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市市长会议室：
方市长是一个有一张典型南方人脸形的中年男子。他先是在G省作秘书长，后来到国务院经济改革办公室作副主任。当S市的经济改革一度陷入低潮时，北京把他派来了。“京官南下，必有作为。”当地的一批报纸这样评论。可没有多久，报界就对他失去了兴趣。而他似乎对成为一个新闻人物也没有太大的兴趣。
作为一个成功的领导人，即使不能操纵舆论，起码也不能被舆论所操纵。“舆论是民众的呼声，可呼声是不是就是民众内心真正所想的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当一个司机驾驶一辆载满乘客的车时，后面不停地有人说该向左拐、该向右拐，或者是该刹车、加速。然而作为一个合格的司机，他心里应该清楚怎么做才是对的。”这是他在一次小型的会议上的讲话，并且禁止与会者披露给报纸。
此刻他正约见市政府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董一。
“我有一种感觉：近来S市的经济似乎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全国的经济形势也不好。”
“我希望你能找到一个办法，刺激它一下。”董一是方市长从北京带来的干部，也是唯一一个——只有那些没有本事的领导人，才带很多属下到一个新单位去——董一有一个很好的经济头脑，虽然直到现在，他还不是党员。
“关于这个问题，我早在去年就提出过：企业没有活力，其主要原因就是资金不足。而解决的最好办法就是成立一个真正的股票市场。”股票市场S市一九八五年就有，可是因为没有动力，一直是不死不活的。
“用股票市场来吸取全市、以至全国的闲散资金是一个好办法。”
“然而我记得你当时在我的计划上是这样批的：不符合政策。暂不议。”
“请注意我用的这个‘暂’字。”方市长和董一之间起码在私下里没有上下级关系。对于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你只有“国士待之”，他才会“国士报之”。“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允许我这样作。”
“你考虑政治方面的事是太多了。”
“我的工作性质就决定了我必须这样做。同样一件事，在某些时候不能做，而在另一些时候却非做不行。这就是辩证法。”
“你报告中央了？”
“当然。这件事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我要你拿出一个具体的、可行的方案来。”
“我的方案都是具体的、可行的。”
“我顺便告诉你：马上就要开政协会了。我们议了一下，准备增补你为政协副主席。”
“我记得在一九八三年就对你说过：当把一部分知识分子驱逐进市场时，有一部分搞纯理论的知识分子必须留在市场外面。只有这样，才可以比较完全地保留他们对人类的关心。现在是一九九○年，我仍然是这个观点。并且把它推广到官场的范围内。”
“你的理论是矛盾的：现在你就是一个副局级干部。”
“我只有在职务有利于工作时才接受它。如果你真有一个空缺，那就把它给需要它的人吧。如果你是在因人设事，那就把它废除，从而减轻纳税人的负担。”
方市长递一支烟给董一。他是一个适量的吸烟者，从不超越安全的上限。“你就没有做过一件自己不想做的事？”
“不能这么说。但是我做事和你吸烟一样：把不愿做的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董一把“555”牌香烟堂而皇之地揣在自己的口袋内。
“我也仿效你这种形象思维的方法打一个比喻：你的脸上的五官，都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自由发展起来的，各自强调独立地位。而你的躯干却是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约束。”董一是一个小个子，可头却出奇地大。
“一个上乘的幽默。可我告诉你：我这是五短身材，按照相面理论，就是福相。另外从能量角度讲也是一个低耗高效的典范。”董一站起来。
“不用我给你批一些钱和人？”
“我认为一个竭力鼓吹‘小政府，大社会’的人是不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的。什么时候我们停止扩大机构了，事情就会好办得多。”
“我到刘科那去一趟。他搬家了，约我吃饭。”常锐对郭夏说。
“房子好吗？”
“不清楚。”常锐明明知道，可不愿意说。别人的成功往往是本人无能的反证。
“少喝一点酒。”郭夏嘱咐道。
大概只有极其得意和极其不得意的人才配听到这样的嘱咐。常锐心想。
常锐在路边招呼出租汽车。可司机们一听他说话，就表示不去华侨新村。他明白内中的理由：他们只喜欢拉外币持有者。而他一口普通话，一听就像是“内地人”。他忽然记起郭夏对他说过：如果你拿人民币坐出租，开始千万不要说话，先上去再说。
他依法炮制，果然很灵。
上车后他只和司机说了一句话，司机就探知他的底蕴，硬是走了三角形的两条边。他没有去争，因为争也没有用。更何况S市的方言三年来他只学会两句“这个多少钱？”和“厕所在什么地方？”S市的方言与普通话根本不是一个语系，有许多已经死亡的名词和动同在这里依然存在：比方此地不是说“七角一分”而是说“七毫一”。毫：银元的单位。他之所以不学，并不是学不会；他的英语说得极好，以至于不止一个人以为他是从国外回来的。而是不愿意学，普通话是国语。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一个人的身份。当然目前它似乎有没落的倾向：北京的年轻人在表示惊讶时，往往使用“哇”，这是标准的S市方言。而更使人悲哀的是一些从明清起就存在的老字号饭店，现在也改用“酒店”和“酒家”之类的了。
这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他按照司机开的价钱付账下车。“汉堡包”有什么好吃？“肯德基”又有什么好吃？可就是门庭若市。因为它们是美国的。S市是“特区”，有经济实力，于是它的文化就蚕食了伟大悠久的中原文化。
他取过明显不合理的报销凭证，暗自记下了车号。他对数字的记忆力特别强，几百个电话号码就和刻在他头脑里一样。将来有机会，我就写封信到他的公司。
走到拐弯处时，他又改变了主意，把单据扔到垃圾筒内。只有小人物的报复才是这种办法。
“你给常锐打一个电话，让他回来时到银行把我的工资取回来。”郭天谷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
“我不知道对您说了多少次：S市的银行是电脑化的，您的工资只要一到，它就自动存入您的账户。再说就您……”郭夏本来想说：就您那两个工资，取不取关系不大。父亲以前是十级干部，离休后变成九级，可总数不过三百元。而在S市即使是饭店洗碗的女工，每月也赚四百块钱。这话太伤人，故没有说。
“还是取回来好。”钱总是见见面才放心。当年在设立储蓄网点时，他竭力主张多设。有人以费用大反对他时说：“只要有利息，远一点人们也会去。”“如果你做这样一个假设：有一个银行的利息高，可是远。而另一个利息低而近，你会选择哪一个？肯定是近的那一个：既然钱不能放在家里，不能放到床底，那么只有放在一个离家近一些的地方才能放心。”实践证明他的理论是对的。“我劝你不要太相信电子计算机：那个东西也会出错。有一次邮局来算我的电话费，一看把我吓了一跳。”
“把三十元错写成三千元了不是？”郭夏截断父亲的话。这是一个听滥了的故事。“我给他打电话就是了。”
刘科是S市外贸局畜产科的科长。专门分管“牛”。所以常锐戏称他为“牛科长”。
此刻的刘宅从外表到内容呈现出严格意义上的焕然一新：
“分配给我的是三楼，可我偏偏要了这个底楼。”
“怎么？”常锐问。S市是亚热带气候，以潮湿著称全国。越高级的干部、越是有身份、有钱的人就越住得高，这已是真理。
“以前人们常说：热是大家的，而冷是自己的。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热、冷、潮湿都变成自己的了。”刘科带领常锐参观：地板是用方木支起来的，并且配备着抽湿机、空调机。整个房间的墙壁都是用若干种类似棉织品的材料贴过；地上铺的是土耳其地毯；墙角蹲着一个红木的黑人孩子像；过厅处是一个酒吧。一条纯种狗正在酣睡。这是那种“观赏狗”，一条就能值台电视机钱。拐弯处是一个能装一吨水的鱼缸，养的是名叫“龙吐珠”的鱼，这东西吃小鱼，而且必须是活鱼。
“你这东西挂倒了。”常锐指着墙上挂着的抽象派的大理石雕说。
“没有这个可能。我专门请教过美术家。”
“美术家也会出错。”常锐坐到真皮沙发上，“一切行头都是新的，只是人是旧的。”
刘科按动一个很小但很艺术的钮。“出来见见。”
他的妻子出来了。
常锐以前对她非常熟悉，而此刻不禁有“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之感？她做过大面积的整容。所谓大面积整容如果用房屋来打比喻的话，则为改造而不是装修。这个过程无疑是经过全面的勘测、设计，并考虑到身高、体重等有关因素后，由高级医生施行的。皮肤应该增加多少张力、鼻梁增加的高度、眼皮所割的深度……无一不恰到好处。他开始怀疑起遗传理论的正确性。当刘科花枝招展的女儿出来后，常锐不失时机地说了一句恭维话：“我真闹糊涂了：到底哪个是女儿了啊？”
刘夫人因为有人称赞她年轻笑了。
女儿因为有人称赞她已经长大而笑了。
刘科因为是这所有一切的创造者也笑了。
一片笑声后，多余的人退了下去。
“你是不是抢劫了银行？”常锐知道刘科有一些额外的收入：比如高级香烟，名酒等。他虽然只是一个科长，但是手中的权力相当大：所有进出口的牛羊统归他管，他说你的牛羊是什么级别，就是什么级别。而且“金口不开，开口不改。”这是因为牛羊的级别和人的级别、职务、职称一样，没有过硬度的指标，随意性极大。往往是一句话就能加减几万元钱。可眼前这一切，没有硬通货，光凭烟酒和人情是拿不下来。
“蛇有蛇路，鼠有鼠路。”刘科说。
“甭管蛇鼠，有路也给我指一条。”刘科有一种罕见的能力：在插队时，一下子就能找到最好的村庄；在上学时找到最好的学校和专业：然后又找到最好的——以目前的观点来说，也就是最实惠的工作。这是猎狗一般的直觉。
“您是知识分子，不像我是利禄场中俗人一个。”刘科从酒吧取过一瓶XO级的“人头马”白兰地，一下倒了一大杯。
“这种酒没有你这么喝的。”“人头马”白兰地是著名的法国酒。产于干邑地区。两次蒸馏后，分别放入新旧橡木桶中存放六年以上。
“我从来就是这么喝的。”
“有钱人愿意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常锐慢慢地转动着杯子，细细地品。此酒的价格在五百元之上，他还是第一次喝。“我哥哥告诉我：在香港只有他们社长请客时才会出现这种酒。如果是港方请客，那只有港督或者霍英东、包玉刚之流出现时才有。”他哥哥在香港新华社当处长。“这表示是‘红地毯’待遇。”
“你可以尽情地喝，临走时我还可以送你两瓶。”一个人如果富了，他就必定要夸富，否则这富的意义就丧失一半以上。
“你如果把这张桌子放到门口，会有什么结果？”作为朋友，常锐认为有些话必须说。
“放不住。”
“是的。钱和东西一样，应该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你如果非要把它们换一个地方，它们就会在外力作用下回归到原来的位置上去。当然人有些不同：他有选择的可能。这也正是最宝贵的。千万不要把它弄没了。”
“你是害怕我进监狱不是？我明白告诉你；我的钱来的虽然不完全合理，便完全合法。”
常锐用手支住下巴，盯住刘科。“合法合到什么程度？”他虽然不是外贸中的人，但是对其中的花招还是有所耳闻的：每年年初，经贸部、海关总署、中国银行要开一个会来“定盘子”，也就是说：确定一美元值多少人民币。比方说：一美元值七元人民币。那么你只要把七元人民币买来的东西卖一美元就行了。可是“老外”不知道这东西的实际价格，也许两个美元他也买。这样你就赚了一美元。可做买卖从理论上讲：有赚就有赔。赚谁赔谁，这其中大有讲究：你可以赚一个你不认识的英国人一万美元，而故意赔给一个与你很熟悉的香港商人八千美元。因为每年要发生几千起买卖，这种“赔法”在账面上是很难体现出来的。只要你总的是赚，就可以交代过去。你说那个香港商人能不“感谢”你吗？“有些东西从账上看不出来，但从别的方面就能看出来。”
“我要真是那样干，那谁也看不出来！我可以叫一个熟悉的外商以我的亲戚的名义给我汇一笔款子，然后我再偷偷地以化名汇回去。这样不管谁来查我，我都以这笔亲戚汇款来解释。”
“看样子我得离你远一些了。”常锐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为了让你放心，我告诉你实际情况：我的钱财是从股票来的。”
“股票？”常锐听说过S市开发银行在一九八五年发行过股票，不过没有多久就销声匿迹了。
“开发银行的股票是百元一张的，当时一些内部人士告诉我：你买吧，有赚没赔。我狠狠心就买了一千股。如今股票的面值最少也有二十万。分红就到手四万元。”刘科双指捻动，作出目前时髦的手势。
“这首先你得有十万块的资金。”
“我的公司在开发银行开户。他们是由几家城市信用社合并而成的，带有很大的民办色彩。所以为了吸引客户，可以让你分期付款。”
“你懂得股票是怎么一回事吗？”
“不懂。也不用懂。反正他们是不会让我赔的。”刘科很自信地说。
“如果有这等好事，你也给我买一些。”
“我听说他们最近还要发行，另外我还听说要开放股票市场。”
“你的消息确实？”常锐忽然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是遗传因子在起作用：我的父亲就是“炒股票”起家的。
“不确实。但是一有确实消息我一定告诉你。”
在听刘科叙述了一阵那只狗的家谱之后，常锐告辞。“我转送给他喝。”临走时常锐把刘科送的酒放在黑人雕像前。“顺便告诉你我的观感：你的全部家具就每一件而言都是杰出的，可组合出来的效果却极臭。”
方市长在他办公室的里间，不停地拨电话。
在中国办一件事是很难的，如果你是市长，依然很难，不过是另一个层次上的难。
“股份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私有制，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你要慎之又慎。”话筒里的声音苍老而清晰。
“我只想拿出几个中等企业作为试点，并不是大面积铺开。”方市长说。
“试点一般是由上面决定的。或者说你的所谓试点正好符合上面的意思。如果相悖的情况出现，就会变得很不妙。”
“我这里资金相当紧张。”
“解决资金紧张，目前全国有许多成功的经验。”
“可这些成功的经验在我这里都不成功。”方市长是一个不轻易改变自己看法的人。
“但是有人经验过。有人批示过。”授话人加重语气，“有律依律，无律比附。”
方市长沉默了好长时间。
“在关键的时刻，你应该听我的，这历史已经证明过。”
“是的。”历史确实已经证明过：一九七七年，一个在中央很负责的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中了方市长。当时他只是一个副处长。要提拔他到一个部去当秘书长。秘书长和办公室主任之类都是很容易继续提拔的岗位。可当时的政治形势很不明朗，他就去请教这位老者，老者告诉他：“你赶快称病。不管是脑血栓还是癌症。”“这有多不吉利。”职务对人是很大的诱惑，不容易摆脱。“如果你去上任，那将是更大的不吉利。”实践证实这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决策：在这个时代上去的干部，绝大部分没有好下场。
“政治不是经济。或者说经济是低级的政治。这个道理你要搞清楚。”老者虽然已经过了七十岁，可头脑相当清楚，“为什么有许多在战争年代非常杰出的干部，在和平年代就下去了？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只会打仗，不会搞政治。打仗时，你只要能看出一两步就可以了。而搞政治，你看不到五步之外，那你就是一个蹩脚的政治家。”
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经济在和政治冲突的时候，要服从于政治。方市长联想到。
“我已经老了，以后在很多地方还要靠你。所以我才这样说。”
“谢谢。”方市长放下电话。但是“开放股票市场”的念头却放不下。
常锐在开始几天，几乎每天都要致电刘科，打听股票的消息。
可是总没有消息。
他变得烦躁起来：“我记得你说马上就要开放股票市场的。”
“我只是说：有可能开放股票市场。‘马上开放股票市场’这种话只有市长书记才能说。”刘科感到很委屈，“不过我已经托人到开发银行去给你搞一些股票。有很大的可能搞到一两百般股。”
“一两百股有什么用？！我要的是股票市场。”常锐放下了电话。
他对股票是有相当研究的。这和他的家庭是分不开的；他的父亲常老先生以一个普通人的儿子，在上海的证券市场上买到了一个席位，而后用了十年时间，成为上海或者说是远东有名的证券经纪人。这是他整个家族的骄傲。
如果一个家族出了一个著名人物，后辈是不会把他忘记的。人总是有一种“寻根”倾向。在上中学时，他就反复阅读《上海的早晨》、《子夜》等文艺作品中有关股票的描述。但是这仅仅是文艺作品：描述未见得客观不说，而且不真切。于是他问父亲。常老先生却一句也不肯说：有些话是没有必要说的，尤其是没有必要对孩子说。
“文化大革命”击碎了父亲的形象。而重塑之时，他已经是一个二十岁的大人了；他代表父亲取回了“交代材料”。出于好奇他读了这些字体公整、经过装订、大约近百万字的交代材料。这其实就是一部近代中国证券史。
在父亲的督导下，他上大学时选择了物理。但是“股票”这东西像魔鬼一样地忠心地追随着他：一有空闲，他就到北京大学那座几乎无所不包的图书馆中去阅读有关“证券”的书籍材料。以至于一位经济学教授对他发生了兴趣，经过一番交谈后，教授说：“你的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几乎全部局限在证券方面，不过以你的聪慧和深厚的数学基础，转到我的系里，可能会有发展。”
他动了心。
常老先生再度出面干涉：“证券，尤其是股票，在中国是一种已经死去的东西。你何苦去研究它呢？”
“整个考古学都是在研究已经死去的东西。”
“他们之所以研究它，目的是为了让它复活。而股票是不会复活的。”
他没有能转系。这并不是因为常老先生的力量：三十岁的儿子是不会唯父命所是从的。而是因为体制的力量：学校明文规定不允许理科与文科的学生“串系”。
人的主观能动性其实是很小的。他沿着别人规划出来的路线，一直走到今天。
“我听常锐说他在寻找什么股票市场？”郭天谷在常锐不在家时间郭夏。
“我没有听说。”
“我对你说了多少次：要抓大事。”郭天谷的声音中威爱并存，“你知道什么是股票市场吗？”
“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郭夏说。在只有他们父女时，她是百无禁忌的。
“股票市场这种东西在中国是永远不会有的。如果有，就必定是黑市。在解放后，我曾经组织并且领导了取缔天津股票市场的工作。”郭天谷的眉毛微微抖动。
“股票和债券一样，同属于证券一类。现在既然有了债券，为什么不能有股票呢？您不要太古板了。”郭夏收拾提包，“眼下是改革的年代。”
“股票和股票市场不是一回事。在改革的年代，稍微发行一些股票，以增加工人的主人感，不是说不是一种可行的方式。但是股票市场一旦出现，就立刻变成另外一件事了。量变引起质变。股票市场是专门为了投机者而设立的。这你不懂。”
“我不懂，您找懂的人说去。再见。”郭夏顽皮地朝父亲摆摆手。
“我有一个主意：过几天，”董一说出一个著名人物的名字，“要来S市考察经济。这必定是一个庞大的团队，其中一定有经、计委和财政部的负责人。到时你找一个机会把你的想法与他说一说。如果他同意了，别人就不会不同意。如果他不同意，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你原本也不过是一个设想而已。”
“用这种越级的办法办事，很可能会得罪一些人。而这些人一定会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来报复你。用你们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透支。”
“他们或许同意你的意见，从而不来报复你；他们或许不同意你的意见，可因为是中央领导同意过的，而不敢报复你；或许想报复你，可是没有等到实行，他们就下了台或调了工作。所有的可能都是存在的。”
“而最大的可能就是我被他们狠狠地报复了一下，从而下了台。”方市长的决心已下，“你的方案搞出来了吗？”
“在我的电脑里面有十个方案。在我的头脑里还有十个。到时候你需要哪个，我就给你调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