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领导者要说别人所不敢说的话。若只想取悦大众反而会遭到失败。
明治维新时，有一次支持天皇的官兵和支持幕府的彰义队发生战斗。担任官兵总指挥的
是长州的大村益次郎。在这场战斗中，由于官兵的力量居于劣势，所以军方的首脑都希望和
彰义队议和。惟有大村认为一定能打胜仗，所以持相反意见。
战争开始时，彰义队的攻势非常猛烈，官兵陷入苦战，尤以黑门口的一场战役最为惨
烈，这时一名守黑门口的队长来请求援助，但被大村拒绝。这位队长很愤怒地说：“你不发
兵，难道是叫我们去送死吗？”大村回答说“对，我正是这个意思。”很快，这句话传遍了
整个守黑门口的军营，大家都非常气愤：“大村要我们去送死，我们偏不死。”结果人人视
死如归，大家都以必死的决心奋战到底，最后终于击退了敌人，保住了黑门口。
此外，大村在第二次征讨长州时，对河边踌躇不进的官兵咆哮说：“你们还不走，最好
统统溺死算了。”这样一面大声地斥责，一面激励部下，终于使全军奋起，而获得了最后的
胜利。大村的话虽然很苛刻，但是在决定胜败的生死关头时，指挥官一味地附和士兵，结果
绝不能鼓舞士气，最后也不会获得胜利的。
所以大村益次郎是一位优秀的领导者，从整个战局来看，胜利全靠他巧妙的战术运用，
鼓舞士气。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又何尝不是由于他的作风严厉，使部下振奋，才得到胜利
的战果。
这个例子，固然是特殊的情况，但是对于企业而言，松下先生认为，领导者该说的话，
就得要严厉地说出来。若想取悦大众，畏缩不前，也许能得到一时的好感；但如果因此而人
心松弛，而后会误了大局。
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发表就职演说时，就曾说过这么一段扣人心弦的话：“各位亲爱的
美国国民，我们不要问国家为我们做了些什么，而要问我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虽然这些
人会觉得，这句话的立场太过僵硬，但是，能说出别人所不敢说的话，领导人的价值才能显
示出来。
一丝不苟的严师，才能培养出业艺精深的高足。
梅若是日本“和剧”的名演员，年轻时拜在山阶泷五郎的门下，学习表演技巧。一天，
他到山阶家学习一出新戏，当他把歌词唱了几十遍以后，山阶老师还是不满意，一定要他唱
到好为止，他一面流泪，一面反复着相同的音律，在他觉得自己的演唱已经无懈可击时，仍
然无法得到山阶的认可。
后来山阶老师因事出去了，梅若以为今天的练习到此为止，所以也就收拾道具回家了。
没多久，山阶老师回来，发现梅若并没有继续练唱，非常生气，就交代家里的佣人说：“你
去告诉梅若，以后不用再来了。”梅若听了非常紧张地赶来向老师道歉，从此以后更加努力
练习，再严格的要求也不敢反抗了。各位读者一定听说过达芬奇画蛋的故事，如果没有达芬
奇老师的严格要求，恐怕也就不会出现这位艺术大师了。
由这两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象梅若、达芬奇这样成功的艺人，都要接受严格的训
练，何况是其他的人？所以一个领导者也要随时学习，并接受严格的训练。在他办理公事
时，固然要公而忘私，对于选用人才，也更要严格地训练，如此才能为国家社会效力。
换句话说，领导者不仅对部属要严格要求，对于自己也不可放松。惩罚犯错的部属，虽
然心里会很难过，但一定要抑制私情，因为在严格的管理下，整个社会团体才有可能受益。
一位成功的企业领导人应对措施的失败负起完全的责任，尽管是部属的失误，也应该做自我
检讨。
日本的明历年间，江户发生一场大火，连续烧了数天，把幕府首都几乎烧成一片灰烬，
市民受到非常惨重的损失。当大火不断蔓延，火势无法控制时，有些官员拚命地设法抢救，
而有些人则慌张得手足失措。等到火势扑灭之后，检讨功过，一些朝中大臣纷纷主张，要来
惩罚那些束手无策的庸官，认为他们应该为火灾的损失负起政治责任。
当时，幕府总管科保正之说：“这场火灾，是德川执政七十年来，最大的一次灾祸。为
了防止类似事故的再发生，一定要严惩罪有应得的失职官员。但过去的法律条文中并没有明
确指出，象这种灾祸的防范责任应由谁来承担，也没有教导大家处置的方法，因此难免有些
官员会手忙脚乱的。所以我认为与其要严惩那些官员，不如根据这次惨痛的教训，订定火灾
处理的规章，明确划分职责，教导市民严加防范，使以后不再发生这种意外，如此才更有意
义。”
由于科保正之的开明作风，使得处罚失职官员的议案不了了之，同时，政府一面展开重
建工作，一面也扩大教育百姓，防止火灾再次发生重演，劫后的愁云惨雾，也因此一扫而空
了。
我们知道，人类都有一种通病，喜欢在事情失败之后，把责任推给别人，或是假借国际
局势、社会环境、商业景气、运气不佳等种种托辞，来替自己找借口。象这种不负责任的态
度，是一种最要不得的行为，因为如果发生问题，往往是自己控制不当所造成的。所以当我
们决定要推动某件业务时，除了事前详细规划，并严谨慎重地去执行外，一旦面临问题时，
也必须要挺身而出，以扭转局势，如此才不至因为彼此的推托，而使事态严重发展。
科保正之曾经说：“站在领导地位的人，一旦措施失败就应负起完全的责任，尽管是部
属的失误，也要检讨是不是自己交代不清，或是监督不周？绝不可认为错误是别人的，完全
没有自己的责任。”
以江户大火的事件来看，科保正之认为，在责备部属的错误之前，领导者应首先考虑到
是否因自己没有远见，而蔬忽了规定处理的方针，或教育百姓进行防范。所以火灾的发生，
领导者也有不可逃避的责任；因此，不能不先检讨自己，就随便惩罚部属。
科保正之以最高总管的职位，不但没有骄矜，反而有如此正确的主张。也难怪他这种防
范于未然，又能事后负责的贤名，得以远播。
领导者要明白掌握何时该进，何时该退的分寸，以便在重大时刻作出明智而正确的抉择。
明治维新在近代日本发展的过程中，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是一个转折
点。而其中最重要的关键，则是“奉还大政”。所谓奉还大政，就是把原先握在幕府将军手
中的政治实权，归还给明治天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的战争。牺牲了
多少人力和物力，才得到最后的成功。
明治维新成功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在于未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的身上。由于他深明大
义，适时而退，把手中的政治大权，以和平的手段移交给天皇，并有效地控制了各地封建顽
固的保守势力，使日本能依明治天皇的意愿，实行民主主义，发展富国强兵的政策，这在过
去封建社会中，是一件难能可贵的典范。
“奉还大政”固然是当时开明人士一致的建议，可是能否顺利完成则完全操在德川将军
的一念之间。最后，他作了明智的决策，顺应了时代的潮流。虽然各方面反应不一，但近代
日本历史却证明了这项决策的正确，并为日本的高度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在当时德
川庆喜将军是怎样作出这么明智的决定呢？这是因为他个人深明进退之道，换句话说，在自
身何时该进、何时该退之间，把握住了正确的方向。
自古以来，正确无误的进退之道，被当作贤人处世的最高标准。企业领导者该进则进、
该退则退，不只是个人修养的象征；同时，当他带领众人投入建设、生产、战争或其它种种
行动时，在进取防守之际，更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才不会在事到临头时，作出错误判断。
当然，要做到正确的进退，非常困难。以人性来说，每个人都有贪功冒进的缺点，但遇
见阻力后，又往往畏首畏尾，不敢挺身而出，这就是不该进而进、该进而不进。又譬如身居
高位，尝到权势的滋味后，叫他放弃已有的权势，往往使人深感屈辱，而造成纷争。所以，
如果在形势上非领导人引退不能解决问题时，若不能坦然引退，就没资格称作领导人物。
古代的许多战史可以证明它的正确性。譬如说，许多名将固然从胜仗中累积了强大的实
力，但有更多的例子则是在失败隐退中蓄力复出。德川庆喜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能顾全
民众的将来与国家的发展，坦然从权倾一国的至尊之位引退，使德川家族与平民并齐，归于
平淡，却引导出一个更辉煌雄伟的日本。领导者实在应该多多学习庆喜的胸襟与度量。
赏有信，罚必果；孔明“挥泪斩马谡”虽然令人鼻酸，但领导者不能不取信于人。
中国的三国时代蜀汉宰相诸葛亮命令马谡率领精兵，防守街亭要塞，和北方的强敌曹魏
对峙。后来，曹魏大军来攻，马谡一不该疏忽诸葛亮“紧守”的指示，二不该拒绝副将王平
的忠告，而仗恃着自己的才干，轻率出兵会战，结果导致严重失误，全军覆灭，街亭也固而
失夺。
马谡撤回之后，依照军法，身为将帅故违军令而导致失败，应处斩刑。马谡是诸葛亮一
生中最喜爱的部将，以私情而论，诸葛亮心中非常不忍。可是马谡所犯的过失已经严重到动
摇蜀汉根基的地步，如果诸葛亮不能明快的处置，将来无法维持民心士气。所以为了对蜀汉
的全体军民有所交代，诸葛亮内心悲痛，泪流满面，终于还是下定决心，把马谡斩首示众
了。诸葛亮斩马谡之后，还深深悔恨自己无法看透他人的贤智和愚昧，把防守要塞的重任交
给一个轻率的将军，而贻误国家大事，所以深感自己也有连带责任。于是就亲自觐见蜀帝，
自请处分，要求从宰相降为右将军。虽然蜀帝一再安慰他、重用他，但是他这一连串大公无
私的明快处分，已经赢得蜀汉军民无比的敬爱，所以后来他出兵讨伐曹魏时，民心士气大
振，打赢了好几场战役。
“信赏必罚”自古以来即是领导者所应遵循的法则。有功劳的，一定要奖赏，否则谁愿
意卖力贡献？有过失的，一定要惩罚，否则谁会谨慎处事？切实做到信赏必罚的地步，团体
的纪律才能获得有效的维护，团体中的每一个人也才会尽心尽力，不敢怠忽职守。相反的，
做好事得不到奖赏，做坏事不受到处罚，人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胡作非为，那么整个纪律及
秩序都会遭到破坏，社会将成一片混乱的局面了。
信赏必罚的重点在及时和适度。立刻施行，大家才会知道效法和警惕。所谓“适度”，
就是奖惩的程度要适当。大功大赏，小功小赏；大过严惩，小错薄罚。一定要在公平的范围
内处理得让人心服口服，奖惩才有意义。如果因为私心，小功给大赏，或是大过而薄惩，那
么所引起的后果，可能比不处置还严重。要做到真正的“信赏必罚”固然不容易，可是成功
的领导者还是可以把握住分寸。以诸葛亮为例，他以身示教，不但忍心斩了最喜爱的将领，
并且自请处分，以示负责。他的态度固然诚恳感人，而他的意念更是公正无私，在这种情况
下所作的处分，一定可以对众人有相当的警示作用。
虽然坚信“成败操之在我”是一种主观和过度自信的危险讯号，但一个领导者绝不能是
个完全的宿命论者。
日本战国时代每战必胜的名将武田信玄，曾经说：“每个人遭遇失败时都会说：‘这是
天命。’其实这是一种最要不得的推托之辞。在我看来，失败的理由只有一点，那就是在作
战的计划上一定有严重的疏忽。假使作战的布局十全十美，根本就没有留给对手可乘的机
会，怎么可能打败仗呢？”这句话真是豪壮的至理名言。
的确，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失败归咎到“命运不好”。其实，古人不是也会拿“胜败是运
气”、“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些话，来推诿责任吗？可见这不只是人性的弱点，而且也有许
多人在观念上相信运气是支配成败的因素。
松下先生认为，完全相信命运固然是错误的观念，但完全不信命运也不一定是正确的态
度。
武田信玄认为一切成败都操在自己手中，这种想法虽然太主观，而且是个过度自信的危
险讯号，不过我们只要详细考察信玄所处的时代背景，就会明白他这么认定的原因。他生存
的时代是一个天下分裂、群雄并起的混乱社会，在那种形势下，领导者如果不能紧强自信，
就必然会遭到败亡的命运。为了求生存，他不但要不停地参战，而且不容许任何一次的失
败。这就是信玄所以要不断地自我反省与检讨，改正缺点，以十足的信心向命运挑战而不妥
胁的原因。试想，如果那时的将领只是随便摆个阵势，失败了就叹口气说“时也、命也”，
那还成吗？所以我们得承认，信玄这种不服输，而且能查找过失的作风，是值得领导者学习
的。
再以企业的经营来看，一种事业，可能会赚，也可能会赔本，所以经营者要有可赚可亏
的打算。只要经营者能把握正确的事业观点，也就是说，使用合理的手段进行经营，采取积
极而努力的态度勤奋工作，就算在不景气的情况下，还是可以获得利润、扩展事业的。一旦
亏本，一定要从“事业方针有没有错误”、“经营方法适不适当”、“是否疏忽了自己的工
作”等方面去追究原因，并着手改进。要是能努力到这种程度以后，如果还亏本，才可以想
到“命运”的问题。所以说完全不相信命运也不一定正确。这并不是说，要大家相信命运，
而是说要先有十足的努力、充分的准备之后，才接受命运的安排。
就好象美国登月太空船阿波罗号在发射前的倒数计时阶段，一切预备工作都已完成，惟
一需要用到人力的，就只剩按下发射钮了。那时，太空总署的负责人一定会喃喃自语地说：
“剩下的就交给上帝了。”他这时的心境，真是“尽人事，听天命”的最好写照了。就算武
田信玄也不会完全否定天命。他说不可归咎命运的意思，是说尽了自己最大努力的人，才有
资格接受命运安排。总而言之，命运虽然奥妙，但我们却不能容忍领导者是个消极的“宿命
论”者。
领导者若抱怨部属没有牺牲奉献的精神，就不妨先检讨自己能不能在紧要关头承担起责
任。
丰臣秀吉和毛利元辉交战时，清水宗治替毛利守高松城。由于宗治勇猛善战，秀吉久攻
不下，就筑了一道长堤，引附近的河水来灌注高松城。高松城的四周既被秀吉所包围，城下
又大水环绕，阻挡了援军。城里断粮数日，眼看军队就要陷入绝境。这时，大将清水宗治只
好派出使者，恳求秀吉谈和。条件是自己投降自杀，但秀吉要答应不残杀守城军队的生命。
秀吉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清水宗治在众目之下搭船出城，并在秀吉军营中从容切腹了。
翻寻历史，象这样肯牺牲自己性命去保护部下的将领，虽然不只清水宗治人，但总归是
少见的特例。俗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就是说一位将领的丰功伟业，往往是由许多
部属的枯骨所堆砌而成的。身为将领，要部下为他牺牲，好象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想起来又
似乎有些不合情理，事实上还是有许多愿为领导者牺牲的例子，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从这个疑问中，我们再看看清水宗治。象他在遇到战局不利的时候，肯牺牲自己的性命
去保全部属，这种悲壮气概和责任感，怎能不使部属感动呢？又怎会不为他牺牲？这难道不
是领导统驭上的珍贵启示吗？
虽然，目前的局势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阶级观念浓厚的社会，同时也不是战乱时期，所
以领导者并不需为了保护部属而自杀。但在原则上却还是相通的，那就是说，一旦遇到事
变，领导者必须勇于挺身而出，承担责任。
平时，一个国家的总理要为国民谋福利，一家公司要保障全体职员的生活，都得在紧要
关头有负责到底的精神。一旦领导者有这种气概，部属自然也不愿意让自己的上司平白牺
牲，所以愿意团结一致，共度难关。如果是凡事推托责任的上司，部属也会敷衍了事的。
领导者如果抱怨自己的部属没有牺牲奉献的精神，松下先生认为首先应该检讨自己是否
会在紧要关头承担自己的责任。
所谓“无为”，只是人力上的无所作为，但制度仍运行不违，这才是领导的真义。
中国古代传说中最圣明的皇帝是尧和舜，所以“尧舜之世”被中国人当成太平盛世的代
称。尧舜之世的社会情况到底是怎样呢？据说，有一次尧帝出外巡视，遇见一个老叟，一边
耕田一边唱着歌：
“太阳出来就下田耕种，太阳下山就回家休息。
自己挖井汲水喝，自己耕种来食用。
天高皇帝远，哪里管得到我头上？”
尧帝听见了这首歌，心里非常欢喜。因为他了解到自己的政治措施已经收到实际效果
了。尧帝认为当政的人应该“无为而治”，换句话说，就是帝王要无所作为，放任百姓依着
自然生态之道，得到幸福康乐的生活。只要天下安康、盗贼和作奸犯科的事自然会平息，所
以帝王虽是无为，但实际上却收到“无不为”的效果。
这个老叟能无忧无虑地专心耕种，安享自己的生活，实际上是因为政治清明，在上位的
人没有横加暴敛的缘故。可是这位老叟并没有意识到这点，反而说：“皇帝哪里管得到我头
上？”象这样的政绩不是至高无上的成就吗？
“无为”不是叫领导者完全撒手不去做任何事情，它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是制度的运
行和个人礼义修养要到达某一个层次；第二是百姓的衣食住行必须充裕供应。惟有天下一家
的制度能自然运行，同时个人礼义修养有很高的水准，放任才不会变成放纵。同时百姓日常
所需都有了充分供应，人们才不会被生活所逼，而做出互相残杀的事。
为了创立制度、提高个人修养、充裕物质供应，这些都必须领导者在放任“无为”以
前，先预作策划，否则“无为”不但不能成为“无不为”，反而会变成天下祸乱的根源，这
是身负政治重任的人所必备的先决条件。
企业经营也是一样，当企业规模还小的时候，经营者可能有办法充分掌握到每个细节。
可是随着企业的成长扩大，企业便无法完全照顾到每个细节了。如果身为领导者在公司膨胀
以前，能事前订出计划，建立分工制度，那么企业中的每个人就可以完全依照他在制度中的
地位做事，就算领导者采取放任的态度，但制度可以造成相互牵制的作用，使得工作的推动
仍有一定的方向可循。因此所谓“无为”，只是人力本身的无所作为，但制度本身则仍运行
不违，这才是领导的真义，任何一位领导者都不能不加留意。
领导者必须以各种方法把自己所崇信的真理告诉别人，并身体力行，以身作则。
一生主张要探究真理、实践真理的西洋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因为在言论上触怒了当局而
被判处死刑，在临刑之前，他的朋友和学生纷纷来狱中劝他越狱，并替他设计好逃脱的计
划，但是苏格拉底却断然拒绝了他们的好意。
他说：“我一生中所主张的，就是要国民遵守国法。如果国法有不妥当的，应该以言论
呼吁当局来改革，而不是暴力性的反抗。在国法还没改革之前，就算判决错误，我们仍然必
须遵守，所以我不能因不合理的制裁，就推翻我过去的主张。我想一个人并不只是活下去就
足够，还必须活得正当，而且问心无愧。”于是他从容地喝下毒液，庄严地为自己的主张捐
躯了。哲学家给予大众正当的教导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使社会走向正当的大道。但最重要
的，还是要人人实践。每一样道德教训都不光是说给人听的，而是要实践的。所以不管他的
论调多高妙、道义多高尚，听起来多悦耳动人，如果不去行动，或是所做与所言相反，那么
也就失去教诲的意义，也不再有说服力了。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释迦牟尼、孔子都被称为
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观点指导了数以亿计的人格和数千年的生活方式。原因不
只是他们所提出的哲理有益于世道民心，同时也是他们能以自身的实践来印证自己所主张的
观点。苏格拉底和耶稣为了主张而以身殉道，他们大义凛然的态度感动了人们，使人们产生
无比的尊敬与仰慕。
所以，领导者必须以各种方法把自己所崇信的真理告诉别人，同时更应该以身作则。以
实际行动来教导人们。当然，有时也难免因为理想过高而不能实现，但至少应有以身作则的
气魄，奋力去追寻目标的实现，否则，绝不可能受到别人的敬爱和服从。