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六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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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市股票市场以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繁荣起来:大学教授、政府的高级、中级和低级官员,一般工人,个体户,以至于保姆都参加到股票生意中去了。“重要的是参与”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口号用到这是很合适的。一句话:买卖股票已经由少数人的行为演化成一场人民战争。

    有一天晚上,康定没有回家。次日中午回来时,兴冲冲地拿给常锐五十股开发银行的股票:“我排了一夜的队,也没有买到股票,可出来时在门口有一个人让给我五十股。”

    “什么价钱?”

    “二百五十元。”

    “你够有钱的。”常锐仔细地端详着股票。

    “我是找一些战友借的。”

    常锐没有笑出声:在S市的保姆群中流行着“战友”这个称呼。世界就是这样的奇怪:在某些人群中过时的,在另外一些人中却极时髦。“利息是多少?”如今已经没有白借的现象了,即使是在“战友”中。

    “百分之二十五。”

    常锐吓了一跳:“你知道股票是怎么一回事吗?”

    “不知道。大概和国库券差不多吧。反正你们买我也买。”

    “和国库券可太不一样了。国库券是债券。”他一想这话过于深奥,就又解释道:“国库券是国家找你借钱后给你的一种凭证,国家是不会赖账的,它到时就会还你。而且还有利息。股票就不一样了:那是别人在做生意,你入伙后,它们给你的一种凭证。它们永远不还本,它们只付红利,如果亏了本,就连红利也不给了。”

    “它们不就是国家吗?”

    “它们只是一个团体。”

    “团体不就是国家吗?”

    常锐摇摇头:很难对康定解释清楚集体和国家之间的区别。

    “股票不是可以买卖吗?”

    “如果这家开发银行破了产,那么它们将一钱不值。”股票收入之所以高,就是因为与证券和银行存款相比,股票有很大的风险性:企业经营失败,股票持有人就可能丧失失利。商品经济的原则就是利益与风险成正比。这一点为世人所理解恐怕要有一个很长的过程。他把股票还给康定:“我奉劝你:买了这次之后就不要去买了。别的不说,光利息一项,就能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他已经发现其中有一张股票是假的,但是没有说。发表坏消息本身就是坏事情。

    “我爸爸说他也要买一些股票。”在晚上睡觉时,郭夏说。

    “你爸爸买股票?!”常锐的惊讶状就像一个物理学家看见一台永动机在运转。

    “我爸爸难道就不能买?”

    “能!能!”常锐连声说,“他有多少钱?”

    “大约有一万的样子。”

    “买什么股票?”

    “哪一种股票能赚钱?”

    “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问题。”常锐笑了,“你真是白给我当了这么长时间的老婆了。”

    “好像给你当老婆是一个高级职位似的。”

    “这主要要看你的投资目的和资金来源而定:如果你想赚大钱,就去买那些风险大利润也大的股票,比如中山公司的。如果你只想赚小钱,那么就去买那些风险小利润也小的股票,比如亚园酒店的。前一种很难掌握,所以用自己积蓄买卖股票的人一般都做后一种。”

    “咱们可以将风险大的和风险小的搭配买。”

    “这样做的结果等于零。”

    “你还想当职业的股票经纪人呢,连这个问题也回答不出来。”

    “全世界所有的股票专家,所有的股票经纪人,没有一个能回答出你这个问题的。”

    郭夏并没告诉丈夫:动用父亲的钱作股票买卖其实是她自己的主意,因为郭天谷的存款就在她的手里掌握着。她想替父亲赚几个钱,好让他的晚年过得舒适一些。

    小岛在证券交易所与常锐相识。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两个人都会讲英文。

    有人在抛售中山公司的股票,一共是两万股。

    这在S市证券交易所是大举动,股票行情立刻看跌。

    “你能不能帮助我去问问这个人此刻是什么感想?”小岛指指一个美丽得使人难以忘记的女人,“我前天亲眼看她买了一千四百股中山公司的股票。可已经是连续三天下跌了,这也就是说:她的两万余元顷刻之间化为乌有。”

    常锐走到股票行情牌前问这位女士。

    “没有什么感想。”她很坦然地回答,“炒股票嘛!”

    这话常锐听上去就和“赌博嘛”一样。“你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哪里的都有。”她回答了他这个很不礼貌的问题,“有我自己的积蓄,也有和朋友借的。我还把我的电视机……”说到这她突然打住,扭头走了。

    常锐把这话翻译给小岛听。市里本来给他配备了一个翻译,可这个刚刚从上海外语学院毕业的大学生,英语虽然不错,但对证券交易的知识几乎等于零。小岛很不满意,所以每有疑难都求助于常锐。

    “这是一个深刻的变化:S市的股民的投资行为已经从部分投资,也就是用自己的余钱,过渡到全额投资,也就是用自己全部的钱,进一步到了借贷投资的阶段。”小岛总结道。

    在这时,方市长、董一和马副主任出现了。

    只有董一给了小岛一个淡淡的招呼,方市长一副不认识他的样子。

    “哎,老哥们儿。”有人重重地拍了一下常锐的肩膀。

    他扭头一看是刘科。“嗷。”常锐在心里说,“谁和你是哥们儿!”

    刘科不在乎这种冷淡:“我刚刚从日本考察证券交易回来。”

    “你和证券有什么关系?”

    “据说要成立一个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

    “你要到那里工作?”

    刘科神秘地点点头。

    常锐把小岛介绍给刘科。他对他这种无孔不入的本领再一次地感到惊讶。

    刘科用日语和小岛对了几句。然后互相鞠躬,交换名片。

    “你在什么地方学的日语?”

    “就是这次在日本,只会几句。”刘科得意地笑笑,“顺便告诉你:我准备把你以前还给我的股票退给你,如果你要钱的话也行。”

    “不用了。”常锐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回答。如果仔细分析他的潜意识深处,大概是这样的逻辑:刘科既然要到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工作,日后一定会用得着。而且他既然认了错,就不必没完没了。

    “我得跟他们去了。”刘科指指正皱眉擦汗的马副主任一行。“改日细谈。”

    有许多人在证券交易所外面不远的地方进行“场外交易”。

    所谓的场外交易是这样一回事:如果你在证券交易所内进行交易,那你就必须付给证券交易所百分之一的手续费。可如果你进行场外交易,就可以省下这笔费用。这也就是说:场外交易是黑市。

    不过做这种黑市交易也是很危险的;有人买了一百股亚园酒店的股票,回到家一看,才发现后面的那个“0”是后加上去的。白白吃了一个哑巴亏。更有甚者:卖出一张假股票,而到手的钱是假港币:典型的“黑吃黑”。

    “这就是著名的黑市。”刘科对马副主任耳语道。

    马副主任没有任何表示。

    “我认为炒股票实际上是一种赌博:你以你的勇气、智慧、学识,以你的长期积蓄、妻子的钱、父母的钱,甚至不惜用老丈人的钱,去做‘某年某月某日某种股票的价格是上升还是下降’这一主题打赌。”常锐说。

    “你对股票的性质有着深刻的理解。与押宝、麻将不同的是:这里是合法的赌场。”小岛递给常锐一筒啤酒,“人性好赌,这是不可以改变的。一个人可能因为所受到的教育、所处的经济和政治环境、所接触的人而不去赌,但是只要其中的一项或者几项改变,在他内心深处的‘赌性’就会被焕发出来,而且往往是一发而不可收。重要的是在管理人性的同时,给它一个合适的去处,而不是去压抑人性。”

    “既然股票市场能够筹集资金,活跃经济,我就认为它是一个合适的去处。”

    “合适不合适是相对而言的。像这种持续过热不是好现象。”

    “应该加以控制。”

    “不,应该加以引导。市场是不可以控制的,它有着自己的规律。”小岛纠正道,“我以为你可以做一个职业的股票经纪人,如果有一大批这样的经纪人,可以减少股民投资的盲目性。”

    “我个人认为:你们这里的证券交易已经到了必须加以整顿的时候了。”马副主任在他下榻的宾馆对方市长说。

    “我们正在研究整顿。”

    “我已经是第二次向你们提出:必须成立一个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

    “我们有一个类似的机会。”方市长解释道。

    “那是一个研究机构,而我要你们成立的是管理机构。就这么定了。”多年身居高位,使马副主任的话具有不可抗拒的权威性。

    “可编制怎么解决?”方市长主导思想一直是“小政府,大社会”。

    “你为官三十年,犹是书生。”马副主任往后一仰。“可以先抽调一批干部,建立一个临时机构,等到了合适的机会,再报批一下。”

    方市长默认。

    “我这里有一个干部挺合适的。他在外贸局作科长,叫刘科。”

    “我想办法把他要来。”

    “我只是推荐而已,你可以自己考察一下。”马副主任打开电视,“你们这的香港台是几频道?”

    “我不太清楚,叫服务员来给您调。”方市长借机退出。

    小岛的话多少触动了常锐的心:“我想我如果辞职去当职业的股票经纪人,效果恐怕会更好一些。”吃晚饭时他说。

    “你不要以为钱就是一切。”郭天谷说。

    “我从来就没有以为过钱就是一切。一切是所有东西的总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一切。”常锐自己斟了一杯“马爹利”。他近来一直在喝这种酒。“不过钱是好东西。它虽然买不来健康,买不来友谊、爱情,但是它起码给你以自由。”因为成功,他近来变得非常自信。

    “没有绝对的自由。”

    “我说的是一定程度上的自由。这也就是说:你有了钱,就有了选择的可能。”常锐一口把酒喝干:他想说这句话起码有二十年了。

    “你丈夫目前的行为倾向是非常危险的。”第二天郭天谷对女儿说。

    “有多危险?”郭夏笑问。

    “你做为他的妻子,有责任提醒他。毛主席说过: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更何况他不过是赚到几个钱而已。”

    “一定办。”郭夏敷衍道。

    “自从你发了财之后,我无论在单位还是在其它地方都很少能见到你了。”辜梅把常锐让进客厅。

    “不敢说发财,大姐面前就更不敢说。”常锐坐定之后掏出一个信封。给人钱时切记不可“裸体”。“我用你的钱赚了不少钱,于情于理都应该意思一下。”

    “你这意思是什么!”

    “说出来就不好意思了。”

    “一定是情书。”辜梅笑着说。

    “只比那低级了一小点。”

    “那么就是感谢信了?”

    “比那个要高级。是钱。”

    “你的等级图和我的不一样。在我的图上,钱是最没有价值的。不过我总是这么一厢情愿,以至一厢情愿了二十年。”辜梅似笑非笑。

    “你如果想把你的钱翻上几番,我可以协助你。”常锐不愿意继续谈论感情世界中的问题,对于他,那里是一个陌生的领域。

    “如果你翻到翻不起来时,我也可以协助你。”

    “我说的是真话。”

    “我说的也是:股票市场的风波险恶,你刚刚涉足其中,可能还不知道。你就像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以为天空总是蔚蓝色、大地总是布满鲜花,迎面而来的总是白马王子。只有当你到了我这个年纪,才知道什么是人生。”

    常锐本来想说:股票是股票,人生是人生。可转念一想:女人的思维方式永远和男人不一样,所以永远不要试图去说服她们。换句话说:正是这种不一样,才造就了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

    辜梅看常锐有要走的意图,就接着往下说:“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日,香港的股市就和疯了一样,狂泄一千一百多点。我说的是恒生指数,你懂吗?”

    “当然懂。我几乎是一个职业的股票经纪人。”

    “懂就好。这一场浩劫,使香港损失了三千八百亿港元。这也就是说:香港八十万持股者,每人损失五十万港元。”

    “香港的股票市场是香港的股票市场,大陆的股票市场是大陆的股票市场,这其中有着本质的区别:S市的股票市场,是改革的一个试点,没有人会让它垮台。”

    “可股票市场却永远是股票市场。”

    “你很善于抓住问题的关键。”常锐不愿意继续讨论,“可你是从什么地方得到这么多的股票知识的呢?”

    “一九八八年和一九八九年我就在香港。我亲眼看到那里的职业股票经纪人跳楼自杀。”她特别强调“职业股票经纪人”这个词组。“我也亲眼看到我父亲在损失了一千万港元后的种种神态和心态。”

    “我给你录像吧?”常锐看到桌子下有一台“M7”摄像机,就拿起摆弄。

    “不要。”辜梅下意识地用手挡住脸。

    “你怎么这么害怕录像?”常锐奇怪了。

    “不是害怕。”辜梅放下手。

    “我特别喜欢摄像机,过几天一定调拨一些钱买一台。”

    “你要是喜欢,就拿去玩吧。”辜梅没有告诉他自己之所以讨厌录像的原因:M7是高分辨率的摄像机,如果在室内用它录像后,在大屏幕中一放,眼睛旁边的鱼尾纹看得清清楚楚,别的就更不用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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