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特•巴菲特在斯坦福大学学习过两年的摄影、物理学和音乐课程，现在是密尔沃基市一位著名的音乐家兼生意人。他曾为获奖的8小时迷你电视连续剧录制了音带，“500个民族”是一部关于印第安人历史的节目，是由凯文•康斯特纳导演，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的。皮特还写过广告，在广告中他说，“支持我及我的习惯，因为那就是我的工作室。”
作为一名新时期的作曲家，他的创作包括为银菲尼缇公司的电视现场编写合成音乐乐谱，皮特还为康斯特纳获奥斯卡奖的电影《与狼共舞》中的舞蹈场景配乐。皮特的大部分生意是为杜邦公司、银菲尼迪公司、美国有线新闻网络以及利瓦伊施特劳斯等公司录制商业广告中读起来朗朗上口、且配有音乐的广告语。
1996年，皮特•巴菲特在奥马哈的罗丝•布拉姆金表演艺术中心，在詹姆士•里德福德移植意识协会举办的义演活动中表演了节目。演员罗伯特•里德福德的儿子，于1993年在国家器官移植名单上苦苦等待了7个月之后，在内布拉斯加州大学的医学中心进行了两次肝脏手术。从那以后，罗伯特•里德福德一直致力于捐献器官的宣传活动。罗伯特•里德福德和他的儿子都参加了这次义演。
皮特•巴菲特创作的“灵魂——在舞蹈、鼓声和歌声中的旅行”，在1999年由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播出，并在全国巡回演出。这个作品是根据《与狼共舞》这部电影中的音乐改变而成的。
皮特在接受《洛杉矶时报》的记者琳达•格兰特的采访时说，“我爸爸说金钱对他来讲并不重要，但是，事实上，金钱对他很重要，这并不是因为他需要用钱来买什么，而是因为是金钱使他成为赢家。我爸爸对我影响很大。我记得和父亲一同坐在餐桌旁，不论你告诉他什么事情，没有他不知道的。但是，我总有这样一种印象，不论我选择什么样的职业，他都会支持我的。”
皮特说过他父亲经常打电话给他、参观他的音乐产业，并喜欢听到有关他音乐事业的任何消息。
“能够和他谈谈我生活中所发生的故事，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我通过阅读也了解了他生活中所发生的故事，”皮特说。
和别的孩子相比，他的童年没有一点与众不同之处。皮特告诉《林肯内布拉斯加日报》的记者说，“我的童年令人难以置信地平常，平常的都有点过分了。他(巴菲特)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出名。当我是个孩子的时候，从来没有多想他是谁，他做什么工作等问题。我们从没有在一个被称作是特别街区的地方居住过，没有上过特别的学校，也没有交过特别的朋友。所以说，我从来没有留意到我们有什么地方和其他人不一样。”
皮特•巴菲特告诉《价值》报的记者说：“从我记事起，他认为我们三个孩子应该做让我们感到快乐的事。他在这方面是非常了不起的。30年前，他基本上也是这个样子的。他会问我，‘你怎样去支付，比如说，像《红字》这本书？’‘哦，我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法去做的’‘哦，这是很大一笔钱呀！’”
他的姐姐苏姗说，皮特非常轻松自如的就学会了音乐，“那时，他还只是个不会识乐谱的孩子，7岁时，他坐在钢琴前开始弹奏时，比他已经上了8年钢琴课的姐姐弹得还要好得多。”
皮特还告诉记者说，很久以前他就把属于他的伯克希尔公司的股票卖掉了，如果保留到今天，可能价值3000万美元。
相对于他的资本净值，沃伦•巴菲特没有打算给他的孩子们留下多少钱，他说他这样做的理由是：“作为耶西•欧文的孩子，你的发展，不会因为让你在50码的跑道上开始100码的冲刺，而变得容易起来。”
皮特只有一次开口向他父亲借钱。那是在他打算搬到密尔沃基市去的时候，但是，他的父亲拒绝了他的要求。
“他只说了句：‘我想使我们之间的关系保持纯洁，父子关系一旦涉及金钱，就会变得复杂起来。’爸爸的观点对极了。但是，当时我并不这样认为。我从去银行贷款，还贷款的过程中学到的东西，远比从我父亲那里接受无息贷款要多得多。”
巴菲特的女儿苏姗曾多次开玩笑说，她多次对父亲这种不把财产留给子女的吝啬做法表示过含蓄的不满。
苏姗说，她理解他父亲这样做的道理。但是，她的话还暗示，既然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他可以放宽政策了。
就像霍华德所说的那样，“我依然认为父亲有这样做的可能。在最近几年，他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坚持己见了，而是表现出了更多一点的灵活性。”
苏姗告诉琳达•格兰特说，因为巴菲特是她的父亲，每个人都想当然地认为她很富有。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说过。“他们不理解，当我给我父亲开出一张20美元的支票，他给我兑换成现金时的心情。如果我现在有2000美元的话，我会马上还清我所有的信用卡账单。”
霍华德说，“我告诉她我会借给她钱的！一家人中总得有人有充足的财力才行，即使那上面有很多洞。”
苏珊谈了很多他父亲的事，可能最有趣的要数小时候她的同班同学认为他父亲是靠什么谋生这件事了。
她曾经告诉亚当•史密斯说，“多年来，我甚至不知道我父亲做些什么。在学校里，他们问，我父亲的职业是什么的时候，我告诉他们说，我父亲是个证券分析师，他们认为他是检修报警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