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实际上是这样一种东西：当一个公司的股票上市之后，它的真实价值实际上与这个公司的经营情况没有直接的联系，或者说只有很小的联系：如果你的公司经营的好，每季度分红派息可能会多一些。但是在炒股票的人里，真正只想享受红利股息的，百人中不会超出三个，剩余的九十七人，都是想在买进卖出之中吃差价的。
股民的这种心理，使股票完全脱离了发行者本身，蜕变成另外一种东西：某种股票的价格上升或者下跌，完全取决于股民的行为：他们如果都想买进，股价就上升；如果都想卖出，股价就下跌。
就在辜梅借给常锐钱后的第一星期，股票的价格开始上升。它起初以每天百分之五的速度递增，然后又以每天百分之十的价格递增。
因为它增值，所以人们都想买。
因为人们都想买，所以它增值。
它们都是因，又都是果。
方市长、董一、常锐、刘科以及几乎所有的S市股民，都没有弄清楚股票的性质。
他们也不可能弄清楚，因为股票离他们实在是太遥远了。
他们只是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和参与股票交易。
“我们的证券交易所，比起东京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设备方面都差得很远。”董一陪同刚刚到达S市的日本野村证券公司的小岛参观S市的证券交易所。
前门被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只能从后门进入。
“一边是咸亨酒店般的落后设备，一边是热情的股民。这种景象我从事证券交易二十年的职业生涯中确实是第一次见到。”小岛与一般日本人不一样，身材有一米八○。他今年四十五岁，东京大学经济学博士，日本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都比较熟悉，尤其是对留学日本的鲁迅更容易产生亲近感。
“你能够帮助我们预测一下这个证券交易所的发展前景吗？”董一的岁数虽然比小岛大，但是表现得相当恭敬。
“目前还不能。我还需要研究一下。你能给我提供一些资料吗？”
“什么资料？”
“证券交易法。股票价格走势表。”
“我们对于证券交易还没有立法。至于股票价格走势表，目前还没有绘制。”
小岛笑笑：“你们有没有类似道·琼斯工业指数或恒生指数一类的股票统计表？”
所谓道·琼斯工业指数，是美国道·琼斯公司根据工商业指数、运输业指数、公用业指数、平均价格综合指数所编制的表明股票行市的平均数。它以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为基数，以后各期股票价格与它相比所得出的百分数就是当时的道·琼斯工业指数。
恒生指数是香港编制的，道理与道·琼斯工业指数同。
“没有。”董一惭愧了。
其实他根本用不着惭愧：从建国以来，中国所有的大学没有一个股票专业的毕业生。
“必须立法：如果从香港来一个大户，在你这里炒一阵股票后就走了，这将给你们这个新兴的股票市场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小岛曾经帮助几个第三世界国家建立过股票市场，对这些国家的法制、技术、设备的不完善见过多了。“另外必须编制一个能够反映股票价格的指数，否则政府将不能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干预。”
“我们没有经验，今后还需要您的多方指数。”
“相互指数。”
股票市场继续“牛市”。
开发银行开始给股东分红派息。他们的方式是：按每张股票的面值给百分之八的红息。如此计算，常锐手中的股票就将得到两万元。可银行方面为了继续吸引资金，让股东在现金和股票两项中挑选。一般人都选择股票：因为它们是按面值配给的。而此时开发银行的股票价值已经是面值的十倍以上。
这样计算下来，常锐手中的股票价值已经为他赚取了二十万元的利润。
除了投机外，没有任何实业和商业有这么大的利润。
开发银行在分红派息时所采用的是电脑方式。于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常锐从刘科处吃进的股票，当时没有过户，这也就是说：这些股票在开发银行的电脑记录上，还是属于刘科的。分红也只能分到刘科的名下。
“你最好给他打一个电话。”郭夏对丈夫说。
“不用。他迟早会给我的。”
郭夏没有再说什么。丈夫的话最近变得非常权威。
三天过去了，在这三天中，开发银行的股票又增值了百分之四十。
常锐忍不住了，终于拿起了电话。
“我当然要给你。明天我就去办手续。”刘科在电话中满口答应。
又是三天过去了。
“你是怎么搞的。”常锐发火了，“做生意不能如此没有信用！”
“我给你现金如何？”刘科在连声道歉后提出一个新建议。
“可以。”常锐此时正需要现金来还辜梅的钱。
“不过我计划按照六天前的面值给你。”
“你不计划按照发行时的面值给我？”常锐拼命压住火气。
“我当然不能这样做了。”
“我不要现金，我只要股票。”
“如果你非得要股票的话，按照三天前的价格折算给你。”
“就这样办。”常锐放下电话后，决定今后再也不与刘科打交道了。
“你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在常锐通话时，郭夏和郭天谷一直在静听。
“世界上的东西这个有价值，那个有价值，认清一个人的本质最有价值。他按照三天前的价格给我，至多是损失一个单位而已。”因为经常在股票市场里泡，常锐已经在日常用语里加入大量的“行话”。他所谓的一个单位就是一万元。
“看把你大方的。你一共才有几个单位啊？！”
常锐没有答话。股票市场的内部情况是异常复杂的，如果一个人不身在其中，是无法体会的：股票的过户必须出示身份证，如果刘科以出差或者别的任何理由拖延上一两星期，那么损失将以若干个单位来计算。“总而言之，这是我第一次成功的买卖。我想庆祝一下，不知道你们肯不肯赏光出席我在亚园酒店举行的晚宴？”
“我举双手赞成。”郭夏首先响应。她知道丈夫是非常辛苦的。劳力就不用说了：每天早晨六点就起身到证券交易所去了，有时直到深夜十一点才回来。午饭是时吃时不吃。劳心则更甚：股票的价格时升时降，买进什么，卖出什么，以人民币还是别的什么货币，凡此种种，在瞬息之间就是几千元以至几万元的进出。更何况这是自己的钱，责任尤其重大。
“您去吗？”常锐问岳父。
“爸爸当然去。莫非你不欢迎？”郭夏抢先答道。
郭天谷本来是不想去的，可既然女儿已经这样说，也就只好去了。
“康定也去。”常锐打了一个电话叫了一部出租汽车后又说。
“我去打扮打扮。”康定高兴的跳了起来。十八岁还属于一个不能掩饰自己情绪的年龄。
“这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呵！”在等出租汽车时郭夏说。
“我在农村插队时，曾经干过一阵副业，给人建房。我有这样一个体会：房主如果给你吃玉米面，你就会采用玉米面的干法；如果给你吃白面，你就会采用白面的干法。有的事情，你表面上看是浪费，而实际上是节约。”常锐知道无法“动之以情”就只好“晓之以理”。
他们在出租汽车里很等了一会儿，康定才出来。
她因为晚上在一些小饭店兼职，收入大大地增加了，所以置办了不少衣服。可又没有机会穿，今天好不容易找到机会，左挑右挑，一时间很难取舍。“耽误你们的时间了。”她在使用刚刚学来的客套。
“快进来。”郭夏不耐烦地说。
康定一进入汽车，一股浓烈的香水味就弥漫整个车厢。
“你使用的是什么香水？”郭夏边开窗边问。
“我买的。”康定坦然地回答。
“这明明是我的法国‘蝴蝶夫人’牌香水。要三百元一瓶，你一个保姆怎么会舍得买？”郭夏的神态相当严厉。
“就是我买的嘛！”
郭夏还想说，可常锐拉拉她的胳膊。
为了工作方便，小岛就下榻于证券交易所旁边的一座不上星级的饭店。他是一个负责的顾问，每天像常锐一样呆在交易所中。每星期都提交一份报告给董一。董一再根据自己的观察，写一份综合报告给方市长。
“我认为咱们市场应该再对股票市场进行投资，改变它的设备落后状况。”
“这是你的意见，还是小岛的意见？”方市长问董一。
“我的意见如何？小岛的意见又当如何？”
“如果是小岛的意见，我认为是很正常的。用通俗的话说：他是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如果是你的意见，就只能证明你的水平低。”
董一疑惑地看着方市长。
“我们好不容易才争取到开办证券交易所的权力。如果你把它建设成一个相当现代化的场所，那么必然遭到一系列的责难、检查、诽谤、中伤。所有这些叠加在一起，无疑会毁掉这个新生事物。”
“可一个孤立的系统运转起来是很不稳定的。应该把它纳人全球的系统中。”
“‘凡事欲速则不达’。而且这样做有涉意识形态。凡是有涉意识形态的必须谨慎。”
“中央不是一直号召改革开放吗？”董一不以为然地说。
“中央是这样说，但是你必须考虑到各级干部的水平。”
“只要最高级领导同意了，下级反对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好比你执意干一件事情，我即使是拼命反对，也没什么作用。”
“我是不会执意干任何事的。即使是一个独裁者，最后也要依靠大多数人的意见。”方市长没有告诉董一，就是为了这个小小的、简陋的、孤立的股票市场，他已经受到相当大的压力，“暂时先这么着，以后看情况再说。”
有许多人在和常锐打招呼。
“你经常在这吃饭！”郭天谷问。
“是的。”常锐说的既真实也不真实：从他做股票生意开始，确实每天在这“吃饭”，不过只是买一杯饮料，从头到尾喝上两小时，然后再到门外买一盒盒饭，狼吞虎咽地吃完再回家。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信息是在这里产生，同时也在这里汇聚。如今不同了，他翻开菜谱，在已经看了无数遍的菜系中，点了若干高档的。
“我提议为常锐干一杯。”郭夏举起杯，“因为他为这个家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你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常锐双手捧杯，“不过我有一个附议：应该全家干一杯。”
郭天谷也举起酒杯。即使再古板、再教条的人，也不会在这个时刻扫兴。虽然他反对做股票买卖。
康定也试图加入这个行列，但是被郭夏的严厉的眼神给禁止了。
“我再和保姆同志干一杯。”人在自身被充分肯定时，总会有“兼济天下”的胸怀，并且试图“普天同庆”。
“如果你以另外一个题目和她干杯，我不反对。”郭夏转对康定说：“但你永远不是这个家庭的一员。”
康定没有吱声。这是非常明智之举。
“你一共赚了多少钱？”郭天谷以前从来没有提过类似问题。
“账面上大概是二十万的样子。”
郭天谷惊讶了：二十万，这几乎是厅局地市师级干部两辈子的工资。“你纳税了没有？”这句问话是出自下意识的。
“没有。我这二十万，只是账面的价值。如果按照股票的面值计算，不过是一万的样子。”
“即使是一万也应该纳税。”
“如果我出卖股票的话，就确实应该去纳税。”常锐的话说得相当婉转。
“他说得有道理：如果他不出卖股票，那么只能说是他购买了价值一万元的东西。这从法律上也是站得住脚的。”
“你们如果不出卖，那么所谓的二十万就永远是镜花水月。”
“出卖是要出卖的。不过出卖的方式有很多：比方私下转让之类的。这样子在银行的电脑记录上将没有任何踪迹。”
“很可惜，你的法律知识都用在这些方面了。”郭天谷对女儿说这话时想：曾几何时，她还是一个坚持原则的孩子，金钱腐蚀人的力量确实大。不过没有人和钱有仇，既然政策和法律允许他们赚钱，那就让他们赚去好了。
常锐回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给父亲打电话，二十一点正是一天之中父亲精神的最佳时刻。“我赚了二十万。”他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这。
“我听上去就像是你赚了二千万似的。”父亲嘲笑道。
“可二十万毕竟是我原来四辈子的工资啊！”
“在股票市场，不能以某个时刻的成败来计算。必须在你退出交易时，你才有资格说你赚了多少。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那时你还活着。”
“我是不会赔的。我有理智，有头脑。”常锐不服。
“谁没有理智，没有头脑？你能看见的好处，别人也能看见。而竞争的结果会把好处全部给抵消。”
常锐渐渐地冷静下来：“您能给我一些指教吗？”
“假设有十个人上了股票市场，其中最少有七个人赔钱，两个人不赔也不赚。真正赚钱的人只有一个。”
“照您这么说，股票市场上早就没有人了。”
“你不要打断我的话！”父亲不高兴了。
“是的。”
“那七个赔钱的人不甘心，还要留在股票市场滚，试图赚回来。那两个不赔也不赚的人，搞了半天，还是不赔也不赚。唯一真正赚钱的那个人还要在股票市场上乘胜追击，因为他已经尝过赚钱的甜头了。”
“我就是真正赚钱的那一个人。”
“你误会了我的意思：在股票市场上没有人是永远赚钱的：赔钱、不赔也不赚、真正赚钱这三者之间是经常相互转换的。”
常锐没有再说什么。他知道只有如此，才能使父亲高兴。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上股票市场的资格的。在这个地方，你必须受宠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你去读读《曾国藩家书》，这对你做人做事做股票生意都有帮助。”
曾国藩和股票有什么关系？常锐偷偷一笑。
“最后我告诉你：看大方向赚大钱，看方向赚小钱。而且你不要想在最低点买进，在最高点卖出。你要留一部分钱让别人去赚。”
“您能不能来我这里看看股票市场？”常锐感觉到父亲将要放下电话。
“我不看。我看过太多的股票市场了，早已经腻烦了。我现在只读《佛经》和《易经》，被你拉着说这一番话，红尘污染，最少坏我九年的德行。”父亲放下电话。
“你把香水拿出来我看看。”郭夏说这话时，满脸不屑的神情。她已经认定：一个保姆有香水已属不正常，更不会有法国香水。
“我不想给你看。”康定站在她的小房门口，不肯打开门。
“我偏偏要看。”
“我有权利保住我的……”康定本来想说：保护自己的隐私。保姆们自有她们的联合会、她们的沙龙，在那里她们相互学习交流，一同提高。可此刻她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还是觉得“隐私”这个词不顺口，竟没有说出来。
“保住你的什么啊？”
康定一着急就更说不出来了。
“你有你的权利，我也有我的权利。”郭夏推开康定，“我今天非要你拿出不可。”
康定不肯动，可郭夏坚持让她拿出来。女人与女人之间的争斗与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很不相同：她们很有“追究寇”的精神，不会因为理智之类的原因，做丝毫的退让。相持。
“你非得要看我就让你看。”康定来S市虽然将近一年了，可康定地区山民的野性依然在她的骨髓里沸腾。她从皮带上一把扯下钥匙，使劲打开箱子，“你看！你看！我让你看个够！”
箱子里各色时髦的女性物品应有尽有：仅香水一项就有：一千零一夜、千媚百态、夜间飞行等四五种。另外还有假乳假发等。
郭夏一下子就说不出话来了。可她不肯认输，固执地往深处翻着，“你从哪里来的这么许多钱？”
“我挣来的。”康定说这话时特别自豪。这钱确实是她挣来的；她在两个小饭店中做洗碗工，每月的工资接近千元。
郭夏翻到一封信，她刚要看，康定就夺了过去，“这你不能看。”
“不看就不看。”郭夏知道这确实属于隐私。
“这是什么？”等箱子里面的东西翻得差不多时，郭夏终于抓住了把柄：一盒女性的和一盒男性的避孕用具。
康定的脸顿时涨得通红。
“你倒是说啊？！”
康定没有话说：她希望解放，追求解放，正是因为这，她才离乡背景，千里迢迢来到S市。可一旦遇到正经问题，她的解放精神就显得大大地不够了。
郭夏又从康定的手里拿过信来。这次她没有反抗。
“你听听。”郭夏对刚刚进来的常锐说，“我来S市，是到我的表哥家。我的表哥是一个公司经理，他平时不是去美国就是去日本。很少在家。我的表嫂是一个律师，每天忙着打官司，一个星期才回来一次。我的任务就是给他们看家。”她越读声音越大，“这个家里有录像机、电视机、空调机、电话机……所有这些东西都随我用。我平时闲得无聊，就读读英文。以后有机会，就到亚园酒店去做公共关系小姐。”她空过一段描写S市风景的没有读，“如果你有机会，请到S市来，我可以供你吃住。你亲爱的。”
郭夏刚读到这，康定一把抢过信来，三下两下就撕得粉碎。
“你再看看这个。”郭夏又把避孕用具扔给常锐。
“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康定哭着把东西往箱子里扔，“你们这是欺负人。我要到法院去告你！”
“你就上国际法庭去告，我也不怕你。”
康定背靠箱子，一副要拼了的样子，胸脯一起一伏，活像一座要爆炸的锅炉。
“你不要这样。如果你还要闹的话，我只好解除合同了。”常锐知道此刻必须出面，否则后果不可收拾。
康定一下子软了下去。
常锐拉着妻子出了屋。
郭天谷无动于衷地在看电视。
深夜。
“以前我们家的老保姆就从来不是这个样子。她对待我就像对她的孩子。”郭夏的余怒未消。
“她属于一个过去的时代。”在常锐和郭夏结婚时，老保姆尚在世。她年轻时就守寡，一九五一年起就在郭家当保姆，几十年来相濡以沫，确实是“一家人”。
“我就没有见过这样的小棍蛋！”
“你对老保姆以一家人看，她也就以一家人看你。而康定本来就没有打算在这个家里呆一辈子。雇佣劳动就一定会产生雇佣思想。我不止一次对你说过：保姆贪污一些菜钱、一些日常用品钱，都属于正常消耗。你必须认可。可你就是不听，自己给自己找气受。”
“贪污一些钱是一回事，在我的家里和野男人睡觉又是一回事。我绝不允许她玷污咱们家。”
“咱们家又不是圣地，有什么玷污不玷污的。睡觉吧。”
“我发现她比较听你的话，这是为什么？”
“在激化矛盾方面，你确实是一把好手，而解决矛盾你就不如我了：康定之所以在这个家里干，不是为了这区区几十元工钱；她在饭店里赚的钱，十倍于此。她为的是在S市有一个落脚之地。如果咱们不用她了，她就必须在外面找一个地方住。而那些地方是每次公安局清查的重点。没有S市户口的人连一个星期也呆不住，就会被遣返回去。这是主要矛盾，抓住了，其余的就会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