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连续不断地买入下，通化东宝股价从13—14元一线迅速上升至16——18元。这时我手中大约还有1亿资金可用，当时我以为做到20元应该没有问题。
实际上，1994年国庆以后，并没有出现市场所期望的“第五浪”，沪市迅速地从千点之上向下滑落。我却像鸵鸟似地只看自己的股票，认为凭实力就能打上去。实际上周围有人在18元以上出货后提醒我减磅。但我一看20元以上抛压很轻，一心想再创奇迹，一鼓作气做到20元以上。
但危机终于又发生了。当我从20元以上想强行冲击22元时，四面八方抛盘铺天盖地而来，我也像发疯似地一路狂扫，但终于红马夹在电话中说：“资金全部用完，公司不让买了，马先生，20元以上还买进干什么呢？”我无言以对，只能听任股价下跌。因为一旦大接盘没有了，股价很快跌至18元一线，我想减磅也已经没有机会了。
由于大盘是从333点起涨至千点以上再度回落，所以几无反弹，而且这时主力资金己经逐步往新的投机性更强的品种——国债期货上转移，所以股市资金不断抽出，成交日见稀少，原先不少跟风大户，也逐步转入国债期货的新战场去了。加上时近年底，各机构在8——10月份行情中已经赚得盆满钵溢，急于结帐，资金也不肯出借了。这让我又一次陷入大把筹码被套无法出局的困境。
由于当初是万国证券营业部与张总公司出面签合同，具体操作的事由我受托，所以在上半年筹码转出去融资托盘时，万国知道后，只是通知医药股份张总，他闻讯到沪后我陪他到几家合作单位一谈，很是满意，并表示要长期合作，赚钱了皆大欢喜。一旦被套资金出不来，话就不那么好说了。
医药股份老总按合同找到万国，万国说筹码不在我们公司，他说要按合同追究万国疏于监管，万国说你们同意之后默认的。于是大家不欢而散。
双方终于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坐下来了。按中国的惯例，我的个人身份较敏感，因此自然而然地首先有人会问：“他在里面赚了多少钱？”好在我这个人钱看得不重，实际上这一年来确确实实是在为他人打工，而且把自己的老本也一起输在里面，股价下跌时，自己的股票也没有想到抛一股，回此深得万国与医药股份老总的信任。
我很庆幸自己没有找错合作对像。迄今为止，我对于自己性格偏激、操作失误给他们二位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有着深深的歉意。
1994年底，除亲朋好友个人委托我运作的少量资金之外，过去手中的全部筹码己被冻结，而且还不知如何了结。我精神上也沮丧到了极点，但好在我对生活要求本来不高，有市中心的三室一厅住，也留了几十万生活费在家里作为退路。因此我那时自嘲说；“我目前大概是上海最穷的富人，最富的穷人。”
股票是不能做了，但证券公司还是天天去，富丽华的操作室已经退掉，大家一起挤在万国证券的大户室里。有一天我对经理小贺说：“贺总，是不是允许我看看行情。”因为与小贺交往多年，彼此很熟了，她一如往昔大大咧咧的口吻说：“马先生，你还看什么行情呢？你手里这点钱赚了付利息的利息还不够呢！”她又好奇地问我说：“你原来是几千万大户，现在一下子没有钱，还碰上这么大的事，我看你与从前也差不多，还是很乐观的么。”我淡然一笑：“股市里的输赢并不影响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几千万我也是这样生活，现在股市里一分钱没有，我还是这样生活。你还记得我去年高峰时讲的话么：人的钞票有多有少，水平、地位有高有低，但人格上都是平等的，而且人的快乐与否与金钱无关。”
话虽如此说，但内心还是渴望能早日走出低谷，不说再铸辉煌，至少不像现在这样狼狈。但到底何时才能走出低谷呢？我心中充满了迷茫。
说来还不由人不信，到1995年秋天，转机还真的来临了。我手头可供运作的资金又到了千万元以上。其中一笔是原来有一家本地上市公司在1994年与万国签了2年合同，也是由我运作的。与张总他们合作失败后这部分资金就不让我动了。但到了秋天，这批资金解冻了。他们对我说：“反正是你介绍来的，也一直是你在运作，你带到别处去做，以后由你们公司还给他们算了。”
还有一笔是在以前用过的账号中发现有一些没有抛掉的股票。原来做庄出货时大笔大笔往上挂，全部挂出去后，不等于全部成交了，由于资金量大，往往将总资金汇拢差不多就算了，根本不可能一张张去查交割单（我以前做股票一直是不要交割单的）这样事后一个个账号清点，多多少少总会有一些存底货。我内心感叹：“天不亡我。”小贺也说：“还是你们做大户好，扫扫仓库还会有这么多货。”
于是我拿着这些存底货又找了几家公司融资。因为1995年除了在“暂停国债期货交易”后暴涨3天，又被“1995年扩容50亿”压下来后，股市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一蹑不振。券商日子一不好过，又祭起了“透支”的法宝，于是我手上可以动用的资金又到了二三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