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身打扮，叫我怎么陪你逛商店？”郭夏对丈夫说。
你不要把话反过来说：“是我陪你逛商店，而不是你陪我。”常锐只穿着一条很短的裤衩，一件廉价的T恤，一双过时很久的凉鞋，站在贸易大厦的入口处。他没有像一般年届四十的男子一样地“发福”，腹部依然平坦，好像涂有一层黄色的保护油的微黑的皮肤下，蕴藏着丰富的精力，似乎时刻喷薄欲出。只是头发略有些稀疏：但这亦可以解释成智慧的外在表现。“女人就是女人，就连撒切尔夫人，在有记者问她时，她也说最遗憾的事情是：不能亲自去逛商店。她逛遍全世界也还嫌不够。”
“可你就不能穿得整齐一些吗？”
“衣冠楚楚的人不是骗子，就是花花公子和伪君子。不过我发表严正声明：倘若出席你第二次婚礼的话，我肯定会穿得很像样子的。”
“缺德！这可是全国最大最高的商店。”
最大最高就是最好？常锐永远对女人的逻辑感到惊讶。在以惊人速度上升的电梯中他脸朝外看着。S市是一个奇妙的城市。它地处南国前沿，像刀尖一样地插入“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地缘和人缘的交叉作用，使它成为一个混合体。在概念上你也很难将它归类：特区？特区是什么？特区就是S市。S市就是特区。这是一个悖论。
郭夏逛商店有一个特点：从高往低。常锐痛苦地追随着。
“你看这个怎么样？”
“很好。”他知道妻子要的不是意见，只是反应。
“它的包装有多漂亮！”郭夏由衷地赞叹后，买下了这盒化妆品。
包装代替了内容，模糊了内容。它使质量变成了一种主观印象：你在同样的地方，放上同样包装但内容不同的东西，她也一定会买下。她买的其实是包装。包装就是商品本身。常锐没有敢把这话说出来：女人一旦生了气，她们不是去喝酒、去打牌，而是以十倍的热情去买东西。这可是一件要命的事。
一个女导游领着一群显然是来自内地的游客，不停地用麦克风叫他们跟上。
这就像一个牧羊人赶着一群羊。常锐想道。
“这个手提包的颜色和我那件上衣非常相配。”郭夏反复地端详着一个羊皮手提包，“我想把它买下。”
“我实在理解不了你这个‘相配’的概念：有了一件上衣，就要买一个与之相配的手提包。然后又要祸及皮鞋、围巾。可如果你买了一张床铺，必然要有相配的地毯和窗帘……你就这么配啊配啊，等你配到最后就会发现睡在你旁边的人与你不相配了。”
郭夏根本不理他。仍然不停地往小车里放东西。
“自选”真是一种革命性的发明：在这里一些东西都摆出一副任你拿的样子，可你最终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往往是超出你想象的代价。在结账处常锐机械地付着钱。
在底楼郭夏看中了一条裙子。常锐虽然对衣饰毫无研究，但已经从“皮尔·卡丹”这几个字上分析出它便宜不了。但他没有反对。
“这裙子的确不错，可似乎超出了咱们的购买能力。”
在郭夏说这话时，一个丑陋的女人毫不犹豫地买了一条。
“当造物主没有给人以什么优点时，衣服就变得格外重要起来。”常锐庆幸这个女人的出现，“或者换一句话说：只有有重大缺陷的人，才需要打扮。”
“可她毕竟有一条心爱的裙子。如果不是太贵的话。”郭夏恋恋不舍地放下裙子。
“你买吧。算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常锐受到刺激，作为一个男人，必需保障妻子的消费。
“就是。我一年不才一个生日吗？”常锐的话立刻得到反馈。郭夏付了两百元。
幸亏你一年才一个生日。
郭夏去接电话时，常锐擦完汗，光着上身来到客厅。
他的岳父郭天谷正襟危坐在电视机前看“新闻联播”。
按道理它早该完了。他是一个不看中央台新闻的人。这样的人在S市大有人在。可郭天谷却是一个必须看的人。不过这并不矛盾：录像机正在录着“亚洲台”的新闻节目。高技术才能够缓解和掩盖矛盾。
“你应该、也完全可以少穿一些衣服。”常锐对他的父亲一向是以“你”相称的，而对郭天谷却从来冠以“您”：岳父毕竟是岳父，血缘就是血缘，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可替代，不可置换，并且在这个辽阔的世界上没有两个人的血缘关系是完全一样的。
郭天谷脸上的肌肉微微抽动了一下。他是前G省财政局的副局长，多年身居高位，使之养成了不动声色的习惯。而且要处理好和女婿的关系，是能否安度晚年的关键，必须保持距离。
“您的意思是我应该多穿一些？”常锐从岳父的脸上读出了潜台词。中国是一个潜台词丰富的国度。
“我没有这样说。”
“如果我这里有空调机的话，就可以穿上毛衣。”常锐这话是有所指的；一个月前，他的朋友刘科拿来一台空调机，日本东芝牌，开价一千。“为什么这样便宜？”他至今后悔这句话。“没有上过税。”刘科坦然地回答。
郭天谷因此就不同意买。在没有税务局时，这项工作就归财政局管，而他正是分管者。
“如今有谁不偷税？”郭夏说，“这里的夏天没有空调是很难过的。”
郭天谷没有再说话，只是在第二天说要去曾经搞过地下工作的上海转一转，看看老朋友。于是郭夏退却了：“空调机以后可以再买，而我只有这一个父亲。”
“更何况你父亲只有你一个女儿。不就是买一部上过税的吗？”常锐宽宏地说。任何一部成功之家的历史，就是一部妥协的历史。妥协就是进步。
“我看过一本小说：一个——”常锐把“很封建”三个字删除掉。“父亲甚至不肯当着女儿的面洗脚。”
“如果这个家里没有康定的话，自当别论。”郭天谷本想说：等到我死了之后，还要你们来给我洗身呢！
“康定不过是一个小女孩子而已。”这个康定是他们雇的小保姆。有一个很复杂的藏族名字，因为她是康定人，所以为了方便起见，就直呼她“康定”。
“一个十八岁的小女孩。”郭天谷关了电视。
康定及时地开出晚饭来。因为七点钟郭夏要去夜校上课。她是S大学法律系的讲师，同时兼任夜校的老师，每个星期有三个晚上要去上课，每堂课能挣四十元钱。而这笔钱是这个家庭必需的：从北京调到S市来后，他们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下这幢房子，连利带本压得他们够呛。
在一般情况下，郭夏总要对饭菜评论一番。一个过于能干的女人是不适宜雇保姆的，更不能雇来自康定的保姆。可今天她沉浸在“皮尔·卡丹”制造出来的欢乐中，无暇它顾。
“皮尔·卡丹”是伟大的。尽管它只有二百元钱，不可能是真的。但是这个伪“皮尔·卡丹”依然能制造出巨大的欢乐来。
“刚才是谁的电话？”
“我的一个学生，是工商局的科长。他的法律课得了五十九分。想要改分。他先托了我们系主任，我不给他改。他又转托了分管后勤的李校长，我还是不给他改。刚才他打电话来，苦苦求了半天。”
“你给他改了没有？”郭天谷问。
“没有。”郭夏说了一句违心的话。
郭天谷赞许地点点头。“南下从小就是一个有主意的孩子。”他一直叫她“南下”，虽然自从嫁给常锐后，因他嫌“南下”太有战争色彩，就改了。
一个人活得比他所属的时代长是一件值得悲哀的事，他想“你应该给他加上一分。三十八岁的科长，之所以上你们那个夜校，还不是为了那张文凭？怪可怜的。”常锐说。“其实破文凭有什么用？”他不禁想起自己来：正经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到了S市不也只是在保险公司当一个小小的职员？
“有些东西是有它没有用，没它不行。”五年前是郭夏提出要来这个新兴的S市的。因为一来这离父亲比较近，二来这在当时的传说中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地方。可来了之后，不过是物价和工资作了一次同步调整而已。去开公司作买卖吧，没有资本不说，主要是没有背景。弄得常锐一副灰溜溜的样子。对此她常感内疚。“他跟我说的开篇词才有意思呢：郭老师，我有几个问题要问问你。咱们是不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谈一谈？亚园酒店怎么样？”她学S市人说普通话，实在是惟妙惟肖，连“一笑黄河清”的郭天谷也动容了。
郭天谷虽然今年已经七十二岁，但牙齿很好，胃口很好。吃得特别快，而且吃完就径自下桌去了。
深夜常锐还在阳台的躲椅上。
“不去睡？”郭夏关心地问。
“不。”回答是简短的。
郭夏走后，常锐又回到“伪睡眠”状态中。
几十年来，时尚变过来又变过去，可记录在常氏家族遗传密码上的进取心却没有变：它只是潜伏着、等待着、渴望着。
整整一夜，在常锐的耳边都响着各种资本在高速流动中发出的尖锐啸叫声。
郭天谷也没有睡。他的卧室就在阳台旁边，女儿女婿的对话听得相当清楚。他在黑暗中隔窗看着常锐。
你不要看他表面上似乎很平静，可我总是觉得他的内部有一种不安静的成分：他是一个银行家的儿子。以出身来决定一切虽然是不对的，但是出身也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必须设法控制这种成分的比例。当然不要超出自己的权限：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