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觉如果能够在十一月份有良好的绩效表现，或许就可以保住大部分的投资人。到了十一月二日星期五下午三点半时，我再也忍不住了。在那个星期中，我和亚伯特·贝克渥(AlbertBackward)、伯纳李·巴福(BernardLeBuffoon)、海默·谢斯可夫(HelmutScheisskopf)以及皮耶·莫德(PierreTeteduMerde)等几位最重要，也是平常最支持我的客户见面。现在我的时间被分割得零零散散的。我以前为自己的资金操作时，从来不在营业日晚间出门，而那场在周一于鲁提斯餐厅举行的餐会，以及十月份以来和客户的密集会谈简直把我累坏了。我整个白天都投入史坦普期指的交易，并且在那周之中赚了十万美元，但以我所承受到的压力来看，这种获利根本算不了什么。在十一月二日的早上我收到一封由乔治·葛兰诺里斯(GeorgesGrenouilles)从日内瓦发来的传真，里面只写着：
请惠予协助将本人于沙伯林纳海外基金中之持分赎回。万分感谢。
其实有两个投资人在十月份就已经通知我，准备赎回他们的基金持分，但是他们都有其他的理由。这封传真代表的是第一个因为对我的投资绩效不满而决定赎回基金持分的投资人。
我好像要病倒了
我累得倒在沙发里，连起身看市场收盘状况的力气都没有，只想好好睡一觉，但是我的一位老朋友麦克·施密斯(MikeSchmeiss)正要前来拜访我。麦克打算要经营自己的基金公司，所以想向我寻求一些建议。当他在五点半到达时，我告诉他我之前是如何募集资金的，并且让他看一看我在过去一年中的操作绩效，当他准备离开时，我对他说：“利用他人的资金是你想要赚大钱的不二法门，但是这其中也有一些难以避免的坏处。每个人都在身后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而永远没有一个人会对你的绩效感到满意。他们总是不断打电话来问东问西的，‘我的资金操作得怎么样啦?’不管你对他们说什么都没有用。他们总是贪得无厌。”
到了周末，我一直睡到上午十一点才起床。奥黛莉已经带孩子们去参观一个书展了，而我则打算中午去那里和他们会合，但是我一点力气都没有，觉得自己好像快要因感冒而病倒了。我知道必须努力对抗病魔，因为我根本没有时间生病，有太多事情要做。我得补画技术图，计算各项技术指标，并且想好星期一要采取的操作策略。
当我到达书展现场时，气温上升到暖和的华氏七十五度，但我却热得满身大汗。在我走进会场，我觉得头晕，而且痛得不得了，几乎没有办法继续迈出脚步。这个书展当中到处都是老师和阖家光临的人潮，里面一点空调都没有，一大堆小孩在我四周奔跑、嬉戏、推挤、尖叫着。我不知道是否有力气走上阶梯。这些年以来，我的体重已经增加到二八磅，比在陆战队时苗条那付而结实的体型重了二十三磅，我现在可是清清楚楚地感受到每一磅肉在我身上所造成的负担。
奥黛莉和我在那天接下来的时间里等于是在出差，晚上我们到六十八街的戏院去看一部名为“ReversalofFortune”的电影。戏院里的空气令人窒息。在戏院大厅里有一个写着因为岁修关掉空调，并向观众道歉的告示牌。在等电影开演的时候，我就已经汗流浃背。或许我应该在看到电影看板时，就推算出进了戏院会遇到的状况，可是我已经病得没有办法去做任何联想了。奥黛莉想带我回家，但是我并不想照做。“算了吧!”我说：“我们已经付了电影票钱了。我能挺得住。我很悍。我是陆战队员。”
到了星期日，我躺在沙发上研究技术图，为星期一的操作做准备。我觉得身体状况糟糕透了。十月过后，我该去度个假的，但是如果我想要保住投资人，就没有时间去度假。我确信如果能在沙发上打发一整天的话，就能够在下周上工前得到充分的休息，可惜天不从人愿。
十一月五日星期一，我一起床就感到喉咙沙哑、全身酸痛。“去他的陆战队!”我跟奥黛莉说：“打电话给啥克曼。我得去看医生。”我和家庭医生雷蒙·哈克曼(RaymondHochman)约好十点钟门诊。他说我被病毒感染，开了一些含抗生素的处方，命令我躺在床上休息。我吃了抗生素，但却没有办法休息。我得继续为沙伯林纳基金操盘，得在这个月赚到一笔大钱。可是我根本累得没办法交易，所以倒在沙发上收看“金融新闻网”(FinancialNewsNetwork)。
到了星期二我还是只能整天倒在沙发上看金融新闻网。我试着做了几笔交易，但是都不成功，总共赔了三万美元。到了下午五点半，背后和胸前的疼痛已经到了令我难以忍受的状况。这是我一生中头一回怀疑自己快要死了。奥黛莉打电话给哈克曼，但是因为时间已经超过五点，所以他已经回家了。他的服务人员帮我安排在六点半给急诊医生辛(Singh)医师看门诊。我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衣服，然后栽进一部计程车里。
辛医师直到七点十五分才出现。当他终于看到我时，我的体温已经高达华氏一五度，心电图读数也相当不正常，医生劝我最好住院做深入检查。讽刺的是，正如我和人面狮身在十八年前所预测的一样，真要感谢健康保险和医疗给付制度，让每个挂急诊的人都得待在急诊室外面等待，即使我付了数以百万计的税，而且只住在八条街的距离外，还是因为没有房间而无法住进纽约市立医院。我被推进急诊室时，他们根本什么都没做。除非你被枪击、被刀刺伤或是发了精神病，否则急诊室里的工作人员根本连正眼都不会瞧你一下。
辛医师照理应该在我们之后立刻赶到医院的，但他再一次迟到了，直到九点十五分左右还没出现。奥黛莉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他的助手说他因为有事耽搁了，但是请我们不要担心，医生正在赶来的路上。可是他仍然没有出现。到了十点整，我已经气得没有心思去害怕了。“让我们离开这个鬼地方。”我告诉奥黛莉：“我恨这个鸟城市!”我那一夜就在厨房的桌子上抱着四个枕头勉强入睡。我的姿势看起来就像一个虔诚祷告的修道士，但这却是我在当时惟一能够用来克服肺部压力的方法。
到了星期三，我的病情一点也没有好转，在读完两封刚收到的传真后，觉得更糟了。其中一封传真是来自伦敦的亚伯特。贝克渥，另一封是来自巴黎的皮耶·莫德。第一封的内容很唐突：
请将本传真视为本人赎回所持有之沙伯林纳海外基金持份之正式通知。生效日为一九九一年一月一日。
第二封的开头就客气多了：
早安。我们想卖出一、二九、八五五单位的沙伯林纳海外基金。请以传真或电报告知我们应采取哪些手续以配合贵处之作业，谢谢。
老鼠们已经开始出现弃船的动作了。我真想用下面这种方式来回覆：“各位早安，拿着你们的一、二九、八五五单位基金，把它们塞到你们的臭嘴巴里，这就是我要请你们配合的事。”但是我没有力气去回这封传真。
第一次住院
当天早上稍晚，我们又到哈克曼的诊所去看病。坏消息是我的感冒已经发展成肺炎了，而且两个肺叶中都有积水。好消息则是哈克曼动用了一些关系帮我弄到一间私人病房。我们在下午一点钟到达医院，但是却又多花了三个钟头才拿到住院许可。真要好好感谢蓝十字会、健保以及医疗给付制度，医院可以规定一大堆他们认为必要的检验来决定你是否可以住院，并且从中再捞一票。我因此必须做全套的心电图测试、血液检定以及X光照射。在此同时我的体温已经高达华氏一三·三度。我真的病得很厉害，但却只能在一个吵嚷不堪的房间里独自躺着，拉开衣服、卷起袖子，等着轮到我做检验。真是荒谬到了极点!
终于我可以住进那间单人房了。奥黛莉雇用了全天候的私人护士。他们要价每天七五美元，但在那种情况下，我才不在乎呢!我知道得要有人仔细地照顾我，我需要那种专为帮我战胜病魔的人。通常这个人会是奥黛莉，但奥黛莉没办法整天寸步不离地守着我。她得在家里陪着孩子们。
现在我终于住进了病房，一大堆的医生和护士川流不息地在我的房间里进进出出，每个人的手上都拿着注射针筒，他们开始不停地在我身上抽血、抽血、再抽血。他们在我身旁放了一个架子，以便我如果病情好转想起床时可以支撑，可惜我的病情根本没有好转。我一直问医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他们只是一再漠视。他们根本就不在乎我是不是冠军操盘手，在这里我只不过是他们另一个病人。真要感谢我的私人看护依莎·斐德利克森(EstherFrederriksen)。依莎从来不会让那些医生不看我一眼就走开，她在了解医生要采行什么样的医疗程序前也不会让他们碰我一下。她也不停地看着我的心电图、检视医疗仪器、仔细地向医生询问、对付那些护士，并且持续问我感觉怎么样。
医生和护士们一直都在我身边来来去去，打针、打针、再打针。依莎告诉我他们之所以要抽这么多血，是因为要确定造成这次生病的病因是细菌还是病毒。纽约市立医院传染性疾病科的主任亲自检验我的病例。依莎说这位主任之所以这么开心，是因为他在过去四个月中，已经在医院里看过四个相同的病患，这四个病例都是病毒性感染。“舒华兹先生，”依莎向我解释：“如果你的病因是细菌性感染，他们可以利用抗生素来治疗。但如果是病毒感染的话，他们就只能任由病毒自由地发展下去了。”
“那，他们准备怎么做呢?”我说。
“他们就会开始由静脉注射红霉素，那是一种用来治疗呼吸道感染的抗生素，另外他们也会帮你注射头孢菌霉素，那是一种用来治疗支气管和喉咙感染的抗生素，还有……”好了，好了，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在依莎向我说明完毕前，我的手臂上已经多了几支针筒。
药物的作用终于展现了。整个晚上直到第二天早晨，它们开始击退病魔。到了九日星期五的下午，我已经觉得好些了。二点四十五分，依莎还没推我到楼下去照X光之前，我打电话给芝加哥的经纪商艾维·高费德。因为当时的利率水准很低，所以我相当看多，而我也随身带着Metiplex随身型报价机，这个像呼叫器一样的小东西，可以提供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期货报价，所以我知道目前的市场状况如何。“艾维，”我尖声说着，试图以平常的音调来说话：“帮我用市价买进四百口十二月的契约。”我刚刚买进了四百口三十年美国政府公债期货契约。根据报价机上所显示的价格，我的进场价可能会在“九二二四”，这表示价格是九二又三二分之二四，或者可以说契约总值为九二、七五美元。
“马提，你确定吗?”艾维说。“你不是应该正在休息当中吗?”
“是啊，我很确定。事实上，帮我改成买进六百口吧!”
“马提，你这个白痴!你不是已经住院了吗?你在搞什么鬼啊?嘿，你最不需要的东西就是额外的压力。”通常，我会对艾维大吼一顿然后叫他照我的话做，但是现在我已经虚弱到没有力气和他争论了。
“好吧，那只要帮我买进四百口就好了。可是我要你马上就给我买进。”
在整个周末里，我的身体状况不断改善，当我的体温下降到华氏九九·八度时，公债期货的价格也上涨到九三一了。当市场在十二日星期一开盘时，我卖出了那四百口期货契约并且赚进十一万二千五百美元的利润。果然，卖出了那些债券期货让我脸上恢复了血色，我告诉哈克曼医生我希望回家。又有另外两个沙伯林纳海外基金的投资人通知我要赎回资金了，因为新的资金分配(五%投入期货市场，五%投入股票市场)对他们来说风险太高。我得开始想办法赚一些真正的大钱。
哈克曼同意让我出院，所以奥黛莉就在十三日星期二的早晨到医院接我回家。那天我一直从下午工作到晚上，补画技术图形、计算技术指标，试着让一切回复到我能控制的状态下。我在大约十点时上床就寝，并且马上进入梦乡，但是在星期三的凌晨一点半时，却因胸口剧痛从睡梦中醒来。这种疼痛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阵强烈的刺痛从我的心脏穿刺而过，我不认为是心脏病发作，但是每呼吸一次，就会引起一阵阵深入脊髓的疼痛。奥黛莉开始为我按摩胸部，试着减轻我的痛苦，但似乎并没有什么效果。我们打电话给哈克曼诊所里的服务人员。医生总算在凌晨四点的时候回电，奥黛莉向他详细叙述我的情况。“先让他吃两颗止痛药减轻疼痛，再吃两颗镇静剂帮助他入睡，拿一张电热毯放在他的胸口保温，我明天一早再打电话给你们。”我终于入睡，然后在早晨七点半醒来，全身都被汗水浸透。
再度住院
到了九点，哈克曼打电话来。“马提，我不希望你四处走动。”他说：“我已经安排好在十点四十五分时，由克利斯多杜罗医师为你做心电图，这位医师的办公室就在你住的那幢大楼里。我们那四个被病毒感染的病人，最后都验出来有心包炎(Pericardities)的反应。”
回声心动描记法检验证实了我们最害怕的事。我得了心包炎。在我的心包中开始大量积水，在心脏四周包围着膜状囊组织，而这些积水压迫到心脏，引起我强烈的疼痛。所以我又住回医院去了。
再一次哈克曼动用了一些关系帮我弄到一间私人病房。而奥黛莉也再度请依莎来当我的全天私人看护，而那些如潮水般进进出出的医生和护士再度穿梭在我的房间中，每个人都拿着针头在我身上抽血。上一次住院时，我很介意这些事。但是现在我简直吓坏了。之前有毛病的是我的肺，现在有问题的是我的心脏。
我的体温一直往上窜升。从华氏一零三、一零九到华氏一一六度。我的身上插满了各种注射针管，其中一条插在右手臂上注射着加入红霉素的生理食盐水，另一条插在左手臂上则注射着头孢菌霉素。第三条插在身上的针管是一支导尿管，它只是用来收集我膀胱中的尿液，但却是我最痛恨的一条针管。
高德医师是胸腔外科的医师，他过来向我解释目前可以选择的治疗方式。“舒华兹先生，”他说：“我们准备要试用抗生素来控制你体内的感染状况，但你知道的，如果你的心脏四周还是继续积水的话，就必须动外科手术加以治疗。”这是我最不想选择的方案。
当天晚间七点，奥黛莉来看我。在说完孩子们的事后，她提醒我金克劳德(Jean-C1aude)今天打了一整天电话找我。金克劳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寄生虫，他是另一个专门介绍欧洲有钱人和热门基金经理人接触的掮客。和威利(在苏黎世帮我找客户的另一个掮客)不同的是，金克劳德的办公地点位于纽约市的世贸中心。如此一来，他可以随时留意与他合作的基金经理人的动态，而他那个在瑞士当银行家的哥哥金皮耶(Jean-Pierre)则在欧洲帮他挖掘客户。在过去的十个月当中，金克劳德简直就是一个令我讨厌到极点的头痛人物。他总是不断打电话给我，在我做交易的时候打扰我，多嘴多舌地跟我说要怎么样才能让基金操作得更好。“马提，马提，你要好好操作，你的基金比起别的基金表现较差，你的绩效得更好才行!”
金克劳德告诉奥黛莉他得立刻和我谈一谈。当奥黛莉告诉他我再度住院时，他希望知道我住的是哪一家医院。他说要来看我，但金克劳德担心的可绝对不会是我，他担心的是他的钱。当奥黛莉不愿意告诉他我住在哪个医院时，他开始有点发火了。“如果马提在本周结束前没有和我连络的话，我就要把我客户的钱，转到另一个愿意回我电话的人那里去。”
我告诉奥黛莉回家去，不要理会金克劳德。我因为药效发作而头昏得没法子和奥黛莉多说什么，而且胸口也痛得没有心思去担心像金克劳德那样的瑞士黄鼠狼。奥黛莉离开后我试着要睡一下，但是大约在晚间九点时，我突然觉得眼前一阵天旋地转。“依莎，救命啊!”我尖声叫着：“我快要死了!”接下来我只知道一部急救推车推进了我的房间。
依莎按下了紧急求助铃。那些药对我而言都没有效果，我心包里的积水已经急速增加到直接压迫心脏的地步。我的脸色发青，血压降到只剩下四、五的状况。在几分钟之内，一整个急救小组已经围绕在我床边。我的头旁边有一位麻醉师，一位胸腔外科医师伏在我的身体上，床脚则有一位心脏专家监看着心电图，甚至有一位医生连电击器都准备好了。我身边的人不停地大声说话，喊叫着仪器上的读数，并且下达指令。“血压六—八，还在下降中。”“给我五CC。”“血压五五—七。”“心跳一六，非常急促而微弱。”“血压四—五，我们快要失去他了。”搞什么!失去我?“救我，救我，请不要让我死!”我气若游丝地说着。脑海中浮起女儿和小儿子的脸孔。“求你，求你，不要让我死。”医生开始将我的血压稳定下来，但双腿却因为医生将一些冰冷的液体打入我体内而开始剧烈颤抖。我再度昏厥。
我在一张推往加护病房途中的担架床上醒来，身上满是连接管子的注射筒。一根导管从我脖子上切开的一个口子中接出来，在外面摇晃着。很幸运地，高德医师也是一个工作狂。他刚刚才动完一个开心手术，一直忙到深夜，然后睡在医院里。当我看到他时，他只说了一句：“我们马上动手吧!”
高德医师通知奥黛莉，准备马上为我动手术，但是奥黛莉必须照顾孩子们无法抽身，只好打电话给她姊姊琳达，把她从睡梦中挖起来，等着她到我们家来。在此同时，我可能已经开始动手术，并且可能再也看不到她了。就在我要被推进手术室之前，一个非常美丽的护士对我说：“舒华兹先生，很抱歉，但是我们必须把你的结婚戒指拿下来，你不能戴着戒指进开刀房。”
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人，平常总是随身戴着结婚戒指。就算有某些特殊状况不得不拿下来时，心里还是觉得我戴着它，由于我在婚后体重一路上升，手指上已经留下明显的戒痕。我试着把戒指拿下来，但是没有办法。我被注射了太多的液体，而且臂膀和手指都因为吃药而有些浮肿。那位护士用一些肥皂和水，很温柔地把戒指从我手指上拿下来。我强忍着泪水，对她说：“拜托你把我的结婚戒指拿给我太太，并且告诉她，我希望她能够有机会把戒指再戴回我的手上。”
凌晨四点半，他们把我推进手术室。我平躺着看着手术台上的灯光逐渐放亮，心里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再看见阳光。他们把我从活动病床上移到一个小小的不锈钢手术台上。我硕大的身躯几乎没有办法配合它的大小。他们注射了另外一个针管到我左手背下面的静脉里。一位麻醉师开始用一种低沉、自信而平稳的语调在我耳边说：“马提，我们现在要把你的手包起来。”我的右手臂被包裹起来并且固定在床单上，左臂也被包裹住然后放在我身边。“现在我们要把一个支架放在你的背部下方，这样就可以让高德医生看清楚下刀的部位。”当他们把那个支架放在定位时，我可以清楚感觉到它的坚硬和冰冷。“现在我们要在你的头上盖上保护巾。当麻醉开始时，你会昏迷几秒钟。现在我要你从一百开始倒数。好，开始倒数吧!九九、九八、九七……”当我数到九六时我的身体有一阵疯狂的感觉直冲到每一条神经。我看到白色的磁砖从面前飞过，速度愈来愈快，好像坐在一列不断加速的云霄飞车上。
一阵干渴的感觉将我从睡梦中唤醒。我的嘴巴简直比沙漠还要干，脑子里惟一想的就是能马上喝一口水。我根本不管身上插满的针管，那些针管和我身上的疼痛告诉我我还活着。一个护士靠上前来。“早安，舒华兹先生。很高兴你平安动完手术了。觉得怎么样?”
“水，”我沙哑地说着。
“不行，不行，还不能喝水。医生马上会来看你，然后我们会把你转到加护病房去。”
“痛!啊…好痛啊……”
“这样就好。疼痛表示你已经好多了。等一下你被送到加护病房去时，他们会马上帮你注射一些吗啡的。”
我再度感到头晕，在他们移动我的过程中，我只觉得四周叮叮咣咣声响不绝于耳，就好像身处于一个电动弹珠台游乐场里似的。然后才发觉我已经被送到加护病房，而那些嘈杂的声音是来自病房中用来观察每个生命垂危病人状况的医疗仪器。一个挂在墙上的大型时钟显示时间是十一点半。现在，我感觉好多了。一定是吗啡发挥了药效。
我开始向四周观察，检查每一部放在我身旁的机器，试着看懂机器上所显示的数字到底代表什么意义。虽然我身上安装了一根导尿管，不管目前我所能争取回来的有多少，我还是不放弃重新建立一些对自己人生的控制权。我的注意力转移到床边的一个大型电视荧幕，上面显示了五个项目。一个心电图持续在荧幕上跳动，下面是一个小格子，里面用绿色的数字显示着我的血压(八二—一三四)，心跳速度(九八)，血液含氧量(九七)，和心脏压(八/一)。这些数字让我想起了我的Quotron和Metriplex报价机。我开始做一些呼吸练习，来测试一下我是不是能控制自己的血压。我不停地吸气、吐气、弊气，眼睛盯着机器上的读数，七八—一三，八六—一三八。
“巴奇!停止这么做!”我的心思太专注于那些仪器的荧幕，以至于没有看到奥黛莉已经走进病房。她转头对跟着她一起进来的护士说：“你们这些人在干什么?他平常就是盯着荧幕过日子的。你们如果想要让他的血压降下来的话，就快把这些该死的机器挪开。”那个护士照办了。
感恩节的短暂团聚
当你只能躺在床上盯着时钟看时，时间似乎过得更慢了，而这正是我在接下来五天里惟一能做的事。当我在做交易时，从来不觉得有足够的时间，总是希望时钟能够停下来等等我。现在，我在心里不停催促时钟走快一点，因为我知道随着时间逝去，我的情况就会逐渐恢复正常。我的目标是先把体温降下来然后回家过感恩节。而我真的办到了。二十二日星期四，感恩节当天，奥黛莉来接我回家。我没有力气坐在餐桌旁用餐，药物治疗使我仍然不很稳定，但是至少已经出院和家人团聚。我已经很心满意足了。
整个周末中，我都在整理上周不在时所堆积下来的邮件。一封苏黎世来的信中说道：“请贵公司照本人先前指示，将本人所持有之沙伯林纳海外基金全数赎回……”在拉柯许·巴格瓦、奇德，及琵巴帝公司的来信中说：“本人在此请贵公司赎回本人持有之沙伯林纳海外基金……”开曼群岛来的信中提到：“请照本人于十一月十三日去电中之指示，确实赎回所有持份……”来自巴哈马的邮件也写道：“谨以此信通知您本人将要求赎回本人之持份……”，“我们要求‘立即’赎回所有持份，最晚期限为一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人将于今年底取回所有投资于贵处之资金，本人对贵基金操作风险之提高深感不安……”最后，有一封芝加哥来的信中说：“请将本信视为豪斯曼国际公司之正式通知，本公司已决定将于贵处之账户完全结清，并终止原先之协议……”又有另外七个投资人，包括豪斯曼和另外总额达五百万美元的资金从我的基金中抽走。你想像不到在其中至少有一封信竟然写道：“附注：希望你早日康复。”不过他们真正在意的只是他们自己的钱罢了。
我希望他们是最后一批要赎回沙伯林纳海外基金的投资人，可惜我又错了。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一的早晨，又有一堆传真、信件和快递送到雷克辛顿街七五号，里面全都是坏消息。巴基斯坦的客户要求赎回。我在巴拿马的投资人用西班牙文告诉我：“再见!”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人都用他们的母语告诉我同一句话：“再见!”我的基金在一个月之内从七千万美元的规模一下子缩水成四千五百万美元，而我还得继续撑过十二月。我真的必须好好赚一票才行。
但首先我得去看高德医师。他要在星期一帮我拆线。想起又要再回到医院就让我感到痛苦。我确信一旦进了医院，他们又会把我给留下来，然后那个痛苦的过程就会重来一遍。可是我猜错了。“马提，你的手术部位恢复得相当好，”高德说：“但是你还没有完全复原。你可以回家，放松一下，可是不要让自己承受太多的压力。”
我整个星期中都在做交易，但是在十一月三十日星期五那天市场开低时，我开始觉得胃部好像停滞不动般地郁闷，身体感到疲惫不堪，心里很想轧平手上所有的部位。我一直撑着直到市场开始上涨才把所有部位抛出，可是在我卖出后债券市场才开始迅速向上猛涨。我的体力完全耗尽，几乎没有力气把握这一波涨势，可是我怎么可以在多头列车终于开动时，只是呆呆站在月台上看着车子开走呢?管他个高德医师!我得要让那些卖出我基金的浑球知道我仍然是冠军操盘手。我打电话给高费德，并且建立了六百口债券期货的多头部位。
三度住院
十二月一日星期六，我几乎没有力气从床上爬起来。当我在计算上个月的操作绩效时，我的体温上升到华氏一零五度。到了星期天下午，体温已经高达一一二度，我知道又有麻烦了。奥黛莉打电话给哈克曼，他要我马上去医院的急诊室报到。当我到医院时体温已经升到一二八度。很幸运地，是高德医师——那个和我一样的工作狂在那里。我求他一定要让我好起来。我问他需要什么东西，只要他开口，我就帮他弄到手。他觉得我在开玩笑，已经开始胡言乱语了。“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对他大吼。或许我真的是在胡言乱语了。
“好吧!嗯，既然你这么说的话，我就要个新的立体音响好了。”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说。
“奥黛莉!帮高德医生买一组立体音响。”我大叫着：“免费送给他!现在，医生，请你救救我的命吧!”
高德医师马上开始为我做心电图。问题出在我的心包囊又开始积水了。他向我们报告了一下我的状况，“我要再送你回加护病房去观察你的冠状动脉功能。我们不想再动一次手术，但是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用药物来控制病情的话，就必须开刀摘除你的心包囊，没有它你一样可以正常过日子。”
CBOT的债券期货在星期日的晚间也开盘。在前往医院的途中，我打了一通电话给艾维·高费德，并且留话要他立刻回电话给我。或许在没有心包囊的状况下我还是可以过日子，但是我可不确定我的身体状况能不能受得了再动一次大手术。我必须轧平那个债券期货部位，当那些贪婪的投资人打电话来想知道他们的钱操作得怎么样时，奥黛莉可以告诉他们一切都很好，即使我死掉了也一样。
我躺在床上，仔细听着身旁仪器嘈杂的声响，心里想的却是我的债券期货部位到底怎么样了。有一位护士拿了一支电话走到我床边。“舒华兹先生。这是你的私人医生高费德医师从芝加哥打来的电话。我们把你的状况向他报告过了，但是他坚持要和你说话。”高费德医师?
“怎么样，马提，他们不肯把我的电话接进来。没有人能打电话进加护病房。所以我告诉他们我是你的私人医生，而你想从我这里听一听意见。”
“哦，你真是一个好医师，艾维。”我轻声地说：“那你的诊断如何呢?”
“你已经赚了十点，大约是二十万美元。你想要怎么做?卖出吗?”
“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谢谢你啦，高费德医师。”
第二天早上，我真正的医生帮我注射类固醇，而感谢高德医师，这个疗法真的有效。我的高烧开始神奇地减退，心跳速度也从每分钟一百四十下回到每分钟九十下。我终于在十二月四日离开了医院。从十一月七日开始，我总共进了医院三次，总住院时间长达二十六天。当然在这段期间内我为我的投资人赚进了五十万美元，但是代价又是什么呢?我的医院账单就超过了十万美元，但这终究只是金钱上的花费。真正让我感到心痛的是，虽然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为我的投资人尽心尽力赚钱，但是在生病住院的这段期间，竟然没有一个客户寄任何一张简单的卡片给我，关心一下我的健康或是安慰一下我的家人。
我回家并回想起这场恶梦开始前的那天晚上，我和麦克·施密斯会面中的谈话内容。如果时空换成是现在的话，我会对他想要募集基金的计划有什么评语呢?我曾告诉他为了操作别人的资金而付出太多心血并不是一件值得的事，我也会告诉他不管得到金钱上多大的报酬，为那些对你一点也不关心，甚至不在乎你死活的人工作是毫无价值的。
我一直都想和市场中的高手们一较长短，而在某段时间内我也的确办到了，但结果却几乎要了我的命。金额庞大的基金对都铎琼斯、索罗斯、德拉肯米勒、罗勃森、贝肯以及考夫纳这些操盘手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事，但是对我来说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发现我是一个非常纯粹的操盘手，不喜欢任何人来干涉我在操作上的决策，也不想为那些我一点也不喜欢的人负责。我只想要享有自由自在的生活，并保有健康。
虽然如此，我还是决定继续维持基金的运作，我还是相信我可以找到一些欣赏我和我的操盘能力的投资人，并且在这样的状况下操作一个金额具规模的基金。
在寄给投资人的十一月份绩效报告中，我写道：
十二月十四日，一九九零年(我最后一次住院的出院日)
亲爱的伙伴们：
我对于十一月份的操作绩效延到今日才送交给您感到万分抱歉，但正如同部分投资人所知，我在上个月感染了一种神秘的病毒，起先像是肺炎，但最后却漫延到我的心包囊中。为了挽救我的生命，我在十一月十六日的清晨进行了一项必要的外科手术……
我预期一九九一年将是一个远比今年来得更有生产力的年度。我们的基金规模将在一九九一年下降为四千五百万到五千万美元左右，如此一来应该可以使诸位投资人的报酬率更为提高。将资金继续留在本基金的伙伴们现在就像是我的一家人，我将在一九九一年更加倍用心为您服务，特别是在我由死神手里走过一遭后。
两堂重要的人生课程
一、在压力摧毁你之前先把它化解掉
雷·古拉(RayGura)是一个古板、有着一头白发又固执的选择权操盘手。他坐在一个拥挤吵闹，充满着不成气候、一心只想混口饭吃的操盘手办公室里。我是在八年代初，刚离开Amex到场外自行操盘时认识他的。贝尔·史腾公司给了我一间位于交易所附近的私人办公室。而雷的办公室就在我办公室门外。
有一天我正在史坦普指数期货上建立一个很大的部位，压力正开始慢慢在我心中堆积起来。市场正在下跌，而我仍继续在那个本来就不小的部位上加码摊平，在一路下滑的走势中加码买进是我几乎从来不做的事，但是我的技术指标一直告诉我市场已经超卖，应该会出现一个反弹走势。此外，奥黛莉在那一天休假，所以并没有在我身边提醒我已经违反了自己最优先，也是最重要的守则：绝不让自尊心控制你的交易行为。
当汗水从我的额头上滴下来时，我开始找一些方法来解除压力。我笨拙地在桌上摸索着，找到一只铅笔盒，把它放在头顶上，然后跑到雷的办公室，跳到雷的桌子上，开始轮流踩在每一张桌子上，拿着那个铅笔盒跳舞并大叫：“我买进喽!我买进喽!我是他妈的死多头哦!”
当你正处于输钱的状况，而且开始脑袋空空的时候，该尽快采用任何一种可行的方法来帮助你理清思绪。不管你是一个市场老手还是初出茅庐的菜鸟，都不能失去你的客观性。
我藉着跳到桌子上跳舞来抒解压力，因为我怕我像在共和党获胜那天放空时一样地停止思考，呆若木鸡。然后我回到座位上坐下来，重新思考我的策略。我依然得到同样的结论——作多是正确的决定。但是这一回我还是为我的部位设立了一个停损指令。不久市场果然开始回转，到了那天收盘时我赚了十万美元。
第二天早晨，雷·古拉走进我的办公室。他手里拿了一颗棒球，球上有一九六零年美国联盟冠军纽约洋基队全体球员的签名。“拿去”他把那颗球拿给我：“我希望你收下它，因为你是那样迷洋基队。”我看着那颗球，上面满布着我心目中偶像球员的亲笔签名。我从小时候住在纽海文时就是这些人的球迷。“雷”我说：“我不能收你的球。而且你为什么要把这颗球送给我?”
“因为你让我和家人赚了很多钱，这就是我的理由。”雷回答我：“昨天当你拿着那个铅笔盒在我们的桌子上跳舞，并且大叫着你持有了很大的多头部位时，我打电话给我在交易所场内工作的儿子和女婿，告诉他们如果你作多，我们最好也跟着作多。马提，昨天是我们在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获利最多的一天，我们希望把这颗球送给你作为我们最诚挚的礼物。”
我仍然不愿意收雷这个具有二十三年历史的纪念球，但经过他一再坚持把这颗球作为他对我深刻谢意的象征品后，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不想无礼，而且也真的深深被这个礼物所感动。今天，这颗球装在一个玻璃盒中放在我儿子的房间里，就摆在他的书桌上。
二、没有人能够死到临头，还拼命工作
一九九二年，有一个名叫肯·库希的芝加哥债券操盘手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想和他一起去看一匹赛马。我当时正想让自己和市场切断往来，并且培养一些新的兴趣。而且从我到过赛马场的第一天起，就一直梦想着能拥有一匹赛马，所以我说：“好啊，我们去吧!”
库肯帮我们买了一匹四岁大，名叫普利班的小雌马。普利班一跑出起跑线就一路落后，她有各式各样的毛病，而且大部分的时间都跟在别的马身后喘气。肯曾经飞到各地去看她参加各项比赛，然后总是打电话给我说：“马提，别担心，她是一匹很棒的马，只是她的训练师没把她照顾好。”或者是“马提，那个训练师说他发现了一种新药可以让她变成赢家。”又或者是“马提，她刚刚才跑出第三名的成绩。这真刺激。你一定要来看看她。”
我并不打算搭飞机跑去看普利班，然后把我的钱浪费掉，但是有一天肯打电话来，说：“马提，好消息。下星期三我们帮普利班报名参加一项比赛，她可不是昔日吴下阿蒙喽!训练师帮她找了一种刚刚由马里兰州赛马协会核准使用的新药，她现在训练时的成绩好得不得了，你一定要来看看她。”
我觉得如果你从来没去看自己的马参加重要比赛的话，那养马根本就失去意义了，所以我决定从纽约赶去巴尔的摩看这场比赛。“好吧!”我告诉肯：“我会专程拨一天的时间飞去看她。”
我得赶上早晨十点半的火车，但是当市场开盘时，我建立了一些有趣的部位。所以当我发现到了该出发的时候了，我又觉得何必花一整天到马里兰去看普利班?如果她输了，我不但会相当失望，而且又浪费了一整天的时间。除此之外，我并不需要去马里兰，只需要走到最近的OTB去下注就好了。
所以我没有去，结果普利班竟然赢了。更糟糕的是，我在OTB下了二千美元的注，只赢回五千五百美元而已。在赛马场里，普利班的赌盘是十二比一，意思是我每下二千美元可以拿回二万五千二百美元。当我没有出现在赛马场时，肯简直不敢相信我竟然会不去。“马提，”他说：“你得好好把握你的权利啊!”
普利班哮喘的毛病愈来愈严重，我们最后把她卖掉时只拿回一点点钱，比起她赢得那场比赛时的价码要差得多了。我再也没有买进任何一匹赛马，但是或许哪一天我又会手痒也说不定。如果我真的又买了一匹赛马，我一定会好好享受我的权利。有许多人因为失去了客观的看法而在市场中施展不开。花更长的时间工作并不能让你更聪敏地把工作做好。事实上，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
在这么多年的经验中我学到一点，那就是当你在市场中经过一段很顺利的日子后，休息几天慰劳自己一下是很重要的。一般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继续交易，直到再度遇到操作上的瓶颈为止。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在一连串的胜利中休息一下，通常都能把你的表现加以延续。
保持均衡状态。当你的马起跑时，你一定要在场。坐在马主专属的包厢里，尽情地下注，享受一下快乐的时光，并且完全忘掉市场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