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利出国的这几年，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迅速发展最快的时期。在邓小平＂白猫黑猫＂论的务实政策指导下，国内资本市场改革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作为实验田的证券市场、期货市场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终于出现在国内。据田源介绍，最早的＂中国期货市场工作小组＂的几个核心成员分别是田源（任组长）、常清（任副组长）和朱玉辰（核心成员）等。他们当时的主要工作是考察研究国外期货市场建设的状况，向时任总理的李鹏等领导介绍设立期市的必要，向相关各方推介期货这个既能让现货商套期保值、又能发现价格、又能规避风险的＂投机＂品种。后来，中国第一个期货市场试点——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在李鹏总理的批示下得以成立。而直到今日，当时的骨干田源、常清和朱玉辰仍然在期货市场一线工作着。而且，朱玉辰目前正担任着大商所总裁，是郭晓利的直接领导。而在1990年，当时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的朱玉辰为中国期货市场的设立奔走呼号之时，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远在樱花之国，一个有志青年正在顽强地在日本期货交易一线冲杀。但显然，当时通货膨胀等带来的物价问题是他们都意识到了搞期货的必要性。只不过，朱玉辰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到了期货市场的价值，而郭晓利却是出于报效祖国、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这一动机。
1990年，敏锐的郭晓利嗅到了国内期货业发展的气息，并与当时红色资本家荣毅仁组建的中信集团驻东京代表处进行了联系。郭晓利得知，中信贸易公司很久以前就打算开展金属期货交易，只是由于没有合适的人才。郭晓利喜出望外，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1991年8月，郭晓利毅然回国，在中信开始了他的操盘手生涯。
据郭晓利介绍，当时的中信虽然人才济济，但对期货交易知识也却知之甚少。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写一些小册子，向领导和员工介绍期货市场功能、期货交易原理、技巧、风险管理等期货和期权交易的一些基础知识。这样，郭晓利归国后等于重新做了一回经纪人，只不过，这回游说的是一个超级大户——中信集团。
鉴于国际金属等市场激烈的价格波动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中信的海外贸易，公司在得到了郭晓利这样的期货专才后决定尝试性参与伦敦金属期货交易所（LME）的金属期货交易。郭晓利这下有事干了：联络境外代理商，找交易设备、办公地点。几乎事必亲恭。尽管条件简陋，但郭晓利乐此不疲。在他看来，在日本这样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当时人们对期货市场的看法依然十分偏颇，期货业蒙受的诟病依然很多，中信领导能在此时认识到期货的避险保值等功能，已经非常不简单。他郭晓利所学能有所用，心里已经很满足了。尽管，他当时他的月收入只有100多元（当时他在日本的年收入已稳定在1000万元之上），住的是北京光华染织厂的招待所。
作为这两年在证券市场被毁誉参半的海归派之一，郭晓利说，我们那时候还没有＂海归派＂说法，也没有什么＂海归派待遇＂，国外与国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反差比现在大得多。他之所以回国，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为了期货报国。郭晓利是河北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郭晓利的话当时说起来有一丝慷慨悲歌之意。但显然，郭晓利想得更多的怎样成就一番事业，为了事业，他可以不计较有没有海归待遇。
这样，没有待遇的海归派郭晓利为中信操起了盘，并且一上手做的就是伦敦商品交易所的铜期货。他回忆说，1992年初，当LME铜期货价格跌破2150美元／吨时，我们尝试性买进了1500吨，之后价格很快上涨，随即平仓获利8万多美元。初战告捷，公司同事们兴奋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