予个人的报酬与其生产贡献相分离的一切尝试遇到巨大困难并完全失败的基本原因。
我们将把这一复杂问题放到下一节去探讨，在这一节，我们将假定再分配协议没有任何成本：即在两种情况下一组生产过程A及与它相联系的期望Pa（W）都能实现，一种情况是个人独立行动，另一种情况是个人参加再分配协议，协议中W代表个人在再分配前实现的财富，即个人对任何再分配所能贡献的财富总量。如果我们进一步假定，任何一位鲁宾逊的已实现的W在统计上独立于其他鲁宾逊的W，同时对Pa（W）的规范恰到好处，鲁宾逊人数达到所需的足够数量，那么，只有Pa（W）的期望价值决定所采用的行为过程，且只有个人的偏好，决定在相同个人间财富收入的不平等。对于已给定的独立性和大量的人，他们在共同生产过程将要实现的每个人的财富——平均财富或未来财富——的不确定性很小（在这种限制下没有不确定性）。因此，采用每个人所获财富为最大值的生产过程是合算的，因为这将使待分配总量达到最大，并以最适当的方式在鲁宾逊之间分配。更正式地说，假定a’是在前一节所述情况下选择的行为过程，这一生产过程产生未来财富Wa’，行为过程a”产生更高的期望财富Wa”。假定一个将要实现的协议，协议中每个鲁宾逊选择a”，协议将最终产品贡献给公共储备系统，然后抽出由随机过程决定的一笔基本收入，这一随机过程使他得到比W少的不确定的Pa（W）。很清楚，对所有鲁宾逊来说，只有这种基本收入的期望才像a’没有再分配协议一样具有吸引力，Wa”－Wa’数倍于鲁宾逊的数量，这一差额现在留在公共储备里以提供附加收入，因此，具有适当再分配协议的a”比a’更可取。根据同一理由，显然总存在着一种再分配协议，这一协议创造具有更高预期财富的期望，它比任何其他期望更可取，而不论其他具有较低未来财富的期望是否有再分配协议。根据考虑中的特殊情况推断，自然为人们提供的机会决定的只是已实现财富分配的平均价值；财富的不平等则完全是人为因素产生的。
假定一财富效用函数处处向下凹，那么最合适的财富分配显然是采取平均主义。鲁宾逊们将集中其财富，每人从中按同种比例分享：在另一个极端，假定财富效用函数处处向上凸，最适当的收入分配显然是尽可能的不平等。鲁宾逊们将集中其财富，每个以同等机会获取一张彩票，只有一人能得到与总财富相等的奖赏。
一种更令人感兴趣，对分析实际更相关的效用函数是这样的，它有萨维奇和我提出的形状，使得一些简单的，被广泛接受的实际概括趋于合理，这些概括是指包括风险在内的环境中的行为。我们提出一种函数，它起初向下凹，而后向上凸，如图表15．1的U（W）曲线。
假定W是最大的期望财富（当每个人按a”行为时实现的财富）。考虑一种由两种W价值构成的期望，例如WL和WU假定WU≥W≥WL，与可能性pL和pU相联系，假定pLWL＋puWu＝W，联结U（WL）和U（Wu）的弦上，W的纵坐标给出与这种期望相一致的期望效用。几何图形清楚地表明，如果在图15．1效用函数图两点之上有一条切线；并且W位于切线两点横坐标之间，关于这点可以设W1和W2，且W2＞W1，如果WL和Wu与W1和W2分别相等，那么这个预期效用是最大效用。与之相关的可能性PL和Pu分别表示为（W2－W）／（W2－W1）和（W－W1）／（W2－W1）。我们称这一期望为ad（d表示“两点切线”）。
可以将任何具有期望值W的更复杂的期望表达为一种可能的结合。这种结合由单值或双值预期构成，每个都有同样的期望值W。因此，可以将更复杂期望的预期效用表达为一种预期效用的期望值，因为这种复杂期望的预期效用可以分解为单值或双值预期效用期望值。因此，这种复杂期望的预期效用不可能超过具有最高期望值的组合单值或双值期望。结论是，ad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每个成员的最适当期望，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有图15．1的效用函数，在我们假定前提下，这也是已实现财富的分配。
关于这一结果的更显著特征是它一般总是正确的，附带一个小条件是如我们完全放弃为这一点所做的假定，这一点对所有的个人来说，某组生产A过程和与之相联系的期望P2（W）是完全相同的。在我们已给的其他假定下，财富的事后分配在总体上就只取决于效用函数的状态和每个人为社会提供的最大的预期财富，而决不会取决于相对不同鲁宾逊能够得到的预期的差别。为证明这一命题，假定有两组人，每组的成员都有同样的期望，第一组的最大预期财富W（i）与第二组的最大预期财富W（2）不同。根据前面的分析，各组成员将分别集聚其财富，每个成员将收到一张彩票，获得一次机会，相对W1是（W2－w[i]）／（W2－W1），相对W2是（W[i]－W1）／（W2－W1）。假定第一组含有总人数的～部分N[1]，第二组含有总人数中的一部分n[2]。，所以，n[1]W[1]＋n[2]W[2]＝W，在总体上这是为社会提供的最大的预期财富，最终结果是这样一个分数，它等于：
（3）n[1]（W2－W［1］）/（W2－W1）＋n[2]（W2－W［2］）/（W2－W1）=（W2－W）/（W2－W1）
这一部分将实现财富W1，其他的实现财富W2。但如果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具有最高预期财富W的期望，那么这是人们将要实现的精确的结果。在更一般的情况下，最终结果是，每个个人采取最高预期财富的行为过程，并将结果贡献给公共积累，作为回报，他可收到获得财富W1的保证，和赢得与W2－W1等值的一份奖金的机会。对每个个人来说，这机会的规模与（W[i]－W）／（W2－W1）相等，这里的W[i]是他贡献的预期财富。这样虽然以财富W2结束的机会随个人期望优劣变化，但是仿佛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期望，已实现财富的最终分配将完全一样。
放弃已实现财富（再分配以前）在统计上独立的假定对两种结果都没有大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复杂。考虑一种极端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对某个人的成果的了解暗含对所有人全部的成果了解。首先，假定对所有人可能的W值和某组A中的值——a在W1和W2之间，忽略所采取的生产过程，那么事后将有单一的实际已实现的价值，前面的分析表明个人将集中他们的W’s且彩票进行总量的再分配。因此，这一实现财富的分配将由两组个人组成，一组成员中的每人收到W1，而另一组中的每人收到W2。只是所有始终属于每一组的人的部分才依靠那种实际成果。在前面，伴随着适当的关于再分配的协议，预期效用随预期财富的增加而增加。这样，所有人采用能获得最高预期财富的行为过程再次成为最好的选择。这里也再次说明，个人所能得的期望方面的差异并不影响最终结果，而只影响每个人获得彩票的数量。如果对于一组A的所有可能的W值不在W1和W2之间，那么具有最高预期财富的那个a就不再是最适当的。但这还是非常正确的：事先的协议将是这样的，以至如果实际上实现的W（在再分配之前）在W1和W2之间，这个W将被再分配，以便产出W1和W2值。因此，在所有的情况下，最终已实现财富的分配在W1和W2之间是不存在的。
所有人偏好（即效用函数）相同的假定在不影响我们的一般结论的情况下也可以放弃——只要再分配是无成本的——这一结论是：财富的不平等主要取决于社会中成员的偏好，从总体看其次才是依赖社会成员能得到的期望。然而，放弃这一假定的确会改变更具体的结论，即已实现财富分配一般是双值的结论。假定每一个个人分别有相同的一般状态的效用函数，如同图15．1中所承，但假定W1和W2（效用函数的双重切线切点的横坐标）随一个人到另一个人（这只是与现讨论的不相关的两个参数）而变化，并以W1[i]W2[i]为每个人标出函数的值，对每个独立的个人来说，最适合的再分配协议基本与前面分析相同：财富W1[i]的机会为（W2[i]－W[i]）／（Wa[i]－W1[i]），财富W2[i]的机会为（W[i]－W1）／（W2－W1），这里W[i]是对个人所能采取的任一生产过程所能获得的最大的预期财富，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这一协议被采用：每个个人采取能提供最大预期财富的行为过程，将其最终产品贡献给公共积累，作为回报收到一张为他提供上述机会的彩票以获得财富W1[i]或W2[i]。由于每张彩票的竞争机会是“公平的”，因此所有的彩票也是这样；只要Pa[i]（W）正常地运转，且W2[i]有限，大多数定律就还适用。因此，随着个人数量大到足够程度，在总体上看，彩票的不可靠性微不足道。在这种情况下，已实现财富的分配取决于W1[i]和W2[i]，也取决于最大预期财富。偏好差别产生的效果将给财富分配带来附加的离散因素，这里的财富分配本来是以相同偏好为前提实现的。这种离散的总量取决于偏好的偏离程度，如同我们在下节将看到的，再分配成本有与偏好很相似的影响作用。
社会中的个人：再分配包含成本
充分意义的再分配协议的成本（特别是通过对“刺激”的作用），排除了一些协议，否则这些协议将是人们渴望得到的，随之而来的结果是“自然”（即原始）的一组期望Pa（w）提供的种种机会影响着财富分配的形状，而不只是财富的平均价值。这种效果将产生某种混合体，这种混合体处于两种结论之间，即第一节对独立个人分析结果和第二节对处于再分配无成本社会中个人的分析结果之间。
或许联系这两种情况（如同我们将要看见的，其中之一能进行财富或收入的分配，如同实际观察到的，这些财富或收入至少可以赡养一个家庭的最简单的形式）是假定每个个人可能的行为可以划分为两组独立且非竞争情况，设其中之一为As，其结果不易受再分配的影响，设另一个为Ar，其结果可以进行无成本的再分配。然后，个人从一组中选择一个生产过程。在再分配之前，个人的已实现财富由两部分构成，Ws和Wr，在Ws和Wr再分配之后，他的最终财富是Ws＋Wr’，现在，每个个人关心的是Ws＋W’r可能的分配形式而不是分别考虑其中之一。
如果效用函数具有图15．1中的U（W）的形状，最适当的再分配协议是什么？同时为了简化分析对所有的个人来说相同的是什么？现在，要想获得最适当的分配形式——即获得具有最高预期价值和适当的可能性的既有W1又有W2的双值期望是不再可能了。因为，无论采用何种再分配协议，虽然，Wr可以取决预期的Pas（Ws），但如果我们假定W’r不取决于已实现的Ws，将无法实现平均或避免与Ws相联系的风险。显然来自Ar的最佳选择还是具有最高预期财富的行为过程，因为人们要求的任何Wr的再分配是有可能得到的，在使总分配量尽可能大的过程中不会失去任何东西。除此之外，既调整对As组的选择，又调整再分配协议是最佳选择，以便尽可能接近最适当的分配方案。
为了更确切的表述关于最适当的分配协议问题，进行比前面我们做的更精确的分类几乎是必须的，这就是对一组Pas（Ws）特性的分类，或许还有对效用函数U（W）特性的分类：能够证实几乎任一种再分配协议的Pas（Ws）的存在是可能的。我还没有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详尽的分析，但我推断，对于一个多层次的函数Pas（Ws）和多层次的效用函数U（W），最适当的再分配协议与第二节讨论的是相同的，且即使个人与个人间的期望存在差异也是这样。为了进一步分析，我将试图接受这一推断，并假定Pas（Ws）和效用函数U（W）具有它所要求的使它更有根据的性质。
每个个人可以将这种再分配协议说成是对总量的贡献，即对每一组彩票中某份额的购买，作为回报他得到获取一份确定数额的特定机会，也就是某种奖励的机会。每个个人付出的总量取决于他的已实现的Wr和他从As中选择的期望，而不取决于已实现的Ws，因为这将与Ws不易对再分配产生影响的假定相矛盾。如果所有的个人有同样的期望组，所有的人将选择同样的期望，只是由于已实现的Wr的不同，个人付出的量才出现差别。然而，如果个人有不同组的期望，个人付出的总量既取决于从As组中选择的特殊期望，也取决于已实现的Wr，因为，如果他不赢得一笔奖金，其支付的目的就是将每个个人置于W1的附近。因此，与期望得到相对小Ws的人相比，那些有得到相对高Ws值期望的人将保持比W2较小的量（或除这一量外付的多一些）。这些在付出方面的差别将由获得奖金机会的差异来补偿（即彩票的数票），前者比后者有更多的机会。奖金的数量对所有人是相同的，与W2-W1相等，因为其目的在于将获奖者置于W2附近。
随这种再分配协议而来的已实现财富的最终分配，是两种财富分配的不确定量。采取As组的行为过程带来某种已实现财富Ws的分配，它的确切形式取决于特殊的最适当的选择；取决于由不同个人实现的Ws相互间的依赖程度和个人可能实现期望的差别。现在，为彩票的付出修正了这种分配，其效果是将分配的重心转向W，就对个人可获得的期望的不同范围来说，这是减少其变动性，因为不同个人造成的支付上的差别被设计用于补偿可得到预期的这种差别。假定现在彩票已抽出，赢输已定。这一结果使财富分配分为两种类型的分配，一种相对获利者，一种相对亏损者，一般情况下，这两种分配不必一样，因为通常有较好期望的个人有更多机会取胜，同时还因为不考虑平均值或分配参数确定的补偿彩票费用的价值，这些通常由较好期望产生的财富分配与来自其他期望的财富分配存在着系统差别，由奖金支付的W2－W1对于赢者的分配现在转发给每个赢者，最终分配是对损失者和赢得者总量的分配。
为说明这一点，假定D（W）是对彩票支付后但在奖金分配前的已实现积累财富的分配；即：D（W）是这一阶段拥有财富比W少的个人的分配部分。假定在这一阶段的分配独立于同意支付以参与抽彩之外，这样，这种分配对赢者和输者就一样了。假定g是赢得奖金的那部分人，W’＝W2－W1是奖金，那么最终财富分配将是
（4）F（W）＝（1－g）D（W）＋gD（W－W’）。
或许下列情况值得明确提示：即这种分配是总量的两种分配，而不是两种随机变量的总量的分配。
如同在上节中提到的，放弃相同偏好的假设基本不会改变这些结果。如果在偏好上有些一般的相似点，个人W1和W2的值将形成大量独特的分配，这种W1和W2中的分散现象主要与Ws值的分散现象叠加，它对最终分配与后者最初较大的离散现象有同样的广泛影响。
两种组合的分配在等式（4）或其推导变形中的相对重要性，依赖于抽彩中的赢得者部分，而它又转而依赖于它实现平均财富W规模，W是与W1和W2有关。下面这一点似乎是有根据的：效用曲线的形状和位置依社会平均财富和财富的分配决定，就此而言，我们已经将效用曲线看作简单给定，看作独立于个人所能得到的期望或已实现的财富分配，但是，从比我们目的所需的更广的视角来看显然应将效用曲线和期望看作交互作用的过程。为了适应这些已观察到的事实——由这些事实图15．1中的效用曲线的特殊形状将被推断——我们社会平均财富更接近于W1，而不是接近于W2。这就暗示我们，赢得者部分g趋于零。如果g趋于零，由区别或区分积累财富派生出的不确定和频繁分配，这过程由等式（4）表示——将很不对称，因为以W1为中心的分配组合的第一部分的比重远比以W2为中心的第二部分要多。另外，这一分配可以是单峰值的，其数值与W1接近。而在W之下；第二数组，是第二种分配上升部分与W2接近的数字，可能随W1之后，由于比重很大的第一种分配下降而无法弄清。那么，第二种组合分配的作用将是，使这种联合的分配数组稍微转向第一种分配数组的右边，并熨平和伸展这种分配的其余部分，这种联合的分配图形显得相对瘦尖，在较高财富价值的方面有一条不同一般的长尾，现在，“极大的非对称性，较大的变化性和巨大的尖峰即是收入分配的标志，这种收入分配来自独立的业务专门的实例”，同时来自其他资源，也是已观察到的财富分配特征，这就是当g较小时，人们希望由等式（4）推导来的分配展示的一些特征，所以我们的理论分析引出的分配函数至少遇到最初的考验，即能够重新创造更突出的已观察到的财富或收入分配的特征。
当然，等式（4）与已观察到的财富和收入不是明显不一致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与它的是一致的，并不意味着它赖以建立的原型与说明现已存在的财富或收入分配中心要素相隔绝。然而，连同理论结构的似乎有理这一点一起考虑，或许这种情况的确为经验主义研究提出了根据，这一研究是用来观察实际上等式（4）是否为现在进行的财富或收入分配提供了一个适当的描述。
结论
前面进行的分析具有相当的试探性，只是个开端；它包括需要检查的推导，它只是考虑了高度简化的形态，造成了对财富分配的分析极度简化，如将财富分配看作单一选择和在偶然事件冲击下选择的结果，等等。我认为下述证明已经充分：任何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即：现在存在的财富不平等，大多数可以认为是人为造成的，是人们为满足其个人的偏好和喜好造成的。这一证明使人们想到，在天赋、遗产与已实现财富或收入分配差别间的直接联系，比起一般的假定要少得多和简单得多；许多普通的经济和社会的安排——从经济企业的组织形式到集体征收收入和遗产税——至少在一定范围内能被看作为取得财富分配成功的建议，这种财富分配在与社会成员的偏好和喜好一致的情况下进行。最后，它对关于收入分配和创造的那些协议的标准判断有影响，产生于参加抽彩慎审决定的不平等，显然会引发很不同的标准的收益，这是与从外界强加给个人的不平等比较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